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民主政治与政治文明的建设道路

第一篇：我国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民主政治与政治文明的建设道路

得分：_______

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我国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民主政治与政治文明的建设道路

摘要中国自建国以来走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多元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无疑绝对是重中之重，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在我国的政治体系中尤为重要。党的十六大就讲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社会党的主义政治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本文着重讨论从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和道路。

关键词：党的十六大；民主政治；政治文明；建设；完善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China goes is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 plurality of the socialist socie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absolute point of the priority among priorities.The Sixteen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construction, socialist political as an important goal of a well-off society.This paper discusses from The Sixteen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ince China's socialist development and road.Key words: The 16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mocracy politics, polit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omplete

0.引言

当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也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第一次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做出部署。表明着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十六大以来的十年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看似波澜不惊，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每一项举措，都在有力地推动着政治文明的前行。蓦然回首，我们的政治生活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的新的重大认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如何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切实推向前进呢？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对这些问题作了初步的回答。胡锦涛在回顾我们党发展人民民主奋斗历程的基础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长期实践的必然结论，是我们党对自己一贯坚持和实行的发展人民民主的方针的新总结、新概括。这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更好地发展和实现人民民主。

十七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审慎、稳定、团结、民主”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新的成就。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形势，中共中央高瞻远瞩与时俱进，提出并全面阐述了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系列战略构想这些战略构想主要包括:

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一面旗帜，也是党成立以来就明确提出并不懈追求的一个目标。

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再次重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党要始终牢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这充分表明，党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上的认识清醒、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十六大以来的实践和发展，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更加鲜明地提出，要从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战略高度出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这里，民主政治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被完整地提了出来，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建设应有之义，但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体制模式，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充分考虑本国的社会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发展水平等重要因素。

那么，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该走什么道路呢？对此，中共十七大作了鲜明的回答: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的核心和特征，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改什么，朝什么方向改，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关系到改革的性质问题。胡锦涛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文中，谈到这一问题时深刻指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好发展好这些制度换句话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1.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基层群众自治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这句话点出了依法治国是我国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人民民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02年12月4日，胡锦涛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都要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必须有法可依。为了实现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十六大以来，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公正立法，不断加强立法工作。坚持依法治国，最为关键的是坚持依法行政。实行依法行政，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改革的关键，也是人民群众的迫切呼声。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本质上是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是民主的核心问题。在我国现阶段，人民当家作主一方面是由人民选出代表组成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则是基层群众自治，即由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这是人民当家作主最直接、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也是培养、锻炼、提高人民民主素养和能力的重要方法。

十六大以来，在我国广大的农村，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得到了长足发展。十七大第一次将基层群众自治列入中国特色四大政治制度范畴，强调必须把基层群众自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体现了我们党对基层群众自治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表明基层民主自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制定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31个省区市制定了村委会选举的地方性法规，85％以上的村建立了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制度，92% 以上的村建立了村民理财小组、财务审计和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等组织。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宪法为依据，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核心、以地方法规为支撑、以村民自治章程为补充的法律制度体系，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制度化、法治化基础。

全国现在已基本形成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广大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对所在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民主自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初步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基层民主的发展，把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自治民主形式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了民主的实现形式，扩大了民主的范围，对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了“倒逼态势”，给整个国家政治生活注入了巨大活力。

2.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的深刻总结。无论是从现实国情和革命传统文化出发，还是考虑到民主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当代中国，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要由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集中反映和有效实现人民共同意愿的政治领导核心来主导和带头，“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自身建设中更加自觉地推进改革创新，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采取切实措施把民主集中制落实到党的领导、组织、选举、工作和监督制度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党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先进性和主导性。2004年9 月22日，中央颁布了《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充实了党员享有的各项权利，完善了保障党员权利的具体措施；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推进党务公开”，要求“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进一步确立了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制度化、规范化基础。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拓宽了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渠道，扩大和增强了党的领导和决策的基础。从十六届二中全会开始，党中央率先垂范，实行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政治局常委会向政治局通报民主生活会情况制度，各级地方党委常委会也向全委会述职和报告工作、接受监督。这一重大制度安排，强化了全委会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主体作用。

十七大进一步提出“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党的各级委员会结合实际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委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探索建立重大决策记名表决、决策跟踪与评估和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等制度，强化决策责任约束，减少决策失误。经过积极的探索实践，现在已广泛建立专家咨询和论证评估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等，完善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党委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保证决策主体多元化、程序规范化、参与有序化和反馈与监督制度化，提高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水平，“保证决策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

3.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直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2004年12月31日，中央转发了《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提出改革和完善诉讼制度、诉讼收费制度、检察监督体制等10个方面35项改革任务。根据十七大作出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2008年年底，中央又转发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围绕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4 个方面，提出了60项改革任务。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政法机关和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持续推进。人民法院着力于解决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健全司法为民的工作机制，出台了大量“促进公正与效率”的改革措施；人民检察院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和加强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为重点，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改革举措；全国公安机关积极推进矛盾纠纷排查、规范执法、执法监督等工作机制改革，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经过不懈的努力，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从改革死刑核准制度到治理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从规范自由裁量权到深化司法公开、建立听证制度；从改革民事、行政案件执行体制到改革审判监督制度，逐步缓解“执行难”、“ 申诉难”、“ 打官司难”等；从加大司法救助、法律援助和国家赔偿到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从改革和完善司法保障机制到减少由于“利益驱动”导致的乱作为，更加突出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更加强调解决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更加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更加注重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问题，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4.总结

现阶段来说，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体制的建设仍需继续完备，民主和政治文明的根基仍需加强。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政治建设上都仍处于不完善的层次，需要我们通过更大的努力将我们的中国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推向一个更高更好的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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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十六大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综述

搭台唱戏惠民生

——乌达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文化事业发展纪实本报记者王秋华

乌达区注重把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积极探索建设发展均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依靠先进文化加强社会管理，引领社会发展。

改革文化体制，改善服务环境

乌达区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全力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富有效率、服务优良的工作环境。

乌达区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积极探索职责下移的工作方式，计划将原文化馆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引入的专业文化人才全部下放到学校和社区，鼓励其在基层充分发挥作用。同时，由文化馆牵头，组织基层文化工作者形成业余团体，制定考核标准，引入竞争激励机制，鼓励其出作品、创精品，提高文化队伍整体素质。目前，乌达区已培养业余文化队伍60余支，参与人数2200余人，专职辅导员10人，业余辅导员60余人。

乌达区组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在原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乌达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全面负责文化娱乐经营场所及重点地段的文化监察及管理，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活动，确保文化经营活动有序开展。

乌达区突出特长文化教育，在各中小学校探索实施文化差别化发展计划，在不影响整体教育教学质量的前提下，鼓励各类特长学校的出现。乌达区一方面允许具备一定特长的学生自主择校，加大培养力度，提高特长学校整体实力；另一方面，全力为部分书法类、文艺类聘用教师提供充足的创作时间，鼓励其发挥特长，为学校多做贡献。

打造特色队伍，繁荣基层文化

乌达区本着文化工作整体重心下移思路，繁荣基层文化，带动群众文化活动，使群众文化活动成为自觉行为。

今年，乌达区在打造学校、社区特色文化队伍以及加大资金投入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各学校以器乐为特色，结合自己学校资源优势，申请相应的乐器配备。根据学校申请，乌达区出资约130万元为学校配备乐器。到目前，各学校乐器配备已经到位，正在开展队伍组建工作。乌达区鼓励各社区根据自身优势、文艺特长，成立特色文化队伍，并提供服装、设施以及培训等。在优惠政策的扶持下，乌达区成立了14支百人群众文化队伍。目前，这14支队伍已经成长为成熟的群众文化力量。其中，乌达区投资近20万元成立的百人威风锣鼓队，让乌达区有了自己的锣鼓队伍。

完善发展思路，推动新的进步

结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乌达区进一步完善了文化工作的发展思路。其中，乌达区将以文化惠民工程为抓手，以图书馆、文化馆、社区服务中心、基层文化站等公共文化资源为平台，积极开展书法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活动，加快构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

下一步，乌达区将加强图书馆建设力度，使图书馆向数字化图书馆方向发展，在“十二五”期间，乌达区图书馆将实现与内蒙古图书馆的网络链接；加强社区图书室、企业图书室的建设，鼓励居民、员工都来阅读，倡导全民阅读习惯，营造大家都来阅读的良好氛围。在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乌达区还将加强软件建设，通过创新服务方式等，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吸引读者来图书馆、图书室阅读。

乌达区将加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设，全面开展书法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等活动。下一步乌达区将派出书画院专业人士到各学校规范书法课教学；开展多种形式的笔会交流，增加在内蒙古、在全国书协中会员的数量；选送高层次书法人才出去培训，普及和提高书法水平。

十六大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综述http://www.xiexiebang.com 2011年09月24日17:30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9月24日电(记者周玮白瀛黄小希常亦殊)在上海，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可按需自主选择，预订品种丰富的文化“美食”；在深圳，24小时自助图书馆服务机让借书、还书如在ATM机上存取款一样方便；吉林已实现农村数字电影全覆盖，500多支农村放映队穿行在乡间村屯„„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各有关部门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的原则要求，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基层特别是农村为重点，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已覆盖全部通电行政村和20户以上自然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已建成83万个服务点、覆盖全国90%的行政村，农家书屋已建成40万家、覆盖50%的行政村，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基本实现乡乡有综合文化站，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年放映800万场电影，基本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公益服务目标，此外全国已有1743家公共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向社会免费开放，广大群众看书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得到明显改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框架基本建立，公共文化的阳光遍洒中华大地。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与方向。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制定下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对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等作出重要部署。党的十七大顺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的新期盼，把“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将之作为“三加快一加强”文化改革发展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

按照中央的部署安排，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摆上重要位置，加大财政投入，完善相关政策，健全设施网络，拓宽服务渠道，加快构建覆盖城乡、面向广大群众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十一五”期间，各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从2006年的68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528亿元，年均增长22.2%。国家发改委累计安排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资金超过200亿元，其中用于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的资金是“十五”时期的8倍，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大力推进重大文化工程项目，支持各地文化建设。“十一五”期间，中央投入39.48亿元用于全国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中央和地方共投入82亿元用于广播电视村村工程建设；投入近23亿元用于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投入46.9亿元用于农家书屋工程；投入63亿元用于文化遗产保护，是“十五”时期的近4倍；此外，2008年到2010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5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公共文化实施免费开放。在加大投入的同时，文化投入结构也逐步改善，文化事业费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向基层倾斜，比如2010年西部地区文化事业费达到85.78亿元，占全国的26.6%，比2007年提高了5.1个百分点。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吉林省靖宇县农村电影放映员刘晓明近来“相当忙”，他开着自己的微型面包车，每天穿梭在吉林省东部山区的乡间小路上——他要赶在秋收开始前，为14个村庄放映完今年的最后一场电影。

作为一名农村放映员，刘晓明切身感觉到农民文化生活的改善。“今年我们就放了《建国大业》《举起手来2：追击阿多丸》好几部大片，这样的大片农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搁以前谁敢想呀？”

不仅农村电影片源不断丰富，放映条件也得到了明显改善，让农民看电影的积极性更高了。“以前放电影赶驴车，扛的是好几十斤重的胶片机，放的影片老，图像还模糊；现在我们开‘微面’，用的是轻便的数字机，放映影片新，图像清晰，声音还逼真，你说大家伙能不爱看吗？”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的电影大餐，并非靖宇县农民的“特殊待遇”。来自广电总局的数字：“十一五”时期，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共组建农村电影数字院线240条，数字电影放映队4.1万多支，拥有数字放映设备4.2万多套。2010年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超过800万场，覆盖了全国60多万个行政村，形成了遍布全国农村的数字电影放映新格局，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确定的“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公益服务目标基本实现。

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保障基层群众文化权益，包括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在内的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提前完成覆盖全部已通电行政村和20户以上自然村。而按照1998年这一工程刚实施时的统计，在我国有70多万个散布在偏远深山中、交通不便地区的行政村，居住在这些地方的1.48亿人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

——覆盖了90%行政村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广泛整合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院团及广电、教育、科技、农业等部门的优秀数字资源，依托各级图书馆、文化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和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等工程，为基层送知识、送欢乐，截至2010年底累计服务群众近10亿人次。

——已覆盖全国50%行政村的农家书屋建设工程，通过在行政村建立农民自管自用的公益性阅读场所，解决了农民群众看书难的问题。到今年底，全国预计建成50万家农家书屋。

„„

近年来，为让更多百姓享受“优质文化就在家门口”的公共福利，全国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不断加大免费开放的力度。截至2010年底，全国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1743个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如期全面免费开放。

2011年底之前，国家级、省级美术馆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全部免费开放，所提供的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目前，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已免费开放，陕西实现省内“三馆”全部免费开放。

免费开放之举，获一片叫好声，被社会普遍认为是提高公民素质和幸福指数的重要途径，“犹如一股春风，在人们心中激荡起走进文化艺术殿堂汲取知识、提高修养、享受文化权益的阵阵暖意”。

创新服务方式：打造文化民生品牌

从社区的文化活动到大剧院上演的芭蕾舞，从锣鼓巷的民俗文化到相声俱乐部，从旅游文化节到群众周末大舞台，北京文化惠民工程带给市民实实在在的精神享受。

据介绍，北京市文化基础设施总量全国第一，部分领域已接近世界主要城市水平。其中博物馆数量156家，仅次于伦敦居世界第二；公共图书馆在伦敦、东京和巴黎之后居世界第四；人均拥有电影屏幕数量接近巴黎、日本水平。各行政村已基本建成多媒体综合文化中心，在全国率先实现农村有线电视、电子政务、有线广播、图书信息服务、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数字电影、党员教育和远程教育“八网”合一。

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享，各地纷纷出台新举措，努力打造文化民生品牌，探寻统筹城乡文化建设的发展新路。

——广东在全国率先开展“流动图书馆”“流动博物馆”“流动演出网”三大文化流动服务网络建设；推出“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建设数字图书馆联盟以及“网上图书馆”“网上博物馆”等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文化共建共享工程，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

——河北全面完成县级数字影院建设，全省各地规划建设了一批集游艺娱乐、休闲健身、公益活动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景观、文化广场，打造了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品牌，霸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邯郸市“欢乐乡村”农村文化工程成为全国先进典型。

——陕西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纳入村级社会事业公共设施统筹建设项目，统筹职能、统筹规划、统筹项目、统筹资金，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资金投入农村文化设施建设。

为进一步明确基层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主体责任，2011年上半年，文化部与财政部联合实施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十二五”期间将在全国东、中、西部创建一批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培育一批具有创新性、带动性、导向性、科学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群众自办文化：我的文化我唱主角

“虽说平时也参加过不少演出，但是如此高规格、大场面的舞台还是头一次，这些舞台灯光音响设备真是好，我没想到自己也能在这样的舞台上唱歌。”说到参加“辽宁省首届群众文化节”的感受，张林田竖起了大拇指。

正在举办的辽宁省首届群众文化节将持续到10月15日，一个月的时间里举办14台特色文艺晚会，从社区群众声乐器乐展示、老年合唱节、农村小戏小品展演，到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展演、皮影戏精品展演等，将有4000余名张林田这样的群众参与演出。

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加快推进，大大调动了群众自发的文化创造热情：“我的文化，我唱主角。”

在许多地方，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文化活动，发展农家文化大院和文化中心户，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充实活动内涵——农民自办文化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补充。

为鼓励和扶持农民自办文化，各地文化部门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强农村业余演出队、业余电影放映队、农村义务文化管理员以及社区文化指导员等业余队伍的培训，鼓励农民自办文化大院、文化中心户、文化室、图书室等，支持农民群众兴办农民书社、电影放映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因运行机制较为灵活、演出成本较为低廉，在农村文化市场如鱼得水。作为山西清徐嫦娥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领头人，“梅花奖”获得者胡嫦娥和团里的演员们抬着戏箱，上矿山、进山庄、入农家，足迹遍布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数十个县、近千个村落，演出6000余场，观众上千万；五年来，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平均每年下基层演出300场次，几乎天天有演出，同时努力为家乡培养更多文化骨干——与当地文化馆联手，开办“马头琴培训班”，全县现在有专业马头琴手5000多名。

“以农村基层和中西部地区为重点，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建议所描绘的未来五年文化民生的美好画卷，正徐徐展开。

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我省绘制文化发展美好蓝图

2011年11月13日07:27 来源：东北网

作者：谭迎春欢迎发表评论0 字号:

黑龙江日报11月13日讯擂响发展劲鼓，绘制美好蓝图。全省上下抢抓战略机遇，以和谐文化建设为主题，以文化创新为动力，以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重点，全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记者从省文化厅、省发改委了解到，“十一五”期间全省文化(文物)事业费投入总计超过33亿元，是“十五”时期的2.25倍，年均增长19.3%，文化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风生水起。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我省编制完成了全省地市级文化三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抢救性文物保护“十二五”建设规划，将全省44个博物馆、图书馆、群艺馆和3个历史文化名镇、名城以及21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项目列入国家“十二五”建设规划，全方位、多层面地推进全省文化发展建设。

第三篇：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纪实

构建科学发展体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纪实

（2010-08-13 10:18:18）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1版

新华社记者

文化是国家的血脉和灵魂,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从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作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战略部署,到2010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顺应时代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勾勒出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清晰脉络。

8年来,我国文化体制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一幕更加精彩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戏正整装上演„„

加快文化发展,深化体制改革——

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新的历史时期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发展指明方向

2003年以前,我国电影产量一直徘徊在100部以下,2009年则达到456部,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2010年,影片《唐山大地震》上映17天,票房达5.32亿元,创造了国产电影最高票房纪录。

从2002年到2010年,站在文化体制改革风口浪尖的电影产业描绘了一条华丽的上升曲线,成为8年来文化体制改革成就的一个缩影。

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一样,文化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相伴相生——1979年,广州出现第一家音乐茶座,市场力量开始向传统文化领域渗透；1988年,国务院相关部门陆续颁布文化市场管理法规,文化市场的概念得以确立；2000年,“文化产业”一词被正式写入中央文件„„ 但长期以来,制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相混淆,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束缚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厘清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首次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2003年6月,包括深圳在内的9个地区和35个文化单位成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试点地区和单位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深化内部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市场体系。

2005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6年3月,中央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新确定了全国89个地区和170个单位作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文化体制改革在稳步推进的基础上,走上全面推开的新里程。

200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对“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目标任务作出全面阐述,对进一步加快文化建设、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作出部署。

2007年11月,党的十七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提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

随后,我国文化产业规模迅速壮大,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08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7630亿元,比2004年增加了4190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相当于同期GDP的2.43%,比2004年提高了近0.3个百分点。

2009年7月,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重要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

两个月后,拍摄了众多“商业大片”的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申请获证监会批准通过,成为内地第一家成功上市的影视制作公司。虽然这是资本市场上的一件寻常事,但却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步。

2010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加快推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幕就此拉开„„

转变政府职能,发展文化事业——

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谱写惠及13亿人“文化民生”的新篇章

千余家博物馆免费开放,18亿人次农民免费看电影,农家书屋覆盖一半行政村„„这张收获于2009年的成绩单,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增添了又一抹亮色。

浇灌出累累硕果的,是党和政府对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深刻认识和对实现文化公平的不懈努力。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并不等于把“事业”都变成“产业”。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不仅需要政府加大投入,还需要政府转变职能,由主要“办文化”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党的十六大以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得到重视。“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近年来,各级财政对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国家拨付专项资金,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等重大文化惠民项目。

据统计,“十一五”时期前4年,全国文化事业费总计超过900亿元,年均增幅25.28%。仅2009年,中央财政对地方各项文化工程投入总量就达30多亿元。

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级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已有1444座向社会免费开放；全国已有2850个公共图书馆、3223个文化馆、38740个文化站；农家书屋工程自2007年实施以来,已建成农家书屋24万个,每个书屋可供借阅的实用图书不少于1000册,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预计到今年底,将有70多万个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将全面“扫盲”；在城市,由政府投资建设的综合性文化场所,如大剧院、音乐厅等,如今遍布全国各地。一个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正在全国形成„„

伴随覆盖面的扩大,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服务水平也在技术和体制机制的创新中不断提升——

在深圳,“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系统”的出现,让借书、还书如在ATM机上存取款一样方便；

在云南,从2009年起,农民收到了来自政府的“文化补助”。省级财政每年将按照农民人均5角钱的标准,安排文化惠农活动补助经费,用于农民的基本文化活动补助；

在浙江,全国首个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指标体系的推出,让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有了硬指标；

在贵州,因独特的传统竹管乐器玉屏箫笛而闻名的玉屏侗族自治县,制定出台了贵州省首个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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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公共文化体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了发展公共文化的着力点——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

1亿多进城务工人员、8亿农民、13亿中国人„„当亿万人民都能享受文化带来的滋养,感受文化独有的魅力,文化的基石才能牢固。也只有亿万人民精神状态与文化生活的改善,才能真切生动地展示出文化中国的活力,文化的繁荣才有保证。

不久前,广东省中山市百万外来务工人员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广东省“爱心电影卡”工程可以让他们免费享受100场电影文化大餐。

同样在这个炎热的暑期,《意大利乌菲齐博物馆珍藏展》、绘画书法免费教学活动、精彩的文艺演出、免费看电影„„湖北省文化部门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陪伴广大市民度过酷暑。

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惠及13亿人民的“文化民生”。这张常写常新的考卷,将带给我们新的挑战,也必将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遵循市场规律,发展文化产业—— 转企改制让一大批文化企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文化产业成为各地新的经济增长点

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恰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的“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实践告诉我们,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如何打造合格的文化市场主体成为关键。推进转企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各项改革措施有条不紊地推进。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在原北京市儿童艺术剧团基础上自2004年1月转企改制成为股份制现代企业,在新的运行机制下迸发活力。转制当年创收2163万元,其中营业收入1568万元,是转制前的18倍。

继2006年北京儿艺在云南昆明建立全国第一个儿童剧基地后,2008年,他们与江苏无锡广电集团联手,建立了“星辰儿童梦剧场”,开始实施儿童剧演出连锁经营。2010年4月,北京儿艺与吉林省3家演艺企业联合成立的吉林京演儿艺联合剧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标志着作为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先行者的北京儿艺,在跨地区重组、演出院线建设方面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才能在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上取得新进展。不深化改革,就无法加快文化发展方式转变,无法推动文化内在活力进一步迸发。

截至2010年上半年,148家中央部门和单位出版社已有102家核销事业编制。地方需要转企改制的出版单位已基本完成任务,全国近3000家新华书店已有2900多家转企改制,需转企改制的35家电影制片厂已全部完成任务,204家省市电影公司、293家影院以及58家电视剧制作机构完成转企改制任务。转企改制的国有文艺院团总数达228家,仅今年新增数即达106家。

转企改制使文化单位摆脱传统事业体制的束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转制之后,如何进一步加快发展成为另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打造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更高目标。

2009年8月,国务院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文化企业进入主板、创业板上市融资,鼓励已上市文化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再融资方式进行并购和重组,迅速做大做强。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201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宣部、财政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处于成熟期、经营较为稳定的文化企业在主板市场上市；鼓励已上市的文化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再融资方式进行并购和重组；探索建立宣传文化部门与证券监管部门的项目信息合作机制,加强适合于创业板市场的中小文化企业项目的筛选和储备,支持其中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2004年完成规范转制,2006年8月实现重组改制,2007年12月在国内第一家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整体上市。2009年又变更名称,以区域性大型出版传媒产业集团和战略投资者的面貌,踏上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征程。上市之后,北方联合出版传媒对北京、上海等地的知名出版策划人和职业经理人,连同他们的策划团队、签约作者、有效出版资源实施规模性并购,相继成立了万榕(上海)书业、智品(北京)书业、万邦(北京)书业等3家公司。除“外延式扩张”,它还按照行业规律、市场规则,对图书产品结构做出强力调整,放大品牌效应,提高图书产品在细分市场中的竞争力,实现持续稳健的“内生性增长”。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作为湖北省出版行业的龙头企业,拥有全资子公司18家、控股公司8家、参股公司3家,其下属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包括全省各市州县84家分公司。转企改制以来,企业总资产由21.6亿元增长到81.7亿元,销售收入保持了每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为国家创造利税13亿元。

业界专家指出,要拓宽文化产业发展的融资渠道,必须多拳出击。比如在演艺娱乐业、动漫游戏业、传媒业、网络业、影视业、出版发行业等重点文化产业选择一批改革到位、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大型国有或国有控股集团公司,推动上市融资,做优做大做强。

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让人们看到了文化体制变革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而金融资本大量涌入,国家出台的各项政策,为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传播先进文化,突出以文化人——

不断发挥文化引领社会思潮、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前不久结束的首届全国民营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中,上海萧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原创越剧《状元未了情》,以高尚的道德标准、正确的社会导向、精湛的艺术表演受到好评。这部2003年编排的剧目目前已演出300余场,不但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屡次在各种比赛中获奖。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充分发挥文化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提振信心、鼓舞士气的作用,意义重大。对此,正在深入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给出了初步答案——

无论是公益性文化事业,还是经营性文化产业,只是文化形式的差别、载体的不同,而承载的精神即文化的灵魂是一致的。那就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来。

而作为文化行政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大发展大繁荣,是近年来坚持不懈的追求: ——为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体制保障,不断从制度上作出明确规范,加强引导监管；

——打造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对部分优秀曲艺艺术实施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实施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等；

——进一步改进文化产品的各类评奖、资助、奖励机制,鼓励多出力作,创作精品；

——对民营艺术院团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在评选表彰、演员职称评定、社会保障、优秀剧目支持等各个方面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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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要求,近年来,各级各类文化单位努力践行“艺术的生命力蕴含在人民群众之中”的实践标准,在出版发行、电影电视、演艺演出等多行业多领域,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主旋律作品,产生了一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化艺术工作者。

针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近年来,文化管理部门会同其他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规定和措施——

针对一些文化企业眼睛只盯着经济利益、唯利是图、忽视社会责任的问题,各级文化管理部门加强了引导和监督；

为净化网络文化环境,各级文化管理部门和综合执法机构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封堵非法网络文化产品及其网站；

针对当前呈泛滥之势的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文化管理等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纷纷出台针对性措施；

„„

发展无止境,探索无终点。一个重视文化改革发展的国家,必定富有活力；一个文化生机勃发的民族,必将充满希望。

毋庸置疑,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记者张宗堂周玮赵超白瀛黄小希璩静)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第四篇：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丰硕成果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丰硕成果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１２日电（新华社记者周玮、黄小希、白瀛）党的十六大以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扎实工作，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和丰硕成果，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空前繁荣，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路，开创了文化建设新局面。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文化建设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明显变化，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的文化发展理念逐步确立；制约文化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破解，有利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体制机制初步建立；文化发展的思路日益清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逐步完善，“两手抓、两加强”的文化发展格局逐步形成„„

把推动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作为中心环节着力培育新型文化市场主体

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衡量改革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标志。在改革实践中，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要求，积极推进经

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国有文化单位市场主体缺失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明确转企改制范围，把文化单位分成公益性和经营性两大类，出版、发行、影视、演艺、广电网络、新闻网站、非时政类报刊等经营性文化单位，逐步转制为企业。

——完善改革的配套政策，对转企职工社保衔接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过渡法”，对转制单位原有财政投入一定时间内保持不变，并减免所得税等。特别是针对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大多历史包袱重、适应市场条件差的实际，在改革中出台了许多特殊政策措施，“扶上马、送一程”。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４千多家，核销事业编制１８万个以上。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领域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应转制的４１９家地方出版单位已完成４０２家，应转制的２４１２家发行单位全面完成改革任务；２９家电影制片厂已完成２７家，地方３６２家电影公司已完成３２７家，４６０家电影院已完成４１１家，广电系统内需转制的５７家电视剧制作机构已完成５２家，３８家省级党报党刊发行机构已完成３２家。此外，国有文艺院团、非时政类报刊社改革取得积极进展，２１１８家国有文艺院团中已有５９０家完成转制，地方３０００多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已有５９５家完成转制。

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不是“甩包袱”而是“创新路”

２０１０年，北京市全市８２家营业性演出场所共演出近２万场，实现演出收入１０．９亿元；

北京儿艺、北京歌舞剧院、中国木偶剧团、中国杂技团等四家转制院团演出场次比转制前翻了一番多，营业收入比转制前增加了两倍多„„

这是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胡振民在不久前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参观考察活动中了解到的。对考察中的所见所闻，他感触很深：“北京市的文化改革发展，不仅经济效益喜人，而且出人才、出精品，社会效益也十分显著，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难能可贵。”

北京市这几家院团的新面貌可谓全国文艺院团体制改革成果的缩影。江苏、安徽、陕西、河北四省已基本完成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任务。山西、辽宁有６０％的国有文艺院团完成转企改制，宁夏完成省级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任务。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国有文艺院团增强了内部活力和发展动力，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河北大厂评剧歌舞团整体转制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了艺术生产力新的解放，固定资产达到１０００万元；辽宁省营口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挂牌后，４个月的演出收入比改革前全年总收入还多１１０％；江苏昆剧院转企转制后，新版昆剧《１６９９·桃花扇》一炮打响，在全国巡回演出，备受年轻人的追捧，一场戏将昆曲变成了一座“流动的博物馆”。一些地区将转企改制与资源重组结合起来，纷纷组建演艺集团公司，积极打造区域性龙头演艺企业。截至目前，全国已组建５０多家演艺集团公司，演艺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产业链不断延伸、市场开拓能力不断提升。这不仅扩大了国有文艺院团的市场占有率，而且为演艺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为切实推动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一些地方加大了对转制院团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四川、江苏、安徽、重庆、陕西、云南等省市分别出台扶持院团改革发展的保障政策。江苏省级财政每年安排１０００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解决省直院团转制后的退休人员事企待遇差问题。河北省级财政每年拨款１０００万元用作艺术精品生产专项基金，通过演出补贴、政府采购等形式扶持院团走向市场。

一大批民营院团，紧紧抓住文化体制改革机遇，不断发展壮大，焕发出蓬勃生机。天津市刘荣升京剧团挖掘整理优秀传统剧目，坚持在中小剧场低票价演出，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中迸发新的生机；山西清徐嫦娥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坚持面向农村、服务农民，年演出１５００余场，年收入近千万元；河南小皇后豫剧团成立１８年来，演出近万场，观众达数千万人次。

改革不是“甩包袱”，而是“创新路”，文艺院团以改革实践向社会传递出这样一个启示：转企改制不是政府不管了，而是要坚持面向群众、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市场，遵循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改革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切实把演艺业发展的主体培育好、结构调整好、环境营造好，激发文艺院团内在发展活力，不断提高创作、生产、演出的水平。

早改早受益：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转企改制后步入发展快车道

２０１０年底，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转企改制工作全部完成。改革实践表明，新体制新机制让出版单位与市场贴得更近，和读者贴得更紧，逐步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出版发行体制改革一直走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前列。无论是转企改制、上市融资，还是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联合重组„„我国出版行业正经历着一场波澜壮阔的深刻变革，转企改制后的出版社步入了发展快车道——

今年１月至５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实现发货码洋３．２亿元，回款１．３亿元，利润１０００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在２０％以上；

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码洋和发货码洋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１９．８４％和２２．３２％，创近１０年来历史新高，所出版的图书在填补市场空白、装帧质量及技术领先性方面的表现均好于往年；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出版集团码洋增长１０％，预计全年销售码洋将超过５０００万元。早改早受益，发展更有力。“如果不转制，作为事业单位的出版社不是市场主体，没有上市融资的资格，也就无法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做大做强。”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李朋义说。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立。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中国教育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采用“集团公司＋股份公司”的模式组建，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同步组建、共同发展。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语文出版社、中国教学仪器设备总公司、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等５家单位组成的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被业界比喻为“航空母舰”。

把刚刚下水的“小舢板”变成实力强大的“航空母舰”，是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出版业正努力朝着这个目标迈进：数十家中央和地方出版社组建了股份公司，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转企改制得以如期完成，离不开员工的支持。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过程中，出版单位注重保障员工权益，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

知识产权出版社从现有企业利润中拿出１６００万元，投入到企业资产当中，并且明确规定该笔资金用于７８位退休老职工的未来保障；

电子工业出版社也通过职代会的方式锁定了１５００万元放在企业的账上，为离退休人员未来的养老待遇进行保障。

如今，“主动适应机制变化”“早改早受益，早改路更宽”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职工李慧远认为，告别传统出版业论资排辈的旧风气，年轻能干的员工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平台越来越宽阔：影视企业塑造市场主体积极上市融资

影视制作领域不断深化改革，以塑造新型市场主体为目标，大力推进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长春电影制片厂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造，１６个车间和经营单位组建了产权多元的有限公司，自负盈亏、独立经营，焕发了新的活力。

长影参照世界最先进的电影工业模式，确立了“立足主体产业、发展相关产业，建设‘一厂三区’（老区、景区、新区）”的战略部署，以电影创作为龙头，拉动旅游、电视等相关产业发展。在全国电影厂中第一个建设了中国独有、世界一流的电影主题公园，第一个建立了农村电影创作基地„„今天的长影，已形成了电影、电视、洗印、旅游比翼齐飞的四大产业，形成了新的利润支撑点，年利润稳定在３０００万元以上。

摆脱了生存困境的长影，积极投入电影创作，成功地推出了《导火线》《耳朵大有福》《辛亥革命》等影片，不仅成功实现了以副业养主业的设想，还取得了电影事业本身的突破。良好的发展态势，让长影人有了充足的底气。目前，长影正在积极筹备上市，老区改造、长影世纪城二期、农村题材电影拍摄景地等工程也在进行中。

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将影视制作部分剥离转制，于２００５年组建成立了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体制带来了新的理念，也铸就了新的发展优势。成立６年来，集团公司实现市场领域从江苏迈向全国、从国内迈向世界的“三级跳”，共投资拍摄、发行百余部影视产品，其中电影《南京！南京！》进入英国主流院线，《秋之白华》获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十月围城》获香港电影金像奖８项大奖，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获第２８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２０１０年，集团公司产值近１０亿元，年均增长３０％以上，已发展成为国内知名的影视内容提供商和集成商。

通过改革，涌现出一批新型影视市场主体，直接推动了我国电影产业的繁荣发展。２００３年以前，国产电影年产量不到１００部，２０１０已经达到５２６部，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全国城市票房总收入突破１００亿元，连续第六年保持３０％以上增长，共有１３部国产电影票房过亿元，改变了进口大片主导我国电影市场的格局。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正极大改变着文化领域的面貌，调动了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激发了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有力地证明：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

第五篇：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现状与缺失

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现状与缺失

.2010-8-10 娄孝钦

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七大以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从财政、税收、金融等各个层面支持文化产业,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与此同时,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为我国制定和实施文化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在研究过程中还有一些缺失,制约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为了深入了解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我们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独秀知识库、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以及四川大学图书馆相关资源对2009年11月以前的期刊论文、重要课题、主要著作进行了检索,力求覆盖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成果,以总结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缺失。

一、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研究现状

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文化产业政策理论支撑,学界对此作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研究不断进步,形成了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理论认识。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理论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内涵的研究

学界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内涵有不同的认识,主要体现为:(1)文化产业政策体现为一种经济政策。一些学者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国家为指导和调节文化产业活动和经济利益所制定的规则和措施,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政府间接管理文化产业、促进其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1]。(2)文化产业政策体现为一整套规范的政策系统。一些学者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国家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相关领域实行的意识形态和行政管理上的一整套规范,这种规范具有制度性和原则性,由此来指导和调节文化、艺术事业活动和经济利益[2]。从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内涵的分歧主要为:文化产业政策是一种经济政策,还是一整套规范的政策系统?两者的研究范畴不同,前者主要是经济政策范畴,而后者研究范畴更大。尽管学界尚未对此内涵达成共识,但是,学界充分肯定了文化产业政策指导、调节、规范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功能与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2009年,国务院通

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将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文化产业作为一项产业首次被正式纳入国务院的产业政策规划体系。学界充分肯定了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的功能和作用,一些学者从三个层面对此进行了论证:(1)从微观层次来看,文化产业政策可以通过产业运行政策来调整文化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文化产业的运行创造一个既有公平竞争、又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充满技术改造、创新意识的良好环境;(2)从中观层次上看,文化产业政策可以通过产业关系政策来调整一国范围内同一地区或不同地区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一国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并建立国内合理的地区分工关系;(3)从宏观上看,文化产业政策又可以通过产业政策来调整国际环境下各国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使文化产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实现产业全球化目标,并促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最终实现产业的现代化[3]。从这三个层面来看,文化产业政策作为一种复杂的政策体系,覆盖了文化产业的各个方面,调整、指导、优化了企业与企业、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产业关系,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三)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历程研究

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历程的研究,一些学者对从先秦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政策和文化产业政策进行了初步探索,总结了我国从古至

今文化政策的发展经验[4],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历程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其演变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1)改革开放前的文化经济政策(1949~1978年)。这一时期主要是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对文化经济政策进行初步探索,为以后市场化、产业化阶段的文化政策制定积累了无比宝贵的经验。(2)文化市场酝酿期的文化经济政策(1978~1988年)。文革结束后,吸取以往经验教训,党中央对文化政策进行了积极调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文化的经济属性也开始得到承认,我国文化事业出现了复苏和空前繁荣。(3)文化市场全面推进时期的文化经济政策(1988 ~2002年)。这一阶段,我国文化市场进入全面推进时期,文化产业初步觉醒并迈开了建构其合法性的步伐,文化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体现为引导、培育、规范。(4)文化产业合法化发展时期的文化产业政策(2003~2008年)。这一阶段国家在文化经济及文化产业政策上更加开拓创新,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重心,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内外统筹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繁荣。这一时期,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取向体现为鼓励、扶持。(5)文化产业纵深发展时期的文化产业政策(2009—)。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2009年7月,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文化产业作为一项产业第一次被正式纳入国务院的产业规划体系,这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成为助推社会转型、促进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动力。在此背景下国家陆续出台《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政策措施,为全球金融危机中文化产业继续保持“逆势上扬”和我国文化产业应对新的时代发展机遇提供了政策保障[5]。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对我国文化经济政策的探索,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政策的深入发展,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在探索中不断前进。

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研究现状

学界的研究最终将应用于构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促进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估,因此,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从研究现状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建议

很多学者提出了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建议。

一些学者认为,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主要为:第一,将文化产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之中,并逐步使之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以分类指导为原则,尽快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第三,正确认识文化的双重属性,出台鼓励非公

有制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第四,制定文化产业主体培育政策,制定鼓励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具体政策;第五,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第六,实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工程,将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第七,出台鼓励文化产业与工业化、信息化协调发展的政策;第八,制定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政策;第九,文化市场培育和规范政策[6]。学界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提出了不少具有宝贵价值的建议,然而,一些政策建议人云亦云,没有落实到问题的实处,没有对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和总结,因而,造成一些政策建议不能迅速地、有效地落实到文化产业发展中。

(二)我国区域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

区域文化产业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一部分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1)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机制研究。有的学

者提出,文化产业政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从共性机理来看,长三角地区的文化产业政策蕴含着内在的区位文化特性,而且政策效能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偏差则阻碍其发展的步伐;从差异性机理来看,文化产业政策在政策倾向、政策出台的时序和政策实施机制层面存在问题。上述机理说明:长三角地区要实现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必须在文化产业政策上追求“求同存异”[7]。(2)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学界认为文化产业政策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上同样重要。有的学者在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的基础上,对城市层面的欧美文化产业政策,以及国内主要城市的文化产业政策进行了分析,研究比较全面[8]。(3)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是区域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些学者认为,影响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执行的相关要素为:第一,政策本身的因素;第二,政策资源的因素;第三,政策执行者的因素;第四,目标群体的因素。同时还提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执行需要注意以下方面:第一,提高文化产业政策的质量;第二,大力开发政策资源;第三,提高政策执行者的素质;第四,提高目标群体对文化产业政策的认同度。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创新存在的问题为:第一,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体制性缺失;第二,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稳定性缺失;第三,文化产业政策的整体性缺失。对此,学界认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创新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正确认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是实现民族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思想认识基础;第二,正确把握民族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规律,是实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关键;第三,完善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体制,是实现民族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体制保障;第四,实现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是实现民族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根本途径[9]。从学界的研究来看,区域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比较系统化,有利于指导、规范和推动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

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为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借鉴。(1)对美、日、韩、欧盟文化产业政策研究较多。由于美、日、韩、欧盟文化产业相对发达,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的意义作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学界对此关注度较高。大多数学者对美、日、韩、欧盟文化产业政策进行了阐释,一部分学者对美、日、韩、欧盟文化产业政策模式进行了探究。例如,现代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政策有美国———市场主导型,西欧———政府主导型,日本———政府行政指导型,韩国———政府推动型[1]。(2)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学界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研究范围扩大到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例如,对阿根廷、巴西等国家文化产业的具体政策进行研究。(3)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进行归纳和总结。有的学者认为,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主要体现为:美国主要是放松管制与对外扩张并

举;英国主要是多元整合,务实发展;日本主要是文化立国,推动动漫出口;韩国主要是“文化立国”政策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10]。

(四)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研究

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从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文化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很多观点。例如,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缺、弱、变、散、乱、粗”。“缺”,即部分政策的缺失;“弱”,即政策对产业的扶持力度不够,政策措施偏软;“变”,即政策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散”,即政策重点不突出,政策针对性不强;“乱”,即政策不协调;“粗”,即政策可操作性不强。具体而言体现在:第一,政策缺失、无法可依的现象仍然存在;第二,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的保护、扶持力度偏弱;第三,政策多变,缺乏必要的稳定性;第四,产业政策针对性不强,重点不突出;第五,各部门政策缺乏统一协调性;第六,一些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11]。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缺失的原因主要为:第一,文化产业处于起步阶段的现实,决定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不成熟性;第二,对文化产业认识上的偏差;第三,文化产业政策体制的缺陷;第四,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程度不高[12]。

(六)文化产业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研究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危”和“机”并存,如何制定文化产业政策,把握时代机遇,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一些学者对我国文化产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文化产业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当务之急: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以增强人们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决心和耐心;第二,标本兼顾:全面深化文化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以扩大文化发展空间;第三,系统推进:贯彻科学发展观,制定并实施“文化振兴”国家战略;第四,非常作为:设立“国家文化发展促进院”,以健全政府管理机构;第五,保障有力:建立完善的国家财政支持体系,以优化文化发展环境;第六,惠及民生:推行“国民文化消费计划”,拉动国内文化市场消费;第七,战略支撑:新增部分重大文化产业园区项目,以助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第八,重点突破:加快在中西部地区建设一批“特色文化产业群”,推动文化改革试验区建设;第九,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发展“涉农文化产业项目”,以开创农村发展新局面;第十,更上层楼:持续、有效推进中国文化产品服务“走出去”战略[13]。学界的研究在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决策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体现了政策研究的前瞻性。但在金融危机仍在蔓延的背景下,对如何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建立文化产业领域应对金融危机的长效机制的问题仍有待探索。

三、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中存在的缺失

学界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积极探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有一些缺失,制约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一)研究思路上存在的缺失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较多的论文在框架处理上提出文化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后,就开始提出政策建议,而缺少对现有政策建议的分析,造成建议的可操作性不强,甚至重复现有的政策思

路。同时,一部分研究框架逻辑性不强。例如《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政策》一书中,以文化产业与经济全球化、WTO规则之下的民族文化、文化产业在中国、中国媒体在变革、出版与影视、构建民族精神的基础———思想道德建设、狭路相逢———文化的冲击、立马横刀———应对入市挑战为研究内容。虽然以“中国文化产业政策”为研究主题,但是从研究内容来看,对文化产业政策论述不足,框架上存在逻辑不连贯的问题。

(二)研究内容上存在的缺失

从研究现状来看,深层次的理论研究较少,简单的经验总结式的文化产业政策建议较多,而且政策建议泛泛而谈,大多数是对国家文化产业政策框

架的阐释,创新性研究匮乏。文化产业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较少,文化产业政策等同于文化产业发展思路、战略、文化产业管理等。同时,对文化产业政策发展史研究、文化产业绩效评估、文化产业政策方法论的探讨不足。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和落实是文化产业政策的两大问题,然而大多数研究仅谈到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对文化产业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揭示不足。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方面,大多数研究描述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的现状,成果仅限于编译,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逻辑、实施的情况、评估的机制等方面缺乏相关研究。同时,由于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文献资料的占有量较少,缺乏对文本的细度研究,造成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存在理解泛化的问题,没有揭示出文化产业政策发展的曲折性,甚至一部分研究存在一些谬误。例如,国内普遍认为韩国已经成为五大文化创意产业强国之一。然而, 2009年5月,韩国文化创意产业振兴院首任院长李在雄访华时表示:“今后将积极努力,为韩国成为世界文化创意产业五大强国竭尽全力。”[14]

(三)研究方法上存在的缺失

研究方法上的缺失有:(1)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不足。大部分研究成果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定量研究和建模分析。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

研究模式,但尚未深入研究。(2)以文献研究为主,实地调研不够。大部分研究成果主要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深入实地调研严重不够。虽然在研究中,出现了不少实证性的蓝皮书和研究报告,但是真正深入实地调查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存在一定的研究缺陷。(3)以外部研究为主,内部研究不足。大多数研究还是停留在外部研究层面上,没有深入到政策制定的内部,研究文化产业政策中的利益相关者构成、利益诉求以及所形成的利益建构现状、利益分配系统,未能解决政策中各相关者间的利益矛盾问题。(4)以宏观研究为主,微观研究不足。大多数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仅仅对文化产业政策泛泛而谈,缺少对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的细读,未能深入到微观层面,提出解决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具体问题的政策建议,造成建议的可操作性不强,导致政策难以进入核心决策层。(5)以单学科研究为主,跨学科研究不足。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需要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方法,大部分研究者较少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比较窄,即使少部分学者进行了跨学科研究的初步探索,也存在着简单套用某些理论的现象。

(四)研究成果形式上存在的缺失

研究成果形式上存在的缺失有:(1)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比重偏小,成果不多。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检索数据来看,截至2009年11月,以“文化产业”直接命名的论文数量为3662篇,然而,以“文化产业政策”直接命名的论文数量为96篇。两者对比而言,以“文化产业政策”直接

命名的论文比重偏小。同时,从论文发表情况来看,只有杨吉华、解学芳对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杨吉华15篇,解学芳4篇,其他学者发表论文数量大多为1篇,分布广泛,研究不深入。可见,学界对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还比较有限,有待进一步提高。(2)发表论文层次普遍不高。从论文发表的情况来看,发表在CSSCI来源刊物上的文章较少,论文影响因子较小。同时,检索发现,以“文化产业政策”直接命名的期刊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仅转载了4篇,这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产业的研究阵地缺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水平不高。(3)研究“文化产业政策”的著作较少。大部分研究内容来源于以“文化产业”为题名的著作,只是将文化产业政策作为一个章节进行探讨,直接以“文化产业政策”命名的著作相对较少。

(4)文化产业政策相关课题较少。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教育部课题、发改委课题、广电总局课题、文化部课题来看,研究文化产业政策的项目相对较少,只有2个课题以“文化产业政策”为题名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顾江.文化产业经济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2]徐浩然,雷琛烨.文化产业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3]蔡尚伟,温洪泉.文化产业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4]李向民.中国文化产业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5]蔡尚伟,杨吉华.六十年来中国文化政策的演变与创新[J].创新时代, 2009,(10).[6]冯子标,焦斌龙.分工、比较优势与文化产业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7]解学芳.文化产业政策比较机理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J].长江论坛, 2008,(5).[8]郭鉴.吾地与吾民:地方文化产业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9]袁明旭.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创新[J].经济问题探索, 2008,(8).[10]宫承波,闫玉刚.文化创意产业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11]杨吉华.简析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与不足[J].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3).[12]杨吉华.论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缺失及完善途径[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7,(3).[13]蔡尚伟,唐丕跃.文化领域应对金融危机的十条战略措施建议[EB/OL].http: //media.people.com.cn/GB/40628/8603837.htm,l 2008-12-30.[14]韩国文化创意产业振兴院(机构名未定)7日正式成立[EB/OL].http: //www.xiexiebang.com/wenhua/content_wh.php? jung_cate=194&g_num =1264, 2009-05-25.[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09AZD032)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娄孝钦,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000

来源：学术论坛2010年第5期

网站编辑：胡小文

我国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民主政治与政治文明的建设道路

第一篇：我国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民主政治与政治文明的建设道路

第二篇：十六大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综述

第三篇：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纪实

第四篇：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丰硕成果

第五篇：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现状与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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