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与日本人家的观念

第一篇：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与日本人家的观念

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与日本人家的观念

李卓丈《《《《《《《《《《《《《《《《《《《<《《《《《《

近代以来,家族制度间题是日本重要的道德间题、政治间题和法律问题,日本人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乃至经济生活都被置于“家”的观念的束缚之下,可以认为,近代以来日本的成功与失败,都与日本传统家族制度及家族道德有密切关系。“君臣一家”、“劳资一体”、“企业一家”的观念,便是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与家族道德在日本人的政治关系及经济关系中的突出反映。本文拟对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特征及其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一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特征

在日本历史上,家族制度与家族道德曾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随着平安时代末期以后日本脱离汉文化圈影响的倾向日益明显,其家族制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所谓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是指在家族结构、家族道德等方面都具有本国的特点的家族制度,它在幕府时 代产生并不断巩固,在德川时代达到顶峰。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民法》,的制定,给它注入新的生命力,这种曾经盛行于武家社会的封建家族制度被推行于全体国民,成为此后一直到1945年战败为止日本国民家族制度与家族生活的准则。

具体说来,日本传统家族制度最具特色之处有以下几点: 1.重“家”而轻个人。在日本人的家族制度与家族意识中,永远伴随着一种观念,这就是“家”。这种“家”是“依托于祖先之灵、纵式的、连续的观念式存在”,¹也就是说,在以婚姻、血缘为纽带的具体的家族之上,还有“;家”这个“超越个人的生命、祖孙一体的永远的生命体”。À不管家庭成员发生了什么变化(如出生、死亡、结婚、分家等),这种 观念上的“家”都保持其统一性而存在下去。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生儿育女的具体家族不过是“家”的现象形态,即使家庭成员在肉体上全部不存在了,或被除掉户籍,也并不意味着“家”的消失,它在观念上依然存在,因此,也就有家族再兴的可能。由此可见,日本的“家”比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的具体家族有着更深的内涵,它除了组成“家”的人员之外,还包括作为居住的房子和家产(如土地、山林等)以及为维持家业的生产手段和埋葬祖先的墓地等。这些东西被作为“家”的古往今来的整体,在人们的心目中比实际生活在这个家里的具体成员更为重要,正因为如此,象征这种超家族的“家”的家徽(家的标志)、家 系(家的名誉)和家号等受到日本人的格外重视。毫无疑间,对于家庭成员来说,立于个人之上,支配个人的“家”是第一义的存在,一切为了“家”,“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便是人们的行动准则。为了“家”的延续和兴旺,家族内实行严格的家督½继承制,即由一人(一般是长子)继承家业和家长权,同时,也继承大部或全部家产,长子以下男性成员可以在结婚之后建立分家,并从本家领受一部分家产,但没有要求财产的权力。家庭成员的婚姻、从事职业、居住地的选择等都要服从“家” 的利益,并由家长来决定,他们所处的被管辖和服从的地位,决不会因成年和才华的增长而有所改变。这种重家而轻个人的情况同样反映在家长身上,在“家”的观念下,家长就象是一场接力赛的选手,他的任务是接过父祖手中的“家”的接力棒,再传给子孙乡被认为是“家”的一时的代表和家业的管理者。家长实际上也是为了“家”而生活,所以,他的品德和才能相当重要,在日本历史上,让不称职的家长隐居或与无能不才的继承人断绝关系的事例并不少见。由此看来,在日本的家族中,至高无上的是家长权而不是家长,故有人将日本的家族秩序称作“家的父家长制”。¼

2.重家名而轻血缘。由于“家”是超家族的,所以,在日木人的家族中,血缘关系并不是构成家族的唯一纽带,模拟血缘关系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它服务于两种目的,首先,是为了“家”的延续。由于在日本人的家族中不仅以父子关系为核心,更强调祖孙一体,所以,自永久不灭的“家”的观念产生后,“家”的延续便成为家族成员的头等大事,断嗣意味着“绝家”。为避免这种家族最大的不幸发生,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取养子而代之,或是在只有一女儿的情况下招婿进门,让其继承家业。为了传家名这一根本目的,作为家业继承人的养子从上门开始就要放弃自己的家系而改称养家的姓。有了养子,养家解除了后顾之忧,养子本人也无须感到难堪,外人更不会因此说三道四。在日本人眼里,家名和血缘孰重孰轻,日本人选择的是前者。其次,是为了家业的经营。一些家族中往往雇佣一些使用人,让他们参与家务和家业的管理,他们被视为家庭的一员,并与主人保持终身的主从关系,有的人甚至还能成为家业继承人。所不同的是,他们无须改变自己的姓氏。在这一点上最为典型的是德川时代商家的“奉公”制度,奉公人从10岁左右起进入主家作丁稚(学徒),一般要经过20多年的时间才能成为店员。其间,奉公人的衣、食、住及教育都由主家负责,俨然是主家的一个成员。到了店员这一级,主家便根据他们长年“奉公”的功绩,给他们资金和作为商家标志的“暖廉”,让其作为本家的一个支店独立经营,称为“别家”。显然,这种主从关系与模拟血缘关系互为表里的“奉公”关系己远远超出单纯的契约关系,并使阶级关系混淆不彰。在整个封建时代,将主从关系模拟为家族父子关系的作法成为「l本的一种普遍的社会习惯,人的性格的捧角被磨光了,习惯于以服从为本份,这一点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发展。

3旧本家族道德中的孝与恩。对于父母的孝是中日两国家族道德的核心,但是比较起来,日本的“孝”与中国的“孝”在内容上又不完全相同。在中国的孝道中,单方面强调亲权,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父母,而在日本的孝道中,还有“恩”的内容,即子女的孝就是报父母的恩,孝是以恩为前提的。这种以恩为基础的孝的说教在德川时代就已流行,在日本近代的儒家道德教育中又被进一步提倡。如在作为小学教育指导的《幼学纲要》的第一章“孝行”中这样写道:“天地之间,无没有父母之人,自其最初受胎、生诞,至于成长之后,其恩爱教育之深,莫如父母, 常思其恩,慎其身,竭其力以事之,尽其爱敬,子之道也。”½对孝道的反复宣传和强调是当时中小学修身课的重要内容。子女的孝的义务的根据,是父母对子女有恩,因为父母对子女有恩,子女就负有报恩的义务,这就是日本家族道德中孝的伦理。那么,父母的恩包括哪些内容呢?最普遍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养育之恩”,此外,还包括为子女成家,让子女立业,也就是说将家业与家产传给儿子,由于家督继承人在众兄弟中居优先地位,他也就是格外宠受到父母之恩,所以要比他人更尽孝。“持孝行乃人伦之最大义”夕孝的内容除了尊敬父母,对父母恭顺、服从这一

根本的孝之外,还有要立身出世,扬家名于天下;赡养父母;为继承和发展自祖宗传下来的“家”而生儿育女。表面看来,父母的恩与子女的孝是互为条件的,仔细分析起来,生养子女,抚育其成人,帮其成家立业,只不过是父母应尽的义务,世界古今皆如此,而在日本人的家族道德中,却被作为一种恩而反复强调,要求人们知恩、报恩夕以尽孝作为回报,实际上是以更隐晦的办法强调家长权,让家庭成员心甘情愿地去服从家长的统治。所以说,在恩的外衣包藏下的日本的孝与赤裸裸的要求绝对服从的中国的孝,其作用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往往是被迫与无奈,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则多了几分主动与自觉。父母与子女间的 这种终生的恩与孝的关系使得在“家”之内形成一种永久的恩义关系,即本家对分家有庇护之责任,有永久的恩情,分家永远对本家有报恩的义务。恩与孝的观念也同样渗入日本人的社会生活中,武士团首领与武士,领主与臣民间的“御恩”与“奉公”的关系是日本封建主 从关系的牢固基础。再联想到现代社会日本人的伦理观念中,十分重视“恩”和“情义”、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就意味着“我对某人负有义务”¾这一点,恐怕也是从家族道德中的恩与孝观念演化来的。综上所述,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家”既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的存在,也是他们终生为之奋斗并终生受其辖制的精神的存在,它基于血缘而成又不唯血缘,“家”的利益至高无上,成员个人微不足道。在家的观念下,日本人的家族结构往往以超现实、超血缘、超阶级的“复合大家族”的形态出现,所以极易被利用和扩大,从而服务于某种目的,长期的家族生活的熏陶,也使日本人能够接受和适应社会生活的家族化。事实证明,日本近代以来,在所有的人群集中的、被日本人称作“场”的地方,如村、如企业、如学校、如国家,都是一个被扩大了的“家”。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国家伦理中的“君臣一家’夕和企业道德中 的“劳资一家”与“企业一家”。二家族传统与“君臣一家”

所谓“君臣一家”是近代日本统治者极力鼓吹的家族国家观的核心,它利用传统的“家”的原理,将国比拟为家,将君臣关系比拟为父子关系,是直到战败为止日本统治阶级控制民众的有力工具。明治维新后有两大事件为家族国家观的形成推波助澜,一个是“民法

典论争”,一个是《教育救语》的制定。所谓“民法典论争”是明治维新后就民法的颁布与实施,围绕着是维护封建的家族制

度,还是对其稍作改革,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间题,’在法学界展开的一场激烈的论

战。为了建立、健全近代法制,明治政府从1870年就开始了民法的编纂工作,经过各种周

折,直到1890年才正式公布(史称“明治旧民法”)。它参照了法国民法,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男女平等及削弱家长权的进步性,它一经公布,便引起轩然大波。以东京大学法学部教

授穗积八束为代表的“延期实施派”对这部民法最强烈的指责就是它具有个人主义、自由主 义倾向,破坏了日本家族制度的“固有的美风”。如他在《民法出则忠孝亡》一文中宣称, “我国乃祖先教之国,家制之乡,权力与法皆生于家”,指责民法“先排斥国教,继而破灭

家制”,“视三千年之家制为敝履”。¿穗积八束等人明确地将国体问题与家族问题联系在

一起,并提出“权力与法皆生于家”的理论,不容对作为天皇专制主义基础的传统家族制度

产生任何动摇。“民法典论争”最终是“延期实施派”取胜,实质则是作为明治政权主要支

柱的官僚、大地主、政商、藩阀的胜利,造成“明治旧民法”夭折,’代之以1898年开始实施 的维护和肯定封建家族制度的“明治民法”。“民法典论争”是家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充分暴

露和表演,通过这场论战,不仅奠定了传统家族制度在日本近代史中的法律地位,也奠定了 家族国家观的理论基础。

《教育救语》的制定,是家族国家观形成的标志。明治维新后不久,教育界在“文明

开化”口号下实行的欧化主义教育就受到了一些人的指责。1879年,天皇的侍讲、儒学者元

田永孚以‘怪旨”的名义,发表了《教学大旨》,批评学校教育“轻视仁义忠孝,徒洋风是

竞”,主张“自今以后,基祖宗之训典,专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À此后, 尽管国家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与干涉,并采取了将过去的在学校各门课程之末的修身课改列

为各门课程之首、编写解释儒家道德的《幼学纲要》,作为小学教育指导等措施,但是,元

田永孚倡导的以儒家道德教育为主的教育方针受到坚持文明开化的一些“开明派”的反对, 并引发了一场包括思想家、教育家参加的“德育论战”。明治维新以来的自由教育政策和尊

重实利、偏重智育的倾向并未即刻改变,因此也就出现了在小学学了六七年的学生,不知君

臣是指何人的情况。Á1890年初,一些地方官员上书首相山县有朋,指责那些“从美国回来 的学士”“主张极端的西洋派学说”,致使文部省的政策偏重于智育,其后果,“将紊乱社

会秩序,终将危及国家”, 要求大兴德育,增加伦理修身课的时间。于是,在山县有朋的

¿宫川透等:《近代思想论争》,青木书店1963年版,第77页.À唐泽富太郎:《教科书的历史》,第105页.Á石田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未来社1964年版,第32页.信夫洁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灭,7JI}} 一

界历史1993年第4期

亲自策划下,1890年10月,公布了明治天皇亲自签署的《教育效语》。《教育救语》将以“孝

父母”为首的浸透了儒家道德的十多条规范作为臣民应守的德目,将儒家道德与近代资本主

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混杂在一起,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的权威,’为持续多年的“德育论战” 划上了终 _ lf.符,是明治以后意识形态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如果说在“民法典论争”和《教育救语》公布之前,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道德教育政策

只是在学校中部分推行着的话,那么,自“民法典论争”与《教育救语》公布后,’这种儒家

道德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的根本方针,而且由学校推向全社会,成为日本国民精神生活的主

要内容。在甲午战争中,经过日本统治阶级的大力宣扬,忠君爱国由过去只是学校儿童的口

号,发展为“铭刻在人们心底”的巨大精神力量,全体国民作为“臣民”团结在作为“民之

父母”的天皇周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使得当时的统治者更加认识到家族国家观对

于长期生活在家族社会的日本人来说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因而,进一步加强了家族国家观

在教育、思想、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运用与推)b。如1904年,文部省首次编纂了国定修身教

科书,1911年又进一步修订,书中充满了忠孝一致、君臣一家、忠君爱国的家族国家伦理道

德的内容。尤其是在法西斯军国主义专制体制下,‘对家族国家观的宣传和鼓吹愈演愈烈,致

使日本国民陷入以“忠君爱国”为号召的战争狂热之中。

所谓家族国家观就是将政治权力与家族父子关系等同起来,实现了天皇(君主总家长)对国民(臣民、家庭成员)的统治的国家伦理观,它是在传统的家族制度基础上派生出来 的,因此,家族关系中必须遵循的一切伦理道德同样适用于国家关系中。首先,鼓吹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将国作为家的扩大。东京大学教授、哲学家井上哲次

郎在其所著《救语衍义》一书中赤裸裸地宣称:“国君之于臣民,犹如父母之于子孙,一即一

国为一家之扩充。” 既然,国是家的扩大,那么,天皇自然就成了总家长,所有日本国民则

是天皇的“赤子”和“臣民”,天皇与国民的关系“义为君臣,情为父子”,“一国之国君

指挥命令臣民,无异于一家之父母以慈心吩咐子孙。”。这种鼓吹的目的,就是要求国民象

侍奉父母那样去服从天皇的统治,使天皇专制主义统治得以顺利实现。官僚学者加藤弘之曾

夸耀这种君臣之间的父子式关系“非中国和欧洲之君民可比”,事实正是如此,这种将政治

权力与家族关系等量齐观的作法,不能不说是日本人的一大创造。其次是鼓吹忠孝伦理道德。由于人们将国与家等同起来,所以,忠孝一致也就成了人们 的道德准则。“一切为了家”的观念被引入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变成对夭皇的绝对服从。

“个人对家之观念的厚薄关系到人民对国之观念的厚薄,爱家之心能成爱国之心,孝亲之心

是爱国之心的基础。”À持孝行是人伦之最大义,那么忠君爱国则是“臣道之第一义”,子

敬父母的人的自然的感情被服务于维系君臣关系,因而极具蛊惑性。所谓忠君爱国就是要无

条件地、抛弃自我地绝对服从国家和天皇,直至奉献个人的生命。以“君臣一家”相标榜,以忠君爱国相号召的家族国家观在维护天皇统治和日本军国主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第298页.@¾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第164页.0明治43年固定修身教科书高等科,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第13页.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与日本人家的观念

______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义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使人们淡漠了阶级观念,安于统治和服从,并积极奉公—许多人都是自觉自愿地投入‘怪战”。他们不知天皇专制主义统治正将他们一步步推向灾难与毁灭,对天皇的迷信和崇拜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以至于在战后民主改革

时,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现“天皇是胜过二十个机械化师团的战斗力量”,并将其依然作

为“刺激国民忠诚和爱国行动的中心”而保留下来。¾“君臣一家”的观念造就了日本人愚

昧的忠诚,使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较为顺利地推行了对外侵略政策,其结局,不仅害了别

人,也害了自己,这是日本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大悲剧。三家族传统与“企业一家”

近代以来,与意识形态领域里推行以“君臣一家”为核心的家族国家观的同时,“企业

一家”、“劳资一家”也是在日本企业界盛行的口号。所不同的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的失败,宣告了家族国家观的彻底破产“君臣一家”,受到唾弃,而“企业一家”、“劳

资一家”则经过改头换面被保存下来,形成堪称“日本式经营”的现代经营管理方式的核 心。

日本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和剥削,并不亚于老牌资本

主义国家,工业化时代的工厂只不过是欧洲工业革命时代的那种黑暗的、地狱般的工厂的变

种。劳动条件苛刻,工人工资低,而且没有保障,造成工人不等契约期满就中途逃跑,因而

出现劳动力的高度流动性,曾作为德川时代商家经营灵魂的终身雇佣思想被彻底抛弃。同

时,急速的产业革命浪潮使得文化技术基础薄弱的后进国家日本自然而然的发生人才不足。

这些情况使得资本家频频哀叹,过去的工场主与职工间“亲睦协和恰如家族师徒关系渐渐消

失”,“雇者、被雇者的规律紊乱”。¾资本家不得不正视工人的频繁移动造成熟练工人严

重不足的现实,逐渐认识到留住一个有能力的工人,比让他们逃走并另雇一个人更为合算, 因而不得不改变策略,重新拾起已被抛弃的德川时代商行的家族主义经营思想,用家族式的

“温情主义”掩盖对工人赤裸裸的剥削。

从明治末年起,一些大企业就推出了家族主义的经营方针。纺织行业的大企业钟渊纺织

在当时的舆论对纺织业劳动条件恶劣的强烈指责下,学习美国和德国一些大企业的经验,率

先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劳务管理的措施。如建立乳儿保育所,设立职工卫生基金;建立注意箱

制(即由从业员就各种困难、问题向公司方面投书,然后由公司予以解答和处理),开办学

校,进行从业员的企业内教育;发行旨在勾通劳资双方感情的社内杂志,进而于1905年创设

了由公司和从业员共同出资、以救济从业员为目的的“钟纺共济组合”。钟纺的创始人武藤山

治将这套管理体系称作“大家族主义”,他认为“吾国家族制度与西洋不同的美点在于各人

按其能工作,皆基于温爱之情,其中充满尊敬与牺牲精神,即使如何思想过激者,在家族内

也不得抛弃温爱之情”,“把一家内每个人之间亲密关系推广于社会,任何人也感到满

¾井上清:《天皇制》,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页。

倔江保藏:《日本经营史中<家>的研究》,临川书店昭和59年版,第96页。76世界历史1993年第吐卿l 足”,@因此,他提倡将存在于家族间的温情实行于雇主与被雇者之间。钟纺的“大家族主

义”曾被作为日本式劳务管理的典型和样板,它同日本铁道院于明治末年提出的“国铁一

家”的口号一起流传下来,至今对日本企业经营有着重大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大家族主义”、“国铁一家”为代表的家族主义经营受到日

本企业界的广泛重视,原因是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使工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劳资纠纷不

断发生,还因为此时财阀企业已确立了垄断优势,随着大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

提高,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对工人队伍的稳定和熟练工人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企业对熟练

工人的激烈争夺中,资本家已经意识到除招雇徒工在企业内自己培养外,没有别的办法解决

人才来源间题,不得不把德川时代商家培养店员的“子饲” 制度运用到资本主义雇佣关系

中。许多企业都设立了旨在培养熟练工人的见习工制度,见习期满则雇为正式工人,这些

“子饲工人”逐渐成为职工队伍的主体。为了稳定现有职工队伍,也开始出现了定期提薪、发奖金、企业内福利的作法,从大正年间到昭和初年,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已经在大企

业中形成惯例。与此同时,随着国家观中“君臣一家”观念的日益膨胀,企业方面也加强了

对“劳资协调”的宣传,连当时的全国性工会友爱会在创立之初也推行“劳资协调”的方

针,主张“劳资宜相亲不宜相背”,“两者的关系如鱼水,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圆满发展事

业”。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大正年间的工人运动。

自1937年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全国各行业都被纳入战争体制,在工厂企业界里推行的

“产业报国运动”将“劳资协调”进一步发展为“劳资一家”。每个工厂都要成立“产业报

国会”,以厂长或社长为会长,资本家、职员、工人都是其会员,要求人们发扬事业一家、家族和睦的精神,尽职尽责,为国家和战争服务。在产业报国联盟纲领中宣称:“我等产业

人,确信产业是资本、经营、劳动三者的有机的结合体,事业者以至诚当经营指导之任,谋从

业员的福利,从业员忠实尽其职分,举劳资一体、事业一家之实,以期产业之健全发展。”国

在这里,资本家变成了“事业者”,资本家、职员、工人都成了“产业人”,成了没有身

分差别的“劳动者”,阶级的概念被彻底抹杀了。从表面上看,“劳资一家”与“劳资协

调”都是强调劳资双方的一致,而实际内容并不相同。“劳资协调”是承认劳资双方的对立

关系,’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达成双方的和解,而“劳资一体”从根本上否定劳资双方的对立

关系,强调资本、经营、劳动三者是个有机体,因而,不仅更受资本家的欢迎,而目更具蛊 惑性。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以后,作为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封建的家族制度被废

除,但是,在企业中以“劳资一家”、“劳资一体”相号召的家族主义经营却与日本人的传

统家族道德一样,并未因一纸法律而消声匿迹。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巧妙地运用日本人的

家族传统与家族道德,将战前日本人的“一切为了家”的观念和家族主义经营传统移植到现

间宏:《日本的经营》,日本经济新闻社昭和53年版,第91一92页.意即自己培养的人.德川时代商家的使用人一般都是在很小的年纪进入商家,按照丁稚(学徒)、手代(助理店

员)、番头(店头)、大番头(掌柜)的阶梯向上升进,终生为主家服务,称为’子饲”制度。

间宏:《日本劳务管理史研究》,御茶三水书房1978年版,第78页。

掘江保藏:《日本经营史中<家>的研究》,第6。页.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与日本人家的观念

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把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使劳资之间结成“命运

共同体”,人们将它称作“集团主义经营”或“公司主义经营”,被誉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

发展,在国际竞争中以优取胜的“秘诀”,日本人对此也颇引为骄傲。不论是战前的家族主义经营,还是战后的“集团主义经营”或“公司主义经营”,其共

同点都是将传统的家族制度原理和家族道德运用子企亚的经营管理。基于日本人的家族传统

和家族观念,企业也可成为以人伦关系组合的大家庭,最高经营者社长、厂长就是家长, 所有从业人员都是这个家庭的一员,在这个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和经营者与从业

员的工作关系掩盖了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关系。企业的经营管理也是家族主义的,具体说

来,在雇佣关系上,实行终身雇佣制,一旦被雇入某一企业,只要没有严重损害企业名誉, 只要不对如父亲般的经营者进行反抗,企业就不会轻易解雇工人,这样,不仅增加了职工的

安定感,也增强了对企业的忠诚心,同时,使企业有了稳定的职工队伍。在工资制度上,实

行“年功序列制”,如同在封建式家庭的兄弟姐妹中要严格遵守长幼之序,日本的企业不仅

在用人上实行明显的论资排辈,而且职工的工资也要根据在企业内的连续工作的工龄来决

定,这种工资制度是“属于终身雇佣制或叫做‘企业一家’的经营制度中最基本的体制”。@作

为家族道德中“孝”与“恩”的观念的延长,在日本的企业中除了要求职工的服从和忠诚, 也提倡企业的经营者讲究“恩情主义”,实行企业内福利制度,对职工的住宅、休假、婚

丧嫁娶、生老病死等各种家庭事务加以关心,乃至对职工家属、子女统统给予福利待遇, 这些都被视为经营者“恩情”的表现,使企业更带有家族色彩。在劳资关系方面,推行家族

主义意识形态,宣扬有了企业的繁荣才有从业员的幸福,要求大家在企业这个“命运共同

体”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企业经营者的反抗被视万最大的“恶德”。总之,“劳资一

家”的实质就是将雇佣关系和劳资关系家族化,变劳资双方的根本对立为协作。它最突出的

作用是赢得了工人与企业方面的通力各作,雇佣关系稳定,使企业很少面临欧美那种大规模

工人斗争造成的困境,能够建立并实现长期事业发展规划。也就是说,日本的企业从工人的

忠诚中获得了极大好处,毋宁说这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以“家”为核心的传统家族制度,不仅是战前日本人家族生活的准则夕也直

接左右着日本人的人伦关系、伦理道德、思维习惯和行动方式,“家”的观念是日本人意识

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君臣一家”、“劳资一家”这种日本特有的政治关系、经济生活、社

会生活家族化的情况正是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与家族道德基础上产生的。它虽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一也是导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日本民族几近

毁灭的重要的思想和社会根源。经过战后民主改革,“君臣一家”已不复存在,而“劳资一

家”仍然伴随着日本人的传统家族意识和家族道德存在于企业管理当中,并作为处理劳资关

系的根本指导思想至今发挥着令世人瞩目的影响。〔本文作者李卓,1954年生,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讲师〕

»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2页.

第二篇：家族制度与日本人的忠诚集团心

家族制度与日本人的忠诚集团心

汤晓黎

台州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 浙江临海 317000

摘要：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从其诞生之日起便对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起着深远的影响。它以“家”为核心，“家”的观念是日本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形成了忠诚集团心。“君臣一家”、“劳资一家”这种日本特有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生活家族化的情况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并对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家族制度；“家”的制度；忠诚集团心

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从其诞生之日起便对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起着深远的影响。在日本，实行的是“家的父家长制”，[1]血缘关系相对淡化，故很早就形成了超家族、超血缘的社会集团 这一传统为日本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组织资源和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心，使其社会成员具有强烈的一体化感觉，全国从上到下全体动员之快，确是天下无双的。

一、以“家”为核心的传统家族制度

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在幕府时代产生并不断巩固，在德川时代达到顶峰。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民法》的制定，把这种充满封建色彩的、原通行于武家社会达到家族制度推行于全体国民。这种家族制度的突出特征是“家”的制度。所谓家，是以家为中心，以家名为象征的家族经济共同体，是“依托于祖先之灵、纵式的、连续的观念式存在”[2]和“超越个人生命的、祖孙一体的永[3]远的生命体”。也就是说，这种“家”有着远远超出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的具体家庭的深刻内涵，它除了组成家的人员之外，还包括作为住居的房子、家产、维持家业的生产手段和埋葬祖先的墓地等等。不管家庭成员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观念上的“家”都保持其第一义的存在，一切为了“家”，“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便是人们的行动准则。

为了家族永续的目的，实行长子继承制，长子娶亲后与父母及祖父母共同生活，家庭的中轴是亲子关系。长子具有绝对的优先继承权，目的是保证长子的“子嗣”地位，财产也不致分散。次子以下子女结婚后要作为“分家”另立门户，秉属于长子的“本家”。分家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但与本家的经济联系非常密切，要对本家念忠诚和服从的义务，本家要扶助和保护分家。因此，在日本的家中，没有兄弟之间平等相处的横向关系，只有因维护家业需要而产生的本家与分家的纵向关系。这样，就构成了主干与分枝相互认同的总本家—分家—孙分家的同族团。另外，由于“家”是超家族、超血缘的社会集团，所以，在日本人的家族中，除血缘关系外，还包括非血缘关系的成员。长期忠实服务于本家的佣人亦可分得部分财产，获得分家的地位，属于同族的一员。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成分是非血缘的干亲子关系。

日本人有认干亲的习惯，例如出生时认“接生亲”、“奶亲”，举行成年礼时认“加冠亲”、“系带亲”、“改名亲”，加入“青年组”时认“宿亲”，入村落户时认担保人为干亲。一个人往往一生中都处于复数交叉的亲子关系之中。干亲是干子的社会生活后盾，从经济等各方面给予支持和照顾，而干子对干亲要尽为人子的一切社会义务。干亲子关系是亲子、主从关系的扩大和补充，是日本家族的一个特色。

自永久不灭的“家”的观念产生后，为了维护和发展家业，人们对继承人的选择非常严格，往往不惟长子，而是先要看继承人的才干，像1306年武士中原中道“守器量，以四郎秀赖为嫡子”[4]之类的例子在日本历史上屡见不鲜。若以无能不才的长子继承有可能危及家业的话，宁可废嫡而另择他人，甚至以无血缘关系的养子或女婿取而代之。在整个封建时代，将主从关系模拟为家族父子关系的作法成为日本的一种普遍的社会习惯，人的性格的棱角被磨光了，习惯于以服从为本份，这一点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历史的发展。在日本家族道德中，“孝”是核心。由于家长权是至高无上的，子女的孝就是报父母的恩，孝是以恩为前提的。日本的家族道德要求人们知恩、报恩，以尽孝作为回报，实际上是以更隐晦的办法强调家长权，让家庭成员心甘情愿地去服从家长的统治。父母与子女间的这种终生的恩与孝的关系使得

在“家”之内形成一种永久的恩义关系，即本家对分家有庇护之责任，有永久的恩情，分家对本家永远有报恩的义务。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是“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5]

总之，“家”是基于家族之上的超家族、超血缘的集团。在“家”制度下，家长就像是一场接力赛中的选手，他的任务是接过父祖手中的接力棒，再传给子孙，毫无疑问，作为“家”的象征和祖先神化身的家长权是至高无上的。在一切为了家的信念下，家长即使怎样行使家长权也不为过。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对于战前的日本人来说，家族制度可以与万邦无比的国体并列，作为日本的美德而夸耀于世界”。[6]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于这种制度是多么的引以为豪。

二、忠诚集团心及其两个表现

在日本，集团是家族的延伸，个人生活的集团化，一个人孕育、出生、成长、死亡的整个过程，始终被置于集团的规范之中，各种集团活动强化了人们的集团意识。马克思说：“抽象的人只是作为法人即社会团体、家庭等，才能把自己的人格提高到真正存在的水平。”日本人的“自我”是以社会群体的方式体现，而并非以个人或血缘家庭为主体。“日本人同美国人或一般西方人之间的最大差别，莫过于日本人那种非常强调集体、难免要使个人受到一些牺牲的倾向了。”[7]因此，日本民族是具有较强烈的团结心，集团观念较强的民族。在日本社会上，长期以来形成的伦理，“社会并不以个人为本体”。[8]而个人生活在各种集团之中，个人属于不同集团的一员，因而形成了日本人的集团习性即集团意识。“即使在现代社会之前，这类团体也是凌驾于家庭之上的，虽然有时用家庭的称呼来表达这些关系。”[9]如，称统治者为子民之“父”等等，把行帮老板称作老头子，随从称为下辈。如同在家庭内一样，各个集团的社会成员必须对所在的集团尽忠。

首先，日本民族的“忠诚集团心”，并不是什么小团体主义，它是同爱国心联系在一起的。在日本历史上，大唱爱国主义高调的是大有人在，尤其是在统治阶级的宣传中，总是把尊王忠君与爱国连在一起。日本家族道德中，“‘恩’在用之于第一位和最大的恩情，亦即‘皇恩’时，是在无限忠诚的意义上使用的。„„在整个日本历史上，一个人一生中的最大恩主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内的最高上级。”[10]在这种国家大家族是观念下，天皇与国民的关系便是本家与分家的关系及父子关系。“国君之于臣民，犹如父母之于子孙，即一国为一家之扩充，一国之国君指挥命令臣民，无异于一家之父母以慈心吩咐子孙。”[11]因此，就要求国民要像奉戴父母那样服从天皇的统治。家族道德中的“孝”的扩大，便成为国家道德中的“忠”。“个人对家之观念的厚薄关系到人民对国之观念的厚薄，爱家之心能成为爱国之心的基础。”[12]这种忠君爱国的思想观念，就是完全抛弃个人利益，抛弃私欲，无条件地绝对地服从天皇和国家，正如当时有识之士讥讽的那样，“什么都是，蚊子也是为了国家，一是国家，二是国家，三、四都是为了国家。”[13]这种家族国家观，实质上是维护天皇制的统治和推行对外侵略的思想武器，目的是愚弄民众，使其安于统治，绝对服从。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这种剥夺自我、抹杀人性的家族国家观别作为舆论工具，酿成狭隘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无数无知愚昧、野蛮疯狂的法西斯军人。他们只知尽忠于天皇，一切为了圣战。许多人都是抱着“为君而死，此乃报恩于万一”的信念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丧命战场的。日本法西斯创造并推行的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肉弹战术”和“特攻战术”，曾被日本法西斯军人引以为豪，特攻队员活着回来就被视为不忠，多少人为了“尽忠”而成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炮灰。而在同时，法西斯妇女团体“大日本妇人会”动员了全国2000万妇女及其家庭参加“大政翼赞”运动，支持战争，承担后方生产的重担，连结婚、生育都被赋予“报国”的使命。对于无论怎样喜欢疼爱的孩子，一旦应征，都感到无比的荣耀，高高兴兴地把他送上战场，“在感谢的同时痛感日本的家庭的重大使命和责任”。[14]

家族制度观是将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功能运用于国家政治，宣扬“所谓日本是家族国家，并非把家集中起来形成国家，而是国就是家，各个家族作为国之本而存在”，[15]天皇与臣民的关系是“义为君臣，情为父子”，要求日本国民忠君爱国。以至于在战后民主改革时，麦克阿瑟发现“天皇是胜过二十个机械化师团的战斗力量”，并将其依然作为“刺激国民忠诚和爱国行动的中心”[16]而保留下来。

其次，“忠诚集团心”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日本已成为高度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但就“日本人的十分之八是在农村长大的”[17]和近代前期数百年封建武士阶级的统治来看，传统的群体观念对现代日本人的价值意识、伦理道德和行为模式仍然具有重大影响。事实上，“在日本，不论是对公司还是对工人来说，雇佣就像结婚一样，是一种终身承担的义务，”“公司是家族式的，在雇员中间，在雇员与经理人员之间，流行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具有血缘关系的团结感情”。雇员要对企业忠诚，“当一个雇员在没有获得雇主完全同意的情况下离开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去，便将看作是‘在不和睦的背景下’离开公司的人，会被打上‘叛徒’的烙印”[18]。企业对于成员来说是荣誉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汇聚着成员的义务、责任、忠诚，决定着成员的一切。“这种工人同其工作团体的一致性，对日本企业和经济的经营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巧妙地运用日本人的家族传统与家族道德，将战前日本人的“一切为了家”的观念和家族主义经营传统移植到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把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使劳资之间结成“命运共同体”，人们将它称作“集团主义经营”或“公司主义经营”，被誉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在国际竞争中以优取胜的“秘诀”。

这种经营方式，是将传统的家族制度原理和家族道德运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也可以成为以人伦关系组合的大家庭，最高经营者社长、厂长就是家长，所有从业人员都是这个家庭的一员。在雇佣关系上，实行终身雇佣制，一旦被雇入某一企业，只要没有严重损害企业名誉，只要不对如父亲般的经营者进行反抗，企业就不会轻易解雇工人。这样，不仅增加了职工的安定感，也增加了对企业的忠诚心，同时，使企业有了稳定的职工队伍。作为家族道德中“孝”与“恩”的观念的延长，在日本的企业中除了要求职工服从和忠诚，也提倡企业的经营者讲究“恩情主义”。“‘爱’这个词在日文中特指上级对下属的爱，在日语中，它的意思不仅是庇护，而是一种亲爱之情”。[20]实行企业内福利制度，对职工的住宅、休假、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各种家庭事务加以关心，乃至对职工家属、子女统统给予福利待遇，这些都被视为经营者“恩情”的表现，使企业更带有家族色彩。在劳资关系方面，推行家族主义意识形态，宣扬有了企业的繁荣才有从业员的幸福，要求大家在企业这个“命运共同体”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种经营方式的实质就是将雇佣关系和劳资关系家族化，变劳资双方的根本对立为协作。它赢

得了工人与企业方面的通力合作，雇佣关系稳定，使企业很少面临欧美那种大规模工人斗争造成的困境，能够建立并实现长期事业发展规划。

综上所述，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是以“家”为核心的，“家”的观念是日本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尽孝、报恩思想深入人心，于是形成了忠诚集团心。“君臣一家”的家族国家观、“劳资一家”的集团主义经营方式这些日本特有的政治关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族化的情况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曾经的忠君爱国已经随着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而灰飞烟灭，而如今，“企业一家”仍伴随着日本人的传统家族意识和家族道德存在于企业管理当中，并作为处理劳资关系的根本指导思想至今发挥着令人瞩目的影响。

注：

[1]川岛武宜：《作为意识形态的家族制度》，岩波书店1957年版，第40页 [2]福岛正夫：《日本资本主义与〈家〉制度》，东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6页 [3]福尾猛市郎：《日本家族制度史概说》，吉川弘文馆昭和52年版，第1页 [4]羽下德彦：《总领制》，至文堂昭和41年版，第69页 [5][10][20]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8、70、72页 [6]福武直：《现代日本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页 [7][9][19]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34、138、139页 [8]史太因：《日本工业和对外贸易》，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八年版，第55页 [11]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未来社1964年版，第164页

[12][13]明治43年（1910）国定修身教科书高等学科，前引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第13、10页

[14]羽仁本子：《今日日本家庭的最高使命》，《妇人之友》1943年10月号 [15]《家族制度》，《日本妇人问题资料集成》，家庭出版社昭和51年版，第5卷第174页 [16]井上清：《天皇制》，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页 [17]福武直：《日本社会的构造》，东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18]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第168页，第158页

注：此文发表在2006年第7期《中国科学学报》

第三篇：名古屋与日本文化

名古屋与日本文化

提起日本的传统文化，人们总会联想起樱花与武士道，似乎这两样事物，已经定格为东瀛的象征。还记得几年前，好莱坞拍摄过一部名为《最后的武士》的电影，汤姆·克鲁斯在里面扮演一位被武士精神感染的美国军官，那部电影里的唯美画面让人印象深刻。在名古屋，我近距离了解了日本的武士文化。

从战国时代开始，名古屋就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区。日本历史上最杰出的三位武士都是在这里称雄的，他们就是名满天下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战国时代的日本兵荒马乱、诸侯争雄，武士文化也在这种氛围中逐渐成形。在那时，人们对武士精神的判断，还是以个人实力为最根本的准则，武士阶层也习惯于以下克上，反叛领主，他们信仰一种强者哲学。

为了达到对武士的控制，丰臣秀吉首先通过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武士跟农民的分离，并使前者成为贵族，逐渐将这个阶层转化为国家的基石。后来，当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后，他进一步完成了对武士道的改造。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幕府的利益，德川家为武者制定了不少新的哲学。例如，从日本的神道教中，武士学到了要忠于主君，尊敬祖先；从佛教的禅宗中，他们领悟到了平静、沉着与不畏死亡的哲学；随后，儒家的伦常秩序也被引入到武士气质的内核之中，至此，武士道被改造为一种视死如归的效忠精神。

作为枭雄的崛起之处，名古屋可以被视为武士精神的发源地，而在其城区内，也确实有不少景点与日本的尚武文化有关。其中，最为著名的要算热田神宫，在整个日本的宗教系统中，这里也享有极高的地位。在日本的典故与传说中，天照大神曾经赐给天皇家族三件神器，作为皇权的象征，而这三件神器之一的“草雉剑”，就被供奉于热田神宫之内。根据《日本书纪》记载，这把神剑是从八歧大蛇（传说中的怪物）的体内取出的，它意味着“征服”和“勇气”，但也有人将其理解为“武力”的象征。

如此重要的宝物，普通游客是不能参观的。不过在热田神宫的博物馆里，收藏有很多名刀可供参观，在名古屋市内的德川美术馆中，也供奉着不少日本古代名剑。

每年的10月上旬，名古屋市会举行以“乡土豪杰”为主题的狂欢节。在这里，游客们可以欣赏到各种传统的武士道表演。名古屋市周边的伊贺地区，是日本忍者的主要发祥地。每年此时，会有不少忍者爱好者专程来名古屋表演忍术。他们的表演虽以娱乐为主题，但也确实流露出不少杀气。在狂欢节的游行中，最为精彩的环节是对战国时那些著名战役的重现。演员们会通过表演，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称霸过程展现出来，通过半个小时的细致勾画，历史的脉络逐渐在观众眼前展开。

这就是日本的武士文化，直到今天，日本人仍然心怀着对它的崇敬。在历史上，武士道精神曾经犯下过屠戮的罪行，但是在其基本的要义中，还是能发现“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美好的词。在日本，评价武士成功与否，并不在于他们是否忠君爱国，而是看他们能否忠诚于上述这些作为武者的守则。也正因如此，对那些在明治维新中反对天皇的武士，后来的日本人也经常给予他们极高的评价。

第四篇：日本特有的传统职业

在日本，有许多诞生于本国文化的特色职业，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发展，有些被传承至今，有的则早已失传。这些工种都有两个特点：重视传统和成规，经历艰苦的修炼方能独当一面。舞妓，艺妓

艺伎指的是一种从事表演工作的女性，她们主要在宴席中表演唱歌、跳舞和弹“三味线”等技艺，以此助兴。舞伎则是在经过5年的学习后便可正式成为艺伎。日本艺妓产生于17世纪的东京和大阪。最初的艺伎全部是男性。18世纪中叶，艺伎职业渐渐被女性取代，一直沿袭至今。艺伎并非妓女。除为客人服侍餐饮外，很大一部分是在宴席上以舞蹈、乐曲、乐器等表演助兴。在过去，艺伎是一个终身职业，必须女承母业。艺伎业是表演艺。行业规定，艺伎在从业期内不得结婚，否则，必须先引退，以保持艺伎“纯洁”的形象。她们有着独特的着装，从服饰到头饰等，有着严格的规定。虽然收入不菲，但艺伎一般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她们之间形成一个小圈子，一般人很难窥探她们的生活。随着时代的变迁，由于艺伎训练严格，生活辛苦，再加上是以取悦男性为主的服务业，所以这一行业已经成为一种夕阳产业。随历史的发展，只有日本的艺伎一直延续到现代，而且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载体，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艺伎虽衰犹存，虽也努力进行改革，但风光不再，消亡也只是时间问题。对于艺伎的衰与兴、保与弃还存在针锋相对的斗争。

宫大工

指亲手建造寺院、神社、神轿等日本古代木制建筑的木匠。他们使用的建筑材料多为大件的高价木材，除了新建工程，还负责珍贵文物的拆卸和维护，责任重大。日本的修建宫殿的木匠起源于飞鸟时代。以前只是对僧侣自身寺院的进行建筑和修理，之后修建宫殿的木匠工作的情况较多。日本传统的建造物，从很早以前就符合日本本土习惯。日本是地震大国。因此，日本的建造物也必须能承受地震的摇晃。以前的修建宫殿的木匠，几乎不使用钉子建筑。这是因为木内钉撞击比木相结合的方式，少了耐震性。另外，在石头建造物的基础上，竖起柱子。这样做是即使受到地震的摇晃也能防止建筑物的倒塌。另外也防止木材吸入地面的潮气而腐烂。这集结了先人的智慧和努力，极大地发展了木造建筑的技术。现在科技的进步也使得工作效率提高不少。但是由于人工智慧少了，人们认为现在的宫廷木匠的技术的也逐渐退化。

左官泥瓦匠

从事建筑物抹墙工作的工匠。主要工作内容有涂抹土和水泥等材料、砂壁和灰泥壁面的润饰等最后表面加工。奈良时代的官员宫中的修理墙壁的人粉刷了现在的泥瓦匠的语源据说。他们担负着建筑物的耐久性和居住舒适性的重要使命。当然还要给予美丽的装饰。抹灰工程的材料的土，即使在相同的地方采摘的土也因时期不同，颜色和成分也不同，所以泥瓦匠手艺人如何均匀等质量的土也是重要的工作。因此相关土的丰富知识也是有必要的。江户时代漆喰墙的开发，建筑物的耐火性得到了飞跃性地提高，并且设计性也得到完美体现。此后漆喰雕刻的浮雕状的装饰施工也被加进去了。在这一点上，泥瓦匠技术的艺术性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日本传统的建筑物中泥瓦匠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但是近年来墙壁水泥板的使用和熟练的泥瓦匠手艺人正在减少的事实等，导致灰泥工程质量趋向于下降。

表具师

即是裱糊匠，就是制作挂轴、匾额、隔扇和屏风的工匠。登场于平安时代。这种职业随着佛教的传入一同进入日本，与佛教有着深厚的渊源。主要是对佛教中使用的经本卷轴，或佛堂礼拜描绘的佛像画等的制作，并在自古就寺院神社众多的京都地区得到发展。之后，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为止，日本独自的室内风格的“壁龛”文化完成，壁龛装饰作为装饰品挂轴传开了。这和同时期屏风和隔扇拉门作为很受推崇的东西。明治以后，由于日本画的发展，裱糊匠的工作在美术拉门和美术屏风等方面的工作范围也扩大了。裱糊匠的工作是把好几张日本纸用糨糊粘贴在一起，反复加湿和干燥来修复东西。这项工作涉及多方面。每个步骤都需

要足够的经验和熟练的手艺。处理宝贵的美术品事也有，所以细心是必要的，当然美术相关的知识和材料，形式，配色的设计时的感觉也是不可缺少的。裱糊匠的工作，自古以来，在日本人的生活文化扎根很深，到今天也被很好的继承。尤其是京裱的技术很高，这也是日本人自豪的一点。

花火师

就是从事烟火的制造和发射，并负责烟火大会的准备、运营等工作的工匠。他们在冬天进行烟火制造的踏实作业，为夏日绚烂的烟火大会做好准备。这些工匠是为夏季夜空增光添彩的烟火大会的幕后功臣。花火师在日本是很受尊重的职业。工作危险系数高，招聘少，一般都根据烟花制造公司的需要来进行。比如每年的花火大会会需要大量的发射工作者和有经验的花火师。关于花火师的年龄，也会根据烟花制造公司规定的情况不同而不同，但越高年龄越难成为花火师。为了成为花火师必须具备的资格是没有的，但是相关的知识资格还是要有的，比如火药类办理保安责任；烟火消费保安手册；发射资格等。花火师作为能够10年独当一面是必要的，所以被认为是难度高的职业。花火师的年收入是由所属公司规定的。1000万日元以上的高收入的焰火师也存在着。日本的烟花技术在世界上也很出色，五颜六色，从哪儿看都是日本独特的东西。这也是焰火师们长年的努力和重复钻研的结果。漫画《bleach》里的志波空鹤是流魂街上首屈一指的花火师。

忍者

日本忍者是自江户时代开始出现的一种特殊职业身份。忍者们接受忍术的训练，通过特殊的超越人体极能锻炼，有男女忍者，主要从事间谍活动。像日本武士的武士道一样，忍者也遵循一套自己引以为荣的专门规范忍术。这种人需要运用忍术，潜入敌方阵地，进行密探、干扰等间谍活动。其中，主要活跃于战国时代的伊贺、甲贺的忍者组织尤为著名。按照阶级，忍者又分上、中、下忍三种。忍术分为阴忍和阳忍。忍者盛行于日本战国时代，效力于大名及封建贵族，执行刺杀等秘密任务。直到德川幕府将其纳入正式编制后，进入最兴盛的年代。忍者经常穿着黑色和深蓝、深紫色的服饰，因为容易隐匿于星夜之中等等。忍者的特殊能力也常常被夸张，如隐形、变成动物。忍者除了使用短型武士刀外还有几种特殊武器对抗敌人，最出名的应该是苦无手里剑、卍”字型手里剑和锁镰。日本动漫中有著名的有《火影忍者》。侍

即是武士。武士的雏形是在日本平安时代律令制下产生的武官，最初是日本桓武天皇为了巩固政权而设立的。日本武士理论上必须是文武双全的人，除了要擅长剑道、马术、射箭等武艺，也须读书、习汉文、练书法、做文章；尤其兵法、韬略更是所须精通。品行、操守、勇气也都是被评鉴的范围，武士的道德被称为武士道。武士小学年纪就需现场参观死刑的执行，甚至上战场作战，日本战国时代，失去君主的武士会变成浪人。直到明治维新，武士都是统治日本社会的支配力量，这种情况在明治维新后改变。日本历史上，只有武士才能佩长刀，一般平民是无权使用的。武士佩刀一长一短。武士以自己的刀为荣耀，碰撞武士的刀鞘，会被视为不礼貌。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行走都是靠左边。剖腹是作为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用来证明自己的忠心。在20世纪，宫本武藏成为世界家喻户晓的日本武士代表人物；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为诠释日本武士电影最佳代表人。

第五篇：探秘日本皇室传统婚礼.

探秘日本皇室传统婚礼

日本皇室的婚礼至今保留了1000多年前平安时代的仪式，从订婚到结婚的仪式有十多种。图为昭和夫妇。

首先是“纳彩之仪”，也就是男方给女方送彩礼的仪式。图为平成夫妇。

日本传统彩礼很简单，规矩却不少。纪宫公主行“纳彩之仪”时，黑田家就派出了黑田庆树的堂兄黑田直志带了两尾新鲜鲷鱼、三瓶清酒、两匹绢布，到皇宫向宫内厅长官表达了入宫缔结婚约的意思。图为德仁夫妇。

“告期之仪”，是由男家向女家传达结婚正式日期的仪式。图为文仁夫妇。

日本一般都选在“大安”这一天，寓意万事大吉。纪宫公主举行“告期之仪”时，黑田家的“使者”在皇宫的“桂之间”拜见宫内厅长官羽毛田信吾，向他转达了结婚仪式在11月15日举行。接着，羽毛田来到天皇、皇后陛下和纪宫公主等候的“凤凰之间”，向他们传达黑田家的意思。图为文仁夫妇。

结婚的仪式就更复杂了，通常几天才能完成。首先是“结婚奉告之仪”，新郎和新娘向先祖和神灵报告婚事。随后的“朝见之仪”是拜见天皇、皇后，报告婚事。图为宽仁夫妇。

“结婚之仪”是通常所指的大典，夫妇进行礼拜，新郎宣读誓词，夫妇喝神酒，宣告婚姻的成立。此后，还举行夫妇喝交杯酒的“供膳之仪”。纪宫公主的结婚仪式选在日本帝国饭店举行。

按规定，天皇和皇后不参加子女的结婚仪式，但因为纪宫公主是独生女，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要“破例”参加。

有趣的是“三夜饼之仪”，在四只银盘中分别放入与新娘年龄相等的糕饼，由新郎、新娘品尝，余下的放入紫檀木宝盒内，在新房放置三天三夜，到第四天，选一吉利地点掩埋，以期多子多福。一般在一星期后，宫中还举行宴会庆祝大婚，称为“宫中飨宴之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