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第一篇：在“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在“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感谢大会让我做一个演讲，我今天的内容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一般我们做研究的人，都会把企业、把农户作为经济主体看待，而按照常规大家会把政府作为一种行政主体看待，然后这个理论就很清楚，分为两部分，政府作为行政主体应该承担主要的职能是裁判员，经济主体是按照理性“经济人”的特征追求收益最大化，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比较传统典型的东方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政府不是单纯的行政主体，而既有行政主体的行为特征又有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在发展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以国家来推进工业化这种形势是大多数东方型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的方式，为了加快工业化，在客观上也确实起到加快工业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政府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更主要的是经济主体，因此当我们引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用进入和退出分析经济主体行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农业领域中，政府进入是因为他有利可图，可以为工业提供积累，政府退出是因为没有效益，或者效益太低导致政府的进入和退出。我们说，大家可以看看，改革开放一系列的政府的改革政策，很大程度上表现的是政府在不同阶段，对不同产业或者不同经济领域的进入还是退出，比如说，我们说1978年开始农村改革，推进家庭承包，其实是从1982年开始推进的。1982年推进的家庭承包，政府退出了农业，允许农民经营，当然有另外一种理论是认为农户退出了政府所主办的集体经济，当然这两种不同的主体都可以退出，但是当时有退出权的是谁呢？当然是政府有退出权，接着我们看到80年代以来，开始了先是财政体制的改革，政府因为财政的不经济退出了对地方财政的家长式的管理，形成了财政分级承包，到90年代，政府逐渐退出了一般制造业领域，就是搞国退民进，抓大放小，当然政府进入的主要领域是最高收益的领域，比如垄断行业，比如过去我们天空中没有信号可以演变成IT产业的时候，政府是不进入，一旦这个领域成为很大的资源，并且可以产品很大的资源向资本转化的收益的时候，谁率先进入？那就是（政府）。过去人民币并不是用于交换的主要方式，那个时候是按计划分配，所以金融系统，政府的表现并不是很明显，一旦我们完全放开票证，完全放开计划，货币成为一个重要的交换中介的时候，不但成为中介而且是金融资本的时候，在金融领域里当然还是政府扮演主要角色，进入和退出是有选择的，所以说东方发展中国家直接扮演最重要的是经济主体的角色，所以我们讨论进入和退出是适用的。

政府50年代进入是人民公社化的方式，以往的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大家都认为集体化公社化是不能够在农业上有效益，不错，在农业上的无效益，恰恰表现在提取工业化原始积累方面的高效率，包括我们大家都理解的林毅夫教授作了一个分析，认为人民公社这种体制本身，是因为缺乏激励，因此不可能有效益，这个分析当然对，就微观农业领域说是对的，但是把宏观的体制问题引入，作一个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不对，在农业领域中效益低是显著，是个常识，尤其我们下过乡插队的人都知道，为什么首先是因为政府通过所谓60年代的“三定”方案，把农村收益分配，决定为按照人口来进行分配，当时我们插队的时候叫做人七劳三，体制先决。先按人口分配70％剩下30，才按照劳动工分分红，这怎么可能有激励？并不是按照劳动所得分配，当然不可能，为什么按照人口分配，是因为政府已经通过三定把农业的剩余，基本上提取走了，提走用于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这又是世界范围内的一般规律。工业化早期原始积累只能从农业提取，只不过是提取原始积累的方式不同罢了，所以在1991年，我有一篇文章，后来在1992年翻译成中文，93年发表了出来了。当时有一句话，我说任何工业化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叫做资本的原始积累，至于这个是由资本家完成还是国家完成，是派生的问题，这个不重复了，大家可以从我今年的一本文集《我们到底要什么》中找。这篇文章是1993年发表，题目叫《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我们在1997年中共中央十五大把“资本”放在报告中，意见只能使用“资金”的概念，因此在那个时候，93年发表出来，当时很困难，很多刊物的编辑说是好文章，但是不敢发，50年代政府进入是为了资本积累，并不是为了农业为了工业。

接着80年代，政府退出农业，是因为我们7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资本积累，但是因为三定方案的价格自定，所以造成农业的严重不经济，一边是投入品按照国家计划的价格，当然是高价，大量的投入到农业，通过人民公社三级体制分配下去，但是产出品价格不能提高，就是成本上升，收益下降，从整体看，70年代中后期三级都出现了低效益。这时候农业严重不足，所以经济政府退出，这是因为成本上升，而低价统购和公共作用造成农业低效率。

政府退出以后，人民公社也就解体了，所以从82年大包干以后，我们只在文件上看到集体经济，事实上，大部分地区不再有集体经济，只不过当然现在全国还有两、三千个社队还维持所谓的集体经济，其实主要叫工业化社区，是不是叫集体，并没有本质的含义，一旦形成工业化以后，他的制度组织当然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简单道理因为市场的失灵或者市场的无效才有企业组织的产生，所以正常情况下，企业和组织是反市场的安排，因为至少失灵。所以产品企

业和组织，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市场经济不对，我们只是说，从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说产生企业和组织，是因为市场交易不能解决很多外部性问题，因此要产生企业和组织，这个道理作个引述。

我们说工业化社区是因为把很多外部性的问题，用集体经济的名义，其实是一种组织安排，把内部处理解决，所以还保留一些工业化社区，但是我们说集体早就随着政府退出，而退出农业了，接下来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什么迟福林院长和海南省江泽林副省长，都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我们现实问题是什么？是组织是有成本的，就像制度是有费用的一样的，组织也是有成本的，谁来支付组织成本？要向提高组织化程度，谁来支付这个成本或者成本从何而来？当然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们的乡村自治组织的发展，好象比较热，这个组织成本谁支付的呢？我们至少知道欧盟拿了1亿欧圆，后拿了三亿欧圆，拿得比民政部多，在此之前在80年代后期开始，欧盟拿了3600万美元，前前后后总共有3亿多的欧圆在支撑村民自治组织的建设，但是建设到今天，在那些没有组织费用来源的地方，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仍然是值得讨论。

接下来看村级组织费用来源和村级组织费用的收取方式，我们知道刚才江泽林省长在讲到全国的农业份额占GDP份额的时候，去年只剩14％，大家知道50年代的时候农业占85％，那时候工业只有15％，没有别的地方有收益来源，不进入农业进入哪？现在刚刚倒过来，现在农业是15％以下的GDP，人口仍然将近70％，请问有哪一种政府对15％以上的征税去满足65％的人公共服务需求，当然有的人提出不同意见，说不能这么算，县以下还包括工业还有商业，我说不错，但是你看县以下的工商业在哪？（在县城），县城不是农村经济，只能算乡以下，但是虚的东西比较多，乡一下销售总额占27％点几，就是说经济份额占的总比重，就不以农业占分析，会发现28％以下，农业占15％以下，消费占28％以下，对28％的征税能否满足60％多的人公共需求，能否同时建设一个公共组织，能否把我们大家现在约定都接受的放到传统的农村，于是我们在农村组织和制度的费用收取方式上历经改变，无论是税费来回改。实践就意味着不在承认村级组织是自治组织，这是我政府下达到农村基层的正规体系，所以提出征税到8.4％，把村官养起来。这个政策，大家问我们在座的段应碧主任最清楚。（众笑）。我们说这种政策的结果，当然是今天这个局面了，因为事实上养不起，于是乡村公共政策，就是把村官养起来的组织开始形成高负债，1999年3000亿到6000亿，最近调查大概在6000亿到1万亿，乡村公共负债，这短短的五年时间里涨上去一倍。

我们接着讨论乡村自治组织条件，旧中国农业仍然份额低，不可能成为主要收益来源，其实历朝历代，只爱是传统小农必然是农业社会，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根本问题在于我们不适当的以为可以用以为设想出一个上层建筑，照搬到农村就把农村改变成现代化，错了。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旧中国农村主要是社区自治，乡绅自治，什么情况下能实现的情况下能实现，如果出现宏观的变化，会导致良绅退出，会摧毁乡村自治。

现在治理的困难我想这样的问题就是宏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良绅进入，劣绅退出，不是道德风险，旧中国的良绅退出是什么道理，是因为战乱，是因为要打仗，打仗是一个成本无限大的开支，一个兵就是好的良绅，只有劣绅对付，得抓夫，派款，军粮，甚至.......总之，旧中国的乡村精英良绅被劣绅替代，主要是因为在战乱环境中，是因为内战比较频繁，因为非正规的税费压力太大，接着我们看现代困难的是满足农村自治开支需要的那部分开支太大，就是自上而下下达的很多指令性计划，要求你建学校不给钱，要你建党员活动室不给钱，要给搞的所有事件都是自上而下下达指令，都得收钱，收不上就得借高利贷。

现在有一个04新政，免赋，我们终于在均田20多年后，采取了免税的另外一种政策，（看图片）搞乡村建设，图上就是湖北的农民老百姓在扭秧歌，合作社发展起来，村民自治建设发展起来，我们美国的郭志文先生，就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和大家处得很好。

我们现在进入结论，进一步想发展农村组织，既然政府已经退出，但是并没有完全退出，还占有一些能够产生收益的领域，在农村大家看凡属于有收益的领域，都仍然有政府的顽强的身影。什么领域有收益呢？金融，甚至财政，发彩票，都到农村了，搞彩票是一个无本收益，供销有收益，供销在农村基层不撤，信用社有收益不撤。有收益的地方不撤，现在信用社撤的也就是那些没有收益的地方，但是在有收益的地方，不撤，加工有收益，不撤，食品有收益不撤，原来已经放了，现在放了，加入让农民自保，还是看政府，除了在海南，其他的中西部地方，农村没有组织费用来源，所以形不成合作组织，唯一的办法是让农民产生合作效益，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第二篇：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国际研讨会观点摘要

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国际研讨会观点摘要

2004年12月4-5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称中改院）在海口举办第52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国际论坛”，来自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国内外著名大学的专家学者共120余人参加。本次国际论坛就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农民维权组织的发展趋势、中国农民组织制度创新等问题进

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现将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新生的农民组织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农村自发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农民组织，它们的种类越来越多、覆盖面会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对农村的影响越来越深。对此，与会代表多持肯定态度。

迟福林（中改院执行院长、博导）认为，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同农民组织建设有着越来越重要和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城乡利益关系调整，还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的治理结构，都对农民组织建设提出了现实而迫切的要求。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和现行某些政策规定有不合理之处，农村基础政权经常陷入对上级负责和对农民负责的两难之中。自发的农民组织有助于维护农民土地权益、反映和表达农民的利益诉求、提供政府和市场所不能（或不愿）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段应碧（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副主任）认为，从总体上看，各种形式的农民组织的出现，有客观的必然性，反映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农民组织的发展从实践看，有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推进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扩大公共品的供给，最终有利于建立和谐社会。

德尔曼（丹麦北欧亚洲研究所所长、博士）认为，尽管自发的农民组织在中国的发展还受到政府的控制，农村社会的发展将为农民组织的发展铺平道路，其在将来会发展成为更加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在此发展过程中，这些组织的力量可能会不断强化，超越目前的行政界限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党和国家从其传统的农村社会活动的监督和控制者的角色中淡化。通过农村社会的发展，公民社会和党-国家也将出现相互强化的结果。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改院学术委员）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分析了政府进入和退出农业领域的因素，解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管理体制变革原因。他认为，政府50年代以公社化方式“进入”农业，是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政府80年代以大包干方式“退出”农业是因为公社得到的支农工业品投入增加导致农业成本上升，这与低价统购共同作用，造成农业的不经济；政府“退出”之后，集体随之“退出”农业。从历史上看我们国家过去的社区自治，实际上只能是乡村通过比较开明的地主富农实现的精英自治。在农村基层，与治理有关的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可以是由社区精英来做。支持他们做事情的费用的来源是公地、族田等。但是基本上没有政府财政转移支付。

他的结论是：假如我们真的想要农民组织起来自保自助、自我管理，重新实现社区自治，必须要改的不是农民这一头，而是政府这一头。

马和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人）认为，公民社会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要包括农民组织在内的各种组织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它们可以提高穷人、残疾人、妇女，老年人和小孩声音，因为以前他们的声音是不被决策者听到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组织可以发挥很多作用，农民组织必须要更加地成熟，也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环境。

只有多样化的组织才能满足农民的不同需要，形成竞争机制，打破组织垄断，形成有序的政治参与机制。

郭志文（[美]中国研究咨询公司博士、美国农业部专家）以自己的家庭为例说明了多样化的农民组织在满足美国农民不同需求的作用。他说，在美国，农民家庭可以同时加入几个不同的合作社，以便在原料购买、产品销售、资金借贷、土地保护、技术革新等环节上接受合作社的帮助和政府的扶持；可以加入不同的宗教组织及政治组织。他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不同地区间居民、气候、生活方式、基础设施水平、市场准入水平等因素的差异非常大。从过去50年的经验看，如果整个中国农村只有一种组织形式，那么农民的利益肯定受到损害。

如何根据中国的现实在多样化的农民组织中选择建设的重点，也是与会代表关心的一个问题。段应碧认为，目前农村最需要发展的农民组织有两种类型：一种就是农民联合起来进入市场的那种经济组织，再一个就是村民的自治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法律地位问题、政府支持和社会服务问题；村民自治组织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行政化倾向问题。

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根据台湾的农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和

现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大陆农村如果要建立农会的话，首先应是一个经济、教育和社会组织，而不是一个政治组织。

二、村民自治组织关键词：草根性、组合竞选、后选举时代

目前在我国农村分布最广、对农民的切身利益影响最大的组织是现有行政制度安排下的村支部、村委会等类政权组织。如何充分发挥它们在保护和表达农民权益

中的作用，是与会代表共同关心的问题。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博导）根据我国中部地区四个农业县的调查，描述与分析了当前我国村级组织的现状及其在村治中的角色转换。他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农民处于“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由此使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成为难以自我保护的“弱势群体”。要使农民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群体，必须将其组织起来。只是这种组织必须是深深植根于农民自身需求和利益之中，并能有效表达和保护农民利益的组织，即具有权源于民并寓于民之中的“草根性”。但是，农村基层组织的“草根性”不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它仍然需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和维系农村基层组织的“草根性”。地方政府试图通过以“两票制”选举和“两会制”决策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虽然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缓解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但最终势必会增强村级组织的“草根性”，使乡村治理的微观组织基础悄悄地发生根本性变化，并反过来要求地方政府改变自己的治理方式，促使地方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这种上下互动的方式最终会有利于农民利益和表达和维护。毕竟，在中国，农民的利益的维护和表达仍然主要依靠现有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农村基层正式组织仍然是农民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要组织依托。

辛秋水（安徽省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研究员）认为，民主既不是目的，也不是手段，是人民群众的一种权利。完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方法，可以增加村民自治组织的民主性。相对于海选，“组合竞选制”在选举过程中有着更高的参与度、合理度和抗干预度，效用很好。具体方法就是村民小组首先推选若干村民委员会主任候选人，每个主任候选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村民委员会成员，在全村范围内共同参与竞选。第一轮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在几个候选人里面，推选出主任。第二轮对当选的村委会主任，所提名的委员，也就是组合的成员进行选举，最终的结果就组成了新一届的村民委员会。

王习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生）认为，在“组合竞选”村干部时，应统筹考虑村支部和村委会干部的配备，因为我们国家的农村事实上是党政一体化，村支书和村主任事实上是一、二把手的关系，目前推行的“两票制”和“一肩挑”就充分考虑了这一实际；假如不把党支部的领导纳入组合竞选的话，很难使村庄的权力结构保持平衡，照顾不同群体的村民利益。

仝志辉（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博士后）认为，村委会选举是不折不扣的现代选举制度，已经成为农村政治构架中一个十分稳固的制度。随着选举时代的真正到来，村民自治中村级治理的问题开始真正凸现出来。后选举时代的村民自治解决的主要课题是如何改善村级治理。

王春光认为，村委会在农村发展起什么作用，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功能是什么，这个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村委会不存在行政化的问题，因为村委会以及整个农村的管理体制还是人民公社遗留下来的，原来就是行政的；“后选举时代”的概念不是很清楚，村级治理问题不仅在后选举时代存在而且在人民公社存在，选举就是为了解决村级治理的问题。

三、对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寄予厚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国农民在经济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营规模太小，交易成本过高，无法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政府应该大力支持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这已经成为与会代表不容置疑的共识。但对于我国目前出现的新型经济合作经济组织的定义、发展趋势、政府提供帮助的途径等问题上，与会代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新型之“新”存在争论

关于定义，王景新（中改院农村所所长、浙江师大农村研究中心主任）在考察长江三角洲发达地区新出现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后提出，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中国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依照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组建的，按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是当前中国乡村的专业合作社、社区性合作社、专业协会、各类经济联合体、合作社的联合社等组织的总称。黄祖辉（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导）不赞成把现在的社区性的合作组织、各类经济联合体称为新型合作社。他认为，新型合作社必须从合作社本质上加以界定，新在必须符合国际合作制原则，既必须以农民为基本主体，无论他是所有者还是使用者；必须进出自由，尽管也是相对的；分配按社员的交易量为主；决策依赖一人一票。

2、对区域性的股份合作形式寄予厚望

王景新认为，长三角发达村域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破土而出，标志着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替代，是现实农村最具革命意义和生命活力的制度安排。合作社的联合社开始发育，并且，它可能突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一贯采用的由下而上逐级推开的模式，在广阔的范围内迅速实现农民合作社之间的联合。新型合作经济发育发展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强的相关性，但地区发展水平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条件，民间互助合作精神、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的介入、政府推动等因素，都可能促进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发育和发展。农户贫穷和富裕两极状态下都较容易产生合作需求；而“三十亩地一头牛”式的自给自足经济条件或小富即安的人群不会有强烈的合作需求。

黄祖辉也认为，中国农民合作社将呈现较大的变革和分化态势，合作层次将有较大提高，将日趋较为紧密的组织形式。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即专业协会大多数将演变为比较规范的合作社和具有鲜明的股份化色彩的合作社。中国农民合作社将呈现一定程度的联合趋势，在一定的区域内将出现一些类如合作社联社、产业协会、农会的合作社联合体。

3、对“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争论尤其激烈

王瑞璞（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教育长）强有力的、真正的农村经济组织，是以土地的所有、使用、流转及其权益为基础的。比较好的形式是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它根本区别于原来的集体经济和当前的家庭承包制，既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富裕，又可使农民的经济权益得到保护。

徐旭初（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中心副教授）不赞成过于强调农村中社区股份合作制的位置。他认为，社区股份合作制建立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处于城市化进程中或具有城市化的预期，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不可能都完全城市化，因此它不能作为中国现在以及未来农村发展的发展方向。迟福林也认为，在农民的土地权益没有可靠保障的情况下，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有可能变成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有会议代表在提问时认为：合作制度的特征是用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参加合作。现有农村土地却属于集体所有，如组成“土地股份合作制”则不符合国际合作制原则。

4、经济合作组织的成长之路

达尔顿（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授）以阿根廷农业实验地区集团协会（AACREA）和免耕农民协会（AAPRESID）为例说明农民合作组织要有效地运作必须符合如下条件：其成员相邻，具有类似的农业经营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能经常地交换信息和想法；通过为成员提供规划和决策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出版并散发信息，提高农民的商业效率，促进成员的技术和管理进步，实现生产者、技术人员以及农村社区的整体全面提高。高启杰（中国农业大学发展学院推广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认为，要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凝聚力，必须涉足技术创新领域，改进管理制度，不断扩大规模。同时，政府应该提供完善的市场环境、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和必要的技术与资金支持。郭晓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经所所长）认为，要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各种配套措施来规范或者引导地方政府积极支持。这些配套措施可能包括：农村信贷政策，农产品税收鼓励政策，政府涉农项目经费的申报和使用规则，对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垄断的制约，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和人事安排制度等等。

四、农民维权组织是表达和维护农民利益的有效组织渠道

各种形式的农民维权组织已经出现，这是个涉及政治领域的学术课题，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争论焦点。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既有对衡阳的农民组织的深入分析，又有对全国13个省（市）26个县市的农民重要的群体性抗争事件访谈，指出了农民维权组织的发展趋势：湖南省衡阳县维权组织从以村为单位的“代表队伍”经过全县性的网络联盟，发展到了筹建农会，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自从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事件。农民维权组织的建立，意味着农民的抗争会更加理性，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他们是农民与政府之间的中间力量，可以有效地阻止农民维权抗争活动以非理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有助于农民接受现代法制观念，逐步成为具有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的现代公民。县乡政府开始把农民维权代表作为协商对话的对象。

农民维权组织进行的理性维权活动，影响到了中央的农村和农业政策，正在影响改变基层政府的施政行为。但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这些组织没有得到政府民政部门在程序上的认可，没有取得“正式组织”资格，甚至被称为“非法”组织；它们内部虽有一定的分工但缺乏系统性和支配性，成员之间没有建立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由于地方政府部门对此持观望态度，没有担负起管理责任，不能对农民进行必要的法律和组织管理的培训，这就容易使少数本来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减负上访代表，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导致其行为目标和方式都产生一定的盲目性。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某些具有激进主义主张者，就正在利用目前农民减负上访组织不能纳入到正常体制管理这一空挡，进行一些非正常的活动（如宗教性的），企图将农民“以法抗争”引向“非法抗争”的方向。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运用经济学原理论证了农民组织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得出了与于建嵘类似的结论。他将组织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从上到下构建的控制型组织，这样的组织可能过滤掉重要的信息，实际情况在向上传导的过程中容易失真，最终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另一种是从下到上的民主组织。组织成本提高以后，信息成本容易降低，信息传导不容易失真。“信息越充分，冲突让步可能越大”。

在如何看待农民组织中的领袖的作用问题上，他通过阿拉法特由“激进”的领袖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温和”的立场的转变说明，“激进”还是“温和”与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有关。因为任何组织都有领袖，组织化程度低的组织的领袖，其领袖地位必须靠激进的立场保持，组织化程度高的组织的领袖，有更多的控制组织的手段，反倒容易和别人妥协。

王超英（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法案室主任）认为，于建嵘博士等人的研究很有意义。农民维权与党和政府重视“三农”、建立和谐社会的努力根本上是一致的。维权的目的应该是在于通过反映农民的意见，落实国家的三农政策方针和措施，改进各级政府和党委工作，而不是其他的目的。农民维权并一定要我们现存的村民自治和人大制度安排，另建一个像于建嵘说的维权组织。

段应碧认为农民组织的出现是一个客观事实，应该研究它、关注它，以便使之能够正确地引导，健康地发展。他对于建嵘等人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提出以下课题希望专家们认真研究：

一、现在零零星星出现的维权组织，有的章程写得非常漂亮，第一条就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其行为基本上也是在法律框架之内。如果全国六十多万个村，有一半的村建立了这个组织还会这么理性吗？现在村这一级，十几人，二十几人，或者一百人的组织，还是可以控制的。假定说从上到下建立起一个组织体系，那情况又会怎么样？

二、有组织的对话，可能确实可行，效率可能更高一点。现在农村的矛盾，农民反映的问题有一些是能够在基层解决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国家体制问题，很难在基层解决。比如，发生农民因负担问题上访的群体性事件，单靠县、乡两级政府就解决不了，要靠国家进行税费改革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对这种组织的发展要持慎重态度、要关注和研究。

五、农民组织建设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与制度创新

任何组织都是需要成本支撑，由于农业剩余有限，所以发展农民组织必须有政府的支持，这是与会代表的普遍看法。

温铁军希望政府将涉农领域（比如金融、保险、水利、供销、批发、农机等等）放开，让农民的合作组织能够免税地进入这些原来尚能产生利润的领域，通过农民合作起来的规模经营生成规模收益，可以支撑农民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

段应碧认为，阻碍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完善的因素主要在外部，特别是体制性的障碍。直到现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都没有法律地位，不能独立地从事很多活动，没有任何的扶持政策和措施。要促进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当务之急就是立法。立法的最大难点就是“定义”，如果定义界定得太宽泛，就涉及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扶持政策能否有支撑的能力问题；界定太严也不行，不能把大部分合作组织排斥在外面。

村民自治组织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必须减少行政化倾向，让它更多地代表农民利益，管理农村村民事务，但目前进展较慢。表面上的阻力是我们基层特别是县、乡两级的很多同志，不愿意让它往这个方向走。但是，这种情况不能埋怨乡镇干部，他有他的难处。如果每个村都自治，那么县、市、省布置给乡的那么多任务怎么办？面对两三万人口的乡，假如你是乡党委书记，你怎么办？所以说不是乡镇的同志舍不得放权，乡镇的同志有难度。在上面体制没有变化之前，在政府职能没有转换之前，你要完全实现村民自治，难。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但并不等于说不坚持这个方向，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只能逐步地推进。完善村民自治可能会产生倒逼机制，逼迫乡政府抵制上级政府有可能损害农民利益的行政任务。

迟福林认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在农民组织建设的过程中，政府既不能简单地退出，也不能采取传统方法，强化对农民组织的行政领导和行政控制，而是要在政府自身转型的过程中，积极地支持、规范、引导农民组织的发展。只有观念、体制转型，政府才能积极、主动地支持农民组织建设，形成与农民组织平等对话的协商关系和合作伙伴关系。

郭志文认为，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不是农民的问题，而是政策方面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25年，农村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在农村的政治行政管理体制没有实质变化。中国政府的任务应该是，通过法律改革、金融和银行改革、信息改革、选举和治理改革，创造一个让农民和公司能够自由组建满足其要求的组织的自由、健康的环境。政府在发展农民组织方面不仅要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而且还培训农民组织的各方面人才。

德尔曼认为，要壮大农民组织，农民和政府双方都必须改变态度和文化，需要政府的政策调整以后保持连贯性，使得农民能够及时作出调整。还需要一致、一贯、透明的法律，政府也必须在咨询、培训，建议方面帮助农民组织，培训政府官员，使他们更好地同农民组织打交道。

第三篇：戴相龙在“2008养老金国际研讨会”发表演讲

戴相龙在“2008养老金国际研讨会”发表精彩演讲

尊敬的华建敏国务委员，女士们，先生们：

早上好！

目前全球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10%。为了抵御人口老龄化，弥补养老金收支缺口，各国都在发展养老金事业。

养老金制度改革方兴未艾。养老金治理水平不断提高。养老金投资实践稳步推进。所有这些归结起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巨大隐性债务使各国养老金制度面临严峻挑战；二是金融全球化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金融风险的传递，使养老金投资管理面临严峻挑战。

各位！中国是老龄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碰到的养老问题更为严重。政府十分重视民生问题，坚持不懈地把建立和完善养老制度作为推进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

各位！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全球金融环境，解决各国养老制度和养老金投资面临的问题，迫切需要国家之间加强养老问题的对话，迫切需要投资机构之间加强交流和合作。

各位！根本解决人类养老问题的道路是漫长的。中国古代诗人屈原有句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坚信，人类不会畏惧路途遥远而止步，更不会因为道路曲折而裹足茫然。让我们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开创人类养老金事业的新境界！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这是一份演讲口才培训的好稿子，想要自己能像戴相龙一样做出精彩的演讲嘛，【飞扬口才培训】能帮到您！

第四篇：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上）

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上）

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国家级贫困县走动。走了一些穷地方，发现贫困的原因并不那样简单：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象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

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说那个地方穷，每天却有那么多财富源源不断的运出来。我算了一下，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这是什么GDP？我取了一个名，叫垃圾GDP。发展不是硬道理吗？开发了资源，资本家得到了财富，当地的人民分享了发展的什么呢？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受害，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还有水库的水漏掉了，等等……

第二个故事：我去云南的一个贫困县，那些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守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守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几年，主流社会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5---8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的羞愧，为我们主流社会的人满口的仁义道德羞愧。很多人讲保护动物的时候表现的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

一，制度与贫困

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第一，产权制度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国家一句话：矿产资源属于国有，这就割断了资源所在地人民与资源的联系。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什么人有权开发国家的矿产资源呢？制度规定只有资本家。当地人是国民，我们在制度中找不到国民的位置。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征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1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比如说，农民集资办起了电，产权属于谁？属于国家的电力总公司；农民集资修了学校，产权属于谁？属于代表国家的教育部门；农民集资办的厂，产权也属于国家；农民集资办起了电话，产权属于国家信息产业部；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谁剥夺了穷人的产权？！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90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第二，财政制度

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

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民修了公路，国家去收费，路坏了之后又要农民自己修。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来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四十个

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城里的人什么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主流社会的人却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十五、六岁，过五、六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么生存啊！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的有拥有土地的权力，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里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关系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农产品，供给城里人消费。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第四，金融制度

银行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也是国民，为什么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份、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那么的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第五，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的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付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们在贵州大山里扶贫，不到1万块钱可以修1公里5米宽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贫，修1公里同样的路要8—10万块钱。那我们怎么配置资源呢？到村里去跟老百姓谈，群众说要修路，我们问怎么修，他们说只要乐施会提供炸药、铁锤、碎石机、碾压机、技术员就可以了，劳动力由他们自己组织。这样1公里路3000---8000元钱就够了。钱给他们，我们来做协作者，跟村民一起买炸药、机器，铁锤，风里来、雨里去，两年里6万多块钱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万。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

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个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里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最大资源是农村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只有民间组织把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与其他资源相结合，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我们这个国家，权力和市场配置财政资源，配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强势阶层。医疗资源80％都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是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配置在城市里。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第七，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他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里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这个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有40岁了，不回山里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的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的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以稻谷为例，85年的价格0.095元，今年可能高些，涨到了0.6-0.7元，以前是0.4-0.5元。算涨了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就象北大、清华给美国人培养人才一样。

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一个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赘述了。

第八，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资本家做了，大资本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是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

中国的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第九，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一个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不能完成，那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加残酷。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1亿农民，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上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里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足马”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的吗？这样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第十，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产权再明晰不过了。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国家啊国家！农民占国家的70％，怎么就不代表国家呢？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这还不够，国家2003年3月1号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变。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进城，很多进城的人当“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没有能力进城，只能给“地主”种地。贵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户的，后来一直没有调整过，20多年过去了，土地占用严重的不平衡，很多没有土地的人租种进了城的人（有些成为国家干部了）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还要交农业税。这样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土地是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里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集体；集体所有，但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着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这正在孕育着革命啊！

第十一，干部制度

农民是没有权力当干部的，考公务员农民是不可以考的。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灰款”。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

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要“民举”，就是借下面的手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更加劳民伤财了；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第十二，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法律制度也是抽水机。现在是依法治国，可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么？法不管用。那“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怎么请得起律师和法官？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紫京城。

很多人是相信法律的，但打官司打得倾家荡产，没有足够的钱，结果有理也打不赢官司。很多人因此走极端，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冤上加冤啊！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又要健康证，还要办什么证……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那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的，保卫人民，就得给钱他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被告，基层的部门基本都是这样。

谁愿意从一个派出所所长变成一个流氓，但现在是不得不变成一个流氓。如果不变成流氓，所长就当不成了。所以，执法的也冤枉！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为少部分人服务的法制是越来越完备了，少数人的“法治”越来越被这个社会“默许”了。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第十三，科技推广制度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既然市场可以把技术配置好，那么干嘛还要送科技下乡呢？既然市场配置技术对落后的农村有害，干嘛把农业推广技术的部门推向市场呢？改革以来，有一条规律：我们的制度设计总是“打着减轻农民负担的旗帜”让农民越来越失利，总是让强势阶层越来越有利，科技推广制度只是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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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杨长春副校长在国际网络研讨会开幕式上代表中国高校作主旨演讲

杨长春副校长在国际网络研讨会开幕式上代表中国高校作主旨

演讲

（通讯员 潘静）纽约时间9月15日上午、北京时间9月15日晚，CANS2014中美高级网络技术研讨会在纽约大学召开。我校副校长杨长春教授应邀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国高校作主旨演讲。

杨长春副校长通过远程视频主旨演讲

本次研讨会是中美高级网络技术研讨会第16届会议，由纽约大学承办。中国驻纽约科技参赞叶冬柏，美国教育网、中国科技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负责人，纽约大学校长、马里兰大学校长出席开幕式。

CANS2014纽约大学会场

开幕式上，会议承办方纽约大学信息主管John Sexton代表美方演讲后，我校分管信息化工作的副校长杨长春教授代表中国高校作主旨演讲。杨长春演讲的主题是《通过信息化建设提高中国高校的核心竞争力》。

杨长春副校长分析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及对教育全球化的挑战，并对比了中美高校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与应用。在介绍中国高校信息化建设现状过程中，杨长春重点介绍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如何进行IT治理，如何在教学、管理中做到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如何通过信息技术提高教学、科研和管理能力。杨长春向与会中美高校详细介绍了我校通过智能化教室的建设，使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增加互动体验，提高学生获得知识能力方面的经验。

杨长春介绍，我校在绿色校园建设的基础上，近几年来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减少校园碳排放。学校从2013年开始重点建设能源管理平台和云计算中心，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使学校节能减排工作管理更专业。在实现了校园节能建设与信息化管理完美结合的同时，教育并影响学生树立环保意识，培养学生低碳的生活习惯，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高校的社会责任。

此次会议主办方特邀我校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国高校作主旨演讲，是我校校领导首次在国际网络研讨会上介绍我校信息化智能校园建设的经验。

此次会议，是我校校领导在学校里通过远程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演讲。为了保证演讲的良好效果，我校信息处与教室会议室管理中心的技术人员密切配合，克服中美时差、中美高校网络互联等方面困难，多次在深夜与美国纽约大学的技术人员进行联调。经过不懈的努力，克服了多重技术困难。在会议期间，我校校领导的演讲时时传输到纽约大学会场，语音清洗、图像流畅。考虑到中美网络互联的复杂性，我校信息技术人员还提前准备了多重应急预案，以防会议过程中的突发事件。

CANS中美高级网络技术研讨会由美国教育网（Internet2）、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技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美国马里兰大学共同发起，至今已举办了15届。CANS研讨会一直以来持续推进中美两国研究与创新型教育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会议汇集了中美权威网络专家与学者，旨在互相分享尖端的网络技术知识、共享先进的网络信息资源，以及交换国际先进网络管理的方法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