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护佑改革者涉过
护佑改革者涉过“险滩”
宽容改革失败者，不但是对改革创新者的激励，免其后顾之忧，也是从法治的角度治庸治懒，让为官平庸者警
最近，上海一份即将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引起舆论关注。这份《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草案）》引人注目的有两条，一是上海拟设立改革创新奖，针对改革创新有突出贡献的当地各级政府、企业、团体及个人；二是对按程序决策、实施改革创新，而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且未牟取私利的改革创新失败者，拟实行责任豁免。
肩负着中央“四个率先”重任的上海，在“率先推进改革开放”中，以改革的思维从法治角度推进改革，这一被舆论普遍解读为“干部创新失败有望„免责‟”的立法思路，让人感叹。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和国家就有危险。问题在于，人人深知，改革创新是要从一些局部、一些领域、一些地方突破的，改革成果点滴汇聚，方能蔚为大观。但是，对先行者来说，风险确实很大。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创新都能成功，特别是当改革触动到深层的体制机制之弊，触动到既得利益阶层、部门或人群的“蛋糕”，改革者面对重重阻力甚至风险几乎是必然的。那么，这个“风险”由谁来承担？
是的，改革者必须具有牺牲精神和社会担当。当年，安徽凤阳最早尝试“包产到户”的18位小岗村农民，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按下触目惊心的红手印，方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改革“不要怕冒一点风险”，1991年他视察上海时，就特别强调“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改革者所要面对的，是“硬骨头”、是“险滩”，所要突破的，是固化的利益藩篱。这也正是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的深意。
现在，上海的尝试本身就具有改革创新的色彩。它让我们意识到，或许可以从法律层面，护佑改革者不惧风险，给敢为人先的组织和个人减少一些为失败担责的心理负担。而允许试错、宽容失败，或将在某种程度上，规避改革者可能遭遇的悲剧性命运。类似举措，有助于化解目前改革创新工作中存在的思想顾虑、制度障碍、机制缺陷和利益藩篱等突出问题，有助于化解改革创新动力不足、改革创新政策“碎片化”等倾向。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35年，从曾经的“闯红灯”、“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一些地方开始用法治思维规范和保护改革创新，把改革创新纳入法律的框架，这表明我们的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也在逐步建立和成熟的过程之中。让改革失败者“免责”，不但是对改革创新者的激励，免其后顾之忧，也是从法治的角度治庸治懒，让为官平庸者警醒。
改革的时机稍纵即逝，如何消除“改革疲劳症”，如何打消改革者的后顾之忧，如何增强改革者的创新勇气，是当前各地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发达地区来说，尤其责重。不仅原地踏步可能意味着失败，而且在全国改革大局中，更要肩负“率先推进”使命。从这一点看，上海对改革本身的“改革”具有示范效应。当然，如何厘清“改革失败”与“失职渎职”造成的损失，还需要在法律法规的层面更加细化，更加完善。
地方政府改革
11月1日据报道，在召开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央政府改革是政府改革这篇大文章的上篇，地方政府改革是下篇，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要重点抓好“接、放、管”，地方机构改革要着力搞好“控、调、改”。六字直指地方政府改革关键所在，为接下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本届政府开门做的第一件大事。如果说前一阶段展开的中央政府改革是这项工作的上篇，那么地方政府改革就是下篇。其一，基层政府是否能转变政府职能是衡量标准。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直接联系人民群众和企业社团，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最后一公里”。政府职能转变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职能转变是否到位。无论是要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审批多、收费多、罚款多等突出问题，还是要回应群众热切期待的优质公共服务、良好发展环境、社会公平正义等迫切要求，离不开中央政府运筹帷幄、率先垂范，但最终要落实到地方政府与人民群众、企业社团的日常联系和服务上来。
其二，政府在放权的同时要加强监管。地方政府直接面对千千万万市场经营者，在减少事前审批的同时必须跟上事中、事后监管，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地方政府的职能，应当从招商引资、干预企业生产经营中退出，转向保证食品安全、打击假冒伪劣、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
其三，转变政府职能要上下合力。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触及利益深、涉及面广，难度很大，关键是要上下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中央政府简政放权，取消、下放部分审批权，地方政府该接住的权要接住、用好，该下放和取消的权不能截留，应当有全局观不能打小算盘，特别是要防止出现只保留用起来简单、含金量高的权力，把复杂、承担重大责任的权力一放了之的错误倾向。
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需求，是职能转变义不容辞的责任。看病、上学、就业、养老这些基本公共服务职能更多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具体向群众兑现。当前群众在这些领域的要求越来越高，矛盾和问题也非常突出。在中央政府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应当把更多精力集中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真正把社会公平正义的底“托住”。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基础是理顺行政管理体制，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突破口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要进一步合理界定和调整政府职能，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坚决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要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清理、取消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作用的审批事项。
坚持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为。执政之要在于为民，行政之要在于依法。坚持依法行政，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要求，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各级政府机关都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善于依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和其他行政事务。要以强化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重点，加强行政立法，提高行政立法水平。要改善行政执法，促进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要继
续坚持各种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确保公共行政权力的公正、有效运行。要强化政府机关问责制，树立责任政府形象，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把生产投资型财政转变为公共服务型财政，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根本基础。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公益性、基础性领域的投入。建立严格、高效的财政支出管理体系，建立政府统一预算，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合理界定政府投资主体和投资领域。规范政府收支管理。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政府资助体制，提高政府资助的公开性、公正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机制。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进行政质量，是加强政府行政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目标。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使其成为各级行政机关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贯穿行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要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改善政府管理结构和方式，重塑政府业务流程，构建适应信息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组织形态。要建立高效政务服务体系，继续完善各级政府及部门的“政务大厅”，推行“一站式服务”，在基层建立“政务超市”。要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更加重视行政规划、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探索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新途径。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让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第二篇：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改革者
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改革者？
2014年1月5日 23526人参与192条评论 分享到：
2014年，改革进入攻坚之年，凤凰财经继续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与方向。
时至今日，有关政府与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仍有待明确，推动改革的动力有待发掘，在新年到来之初，我们特意准备了一份思想盛宴——“市场8问”，以观点PK的形式，来汇聚各大经济学者的顶级改革观点。
我们期待以这8问的形式，呈现权威经济学家的独立思考与思想碰撞，以飨观众，探明改革的前进之路。
改革已成最强之音，许成钢在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表示，改革的动力来自于民众，同时，上层应该放开束缚，让下面的动力得到发挥。华生称改革者都是既得利益者，只有既得利益者才会推动改革，因为大家都有既得利益，所以才会助力改革，不会推倒重来。吴敬琏认为，在改革的过程中，要打破旧的利益格局，没有权威还不行，政府应该在强化法治的基础上树立权威的政府。
吴敬琏：打破旧的利益格局 没有权威真还不行
吴敬琏（经济学家、国研中心研究员）：改革没有权威是不行的，就像俄罗斯那样，我认识他们的体改委主任，他对我说，他们制定了很多不同的计划，结果都是白说了，根本出不了克里姆林宫的门。要打破旧的利益格局，没有权威真还不行。但是强化权威这件事，跟政治改革的目标又是不同的。把什么事都集中在党中央，跟小平同志政治改革的第一关就有矛盾的，小平同志政治改革的第一条就是党政分开。改革措施要执行下去，确实需要很大的权威，强化权威又与政治改革目标相矛盾。我是有一个想法，就是在强化法治的基础上树立权威的政府。
一定要强化法治。政治改革当然还包含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民主选举等，但是当前民主选举这个目标太高了，法治一定要同时加强，否则的话要出事。
科尔奈：既得利益集团是否欢迎改革 要看具体情况
科尔奈（社会主义经济学大师级人物）：既得利益者，他得到了哪些利益？投资、或者说资金流动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你用你所有的投资、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资金来取悦市场。如果你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人，那么你应该会倾向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行动。
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官僚体制内的人，像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的官员。如果他们和市场有关联，比如他们的亲戚或者朋友在市场中存在着利益关系，而他们又和这些朋友保持着联系，那么寻求市场的发展就成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然而，还有另一种既得利益，就是成为上级后所能得到的利益，在军队中成为一个好士兵能得到的利益，他们不需要取悦其他人，也不需要取悦顾客，取悦商业团体或者国内外的顾客，他们只需要在政治领域或者政府领域内取悦他们的上级。当然，在他们所处的位子上，他们是不会对市场的盲目性抱有任何同情心的，而这一种既得利益者就会对改革造成阻力。
张维迎：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 那这个改革就没希望了
张维迎（著名经济学家）：我们要实行的变革的阻力在哪？大家普遍认为是既得利益的阻挠，但是我这两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看历史上好多伟大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变成改革者，那这个改革就没希望了。
马克思本人不是无产阶级，马克思岳父是大贵族，他的小舅子当部长，马克思过的生活也不是无产阶级，他在英国生活，那时候英国最高收入的10%的人，平均的年收入是72英镑，但是马克思一年的生活费是400多英镑。那恩格斯呢？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家。这个例子说明，说好多事情都不是利益决定的，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我们有理念，我们的观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既得利益者能不能变成改革者？我觉得有三种可能，一个就是观念、理念的转变，第二个方面就是，既得利益之间本身的博弈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那还有一种非常重要，就是统治阶级是不是意识到变的必要，或者有没有这种危机感。我特别喜欢举的一个比喻就是华盛顿的故事，华盛顿1799年去世的时候，他的遗嘱要求等他太太去世后，就把他277个奴隶都解放了，但是他太太在他去世一年之后就把这些奴隶都解放了，有人问她为了这么着急把他们都解放了？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种盼我死的人当中。华盛顿为什么要废除奴隶？是因为理念，华盛顿太太为什么要废除奴隶？她有一种危机感，因为她不废除的话这些人可能会害她。
茅于轼：既得利益者能拖一天算一天
凤凰财经提问：有学者认为，既得利益并不一定完全是改革的阻碍，相反，既得利益者也可能成为改革的推动者。您认为既得利益者能成为改革的推动者吗？
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回答：道理上讲是这样，但实际上是很难的。他要认识到，“我不改我自己要完蛋”，那就愿意改了。就算看到这一点，也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因为利益太大了，一改就没好处了，所以尽量往后拖。
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谁来约束政府。老百姓不能约束政府，我觉得还是权力的问题，权力要关在笼子里，管的范围不再扩大。政府该干预的没干预，不该干预的干预很多。比如说环境保护，市场管不了，必须是政府管，但是政府这方面又很弱。
许成钢：改革的动力来自民众 上层应放开束缚
许成钢（著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改革的动力必须是民众，古今中外任何能推得动的改革都一样，没有例外，想用某几个人代替民众进行改革，是做不成的，哪怕再好的想法也做不成。以戊戌变法为例，当时推动变法的人有相当好的想法，但仅靠他们几个人来推动是推不动，完不成的。改革的动力一定是民众。
中国过去30几年的改革有一些部分获得很大成就，我们可以看看这些获得成就的改革是怎么做的，100%最重要的，从基本上推动了制度改革的成就，都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最终，中央的认可决定了全国范围的推动，比如土地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上层的作用仍然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中国现有的制度，自上而下的严重束缚了改革的力量，需要上层放开束缚。上层如果能够放开束缚，下面的动力才能发挥出来，这就是上层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不放开束缚，下边的动力是不会产生出来的；如果上层误以为是改革是由他们设计出来的，让下边做，结果一定搞糟。如果上层真的想要改革，能做的，也必须做的，就是放开束缚。为此，上层需要认真改革把自己的权力束缚起来，束缚到制度的笼子里面。
华生：只有既得利益者才会推动改革
华生（经济学博士，燕京华侨大学校长）：改革者都是既得利益者，只有既得利益者才会推动改革，要不然就是搞革命了。因为大家都有既得利益，所以才会助力改革，不会推倒重来。我们讲既得利益的时候，经常是设想别人有既得利益而自己没有，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既得利益。谁没有既得利益？大城市人说，农民不能进来，农民孩子不能进我们的学校，他们不是既得利益者？
你认为只有国企领导有既得利益，他们不愿意改革？说不定国企领导最想改革。你想，当一个国企的领导，拿几十万的年薪，捞点小利益，也是风险很大的，来一张纸说位置抹掉就抹掉了。前些年MBO，我们看看联想也好，TCL也好，改制以后，原来的高管不是老板的少说也是亿万富豪。他们是愿意当国企领导者还是愿意当亿万富豪？
所以不要想当然。第一，不要认为别人有既得利益，你自己没有，每个人数数都有不同的既得利益。另外，你认为他最不想改革，他既得利益最大，你再换个角度一看，可能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的既得利益很大但是在现行体制下不牢靠，他比你还想改。最后可能问题又绕回来了，可能是我们老百姓不愿让他们改。
张文魁：可能有既得利益者推动改革 但我更强调公民力量
张文魁（国研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从历史上来看，既得利益集团整体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改革的力量，但是在既得利益集团内部，某些有忧患意识、有大局意识、有改革意识的精英分子是有可能来启动改革或者推动改革的。所以我并不指望既得利益集团整体会成为改革的力量，我只是希望在既得利益集团内部，有一些精英分子能推动改革或同情改革。但是我觉得整个改变其实也不能寄托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精英分子身上，我还是强调公民力量。这个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公民力量太重要了，包括你我都是公民力量，这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学者也是公民力量，媒体也是公民力量。公民自己的事要自己关心，公民力量才是一种内生力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随着时间的推移，10年之前，20年之后那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个社会有公民力量的活跃和发展，我觉得是有希望的。
冒天启：马克思就是既得利益者 既得利益才能推动改革
冒天启（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既得利益者主要是有思想，思想的力量一旦武装了他自己，他本身也可以成为改革的推动者。特别像权力场上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实际上是一种被组织部门认定的利益，既然组织可以认定他为既得利益者，那么他的利益也可以被组织部门切断，所以思想的力量非常好。
思想的力量要起作用，既得利益者才能成为改革的推动者。马克思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本身就是大资本家。我们讨论思想的力量，我觉得既得利益集团分布在各个方面，从决策层的既得利益讲，一旦他认识到了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他就有了思想的力量。（编辑：王梁）
第三篇：2018年,向改革和改革者致敬!
2018年，向改革和改革者致敬！
综合整理自：人民日报，光远看经济和刘胜军微财经我们可以对2018年从不同的维度赋予很多的意义，但其最大的意义，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前，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担当，杀开一条血路，开启了中国改革进程。改革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今天，全球经济重心再次回到亚洲，亚洲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区域，根本原因，是因为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推动的改革让中国崛起，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中国有很多人总是想当然的认为，中国能有今天的发展，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认为别人过去40年也都在发展，甚至认为中国的发展并不是最好的。将中国的发展看成想当然，这是极其危险的。过去40年，放眼国际，大国兴衰，起起伏伏，并非所有国家都一帆风顺，动荡者大有人在，战乱之国也不在少数，至于经济政治停滞不前者，更是比比皆是。中国的改革，也绝非像春夏秋冬的更替那么自然，而是在40年前，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一帮仁人志士众志成城推动的结果。改革是中国到了一定阶段必须做的选择，但改革能有今天的成就，则和那一代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有很大的关系。改革的40年，也绝非一帆风顺，改革与反改革的思潮斗争一直都很激烈，改革多次陷入夭折的危险。比如，92年小平南巡之前，中国当时的气氛之压抑，“左”的走回头路思潮的疯狂，对改革开放的否定和抨击极其嚣张，正是在这个关键时期，小平以88岁的高龄，挺身而出，用自己最后的、也最震撼的力量，硬生生将中国改革开放从“左”的思潮中解救出来。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面对左派人士对改革开放的否定和抨击，小平严厉警告：“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谁不改革，谁就下台”，这些极具魄力和勇气的话，在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极其振奋，荡气回肠，给人信心。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位88岁老人的南巡，中国的改革开放不知道还要徘徊多少年。40年来，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但改革仍然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和未竟的领域，一些领域甚至成了多年来啃不下来的硬骨头，改革仍然处在关键时刻，随时都有走回头路的危险。特别是，改革今天面临的阻力，改革的难度，并不比40年前少多少。我们看到，今天改革的主题仍然未变：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社会改革刚刚起步，经济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但是改革的共识和改革可以依赖的主要力量上却和40年前迥然不同。就改革的共识而言，40年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人心思变，人心思改，改革对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阶层而言，都是“帕累托改进”，但在今天，渐进式改革本身的天然弊端导致利益群体的分化，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分好蛋糕”的阶段，既得利益集团为了避免利益的受损，要么百般阻挠改革，要么曲解改革，要么进行假改革，要么借改革之名行维护既得利益之实。
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停滞和权力制衡的缺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利用缺乏制衡的权力，互相寻租，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导致人心的涣散，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左的思潮重新回归，让很多人担心中国改革的方向和道路选择。一些民营企业家对改革的信心开始动摇，民间投资连续两年都出现滑坡，本质上是对改革的信心出了问题。在40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改革最好的纪念当然是以改革的精神继续推动改革。我们有责任告诉年轻人，中国改革的不易，有责任告诉国人，改革开放前中国真实的历史，更有责任在改革受到质疑和反复时捍卫改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应该以更大的政治担当推动改革阔步向前。而推动改革，是一项全民参与的伟大事业，我们看到一批改革志士殚精竭虑、呼吁奔走，令人肃然起敬。
1、吴敬琏（87 岁）：国有疑难可问他 吴敬琏在 90 年代初充满政治风险的那场辩论中获得“吴市场”的称呼。从 80 年代至今，他的观点得到历届中央领导的重视，堪称学术常青树。吴老应该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最激动的人，因为会议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他的年龄、家国情怀和洞见力，让他成为“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最佳人选。吴敬琏的观点总是“大因稀声”、“空谷足音”：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真刀真枪地进行改革，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希望。改革的进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曲折起伏是必然的。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社会是大势所趋，除此之外，中国别无出路。在此关键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努力。我集结之前的专著并以《 中国改革三部曲 》的形式再版，就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并希望它能有助于全社会凝聚共识，坚定地走市场化、法治化改革道路，为中华民族争取更加美好的未来；现在企业界政治界的一些人士，在推动改革上作出了很多贡献，但也有一个突出的缺点，就是跟形势跟得比较紧，但对于基本问题研究不够深。好像每次出现的都是新现象，每一次都从零开始。
2、吴晓灵（70 岁）：金融改革主攻手 在全国人大财经委的 19 位副主任委员中，吴晓灵毫无疑问是最耀眼的一位。她的江湖地位不仅来自她担任央行副行长的经历，更是因为她对金融改革的超级影响力。在全国人大任内，吴晓灵最大的心血是用在了《 证券法 》修订，她是该法修订组组长。吴晓灵的学术功力（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监管资历和快言快语的个性，让她成为了事实上的金融改革主攻手。
她对财政预算、金融风险、“功能监管”的认知水平和直言不讳，领先很多金融监管官员一大截： 2007 年 6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了 15500 亿的特别国债。特别国债第一批发行 6000 亿元十年期，到今年的 8 月 29 日到期了。特别国债要续发，还是应该对人大常委会有一个报告，这个债用得怎么样、今后怎么样用?是不是还要继续这样用下去，或者是在投向上可不可以有所调整，我建议有个说法；刚性兑付的文化下，中国目前只有财政、没有金融，因为所有金融活动的风险，都通过不同的渠道转嫁到了财政身上；这也是很多人义无反顾地参与非法集资的根源所在；
落实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首先要统一对金融产品的法律关系和产品性质的认识。当前金融秩序的混乱主要反映在资产管理市场（也称理财市场）。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和基金管理公司都在发行各自的资管产品，其特点都是集合投资，法律关系是信托，产品属性是证券。但由于认识的不一致，资管产品无法实行统一监管，非法从事理财业务也没有一个部门去查处。就像公路上，交通规则一致，但如果站了军方、政府、公众三个警察指挥三类车辆，能期望交通秩序改善吗？需要修改《 证券法 》，扩大证券的定义，把集合投资计划明确为证券，纳入《 证券法 》调整范围，由证监会统一监管。
3、李剑阁（68 岁）：改革发声者 李剑阁是经济改革的亲历者，与吴敬琏等人一道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派的核心力量。他最重要的经历是担任朱镕基秘书，铸就了改革基因。此后他担任过证监会常务副主席、体改办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金董事长、广东以色列理工大学校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不缺聪明人，缺的是敢于在关键时刻发出清醒声音的人，李剑阁就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发声者”： 2015 年 6 月 2 日在股市最癫狂之际，李剑阁当头棒喝：市场上有观点认为，股市上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并制造出了一个“国家牛市”的概念，这是在设置陷阱。如不及时加以澄清，后果是十分危险的； 股灾后，李剑阁直言：我觉得如果监管部门的人才危机不解决，中国股市的危机还会一波一波的到来； 最近“新周期论”甚嚣尘上，李剑阁说：中国面对的结构调整任务仍然非常繁重，也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再加上劳动力供给已经进入下行拐点，认为新周期来临的乐观情绪是有危险性的； 对于“债转股”，李剑阁说：这次债转股所面临的现实是，国企改革的力度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国企业改革不伤筋动骨的话，简单的债转股会有不好的后果，甚至会拖累银行。对于僵尸企业不能搞债转股，该断奶的要断奶、该断贷的断贷、坚决拔掉他们的呼吸机和输液管。
4、郭树清（61 岁）官员中的改革坚守者 郭树清是印有“改革”烙印的官员中最后一位坚守者，李剑阁、楼继伟已经退役，周小川即将退役。在体改委期间，他与吴敬琏、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等共同完成《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 》。这项理论在 2010 年 11 月获得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同时在一行三会当中的两个部委担任过“一把手”的只有两个人：周小川（证监会、央行）、郭树清（证监会、银监会）。1991 年 10 月至 12 月最高领导人亲自主持召开 11 场系列座谈会，为“市场经济”的出炉奠定了基础，35 岁的郭树清就是与会者之一。郭树清是改革“急性子”。他担任证监会主席 500 天，下发文件 70 份，平均每周一份。这种改革的急迫心情，到了银监会也涛声依旧： 在 2017 第二季度，银监会先后密集出台 18 个相关文件，快刀清理银行业乱局。英国《 金融时报 》最近评论说： 人们从未听说过的最重要的全球政策制定者，是不久前上任的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郭树清是在 4 月 21 日召开的银监会一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上掷地有声： “如果银行业搞得一塌糊涂，我作为银监会主席，我就要辞职。” 银监会从 3 月末部署开展“三违反”（45 号文，违反金融法律、违反监管规则、违反内部规章）、“三套利”（46 号文，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四不当”（53 号文，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专项治理工作，力度空前。郭树清强调： 各金融机构要充分认识市场乱象的严重性，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决不能敷衍了事走过场。有什么排查什么，查实什么整治什么，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要严肃处理责任人和责任机构，尤其是情节恶劣的机构和责任人，要下猛药，充分发挥警示效应，消除金融监管盲区，切实做到令行禁止；
现在总体上是，犯罪的说没犯罪，违纪的说没违纪，违规的算没违规。这对我们党和国家，对机构、员工不负责任。
（发布会现场，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表扬郭树清在山东做的好。郭树清笑称“以前也没见你表扬我，我到银监会，你才这么说啊”。不久，“段子手”杨家才落马）
5、陈清泰（78 岁）：国企改革思想家 陈清泰在二汽（东风）汽车工作超过 20 年，曾任东风汽车董事长、总经理，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他的独特经历和对国企体制的深刻理解，赋予了他励志推动国企改革的使命。
他积极为国企改革呼吁呐喊： 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等体制性问题几十年得不到解决，不是党和政府不重视，不是政策出得少和文件写得不到位，而是实践证明，政策性调整不能替代“体制性改革”；
政府要摆脱“管企业”的纠结，就要落实“管资本”为主，推进顶层国有企业的整体改制，从企业法变轨到公司法、从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股权关系；
当前国企改革的主导方面已经不是“国有企业”自身，而是在国家层面推进国有资产实现形式的资本化，这次国有企业再改革的命题不是政府机构“如何改进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而是由“管企业”转为“管资本为主”，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国企改革理论重大的突破，是当前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6、张思平（63 岁）：深圳市原副市长，改革实践者 80 年代曾任湖北社科院副院长。1987 年 9 月中央开始筹建海南省。1988 年 34 岁的张思平抛弃了在湖北已经有所成就的工作，坐船渡过琼州海峡赴海南，出任海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成为海南开发最早的参与者之一。90 年代改革最密集的时期，他是深圳体改办主任、广东体改办主任。卸任深圳副市长后，他于 2014 年创办了“大梅沙论坛”，与野三坡论坛一道成为“中国改革思想市场”的开拓者。
张思平认为：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不进则退、没有退路的相持状态，到了重点突破的临界点。建议，在前几年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总目标，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把党和国家工作的注意力和工作重点更多地放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一心一意谋发展，扎扎实实抓改革，使各项改革真正落地生根；
国有企业扩张的局面没有得到控制，反而继续扩张。要对企业进行布局调整。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应该退出去；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或绝大多数要退出去；虽然赚钱，但是不符合国有企业的定位，不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也要退出去；在中小金融领域和高科技领域的国有企业，也应退出。
7、胡舒立（64 岁）：财新传媒总编辑、市场化改革风向标 外媒提到财新，时常冠以“受人尊敬的中国财经新闻网站”，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财新的灵魂人物胡舒立，她以无畏和犀利著称，被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2009、2010 连续两年入选美国《 外交杂志 》“全球 100 大思想家”。胡舒立是市场化改革的重要舆论旗手，总是能一针见血为改革把脉：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为改革付出了不懈努力，但是，正如不少官员所坦承，在不少领域，改革进展并不理想。去年底以来，决策层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燃改革热望，但也有学者警示，“要防止改革像冰上开车那样空转”，文件一道接一道，却难以落实；
以体制改革中的“硬骨头”国企改革为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国资委须从原来的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以管资本为主。这是国资管理头号改革任务。然而，数年过去，这一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欲切实实现所有制平等，清除计划经济体制残余，国企改革必须加快。东北、山西等国企密集的地区当前的经济困难，也在呼唤国企改革提速； 不少地方和部门，却出现了大批“南郭先生”和“缩头先生”。有些地方用人有“三三制”之说，即有实绩的干部、有关系的干部和“拍马屁”的干部各占三分之一。选什么人其实是风向标。重用改革促进派，实为过往 30 余年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决策层强调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这对于不确定性颇多的中国经济，意义格外重大。正如中央文件所言：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这些人不分领域、不分庙堂与江湖，为改革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心血，是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2018年元旦，致敬改革和改革者！| 大贺频道精选 |——甘肃——塌方腐败中的甘肃，能否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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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半月评论：我们都是改革者
2013年第1期半月谈半月评论：我们都是改革者
社会再一次燃烧起改革的热情，期待再一次升腾在人们的心底。比期待更迫切、更可贵的是实践，是行动。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是改革的参与者、推进者。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打响攻坚战。在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加强顶层设计被寄予热望。只是，改革的顶层设计并非闭门造车，一厢情愿。如何重塑改革动力机制，在与基层实践和群众诉求的密切联系中汲取改革的力量，在超越部门利益的制约、协调多元群体的纷争中坚守改革的公平?如何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充分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投入、参与、推进改革的进程?
我们见证了底层创造的力量。
安徽小岗18户农民按下手印的“大包干”，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小企业改制中的股份合作制，还有闯过户籍藩篱挤进城市大门的自发民工潮……这一幕幕雄壮的景观，构成了中国改革编年史上最光彩的篇章。30多年过去，今天我们在基层改革实践中所领略到的，更多的是政府的创造，资本的创造。如在城市化潮动中政府让农民以承包地换保障、以宅基地换住房的“两个置换”，推进农村人口向社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农村新社区”，促进产业转型提升城市品质的“腾笼换鸟”，还有为加快农业现代化在政府政策鼓励行政强势推动下的资本上山、资本下乡和资本进村……可是，这些创造是否保障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权益公平?真正的农民自主参与、自主发展的创造在哪里?我们高谈要凝聚改革共识，要促进利益共享，但是，没有表达，何来共识?没有参与，怎保共享?
政府干预市场的边际要清晰，政府主导改革的取向要理性。尊重民众的实践探索，呵护民众的首创精神，这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之道和深刻启示，我们应当记取，倍加珍惜。如此，才能始终保持锐意改革的生气，持续迸发推动改革的激情。
我们也见证着事件倒逼的力量。
想当年，中国改革就是被饥饿逼出来的。在挑战中赢得机遇，在危机中逼进改革，这也是一条颇有成效的改革路径。
个体生命的非正常伤害，召唤起全社会的深切检讨和体制反思。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因没带暂住证被收容殴打致死，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早已饱受诟病的《收容遣送办法》被正式废除。相隔近10年，湖南妇女唐慧因女儿遭强奸上访而被劳教的事件令人痛心，折射了劳教制度的严重缺陷，也进一步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呼吁，促使存在近60年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有望在2013年发生重大改革。
利益诉求的非常规冲突，也直接倒逼着深层次矛盾的求解和深水区改革的突破。中国正进入转型时代。这是公民权利意识加快生长的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利益冲突频发的时期。一些地方因公共安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等问题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以问题导向的方式，倒逼土地征用、户籍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制度的深层次变革。我们难以回避倒逼式改革带来的冲击，只有紧紧抓住并充分用好其中蕴涵的改革的机遇。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多个“拐点”“陷阱”需要跨越，有多重“风险…危机”需要转化，有多种“两难”“悖论”需要求解。我们必须直面现实，从消极被动的压力型维稳转向积极主动的改革型维稳，在社会矛盾的集中释放期因势利导加快深层改革的攻坚。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当为民众更有效率地参与改革进一步提高组织化水平，为民众更少震荡地参与改革进一步拓展制度性平台，从而让顶层设计和民众实践的紧密互动成为改革坚实的基础，让民众的发展意愿和权益诉求成为改革源源不竭的力量。
我国现行政治体系已有广大民众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改革参与渠道，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信访制度和行政听证等。但还有渠道狭窄、言路不畅等问题，还有待制度设计的完善、制度运行的到位和制度实施的公正，以实现更为充分的民意表达。组织化参与是现代公共治理型民主背景下公民参与的主要方式。应当在政府和市场之外，扶持社会组织，培育公共理性，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形成公民参与的组织网络。现代网络传媒和民意调查的出现，使民众的利益表达更加多样、直接和便捷。网络舆论日益成为政府倾听民声、科学决策的一条重要渠道，成为普通民众参政议政的新型民主表现形式。政府当在网络问政的实践中加快职能转换，实现管理创新，在民主法治的进步中，为广大民众充分实现改革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开辟更宽广的路径。【必背段落】
第五篇：警钟长鸣 护佑生命--反腐倡廉有感
牢记忠诚使命 筑牢思想防线
----参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有感
一个个让人震惊的案例，一次次让人心痛的叹息，一笔笔让人猛醒的算账，一条条让人警戒的法规，似声声警钟时时敲响在我们心坎上，警醒我们走好人生之路的每一步。
近期，我有幸参观了营口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纪检监察件查处的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的展示，使我深深地感到，身为一名党员干部，在教育战线上更应带头遵纪守法，加强自我修养，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增强责任意识，促进廉洁自律建设。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这些案件中的主人公步入领导岗位时也曾怀揣着满腔热情，踌躇满志，也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好事、谋利益，当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干部，但是随着职务的升迁，环境的改变，监督的失控，加之放松并忽视自身的思想改造，经不住各种诱惑，使自己手中的权力逐渐失衡，以致达到漠视党纪国法，为私利和享乐滥用职权，从小额受贿到主动索贿，欲望和贪婪推着他们一步步走向深渊。作为党员干部，忘记了入党宣誓，背离了党的宗旨信念，必将导致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严重扭曲，必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的冲击下，经不住诱惑，耐不住清贫，必将在金钱面前打败仗，最终导致犯罪。这些案例告诉我们，只有时刻注意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自身世界观的改造，注重党性修养锻炼，常思贪欲之害，才能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做勤政廉政的表率。
严于律己是坚持廉洁从政的根本标准。常言道“花以洁为贵，人以廉为尊”，古往今来，在灿烂华夏大地上曾涌现出不少的好官和清官，如海瑞、孔繁森、杨善洲等等，他们的一生清正廉洁，都为我们当代的每一位党员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楷模和样板。因此，我作为一名职教工作者，应在今后工作中，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不被社会丑陋现象所迷惑，在权力、金钱、利益面前经受住考验，做到自警、自省，勿以廉小而不为，勿以贪小而为之，勿以心存侥幸而尝试，时刻把握好诱惑与理智、私欲与责任的界线，以一颗平常之心、廉洁之心、爱民之心、公仆之心，奉公守法、恪尽职守、履职尽责完成好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反腐倡廉警示基地的参观教育活动仅限于短暂的一次，而带给参观者的思考和反思，应该是久远的。其实那些腐败案例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遥远，也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然而高墙内和高墙外的生活却是迥然不同，人一旦贪欲膨胀，利欲熏心，就会丧失理智和信念，就会在贪欲面前吃败仗，就会心存侥幸的以身试法，就会导致触犯党纪国法，受到应有的制裁，最终成为祸国殃民的罪人。因此作为一名国家公务人员，除了自觉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外，还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精神实质，把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贯彻到日常工作中。当前，新形式下的党员更应该适应新常态，我更应牢牢把握总书记“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主动增强“四个意识”，切实将全警思想行动统一到上级部署要求上来，克服松懈麻痹思想，转变工作作风，以实际行动迎接十九大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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