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第一篇：中国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中国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编者按：今年春节后，媒体上刊发了不少回乡见闻、回乡散记等，颇受追捧，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在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潮之下，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受关注度。编者特约此文，与读者分享一位“三农”问题研究者对中国农民的某些观察角度。

需要从多个角度着眼，才能更好地把握真实的农民群体形象。

我国外出农民工大约有2.7亿，这些农民工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

我国的农民比起城里人更加嵌入于“理性不及”的传统与文化当中。

总而言之，现代中国农民所展示的积极和消极两面形象，与其他阶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

（一）我国还处在政府与市场转型阶段。政府正从管治朝着治理转型，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朝着市场经济转型。与此相应，我国的农业正从小农经济朝着现代农业转型，我国的农民则与其他社会职业一样，均处在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

在国人当中，看高农民者有之，看低农民者也有之。不过，看低者的人数要远远多于看高者。我国农民总体上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这一点可以从农民工的处境中看出。一是经济方面，比如工资福利待遇差；二是社会方面，比如有些地方农民工子弟往往不让进当地普通学校，只能上子弟学校，甚至还出现过强行关闭子弟学校，同时又不安排农民工子弟进当地学校的事情。又如公交车上的一些乘务员可能对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动辄横眉冷对；三是政治方面，比如人大代表 1 和政协委员中的农民代表比重偏低，农民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组织；四是政策方面，比如迄今为止我国仍然存在城乡户籍隔离制度，尽管当前各地在引入居住证制度。

其实要看准农民群体的形象特点并不容易。与我们看待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记者编辑和工人一样，我们对农民群体不能一概而论。正如哲学家波普尔所言，一个人不能绝对把握真理，但可接近真理，其方式是试错。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尽可能通过试错的方式日渐更为准确地去把握农民群体的形象特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描述农民群体这样一个职业群体的时候，往往采取先入为主、一概而论的态度。需要从多个角度着眼，才能更好地把握真实的农民群体形象。

（二）现代中国农民这一职业有些特殊性，它集众多职能于一身。在某种程度上，农民既是企业家，又是经理人；既是老板，也是打工仔；既是技术员，又是庄稼汉；既是地主，也是佃农。

对农民的地主-佃农身份，国人可能容易犯迷糊。根据宪法，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怎么会变成“地主”了呢？这是因为集体是有边界的，由其成员农民组成，农村土地虽然归集体成员共有，但毕竟集体成员人人有份。但是，农民怎么又变成佃农了呢？这是因为农村集体所有的农地又依法承包给了农民，这样农民等于佃租了农地。

我国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工”的重要性实际上排在“农”之前。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现在，我国都是推行赶超战略，“三农”虽然被重视，但实际上城市地区和工业化更被重视。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户籍控制政策和统购统销等政策措施，长期压低对农业生产要素的回报，把由此挤压出来的农业剩余转移到城市地区，用于推进工业现代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于1984年基本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并到1992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城乡户籍隔离政策一直延续到今天，近年来才有较大松动。1998年以来我国各地政府大兴土地财政，迄今为止仍以无补偿或低补偿方式大量征收农民土地。

过去十几年里，政府对“三农”的支持则是史无前例。连续十二次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均锁定“三农”，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政府的实际政策仍然朝着城市倾斜，比如城乡户籍隔离政策毕竟还没有完全撤除，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也有待提升，还没有完全基于公平市场交易价格实行补偿。

当代中国企业家会对传统中国所遵循的“士农工商”等级秩序感到天然的反感。毕竟“商”在这一等级秩序中排在末位，这与现代人的观念大相径庭。到了现代，企业家的地位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就是企业家阶层的重新出现。多少人都想成为企业家，都以成为企业家为荣，这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学家熊彼特甚至说过，在经济和社会的金字塔中，企业家应该占据塔尖位置。

很多国人认为农民守旧、保守、目光短浅、不思进取。这不符合我们对农民群体的就近观察。我们一般很难把农民和企业家这两个群体扯在一起，但中国的情况是：农民与企业家有着巨大的交集。我国外出农民工大约有2.7亿人，这些农民工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愿意冒风险背井离乡去打工谋生。这么多农民工背后有着大量的留守老人、妇女或儿童在支持他们。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出现大量乡镇企业，成为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些乡镇企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中，大量是农民企业家，像希望集团的刘永好、万向集团鲁冠球和华西集团吴仁宝。

（三）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其实都或多或少嵌入于习惯与传统当中。其实“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观以及“温良恭俭让”这些行为规范，在任何文明体中都可以发现，只是存在程度不同，表现形式也可能不同。而在我国，反而是在农民当中更能发现这些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并不奇怪，因为我国的多数村庄虽然已经脱离了封闭的传统村庄的范畴，介于半封闭社群与开放社群之间，但农民比城里人更为嵌入于传统。试图回到过去很难，很多现代化派人士可能也不屑于回归传统。社会学家将我国农村发生的这种现象称为传统的“断裂”。这种“断裂”差不多发端于阎锡山于民国之初在山西大搞“村本政治”，从那时起，权力开始直接介入村治，其后一发不可收拾。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重视对农村的外部正式制度供给，所谓“破四旧”、“文革”、村级民主，其实都属于此类，其结果就是传统的“断裂”。社会学家 陆学艺警告中国可能走向“社会结构的断裂”。著名人类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萧凤霞女士曾经说过，很多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村庄已经消失，而且一旦消失，就难以复原。不过，部分传统已经内化在农民的言行中，世代相袭，父母言传身教，必然在子女身上留下一些烙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将传统和文明视为一种自发秩序，属于“人的行动而非人为设计的产物”，是一种演化秩序。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它是“理性不及”（non-rational）的，不服务于单个人的特定目的，不是由单个人的理性所创制，不为单个人所完全把握、影响或者操纵。它是很多人互动的结果，又为很多人接受，体现在很多人的行为当中。这种高频度行为所体现的特征，又被瑞典社会学家伯恩斯称为“文化”。这种文化或者传统里面，有着大量的自然法和习惯法因素，也难免有着一些与个人自由不兼容的成分。在古代的“礼”中，就包含了大量的自然法和习惯法因素。孔子在2500多年前“述而不作”，其弟子将其言行编入《论语》，其中大量内容属于孔子对当时存在的自然法和习惯法规范的提炼和总结，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国的农民比起城里人更加嵌入于这种“理性不及”的传统与文化当中。中国文化区分大传统和小传统，其中儒家文化属于大传统，而民间信仰或者农民的日常生活文化被称为小传统。比如很多农民会祭拜财神爷，在农闲时节或节日期间往往打麻将，这种财神文化和麻将文化均属于小传统。儒家的某些传统对经济发展有利，比如反对官员经商，重视教育。但是，如果要说中国农民旺盛的企业家精神从何 而来，则需要更多归因到上述小传统。生活条件的恶劣与生活压力较大，助长了这种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发挥。温州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当地农民在古时候就需要依赖海洋和经商生存。那里在宋朝时居然出现功利主义色彩浓重的永嘉学派。在改革开放之前，温州农民就闹过分田到户。改革开放之后，温州的商业文化迸发出力量，在发展实业方面找到了着力点。

（四）很多学者往往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去忖度农民的心态与行为，纠结于农民是否属于“理性农民”这一问题。其实，农民的经济行为一般都是有成本收益计算的，这就是说，农民是理性的。经济学家喜欢讲“理性人”模型，假设人是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者。但这只是假说，用在现实世界，只要一个人能够有意识地尽量经济地选择和投入手段去追求自己的目的，就是理性的。比如，浙东农民到虾塘打小工帮助抓虾，打工一个长潮约8小时，收入大概240元；一个短潮约4小时，收入大概120元。低于这一水平，则不接受这份短工。但是，近邻亲友之间也相互帮助对方抓虾，不计报酬，只提供一包烟，管一顿饭。很明显，农民与其他阶层一样，精于讨价还价。青年农民工出外打工，更是基于计算，虽则是一种对预期成本收益的毛估，不保证出外必然会挣到钱，但仍属理性计算。理性计算不能保证不犯错，只说明其有预期成本收益的计算，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现在沿海地区的工厂往往找不到足够的外来农民工，这也是农民工们理性计算的结果。随着中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改善，农民种粮直补的增加，本 地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本地就业机会增加，外出打工的吸引力在减小。一些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一方面不愿意像父辈一样辛勤劳动，另一方面享受不到与本地人子女一样的舒适生活和平等待遇，对城市社会充满怨恨。可以说，沿海地区大中小城市不为长期在本地工作的外地农民工及其子女解决户籍问题，这本身已经成为其非理性的表现。

我国农民生活有着很大的礼仪经济和面子经济成分。婚丧嫁娶支出和人情费支出已经成为他们的巨大负担，他们为习俗和礼仪付出了巨大代价。因此，介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农民，其家计经常处于尴尬的处境。浙东地区的一些村庄里，婚丧嫁娶都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很多农民家庭为此负债，有些甚至为了婚礼借入“高利贷”。男方娶媳妇，一般需要造好新房子，或者在镇里买新居，然后要用红缎被包着10万～20万元送到女方家。女方可以留下，也可以悄悄退回男方。留下者一般在嫁女时提供加倍的陪嫁，甚至包括一辆10万多元的小汽车。来喝喜酒的亲友一般要带人情费，人均800～1000元。丧事方面的铺张也很惊人，比如出丧之前，亲朋好友和邻居们每日都来相聚，需要安排麻将桌、烟酒和用餐，费用很大。而且请乐队吹打，请道士做法事，均需要花费。对于所有参与者而言，这一礼仪很重要：大家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规矩做事，均会比较从容，否则会感到不知所措。虽然婚丧嫁娶均可收入一笔可观的人情费，但这方面的花费仍然是实实在在的负担，因为收入的人情费其实是需要分头归还的。如果别人家婚丧嫁娶，或者造房生子，也需要跟进人情支出。对于一位来自外 部的不偏不倚的旁观者而言，村民的生活就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笔者曾经调查过很多农户，村民们一般认为这确实是负担，但又是情愿的，没别的办法，必须跟进，否则不合礼仪，丢失面子。

农民之间存在大量的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分为无息和有息两种。多数农民是讲信用的。如果他们欠了你的钱，可能会拖欠，但一般不会否认欠了这笔债。传统上的父债子还这种家庭无限责任仍然有效。

最后需要关注农民的消费习惯和文化娱乐生活。很多农民存在不良的消费习惯，其文化娱乐生活也比较单一和贫乏。在一些沿海农村地区，青年农民习惯于抽高规格的香烟，比如中华牌，而且当地的礼俗是见面递烟。在娱乐方面，像电影和戏剧节目，每年一般是在节日或婚礼时组织观看，更多的时候是无所事事，到处摆麻将桌。据说一些沿海农村地区现在正盛行六合彩，流动赌博窝点仍然存在。

总而言之，现代中国农民所展示的积极和消极两面形象，与其他阶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反倒是农民阶层更凸显其朴实和诚信的一面。在农民生活中，在保持其积极因素的同时，如何消除其消极因素，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最近笔者看到，全国各地越来越重视乡贤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比如佛山市三水区很多村庄设立了家乡建设委员会、乡贤慈善会，鼓励乡贤参与村庄建设。这应该是个好的趋向。

第二篇：传统与现代之间——读书笔记

传统与现代之间

传统与现代之间，总是存在着融合与摩擦。本周，我阅读了著名剧作家，中国左翼文化的领导人之一林箐大师的文章《传统与现代之间》。本书主要阐述了西方现代风景园林与其传统园林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法国勒。诺特尔式园林在空间结构和形式语言上都对今天的园林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对西方著名风景园林师丹。凯利，彼得。沃克和施瓦茨等人的一些作品以及某些著名的西方现代园林实例，如巴黎雪铁龙公园和拉。维莱特公园的深入研究和细致分析，探讨了西方现代风景园林设计是如何继承与发展勒。诺特尔式园林之优秀传统的。

西方国家的文化根源在欧洲，而园林这种具有强烈文化气息的艺术，也是起源于欧洲这一神秘大陆。现代风景园林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在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营建室外环境的经验。西方现代风景园林与其园林传统之间有着内在的和深刻的联系。从某种意义讲，现代风景园林是变革和继承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仅仅是一场革命的产物，还是历史发展和文化演进的积累过程的一个阶段。而勒。诺特尔式园林最有特点的是它的空间结构，一是轴线上开合有序，跌宕起伏的序列化的开敞空间。这样的园林布局，在法国现代园林中其实屡见不鲜。位于巴黎市中心蒙巴拿斯火车站屋顶大西洋花园也是同样的空间结构。中心是基本对称的开放空间，有明显的中轴线，两侧是丰富的小空间。只是其中的一侧，功能性的运动场地代替了传统的花园；在另一侧，各种不规则的小花园穿插在一起，空间变化多样，一座步行桥把所有的小花园联系了一起。整个园林虽小，但空间非常丰富，有小中见大的效果。

园林，总是与艺术文明结合在一起的。现代园林在发生了革命性创新的同时，又保持了对古典园林的明显的继续性。法国著名建筑学家让。保罗。卡良认为：传统本身就是不断的演进，并且总是表现出新的东西。传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传统与创新，也是对立统一，如果传统一成不变没有创新的延伸与补充，传统就会断层创新也就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传统的园林形式可以在现代园林中得到继承与发扬，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提倡营造古形式的园林，而是从传统园林中得到某些借鉴，弃其形而取其意境，同时重视引入外来园林形式，力求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两家之长补两家之短，形成一种新的园林形式，把精彩的局部与环境协调，既有传统的某些内涵，又具有新颖的构思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感。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园林，而不是单从某些形式主义来体现现代园林的瑰丽与灿烂，绝不应该在现代园林中出现奢华主义。

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传统的民族的东西，总有不少宝贵的地方值得继承与发扬，如果我们能从传统园林历史的源流中吸取营养，就可使现代园林更加完美了，更加能体现我们文化的灿烂了。

第三篇：浅论中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

取７４０５亿元来发展城市工业建设。由于长期对农业积累的超度提取，农村资金被过量抽走，而大量劳动力又滞留在农村，工业对农业又无反哺，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手段的长期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比较效益低差。而农业比较效益低差又导致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都不愿意投资于农业，从而最终导致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综合生产能力下降。

二元社会结构既抑制生产，又刺激消费、助长浪费，加重财政负担。国家计划的二元经济结构，保护工人，损害农民，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社会效率的降低，因为它丧失应有的激励和压力机制。城市和工业在没有任何压力下走向低效率，农民在剥夺下走向贫困，社会发展走向缓慢。改革开放以前的二十多年中国的发展是效率

。１９８９年国家用于粮油的补贴达到４００亿元，全民单位职工医疗卫生支出达到１８７．３亿元。另一方面，二元社会结构由于排斥了竞争机制，使社会趋向僵化、懒惰、保守，形成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社会基础，因而必然造成工业效率低效益差，影响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这样就必然造成财政捉襟见肘，减少对农业、农用工业及农村教育卫生事业的投资，从而最终导致农业、农用工业及农村教育卫生事业的长期落后，农民素质普遍低下。

二元社会结构由于造成了城乡之间的不同利益格局，因此也就切断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要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的集聚渠道，导致我国城市化过程严重滞后。它似乎避免了“城市病”，却引起了更为严重的“农村病”。这就是乡镇企业布局分散化、小城镇发展无序化、农业生产副业化、离农人民两栖化、生态环境恶化。

4、小农生产方式是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历史根源

小农经济是我国的一大历史遗产。它之所以成为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支柱，一方面是由于封建政府采取“限田、均田、限息、永佃制”等保护措施，或农民反抗起义而造成修复小农生产方式的再生机制；另一方面是由于小农生产方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他们忍受封建政府、地主和高利贷者的三重剥削，用苛刻自己、多种经营的方式维持自己生存，甚至用牺牲部分必要的生活资料和萎缩再生产的办法来维护自己。这样，小农经济与贫困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生产方式对中国农村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它对农民思想的影响。这就是与小农生产方式相适应是小农意识，它严重阻碍农村的发展。

5、文化根源

与小农思想相适应的是我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国的传统政策文化向来是重农轻商。士农工商的顺序反映了商人的地位。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孔子及儒家传统向来也是重义轻利。这是造成我国没有产生商业文化的文化根源。历史上有钱人不是继续扩大生意，而是买田置地，享受生活；他们也不敢太有钱。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中不具备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农村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农民的开拓性，创造性极大的受制于这种文化。虽然我们被称为礼仪之帮，但是我国的社会诚信却为人所不齿。一般认为社会资本缺乏的国家，社会是低效率的，也很难发展现代社会化的大生产。比如中国和韩国，两国的私营企业家族化说明两国经济发展社会化的水平，这也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6、政治根源

建国后，我国广泛的建立了农民协会，以促进农村土地改革的开展和农业的发展。后来农业协会被取消。从此农民没有专门为自己服务的机构，没有自己的代言人为其主张权利；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唯一的方式是上访。但是这样的方式远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长期的错误政策不能受到社会应有的关注，农村的巨大问题不能受到当权者的重视，农村的现实没有为人们所认识，正是缺乏为农民服务的正式机构。农民在政治上的权利没有与其贡献和地位相适应的制度保障，他们的利益也就无法得到保障。他们无法改变现实，也不知道怎么改变。于是只好贫困下去，等待救世主。现在层出不穷的上访事件正是这种政治状况的注脚。

（二）、原因的具体分析

除了历史根源外，农民的贫困还有具体层面的原因。以下所述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及不同因素的作用方式和程度的区别，决定了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产生和发展趋势。

1、农民收入现状的客观原因

当前，农民收入问题不是局部的存在，而是全国性的比较普遍地发生，中国当前的农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矛盾从出现到进一步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农业、财政和基层行政制度设计和安排的结果。

(1)、现行财税体制加重了中西部农民负担，造成不同地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现行行政体制不规范、农村税费改革造成同一地区以不同收入为主的农民之间负担不一致，造成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国家不平等的就业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农民就业机会减少，农民隐性失业严重，影响农民收入。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不合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欠账多，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后劲。

比如农村教育的水平的严重滞后，农民素质长期得不到提高。这种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区别是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

（2）、农民负担是农民收入不足的重要原因，它指的是农民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在其自身进行消费和投资活动之外所承担的经济负担。包括税收、村提留、乡统筹、农民义务工、和“三乱”，即各种针对农民的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摊派。而隐性负担通过不合理的价格因素，如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因素，暗中向农民转嫁。

（3）、农业、农村产业结构变化是农民收入差距变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产业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新型产业、现代产业比传统产业经营收入和工资相对较高，但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及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是渐进的，只有一部分人才能首先从产业结构变化中获得好处，因而农民收入差距可能因为产业结构变化而扩大。通过分析发现，1986～1999年间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民家庭在就业结构、农业生产结构、家庭经营的产业结构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户，劳动力转移到家庭外就业的力度越大，家庭经营中非农业特别是非种植业的投工量越少，非农产业创造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越大。可以推论：农业、农村产业结构变化是我国农民收入差距变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2、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观原因

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观原因包括上文所分析的关于农民小农思想和文化，由于在市场观念上的差别导致行动的差异。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开明的觉悟的早的一部分人毫无疑问是先富起来的。由于生产资料的差别，从事产业的区别，家庭劳动力的区别，家庭负担的差别，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的扩大，并且由于上述的原因的继续存和加剧在继续扩大，更为严重的是有可能形成贫困落后的恶性循环。造成中国社会的断裂。

（三）、我国农民之间收入的区域差别的原因分析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简单的结论，我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深厚的经济和社会根源，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一些具体的诸如政策和主客观的具体原因，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形成并扩大，且可能恶性循环，加速差距的扩大；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些状况仍然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下去，因而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将随着这种情况继续扩大。其中的原因总而言之就是取走太多，投入太少，发展不够。

四

中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策分析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农民收入问题，是长久的历史问题，也是在特定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等宏大背景下产生的历史课题。它不仅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面临的首要难题，其复杂性和问题解决的艰巨性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短期内虽然可以力争缓解其严重程度，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它需要政府坚定的决心、高度的智慧，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

如前所述，农民收入问题积重难返，如果局限在农民问题本身肯定是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既要解决现实的农民收入的问题，深层的指导思想和制度方面的问题也刻不容缓。正如上文所述，原因很简单，就是取走太多，投入太少，发展不够。因而本部分的对策就针对这三方面展开。本文将从两方面分析解决中国农民收入差距的相关对策。主要思路是通过促进农村的发展来提高农民的收入，并进而解决农民之间收入差距问题。虽然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解决不能等同于农民收入问题的解决，但是我国农民收入差距的出路只能在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基础上达到目的。因此本文注重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对策，以提高农民收入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并提出解决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对策。

（一）、指导思想，制度设计

2、关于制度方面，由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长期以来的制度是阻碍农村发展的，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必须改变长期以来的失误。包括：废除城乡分割、严格限制农民进城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解决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缺位。改革农村行政体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在农村基层真正实行农村民主自治。农民收入问题反映了农民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的“弱势群体”地位。农民作为最大的一个集体，缺乏或没有发言权，形不成对话的力量，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农民需要自身利益的代言人和行动领袖。

农村民主自治制度的真正、彻底实行，可以抵制一些不合理的行政性的阻力，化解一些传统体制的弊端。建立新的农村财政体制，加强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为农村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给农民“国民待遇”。建立合理的农村金融体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在以上6个方面的制度中，户籍制度改革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社会性国民手段，而农村行政体制改革，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政治性制度保障。

（二）、政策措施

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和农民收入差距问题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根本的途径就是促进农村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再以适度的政策防止收入差距的扩大，适当调节收入差距。从而解决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要使农村的发展和整个中国的现代化相协调，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建立城乡统一的全国性市场，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拓展顺畅流通渠道。要建立开放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转移创造公平的就业机会。必须打破现有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就业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以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为前提条件的。国家应从放开城镇户籍制度着手，消除农民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改革城乡分割体制，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城市为中心，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服务性产业，以增加劳动力就业数量。允许一部分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并使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农民由常年外出打工转变成稳定性移民，应成为今后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之一。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和转移的重要保障。

2、制定合理的价格政策，要对农业实行保护和补贴政策，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相对稳。使农民从政策的优惠中增加利益。定在当前粮食市场价格低的情况下，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有效措施是完善粮食购销政策，最主要的是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要加强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的投资水平，从资金上保证农业的发展。进行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教育体制。在农村地区，教学设施简陋，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教师工资长期拖欠，优秀教师流失，学龄儿童辍学成为农村基础教育的普遍现象。按税收公平原则，农村基础教育是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应该由国家财政投资，应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教育体制。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教育体制的建立就是要求国家将农村基础教育纳入整个国家的基础教育体系之中，统一进行规划和投资。

3、利用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机会，改革县乡财政、行政体制，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提供制度保证。农民负担的减轻以及农村税费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我国税收制度、财政制度、行政制度的配套改革，特别是县乡政府财政与事权的相匹配问题、政府行为的规范问题。因此，农村税费改革不能仅停留在税费和税率以及纳税方式上，而应结合农村税费改革，重新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与事权，本着公平、效率的原则对农村税费和转变政府职能进行彻底的改革，从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关键的一点在于庞大的“皇粮”人员的减少。

很明显，上述政策是农村发展，农民收入提高的政策保障。但农村的发展不会因以上条件的成熟变成必然，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会因此消失。我们必须跳出农业的框框取寻找农村发展的新思路。那就是农村的现代化，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城镇人口比例的提高，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的提高。总之就是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要从其它产业的发展找出路。使农村的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一环。这样才会由农民收入的更大提升。所以我们需要：

1、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发展乡镇企业。一方面，积极稳妥地发展农村小城镇，促进乡镇企业集中，促进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引导农民逐步向小城镇转移；另一方面，要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和科技含量较高的乡镇企业，特别是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把乡镇企业发展同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逐步取消“二元经济”特点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民致富。积极发展非农产业，发展体现合作制原则的龙头企业，在新的起点上加快发展乡镇企业，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和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

非农产业的转移，拓宽农民收入渠道。把小城镇建设与繁荣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大战略。

2、大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素质和效益。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扩大农产品需求，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发展外向型农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中增加农民收入。要解决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专用化优质原料的供应问题。要加快对现有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改造，鼓励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工艺，提高加工能力和产品档次，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加快调整农业结构，从农业增效中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业布局，提升农业产业结构，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调整区域布局，优化农业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的比重。调整农业的功能定位，努力开发农业资源的生态功能、文化功能、教育功能、旅游功能。大力发展森林公园、休闲农庄、设施农业示范场、花卉博览园等观光农业、休闲体验农业，适应大都市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多样化消费需求。金融机构要按照农产品加工业的要求合理调整贷款结构，适当增加贷款总量。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降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增值税率，对加工企业进口农产品加工设备和引进技术，在关税和增值税上给予优惠。以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高素质和效益。

3、培植和壮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按照“民有、民营、民享”的原则，引导种养大户组建生产者联合组织，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基层农技部门、供销社、贩销大户、联合种养户兴办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

由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农民收入差距的自动缩小，因此为了防止农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有必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调节收入差距。适当缩小农民收入总体差距水平。

农民收入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自身素质的结果，因此必须提高农民的素质。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的根本在教育，把科技和教育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建立农村长期教育机制，为农民提供培训和终生学习的环境。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从增强致富本领中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要帮助现实中确实存在困难的群众，提高其素质，帮助其通过自身的发展提高收入水平，变过去的输血扶贫为造血发展。

前文提到的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问题是农民之间收入差距问题的特例。本文认为它的解决将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缩小得到解决。值得指出的是国家有必要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从而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五

结

语

中国农民收入差距问题，是长久的历史问题，也是在特定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等宏大背景下产生的历史课题。农民收入问题积重难返，而农民之间收入问题也在这一基础上变的更加复杂，解决起来也更加困难。如果局限在农民问题本身肯定是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既要解决现实的农民收入的问题，也要解决农民之间收入的差距问题，深层的指导思想和制度方面的问题也刻不容缓。本文使用文献研究法结合历史方法，综述了农民收入的具体状况，如本文所展现的那样，当前农民收入的形势是农民收入长期徘徊在低水平上，农民之间收入差距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扩大，并因为各种原因将继续扩大；其原因在于国家和社会取走的太多，投入的太少，发展却不够；在探索原因时本文注重寻找长期以来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在这一问题上的重大影响，这是本文的重点和创新之处；本文还探讨了形成当前农民之间收入现状的具体原因。本文认为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少取，多予，求发展。而其发展由需要跳出农村的框框，寻求与社会的共同发展。本文提出在指导思想和制度设计方面要有根本的改变，也提出了具体的促进农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提出要跳出农村发展的旧框框，发展要有新思路。农村的发展要和当前中国发展的整体形势适应，农村发展本身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部分。相信在正确的政策指导和广大农民的努力下，农

第四篇：浅论中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

一

引

言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期，我国农村也面临发展的大好形势。党和国家亦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实行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为我国农村和农业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历史条件。但是随后的一连串错误政策使我国农村发展陷入绝境。事实证明，建国后近三十年我国的农村政策至少是不成功的，我国没有完成农业的现代化，从而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符合社会发展的政策和中国及世界的形势促进了中国农村的发展，我国的农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民也获得了较大的收益。但是，短暂的蜜月过后留给农村和农民的是发展的持续疲软，是农村和城市的愈益扩大的鸿沟，是东西部农村的巨大分野，是农民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本文将就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十来年农民之间收入差距作比较深入的分析，主要是集中在差距形成的趋势、原因和对策方面。在寻找原因的时候我不得不求助于历史，因为历史教给了我们一切。本文力图以敬畏的心情去回想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和带给广大农民的苦难，以科学的精神来鉴别历史的真伪，以中立的价值观来探求真理。以此去寻求属于理想主义者的真理，属于空想家的公平、正义和属于农民的苦难及梦想中的农村发展。数据是让人痛心的，前景却不那么乐观；留给我们的是可能。本文力求做到结合历史实际，运用数据分析法，历史方法展现我国当前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形势和趋势，它们形成的原因，力求寻求一点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其中主要集中在趋势和原因方面。对策是无力的，如此艰深的问题不能由某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来解决，为了保持文章的完整，尽量提出一些自己认为可能会给这一复杂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的对策。本文分三部分，分别是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策，各部分相互衔接，有机结合。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众多研究者的大量富有成效的成果，在此深表谢意；并尽量给出注释，以示尊重。

有必要说明本文的逻辑。本文从具体的数据出发说明了中国当前（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形势和趋势，由此寻找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此问题的对策。在寻求原因时，本文注重从纷繁复杂的原因中寻找社会和历史的根源，这是本文的重点和创新之处。作者认为社会是一个发展着的结构，社会的组成部分本身也是结构，社会就是由这样一层层相互联系和包含的结构所组成。结构的变化不是孤立的，任何变化都是整体变化的一部分，任何结构的变化也要从整体着眼，全面的看待。农民之间收入差距问题不是单一的问题，它是复杂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也不是孤立的，它的解决也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脱离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本文说明了中国农民收入低的原因，农民收入差距在较低水平上产生和扩大的原因和继续扩大的原因，着力点在其社会和历史根源，说明了这种状况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原因。而本文的对策分析正是建立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的，二者有机统一。

二、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的分析

本部分介绍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趋势，说明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是在低收入基础上的扩大，且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农民的收入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较大的增长，但增长速度在减慢，农民与市民的差距在扩大，农民相对越来越贫困；而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这样的基础上却扩大了，并且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种差距将继续扩大。以下就是对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作详细的分析。主要涉及农民收入水平变化的总体趋势，变动的具体情况，和地区之间的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形势；其中变动的具体情况用常用的几个指标来衡量，包括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为了更加具体的介绍农民之间收入的差距，本文用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城乡之间差距的扩大和构成农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工资性收入等来说明收入差距可能会越拉越大，因为不同的发展速度本身就是差距产生的原因，而这也正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问题。或许这会给政策制定者有益的暗示。由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地区之间表现更加明显，本文也介绍了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状况。

（一）、农民收入水平及分配差距变动总体趋势

这表现在1.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变慢。自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再度出现回落，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取得比上年增长9%的基础上，便进入了急转直下阶段，1997年比1996年增长4.6%，增长速度比上年下降4.4个百分点；1998年增长4.3%，比上年又下降0.3个百分点；1999年增长4%，比上年又下降0.3个百分点；2000年仅增长2.1%，增长速度比上年下降1.9个百分点。由于基层存在着的屡见不鲜的农民收入“兑水”现象，农民收入的实际增速比上述统计数字反映出来的增速事实上还要低。增长速度的变化导致收入的相应变化。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度扩大。

农民收入增速减慢，使一度曾有所缩小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度扩大。在这一点上，会有不同的看法。一般来说，城乡之间差距好象说明不了农民之间的差距。但我们可以从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地区内部城乡居民之间收入的变化趋势之中发现在相应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发展变化的趋势和具体情况，甚至会发现单纯看农民之间收入数据变化所不能发现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各地农民之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发展、变化的结构状态，从而找寻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事实就是只有跳出农民问题的圈子才可能解决农民问题。这在后面的内容里会有所论述。3.居民消费结构城乡差距拉大。当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向空调器、摄像机、影碟机、电话、电脑甚至汽车

等高档、新一代耐用消费品发展的时候，农村居民的消费仍停留在以生存性为主的消费水准上。这一点是结合上面的情况共同发生影响的。

（二）、农民收入差距变动的具体分析

1.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增大

而20%的收入最低的农民拥有全部农民纯收入的5.05%，收入最低的40%的人口只拥有全部纯20%最低收入人口所拥有收入份额相比形成的库兹涅茨比率从1986年的6.62到1999年的9.68；20%最高收入人口与40%最低收入人口所拥有收入份额相比形成的库兹涅茨比率从1986年2.43增加到1999年的3.23。显然，农民纯收入向高收入人口集中，1999年20%的高收入人口几乎拥有了全部纯收入的一半，60%的相对低收入人口（包括低收入、次低收入、中等收入）拥有的收入不足全部纯收入的30%。他的结论是农民之间收入的差距在拉大。

2.从恩格尔系数看农民收入状况

而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主要以出售农产品为主的农民收入的相对下降，从而导致收入差距的形成和扩大。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农产品为主业的部分农民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如果不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的话，也就可以预见他们的收入会相对下降。

3.刘鸿渊从另外的两个角度说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他认为在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劳动收入的比例虽然有所上升，但由于农民自身的技术技能、知识水平和不平等的劳动就业机制，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选择，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从事脏、苦、累的劳动，而得到的劳动报酬却很低。在新的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过程中，多数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因规模、资金、人才、产品、管理等多方面的原因而处于竞争劣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压力，规模扩张受限，削弱了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的增长空间受限，这在我国中西部表现尤为突出。发展中国家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经验表明，农民从工业部门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的比例变化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从我国农村情况看，1995年与1998年比，农民从工业部门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和从企业中获得的其他收入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从18.3％上升到39.7％，从而成为影响农民收入差距的第一要素。

（三）、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地区分析

1.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地区之间的差距已经是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地区间农民收入的差距也是这个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形式也具有共性和个性。近几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农村地区差距却有所扩大。从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４年各省农村人均社会总产值的平均差距由４１．７％扩大到５３．２％，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差距由２０．８％扩大到２７．３％；东中西三大地带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１．５８∶１．１３∶１扩大到１．８７∶１．２３∶１。

农村发展差距不仅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差距，同时也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差距。不同产业适用于不同的经营方式，所以产业的差距会表现为经营方式和经济体制的差距。反过来，经营方式和经济体制的不同，导致资源组织方式的差异，使得不同地区在不同产业的资源组织和生产活动中，具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从而进一步促成产业结构的差异。

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差距中，劳动报酬和转移性收入差距相对较大，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差距相对较小。从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来看，在引起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中，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在减少，1990年时东西部之间农民人均收入差距57.6%是由家庭经营收入差异所造成，1994年这一比例降到了51.5%。1990年农民收入差距33.78%是由集体经营收入差异所引起，而1994年农民仅劳动报酬的差异就占到其收入差距的44.%16。

2.东西部农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明显

三

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的分析

我国农民贫困了几千年了！自奴隶社会以降，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农民苦难的历史，是农民寻求幸福的历史。可是历史给可爱、勤劳的农民开了个玩笑，无论历史轮回还是王朝更替。农民的命运只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百年是中国寻求新的发展思路的历史，农民也为此苦苦追求，最后，终于倒在老对手封建王朝的老把戏上：欺骗--利用—消灭。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美好的发展前景，于是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农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最大的贡献。于是成为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于是新中国建立了。新中国的建立曾经给苦了数千年的农民以美好的幻觉。中国农民的地位得到了宪法的肯定，似乎大多数出身农民的新的掌权者会带给农民希望。而建国初的一系列政策也促进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土地改革、农村经营方式的改革都是有益的尝试。然而后来的疾风骤雨改变了发展的进程，新的政策彻底的打破了农民富裕的美梦。本文的主题是探讨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趋势、原因和对策，并且集中于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正如伟人所说，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我们当然不能背叛；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历史给我们的启发。下面就是我们不太愿意面对的那些历史。把农民贫困的原因当成农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否是文不对题呢？表面上是的。如果这样认为，我们当然是陷入了就事论事的老套思维方式。所谓收入的差距就是收入有多有少，就是一部分人收入比另一部分人高。我们形成共识的是以下所叙的各点是农民整体贫困的重要原因。农民之间之所以会形成收入差距，并且像这样越来越严重，原因不就是农民的贫困，并且越来越相对贫困吗？我们发现了农民之间在既定条件下的收入差距，却同时陷入了一个思维陷阱。就像人们钻进一个小洞寻宝，碰到了自己做梦都想不到的宝物，于是满足了，心满意足，以为找到了真理；然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里只是更大的宝藏的一个小藏宝处，它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个中原因一言难尽，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吧。在本文讨论的这个问题上正是如此，人们普遍就事论事，或深刻、或肤浅；或激进，或温和。他们忘记的就是农民收入问题的社会背景，和隐藏在这个复杂问题后面的结构。我把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看作是一个小的结构，它作为一个主题是更大的结构的一部分——它就是中国农民的整体贫困；而中国农民的贫困也只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如人们所熟悉的一样，结构的变化是复杂的，小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是更大级结构发展、变化的一部分；考察小结构当然不可以局限于其本身，跳出框框寻找起背后的故事，是研究的新思路，也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这就是本文寻找农民贫困的原因的初衷。也是自认为本文的创新之处。下面就这个问题做具体阐述。

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就历史根源做具体的深入的分析，而对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原因阐释也尽量具体，并把区域间深入差距的原因单列分析。本部分解释了第一部分所介绍的农民贫困的原因，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差距继续会扩大的原因。

关于农民贫困的根源，方辉振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作者借鉴了他的观点，形成了本文关于根源的看法。即：制度根源，经济根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文化根源，政治根源。其中文化根源和历史根源具有较大的关联性，而制度、社会、经济、政治几个方面也是相互联系的。作者以这部分说明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基础是农民整体的贫困。

（一）、我国农民贫困的深厚根源

1、人民公社是导致我国农村长期贫困的制度根源

本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村，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村，它将要在这个阶段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然而，在１９５８年发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几乎剥夺了农民的一切财产，而且剥夺了农民的人身自由；不仅取消了雇工经营及按资分配，而且几乎取消了农民的家庭经营。结果并没有使亿万农民走向“共产主义天堂”，反使亿万农民陷入贫困深渊，使农村陷入崩溃的边缘。这是由人民公社制度本质特征决定的必然结果。而这也为今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副作用远非文字所能描绘。

2、工农产品剪刀差是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经济根源

工农产品剪刀差包括比价剪刀差和比值剪刀差。比价剪刀差，是指以一定时间为基础，工业品价格相对愈来愈高，农产品价格相对愈来愈低，在统计图上呈张开的剪刀状。比值剪刀差，则是指在工农产品交换中，工业品价格愈来愈高于它的价值，农产品价格愈来愈低于它的价值，在统计图上呈张开的剪刀状。两者本质上都是以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形式使农业和农民的部分收入流入国家和工业部门，换言之是国家和工业部门对农业和农民的剥夺。它是构成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另一根顶梁柱。是一种反市场经济的经济政策。

１９５２年以来，我国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而农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计算，光是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２年剪刀差绝对量总额就达到了７３１７亿元，从我国农村实际情况来看，剪刀差的变化与农民收入及生活水平变化存在着一种相关关系，剪刀差扩大，农民收入就减少，生活水平就相对下降，反之，农民收入就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因为剪刀差扩大必然导致农业及农民利益流失过多，其生产经营环境恶化，削弱农业自身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问题的关键还并不在于工农产品剪刀差对农业部门创造价值的抽聚，而在于所抽聚资金的流程，流向及其后果。在１９８４年以前，剪刀差一部分是通过农产品加工业部门和商业流通部门，最后以利税的形式流入国家财政；另一部分是通过为国家财政承担一项重要负担，以低价收购农产品以低价供应给市民的形式流入国家财政。然后，国家再将其主要部分投入城市工业和城市建设，将其少量部分返还给农业。由于国家投资主要是通向城市工业，这种主要靠供给建立起来的资本集约型工业化模式，不仅对资金有着持久的巨大需求，更为严重的是其运行机制不能形成对积累源泉的保护和培养，因而必然造成工农业发展相互脱节，城乡经济差距拉大，伴随城市发展而来的只能是农村的停滞甚至衰落。

自１９８５年以来，剪刀差的流程流向发生了变化：一是被国有企业所截留，流向市民消费。国家财政物价补贴政策，不仅没有随着市民收入水平提高而予以修正，反而由生产者向消费者偏转，从而造成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二是被地方政策和乡镇企业所截留，流向非农产业，导致价高利大的地方加工业，房地产业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从而大大加剧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生活水平的差距。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往往是乡镇企业发展比较快比较多的地区，比较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恰恰是承受剪刀差较大的农业生产地区，这就是形成农业大省、农业大县贡献大、效益很差（产粮大县、财政穷县），农业增产、农民不增收矛盾的深层根源。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存在与拉大是造成城市工业与农村农业、市民生活与农民生活之间区别的经济根源。它损害了农业的发展，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这种损害是持续的，无报偿的。

3、二元社会结构是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社会根源

现代生产力和现代产业，同传统生产力和传统产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一项特点，中国也不例外，旧中国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畸形社会，约占社会总产值１７％左右的现代工业同占８３％左右的传统农业手工业同时并存是它的主要经济特征。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产物的使二元社会结构凝固化的政策在我国实施几十年，虽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却导致了我国农业的衰落、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据统计，从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８９年，国家通过农业税和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从农业净提

第五篇：传统与现代生产管理

2.现代生产运作管理和传统生产管理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相同点：最大程度的提高生产效率，尽量降低成本，赢取最大利润

现代企业生产管理：科学化高效化的精益生产模式，更大的提升了效率和品质，除低了生产成本和作业强度。

传统生产管理：纯粹以“人为”的思维和爱好来管理，难以壮大和精准，对于效率的提升是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

我国传统的生产管理模式，是在20世纪50年代学习前苏联的基础上创立发展起来的，与单一品种大批量生产方式相适应，以产品为中心组织生产，使得整个经济处于投入多，产出少，消耗高，效益低的粗放型发展状态，形成生产单一产品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工业生产体系。从而可以看出，我国传统的生产管理模式是以产品为中心的组织生产，以生产调度为中心控制整个生产，与单一品种大批量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管理模式。

与现代企业的生产运作管理相比，我国企业传统的生产管理模式存在着以下的弊端：

1.企业生产缺乏柔性，对市场反应能力低

2.企业的多动力源的推进方式使库存大量增加

3.单一产品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结构

4.企业生产计划与作业计划相脱节，计划控制力弱

5、生产经营一体化。现代生产管理的范围与传统生产管理相比，变得更宽了。

6、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在生产运作中得到广泛综合应用。

7、多品种、中小批量生产将成为社会生产的主流方式，从而带来生产管理上的一系列变化；由于市场复杂多变，快速响应和灵活应变的能力已成为当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8、实行人本管理，并不断创新。

9、管理中注重清洁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