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私观念与传统中国农民的行为逻辑
公私观念与传统中国农民的行为逻辑
作者：赵晓峰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引入“大私”的分析观念，将乡土社会里的宗族或自然村赋之以“大私”的属性，以此重构理解农民公私观念的理想图式。研究发现，宗族、自然村是农民认同的一个重 要的“自己人单位”。受此影响，传统农民的行为逻辑是“以群为重，以己为轻”的群我主义，以农民认同的“大私”单位为界限，其内遵循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整体主义行为逻辑，其 外则遵循截然相反的特殊主义的陌生化的人际交往逻辑。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崇公抑私”等公与私的价值性术语的实践效能就会有新的发现。
关键词：公私观念
传统农民
特殊主义
群我主义
差序格局
一、问题的提出
探讨中国人公私观念的属性，一个理想的起点即是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的分析概念：
“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 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力时，他也是为了公，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与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1]
从中可以发现，在传统中国社会，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中国人的公私观念从理论上来讲有四个显著特征：一是多层次性，在天下之“大公”与个人之“小私”之间有若干个类如家、族、党、国的中间地带的圈、层；二是规定性，“私”是人的本能，“私”先定而“公”后随；三是伸缩性，在中间地带的圈、层上，公与私都是相对的，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可以根据自身 需要给出完全相反的判断；四是价值性，中国人为了任一圈层的“公”的利益，不会牺牲内圈层的私利，却会言之凿凿地牺牲外圈层的公利。
公与私的价值性，在中国历史上表现为长期存在的悖论现象：一方面是“崇公抑私”等褒公贬私的思想观点盛行于世，另一方面是追求私欲而无公德的现象充斥在民众生活实践的各个角落。然而，公与私问题在价值性和实践性之间存在着的认识论上的张力，可能更多是由公与私界限的笼统、模糊，由“公”的向内扩张性和“私”的向外扩张性叠加带来的，也就是说是由公与私 的伸缩性引发的认知上的悖论，而不是一个普遍的实践中的悖论。因为由公与私的多层次性所决定，一旦公与私的伸缩性特征被打破，公与私的另外两个特征也就必然需要重新认识[①]。
笔者认为，认知上的公私悖论现象的产生更多是由于脱离了实践的场域，抽离了时空，过于期待能够在高度抽象化、形式化的层面上寻找到一个普遍性的本质主义和实体主义的认识论范式造 成的。一旦，将农民公私观念的讨论放到村庄这个特定的场域中，放到对农民日常行为逻辑的考察中，就可以发现，在“以己为中心”的家庭之外的若干层级上可能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的“大 私”。因为在“多层次”的公与私中有一个“事先规定”的农民认同的结构性的“大私”的存在，公与私的伸缩性特征和价值性特征就有了重构的可能性。
为此，本文将把公与私的讨论安放到村庄里，从公与私的层次性、规则性两个层面着手，试图建构理解传统社会中国农民公私观念的理想图式，深化理解农民的公私观及由其型构的地方社会 秩序的内在逻辑。
二、中国农民“私”观念的起点及其行为逻辑
家庭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这是学界的共识。金耀基认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由于家的过度发达，压制了个人的独立性，使中国没有能够产生类如西方的“个人主义”[2]，由个体组 成的家庭构成划分群己、人我界限的基点。贺雪峰还进一步提出与认同有关的文化边界而不是自然边界构成人我、群己界限的边界。在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中，团体和个人是对立的两端。而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是最基本的权利与行动单位，构成群己界限的边界，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家庭与西方的个人一样，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私”的单位。[3]
费孝通认为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个人的行为取向是以己为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费孝通说中国人不是个人主义者的判断已经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同[4]，但是 说中国人是自我主义者却与他自己关于中国社会是“礼治社会”的判断相冲突，引发了后辈学人的质疑。[5]个人主义建立在宪法和权利观念之上，是权利本位的，而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的，没有产生个人观念和权利观念，更多是依照义务的原则与他人进行交往的，强调的是个人对于他人的伦理义务。[6]
按照自我主义的逻辑，在“己、家、族„„”由内向外推的序列谱上，一个中国人可以依据自身的需要为了某一个圈层的私利而牺牲之外所有圈层的更大的“公”的利益，而不会为了这个特 定圈层的“公”的公利而放弃其内任何一个圈层的私利，比如说中国人可以为了族的利益而牺牲国之公利，而不会为了族的利益甘愿去牺牲一己一家之私利。这显然与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具有 不相符的一面，如果将自我主义逻辑的讨论放到村庄这个特定场域中则更加明显，一旦单个村民可以为了一己一家之私利而牺牲一族一村之公利，村落社会的秩序就无以形成，村庄也就不能 成为村庄了。
由此，中国农民的行为逻辑不是个人主义的，也不是自我主义的，更不是杨朱学说所渲染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为我主义，从表面上看更像是梁漱溟阐述的遵循伦理本位原则的“互以 对方为重”的利他主义。不过，从中国人的实践行为逻辑来看，“以对方为重，以自己为轻”的利他主义是有边界的，更适用于家人和熟人之间，适用于熟人社会亲密社群内部的人际交往行 为。所以，在廉如鉴、张玲泉看来，“‘自我主义’有低度社会化之嫌，‘互以对方为重’则有过度社会化之嫌”[7]，都不能概括中国人行为逻辑的特点。鉴于此，笔者认为传统中国农民的 行为逻辑是群我主义的，“以‘群’为重，以自己为轻”。因为有“群”的存在，就有“群”的规范，就有“群”内所有人都认同的地方性知识，有了一己一家必须遵循的规矩。群我主义相 对于自我主义和“互以对方为重”的利他主义来说，关键是存在着一个相对清晰的边界，站在这个边界上向内看，为了这个群体的共同利益，既可以牺牲边界之内一己一家之私利，也可以牺 牲边界之外的一国乃至天下的公利；在边界之内，人际交往的逻辑是“以对方为重，以自己为轻”，而到了边界之外则完全可以采取截然相反的陌生化的人际交往逻辑。
三、农民“私”观念的拓展：“自己人”及其行为逻辑
虽然中国人长期以来都对累世同居的大家庭推崇备至，但是大家庭并没有成为人们的普遍选择。[8]家庭的规模限制了单个家庭提供水利、安全等公共品的能力，当传统国家也无力为分散的小 农家庭提供种类繁多的公共品的时候，就需要在单个家庭的基础之上构建诸多家庭联合供给公共品的合作机制，因此也就需要一个超越单个家庭之上的能够承担这一功能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 位。
孙中山认为：“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而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大，往往因为 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价性命。”“至于说到对国家，从没有一次极大牺牲精神去做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至，还没有扩张到国族。” [9]
杨国枢则更进一步将中国人这种家族重于个人的倾向称之为家族集体主义，“在家族主义的取向下，„„个人不得不屈从或融入家族，其个性或独特性自然不受重视”。[10]对此，林语堂认 为“他们（中国人）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则为扩大的自私心理”。[11]
“扩大的私心”是家族集体主义意识的来源，是“自己人”认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杨宜音提出中国人是通过先赋性关系和交往性关系来建立“我们”概念的心理联系，“关系化”是形成 “自己人”意识的重要机制，而“类别化”则是判别与区分内外群体心理联系的重要机制。[12]以此来看，以自然村落为中心的地方社会无疑是形成农民“自己人”观念的最佳场域。在这里，依血缘而来的先赋性关系和依地缘优先性而来的面对面的交往性关系是可以充分地发挥作用的，宗族是最有利于建立“自己人”认同的先天性组织载体。宗族与宗族之间则会因为“类别化 ”机制的发酵而形成内外群体的区分。但是在自然村落里，高频度的面对面的交往关系也有可能弥补先赋性关系不足的缺陷，使杂姓村落也有可能成为以自然村为认同边界的“自己人”群体，而对于那些没有或很少有互动交往关系的外宗族、外村落来说，自然也就成了陌生的“外人”群体。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再来看“差序格局”的农民公私观。“差序格局”的伸缩性特征，在村庄视域中更形象的描绘来自于王铭铭。王铭铭在福建溪村考察时发现，全家族作为独立的整体与异 族或村外人对照，被称为“自家人”，即“私”的一部分；对于聚落房支和个别农户而言，则转化为“公”的单位。聚落房支于家族而言，称为“私房”，是“私”的单位；而对于亚房和家 户却被称为“公”的单位。亚房对于家族、异族、聚落房支而言，都成为“私”一级的单位；但对于家户和个人，成为“公家”，也与它们一同称为“家人”。家和个人的分别极小，家即自 己，自己即家。[13]
在费孝通和王铭铭看来，建立在家以上的“家、亚房、聚落房支、家族—村落、村外”四级公与私的认同较多的呈现出均质化特征，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贺雪峰对农民行动单位的研究无 疑打破了这种认识。他提出，在超越家庭之上的差序四级中，往往有一级构成超出家庭之上的主导的农民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且因为这一级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的存在，而压抑了其它各级 的认同水平和行动能力。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宗族、自然村就是凸显的超越农民单个家庭之上的主导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14]
相比于费和王的论述，贺雪峰提出的双层认同与行动单位的观点可能更切合于乡土社会的实际情况。从学界已有的研究来看，以解放前的华北农村为研究对象，日本学者平野认为中国的村落 具有共同体层面的意义。[15]暂且搁置中国农村是否是一个共同体的讨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宗族、自然村确实有可能是农民“自己人”心理认同的一个重要单位，是超越单个家庭之上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因为有了“自己人”的认同，它对内就能够在不破坏群体团结的基础上遏制介于家庭与宗族之间的诸如亚房、聚落房支的“私”的利益单位的挑 战，使宗族“对内虽然从来难有一致的时候，对外却从来没有不一致的时候”的集体行动逻辑成为可能，从而使宗族、自然村成为村民日常生产生活中最为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公”的单位。宗族、自然村的“公”相对于个人、家庭来说是“公”，而相对于“国家”之“大公”来说，又退回到“私”的领域当中，实则是农民认同的“大私”。
接着，我们再来看“大私”的规范性。乡土社会是一个依靠礼治形成秩序的社会。[16]礼治就是以地方性共识、以公共规则为内在秩序机制的习惯法、民间法来治理。由于其极度强调“公共 性”，对个人而言，“礼治秩序”所蕴涵的就是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行为逻辑。整体不是单个的我，是由诸多的“小我”聚集而成的“大我”。整体主义强调 的是以“小我”为中心向往外推的人情、面子等社会交往机制具有“公共性”，“自我”必须“克己”以按照地方性共识、公共规则来约束自己的行动。这也是传统中国农民“群我主义”行 为逻辑的根源所在，而其群就是“自己人”群体，即宗族、自然村。
然而，农民行为逻辑的整体主义一旦超越了宗族、自然村等“自己人”的范围，自外向内、自上向下看则会发现其很快就回归到特殊主义行为逻辑中去了。说到底，礼是规范熟人社会里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的，并不能推广到宗族、村落以外的陌生人社会。与规范礼治社会秩序的人情、面子等习惯法、民间法相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法才具有普遍性。法是靠权力和暴 力来推行的，礼则是靠教化来习得的，在“民不告，官不究”的传统社会里，法和礼以宗族、自然村为界限是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
所以，许烺光才会认为：“中国人决非一盘散沙，尤其在亲属关系和地方组织中，中国人彼此在一起的力量比粘土还紧。至于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性格，只有在主要亲属以外的团体关系中才会 出现”。[②]以宗族为界，宗族内为“粘土”，宗族外为“沙”的论断无疑是对“自己人”内外整体主义逻辑和特殊主义逻辑分属转换机制的最形象的说明。
超越家庭之上的“自己人”、“大私”的存在，一方面较好地解决了农民正常的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公共品供给问题，为村落社会提供了基本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却也阻隔了国家与农民之 间直接关联机制的建立，致使传统中国的农民只知道有宗族而不知道有国家，只愿意为宗族做义务本位的付出，而不愿意为国家做轻摇赋税、有限兵役等之外的更多付出，以致在农民的心里 出现了“有宗族而无国族”的认同窘况。正因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前辈先贤才会说中国农民一盘散沙，也更能体会到这里的“一盘散沙”实则更多指的是以宗族等阻隔农民建立起对国家认 同的“自己人”、“大私”为单位的粒粒“沙子”的“散”，而不仅仅或者说主要不是个人层面的“散”。
四、村庄视域中农民的行为逻辑：“小私”和“大私”何以“通了家”
村庄社会性质是理解单个农民群我主义行为逻辑和“自己人”整体主义行为逻辑是如何交汇融通以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关键。谈起乡村社区的社会性质，仍不得不提费孝通“熟人社会”的 理论模型。“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7]熟悉而非陌生构成传统农村社区的底色。然而，仅仅是“熟悉”远远不足以理解传统村落的性质，“熟悉”并不足以使世 代延续的宗族性村落得以长存，由“熟悉”而生发出的“信息透明度”和“信息成本”问题难以构成理解传统农民行为逻辑的根本原因。那么，在熟人社会里，由“熟悉”到“信任”、“规 矩”等秩序生产机制，其背后到底是什么呢？陈柏峰认为是“亲密”，支撑机制则是人情。[18]但是，仅从“亲密”出发来理解乡土社会的本质，理解宗族共同体是如何可能的显然还不够。归根到底，“亲密”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感情、感觉，“人情”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交流的一种方式和规则，从微观的个体到中观的宗族、村落存在着“惊险的一跳”。换句话说，个人和 社会、“小私”与“大私”在哪里“通了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费孝通说：“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19]这里的“习”字很 关键，正是一个“习”字建立起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联。“习”就是人的社会化，其本质是建立起个人对规矩、对社会、对地方性共识的“认同”。在一个长期实行自治性管理的社区 中，熟人社会的秩序生成关键靠农民在不断“习”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认同”。“认同”就是将宗族、村落在长达数百年的人类历史上所沉淀下来的地方性共识“内化”为个人的行为规范，其本质是一个“私化”的过程，将宗族、村落“私化”为个人，使之成为农民超越单个家庭之上的主导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
群己界限的划分是“习”的主要任务，建立起以“自己人”为界限的“认同”是“习”的关键内容，宗族、自然村内部是“自己人认同”，之外则是“陌生人认同”，以宗族、村落等“自己 人”群体为界限，规矩、法律成为人们内外有别的行为依据。因此，乡土社会之所以能够积众人之“小私”成社会之“大私”，使宗族、村落成为自治的共同体，关键还在一个“习”字，在 “认同”二字，没有“自己人认同”和“自己人行动逻辑”，宗族、自然村落的秩序就无以生成。
那么，农民“认同”的是什么，“小私”和“大私”凭借什么“通了家”呢？杨宜音认为：“自己人结构虽然带有先赋性的特征，但是最为核心的还在于结构边界具有的心理动力特性。隐藏 在‘自己人圈子’背后，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自我’，它掌握了人对环境的适应和创造，打通了‘我’与‘我们’的边界”。[20]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可以通过先赋性关系自动成为一个“ 自己人圈子”的成员，也可以通过后天的交往性关系融入这个圈子从而成为“自己人”。在这个结构性“自己人圈子”中，内核是依血缘关系而来的宗族，非宗族的人必须通过通婚、过继等 各种拟血缘的手段或者是通过交往才能被接纳为“自己人”。在传统村落社会里，“自己人”的信任建构是在“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的熟人社会的场域中完成的，得益于先天的血 缘性关系和后天的交往性关系的叠加效应。但是不管是在南方单姓主导型的宗族性村落，还是在北方多姓杂居的村落，“关系”都是打通“我”与“我们”，“小私”与“大私”之间隔阂的 重要的实践机制。
黄光国在研究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时分析到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关系形式，并分别有不同的适用法则：一是情感性关系。在传统社会里，以家庭为单位，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就属于这 个类别。它的社会交易和资源分配法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二是工具性关系。它是个人与家庭以外的其他人建立的以获得物质利益为目标的关系，适用的是“公平法 则”；三是混合性关系。一般而言，这类关系包含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等不同的角色关系，适用的是“人情法则”。在黄光国看来，混合性关系是个人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 他人的人际关系范畴。[21]
黄光国的分析比较契合梁漱溟的判断，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本位的实质是关系本位。而关系的建立往往要依赖人情、面子等社会交往机制。黄光国对中国人行为逻辑的研究 超越了村庄，旨在提出一个普遍性的解释模式，更重视的是以人情、面子为权力游戏规则的混合性关系的分析，难以清晰地揭示出传统中国农民在村庄里的行为逻辑。
将黄光国的研究成果用之于村庄则会发现，情感性关系在传统社会里不仅适用于一己之家，而且还通行于“自己人圈子”，但其所讲的需求法则就不一定适用于以宗族等为存在形式的“自己 人圈子”。也就是说，黄光国的情感性关系既适用于传统社会的家庭，也在一定限度内适用于宗族。并且，混合性关系同样也适用于宗族、自然村落这样的“大私”单位。因此，在家庭之外，宗族、自然村落之内，人情和面子都是重要的关系资源。人情是以礼物的互惠等形式建立起来的，面子也是通过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馈赠与接受”的互惠关系建立起来的。
由“伦理本位→关系本位→人情、面子”倒推过去，就是费孝通的“伦理路线”。费孝通认为孔儒学说一统天下之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路线就和伦理路线就分野了，学者们的职责是去 维持伦理路线。[22]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里，乡村社会的日常治理主要不是依赖国家法的治理，而是依赖人情、面子等关系资源的治理。伦理路线的治理依托的主体是将义务本位的 价值取向内化到日常行为中的个人，也就是遵循群我主义行为逻辑的个人。因为人情和面子都蕴藏着人际交往的规范，个人通过社会化的过程习得了这些规范，也就会认同这些规范，将之作 为日常行为的标准，从而这些规范也就成了地方性知识，具有了“公共性”。正是在这里，“小私”和“大私”之间“通了家”。
当然，为了维持“大私”社群内部的秩序仅仅依靠这些软的规范还不够，毕竟它们所针对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关系，因此还需要一些必不可少的硬的规范，这就是族规家法、村规 民约。族规家法、村规民约虽然也有人际关系处理方面的倡导性、预防性规定，但其主要的功效应该是防止和打击越轨者对“大私”秩序机制的挑战和破坏，使“大私”社区的秩序得以保持 稳定。在清朝末年，在满清政府的支持下，宗族组织甚至可以将不法族人处死。[23]因为有血淋淋的事实和相关故事的传承，在一个缺乏流动性的社会里，农民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必然对之耳 熟能详，从而将族规家法、村规民约在无意识中就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
正是人情、面子、族规家法、村规民约等“自己人圈子”里的公共性规范，为个人“正心、修身”提供了“习”的知识性资源，使“小私”和“大私”可以凭借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建立 起的“自己人认同”意识而“通了家”。
五、农民的国家观：“大公”与普遍主义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也是公与私问题得以萌芽、成长、成型的第一个关键期。在中国走向大一统帝国的过程中，“立公灭私”成为先哲们尊崇的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并最终导致了封建君主专制王权的建立。但那个时候的国家是君主一人、一家、一族之国家，代表国家的法律实则是一人、一家、一族之法律，统治者将私家的法律凌驾于一国之上用之于 规范社会。
到宋明两朝的时候，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公”的意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直接代表“善”或世界的根本原理——如义、正、天理等，出现了高度抽象化的现象。明清之际，“公”的大 致含义虽然仍是普遍，全体，但其新特点在于承认了“私”的正当性，甚至认为理想的“公”，就是全天下的“私”都得到合理实现的境界。[24]进入近代以来，“在较抽象的层次‘公’代 表一种符合多数人利益的超越理想，亦即是正道或正义；在一个具体的层面，‘公’代表近代国族主义下人们对新群体的想象与认同”，人们逐步经历了一个“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的现 代性转变。[25]
“公”的抽象含义的变迁一般都是先在知识精英分子那里酝酿成熟，逐步走进民间，通过意识形态教育的渗透影响农民的观念和生活的。现代意义上国家的观念是从清末新政开始逐步形成的，到民国年间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展开，以国家名义出现的普遍主义的法律、制度、政策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农民的生活实践，成为农民在村庄生活中可以借用的外界资源，国家的话语 日益成为农民（主要是精英分子）生活话语的一部分。[26]
六、结语
结合上文所述，我们可以初步构建一个理解传统中国农民公私观念的理想图式，如下表：
由于传统中国农民是终老于乡的，宗族、自然村不仅是农民日常的一个生产、生活、娱乐单位，而且还是农民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实践场，是农民魂牵梦绕可以安置灵魂的地方。而高高在 上的国家，远离了农民的生活，超越了农民的想象，不能承载普通大众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不能为农民提供宗教般的信仰来源。所有这些，农民都是在宗族和自然村里得以实现的，传宗 接代的生育观念和光宗耀祖、叶落归根的桑梓之情也是在这里久经酝酿生成的地方文化和地方传统。因此，为国争光、报效国家等将人生价值直接指向国家的观念是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才 出现的，并且更多还只是社会中的精英群体才会有的实践行动。所以，在传统社会里，宗族和自然村阻断了国家和个体的有效对接，使“有宗族而无国族”的农民政治社会认同模式成为可能。[③]
进一步地讲，在传统社会里，崇公抑私的重点在宗族层面，“抑”的是宗族之“大私”的力量，以防备其发展成威胁国家之“大公”利益的力量，至于个人和家庭等微观主体的力量往往并不 是“抑”的重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杨朱学说关注的重点也不是个体、家庭层面的“小己”，而是宗族层面的“大己”。在宗族内部，为了“大私”整体的利益，个人是不能过于彰 显“小私”利益的。而到了宗族的外部，“小私”就有着极大的冲动为“大私”谋取能够“光宗耀祖”的利益，以致“诛九族”常常成为皇帝处罚臣子的最严厉的刑法。如此一来，公与私的 价值性术语才有更强的实践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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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认为这也是建构理解农民公私观念理想图式的关键点所在。本研究即着力于从公与私的伸缩性特征出发，寻求理论创新的起点。
[②]转引自：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61-262。
[③]正是基于此认识，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孙中山认为要以宗族为基础，一级一级的改造、联合，直到成就一个国族（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与之相反，毛泽东则将族权看作是“束缚 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之一，必须要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以解放农民（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本文发表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第二篇：中国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中国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编者按：今年春节后，媒体上刊发了不少回乡见闻、回乡散记等，颇受追捧，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在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潮之下，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受关注度。编者特约此文，与读者分享一位“三农”问题研究者对中国农民的某些观察角度。
需要从多个角度着眼，才能更好地把握真实的农民群体形象。
我国外出农民工大约有2.7亿，这些农民工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
我国的农民比起城里人更加嵌入于“理性不及”的传统与文化当中。
总而言之，现代中国农民所展示的积极和消极两面形象，与其他阶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
（一）我国还处在政府与市场转型阶段。政府正从管治朝着治理转型，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朝着市场经济转型。与此相应，我国的农业正从小农经济朝着现代农业转型，我国的农民则与其他社会职业一样，均处在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
在国人当中，看高农民者有之，看低农民者也有之。不过，看低者的人数要远远多于看高者。我国农民总体上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这一点可以从农民工的处境中看出。一是经济方面，比如工资福利待遇差；二是社会方面，比如有些地方农民工子弟往往不让进当地普通学校，只能上子弟学校，甚至还出现过强行关闭子弟学校，同时又不安排农民工子弟进当地学校的事情。又如公交车上的一些乘务员可能对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动辄横眉冷对；三是政治方面，比如人大代表 1 和政协委员中的农民代表比重偏低，农民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组织；四是政策方面，比如迄今为止我国仍然存在城乡户籍隔离制度，尽管当前各地在引入居住证制度。
其实要看准农民群体的形象特点并不容易。与我们看待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记者编辑和工人一样，我们对农民群体不能一概而论。正如哲学家波普尔所言，一个人不能绝对把握真理，但可接近真理，其方式是试错。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尽可能通过试错的方式日渐更为准确地去把握农民群体的形象特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描述农民群体这样一个职业群体的时候，往往采取先入为主、一概而论的态度。需要从多个角度着眼，才能更好地把握真实的农民群体形象。
（二）现代中国农民这一职业有些特殊性，它集众多职能于一身。在某种程度上，农民既是企业家，又是经理人；既是老板，也是打工仔；既是技术员，又是庄稼汉；既是地主，也是佃农。
对农民的地主-佃农身份，国人可能容易犯迷糊。根据宪法，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怎么会变成“地主”了呢？这是因为集体是有边界的，由其成员农民组成，农村土地虽然归集体成员共有，但毕竟集体成员人人有份。但是，农民怎么又变成佃农了呢？这是因为农村集体所有的农地又依法承包给了农民，这样农民等于佃租了农地。
我国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工”的重要性实际上排在“农”之前。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现在，我国都是推行赶超战略，“三农”虽然被重视，但实际上城市地区和工业化更被重视。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户籍控制政策和统购统销等政策措施，长期压低对农业生产要素的回报，把由此挤压出来的农业剩余转移到城市地区，用于推进工业现代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于1984年基本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并到1992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城乡户籍隔离政策一直延续到今天，近年来才有较大松动。1998年以来我国各地政府大兴土地财政，迄今为止仍以无补偿或低补偿方式大量征收农民土地。
过去十几年里，政府对“三农”的支持则是史无前例。连续十二次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均锁定“三农”，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政府的实际政策仍然朝着城市倾斜，比如城乡户籍隔离政策毕竟还没有完全撤除，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也有待提升，还没有完全基于公平市场交易价格实行补偿。
当代中国企业家会对传统中国所遵循的“士农工商”等级秩序感到天然的反感。毕竟“商”在这一等级秩序中排在末位，这与现代人的观念大相径庭。到了现代，企业家的地位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就是企业家阶层的重新出现。多少人都想成为企业家，都以成为企业家为荣，这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学家熊彼特甚至说过，在经济和社会的金字塔中，企业家应该占据塔尖位置。
很多国人认为农民守旧、保守、目光短浅、不思进取。这不符合我们对农民群体的就近观察。我们一般很难把农民和企业家这两个群体扯在一起，但中国的情况是：农民与企业家有着巨大的交集。我国外出农民工大约有2.7亿人，这些农民工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愿意冒风险背井离乡去打工谋生。这么多农民工背后有着大量的留守老人、妇女或儿童在支持他们。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出现大量乡镇企业，成为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些乡镇企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中，大量是农民企业家，像希望集团的刘永好、万向集团鲁冠球和华西集团吴仁宝。
（三）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其实都或多或少嵌入于习惯与传统当中。其实“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观以及“温良恭俭让”这些行为规范，在任何文明体中都可以发现，只是存在程度不同，表现形式也可能不同。而在我国，反而是在农民当中更能发现这些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并不奇怪，因为我国的多数村庄虽然已经脱离了封闭的传统村庄的范畴，介于半封闭社群与开放社群之间，但农民比城里人更为嵌入于传统。试图回到过去很难，很多现代化派人士可能也不屑于回归传统。社会学家将我国农村发生的这种现象称为传统的“断裂”。这种“断裂”差不多发端于阎锡山于民国之初在山西大搞“村本政治”，从那时起，权力开始直接介入村治，其后一发不可收拾。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重视对农村的外部正式制度供给，所谓“破四旧”、“文革”、村级民主，其实都属于此类，其结果就是传统的“断裂”。社会学家 陆学艺警告中国可能走向“社会结构的断裂”。著名人类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萧凤霞女士曾经说过，很多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村庄已经消失，而且一旦消失，就难以复原。不过，部分传统已经内化在农民的言行中，世代相袭，父母言传身教，必然在子女身上留下一些烙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将传统和文明视为一种自发秩序，属于“人的行动而非人为设计的产物”，是一种演化秩序。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它是“理性不及”（non-rational）的，不服务于单个人的特定目的，不是由单个人的理性所创制，不为单个人所完全把握、影响或者操纵。它是很多人互动的结果，又为很多人接受，体现在很多人的行为当中。这种高频度行为所体现的特征，又被瑞典社会学家伯恩斯称为“文化”。这种文化或者传统里面，有着大量的自然法和习惯法因素，也难免有着一些与个人自由不兼容的成分。在古代的“礼”中，就包含了大量的自然法和习惯法因素。孔子在2500多年前“述而不作”，其弟子将其言行编入《论语》，其中大量内容属于孔子对当时存在的自然法和习惯法规范的提炼和总结，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国的农民比起城里人更加嵌入于这种“理性不及”的传统与文化当中。中国文化区分大传统和小传统，其中儒家文化属于大传统，而民间信仰或者农民的日常生活文化被称为小传统。比如很多农民会祭拜财神爷，在农闲时节或节日期间往往打麻将，这种财神文化和麻将文化均属于小传统。儒家的某些传统对经济发展有利，比如反对官员经商，重视教育。但是，如果要说中国农民旺盛的企业家精神从何 而来，则需要更多归因到上述小传统。生活条件的恶劣与生活压力较大，助长了这种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发挥。温州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当地农民在古时候就需要依赖海洋和经商生存。那里在宋朝时居然出现功利主义色彩浓重的永嘉学派。在改革开放之前，温州农民就闹过分田到户。改革开放之后，温州的商业文化迸发出力量，在发展实业方面找到了着力点。
（四）很多学者往往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去忖度农民的心态与行为，纠结于农民是否属于“理性农民”这一问题。其实，农民的经济行为一般都是有成本收益计算的，这就是说，农民是理性的。经济学家喜欢讲“理性人”模型，假设人是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者。但这只是假说，用在现实世界，只要一个人能够有意识地尽量经济地选择和投入手段去追求自己的目的，就是理性的。比如，浙东农民到虾塘打小工帮助抓虾，打工一个长潮约8小时，收入大概240元；一个短潮约4小时，收入大概120元。低于这一水平，则不接受这份短工。但是，近邻亲友之间也相互帮助对方抓虾，不计报酬，只提供一包烟，管一顿饭。很明显，农民与其他阶层一样，精于讨价还价。青年农民工出外打工，更是基于计算，虽则是一种对预期成本收益的毛估，不保证出外必然会挣到钱，但仍属理性计算。理性计算不能保证不犯错，只说明其有预期成本收益的计算，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现在沿海地区的工厂往往找不到足够的外来农民工，这也是农民工们理性计算的结果。随着中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改善，农民种粮直补的增加，本 地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本地就业机会增加，外出打工的吸引力在减小。一些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一方面不愿意像父辈一样辛勤劳动，另一方面享受不到与本地人子女一样的舒适生活和平等待遇，对城市社会充满怨恨。可以说，沿海地区大中小城市不为长期在本地工作的外地农民工及其子女解决户籍问题，这本身已经成为其非理性的表现。
我国农民生活有着很大的礼仪经济和面子经济成分。婚丧嫁娶支出和人情费支出已经成为他们的巨大负担，他们为习俗和礼仪付出了巨大代价。因此，介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农民，其家计经常处于尴尬的处境。浙东地区的一些村庄里，婚丧嫁娶都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很多农民家庭为此负债，有些甚至为了婚礼借入“高利贷”。男方娶媳妇，一般需要造好新房子，或者在镇里买新居，然后要用红缎被包着10万～20万元送到女方家。女方可以留下，也可以悄悄退回男方。留下者一般在嫁女时提供加倍的陪嫁，甚至包括一辆10万多元的小汽车。来喝喜酒的亲友一般要带人情费，人均800～1000元。丧事方面的铺张也很惊人，比如出丧之前，亲朋好友和邻居们每日都来相聚，需要安排麻将桌、烟酒和用餐，费用很大。而且请乐队吹打，请道士做法事，均需要花费。对于所有参与者而言，这一礼仪很重要：大家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规矩做事，均会比较从容，否则会感到不知所措。虽然婚丧嫁娶均可收入一笔可观的人情费，但这方面的花费仍然是实实在在的负担，因为收入的人情费其实是需要分头归还的。如果别人家婚丧嫁娶，或者造房生子，也需要跟进人情支出。对于一位来自外 部的不偏不倚的旁观者而言，村民的生活就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笔者曾经调查过很多农户，村民们一般认为这确实是负担，但又是情愿的，没别的办法，必须跟进，否则不合礼仪，丢失面子。
农民之间存在大量的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分为无息和有息两种。多数农民是讲信用的。如果他们欠了你的钱，可能会拖欠，但一般不会否认欠了这笔债。传统上的父债子还这种家庭无限责任仍然有效。
最后需要关注农民的消费习惯和文化娱乐生活。很多农民存在不良的消费习惯，其文化娱乐生活也比较单一和贫乏。在一些沿海农村地区，青年农民习惯于抽高规格的香烟，比如中华牌，而且当地的礼俗是见面递烟。在娱乐方面，像电影和戏剧节目，每年一般是在节日或婚礼时组织观看，更多的时候是无所事事，到处摆麻将桌。据说一些沿海农村地区现在正盛行六合彩，流动赌博窝点仍然存在。
总而言之，现代中国农民所展示的积极和消极两面形象，与其他阶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反倒是农民阶层更凸显其朴实和诚信的一面。在农民生活中，在保持其积极因素的同时，如何消除其消极因素，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最近笔者看到，全国各地越来越重视乡贤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比如佛山市三水区很多村庄设立了家乡建设委员会、乡贤慈善会，鼓励乡贤参与村庄建设。这应该是个好的趋向。
第三篇：统计分析的重要逻辑观念
非常好的文章——死人不会说话[转帖]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打得如火如荼。
有一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统计学 家沃德 教授(Abraham Wald)遇到了一个意外的访客，那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作战指挥官。他说：“ 沃德教授，每次飞行员出发去执行轰炸任务，我们最怕听到的回报是： 『呼叫总部，我中弹了！』 请协助我们改善这个攸关飞行员生死的难题吧！”沃德接下这个紧急研究案，他受委托分析德国地面炮火击中联军轰炸机的资料，并且以统计专业，建议机体装甲应该如何加强，才能降低被炮火击落的机会。但依照当时的航空技术，机体装甲只能局部加强，否则机体过重，会导致起飞困难及操控迟钝。沃德将联军轰炸机的弹着点资料，描绘成两张比较表，沃德的研究发现，机翼是最容易被击中的部位，而飞行员的座舱与机尾，则是最少被击中的部位。
沃德详尽的资料分析，令英国皇家空军十分满意。但在研究成果报告的会议上，却发生一场激辩。负责该项目的作战指挥官说：“沃德教授的研究清楚地显示，联军轰炸机的机翼，弹孔密密麻麻，最容易中弹。因此，我们应该加强机翼的装甲。” 沃德客气但坚定地说：“将军，我尊敬你在飞行上的专业，但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建议加强飞行员座舱与机尾发动机部位的装甲，因为那儿最少发现弹孔。”
在全场错愕怀疑的眼光中，沃德解释说：“我所分析的样本中，只包含顺利返回基地的轰炸机。从统计的观点来看，我认为被多次击中机翼的轰炸机，似乎还是能够安全返航，而飞机很少发现弹着点的部位，并非真的不会中弹，而是一旦中弹，根本就无法返航。”
指挥官反驳说： “我很佩服沃德教授没有任何飞行经验，就敢做这么大胆的推论，就我个人而言，过去在执行任务时，也曾多次机翼中弹严重受创，要不是我飞行技术老到，运气也不错，早就机毁人亡了，所以，我依然强烈主张应该加强机翼的装甲。”这两种意见僵持不下，皇家空军部部长陷入苦思。他到底要相信这个作战经验丰富的飞将军，还是要相信一个独排众议的统计学家？
由于战况紧急，无法做更进一步的研究，部长决定接受沃德的建议，立刻加强驾驶舱与机尾发动机的防御装甲。不久之后，联军轰炸机被击落的比例，果然显著降低。为了确认这个决策的正确性，一段时间后，英国军方动用了敌后工作人员，搜集了部份坠毁在德国境内的联军飞机残骸，他们中弹的部位，果真如沃德所预料，主要集中在驾驶舱与发动机的位置。看不见的弹痕最致命。
乍看之下，作战指挥官加强机翼装甲的决定十分合理，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弹着点的分布，是一种严重偏误的资料。因为最关键的资料，其实是在被击落的飞机身上，但这些飞机却无法被观察到，因此，布满了弹痕的机翼，反而是飞机最强韧的部位。空军作战指挥官差点因为太重视“看得见”的弹痕，反而做出错误的决策。
这个案例有两个特别值得警惕的地方。死掉或被俘的人无法发表意见。
第一，搜集更多资料，并不会改善决策品质。由于弹痕资料的来源本身就有严重的偏误，努力搜集更多的资料，恐怕只会更加深原有的误解。
第二，召集更多作战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来提供专业意见，也不能改善决策品质，因为这些飞行员，正是产生偏误资料过程中的一环。他们都是安全回航的飞行员，虽然可能有机翼中弹的经验，但都不是驾驶舱或发动机中弹的“烈士”。
简单的说，当他们愈认真凝视那些“看得到”的弹痕，他们离真相就愈远。信息界有所谓“Garbage In, Garbage Out”，前提（或假设）若是错误，再漂亮的统计算式或方法、再多的资料，也不能让后面的推论变得正确。
在管理实务与日常生活中，许多关键的资料，也像上述轰炸机的个案一样，会因为“失败”而观察不到。台大 刘顺仁教授在著作《决胜》一书中，对“存活者偏差
(survivorship bias)”举例说明，是我读过的书中最生动贴切又清楚的一个。如果有一位70岁的老人在电视上说，他就是靠每天抽一包烟、嚼一包槟榔才能长寿，请想起“死人没法上电视说话”这件事。同样的道理，不是那个地方长寿的老人家吃或喝某东西，某东西就是养生圣品。
再看一个骗钱的例子（这已经进化到E-mail版）。1月2日你接到一封匿名信，向你表示，这个月市场会上涨，结果市场果然上涨，但你不以为意，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元月效应这回事（历年来一月间股价涨多跌少）。到了2月1日，你又接到另一封信，向你表示，市场将下跌。这一次，又给那封信说中了。3月1日再接到一封信，情形一样。7月，你对那位匿名人士的先见之明很感兴趣，对方邀你投资某个海外基金。于是你把全部的储蓄拿出来投资, 两个月以后，那些钱有如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你伏在邻居的肩膀上嚎啕大哭，他告诉你，他也接过两封这种神秘信，但寄到第二封就停了。他说，第一封信的预测正确，但第二封不正确。
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些骗子玩的把戏是，他们从电话簿找出一万个人名，寄出后市看涨的信给其中一半的人，后市看跌的信给另一半的人。一个月后，将有五千人接到的信预测正确，然后再针对这五千人如法炮制。再一个月后，剩下二千五百人接到的信预测正确，如此直到名单上剩下五百人，其中会有两百人受骗上当，因此骗子只要花几千美元的邮资，便可赚进数百万美元。
把手法作些改变。某骗子假装投顾老师招收会员，跟你说你可以先加入一般会员，等你觉得准了再加VIP会员。这改变更巧妙的地方在于，骗子一开始就能赚到钱，此外VIP会员还会帮骗子建立口碑，证明骗子有多准：存活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只要信息不流通，其它人不知道这假的投顾老师有多么（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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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思维逻辑里，成功企业总有成功的原因的，于是将其归纳总结。
但我们往往不会去关注那些，和成功企业在同一年代成长，最后相继消亡的那些，为什么会消亡。
研究成功者，你能看到美艳的皮肤。
研究失败者，你能看到生死的命门。
第四篇：现代孝心故事与传统孝观念
一、事实论据：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事迹 2013《陈斌强：用行动注解孝德的好儿子》
【颁奖词】小时候，这根布带就是母爱，妈妈用它背着你。长大了，这布带是儿子的深情，你用它背着妈妈。有一天，妈妈的记忆走远了，但爱不会，它在儿女的臂膀上一代代传承。【事迹】陈斌强自身的朴实行为给他的学生，也给整个社会上了极为生动的一课。他是一个真正有师德的好老师。陈斌强付出的孝心，不仅抚慰母亲，也抚慰每一位中国人的心，这种中华民族朴素而真挚的人性之美，可以作为社会的良药。陈斌强，38岁，浙江磐安县冷水镇中心学校初中语文教师。
陈斌强9岁时父亲车祸去世，妈妈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长大。2007年，妈妈得了老年痴呆症，丧失了日常生活能力。
一天，陈斌强的姐姐在无意中提到，妈妈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儿子住在一起。陈斌强回忆起多年来妈妈对自己的付出，他决定再困难也不会丢下妈妈。
那时，陈斌强的儿子不到两岁，妻子建议他把妈妈送到养老院去，他说：“一个连儿子都不认识的老人，送到养老院，被欺负了怎么办？”为了照顾妈妈，他硬是把儿子提前一年送进幼儿园。
为了能每天亲自照顾母亲，他每天用一根布条把母亲绑在自己身上，骑着电动车行驶30公里去学校上班。开始同事们都不太理解，说：“这样带在身边照顾，一两天倒可以，一年两年怎么吃的消？”可陈斌强做到了，一连五年，风雨无阻带着妈妈上班。
照顾母亲的生活异常辛苦。陈斌强一天到晚连轴转：晚上9时，服侍母亲睡下；凌晨1时，准时起床抱母亲上厕所；清晨5时，闹钟响起，他要赶在师生之前起床，将母亲房间打扫干净，处理好母亲的大小便；早上7时喂过母亲吃饭后，开始学校一天的工作。
尽管生活上的事儿很多，可是陈斌强的教学任务却一点也没落下，他教着两个班语文，负责教初一学生广播体操，总管学校体艺2+1活动。他总说：“我是跑着走的。” 2012孟佩杰：恪守孝道的平凡女孩
【颁奖词】在贫困中，她任劳任怨，乐观开朗，用青春的朝气驱赶种种不幸；在艰难里，她无怨无悔，坚守清贫，让传统的孝道充满每个细节。虽然艰辛填满四千多个日子，可她的笑容依然灿烂如花。
【事迹】命运对孟佩杰很残忍，她却用微笑回报这个世界。
五岁那年，爸爸遭遇车祸身亡，妈妈将孟佩杰送给别人领养，不久也因病去世。在新的家庭，孟佩杰还是没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养母刘芳英在三年后瘫痪在床，养父不堪生活压力，一走了之。绝望中，刘芳英企图自杀，但她放在枕头下的40多粒止痛片被孟佩杰发现。“妈，你别死，妈妈不死就是我的天，你活着就是我的心劲，有妈就有家。”
从此，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刘芳英微薄的病退工资。当别人家的孩子享受宠爱时，八岁的孟佩杰已独自上街买菜，放学回家给养母做饭。个头没有灶台高，她就站在小板凳上炒菜，摔了无数次却从没喊过疼。
在同学们的印象中，孟佩杰总是来去匆匆。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替养母穿衣、刷牙洗脸、换尿布、喂早饭，然后一路小跑去上学。中午回家，给养母生火做饭、敷药按摩、换洗床单……有时来不及吃饭，拿个冷馍就赶去学校了。晚上又是一堆家务活，等服侍养母睡觉后，她才坐下来做功课，那时已经九点了。
“女儿身上最大的特点是有孝心、爱心和耐心。”刘芳英说，如果有来生，她要好好补偿女儿。为配合医院的治疗，孟佩杰每天要帮养母做200个仰卧起坐、拉腿240次、捏腿30分钟。碰上刘芳英排便困难，孟佩杰就用手指一点点抠出来。
2009年，孟佩杰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权衡之下，她决定带着养母去上大学，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子。大一那年暑假，孟佩杰顶着炎炎烈日上街发广告传单，拿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养母最爱吃的红烧肉。
“我只不过做了每个女儿都会做的事。”不少好心人提出过帮助，都被孟佩杰婉拒了，她坚持自己照顾养母。孟佩杰的毕业愿望是当一名小学老师，安安稳稳，与养母简单快乐地生活。2012吴菊萍：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颁奖词】危险裹胁生命呼啸而来，母性的天平容不得刹那摇摆。她挺身而出，接住生命，托住了幼吾幼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她并不比我们高大，但那一刻，已经让我们仰望。
【事迹】物质生活富足的时代，信仰迷茫、价值紊乱的新闻接踵而来，吴菊萍用柔弱的臂膀，托起了生命奇迹，唤醒了普罗大众对传统美德的自觉。
2011年7月2日下午，杭州滨江白金海岸小区。两岁的妞妞趁奶奶不注意，爬上了窗台，接着被窗沿挂住，随时都有坠落的可能。这可是在10楼，楼下的邻居都惊呆了。坚持了一分钟左右，妞妞还是掉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刚好路过这里的吴菊萍踢掉高跟鞋，张开双臂，冲过去接住了妞妞。
被紧急送往医院后，吴菊萍被诊断为左手臂多处粉碎性骨折，尺桡骨断成三截，预计半年才能康复。逃过一劫的妞妞在10天后苏醒过来，开口叫了“爸爸、妈妈”。
“这是本能，是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事情。”躺在病床上，吴菊萍一脸平静。事件发生时，她的孩子只有七个月大，尚在哺乳期。
荣誉铺天盖地，吴菊萍保持了清醒的认识，“我只是普通人，问心无愧就好。”公司奖励了20万元，她留作自用，为此背负了不少压力。“我需要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才有能力去帮助身边的人。”赡养父母、培养孩子、还房贷……任何普通人，都无法对这些现实问题视而不见。“我会把重心调整回工作、家庭中来，减少媒体活动。”吴菊萍年后将重返工作岗位，她最大的心愿是看着妞妞与自家孩子健康长大.2010阿里帕-阿力马洪：十九个孩子的妈妈
【颁奖辞】不是骨肉，但都是她的孩子，她展开羽翼，撑起他们的天空。风霜饥寒，全都挡住，清贫劳累，一肩担当。在她的家里，水浓过了血，善良超越了亲情。泉水最清，母爱最真！【事迹】从1963年收养邻居家的3个孤儿开始，维吾尔族阿妈阿里帕又先后收养了汉、回、维吾尔、哈萨克4个民族的10余个孤儿。
为了不让孩子们饿肚子，阿里帕的丈夫阿比包每天下了班就去帮人家打土块。阿里帕则每天都要到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蔬菜。虽然家里养了两头奶牛，但谁也不舍得喝奶，全部卖了换钱以支付孩子们的学费和购买生活必需品。
2008年8月，操劳一生的阿比包病逝。子女们争抢着赡养阿里帕老人。每到过年过节，孩子们都会回家团聚，180多口人围在老人身边。每当有孩子问：“阿妈，你对哪个孩子最好？”老人总会大笑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一样亲！”
详细：1963年，阿尼帕已经是6个孩子的母亲，丈夫阿比包在县公安局工作，10口之家的生活全靠着丈夫每月45元的工资支撑着。生活拮据但日子过得却其乐融融。可是就在这年冬天，和阿尼帕一墙之隔的哈萨克邻居亚合甫夫妇不幸相继去世，撇下了3个不满十岁的孩子。
阿尼帕看到这三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十分可怜，就把他们接回了自己的家。今年已经53岁的托乎提是阿尼帕老妈妈最初收养的三兄弟之一，那时他只有8岁，回想起当年阿尼帕妈妈收养他们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之后的十年间，阿尼帕又先后收养了回族孤儿王淑珍，王作林兄妹4人，汉族孤儿金海、金花和金雪莲，这时，她和丈夫抚养的孩子增加到了19个。
为了保证全家20多口人的一日三餐，阿尼帕专门买了一口直径1米2的大铁锅，她几乎把家里的全部收入都换成了食物，春天粮食不够吃，她就去地里挖野菜，秋天还要出去捡麦子、收土豆。尽管如此，生活依然捉襟见肘。为了多赚些钱为孩子们交学费做衣服，丈夫阿比包下班后就去为工地打土块，而阿尼帕也在县食品厂找到了一份洗羊肚和羊肠的工作。
阿尼帕夫妇的目标不仅仅是让孩子们能吃饱，还要让孩子们有学上。家里用不起电灯，阿尼帕就用破棉絮搓成条，做成小油灯，19个孩子们就在这一盏盏跳动的灯光下读书学习，上完了小上学、中学。孩子们没有一个因为家里贫穷而辍学。正是因为阿尼帕对这个特殊大家庭付出的艰辛，让兄弟姐妹们早早就懂得了珍惜，懂得了相互关爱。阿尼帕的19个孩子在她含辛茹苦的照料下渐渐长大，每到逢年过节，是阿尼帕老妈妈最快乐的时候。因为这时，全家老小都能聚到一起。
2010陈玉蓉：暴走妈妈捐肝救子
【颁奖辞】这是一场命运的马拉松。她忍住饥饿和疲倦，不敢停住脚步。上苍用疾病考验人类的亲情，她就舍出血肉，付出艰辛，守住信心。她是母亲，她一定要赢，她的脚步为人们丈量出一份伟大的亲情。
【事迹】陈玉蓉的儿子叶海滨13岁那年被确诊为一种先天性疾病——肝豆状核病变。这种肝病无法医治，最终可能导致死亡。为挽救儿子的生命，陈玉蓉请求医生手术将自己的肝移植给儿子。可是她患有重度脂肪肝，无法捐肝救子。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陈玉蓉从医院出来后，当晚就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每天走10公里。在随后的7个多月里，她每餐只吃半个拳头大的饭团；走破了四双鞋子，脚上的老茧长了就剐，剐了又长。
当她再次去医院检查时，奇迹出现了：脂肪肝没有了。医生感叹：“从医几十年，还没有见过一个病人能在短短7个月内消除脂肪肝，更何况还是重度。”
2009年11月3日，这对母子在武汉同济医院顺利地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她赋予了孩子第二次生命。
详细：今年55岁的陈玉蓉，是湖北武汉一位平凡的母亲，她的儿子叶海滨13岁那年被确诊为一种先天性疾病——肝豆状核病变，这种肝病无法医治，最终可能导致死亡。前不久，叶海滨的病情恶化住进医院，生命危在旦夕。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陈玉蓉请求医生手术将自己的肝移植给儿子。
然而，就在手术前常规检查中，叶海斌被查出丙肝，必须全部切除，需要母亲切1/2甚至更多的肝脏给儿子。可是，母亲患有重度脂肪肝，1/2的肝脏不足以支撑其自身的代谢。无奈，捐肝救子的手术被取消。
陈玉蓉从医院出院后，当天晚上就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每天走十公里。在随后的7个多月里，她每餐只吃半个拳头大的饭团，有时夹块肉送到嘴边，又塞回碗里去。
陈玉蓉说自己有时太饿了，控制不住吃两块饼干，吃完了就会很自责。7个多月来，她的鞋子走破了四双，脚上的老茧长了就刮，刮了又长，而几条裤子的腰围紧了又紧。
当她再次去医院检查时，奇迹出现了。脂肪肝细胞所占小于1%，脂肪肝没有了。就连医生都感叹：从医几十年，还没有见过一个病人能在短短7个月内消除脂肪肝，更何况还是重度。医生说“没有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毅力，肯定做不到！”2009年11月3日这对母子在武汉同济医院顺利地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
2005洪战辉：“我想再做一回孩子”
【颁奖词】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对另一个更弱小的孩子担起了责任，就要撑起困境中的家庭，就要学会友善、勇敢和坚强，生活让他过早地开始收获，他由此从男孩开始变成了苦难打不倒的男子汉，在贫困中求学，在艰辛中自强，今天他看起来依然文弱，但是在精神上，他从来是强者。
【事迹】1994年，洪战辉的父亲突发间歇性精神病，造成妻子受伤骨折，女儿意外死亡，家里欠下巨债。随后，父亲又捡来了一个和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婴。面对沉重的家庭负担，母亲离家出走了。年仅13岁的洪战辉，默默地挑起了伺候患病父亲、照顾年幼弟弟、抚养捡来妹妹的家庭重担。这副重担，对于成年人来说尚且不易，何况一个10多岁的孩子！但洪战辉没有退缩，一挑就是12年。为了挣钱养家，他像大人一样，做小生意，打零工，拾荒，种地。他利用课余时间卖笔、书、磁带、鞋袜，在学校附近的餐馆做杂工，周末赶回家浇灌8亩麦地。在兼顾学业和谋生之时，他牺牲了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为了带好捡来的妹妹，洪战辉费尽心血。每天晚上，他都让妹妹睡在内侧，以防父亲突然发病伤及妹妹。妹妹经常尿湿床单、被子，他就睡在尿湿的地方，用体温把湿处暖干。从高中到大学，他将妹妹一直带在身边，每天都保证妹妹有一瓶牛奶和一个鸡蛋，自己却常常啃方便面。在怀化念大学的日子里，他安排妹妹上了小学，每天不管学习多忙，都坚持接送妹妹，辅导妹妹功课。为了治好父亲的病，洪战辉吃尽苦头。2002年10月，父亲突然发病，因为没有钱，他不得不在一家精神病医院门前跪求治疗，在他孝心的感染下，2005年底河南第二荣康医院主动将他父亲接去诊治。现在，父亲的病情已明显好转，出走的母亲、打工的弟弟也相继回家，一家人终于重新团聚。
2006年以来，已成为公众人物的洪战辉，又将爱洒向了社会。为资助贫困学生，他在学校和政府的帮助下建立了教育助学责任基金。为推动青少年思想教育，他应邀在全国各地作了150多场励志报告，并欣然出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青少年生命教育爱心大使”。他还多次到湖南、河南等地贫困山区与困难学生交流，捐赠学习用品。他说：“我要力所能及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2004田世国-捐肾救母
【颁奖辞】“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一个被追问了千年的问题。一个儿子在2004年用身体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把生命的一部分回馈给病危的母亲。在温暖的谎话里，母亲的生命也许依然脆弱，但是孝子的真诚已经坚如磐石。田世国，让天下所有的母亲收获慰藉。”
【事迹】2004年9月30日，田世国身患尿毒症的母亲，在手术后一分钟顺利排尿。只是她至今也不知道，那个肾来自于她做律师的大儿子。“她是我老娘，我这么大块头给她捐个肾怎么不行？我也咨询了专家，手术对我的健康不会有大的影响。”田世国说，他现在也为人父了，深能体会““父母惟其疾之忧”。
有人问田世国，是不是他母亲有什么特殊之处让他们兄妹三人有如此举动？田世国说：“我们家的母爱和父爱跟中国千万个家庭一样，都是点点滴滴的积累，没有轰轰烈烈的大笔狂书。但是这还不够吗？”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非得再另外找原因，就是我姥爷病危时不能大便，我妈洗净了手给他抠出来。”
因为害怕母亲知道真相后心里有负担，田世国兄妹一直瞒着她。“我妈总是替我们着想，生怕老了给儿女添麻烦。得了这个病以后，她知道会花很多钱，就把自己锁在房子里等死。如果知道换的是我的肾，还不知道我妈怎么想呢。”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捐肾救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开封韩海兰孝敬公婆演绎人间真爱：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20年来，韩海兰用实际行动默默地诠释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从细微之处关心婆婆、孝敬公公，尽一切努力让老人开心，让老人感受到生活的快乐。如今，公公婆婆都已经80多岁，由于韩海兰的悉心关爱，老人对晚年充满着更多的期望和憧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位朴实无华的普通妇女身上散发着沁人的芳香。
云南徐丽萍：一位10年来一直致力于养老事业的“普通人”真正做到了让“爱在生命未了时”！老年人要的不是钱，要是”被尊重、被记住、被重视“，要的是子女们记得他，不遗弃她，希望被”爱在生命未了时"。
苏州张惠琴“孝老爱亲”的事迹尤其打动人心。张惠琴的一家七口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像是临时组合起来一样，各有各的姓氏，她和妈妈都是领养的。三代人没有血缘关系，但张惠琴同时侍奉三个妈，和养母、亲生父母保持联系，平时象亲戚一样相互往来，感情非常好。她对妈妈们一视同仁，羽绒被、保暖内衣、解闷的随身听等，对她们的关爱一个都不少。老公是随叫随到的“修理工”，她是父母快乐的“心理疏导员”。中午陪生母吃饭，做些家务，晚上和老公看望婆婆和养父母，休息日准备丰盛的饭菜，让三个妈妈聚在一起时，说说心里话。她的无条件孝敬让劳碌了一辈子的老人享受着家庭的幸福和安详。
辽宁中医药大学王东雪的养父母双双病倒，生活不能自理，这彻底改变了王东雪原有的生活轨迹，她稚嫩的双肩过早地压上了沉沉的家庭重担。但王东雪却在不幸中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孝敬父母”的基本道德准则，把孝敬的优良传统发挥到淋漓尽致。同时在她身上也集中展示了当代青年善待他人、勇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她在痛苦的磨砺中为全社会展现出的可贵孝道和顽强意志是高尚的，令人敬佩的。
贵州刘秀祥在面对了父亲的逝世，哥哥姐姐的离异，母亲的患病的一系列变故后对磨难不逃避，他坚持着背母求学，自己通过各种手段谋生，他用近十年的时间以行动践行着“孝是无条件”传统美德，他透露给我们的不正是是一种自立自强、孝老爱亲的精神。
湖北寒门姐妹互争退学为母治病 ：姐姐易庆在第二师范学院读大二，妹妹易慧在监利实验高中宏志班念高二，为医治患有直肠癌的母亲，共花去医药费近30万元，欠下20余万元债务。而父亲易年平在陪妻子做化疗时，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离世。家中还有83岁双目失明的爷爷和智障的奶奶。为撑起贫寒的家，姐姐易庆与妹妹易慧商量，打算辍学打工挣钱供妈妈治疗和易慧读书，而妹妹易慧坚称要自己退学养家，助易庆完成学业，她们不正给我们演绎着无条件尽孝的感人一幕吗？
丘索维金娜：女子体操运动员，擅长跳马项目。自1992年开始，她连续参加了六届的奥运会。1993年以前，她是代表苏联参加比赛；在苏联解体后，丘索维金娜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并代表开始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征战。
2002年，她的儿子阿里什被确诊患上了白血病。由于白血病的治疗费用昂贵，并不富裕的丘索维金娜和丈夫卖掉了房子和汽车，为了继续能给儿子治病，丘索维金娜来到德国并决定加入德国国籍，并选择了复出参赛，代表德国参加国际体操大赛。通过获取奖金来挽救孩子。
2002年釜山亚运会，丘索维金娜以27岁的高龄复出参赛，一举夺得跳马和自由体操的金牌，震惊世界。由于德国科隆医院的白血病化疗很有效果，儿子阿里什的病情渐渐稳定，并进入小学读书。二、一些理论论据：
“新二十四孝”行动标准
1.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2.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3.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4.亲自给父母做饭5.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6.父母的零花钱不能少7.为父母建立“关爱卡”8.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9.教父母学会上网10.经常为父母拍照11.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12.打开父母的心结13.支持父母的业余爱好14.支持单身父母再婚15.定期带父母做体检16.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17.常跟父母做交心的沟通18.带父母一起出席重要的活动19.带父母参观你工作的地方20.带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21.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22.适当参与父母的活动23.陪父母拜访他们的老朋友24.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
（1）在当今社会，我们应当怎样尽儿女之孝道？博大精深的孝道文化，哪些应当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哪些应当赋予时代精神而修正？我想就此机会谈一下个人的理解和观点。
一、恩情常思，敬意长存，爱心常表，永远牵挂。儿女对父母的孝心并非天生就有，是从小在父母的关爱中萌生的，或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风尚的影响中产生、培养并得以强化的。作为儿女应当经常思念父母的生育之恩，扶养之情，无私之爱，生活之辛劳，来不断培养和激发自己的孝心。因而对父母心生敬仰与敬爱，将父母的喜怒忧乐、冷暖温饱时常挂念在心头，寻求各种机会表达自己的孝心与爱心。现代社会，生活、工作节奏加快，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加大，在父母身边生活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在为金钱、事业、官职、名位、房子、车子而奔波劳碌。条件好的给父母寄些钱就以为尽了孝心，很长时间难见一面，甚至连个电话也不打。对于这种行孝方式，孔子很不赞成，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老人不缺乏物质条件，而缺乏精神上的安慰。没有对父母的感恩与牵挂，没有对老人的理解与尊重，没有发自内心的敬与爱，行孝就没有感情基础。
二、所需之物，及时保障，优先供奉，悉心赡养。进入老龄阶段的父母，丧失或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需要儿女的奉养。儿女应时刻关注父母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所需之物，及时给予物质保障，尤其是在吃的方面，经常变换些花样，调剂老人的生活。好吃的食物优先供奉老人，悉心照料老人的生活。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缺衣少食的家庭几乎没有了，但有些儿女仍然不能保障老人的生活所需，自己在外面喝酒，三瓶五瓶不吝惜，打麻将三百五百不在乎，而在老人的生活供给问题上却斤斤计较。不是没有条件，而是没有孝心。
三、关注健康，注重预防，有病早治，精心调养。人到老年，体能和免疫力下降，疾病也会增多，要经常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多给父母介绍推荐一些健身养生的科学方法，提供健身养生的条件。有效地预防疾病。一旦发现身体不适，尽快检查，及时诊治，精心照料。特别是对长期染病卧床的老人，更是对儿女孝心的考验。常言道，百日床前无孝子，长期患病的老人大多脾气变坏，儿女要喂食喂药，接屎接尿，还要忍受呵斥，好话安慰。要培养自己的耐心、耐力和耐性，才能尽好孝道。有条件的雇了保姆，但不能完全代替自己尽孝，一旦有时间要亲自侍奉在床前。
四、父母德行，学习继承，若有不义，言劝规行。对父母的优良品德，儿女要认真学习，传承良好的家风。但并非所有的父母都是儿女的楷模。社会上有些做父母的染有酗酒、赌博、坑骗、嫖窃等恶习，面对这样的父母，儿女如何行孝？封建社会的孝道是“子为父隐”、“父为子纲”。儿女隐瞒父母的恶行，以免遭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追究而陷于不义。今天看来，这一条则不是优良传统，我们不能学习继承，而应当加以修正。父母若有恶习和不良行为，儿女应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尽力规劝其改邪归正。如果危害了社会，触犯了刑律，也应规劝敦促其认罪伏法，改过自新。这不仅是对父母的孝心，也是对国家的忠心，对社会的爱心。
五、好学上进，奋发有为，奉公守法，立身立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父母的共同心愿。可怜天下父母心，做儿女的要深深体谅父母这一心愿。为学就要好学上进，学有所获，成绩优良；从业就要奋发有为，业绩丰硕；交往，就要诚实守信，童叟无欺。居家就要和睦家庭，团结邻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关爱社会上其他的老人；做人堂堂正正，做事踏踏实实，有一个好的社会评价。让父母脸上有光，感到自豪，这也是尽孝。儿行千里母担忧，外出时一定要告知父母，及时通报平安，不让父母担心也是尽孝。特别是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好公民。不惹是生非而免遭社会谴责，不违法乱纪而免受牢狱之灾。平安快乐的工作生活，不让父母操心，不让父母因自己的不良行为而蒙羞，也是行孝。
六、养老送终，厚养薄葬，文明祭奠，力行新风。为老人送终也是儿女行孝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父母逝世后，要举办隆重的葬礼，要使用名贵的棺椁，要奉用大量贵重的随葬品，还要服孝三年。不然，就是不孝。这种丧葬文化传统，也不能全盘继承。父母在世时，竭力尽孝，让他们生活得幸福，安度晚年。父母去世后，举办适度规模的丧葬仪式，使用一些必需的丧葬用品，料理好父母的后事，以表达儿女的哀思与孝心，是完全必要的。但要从简而不要铺张浪费，实行厚养薄葬。人父母活着不孝，死了大闹。大摆宴席，摆出一副孝子的姿态，实际是不孝子孙。
事亲行孝，历来是做人的根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家庭和谐、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基本要素，是爱国主义情怀的感情基础和道德基础。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如何行孝养老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给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使命，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辩证的学习继承我国传统的孝道文化，赋予其时代精神，形成先进的思想文化，进而推动良好的社会风尚。《家庭百科报》和山东电视台《天下父母》栏目，一直在积极探索和努力实践，我们每一个伦理学研究者和德育工作者也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履行各自的社会责任。共同努力，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一份力，发一份光。
（2）父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不停的嘱咐要多穿衣服，要多注意安全!当我缺钱的时候，总是不停的唠叨赚钱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的，一边教训一边把钱塞进我手里......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对父父母的唠叨置之不理，甚至有时顶撞他们说：“我已经长大了，我的事儿我自己来决定，不用你们管！”总是直言不讳说出一些话语去伤害父母，总是不在意的给父母一些任性的脸色看，总是以为父母不会对我记仇和复仇的，总是以为父母可以随时随地的原谅孩子的过错，直到有一天我明白了两个字“责任”，那是在为人母后才知道的可怜天下父母心......无论我们的父母,生活在城市还是乡下 ?无论他们贫穷还是富有 ？父母的恩情都是天恩，都是最无私的，儿女们用尽一生也报答不完。事实上，父母们也不奢望，子女们以何种方式予以报答。但我们每一个子女都应该学会、懂得去感恩、孝敬和尊敬父母。天下的父母虽然长相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对于子女的爱！反过来，天下的子女虽然相也各不相同，但同样也应该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对于父母的孝顺和尊敬！
我记得央视播过一篇感人的广告：一个大眼睛的小男孩，看到妈妈对老人孝敬后，就返身吃力的端着一盆水，天真的对妈妈说：妈妈，洗脚！就是这样的一部广告时至今日，仍在热播，它的感情动人心腑，它的场景感动得让人心酸，也不知感染了多少天下人？那一份至深的爱，和发自内心的感恩，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爱在下一代身上得到延续嘛！这样的事，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却又不重视的错过着......父母从我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我的生命就倾注了他们无尽的爱和祝福。或许，父母不能给我奢华的生活，但是，他们给予了一个人一生中不可替代的——生命。当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教会我用勺子吃东西、教我穿衣服，绑鞋带，系扣子、教我洗脸，教我梳头发、教我擦鼻涕……教我做人的道理。父母为我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当我受伤时，哭泣时，忧郁时，难过时，可以随时回到这里，享受父母的爱，为我的心灵遮挡人生全部的风寒。
经常给父母拍照,带父母去旅行,经常带着爱人、孩子回家,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亲自给父母做饭，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带母亲去做美容，让母亲穿得舒适，让父亲穿得体面，带父母看一场老电影，支持父母的所有娱乐活动......多抽些时间行动起来吧，让父母的爱在得到感恩后无怨无悔，让儿女们的爱给父母送去幸福和快乐的光芒。有些人，有些爱，都是经不起拖延的，好好地把握，好好地珍惜，让我们生活中遗憾的事情少一些，再少一些吧！因为，有些爱真的是经不起拖延的。
（3）尽孝是尊重：面带笑容认真倾听老人的意见和看法，虽然不一定按他们说的去做，但也不能自以为是地指责老人是“死脑筋”，“老皇历”。
尽孝是宽容：当你眼中的“废物”、“破烂”，被老人当作宝贝收藏时，你最好报以理解的一笑。尽孝是耐心: 有些事情在没有和老人取得一致意见时，要慢慢做解释工作，绝不可以动辄就发脾气，更不能对老人要挟。
尽孝是善意的欺骗：为了让老人穿得心安理的，明明是百余元的衣服，不妨告诉也只花了40元；明明你们下岗的下岗，降职的降职，但为了不让老人担心，不妨告诉他们：放心吧，我们很好。尽孝是报答：满怀柔情地为母亲梳头，父亲捶背；母亲节时捧上一束康乃馨、父亲生日时别忘了拎回一瓶好酒；如果您和爱人孩子过生日、结婚纪念要下饭馆或者要吃得好点儿，别忘记常同父母一起共乐；在父母身边不妨提高一下厨艺，没人说您没出息！
尽孝是欣赏：老人愿意参加健身舞蹈了，或者写的文章见报了，参加某某大赛得奖了，老人照了巨幅金婚艺术照。。。你一定要仔细欣赏并真诚赞美。
尽孝是自强自立：堂堂正正做人，让老人脸上有光。不要今天打架了，让老人提心吊胆；明天又犯错误了，让老人颜面无存。
尽孝是身体力行：教育子女尊敬长辈，更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
（4）有这样一则公益广告：一位母亲做了一桌好菜，盼着子女回来一起吃饭，结果儿子打电话说要应酬，女儿说去健美班。母亲只好孤零零地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直看到电视屏幕上满是“雪花”。每次看到这个广告片，我心里酸酸的，直想掉眼泪。
是的，时代变了，工作节奏加快了，生活丰富多彩了。子女因为种种原因常常不能和父母在一起。这不能说子女没有孝心，也不能说忙得一点儿空闲时间都没有，而是有一个纠结在作崇：今天不回家，还有明天，明天不回家，还有后天……直到有那么一天，哭天号地痛骂自己为什么总是把孝心寄托在“一天又一天”，愧疚得自己要跳黄河去，唉，这又何苦呢，早干什么去了。
子女长大，像鸟儿一样展翅飞走了，外面的天空很晴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是，子女想过没有，不管你飞得再远再高，仍然是父母心尖上的一块肉，时时刻刻挂念着，惦记着，心疼着。父母不求你挣回多少钱，只求你干好本职工作，为社会多做贡献，期盼你胸前挂上光荣花，年年捧个创优争先的红本本回家，这让父母脸上有光，心里比蜜甜。当祖国需要你冲上去的时候，比如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或者边防的一草一木一寸土地被残踏被抢夺的时候，父母期盼的就是子女不辱使命，担起责任，哪怕是为国捐躯，流尽最后一滴热血，父母也许会流泪，但绝对会为你骄傲，会为你自豪。什么是孝心，这就是最贵重最珍品的孝心。子女很忙，父母是理解的，但不能拿父母的“理解“做借口。子女要尽孝心，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发个短信或视频，哪怕是嘘寒问暖；在父母生日这天，送上一件背心一块头巾，父母都会高兴好几个星期；对了，别忘了让小孙孙多回来陪陪爷爷奶奶，那才是父母最掂记的心肝宝贝。要尽孝，不要等到明天，就从今天开始吧，把尽孝道变为自己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趁早莫拖后啊。
有一种爱，我们会享用一生，温暖一生；有一种爱，让我们成长，学会坚强。这，就是深刻伟大无私不求回报的父母之爱！恐惧时，父母的爱是一块踏脚的石；黑暗时，父母的爱是一盏照明的灯；枯竭时，父母的爱是一湾生命之水；努力时，父母的爱是精神上的支柱；成功时，父母的爱又是鼓励与警钟！
（5）一部《水浒》，最令读者揪心揪肺的倒是那个背着老娘上水泊梁山的黑旋风李逵。鲁莽的硬汉，却一点也不匮乏对母亲的百般孝顺。
（6）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可以从长计议的，而惟独对待父母的爱，尽孝，是不能懈怠的（7）孝乃为人之本。一个人生在世上，都是父母含辛茹苦、不辞辛劳，抚养成人。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从不求回报，也从不希望回馈。从婴儿时蹒跚学步、喂奶喂饭到咿呀学语，父母们总是不厌其烦，耐心引导；从幼儿园上学的接送到学习成长每个过程的谆谆教诲，风雨路上送来的雨伞、雨鞋，到高中、大学校园背来的厚重行囊，更不用说有的父母东拼西凑而来的学费，事无巨细无不倾注父母的深深爱意。父母在儿女生病时的嘘寒问暖，担忧害怕，到四处求医访药，“唯其疾之忧”（《论语学而篇》）等等，我们见过太多的天下父母心！这种无私的爱，总能令人感动。汶川大地震中，为了保护孩子，父母用潺弱之身躯撑起千万斤压力，孩子得救了，父母仍旧保持着承受死亡的姿势。父母的心中永远想着儿女，唯独没有他们自己。当儿女渐渐长大成人，我们的父母却早已老眼昏花，驼背弯腰，浑身病痛，行动迟缓，这时的父母最需要的就是儿女的孝道。
何为孝？许慎《说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也就是指儿子背负年纪大的父母，作服侍状。具体而言，孝就是子女对父母的关爱，是在衣、食、住、行及情感上照顾父母，尽人子之责；孝是儿女对父母爱心的回报。古人云：“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动物皆如此，何况乎人？《诗经·小雅·蓼莪》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母之于子女，有生育之恩，教诲之情，其恩如天之高广、海之深邃，恩重难报。孟子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可见，行孝顺亲是为人子应尽的义务，是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孝经》开篇就说：“孝乃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教化的启蒙，是教育之开始，所以说“百善孝为先”。《论语》也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所以为人必须尽孝。如何践行孝道？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践行孝道首先要尽力。孔子说事父母能竭其力，子女自己经济很困难，但是宁愿自己少吃或不吃，也要给父母吃。子女心里时常惦记父母，时常有孝敬父母的心情，我们就说这个人是有孝心的。清李毓秀《弟子规》里引用黄香温席的故事：“冬则温，夏则凊；晨则省，昏则定”，就是告诫我们孝敬父母要从生活小事入手，关怀备至。现代社会，为父母尽孝，就是为他们买必要的东西，让他们吃饱穿暖，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然后“出必告，反必面”（《弟子规》），心中时常惦记父母，离开父母身边经常给他们报告自己的情况，经常回去探望，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心里愉悦。父母生病，要做到“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弟子规》），要尽可能多关心照顾父母亲。正如那首《常回家看看》所唱的：“找点时间，找点空闲，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帮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这便是尽孝，中国人最看重的是一家团圆，和和睦睦。当父母不在了，要按照礼仪谨慎而哀伤安葬，要“丧尽礼，祭尽诚”，祭奠的死后也能虔敬追怀。这样就可以说尽了自己的努力。有的人父母在世时，不闻不问，父母死后，却风光大葬，但别人不会认为他是孝子，他的孝是做给别人看的。但反过来说，竭其力不能为了尽孝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顾，连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事也去做，那么他的孝心便出了问题，“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弟子规》）所以古人说“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
践行孝，对父母态度要恭敬。《论语为政篇》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对父母尽孝，不仅是供养就够了，给点钱米，送些东西，更重要的是恭敬的态度。《弟子规》有句：“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应勿懒。父母教，需静听。父母责，需顺承。”在言语上要体贴父母，温颜细语，在情感上体恤父母，不让父母忧心。“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力为去。”（《弟子规》）要从孝出发，改正自己缺点，规正自己的行为。恭敬是内心应有的态度，孔子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礼记哀公问》）这里古人强调的是“敬亲”，要如敬天般恭敬自己的父母。
践行孝道还要和颜悦色。《论语为政篇》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人子女，见到父母劳作，自己能出力帮忙，父母要我挑水搬柴，子女也能随叫随到，有好吃的东西，给父母长辈先吃，以前以为这样尽孝就够了。实际上，这些还不够，孝敬父母更应做到和颜悦色。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能够时常侍奉父母，而且心中有愉悦之色、和婉之容，确实不容易，更何况我们现在时常可以听到、见到不供养、侍奉年迈父母的事情。有的子女对父母颐指气使，蛮横无理，这些都是不孝。《弟子规》说：“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恪尽孝道还有在父母偶尔出现过错时，我们微言劝谏，“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弟子规》）。父母不能接受也不要气馁，更不能得理不饶人，唐突双亲，这样才不违孝之本意。在劝谏父母的过程中，子女更加需要操心忧劳，内心不要有一丝一毫怨怼愤懑之心。这就是说尽孝外表“色难”，是孝道的外在表现。
尽孝是刻不容缓的。父母年岁已大，尽孝岂能等待！《论语里仁篇》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父母总会惦记儿女的生日，子女却经常以工作忙、生活忙为由，常会忘记父母的生日，常会忘记尽孝。古语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便是告诫天下子女，尽孝要及时，要在父母有生之让他们安枕无忧、颐养天年。否则等到父母逝去，想尽孝时却只能对着父母照片，哀然长叹。
尽孝还要推己及人。孝不仅限于父母，把孝扩充到身边的人，孝于天下，爱天下人就是大孝。古人常说的“孝治天下”，就是源自孔子孝道的思想。《论语学而篇》道：“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一个人如果孝顺父母，那么他就不会去“犯上作乱”，一个有孝心的人，他也就有了关心他人、推己及人的爱心。再推而广之，“事诸父，如事父”（《弟子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孟子梁惠王上》），则修己安人，就达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所以《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当然，我们在践行孝道的同时，要注意不能陷于拘泥。如孔子讲的“三年无改父之道”、“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等观点，我们今天要批判地学习，不能照搬照抄。
践行孝道，能使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和才能内外无怨、上下无忧；懂得孝道的人，必定是一个懂爱的人，懂得爱己、孝父母，才会爱人、爱众；懂得孝道的家庭，必是和睦的家庭，才能形成友爱亲善的社会；倡导孝道的民族，必是和谐有为的民族。
第五篇：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社会
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社会
班级：广告策划3班学号：20113501姓名：贾敏中国近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国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中国农民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前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喊着“均田免粮”口号的太平天国运动到打着“扶清灭洋”旗帜的义和团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背后广大的农民队伍，无不闪现着中国广大农民的身影，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程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长期以来，中国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的压迫、博学下，过着极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生活。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来看，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活动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从思想观念上来看，中国古代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国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农民就在社会构成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做出了极大贡献。包括现代，农业也是国家产业之根本，农民也还是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体。从1840年到1949年这样一段布满硝烟的岁月里，中国农民挣扎的模样犹然深刻，土地政策在变，革命方式在变，洪秀全的“均田免粮”粉碎在了天京的浮华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最终也没能战胜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根本诉求。之所以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是因为他彻底地意识到中国农民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之前的或者农民起义或者资产姐姐革命，因为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容易忽视中国底层农民的需求和生活现状。近代以前，中国农民大多尊崇的是安土重迁、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而近代，随着中国市场的打开，许多农民渐渐放下对商业的歧视，而且大队伍的农民还加入了工业生产，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更加合理的利用了农村的过剩或剩余劳动力，加快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
其次，从社会活动来看。中国古代社会的陈胜吴广起义、李自成起义、或者说最成功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都脱离不了狭隘的小农思想，只想着推翻一个政权，再建立另一个封建政权，给农民更多的剥削和压榨，当他们手握天下的生杀大权，当他们之手翻云覆雨的时候，可能已经完全忘却最初的誓言了吧——给农民一个自由的生存空间。而近代农民很多都加入到自发起义运动中，从原来的推翻一个政权到反帝反封建再到人民当家做主，这样的思想飞越和精神跨度是中华民族在封建政权统治千年后的最响亮的呐喊。近代以来西方的经济侵略促使中国传统的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农业经济也日益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并成为其市场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土地所有制任然在广大地区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阻碍。农民阶级仍是近代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被剥削阶级。因此近代中国各阶级各政党各政治团体能否高度重视农民问题、能否解决农民问题决定了其政治纲领能否得到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据定了其政治纲领能否化为一场农民广泛参加的社会运动。
就中国近代社会农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1921年9月，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展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1922年6月，彭湃来到家乡广东海丰县赤山约，经过艰苦的工作，成立了农会。次年元旦，召开海丰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全县范围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起来。这种新式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也是不曾有过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农民问题始终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始终。但愿现在乃至以后中国农民都能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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