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变化5则范文

第一篇：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变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变化

辛向阳2011-4-22 9:47:24来源： 《瞭望》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明确指出：“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正确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七年多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中央与地方关系新变化的动因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区分了三个层次的事务：全国性和跨省事务、地方性事务以及共同管理的事务。《决定》第37条内容指出：“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权责。按照中央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明确中央和地方对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管理权责。属于全国性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事务，由中央管理，以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属于面向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事务，由地方管理，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增强行政活力。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事务，要区别不同情况，明确各自的管理范围，分清主次责任。根据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责的划分，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在财税、金融、投资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合理划分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限和职责，做到权责一致，既维护中央的统一领导，又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曾庆红在2004年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一文中对这一点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如果我们思想上不清醒，工作上不注意，是很容易搞散的。这些年，我们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国家的集中统一，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在维护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应当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这就要合理划分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限和职责，做到权责一致、上下一心，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求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200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胡锦涛在2005年10月11日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加强统筹协调，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要深入分析研究改革发展中出现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调整，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地方和地方、部门和地方、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关系，„„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统筹兼顾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要措施就是：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要求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2009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把发挥地方积极性同维护中央权威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统一起来，严守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保证中央政令畅通。

二、中央与地方关系新变化的表现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性在增加。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各个省区的经济实力在显著上升。大陆国内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的省级行政区在不断增加，“万亿GDP”的省份2004年只有4个（广东16040亿元，山东15490.7亿元，江苏超过15000亿元，浙江为11243亿元），而到了2008年底，“万亿GDP”的省份已经超过13个。其中超过3万亿的有：广东为35696亿元，山东为31072亿元，江苏为30024亿元；超过2万亿元的是浙江为21486，之后的就是河南、河北、上海、辽宁、四川、湖北、湖南、福建和北京等省市，都在万亿元以上。这些省市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如果我们把它们与世界上一些国家2008年的GDP相比，就会看得更明显。2008年GDP排在第39位的是马来西亚，为1620美元；第40位的是智利，为1570亿美元，第41位的是以色列，为1500亿美元。这三个国家按照2008年人民币与美元汇率计算，基本上在1万—12000亿元。每一个省区不只有体量比较大的经济，还有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越来越复杂的事务，扩大与其事权之相适应的财政权是必需的。2006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讲：“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完善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分成办法，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进转移支付规范化、法制化。”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程度在提高。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基本到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和权限比较明确。”又说：“合理划分和依法规范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纲要》的意义在于：提出用10年的时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也就是说到2015年前后，法治政府的框架就已经确立。法治政府的内涵非常丰富，其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是衡量法治政府的基本标准之一。这也就意味着到2015年前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应该基本上实现法治化、制度化的目标。随着法治化目标的推进，有很多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制度化。例如，垂直管理部门与

地方政府关系的规范化需要加大力度。从近几年的情况看，越来越多的职能部门开始脱离地方政府的序列，实行垂直管理，以加强执法效能。这种垂直管理从技术层面上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性，但是与地方政府的决策体制相衔接的问题需要制度化的解决方案。法国依法规划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的经验值得注意，1992年2月6日议会通过的法案、1992年7月1日补充法令以及1997年法案，明确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与其驻外机构之间职权划分的基本原则，中央行政机关将某些决策权直接授予给各部在地方的专门权限驻外机构，国家代表(省长、大区长)而非传统的中央部门统一指挥这些分支机构，使它们能更好地做出贴近地方的决策，改变权力在中央各部的过于集中。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组织化程度在加强。这里讲的组织化程度主要是讲两个方面：一个是以统筹区域发展来促进统筹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个是加强对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管理与领导。从第一个方面讲，1999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随后于2000年3月成立国务院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这就把西部10余个省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规划和发展。2003年中央又提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并于同年12月成立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协调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另外，中央提出的东部率先发展战略、中部崛起战略都有利于推进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体制化。从第二个方面看，申报国家级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很多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关键举措。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务院提出：浦东新区要按照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三个方面的要求，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要取得突破。2006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指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利于提升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利于实施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有利于探索新时期区域发展的新模式。2009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快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是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提供示范的需要，是形成沿海与内陆联动开发开放新格局的需要，是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的需要。另外，武汉和湖南的长（沙）

株（洲）潭（湘潭）是国家的“两型社会”试验区。这些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共同特点就是承担推动国家发展的使命。通过对这些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领导与管理也会不断推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体制化。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瞭望》2009年第46期)

第二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大变迁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个多层面、多角度的体系，它包含着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乃至文化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大变化，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每向前跨进一步，都使中央与地方关系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并打上受经济体制改革影响的烙印。我国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的改革，一般都是经济关系变化的延伸和发展，是经济体制改革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表现。而“均衡、和谐地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管是对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对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一件十分重要也十分棘手的事情。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而言，能否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统一的市场经济还是互相封锁的市场经济。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而言，能否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地方和基层组织积极性的发挥，甚至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随之划分为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对应的两个阶段。

一、以放权为主导的中央与地方关系(1992 年以前)

中央与地方关系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体制之中，一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和发展变化。

1949 年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国家结构形式上选择的是单一制的中央集权模式，这是基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所作出的决定。表现在经济体制上则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资源再分配——利益满足体制，中央政府通过这样一个完整的网络决定地方政府的行为。这种利益满足体制奠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模式——高度中央集权型，中央对地方政府具有强制性的指挥权，决策大多由中央一级作出，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仅在于实现全社会利益的一部分。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模式造成我国经济管理中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不利于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巨大成就。在巨大成功的推动下，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但长期以来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已很难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其进程。邓小平分析说：“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只有改变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才能趋于合理。而要改变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最为关键的就是权力下放。因此，他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权力下放为中心环节。同时，邓小平也十分重视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应当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即下放权力，发挥地方积极性，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因此，1978 年以来，在总结新中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是：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就必须分权、放权，要通过“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民主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国坚持“两个积极性”的总体原则，实行的是以“下放权力”为基本特征的向地方倾斜的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确认：“凡是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全国政令的统一的前提下，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中央的责任是指出大政方针和进行监督。” 在这一时期，权力下放的理论与实践交错产生与进行，互相促动。这一时期的权力下放包括1980 年的财税权下放、1982 年的立法权下放以及1984 年的投资决策权下放。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开始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问题。“有的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已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为了他那一点个人和局部利益甚至连犯罪的问题都敢加以保护。”同时，在这一阶段的改革中，形成了东重西轻的梯度分权格局，即东南沿海一带，权力下放较大；而中西部地区，则权力下放较小。权力下放不均等，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东西部的差距，而且导致地方与地方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不公平、不平等竞争，权力下放使地方政府的功能急剧膨胀，为了地方的狭隘利益，产生了垄断意识，形成了“诸侯经济”。早在1988 年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全国已有20 多个“独立王国”、2000 多个“诸侯”。各地方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断向中央争投资、上项目，利用自身权力加剧地方割据和封锁，搞自成体系的“大而全，小而全”，使各地产业结构趋同，并引发了一系列资源大战。

概括来看，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强调发挥两个积极性，其结果是以权力下放、地方分权为主，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一点江泽民同志给予了明确阐述：“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权力下放，地方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改革与发展。这是一条重要经验，应当充分加以肯定。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有的地方和部门过多地考虑本地区、本部门的局部利益，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力，甚至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应当由中央集中的则集中不够，某些方面存在过于分散的现象。我们既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地方利益，也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部门利益。”

二、不断磨合的中央与地方关系(1992年以来)

从历史来看，最理想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应该是平衡与协调关系。在权力分配上，既能保证中央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治理好全国，又能保障地方有适度的权力建设好地方。任何一方的权力过大或过小，都将破坏权力的正常运转。中央的权力过大，影响地方的建设与发展；地方的权力过大，则威胁中央的治理。这是1992 年以来我国力图达到的理想状态中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1992 年，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形式，这种形式下的经济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既不同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形式下的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也有别于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形式下的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市场经济要求尊重市场的内在运行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从此，我国的整个经济运行快速地向市场化方向转变，进入一个急剧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面改革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政治体制的功能也必然要发生变革，以适应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可以说，从对物质资源的直接管理到非直接管理，从以管理物质资源为主到管理非物质资源为主，是政治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重要变革。中央与地方关系作为整个政治体系中的子系统，也必然要发生适应性变化。与这样一种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既要求有必要的中央集权，又要求有在中央有效控制下的地方适度分权。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中央集权条件下的地方分权，必然会造成“诸侯林立”的分裂局面；而没有在地方分权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又会复归于僵化的“大一统”模式。只有实现二者的结合，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合理化。

为了改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行行政放权而带来的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削弱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状况，1994 年新的财政体制分税制及其他管理体制的实行，使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与改革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标志着建立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分税制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扩大了地方固定收入的范围。这有利于促进地方合理地组织经济，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最终做到既增加了地方的收入，也能增加中央的收入，实现财政、税收上的“两个积极性”。实践表明，分税制的实施开始把中央与地方分工合作的关系导入一条制度化的轨道。因此，早在五年前甚至更早，就有经济学家称其为“中国式的联邦制”或“财政联邦制”。?

分税制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它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格局，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各地方对于中央财政的依赖度，明显强化和改善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但是，分税制并非万能，虽然加大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对于地区差距问题，不仅未能加以解决，反而进一步扩大。由于分税制改革主要是“中央主导型”模式，自实行以来，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分成比例几乎年年在变，中央可以根据经济形势的需要，随意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地方政府只能被动接受，从而导致地方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抱怨和抵触声音。再加上在分税制确立之后，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划分得不明确，双方都会采取一些机会主义行为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尤其是地方这一层面，过度重视地区间的经济竞争导致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由此又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并进而导致严重的腐败问题。而地方由于承担了从中央转移而来的财政压力，又必须考虑另外开辟财源，因而往往集中注意力于土地开发，通过“经营城市”来增加收入、缓解财政压力，这就导致了房地产过热和房价猛涨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绩工程”。?瑏瑥这样一些问题的存在，既威胁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又往往使得中央的调控措施失去应有的力度与效果，甚至影响到其权威与合法性。

总之，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强调发挥两个积极性，它意味着中央要加强属于自己的宏观调控权，同时把属于地方的权力划归地方。因此，1992 年以后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磨合上出台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政策，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也出现了新的地方保护主义。如此看来，要想达到理想状态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任重道远。

三、权衡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思路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既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又步入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虽然两个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衡重点和最终取向不尽相同，但都植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中，都是基于对历史上所犯错误的规避。在这其中，我国的社会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高度一体化的官僚集权体制被打破，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开始走向分离，社会逐步趋于多元化。中央与地方关系也不例外，传统单一的中央高度集权模式让位于多元化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存的新格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分税制的实行、政府机构与职能的改革等，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了实质性变化，初步建立起政治运作与经济运行相对独立的政经二元化体制。?瑏瑦但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以分权为路径解决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因此，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衡上有着理论拓展的空间。

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在不同时期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均形成了极具智慧性的理论。概括来看，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关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理论直接指导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实践，同时也具有不容低估的现实指导价值；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系统提出了经济转轨时期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原则，并在随后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95 年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发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系统阐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原则和构想，这直接指导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权衡。从理论上来看，中共三代领导人都在不同时期坚守了相同的理论原则。这一方面彰显了理论本身的生命力，同时这些理论思路也是现今发展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准绳。

一是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对于我们的意义。“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国家大、人口多，情况复杂，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赋予地方必要权力，让地方有更多的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发挥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增强整个经济的生机和活力。同时，全国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央必须制定和实施全国性的法律、方针、政策，才能保证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促进国民经济有序运行和协调发展。”?瑏瑧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是《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成为后来我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原则，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坚持了这一思想。这说明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我们权衡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二是要维护中央权威。1996 年3 月11 日，江泽民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讨论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领导和中央政令的权威必须维护，这也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纪律。”对照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维护中央权威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确保国家安全、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是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

三是要尊重地方利益，属于地方的权力要划归地方。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实行投资的合理分工。中央掌握的建设资金集中用于全国性或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重点工程，以及科技、教育、国防等方面的重点项目。地方政府投资主要用于本地区公益性、基础性项目。”这就确定了属于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权力：投资管理权。这样，按照三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思路，就是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特别是与其权力、职能、责任相一致的地方经济调控权要划归地方，应充分尊重地方利益。

四、拓展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践途径

从实践角度来看，中央和地方关系有着较大的拓展空间。

其一，权力下放的思路不能放弃，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从新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集权、分权的循环往复中。中央的积极性高了，就影响了地方的积极性；地方的积极性高了，就影响了中央的权威。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以行政放权为主要特点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所带来的后果是：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这似乎让人谈虎色变，谈到分权就联想到中央的孱弱。于是在以后的改革中，我们一方面放权，另一方面又出台不同的政策对所放权力进行约束，直接带来现今地区梯度格局明显，东西部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差距愈益拉大，导致地方政府更多的抱怨和新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

权力下放本身没有错。欧美国家三百多年来都遵循给予地方更多的积极性和自主权的原则，也未见那些国家的统一地位发生过改变。那为什么我国出现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政绩工程？ 原因就在于在权力下放过程中没有给予地方更多的监管权。如果我们能更好地发挥民间力量、非政府组织以及公共领域的监督作用，那么地方政府在一些宏观规划和大的城市建设上就必须做到透明化，同时采用一定范围的听证制度，在保证地方利益的同时，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效益。

其二，寻求通过制度化、法律化的途径来达到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平衡。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代表了国家的所有主权，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分支，有义务服从中央的命令，中央政府可以随时通过法律或命令超越并取消地方规定。自1994 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逐步具备了自己稳定的税种和财政收入来源，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凸显，甚至有人说，加上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以及大量归于地方支配的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以各种形式实际支配的公共财力远远大于中央政府。?瑏瑨独立的利益主体使地方政府具备了经济学中“经济人”的特点，这也是中国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但是，不论人权、财权还是事权，地方政府与中央实质上很难“平等对话”。在单一制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只能谋求一些制度外措施如“跑部钱进”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谋求自身作为“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因此，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种种问题的实质是，单一制下不具有明确法律地位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形成同中央的博弈。因欠缺类似“州际贸易条款”的有效调控机制，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中央并非在每一方面都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在经济方面。这使得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收放犹豫不决，也直接导致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徘徊于“集权—放权”的循环之中、“放—乱—统—死”的怪圈转个不停。所以，通过法律约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话题。

从现实来看，虽然我国现行宪法、地方组织法中对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有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是原则性的、粗线条的，过于笼统，缺乏严格、准确的界定和区分。这样，中央根据需要，可以随时收权和放权；地方为了自身利益也可以向中央讨价还价。因此，如一些学者所建议的那样，可以考虑制定一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规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当然这里所提到的法律方式包括两种：一是可以通过立法方式确定中央和地方的权限，二是应该通过法制手段解决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冲突和分歧。

其三，可以从历史和他国寻求政治智慧。从历史来看，世界上的大国所采用的几乎都是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在当今世界约200 个国家中，虽然只有28 个联邦制国家，但它们占了世界1 /2的土地和1 /3 的人口，并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对于大国而言，这些国家由于疆域面积庞大、人口众多，势必存在各种不同的要求，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这些带有地方特色的要求如果全部交由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进行权衡，就不会强调每一个地方的各自特色和利益。美国、德国的联邦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显然，谋求政治文明的发展是没有国界的，他国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我国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提供政治智慧。

总之，任何一个大国的有效治理，都必然依赖良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通过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中央政府能够更加有效地收集和处理实施治理所必需的信息，将自己的权力更加深入地贯彻到社会的末梢，并合理控制政府规模，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而地方政府能够更加了解民众的偏好，从而更加有效地回应居民对地方性公共物品的需求，同时各个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有助于居民通过“用脚投票”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也会由此产生制度创新。

第三篇：党的十六大以来经验与启示评述之二

《党的十六大以来经验与启示评述之二》读后感

面对机遇，要敢抓。机遇总是极为宝贵、稍纵即逝，只有果断行动，乘势而上，才能在长远发展中赢得主动。

这十年，我们认清形势，敢为人先，不为风险所惧，不为干扰所惑，频出拉动增长的“大动作”，频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手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上了新境界。

面对机遇，要会抓。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只有见微知著，未雨绸缪，才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战略机遇期并非仅仅属于中国。放眼全球，美、俄、日、欧纷纷瞄准新世纪前一二十年，制定了整体振兴计划。而中国之所以迈上新台阶，靠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物质积累和制度准备，靠的是敏锐的眼光和灵活的策略。

面对机遇，要抢抓。机遇与挑战常常相伴相生，只有危中寻机，化危为机，才能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堪称化危为机的经典案例。我们变压力为动力，变被动为主动，以危机倒逼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不仅率先实现经济总体回升向好，而且使经济社会肌体更加健康。我们又促成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推动国际格局的调整，由此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话语权、影响力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中国先哲早已阐明挑战与机遇互相转化的辩证法。

挑战重重，战略机遇期是否仍然存在？ 2012年，又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

欧债危机的蔓延，使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延伸，世界经济复苏前景黯淡。外需不足直接导致中国外贸出口下滑，国内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出现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发展最困难的局面。

21世纪头20年已经过半，有人在问：战略机遇期是否仍然存在？ 原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认为，尽管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但是基本要素没有变：大的战争打不起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仍在日益加深，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

“有这几条存在，战略机遇期就会存在。”他说。

“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我们正处于最有利的前进基地。”金一南说，“好比攀登珠穆朗玛峰，现在已进入‘大本营’，目标遥遥在望，千万不能被眼前的困难遮蔽了视线，自乱阵脚。”

那么，下一个十年，中国的机遇在哪里？

机遇就在差距之中。

第四篇：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脉络

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脉络

十六大以来，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不断丰富发展，日臻成熟，从更宽广的视野上确立了文化体制改革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十七届六中全会讨论审议有关文化体制改革文件之际，梳理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发展脉络，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其必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有利于进一步凝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共识，从而推动相关改革的进程。

深刻认识文化建设重要战略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根据中央统一部署、顺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新要求，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在思想认识和改革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十六大一方面明确区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强调“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并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分别作了阐述；另一方面，强调要“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并就文化的管理体制、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文化法制建设、文化市场培育等问题作了全面部署。

可以说，十六大对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厘清长期以来困扰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要求的提出则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快车道。十六大以后，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加快推进的新阶段。这与中央对于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的两个重要认识密不可分。

一是中央对于新形势下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的准确把握。

中央以发展的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为基础，明确要求“要充分认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这主要包括：

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指引，强调文化建设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明确提出了要“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因此，胡锦涛一再强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征为依据，强调文化建设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根本途径。胡锦涛分析指出，在新的历史阶段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就是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进入了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们精神文化需要更加旺盛，文化已经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标志。这种快速增长的文化需求，不仅体现在人民群众对于其基本文化权益的日益重视上，也体现在对于社会更好地满足其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文化需求的期待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背景下，我国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也就愈发体现出来，加强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日益成为“新形势下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同时，随着经济基础、社会条件、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新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着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激荡以及愈演愈烈的知识经济浪潮，加强文化建设，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始终具有坚强的思想保证，使亿万人民始终具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使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始终具有强大的智力支持，已经成为关乎我国现代化建设成败的一个全局性问题。

以国际竞争的新形势为考量，强调文化建设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客观需要。当今时代，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经济较量中的文化因素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正因如此，早在2006年胡锦涛就使用“软实力”的概念，指出“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十七大上，胡锦涛明确要求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依然深刻复杂的现实背景下，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增强国家亲和力和影响力，已经成为全面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之举。

总之，“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要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必须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

二是对于文化体制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求的不相适应性的充分认识。

正是由于对新形势下文化建设重要战略意义的深刻认识，使中央更加清醒的认识到了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性问题。可以说，新形势下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以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的充分认识为基本前提，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为根本目的展开的。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文化的传播手段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思想文化交流呈现出分散性、便捷性、跨国界等特点，我国面临的国际文化竞争更加激烈。在此背景下，中央多次指出了我国现行文化体制的不足之处：

“现行文化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愈发凸显。“我们在许多方面还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文化、办文化”，一方面“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相混淆，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因而束缚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一些掌握大量国有文化资源的文化单位，“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缺乏活力和竞争力，尚未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面对文化市场已经出现的多种所有制竞争的局面，有些国家办的文化单位反应迟钝，没有形成进入市场主动竞争的意识和体制，甚至一些文化单位在现行体制下难以为继”。公有制文化单位游离于市场之外，造成“主体”缺位，也不利于国家战略安全；

“文化发展与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引人关注。“一方面，国家的文化资源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外国文化产品大量涌入，文化产品进出口严重逆差”；

现行的文化体制也更加与世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和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不相适应。在新的传播手段加快发展面前，我们“还缺乏适应性和主动性，在体制、结构和管理上反应很不敏感，在运用高新技术形成新的文化创造力上，还不能同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和市场运作相结合、催生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势头相抗衡”。

总之，改变这些不适应状况，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实现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不断丰富发展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的基本国情出发，结合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和十七大的召开为重要关节点，这一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十六大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前，这是在新形势下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丰富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新阶段。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就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基本原则、着力点、基本出发点、基本思路、工作方针等多个侧面阐述了搞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基本要求，特别强调要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发展观，要深刻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特别是经营性文化产业必须面向市场，认识到“面向市场和面向群众是一致的，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与‘三个代表’的要求是统一的，是把这些要求落到实处的重要实现途径。”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把文化体制改革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进一步确定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目标，要求“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对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强调“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于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则“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同时，提出要“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依法规范文化市场秩序”。

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命题。同时，伴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任务的明确提出，胡锦涛还特别强调要“通过文化建设来不断构筑社会和谐的精神支撑”。这在2005年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2005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规定》对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有很强的导向性，有利于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十六届五中全会则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明确提出了要形成“两个格局”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等目标，为我国“十一五”的文化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2005年11月，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农村文化建设。这一《意见》成为我国加强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进一步丰富了中央的文化体制改革思想。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重要指导，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为重要契机，在深入阐发文化体制改革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不同角度和城乡不同特征出发，对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和目标、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等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为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到十七大的召开，这是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

从2003年6月份开始，经过两年多的探索，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试点工作的成功，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系统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2005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肯定了试点工作的成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促进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发展。2005年底，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成为我们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纲领性文件。《意见》总结前一阶段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我国文化体制存在的“四个不相适应”，要求“必须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高度，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上，《意见》分别就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作了全面的阐述，细致规划了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文化企业改革、文化领域结构调整、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培育和健全宏观管理体制、加强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的具体思路。中央的文化体制改革思想有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

2006年3月，中央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努力在“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四个关键环节上实现新突破。2006年9月，中央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一方面明确提出了建设实用、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要求，并从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切实把政府的职能由主要办文化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坚持公共服务普遍均等原则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等方面作了系统的说明；另一方面，明确了影视制作业、出版业等九大重点发展的文化产业门类，提出了优化文化产业布局和结构、转变文化产业增长方式、培育文化市场主体等目标要求，并就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国有文化企业公司制改造、培育文化产业战略投资者、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健全各类文化市场、完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加强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

党的十七大在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的同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高度，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要求。十七大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上，“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并强调“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明确要求“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等改革的具体要求。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对于文化建设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强调，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高度对于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一次重要发展。如果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的话，那么十七大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强调则是从更宽广的视野上确立了其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总之，理论内涵的提出、战略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在理论化、系统化上取得了一次意义深远的飞跃。

第三阶段：十七大以后是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进一步深化阶段。科学发展观的全面阐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正式提出，是十七大两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要理论成果。在新理论、新视角的观照下，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进入了一个深化发展阶段。

这种“深化”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进一步细化对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解。在十七大召开几个月后，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是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为目的，以改革为动力，统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统筹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统筹城乡区域文化发展，推动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这里对于以人为本的强调，对于统筹兼顾的坚持，都渗透着科学发展的血液。2009年8月，中央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树立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将文化体制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目标任务、时间进度和责任主体，形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10年4月，中央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及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意见》，比较系统地回顾了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的工作进展、主要成效和主要经验，指出了2012年前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201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研究问题进行一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指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已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是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深入阐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对于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的重要意义。这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显得尤为明显。一段时间以来，与经济快速发展相比，我国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也同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发展中一些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相关要求下，中央提出了加强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要求。

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初，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大举措中就有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相关要求。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出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要充分发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拉动消费、促进和谐、增强信心的重要作用。

2010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明确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八项重点工作之一加以强调。他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创业；要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2010年10月，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十二五”规划要以“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在建议中，中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十二五”规划纲要进一步从加快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入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加快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完善版权法律政策体系等几个方面对下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体系日趋完善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中央继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卫生体制改革之后作出的有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央围绕着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科学认识，共同构成了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理论内涵。

从指导思想上说，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从基本原则上说，文化体制改革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坚持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包括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重要前提、重大关系及基本策略等。

从目标任务上说，文化体制改革要力争做到“六个形成”，即“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形成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形成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这“六个形成”以完善文化市场体系为核心，从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到培育文化市场主体、改善文化发展环境及对外关系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规划。

围绕着文化体制改革的这六项目标，形成了六条推动改革的主要路径：“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化文化企业改革”、“加快文化领域结构调整”、“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健全宏观管理体制”、“加强对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

可以说，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主要围绕着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以及实践路径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推动改革实践的重要理论武器。那么，这一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简单地说，一方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就明确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加以强调。文化体制改革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两轮驱动，两翼齐飞，推动文化建设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目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在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转变政府职能等改革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触及不少的深层次利益调整，特别是在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的条件下，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加上文化产品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复杂性，都使得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问题和矛盾。而“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妥善处理文化发展中的重大关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又好又快发展”。

另一方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必然要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包括文化生产力在内的社会生产力，而“现行文化体制存在着政事、政企不分，轻视市场机制作用，法规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实现以人为本就必须保障人民包括基本文化权益在内的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必然要求我们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重要抓手，尽快扭转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得不到合理满足的状况。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新变化，“文化体制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不相适应，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与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环境不相适应，与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的趋势不相适应”的问题进一步凸显，“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已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郭如才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第五篇：党的十六大以来基层组织建设的创新与启示

党的十六大以来基层组织建设的创新与启示

【内容提要】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科学发展的高度，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赋予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以新的时代内容，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得到了创新发展。今后还要继续以创新来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以提升吸引力来增强凝聚力、战斗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创新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与党的重点工作同步推进；必须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不断提高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综合推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基层组织建设创新 十六大以来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没有大量充满活力的基层组织，我们党就会失去力量，失去执政的基础，基础不牢，必然地动山摇。因此，我们党一直坚持高度重视基层组织建设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十六大以来，始终坚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各个方面工作中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一、十六大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创新的基本进程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科学发展的高度，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赋予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以新的时代内容，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得到了创新发展。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十六大到十七大和十七大以来两个阶段。

(一)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得到全面推进

党的十六大作出了“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论断，由此也开启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全面创新发展的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创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不断深化，形成了一系列新认识、新观点、新经验，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1.党的十六大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

第一，强调全党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并明确提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第二，要求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组织注入新活力。并强调，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永不脱离群众和具有蓬勃活力的根本保证。

第三，提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应该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不断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求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2.在十六大精神指导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迅速从理论创新向实践创新转化延伸

第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十六大以来，中央先后下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皆对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加强了各类基层组织建设。中央还拨专款加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在全国稳步推进了农村党员现代远程教育工作。此外，根据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立足实践，大胆探索，在调整组织设置、改进工作方式、创新活动内容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得到扩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增强。

第二，多种形式的党员教育培训活动蓬勃开展。各地努力探索使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教育机制，创造、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和经验，如：开展“双培”活动，努力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中的致富能手培养成村党组织负责人；实施“双带”工程，组织党员干部带头勤劳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办好各类基层党校，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开展“设岗评星”活动，使无职党员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等。同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党员管理的新机制、新办法，建立健全党员为群众服务的机制和自我纯洁的机制，使基层党员和党组织的面貌发生了明显改观。

第三，党员干部作风有所改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提出要牢记“两个务必”，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自觉做到为民、务实、清廉。提出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强调领导干部要树立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同时各地坚持从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加大治理教育乱收费、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的力度。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联系基层、联系群众制度，严格规范和控制各种检查、评比、达标活动，逐步扩大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范围，切实精简会议、文件和新闻报道等都收到了明显成效。这一系列重大举措，抓住了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关键，有效改进了干部的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称赞。

(二)十七大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得到进一步深化

党的十七大以来，随着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建设学习型政党、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等一系列新论断新任务的提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视野进一步拓宽，任务更加明确，自身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深化了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认识

第一，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党的组织建设的思路。党的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核心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因此，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党的组织建设，成为十七大的根本创新所在。

第二，提出了“一条主线、五大建设”的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在这一布局中，明确提出“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强调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新布局，也进一步明确了基层组织建设的重点和任务。

第三，强化了提高执政能力在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核心内容抓紧抓好。要求以加强领导班子执政能力建设影响和带动全党，使党的全部工作始终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

第四，要求全面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着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提出了构建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体系，健全让党员经常受教育、永葆先进性长效机制，优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等一些新论断。

第五，提出按照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2.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作出了新部署

2009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围绕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对于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了新的部署，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议在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组织建设创新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任务。决定提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党的建设总体部署，按照党章要求，着眼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着眼于增强全党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着眼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第二，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明确要求。决定提出，世界在变化，形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必须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

第三，明确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任务和方向。决定提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的战斗堡垒。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着力扩大覆盖面、增强生机活力，使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使广大党员牢记宗旨、心系群众。并提出了“五个努力方向”，即：扩大组织覆盖面；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创新；增加党员队伍的生机与活力；建设高素质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构建城乡统筹党建新格局。

3.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创新持续深化

党的基层组织创新是十七大以来党的组织建设的一个最突出的亮点。十七大报告提出：“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这使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层组织创新活力得到新的迸发。总的看，十七大以来，基层党建创新在各个领域得到拓展和深化，出现了许多新亮点、新做法、新经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人事报、组织人事报联合组织于2010年11月28日揭晓的第一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最佳、优秀案例评选活动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状况。这一评选活动从2009年9月启动，为期一年多，有2000多个基层党组织提交了案例，经过初步筛选，“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12个案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13个案例、“党内民主建设”的13个案例、“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的21个案例、“城乡统筹党建格局建设”的15个案例、“党群关系与党的群众工作”的12个案例、“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14个案例、“党员教育管理与组织生活”的16个案例、“党员作用与党内关怀帮扶”的12个案例、“组织设置方式创新”的12个案例、“党建工作信息化”的7个案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5个案例、“组织建设综合创新”的16个案例进入候选，[1]经过网上公开投票和专家评选，最后评选出20个最佳案例、60个优秀案例。20个最佳案例包括辽宁丹东：全面推广“情景互动式党课”、内蒙呼伦贝尔：组建“百万农牧民创业先导团”、河南南阳：科学探索“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等等，60个优秀案例包括重庆大渡口：建设开放统一党建信息平台大力推进基层党建信息化、山东乳山：党内基层民主“乳山模式”、西安未央：干部选拔任用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等等。[2]通过这些创新案例的选题及获奖，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基层党建创新的范围正不断扩大，积极性正进一步提高，效果也得到持续增强，创新对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二、十六大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创新的主要内容

十六大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创新在党的建设创新中具有基础性地位，起到了探索、先导作用，正是由于有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积极探索，我们党才取得了大量经验，其中不少经验还上升为党的基本经验和制度，促进了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提高。总体来说，十六大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全党的共识

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十七大均对基层组织建设作了全面部署，其中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十六大要求党的基层组织应该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不断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则强调，根据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整组织设置，改进工作方式，创新活动内容，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使基层党组织都紧密联系群众、充分发挥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创建“五个好”村党组织、“五个好”乡镇党委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市)活动为载体，建立干部经常受教育、农民长期得实惠的有效机制。国有企业党组织要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机关党组织要严格组织生活，加强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高校党组织要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着力做好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社区党组织要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党建工作新格局。加大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力度，探索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方法和途径。坚持标准，保证质量，重点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中发展党员，同时做好在其他社会阶层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探索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新机制，加强流动党员管理，促进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十七大则提出要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全面推进农村、企业、城市社区和机关、学校、新社会组织等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建立健全城乡党的基层组织互帮互助机制。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关心和爱护基层干部、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其中对基层党建新目标、新要求、新格局、新领域、新举措的阐述，无不体现了改革创新精神，体现了全党对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期待。

(二)党在基层组织功能定位上实现了新突破

党的基层组织定位是否准确决定着功能发挥，过去有一个时期我们对“领导核心”还是“政治核心”认识不清，影响了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为“担负着直接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的重要责任”，相比过去更加清楚，但仍显得不够准确。因此，党的十六大对党的基层组织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应该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不断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十七大则进一步提出：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的日益准确为发挥作用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上的指导，尤其是明确了工作的着力点，使各种类型基层党组织都找到了发挥作用的空间。

(三)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向进一步明确

基层组织建设不同于其他建设，具有类型多样、情况复杂、任务繁重、责任重大等特点，而且不同基层组织在各方面的差异性极大，为了有利于基层组织开展工作，就必须不断根据形势任务的需要，及时明确和调整基层组织建设的重点和方向。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把这种方向规定为五个方面。一是扩大组织覆盖面：即实现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社会覆盖，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二是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创新：即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积极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模式，改进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式，保证正确履行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职责。三是增加党员队伍的生机与活力。做好新形势下发展党员的工作，把一大批优秀青年、社会的先进分子吸引到党的队伍中来。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体党员，全面提高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四是建设高素质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按照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通过“选”、“拔”、“育”、“吸”、“蓄”等多种方式，努力提高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素质。五是构建城乡统筹党建新格局。着力打破城乡党建事务管理上的彼此封闭、隔离状态，促进党建资源均衡配置，实现党员权益保障上的平等性，建立开放式的党员服务网络，加强党员阵地的科学、合理、统一布局，推动城乡基层党组织党内文化上的同步发展。从目前情况看，基层党组织建设正沿着这样五个基本方向不断探索、深入发展。

(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创新举措不断延伸

1.在思想建设方面。围绕创新党员教育方式，各地进行了有益探索。比如，湖北省利川市立足活动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党员教育，开展了党员服务承诺活动。通过开展这一活动，党员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受到教育管理，党性得到锻炼，素质得以提升，群众也得到了实惠，促进了党群关系进一步好转。[3]丹东市党员活动站创造了情景互动式党课这一新形式，有效改变了目前的党课内容相对枯燥、形式比较单

一、教育效果不够理想的状况，是一种党员经常性教育的好方式，在全市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4]

2.在组织建设方面。围绕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在创先争优活动开展过程中，省平泉县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薄弱问题，打破地域和行业界限，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实施“组织联建”，创建了城乡一体的组织带动新体系。目前在该县活跃着800余个基层党组织，带动全县近20万农民人均增收500元以上；[5]在推进党内基层民主方面，乳山市进行了大量探索，在市级试行党代会常任制、镇级公推直选党委书记试点、村级两推直选党支部成员的基础上逐渐向机关企事业单位拓展延伸，探索形成了以“以上带下、以下促上，三级联动、整体推进，四位一体、协调发展，内外互动、有机衔接”为主要特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之路，引起中央领导、专家学者和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6]

3.在作风建设方面。着眼于在一线宣传群众、服务群众、问计于民，上海杨浦区实践了“一线工作法”，核心是“走进基层、服务群众、密切党群关系”。这一做法实施以来，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拥护和衷心支持，已成为“党员干部受教育，广大群众得利益”的“民心工程”。[7]河北巨鹿县则根据农村工作实际，推行“干群夜谈会”制度，广大基层干部利用晚上农民闲暇时间，通过漫谈、座谈、辩论、授课等形式，走进农村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坐在一起心交心沟通，了解社情民意、及时发现问题、妥善解决问题。夜谈会制度有效避免了党建工作同群众劳作在时间上的冲突，保证了基层党建工作顺利开展，促进了干群思想的统一，有效化解了农村矛盾，促进干部作风转变，提高了干部服务意识。[8]

4.在制度建设方面。为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山东潍坊市在全省率先推行了县市区委书记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责任专项述职制度。通过实地考核、部门评议、专项述职、履职纪实，突出了县市区委书记的主体地位和示范作用，带动全市各级党组织形成了“书记抓，抓书记”、一级抓一级的良好格局；激发各县市区形成了勇于创新、比学赶超、抓深抓实基层党建工作的局面。[9]福建天湖山在国有企业中实行“党支部工作问责制”，使得工作目标更加明确、工作效率得到提升、干群关系更加融洽，便于工作布置与制度落实、活动开展情况的督办，切实做到对党支部及其党员工作的全方位动态监管。[10]

5.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近年来，绥芬河市通过建立“廉政基金”制度，在加大源头防腐和预防职务犯罪领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使全市公职人员工作更上进，更清正廉洁，也降低了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11]为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干部在阳光下工作，桃江县委审时度势，在桃江公众信息网上开通了功能较为齐全、公开面较广的监督举报栏目——“党风廉政舆情在线”，将全县1000余个公务单位和上至县委书记、下至“村官”共3000余名干部一一上网“亮相”，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评议，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掀起了一股网络问政新风。这一做法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一致好评。[12] 三、十六大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创新的主要经验和启示

回顾十六大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创新的进展和成就，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宝贵的经验，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这些经验集中起来，可以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必须以创新来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以提升吸引力来增强凝聚力、战斗力

党的十六大对创新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如提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作出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论断。对全党是这样，对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基层组织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员干部的利益、意愿、工作环境、个人追求都有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又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的，因此，基层组织建设如果不能在坚持已有的原则和传统的基础上对自身的设置方式、工作方式进行及时的适当的变动，就会陷于僵化和保守，就难以为党员干部所接受，最终发挥作用也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从各地基层组织建设创新的实践来看，基本都是从创新党的组织的设置和活动方式入手，来提高吸引力，进而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为数不少的组织不健全、活动难开展、作用难发挥的基层党组织之所以存在，主要就是因为其组织活动缺乏吸引力，难以吸引党员群众参与，要改变这种状况，首要的任务就是从创新入手，其领导班子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做到组织建设和工作任务相结合，与党员干部的现实需要相结合，与社会环境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把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团结到自己周围。这样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才有基础，有前提。

(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与党的重点工作同步推进

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来加强”，这是党的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党的建设之所以不断推进，持续加强，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了这样一条原则。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看，尤其需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因为党的中心任务本身与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总目标都是统一、一致的，各级党组织工作任务的实现是实现党的中心任务的前提，而只有不断实现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才能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才能保证党的建设的总目标的实现。因此，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但是，也要看到，在对中心任务的理解和把握上有时难免会存在偏差，制约党的建设的开展。比如，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五项主要工作中，究竟对于具体的基层组织来说，哪一项工作更具有根本性和紧迫性，应该说不同的基层组织会有不同的回答，也会有不同的选择。对此，我们应该鼓励基层组织出于自身工作需要和面临的现实情况，通过民主的途径去作出判断和解决，只要有利于工作任务的实现，对于其作出的选择我们都应该予以支持和拥护，而不能高高在上，指手画脚。同时也要看到，在同一时期，我们党的重点工作不是唯一的，比如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基层民主、文化建设等等都是各级党组织面临的重要任务，为此在创新中要根据实际统筹考虑，同步推进。目前看，最突出的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指导价值，以是否有利于实现本部门本单位的科学发展作为判断创新合理与否的根本标准，努力使党的组织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围绕实现科学发展来进行，来展开，以此把目标和措施、创新和发展统一起来。

(三)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不断提高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认识来源于实践，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党的组织建设的理论创新成果必须源于实践的需求、实践的创造，而实践创新也必须接受理论的指导，在创新理论的规范指导下进行，这样才能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从党的建设的经验看，我们往往是在实践中取得突破形成新的认识，然后上升为理论和制度，之后又来指导新的实践。正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实践创新经验层出不穷，呈现出良好的创新建设局面。然而，在创新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在基层组织建设创新中为创新而创新的追求政绩现象普遍存在，造成了创新措施往往刚刚推出就迅速实施，迅速总结经验，迅速上报上级领导，迅速宣传铺开，这显然是一种政绩和投机心理在作祟。此外，还存在不顾党的原则盲目追求创新的情况，把党内与党外、党员与群众、党内制度和国家法律混为一谈，造成了工作创新中的混乱局面。这些都不是科学的创新态度和工作方式，需要加以引导和改变。我们要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角度思考和把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创新问题，争取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创新，以科学的制度保证创新，以科学的方法推进创新，切忌以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理论和实践创新。

(四)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必须坚持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综合推进

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有序推进。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换句话说，创新是一个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综合推进的过程，少了任何一个环节、一个方面，创新都会面临阻碍、陷于停顿。对于基层组织建设创新来说，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具有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关系，这已为理论和实践所证明。但是，我们还要高度重视制度创新成果问题，因为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组织创新的成果如果不能及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得到全党的认同和遵守，就会很容易为少数素质偏低甚至别有用心的领导者所曲解和左右，造成已有的成果失去。“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我们不能忘记，要有效制约权力，必须以制度的形式对取得的认识和经验作出明确细致严谨的规定，这样才能避免经验被歪曲，制度被曲解。应该说，我们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出台的大量制度都是对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制度肯定，是取得的制度成果，这些成果在保证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规范化科学化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执行中也存在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理解和运用制度的情况，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但总的说，对于这些制度成果广大党员干部是支持拥护的，是有利于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是有利于遏制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的，这些制度对进一步推进党的基层组织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也构成了一道有力的保护屏障。

总的看，十六大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方向正确、成绩显著，这一点不仅为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所证明，也为基层党组织领导开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所证明，对此广大党员干部也深有感触。我们为此进行的调查①也表明，有94％的被调查者认为十六大以来党的组织建设的效果“显著”、“比较显著”、“非常显著”；94％的被调查者认为十六大以来中央加强组织建设的措施“得力”、“比较得力”、“非常得力”；有92％的被调查者对十六大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不断创新表示“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有96％和95％的被调查者对本单位领导班子、党员干部现状表示“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有98％的被调查者对党的组织建设的未来发展表示“有信心”、“比较有信心”、“充满信心”。尽管十六大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我们认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创新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是全党的任务，今后必须在坚持已有的创新原则、经验、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不断拓展创新的领域，及时关注和吸收组织建设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努力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取得更大的进展。

注释：

①此次调查于2011年9月完成，调查对象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四个班次的在校学员，其中回收有效问卷情况为县处班147份，党政研究生班42份，县委班60份，市厅班89份，共计338份。

【参考文献】

[1]投票评选[EB/OL],http://poll.people.com.cn/1659_ctdzb_01/index21659.php

[2]第一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最佳、优秀案例评选结果[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11－29.[3]邓习猛．创新党员教育管理方式[N].学习时报，2010－12－20.[4]刘向阳．情景互动式党课由党员志愿者首先提出并设计[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12－23.[5]河北日报通讯员闫鹏、杨海生记者李建成：《打破地域行业界限创新组织设置方式平泉“组织联建”带动农民致富》，河北新闻网，2010－12－26.[6]记者．彭辉、通讯员．刘国贤、段英鹏．乳山市荣获全国基层党建创新优秀案例奖[N].大众日报，2010－12－1.[7]上海杨浦：走进基层、服务群众践行“一线工作法”[EB/OL].人民网－理论频道，2010－5－20.[8]河北巨鹿：“干群夜谈会”工作方式密切干群关系[EB/OL].人民网－理论频道，2010－5－20.[9]山东潍坊：县委书记专项述职制度[EB/OL].人民网－理论频道，2010－5－24.[10]福建天湖山：国有企业“支部工作问责制”[EB/OL].人民网－理论频道，2010－5－24.[11]黑龙江绥芬河：建立廉政基金制度[EB/OL].人民网－理论频道，2010－5－24.[12]湖南桃江：“党风廉政舆情在线”开启网络问政新风[EB/OL].人民网－理论频道，2010－5－24.（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主任、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