贾 康：十六大以来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评述

第一篇：贾 康：十六大以来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评述

贾 康：十六大以来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评述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配套的宏观调控体制走向健全。同时，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五个统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要求。这一时期，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日渐深化，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公共财政体系不断完善并在酝酿着新的突破。

一、财政体制基本框架改革的主要进展

（一）推动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创新。为缓解基层财政困难，逐步解决政府预算级次过多等问题，在总结借鉴浙江省多年实行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经验的基础上，湖北、安徽、江苏、江西等多个省份也开始试行这一体制。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由于各地具体情况差异较大，“省直管县”的类型也不尽相同。有些地区在财政体制、转移支付、财政结算、收入报解、资金调度、债务管理等各个方面全面实行省对县直接管理；有些地区主要在补助资金分配和资金调度等方面实行省对县直接管理。2011年，财政部明确提出，2012年财政“省直管县”改革试点要在除民族地区之外的各省级行政区实现全覆盖。“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实行，在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减少行政成本、推动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实现城乡和省以下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已体现出值得重视的保障和激励作用，并为进一步落实省以下的分税制提供了可适应税基优化配置要求的“财政层级扁平化”前提条件。

在农村税费改革方面，继农业税取消后，“乡财乡用县管”的改革试验在安徽等地应运而生，并在全国大部分省份得到推行。在预算编制方面，采用预算共编的工作规范，即县级财政部门明确预算安排顺序和重点，提出乡镇财政预算安排的指导意见，乡镇政府据此编制本级预算草案并按照程序报批；在账户管理方面，取消了乡镇财政总预算会计和乡镇财政在各金融机构中的所有账户，由县级财政部门代理，并在各乡镇金融机构统一开设财政账户和有关结算明细账户；在收付方面，乡镇财政预算内外收入全部纳入县级财政管理，乡镇支出以预算为依据，优先保障人员工资，逐步实行工资统发。此外，乡财县管还实行采购统办、票据统管和县乡联网等管理方式，并遵循“保工资、保运转、保重点、保稳定”的原则，明确了乡镇财政的支出顺序，优先保证人员工资正常发放和机构正常运转，并向农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倾斜。

“省直管县”和“乡财乡用县管”这两项改革的内在逻辑，是创造在省以下通过实行“扁平化”改革减少财政层级的新局面，并与资源税、房产税等改革事项配合，逐步形成在省以下实质性贯彻落实分税制的地方税体系条件。这两项改革也有望成为逐步实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十七大明确提出的“减少行政层级”改革在实际操作上的切入点。

（二）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和改进转移支付制度。从2005年开始，实行对县乡“三奖一补”的财政奖补转移支付制度，创新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机制。具体包括：对财政困难的县乡政府增加县乡税收收入，省市级政府增加对财政困难县财力性转移支付则给予奖励，以调动地方政府解决、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给予奖励，促进县乡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和降低行政成本；对产粮大县给予奖励，以确保粮食安全，调动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对以前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作做得好的地区给予补助，以体现公平的原则。近年，财政部把落实县级财政经费保障制度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常抓不懈。

二、财政支出管理改革的主要进展

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增强，财政职能和支出保障范围也相应调整优化。财政部门坚持以人为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公共支出功能不断强化，以支出结构优化重点保证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需要。具体包括：公共财政阳光更多地照耀广大农村，大力支持“三农”发展；积极支持教育发展，全面实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并在2008年推广至所有城镇区域，实施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困难学生资助政策，重点解决“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推动和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加大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在城镇区域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做到“应保尽保”之后，把低保制度推行到农村区域，并将低收入家庭住房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支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支持自主创新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贯彻、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2010年以来，财政以资金投入大力支持“新医改”，计划用几年时间构建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初步统计，到2012年年中，已投入财力1万余亿元。2011年以来，配合国家房地产调控新政和基本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财政将棚户区改造、廉租房和公租房建设等（统称“保障房建设”）作为支出重点，予以大力支持。2012年，还将兑现本届政府承诺目标，使年度政府教育投入达到当年GDP的4%。财政支出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有力促进了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三、税收制度改革的主要进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任务和“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改革原则，主要实施了以下税制改革：改革出口退税制度；统一各企业税收制度；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完善消费税，适当扩大税基；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在统一税法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相对于1994年全面、大动作的税制改革，新一轮的税制改革是结构性、渐进式的调整。

从具体的税改安排和进展看：一是农村税费改革全面转向农村综合改革阶段。2004年，财政在改革粮食流通体制中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并全面取消了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2005年，全面取消牧业税，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部免征了农业税；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彻底改变了两千多年来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发生根本性变革；从2006年起，农村税费改革步入了以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各项配套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新阶段；2007年全面推开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了公共财政保障体系。二是增值税转型稳步推进。2004年9月，增值税转型改革以东北地区8大行业试点为开端，正式拉开了序幕；2007年，决定在中部20多个工业城市扩大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并研究制定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方案于2009年之后推开。三是所得税改革迈出新步伐。企业所得税方面，从2008年1月1日起，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两法合并，结束了十多年来内外资企业执行两套税法的“双轨”时代。个人所得税方面，从2006年1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从800元调整到1600元；2008年3月1日起进一步调整为2000元；2011年再次提高为3500元，同时调整了超额累进的税率、级距、级次设计。四是研究实施有利于节约资源能源和开发新能源的财税政策，积极调整和完善资源税政策。2010年下半年，由新疆起步，实施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的改革。在分步推进后，2011年这一改革在区域覆盖面上已扩及全国，2012年后将扩大其品种覆盖面。五是在住房保有环节实施税收改革。2011年启动了上海、重庆两地的房产税试点，将在取得经验后适时扩大改革试点范围。这一改革是密切关系地方税体系建设、房地产业长期健康发展和优化收入分配、财产配置机制的重要制度建设。六是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2012年1月起，上海率先启动了“营改增”改革试点，9月之后，全国将有十个左右省市陆续跟进。这一改革旨在消除营业税的重复征税因素，激励引导原被营业税覆盖的市场主体改变“小而全”、“大而全”倾向，发挥能力、潜力做专业化细分，在减轻实际税负的同时加快升级换代，进而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和优化产业结构。七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中大力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在关税环节选择性地降低税负，对中小企业实施所得税减半征收，2011年下半年将小微企业简易征税办法中的“起征点”由最高5000元提高到最高2万元，等等。这些措施成为“反周期”调控、优化企业经营环境和改善民生的积极手段。八是加强税收征管。2004年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等一批法规相继颁布实施，使税收征管力度加大、规范性提高，促进了税收收入的持续大幅度增长。

四、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的主要进展

2007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决定实行分级管理、分级编制，根据条件逐步实施。这对于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公共财政框架下复式预算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进步。2008年10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年度单独编制，纳入本级政府预算，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按照全国人大要求，中央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于2010年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审查。2008年之后，在中央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框架下，实施了国有大型企业按一定比例（现已形成5%、10%和15%三档）对国库上交年度资产收益的制度，并将在今后继续动态优化。

五、财政管理改革的主要进展

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得到提高，财政运行日益规范。一是在实行“乡财乡用县管”等财政管理改革中细化工作流程，抓好“两基”（基础、基层）管理。二是预算管理不断规范，预算编制和执行的流程机制基本建立，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体系不断完善。2006年建立了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并纳入预算管理，接受全国人大监督，使财政透明度显著增强，管理进一步科学化；2007年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规范发展复式预算体系；2007年还实行了深化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对政府收入进行统一分类，建立新的政府支出功能分类体系和新的支出经济分类体系，清晰地反映政府各项收入的具体来源与支出的内容和方向，改变过去“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的局面，为进一步提高预算透明度、强化预算监督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是财政监督机制逐步健全。坚持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检查相结合，加大监督力度，严肃查处各类财政违法行为，初步建立起实时监控、综合稽查、整改反馈、跟踪问效的财政监督机制。四是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成功开发并应用了预算管理系统、国库集中支付管理系统等电子业务系统，建立了预算编制、集中支付、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和工资发放等基础数据库，财政管理效能不断提高。五是积极推进预算管理中的绩效考评。开拓绩效目标管理、第三方评价、全程绩效监督、重点项目绩效预算等创新方式，着力提高资金综合效益。六是积极推进预算信息公开。中央级各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信息首先在网上公布，接受全社会监督，省和省以下将比照中央级办法实施预算信息公开。七是加强以战略对话和政策协作为中心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完善东盟+中日韩财长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机制，务实推动区域合作，促进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融合；积极利用与西方国家财政和央行部长级非正式对话、四国集团财长会等多边机制论坛，阐释我国在重大国际财金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通过加强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与协调。

六、财政宏观调控的主要进展

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投资的拉动，在2003年成功抵御“非典”疫情的冲击之后，我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和需求不足的阴影，进入了新一轮上升期，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行业和地区投资过旺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倾向趋于明显等问题，说明1998年起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再继续实行已不合时宜。中央根据经济形势等方面的变化于2004年开始研究财政政策的转变思路，2005年开始正式实施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主要内容的稳健财政政策。几年间，财政政策加强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协调配合，使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增长较快、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良好局面。2003—2007年，我国GDP连续五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和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2008年第四季度，面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再次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了以“四万亿”政府投资为代表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与货币政策等调节手段一道促成了2009年二季度后国民经济的企稳向好，并在复杂局面中相机抉择，强化、优化政策的预调、微调，稳中求进，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总的看，十六大以来财政宏观调控实现了“四大转变”，即：由被动调控向主动调控转变，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由单一手段调控向组合工具调控转变，由以企业和个人为具体调控对象向以市场变量为调控对象转变。这些转变标志着我国建立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本适应不同经济运行型态需要的包括目标定位、手段组合、时机选择、组织实施等一系列要素在内的财政宏观调控系统。

总之，党的十六大以来，财政管理改革以进一步构建“民生财政”为主要特征的公共财政为主线，贯彻服务全局的宗旨，努力推进制度建设。公共财政的核心，就是用纳税人的钱和相应的财税政策，优化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关心的公共资源配置问题，为全体国民谋福利。政府以可用财力大力支持解决基本民生问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要求。近年来，财政在有关民生方面的支出，已成为政府预算安排的重点和亮点。加大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义务教育、住房保障以及各项社会事业的投入，致力于多层次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将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政工作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第二篇：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脉络

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脉络

十六大以来，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不断丰富发展，日臻成熟，从更宽广的视野上确立了文化体制改革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十七届六中全会讨论审议有关文化体制改革文件之际，梳理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发展脉络，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其必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有利于进一步凝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共识，从而推动相关改革的进程。

深刻认识文化建设重要战略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根据中央统一部署、顺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新要求，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在思想认识和改革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十六大一方面明确区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强调“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并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分别作了阐述；另一方面，强调要“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并就文化的管理体制、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文化法制建设、文化市场培育等问题作了全面部署。

可以说，十六大对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厘清长期以来困扰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要求的提出则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快车道。十六大以后，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加快推进的新阶段。这与中央对于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的两个重要认识密不可分。

一是中央对于新形势下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的准确把握。

中央以发展的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为基础，明确要求“要充分认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这主要包括：

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指引，强调文化建设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明确提出了要“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因此，胡锦涛一再强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征为依据，强调文化建设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根本途径。胡锦涛分析指出，在新的历史阶段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就是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进入了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们精神文化需要更加旺盛，文化已经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标志。这种快速增长的文化需求，不仅体现在人民群众对于其基本文化权益的日益重视上，也体现在对于社会更好地满足其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文化需求的期待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背景下，我国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也就愈发体现出来，加强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日益成为“新形势下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同时，随着经济基础、社会条件、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新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着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激荡以及愈演愈烈的知识经济浪潮，加强文化建设，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始终具有坚强的思想保证，使亿万人民始终具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使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始终具有强大的智力支持，已经成为关乎我国现代化建设成败的一个全局性问题。

以国际竞争的新形势为考量，强调文化建设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客观需要。当今时代，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经济较量中的文化因素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正因如此，早在2006年胡锦涛就使用“软实力”的概念，指出“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十七大上，胡锦涛明确要求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依然深刻复杂的现实背景下，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增强国家亲和力和影响力，已经成为全面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之举。

总之，“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要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必须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

二是对于文化体制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求的不相适应性的充分认识。

正是由于对新形势下文化建设重要战略意义的深刻认识，使中央更加清醒的认识到了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性问题。可以说，新形势下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以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的充分认识为基本前提，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为根本目的展开的。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文化的传播手段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思想文化交流呈现出分散性、便捷性、跨国界等特点，我国面临的国际文化竞争更加激烈。在此背景下，中央多次指出了我国现行文化体制的不足之处：

“现行文化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愈发凸显。“我们在许多方面还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文化、办文化”，一方面“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相混淆，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因而束缚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一些掌握大量国有文化资源的文化单位，“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缺乏活力和竞争力，尚未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面对文化市场已经出现的多种所有制竞争的局面，有些国家办的文化单位反应迟钝，没有形成进入市场主动竞争的意识和体制，甚至一些文化单位在现行体制下难以为继”。公有制文化单位游离于市场之外，造成“主体”缺位，也不利于国家战略安全；

“文化发展与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引人关注。“一方面，国家的文化资源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外国文化产品大量涌入，文化产品进出口严重逆差”；

现行的文化体制也更加与世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和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不相适应。在新的传播手段加快发展面前，我们“还缺乏适应性和主动性，在体制、结构和管理上反应很不敏感，在运用高新技术形成新的文化创造力上，还不能同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和市场运作相结合、催生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势头相抗衡”。

总之，改变这些不适应状况，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实现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不断丰富发展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的基本国情出发，结合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和十七大的召开为重要关节点，这一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十六大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前，这是在新形势下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丰富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新阶段。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就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基本原则、着力点、基本出发点、基本思路、工作方针等多个侧面阐述了搞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基本要求，特别强调要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发展观，要深刻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特别是经营性文化产业必须面向市场，认识到“面向市场和面向群众是一致的，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与‘三个代表’的要求是统一的，是把这些要求落到实处的重要实现途径。”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把文化体制改革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进一步确定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目标，要求“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对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强调“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于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则“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同时，提出要“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依法规范文化市场秩序”。

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命题。同时，伴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任务的明确提出，胡锦涛还特别强调要“通过文化建设来不断构筑社会和谐的精神支撑”。这在2005年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2005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规定》对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有很强的导向性，有利于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十六届五中全会则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明确提出了要形成“两个格局”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等目标，为我国“十一五”的文化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2005年11月，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农村文化建设。这一《意见》成为我国加强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进一步丰富了中央的文化体制改革思想。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重要指导，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为重要契机，在深入阐发文化体制改革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不同角度和城乡不同特征出发，对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和目标、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等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为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到十七大的召开，这是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

从2003年6月份开始，经过两年多的探索，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试点工作的成功，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系统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2005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肯定了试点工作的成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促进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发展。2005年底，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成为我们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纲领性文件。《意见》总结前一阶段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我国文化体制存在的“四个不相适应”，要求“必须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高度，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上，《意见》分别就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作了全面的阐述，细致规划了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文化企业改革、文化领域结构调整、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培育和健全宏观管理体制、加强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的具体思路。中央的文化体制改革思想有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

2006年3月，中央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努力在“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四个关键环节上实现新突破。2006年9月，中央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一方面明确提出了建设实用、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要求，并从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切实把政府的职能由主要办文化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坚持公共服务普遍均等原则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等方面作了系统的说明；另一方面，明确了影视制作业、出版业等九大重点发展的文化产业门类，提出了优化文化产业布局和结构、转变文化产业增长方式、培育文化市场主体等目标要求，并就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国有文化企业公司制改造、培育文化产业战略投资者、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健全各类文化市场、完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加强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

党的十七大在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的同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高度，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要求。十七大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上，“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并强调“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明确要求“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等改革的具体要求。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对于文化建设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强调，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高度对于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一次重要发展。如果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的话，那么十七大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强调则是从更宽广的视野上确立了其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总之，理论内涵的提出、战略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在理论化、系统化上取得了一次意义深远的飞跃。

第三阶段：十七大以后是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进一步深化阶段。科学发展观的全面阐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正式提出，是十七大两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要理论成果。在新理论、新视角的观照下，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进入了一个深化发展阶段。

这种“深化”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进一步细化对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解。在十七大召开几个月后，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是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为目的，以改革为动力，统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统筹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统筹城乡区域文化发展，推动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这里对于以人为本的强调，对于统筹兼顾的坚持，都渗透着科学发展的血液。2009年8月，中央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树立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将文化体制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目标任务、时间进度和责任主体，形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10年4月，中央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及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意见》，比较系统地回顾了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的工作进展、主要成效和主要经验，指出了2012年前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201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研究问题进行一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指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已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是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深入阐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对于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的重要意义。这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显得尤为明显。一段时间以来，与经济快速发展相比，我国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也同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发展中一些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相关要求下，中央提出了加强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要求。

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初，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大举措中就有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相关要求。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出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要充分发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拉动消费、促进和谐、增强信心的重要作用。

2010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明确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八项重点工作之一加以强调。他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创业；要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2010年10月，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十二五”规划要以“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在建议中，中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十二五”规划纲要进一步从加快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入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加快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完善版权法律政策体系等几个方面对下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体系日趋完善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中央继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卫生体制改革之后作出的有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央围绕着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科学认识，共同构成了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理论内涵。

从指导思想上说，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从基本原则上说，文化体制改革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坚持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包括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重要前提、重大关系及基本策略等。

从目标任务上说，文化体制改革要力争做到“六个形成”，即“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形成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形成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这“六个形成”以完善文化市场体系为核心，从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到培育文化市场主体、改善文化发展环境及对外关系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规划。

围绕着文化体制改革的这六项目标，形成了六条推动改革的主要路径：“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化文化企业改革”、“加快文化领域结构调整”、“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健全宏观管理体制”、“加强对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

可以说，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主要围绕着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以及实践路径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推动改革实践的重要理论武器。那么，这一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简单地说，一方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就明确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加以强调。文化体制改革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两轮驱动，两翼齐飞，推动文化建设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目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在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转变政府职能等改革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触及不少的深层次利益调整，特别是在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的条件下，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加上文化产品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复杂性，都使得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问题和矛盾。而“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妥善处理文化发展中的重大关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又好又快发展”。

另一方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必然要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包括文化生产力在内的社会生产力，而“现行文化体制存在着政事、政企不分，轻视市场机制作用，法规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实现以人为本就必须保障人民包括基本文化权益在内的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必然要求我们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重要抓手，尽快扭转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得不到合理满足的状况。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新变化，“文化体制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不相适应，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与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环境不相适应，与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的趋势不相适应”的问题进一步凸显，“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已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郭如才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第三篇：党的十六大以来经验与启示评述之二

《党的十六大以来经验与启示评述之二》读后感

面对机遇，要敢抓。机遇总是极为宝贵、稍纵即逝，只有果断行动，乘势而上，才能在长远发展中赢得主动。

这十年，我们认清形势，敢为人先，不为风险所惧，不为干扰所惑，频出拉动增长的“大动作”，频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手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上了新境界。

面对机遇，要会抓。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只有见微知著，未雨绸缪，才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战略机遇期并非仅仅属于中国。放眼全球，美、俄、日、欧纷纷瞄准新世纪前一二十年，制定了整体振兴计划。而中国之所以迈上新台阶，靠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物质积累和制度准备，靠的是敏锐的眼光和灵活的策略。

面对机遇，要抢抓。机遇与挑战常常相伴相生，只有危中寻机，化危为机，才能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堪称化危为机的经典案例。我们变压力为动力，变被动为主动，以危机倒逼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不仅率先实现经济总体回升向好，而且使经济社会肌体更加健康。我们又促成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推动国际格局的调整，由此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话语权、影响力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中国先哲早已阐明挑战与机遇互相转化的辩证法。

挑战重重，战略机遇期是否仍然存在？ 2012年，又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

欧债危机的蔓延，使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延伸，世界经济复苏前景黯淡。外需不足直接导致中国外贸出口下滑，国内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出现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发展最困难的局面。

21世纪头20年已经过半，有人在问：战略机遇期是否仍然存在？ 原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认为，尽管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但是基本要素没有变：大的战争打不起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仍在日益加深，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

“有这几条存在，战略机遇期就会存在。”他说。

“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我们正处于最有利的前进基地。”金一南说，“好比攀登珠穆朗玛峰，现在已进入‘大本营’，目标遥遥在望，千万不能被眼前的困难遮蔽了视线，自乱阵脚。”

那么，下一个十年，中国的机遇在哪里？

机遇就在差距之中。

第四篇：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脉络

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脉络

中央文献研究室 郭如才

十六大以来，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不断丰富发展，日臻成熟，从更宽广的视野上确立了文化体制改革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十七届六中全会讨论审议有关文化体制改革文件之际，梳理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发展脉络，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其必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有利于进一步凝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共识，从而推动相关改革的进程。

深刻认识文化建设重要战略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根据中央统一部署、顺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新要求，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在思想认识和改革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十六大一方面明确区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强调“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并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 发展路径分别作了阐述；另一方面，强调要“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征为依据，强调文化建设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根本途径。胡锦涛分析指出，在新的历史阶段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就是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进入了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们精神文化需要更加旺盛，文化已经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标志。这种快速增长的文化需求，不仅体现在人民群众对于其基本文化权益的日益重视上，也体现在对于社会更好地满足其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文化需求的期待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背景下，我国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也就愈发体现出来，加强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日益成为“新形势下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同时，随着经济基础、社会条件、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新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 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着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激荡以及愈演愈烈的知识经济浪潮，加强文化建设，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始终具有坚强的思想保证，使亿万人民始终具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使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始终具有强大

正是由于对新形势下文化建设重要战略意义的深刻认识，使中央更加清醒的认识到了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性问题。可以说，新形势下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以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的充分认识为基本前提，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为根本目的展开的。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文化的传播手段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思想文化交流呈现出分散性、便捷性、跨国界等特点，我国面临的国际文化竞争更加激烈。在此背景下，中央多次指出了我国现行文化体制的不足之处：

“现行文化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愈发凸显。“我们在许多方面还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文化、办文化”，一方面“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相混淆，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 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因而束缚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一些掌握大量国有文化资源的文化单位，“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缺乏活力和竞争力，尚未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面对文化市场已经出现的多种所有制竞争的局面，有些国家办的文化单位反应迟钝，没有形成进入市场主动竞 争的意识和体制，甚至一些文化单位在现行体制下难以为继”。公有制文化单位游离于市场之外，造成“主体”

展的新阶段。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就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基本原则、着力点、基本出发点、基本思路、工作方针等多个侧面阐述了搞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基本要求，特别强调要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 应的新的文化发展观，要深刻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特别是经营性文化产业必须面向市场，认识到“面向市场和面向群众是一致的，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的方向，与‘三个代表’的要求是统一的，是把这些要求落到实处的重要实现途径。”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把文化体制改革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进一步确定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目标，要求“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对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强调“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 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于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则“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同时，提出要“健全文化市场 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 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依法规范文化市场秩序”。

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 重要任务，在中央文件

经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不同角度和城乡不同特征出发，对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和目标、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等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为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到十七大的召开，这是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

从2003年6月份开始，经过两年多的探索，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试点工作的成功，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系统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2005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肯定了试点工作的成效，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要充分认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促进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发展。2005年底，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成为我们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纲领性文件。《意见》总结前一阶段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我国文化体制存在的“四个不相适应”，要求“必须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高度，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上，《意见》分别就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作了全面的阐述，细致规划了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文化企业改革、的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要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上，“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并强调“在时代 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明确要求“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 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 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等改革的具体要求。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对于文化建设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强调，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高度对于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一次重要发展。如果说，《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的话，那么十七大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强调则是 从更宽广的视野上确立了其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总之，理论内涵的提出、战略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在理论化、系统化上取得了一次意义深远的飞跃。

第三阶段：十七大以后是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进一步深化阶段。科学发展观的全面阐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正式提出，是十七大两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要理论成

1协调发展，已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是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深入阐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对于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的重要意义。这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显得尤为明显。一段时间以来，与经济快速发展相比，我国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同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也同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发展中一些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 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相关要求下，中央提出了加强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要求。

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初，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大举措中就有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相关要求。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出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调整 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要充分发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拉动消费、促进和谐、增强信心的重要作用。

2010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明确将“加

3从指导思想上说，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 要求，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从基本原则上说，文化体制改革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坚持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坚 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包括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重要前提、重大关系及基本策略等。

从目标任务上说，文化体制改革要力争做到“六个形成”，即“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形成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形成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这

5深化文化 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在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转变政府职能等改革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触及 不少的深层次利益调整，特别是在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的条件下，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加上文化产品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复杂性，都使得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 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问题和矛盾。而“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妥善处理文化发展中的重大关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又好又快发展”。

另一方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必然要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 统筹兼顾。要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包括文化生产力在内的社会生产力，而“现行文化体制存在着政事、政企不分，轻视市场机制作用，法规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实现以人为本就必须保障人民包括基本文化权益在内的各项权 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必然要

第五篇：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纪实

构建科学发展体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纪实

（2010-08-13 10:18:18）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版

新华社记者

文化是国家的血脉和灵魂,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从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作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战略部署,到2010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顺应时代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勾勒出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清晰脉络。

8年来,我国文化体制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一幕更加精彩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戏正整装上演„„

加快文化发展,深化体制改革——

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新的历史时期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发展指明方向

2003年以前,我国电影产量一直徘徊在100部以下,2009年则达到456部,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2010年,影片《唐山大地震》上映17天,票房达5.32亿元,创造了国产电影最高票房纪录。

从2002年到2010年,站在文化体制改革风口浪尖的电影产业描绘了一条华丽的上升曲线,成为8年来文化体制改革成就的一个缩影。

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一样,文化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相伴相生——1979年,广州出现第一家音乐茶座,市场力量开始向传统文化领域渗透；1988年,国务院相关部门陆续颁布文化市场管理法规,文化市场的概念得以确立；2000年,“文化产业”一词被正式写入中央文件„„ 但长期以来,制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相混淆,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束缚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厘清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首次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2003年6月,包括深圳在内的9个地区和35个文化单位成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试点地区和单位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深化内部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市场体系。

2005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6年3月,中央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新确定了全国89个地区和170个单位作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文化体制改革在稳步推进的基础上,走上全面推开的新里程。

200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对“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目标任务作出全面阐述,对进一步加快文化建设、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作出部署。

2007年11月,党的十七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提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

随后,我国文化产业规模迅速壮大,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08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7630亿元,比2004年增加了4190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相当于同期GDP的2.43%,比2004年提高了近0.3个百分点。

2009年7月,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重要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

两个月后,拍摄了众多“商业大片”的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申请获证监会批准通过,成为内地第一家成功上市的影视制作公司。虽然这是资本市场上的一件寻常事,但却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步。

2010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加快推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幕就此拉开„„

转变政府职能,发展文化事业——

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谱写惠及13亿人“文化民生”的新篇章

千余家博物馆免费开放,18亿人次农民免费看电影,农家书屋覆盖一半行政村„„这张收获于2009年的成绩单,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增添了又一抹亮色。

浇灌出累累硕果的,是党和政府对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深刻认识和对实现文化公平的不懈努力。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并不等于把“事业”都变成“产业”。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不仅需要政府加大投入,还需要政府转变职能,由主要“办文化”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党的十六大以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得到重视。“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近年来,各级财政对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国家拨付专项资金,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等重大文化惠民项目。

据统计,“十一五”时期前4年,全国文化事业费总计超过900亿元,年均增幅25.28%。仅2009年,中央财政对地方各项文化工程投入总量就达30多亿元。

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级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已有1444座向社会免费开放；全国已有2850个公共图书馆、3223个文化馆、38740个文化站；农家书屋工程自2007年实施以来,已建成农家书屋24万个,每个书屋可供借阅的实用图书不少于1000册,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预计到今年底,将有70多万个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将全面“扫盲”；在城市,由政府投资建设的综合性文化场所,如大剧院、音乐厅等,如今遍布全国各地。一个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正在全国形成„„

伴随覆盖面的扩大,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服务水平也在技术和体制机制的创新中不断提升——

在深圳,“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系统”的出现,让借书、还书如在ATM机上存取款一样方便；

在云南,从2009年起,农民收到了来自政府的“文化补助”。省级财政每年将按照农民人均5角钱的标准,安排文化惠农活动补助经费,用于农民的基本文化活动补助；

在浙江,全国首个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指标体系的推出,让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有了硬指标；

在贵州,因独特的传统竹管乐器玉屏箫笛而闻名的玉屏侗族自治县,制定出台了贵州省首个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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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公共文化体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了发展公共文化的着力点——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

1亿多进城务工人员、8亿农民、13亿中国人„„当亿万人民都能享受文化带来的滋养,感受文化独有的魅力,文化的基石才能牢固。也只有亿万人民精神状态与文化生活的改善,才能真切生动地展示出文化中国的活力,文化的繁荣才有保证。

不久前,广东省中山市百万外来务工人员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广东省“爱心电影卡”工程可以让他们免费享受100场电影文化大餐。

同样在这个炎热的暑期,《意大利乌菲齐博物馆珍藏展》、绘画书法免费教学活动、精彩的文艺演出、免费看电影„„湖北省文化部门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陪伴广大市民度过酷暑。

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惠及13亿人民的“文化民生”。这张常写常新的考卷,将带给我们新的挑战,也必将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遵循市场规律,发展文化产业—— 转企改制让一大批文化企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文化产业成为各地新的经济增长点

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恰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的“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实践告诉我们,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如何打造合格的文化市场主体成为关键。推进转企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各项改革措施有条不紊地推进。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在原北京市儿童艺术剧团基础上自2004年1月转企改制成为股份制现代企业,在新的运行机制下迸发活力。转制当年创收2163万元,其中营业收入1568万元,是转制前的18倍。

继2006年北京儿艺在云南昆明建立全国第一个儿童剧基地后,2008年,他们与江苏无锡广电集团联手,建立了“星辰儿童梦剧场”,开始实施儿童剧演出连锁经营。2010年4月,北京儿艺与吉林省3家演艺企业联合成立的吉林京演儿艺联合剧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标志着作为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先行者的北京儿艺,在跨地区重组、演出院线建设方面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才能在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上取得新进展。不深化改革,就无法加快文化发展方式转变,无法推动文化内在活力进一步迸发。

截至2010年上半年,148家中央部门和单位出版社已有102家核销事业编制。地方需要转企改制的出版单位已基本完成任务,全国近3000家新华书店已有2900多家转企改制,需转企改制的35家电影制片厂已全部完成任务,204家省市电影公司、293家影院以及58家电视剧制作机构完成转企改制任务。转企改制的国有文艺院团总数达228家,仅今年新增数即达106家。

转企改制使文化单位摆脱传统事业体制的束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转制之后,如何进一步加快发展成为另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打造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更高目标。

2009年8月,国务院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文化企业进入主板、创业板上市融资,鼓励已上市文化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再融资方式进行并购和重组,迅速做大做强。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201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宣部、财政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处于成熟期、经营较为稳定的文化企业在主板市场上市；鼓励已上市的文化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再融资方式进行并购和重组；探索建立宣传文化部门与证券监管部门的项目信息合作机制,加强适合于创业板市场的中小文化企业项目的筛选和储备,支持其中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2004年完成规范转制,2006年8月实现重组改制,2007年12月在国内第一家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整体上市。2009年又变更名称,以区域性大型出版传媒产业集团和战略投资者的面貌,踏上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征程。上市之后,北方联合出版传媒对北京、上海等地的知名出版策划人和职业经理人,连同他们的策划团队、签约作者、有效出版资源实施规模性并购,相继成立了万榕(上海)书业、智品(北京)书业、万邦(北京)书业等3家公司。除“外延式扩张”,它还按照行业规律、市场规则,对图书产品结构做出强力调整,放大品牌效应,提高图书产品在细分市场中的竞争力,实现持续稳健的“内生性增长”。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作为湖北省出版行业的龙头企业,拥有全资子公司18家、控股公司8家、参股公司3家,其下属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包括全省各市州县84家分公司。转企改制以来,企业总资产由21.6亿元增长到81.7亿元,销售收入保持了每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为国家创造利税13亿元。

业界专家指出,要拓宽文化产业发展的融资渠道,必须多拳出击。比如在演艺娱乐业、动漫游戏业、传媒业、网络业、影视业、出版发行业等重点文化产业选择一批改革到位、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大型国有或国有控股集团公司,推动上市融资,做优做大做强。

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让人们看到了文化体制变革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而金融资本大量涌入,国家出台的各项政策,为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传播先进文化,突出以文化人——

不断发挥文化引领社会思潮、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前不久结束的首届全国民营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中,上海萧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原创越剧《状元未了情》,以高尚的道德标准、正确的社会导向、精湛的艺术表演受到好评。这部2003年编排的剧目目前已演出300余场,不但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屡次在各种比赛中获奖。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充分发挥文化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提振信心、鼓舞士气的作用,意义重大。对此,正在深入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给出了初步答案——

无论是公益性文化事业,还是经营性文化产业,只是文化形式的差别、载体的不同,而承载的精神即文化的灵魂是一致的。那就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来。

而作为文化行政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大发展大繁荣,是近年来坚持不懈的追求: ——为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体制保障,不断从制度上作出明确规范,加强引导监管；

——打造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对部分优秀曲艺艺术实施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实施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等；

——进一步改进文化产品的各类评奖、资助、奖励机制,鼓励多出力作,创作精品；

——对民营艺术院团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在评选表彰、演员职称评定、社会保障、优秀剧目支持等各个方面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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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要求,近年来,各级各类文化单位努力践行“艺术的生命力蕴含在人民群众之中”的实践标准,在出版发行、电影电视、演艺演出等多行业多领域,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主旋律作品,产生了一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化艺术工作者。

针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近年来,文化管理部门会同其他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规定和措施——

针对一些文化企业眼睛只盯着经济利益、唯利是图、忽视社会责任的问题,各级文化管理部门加强了引导和监督；

为净化网络文化环境,各级文化管理部门和综合执法机构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封堵非法网络文化产品及其网站；

针对当前呈泛滥之势的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文化管理等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纷纷出台针对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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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无止境,探索无终点。一个重视文化改革发展的国家,必定富有活力；一个文化生机勃发的民族,必将充满希望。

毋庸置疑,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记者张宗堂 周玮 赵超 白瀛 黄小希 璩静)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