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现状与缺失

第一篇：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现状与缺失

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现状与缺失

.2010-8-10 娄孝钦

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七大以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从财政、税收、金融等各个层面支持文化产业,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与此同时,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为我国制定和实施文化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在研究过程中还有一些缺失,制约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为了深入了解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我们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独秀知识库、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以及四川大学图书馆相关资源对2009年11月以前的期刊论文、重要课题、主要著作进行了检索,力求覆盖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成果,以总结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缺失。

一、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研究现状

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文化产业政策理论支撑,学界对此作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研究不断进步,形成了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理论认识。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理论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内涵的研究

学界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内涵有不同的认识,主要体现为:(1)文化产业政策体现为一种经济政策。一些学者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国家为指导和调节文化产业活动和经济利益所制定的规则和措施,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政府间接管理文化产业、促进其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1]。(2)文化产业政策体现为一整套规范的政策系统。一些学者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国家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相关领域实行的意识形态和行政管理上的一整套规范,这种规范具有制度性和原则性,由此来指导和调节文化、艺术事业活动和经济利益[2]。从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内涵的分歧主要为:文化产业政策是一种经济政策,还是一整套规范的政策系统?两者的研究范畴不同,前者主要是经济政策范畴,而后者研究范畴更大。尽管学界尚未对此内涵达成共识,但是,学界充分肯定了文化产业政策指导、调节、规范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功能与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2009年,国务院通

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将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文化产业作为一项产业首次被正式纳入国务院的产业政策规划体系。学界充分肯定了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的功能和作用,一些学者从三个层面对此进行了论证:(1)从微观层次来看,文化产业政策可以通过产业运行政策来调整文化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文化产业的运行创造一个既有公平竞争、又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充满技术改造、创新意识的良好环境;(2)从中观层次上看,文化产业政策可以通过产业关系政策来调整一国范围内同一地区或不同地区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一国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并建立国内合理的地区分工关系;(3)从宏观上看,文化产业政策又可以通过产业政策来调整国际环境下各国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使文化产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实现产业全球化目标,并促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最终实现产业的现代化[3]。从这三个层面来看,文化产业政策作为一种复杂的政策体系,覆盖了文化产业的各个方面,调整、指导、优化了企业与企业、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产业关系,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三)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历程研究

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历程的研究,一些学者对从先秦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政策和文化产业政策进行了初步探索,总结了我国从古至

今文化政策的发展经验[4],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历程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其演变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1)改革开放前的文化经济政策(1949~1978年)。这一时期主要是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对文化经济政策进行初步探索,为以后市场化、产业化阶段的文化政策制定积累了无比宝贵的经验。(2)文化市场酝酿期的文化经济政策(1978~1988年)。文革结束后,吸取以往经验教训,党中央对文化政策进行了积极调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文化的经济属性也开始得到承认,我国文化事业出现了复苏和空前繁荣。(3)文化市场全面推进时期的文化经济政策(1988 ~2002年)。这一阶段,我国文化市场进入全面推进时期,文化产业初步觉醒并迈开了建构其合法性的步伐,文化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体现为引导、培育、规范。(4)文化产业合法化发展时期的文化产业政策(2003~2008年)。这一阶段国家在文化经济及文化产业政策上更加开拓创新,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重心,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内外统筹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繁荣。这一时期,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取向体现为鼓励、扶持。(5)文化产业纵深发展时期的文化产业政策(2009—)。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2009年7月,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文化产业作为一项产业第一次被正式纳入国务院的产业规划体系,这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成为助推社会转型、促进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动力。在此背景下国家陆续出台《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政策措施,为全球金融危机中文化产业继续保持“逆势上扬”和我国文化产业应对新的时代发展机遇提供了政策保障[5]。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对我国文化经济政策的探索,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政策的深入发展,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在探索中不断前进。

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研究现状

学界的研究最终将应用于构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促进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估,因此,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从研究现状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建议

很多学者提出了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建议。

一些学者认为,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主要为:第一,将文化产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之中,并逐步使之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以分类指导为原则,尽快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第三,正确认识文化的双重属性,出台鼓励非公

有制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第四,制定文化产业主体培育政策,制定鼓励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具体政策;第五,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第六,实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工程,将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第七,出台鼓励文化产业与工业化、信息化协调发展的政策;第八,制定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政策;第九,文化市场培育和规范政策[6]。学界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提出了不少具有宝贵价值的建议,然而,一些政策建议人云亦云,没有落实到问题的实处,没有对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和总结,因而,造成一些政策建议不能迅速地、有效地落实到文化产业发展中。

(二)我国区域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

区域文化产业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一部分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1)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机制研究。有的学

者提出,文化产业政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从共性机理来看,长三角地区的文化产业政策蕴含着内在的区位文化特性,而且政策效能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偏差则阻碍其发展的步伐;从差异性机理来看,文化产业政策在政策倾向、政策出台的时序和政策实施机制层面存在问题。上述机理说明:长三角地区要实现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必须在文化产业政策上追求“求同存异”[7]。(2)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学界认为文化产业政策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上同样重要。有的学者在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的基础上,对城市层面的欧美文化产业政策,以及国内主要城市的文化产业政策进行了分析,研究比较全面[8]。(3)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是区域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些学者认为,影响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执行的相关要素为:第一,政策本身的因素;第二,政策资源的因素;第三,政策执行者的因素;第四,目标群体的因素。同时还提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执行需要注意以下方面:第一,提高文化产业政策的质量;第二,大力开发政策资源;第三,提高政策执行者的素质;第四,提高目标群体对文化产业政策的认同度。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创新存在的问题为:第一,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体制性缺失;第二,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稳定性缺失;第三,文化产业政策的整体性缺失。对此,学界认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创新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正确认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是实现民族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思想认识基础;第二,正确把握民族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规律,是实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关键;第三,完善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体制,是实现民族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体制保障;第四,实现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是实现民族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根本途径[9]。从学界的研究来看,区域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比较系统化,有利于指导、规范和推动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

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为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借鉴。(1)对美、日、韩、欧盟文化产业政策研究较多。由于美、日、韩、欧盟文化产业相对发达,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的意义作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学界对此关注度较高。大多数学者对美、日、韩、欧盟文化产业政策进行了阐释,一部分学者对美、日、韩、欧盟文化产业政策模式进行了探究。例如,现代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政策有美国———市场主导型,西欧———政府主导型,日本———政府行政指导型,韩国———政府推动型[1]。(2)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学界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研究范围扩大到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例如,对阿根廷、巴西等国家文化产业的具体政策进行研究。(3)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进行归纳和总结。有的学者认为,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主要体现为:美国主要是放松管制与对外扩张并

举;英国主要是多元整合,务实发展;日本主要是文化立国,推动动漫出口;韩国主要是“文化立国”政策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10]。

(四)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研究

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从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文化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很多观点。例如,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缺、弱、变、散、乱、粗”。“缺”,即部分政策的缺失;“弱”,即政策对产业的扶持力度不够,政策措施偏软;“变”,即政策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散”,即政策重点不突出,政策针对性不强;“乱”,即政策不协调;“粗”,即政策可操作性不强。具体而言体现在:第一,政策缺失、无法可依的现象仍然存在;第二,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的保护、扶持力度偏弱;第三,政策多变,缺乏必要的稳定性;第四,产业政策针对性不强,重点不突出;第五,各部门政策缺乏统一协调性;第六,一些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11]。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缺失的原因主要为:第一,文化产业处于起步阶段的现实,决定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不成熟性;第二,对文化产业认识上的偏差;第三,文化产业政策体制的缺陷;第四,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程度不高[12]。

(六)文化产业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研究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危”和“机”并存,如何制定文化产业政策,把握时代机遇,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一些学者对我国文化产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文化产业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当务之急: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以增强人们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决心和耐心;第二,标本兼顾:全面深化文化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以扩大文化发展空间;第三,系统推进:贯彻科学发展观,制定并实施“文化振兴”国家战略;第四,非常作为:设立“国家文化发展促进院”,以健全政府管理机构;第五,保障有力:建立完善的国家财政支持体系,以优化文化发展环境;第六,惠及民生:推行“国民文化消费计划”,拉动国内文化市场消费;第七,战略支撑:新增部分重大文化产业园区项目,以助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第八,重点突破:加快在中西部地区建设一批“特色文化产业群”,推动文化改革试验区建设;第九,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发展“涉农文化产业项目”,以开创农村发展新局面;第十,更上层楼:持续、有效推进中国文化产品服务“走出去”战略[13]。学界的研究在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决策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体现了政策研究的前瞻性。但在金融危机仍在蔓延的背景下,对如何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建立文化产业领域应对金融危机的长效机制的问题仍有待探索。

三、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中存在的缺失

学界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积极探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有一些缺失,制约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一)研究思路上存在的缺失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较多的论文在框架处理上提出文化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后,就开始提出政策建议,而缺少对现有政策建议的分析,造成建议的可操作性不强,甚至重复现有的政策思

路。同时,一部分研究框架逻辑性不强。例如《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政策》一书中,以文化产业与经济全球化、WTO规则之下的民族文化、文化产业在中国、中国媒体在变革、出版与影视、构建民族精神的基础———思想道德建设、狭路相逢———文化的冲击、立马横刀———应对入市挑战为研究内容。虽然以“中国文化产业政策”为研究主题,但是从研究内容来看,对文化产业政策论述不足,框架上存在逻辑不连贯的问题。

(二)研究内容上存在的缺失

从研究现状来看,深层次的理论研究较少,简单的经验总结式的文化产业政策建议较多,而且政策建议泛泛而谈,大多数是对国家文化产业政策框

架的阐释,创新性研究匮乏。文化产业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较少,文化产业政策等同于文化产业发展思路、战略、文化产业管理等。同时,对文化产业政策发展史研究、文化产业绩效评估、文化产业政策方法论的探讨不足。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和落实是文化产业政策的两大问题,然而大多数研究仅谈到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对文化产业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揭示不足。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方面,大多数研究描述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的现状,成果仅限于编译,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逻辑、实施的情况、评估的机制等方面缺乏相关研究。同时,由于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文献资料的占有量较少,缺乏对文本的细度研究,造成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存在理解泛化的问题,没有揭示出文化产业政策发展的曲折性,甚至一部分研究存在一些谬误。例如,国内普遍认为韩国已经成为五大文化创意产业强国之一。然而, 2009年5月,韩国文化创意产业振兴院首任院长李在雄访华时表示:“今后将积极努力,为韩国成为世界文化创意产业五大强国竭尽全力。”[14]

(三)研究方法上存在的缺失

研究方法上的缺失有:(1)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不足。大部分研究成果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定量研究和建模分析。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

研究模式,但尚未深入研究。(2)以文献研究为主,实地调研不够。大部分研究成果主要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深入实地调研严重不够。虽然在研究中,出现了不少实证性的蓝皮书和研究报告,但是真正深入实地调查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存在一定的研究缺陷。(3)以外部研究为主,内部研究不足。大多数研究还是停留在外部研究层面上,没有深入到政策制定的内部,研究文化产业政策中的利益相关者构成、利益诉求以及所形成的利益建构现状、利益分配系统,未能解决政策中各相关者间的利益矛盾问题。(4)以宏观研究为主,微观研究不足。大多数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仅仅对文化产业政策泛泛而谈,缺少对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的细读,未能深入到微观层面,提出解决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具体问题的政策建议,造成建议的可操作性不强,导致政策难以进入核心决策层。(5)以单学科研究为主,跨学科研究不足。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需要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方法,大部分研究者较少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比较窄,即使少部分学者进行了跨学科研究的初步探索,也存在着简单套用某些理论的现象。

(四)研究成果形式上存在的缺失

研究成果形式上存在的缺失有:(1)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比重偏小,成果不多。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检索数据来看,截至2009年11月,以“文化产业”直接命名的论文数量为3662篇,然而,以“文化产业政策”直接命名的论文数量为96篇。两者对比而言,以“文化产业政策”直接

命名的论文比重偏小。同时,从论文发表情况来看,只有杨吉华、解学芳对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杨吉华15篇,解学芳4篇,其他学者发表论文数量大多为1篇,分布广泛,研究不深入。可见,学界对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还比较有限,有待进一步提高。(2)发表论文层次普遍不高。从论文发表的情况来看,发表在CSSCI来源刊物上的文章较少,论文影响因子较小。同时,检索发现,以“文化产业政策”直接命名的期刊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仅转载了4篇,这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产业的研究阵地缺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水平不高。(3)研究“文化产业政策”的著作较少。大部分研究内容来源于以“文化产业”为题名的著作,只是将文化产业政策作为一个章节进行探讨,直接以“文化产业政策”命名的著作相对较少。

(4)文化产业政策相关课题较少。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教育部课题、发改委课题、广电总局课题、文化部课题来看,研究文化产业政策的项目相对较少,只有2个课题以“文化产业政策”为题名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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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娄孝钦,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00

来源：学术论坛2010年第5期

网站编辑：胡小文

第二篇：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

十六大到现在，我国的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直线上升，在国际经济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低位。

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是工业化进程深入发展、工业整体实力迅速提高的十年，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工业经济结构不断优 化的十年，是积极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机遇、工业水平奠定世界地 位的十年。十年来，工业领域充分利用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带来的机遇，坚持科学发展，坚持快速发展，工业经济规模快 速扩张，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高。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成长为全球工业经济一支举足轻 重的力量 工业保持较快增长。2003-2011 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 均增长 15.4%，其中 2003-2007 年年均增长 17%。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之后，我国迅速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应对巨大冲击，很快走出低谷，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在遭受危机冲击最严重的 2009 年，规模以上工业依然保持了 11%的增速，为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据初步统计，2011 年，微型计算机产量达到 3.2 亿 台，比 2002 年增长 20.9 倍；移动通信手持机 11.3 亿台，增长 8.3 倍；集成电路 720 亿块，增长 6.5 倍；家用电冰箱 8699 万台，增长 4.4 倍；房间空气调节器 1.4 亿台，增长 3.4 倍；彩色电视机 1.2 亿 台，增长 1.4 倍；粗钢 6.8 亿吨，增长 2.8 倍；生铁 6.3 亿吨，增长 2.7 倍；水泥 20.9 亿吨，增长 1.9 倍；平板玻璃 7.4 亿重量箱，增 长 2.1 倍；纱 2900 万吨，增长 2.4 倍；布 837 亿米，增长 1.6 倍； 汽车 1842 万辆，增长 4.7 倍；发电量达到 4.7 万亿千瓦小时，增长 1.8 倍。

一、工业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据美国经济咨询公司环 球通视数据，2010 年我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的比重为 19.8%，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据中国社科院相关资料，在世界 500 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220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其中粗钢、电 解铝、水泥、精炼铜、船舶、计算机、空调、冰箱等产品产量都超过 世界总产量的一半。据德勤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发布的《2010 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2010年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指数在被评的26个国家[2]中排名第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迅速增加。2010 年，大中型工业企业 数量达到 4.7 万家，是 2002 年的 2 倍，实现产值 43.4 万亿元，占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62.1%，比 2002 年提高 3.2 个百分点。2011 年，《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 500 强中，中国内地企业上榜 57 家，比 2002 年增加 46 家。57 家上榜企业中工业企业达到 29 家，其中制 造业企业 20 家。

二、工业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效益水平逐步提高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是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取得成 果。二是私营企业快速壮大。三是 港澳台及外商投资经济仍发挥重要作用。

三、工业出口保持较快增长，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出口保持较快增长。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制 造” 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快，我国工业出口保持快速增长。2011 年，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达到 10 万亿元，比 2002 年增长 4 倍。2003-2007 年，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占工业销售产值的比重平均达到 19.4%。2008 年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在扩大内需方 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出口增长趋缓的冲击。2008 年出口交货值占工业销售产值比重为 16.7%，2011 年下降到 12%。

产品进出口结构优化。十年来，我国工业产品进出口结构不断优 化，中高端产业国际竞争力增强。2011 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出 口交货值 6.5 万亿元，比 2002 年增长 5.6 倍，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出口交货值的 65.4%，比 2002 年提高 16.4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先 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快速增长。据海关统计，2011 年我 国进口机电产品 7533 亿美元，比 2002 年增长 3.8 倍；进口高新技术 产品 4630 亿美元，增长 4.6 倍。总之，十六大以来，工业领域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容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变化，经受住了 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其它不利因素带来的冲击，工业生产实现又好又快 发展，在全球工业经济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工业发展依然面临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与可持续发展 要求相比，经济结构仍不尽合理。如高耗能产业增长过快，对资源、环境带来很大压力；一些领域盲目投资、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暴露，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难度加大；工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和高 端人才缺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依然突出等。必须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进一步促 进我国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三篇：十六大以来我国依法治国的重大发展

坚持和推进依法治国，走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 ———十六大以来我国依法治国的重大发展 2007年09月11日07:53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法制日报

———十六大以来我国依法治国的重大发展

编者按

当“依法治国”在今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时候，当法治的力量逐渐改变我们生活的时候，回味十年前的伟大决策不禁让人心生感慨；同样，在今天人们满怀信心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向富强、民主、文明的和谐社会迈进的时刻，回首我们曾经的足迹，才能更加有效地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为此，从今天起，我们陆续推出纪念依法治国十周年，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系列评论，敬请关注。

社评

本报特约评论员 袁曙宏

今年既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正式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0周年，又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作出新部署5周年。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在新的起点和高度进一步推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向深层次发展，在确立法治理念、坚持依法执政、完善法律体系、推进依法行政、保障司法公正、建设法治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确立法治理念———提出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法治保障，为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指明了前进方向

2005年年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在认真总结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大战略决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以法治保障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全面的把握。从时间顺序上看，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大决策，是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之后作出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逻辑联系。

一方面，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既反映了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科学发展观落实到法治建设领域内的具体体现；也反映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具备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强调以依法治国为其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其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其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其重要使命，以党的领导为其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深刻而准确地抓住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和关键，它与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核心理念，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核心要求，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另一方面，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既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法治保障，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基础。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们需要更加重视运用法治来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只有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各个方面都纳入制度化、法治化、程序化的轨道，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为科学发展提供行为规则，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基石，才能真正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才能真正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美好的愿景变为光辉灿烂的现实。

总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法治建设领域内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法治建设的最新理论概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和确立，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注入了动力和指明了方向。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键是要在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培养自觉学习法律、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率先垂范，带头学法，自觉守法，领导立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带领全国人民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2002年12月，胡锦涛同志担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出席的公开活动就是首都各界纪念宪法施行20周年大会，他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要长期抓下去，坚持不懈地抓好。2003年3月，吴邦国同志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本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继续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为根本任务，争取在本届任期内，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03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郑重宣告，本届政府履行职责要严格遵守和执行宪法与国务院组织法，并把依法行政作为新一届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之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后高度重视带头学习法律。从2002年12月到2007年5月，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41次集体学习中，第一次学习的内容就是法律，学习内容和次数最多的也是法律。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组织和带动下，牢固树立、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活动在全国普遍展开，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二、坚持依法执政———确定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与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相呼应，抓住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和关键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党与法治的关系就成为整个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事关整个法治建设兴衰存废的大局。这一关系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严格守法，则法治存；党不守法，则法治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这一经验影响着我国依法治国的道路、模式和进程。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提出，是我们党从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到领导人民执掌政权的历史性选择，是从在封闭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性要求，是从党对国家和社会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到对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领导的体制性呼唤。从1982年我们党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到1997年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国确认为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到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再到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把依法执政确认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这既反映了我们党在领导与推进法治建设历程上的不断探索和深入思考，更反映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执政方式的与时俱进和制度创新。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既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问题，也是中外法制史上一个没有先例的重大法治创新，它突出体现了执政党在国家法治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关键性。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依法行政，其前提、核心和关键都要求党必须依法执政；否则，实现法治就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党依法执政的提出，将对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产生深远影响。历史必将证明，以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从开元建国、致富强国步入制度治国、制度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时代。

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全局性和复杂性。要从制度上真正落实依法执政，要求我们党在执政方式上应当实现三大转变：即从主要依政策执政向主要依法律执政转变；从强调严格遵守法律执政向既严格遵守法律、又主动创制和运用法律执政转变；从加强自身制度建设与领导国家法治建设分头实施向二者同步推进，统一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转变。

三、完善法律体系———加大力度制定和修改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起支柱性作用的法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了制度框架

依法治国的基本前提是有法可依，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环节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5年立法规划，确立了在本届任期内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目标。

为实现这一立法目标，四年多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把保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取得了显著成就：一是对宪法进行了重大修改，为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宪法基础。2004年颁布的宪法修正案共14条，修正条文数是现行宪法四次修改之最，其主要内容包括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尊重和保护人权等重大问题。二是制定了监督法和行政许可法，对健全和完善制约公权力、转变政府职能的法律体系具有关键性作用。2003年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对设定行政许可的权限、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实施程序、许可费用和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全面规范了行政审批权力，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2006年颁布的监督法，以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为中心，以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为监督重点，对监督原则、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范围和监督程序等都作了相应的规定，较好地规范了国家权力的行使。三是制定了物权法，根据宪法的规定和原则，对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等重要物权制度作了系统和明确的规定，是平等保护公有财产权和公民私有财产权、全面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对健全我国的民事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四是制定和修改了一些刑事、经济、商事和环保方面的重要法律，使我国刑事法律体系更加严密，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法律手段更加完备，商事法律和环保法律更加健全。

总体上看，十六大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坚持保护公民权利与规范公共权力相并重，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得到了切实贯彻；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进程相统一，加大了立法力度，遵循并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坚持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相结合，扩大了公众的参与程度，立法质量有了较大提高。预计到2008年初，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将达到230件左右，包括宪法及相关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社会法、经济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共七大部门的基本法律都将制定完成，与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将基本健全。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将基本形成。

四、推进依法行政———明确了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相配合，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主体工程

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作为我国第一部全面规划建设法治政府蓝图的纲领性文件，是今后10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总章程，在推进依法行政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法治政府建设开始步入系统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新阶段。《纲要》颁布之后，各地区、各部门普遍制定了落实《纲要》的实施办法或实施细则，为《纲要》的贯彻执行奠定了良好基础。总体上看，十六大以来，本届政府把依法行政作为各级行政机关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重点围绕解决依法行政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是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各级政府继续改善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方式，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认真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全面清理了行政许可项目、依据和实施主体；健全了应急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制，提高了预防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信息公开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各级政府普遍实行了政务公开。

二是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决策机制逐步形成。各地区、各部门建立健全了重大事项决策集体讨论、专家论证、社会公示和听证、决策效果评估、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等制度，完善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三者有机结合的决策机制。

三是制度建设质量显著提高。截至2007年5月15日，国务院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法律议案28件，制定颁布行政法规122件，制度建设速度进一步加快，质量进一步提高，针对性、可操作性进一步增强。

四是行政执法行为得到规范，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取得成效。各地区各部门所执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了执法主体和职权，完善了执法程序。

五是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趋于健全。完善了信访和人民调解制度，加强了各种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方式、制度之间的衔接、配合和整合，推进了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社会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高发的态势开始缓解。

六是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更加重视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加强了行政复议工作，四年多来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解决行政争议20多万件；加大了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力度；强化了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推行了行政问责制，加大了对失职渎职案件的查处力度。

七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普遍增强。广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尊法、信法、守法的氛围逐步形成，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明显增强，运用法律管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能力显著提高。

五、保障司法公正———围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大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司法保障

健全的司法体制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司法保障，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依托。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于2004年底发布了《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明确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目标任务，为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目前，各项改革平稳推进，改革举措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是重点改革和完善了民事、行政案件强制执行体制、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刑罚执行体制、劳动教养制度和律师制度等，切实解决了司法领域中存在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逐步健全和完善了司法体制。二是改革和完善了诉讼制度，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改革了民事、行政案件审判监督制度，建立了民事、行政案件再审之诉制度，建立和完善了羁押工作制度，集中清理纠正了超期羁押问题，切实保障了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三是改革和完善了基层人民法庭工作机制和诉讼收费制度，明确了人民法庭可以直接受理的案件，开展了巡回办案，加大了司法救助力度，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打官司难、打官司贵的问题。四是改革和完善了检察监督体制，加强了对诉讼活动、侦查机关刑事立案、刑罚执行和侦查取证等活动以及司法人员渎职行为的监督，建立健全了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报备报批、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等一批规范办案程序、严格监督制约、保证办案质量的制度，加大了对司法权的制约和监督力度。五是改革和完善了司法干部管理体制，切实加强了党对司法队伍的领导，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实行分类管理，设立单独的法官、检察官职务序列，并改革了法官、检察官职业保障制度、初任法官、检察官选拔、任用制度，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

六、建设法治社会———在全体公民中进行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法律教育，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三者需要共同推进，同步建设。如果我们只重视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不重视建设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根基和基础。

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法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培育和建设以现代公民为主体的法治社会。2003年颁布的行政许可法，确立了对公共事务治理先市场、再社会、再政府的制度安排逻辑，大大扩展了社会自治的空间；2004年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行政决策、行政立法、行政执法、纠纷解决和行政权监督等环节的公民参与途径都做出了明确规定，进一步健全了公民参与法治建设的制度安排。与此同时，我国坚持不懈地开展全民普法教育，“四五”普法规划的目标已经顺利完成，“五五”普法规划的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公民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都有了很大提高，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浓厚社会氛围正在逐渐形成。这些都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十六大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表明，如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奇迹一样，中国法治建设的快速发展也必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法治奇迹。而要实现这一法治奇迹，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法治规律与中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坚持自上而下政府推动与自下而上公民参与的创造性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相互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历史将会证明，这是代价最小、速度最快、成功系数最大的中国特色的法治化道路，也必将是一条理性之路、智慧之路、前进之路。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第四篇：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成就

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成就

2007年09月30日10:50

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经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新的伟大成就。

经济发展跃上新台阶。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连续四年保持了10%或略高一些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世界同期3%―5%的水平。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达到20.94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相当于2002年的近1.5倍。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增长，目前，我国粮食、棉花、肉类和原煤、钢、水泥等100多种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经济效益显著提升。从投入看，通过不断加大节能降耗工作力度，能源资源消耗出现可喜变化。200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23%，出现了2003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从产出看，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3.87万亿元，是2002年的2倍多。2006年，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8万亿元，是2002年的3.2倍。

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759.5元，四年年均增长9.2%，农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年均增长6.2%。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正在从满足基本需要向舒适型转变。文化、旅游、体育、健身、休闲等消费热点不断涌现。目前，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分别由2002年的37.7%和46.2%，下降到35.8%和43%。

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农业基础进一步稳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健起步。粮食生产在连续三年实现大幅增产的基础上，主要粮食品种优质率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积极推进，农产品加工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服务业稳步发展，2006年增加值达到82702.8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47%。基础设施继续改善。

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全面取消农业“四税”及其附加，每年减轻农民负担约1250亿元。加大对农民补贴与转移支付力度。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力度加大。金融改革迈出新步伐。投资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不断完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继续改善，到2005年底，非公有制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超过50%。

对外开放成效显著。进出口总额大幅增加，2006年进出口总额达17607亿美元，是2002年的2.8倍。我国已连续14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截至2006年末，全球500强企业已有480多家在华投资。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部分）达161亿美元。

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从经济总量的排位来看，我国以美元计算的GDP，2005年突破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按照现行汇率计算，2006年达2.68万亿美元，与排名世界第三的国家差距进一步缩小。我国从2004年起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截至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达到10663亿美元。不仅传统工业产品名列世界前茅，电脑、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等新兴电子产品，我国也已成为世界主要生产大国。

第五篇：试析我国财务会计诚信缺失的现状

试析我国财务会计诚信缺失的现状

所谓财务会计诚信，是指会计及其相关人员在会计职业活动中诚实，讲信用。本文根据我国会计诚信缺失的现状，指出了会计诚信缺失的危害，并分析了会计诚信缺失产生的原因，进而阐述了治理会计诚信缺失的对策。

一、财务会计诚信包含两方面内容：

1、行为人在进行会计处理工作时态度真实

2、行为人在提供会计信息时信守承诺，遵守财务会计法及相关准则。

财务会计诚信是会计对社会做出的基本承诺，它的作用不仅是提供真实的信息，更在于向社会传递行为人的信用和声誉。正因为如此，会计行业的造假行为强烈地预示着社会诚信意识的弱化和丧失。目前我国会计领域的诚信缺失问题令人堪忧，如何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并予以解决，引发了我们对财务会计诚信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二、我国财务会计诚信缺失的现状

良好的社会信用是建立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保障，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最根本的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社会风尚。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会计人员和相关机构安身立命之本，熊鹤龄：国家级人力资源专家，著名风险管控专家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高级人才评荐中心高级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软实力之企业软实力标准I版》课题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EMBA班特46岁，大学师范专业和法学专业出身。先后担任：HP（中国）高级经理深圳西风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董事局秘书长北京春雪集团公司副总裁兼人力资源总监 北京某大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首席风险管控顾问；所以诚信是会计的生命。然而近几年来会计界丑闻迭起，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会计从业人员把“诚信”当作可以获得经济利益的“产品”，从而引发了严重的会计诚信危机。

据相关资料显示，部分中国企业因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5855亿元之多，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而一些公司的业绩骗局让人不得不多几声叹息。如2003年山西某上市公司所属发电厂违反国家规定，累计计提3965.8万元“地方电力建设基金”计入生产成本。年末发电厂以“能源基金”的名义将资金全额上缴给该上市公司，公司直接将这些资金在“其他应付款”科目上挂账，造成多计2003生产成本3965.8万元；有人把这些被揭露的业绩骗局比喻为冰山一角，而那些没有被揭露出来的估计亦不在少数。上市公司不断的恶性造假，非上市公司的假帐现象屡见不鲜，会计师事务所假审计、假评估日渐增多，这些弊端引发了我国财务会计诚信的严重危机，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会计造假现象使人们对会计工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产生了极大的疑虑，从而引发了对会计信息的信任危机。面对会计诚信严重缺失的现实，朱熔基在考察北京会计学院时强调“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帐”，这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和反思。虽然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从各个角度作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应对措施，但就总体而言，会计信息失真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会计工作的正常秩序还有

待进一步完善。

其实每个企业都有财务会计诚信的例子，不用刻意去找，而在网上没有这方面正面例子的原因是每个企业都认为自己的会计信息是诚信的，就象是大家每天都要睡觉，但你会在网上找到每天睡觉睡的最好的人嘛？太普遍了人们就不会去在意，因为财务会计诚信毕竟是大家应当做到基本职业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