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消防护佑的历史

第一篇：被消防护佑的历史

寿县博物馆：被护佑着的历史

尽管已是过了立秋的八月，骄阳依旧似火。以致于在远眺寿县那厚重古旧的南城门时，竟感觉微微有些眩晕。

寻访古城寿春，必定要走进寿县博物馆，这里，承载着古城太多的魂魄和精髓。

步入博物馆宽敞的大厅，记者仿佛步入了那沾满灰尘的厚重历史。这幢才投入使用的博物馆内宽敞明亮，古色古香的展厅里，透过一块块秦砖汉瓦，我们的目光恍如穿越了千年的烽烟，站在历史的桥头轻声吟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咀嚼着历史的厚重，恣意放飞追溯的遐想，尽情抒发怀古的悠思，领受着民族文化深邃，无尽感慨。

寿县作为楚文化的故乡，文化积淀深厚，古文物、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等文物古迹星罗棋布，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称，有着至今保存完好的古城池和古城墙。寿县博物馆里珍藏的大量文物足以体现其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中有许多国家一级文物，有的甚至价值连城。说到这里，不免要提到博物馆做好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莫说记者“三句话不离本行”，按照寿县博物馆副馆长许建强馆长的话说就是：“这些珍贵的文物如果被盗还有机会被追回，然而一旦被大火烧掉就永久性地被损毁了，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正是因此，所以消防安全就成了博物馆工作的重中之重。许馆副馆长是土生土长的寿县人，打小就在城墙根下长大，对于博物馆珍藏的每样文物自然有着一种特殊的深厚感情。在他看来，保护文化遗产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原博物馆馆址设在寿县城内东北隅江淮名刹——报恩寺内，于2004年元月迁至座落在寿春城西大街繁华地段的新馆，系国家二级博物馆和4A级景区。馆内共设11个展厅，较全面地展示了古寿州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博物馆的消防工作得到了寿县政府主管部门及消防机构的大力支持，力求在消防安全的护佑下将博物馆打造成为寿县文化的窗口。“我们将消防安全管理贯穿于日常管理的始终，这么久以来，我们在消防安全方面从没出过问题，但绝不能掉以轻心，往往正是在不出问题的时候更容易麻痹，所以必须警钟长鸣！”许副馆长一席话道出了全馆上下对消防工作的重视程度。在这里，消防工作由博物馆主要领导亲自抓，并成立了以男性职工为主体的志愿消防队。充足的人员和严格的管理制度是博物馆消防工作的基础，同时消防安全知识的培训也进一步跟进，并且不断加强和巩固。在这一重要环节上，每年旅游高峰的前夕，寿县消防大队都要到博物馆，对馆内的管理人员、员工和保卫人员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开展火灾疏散演练，以增强职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掌握基本的火场逃生自救能力。同时，消防大队还根据旅游区的特点，结合景区消防工作的特殊性，定期不定期地深入馆内进行消防知识培训、灭火演练和“进文物古建筑”宣传活动，不仅使博物馆职工接受到了消防知识的培训，还对游客起到一定的宣传效果。在每年手提式灭火器更换药剂的时候，也是职工亲手体验灭火的时刻，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开阔的地方点上火盆，职工纷纷端起灭火器进行现场演练，以达到每名职工都会使用灭火器的效果。

博物馆内安装有感烟式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配备了足够的手提式灭火器；在顶楼的两间纸质文物库房内，还安装了二氧化碳自动灭火系统。安保人员定期对馆内的消防器材和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对有问题的消防器材及时进行更换补充，保证了馆内所有消防器材的完整好用。博物馆内在日常是绝对严禁抽烟或动用明火的，万一实在需要动火动焊，则一定要办动火证，同时上报保卫股，待批准后，要将动火或动焊位臵周边的可燃物都清理走，同时派出安保人员备好灭火器在旁边严看死守，保证即使出现危险情况也能迅速处臵。

较之于老馆，新馆的硬件设施方面已经有了大大的提升，但更具特色的安全工作则是在人防方面。所谓“人防”即人力防范手段，是安全防范中的最主要手段，在工作中通过积极调用人的智慧和能力，起到安全防范的作用。寿县博

物馆于2006年5月开馆后，初期的参观还是采取售票制，后来随着文化惠民政策的推行，成为了免费对外开放的场所。免费开放刚刚开始那段时间，游客顿时成倍地增长，给博物馆工作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工作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博物馆上下认真研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安全工作方案。

为防止有游客带入外来火源或易燃易爆物品，博物馆的一楼设臵有游客行李物品寄存柜，游客将随身所带物品寄存后方可进馆参观，同时对每一名游客进行实名登记，使用视频监控系统对每一名进馆的人员进行摄像留存。“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力求将安全隐患关在大门之外。”博物馆保卫股股长胡多祥指着大门口的身份登记处向我们介绍道。

到了人流量较多的高峰时期，博物馆则采取将人员分流的方式进行参观，基本保证馆内参观人员不超过200人，这样既能保证消防安全，又保证了游客的人身安全。而在奥运、国庆60周年等关键时期，博物馆上下更是加强的防范，制定了专门的应急预案，针对有可能发生的恐怖事件和危情，加强前台管理，一旦有工作人员发现可疑人员，就及时将信息反馈给管理员，通过视频监控和现场管理人员的相互配合，坚决杜绝危险事件发生。

由于博物馆馆藏极为珍贵，而且在老博物馆曾经有失窃文物的经历，所以新馆的每个展厅内部都有摄像监控设备。保卫股的9名专职安保人员3人一组轮流值班，始终保

证值班室24小时人员在岗在位。，目前，9名安保人员中已有两名参加过消防特种人员职业技能鉴定并考试合格，取得了相应资质，消防安保专业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目前，博物馆还在陆续派出其他安保人员参加培训，直至达到全部培训合格。

消防安全工作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尽管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副馆长对于博物馆的消防工作还不是十分的满意，照他的话说，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博物馆的顶楼，记者看到有一个通道被装上了铁栅栏门，许馆长说这是公安机关为防盗的需要所要求的，在这里，总体感觉防火与防盗整体上是统一的，但在像这样的一些细节方面，往往又有相悖之处。对于这种情况，博物馆更是加强了管理，坚决防止疏散方面引起的消防安全问题。另外由于设计之初的多方面考虑，博物馆的展厅内至今没有安装自动灭火系统，这也成为许副馆长的一大遗憾，目前，已报请当地政府，准备在下次整修中配备到位。这个消息是让人欣慰的，至少我们看到，为完成好这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特殊使命，他们始终在探索，在跋涉。

第二篇：护佑改革者涉过

护佑改革者涉过“险滩”

宽容改革失败者，不但是对改革创新者的激励，免其后顾之忧，也是从法治的角度治庸治懒，让为官平庸者警

最近，上海一份即将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引起舆论关注。这份《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草案）》引人注目的有两条，一是上海拟设立改革创新奖，针对改革创新有突出贡献的当地各级政府、企业、团体及个人；二是对按程序决策、实施改革创新，而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且未牟取私利的改革创新失败者，拟实行责任豁免。

肩负着中央“四个率先”重任的上海，在“率先推进改革开放”中，以改革的思维从法治角度推进改革，这一被舆论普遍解读为“干部创新失败有望„免责‟”的立法思路，让人感叹。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和国家就有危险。问题在于，人人深知，改革创新是要从一些局部、一些领域、一些地方突破的，改革成果点滴汇聚，方能蔚为大观。但是，对先行者来说，风险确实很大。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创新都能成功，特别是当改革触动到深层的体制机制之弊，触动到既得利益阶层、部门或人群的“蛋糕”，改革者面对重重阻力甚至风险几乎是必然的。那么，这个“风险”由谁来承担？

是的，改革者必须具有牺牲精神和社会担当。当年，安徽凤阳最早尝试“包产到户”的18位小岗村农民，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按下触目惊心的红手印，方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改革“不要怕冒一点风险”，1991年他视察上海时，就特别强调“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改革者所要面对的，是“硬骨头”、是“险滩”，所要突破的，是固化的利益藩篱。这也正是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的深意。

现在，上海的尝试本身就具有改革创新的色彩。它让我们意识到，或许可以从法律层面，护佑改革者不惧风险，给敢为人先的组织和个人减少一些为失败担责的心理负担。而允许试错、宽容失败，或将在某种程度上，规避改革者可能遭遇的悲剧性命运。类似举措，有助于化解目前改革创新工作中存在的思想顾虑、制度障碍、机制缺陷和利益藩篱等突出问题，有助于化解改革创新动力不足、改革创新政策“碎片化”等倾向。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35年，从曾经的“闯红灯”、“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一些地方开始用法治思维规范和保护改革创新，把改革创新纳入法律的框架，这表明我们的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也在逐步建立和成熟的过程之中。让改革失败者“免责”，不但是对改革创新者的激励，免其后顾之忧，也是从法治的角度治庸治懒，让为官平庸者警醒。

改革的时机稍纵即逝，如何消除“改革疲劳症”，如何打消改革者的后顾之忧，如何增强改革者的创新勇气，是当前各地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发达地区来说，尤其责重。不仅原地踏步可能意味着失败，而且在全国改革大局中，更要肩负“率先推进”使命。从这一点看，上海对改革本身的“改革”具有示范效应。当然，如何厘清“改革失败”与“失职渎职”造成的损失，还需要在法律法规的层面更加细化，更加完善。

地方政府改革

11月1日据报道，在召开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央政府改革是政府改革这篇大文章的上篇，地方政府改革是下篇，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要重点抓好“接、放、管”，地方机构改革要着力搞好“控、调、改”。六字直指地方政府改革关键所在，为接下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本届政府开门做的第一件大事。如果说前一阶段展开的中央政府改革是这项工作的上篇，那么地方政府改革就是下篇。其一，基层政府是否能转变政府职能是衡量标准。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直接联系人民群众和企业社团，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最后一公里”。政府职能转变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职能转变是否到位。无论是要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审批多、收费多、罚款多等突出问题，还是要回应群众热切期待的优质公共服务、良好发展环境、社会公平正义等迫切要求，离不开中央政府运筹帷幄、率先垂范，但最终要落实到地方政府与人民群众、企业社团的日常联系和服务上来。

其二，政府在放权的同时要加强监管。地方政府直接面对千千万万市场经营者，在减少事前审批的同时必须跟上事中、事后监管，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地方政府的职能，应当从招商引资、干预企业生产经营中退出，转向保证食品安全、打击假冒伪劣、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

其三，转变政府职能要上下合力。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触及利益深、涉及面广，难度很大，关键是要上下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中央政府简政放权，取消、下放部分审批权，地方政府该接住的权要接住、用好，该下放和取消的权不能截留，应当有全局观不能打小算盘，特别是要防止出现只保留用起来简单、含金量高的权力，把复杂、承担重大责任的权力一放了之的错误倾向。

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需求，是职能转变义不容辞的责任。看病、上学、就业、养老这些基本公共服务职能更多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具体向群众兑现。当前群众在这些领域的要求越来越高，矛盾和问题也非常突出。在中央政府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应当把更多精力集中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真正把社会公平正义的底“托住”。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基础是理顺行政管理体制，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突破口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要进一步合理界定和调整政府职能，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坚决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要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清理、取消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作用的审批事项。

坚持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为。执政之要在于为民，行政之要在于依法。坚持依法行政，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要求，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各级政府机关都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善于依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和其他行政事务。要以强化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重点，加强行政立法，提高行政立法水平。要改善行政执法，促进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要继

续坚持各种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确保公共行政权力的公正、有效运行。要强化政府机关问责制，树立责任政府形象，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把生产投资型财政转变为公共服务型财政，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根本基础。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公益性、基础性领域的投入。建立严格、高效的财政支出管理体系，建立政府统一预算，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合理界定政府投资主体和投资领域。规范政府收支管理。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政府资助体制，提高政府资助的公开性、公正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机制。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进行政质量，是加强政府行政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目标。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使其成为各级行政机关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贯穿行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要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改善政府管理结构和方式，重塑政府业务流程，构建适应信息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组织形态。要建立高效政务服务体系，继续完善各级政府及部门的“政务大厅”，推行“一站式服务”，在基层建立“政务超市”。要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更加重视行政规划、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探索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新途径。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让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第三篇：香港被割让的历史

香港被割让的历史

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2年强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给英国。1860年英国又强迫中国签订《北京条约》，永久割占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1898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北部大片地区，称为“新界”，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为收复失地，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香港被英国占领之后的100多年，是中国灾难深重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自强自救的时期。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反侵略战争中取得全面胜利，被日本抢占半个世纪的宝岛台湾也得以收复。中国以作出重大贡献的战胜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赢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尊崇地位。当时中国政府希望借此机会收复香港，但终因国力所限，被日本占领三年多的香港重又被英国接管。香港的回归过程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明确阐述了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1983年7月25日，外交部副部长姚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为首的英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就中英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举行第二次会议。1984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以2660票赞成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香港回归后的稳定繁荣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1996年12月1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经过投票选举，董建华当选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人选。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由港人来选择最高行政首长，也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位主政的中国公民。

1997年7月1日，在全世界的瞩目下，“东方明珠”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归后的繁荣

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于1997年7月1日归还中国。继香港回归之后，被葡萄牙占领400多年的澳门也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成为又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自由经济体制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维持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与商务服务中心地位。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不断改革，完善相关制度，提高效率，使得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世界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集中香港；香港股市是亚洲第二大、世界第八大股市。香港的集装箱装卸量继续维持世界第一宝座，香港新机场自1998年营运以来的航空货运量一直高居世界第一。这一切充分显示，香港回归后依然具有活力与发展潜力。

第四篇：警钟长鸣 护佑生命--反腐倡廉有感

牢记忠诚使命 筑牢思想防线

----参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有感

一个个让人震惊的案例，一次次让人心痛的叹息，一笔笔让人猛醒的算账，一条条让人警戒的法规，似声声警钟时时敲响在我们心坎上，警醒我们走好人生之路的每一步。

近期，我有幸参观了营口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纪检监察件查处的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的展示，使我深深地感到，身为一名党员干部，在教育战线上更应带头遵纪守法，加强自我修养，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增强责任意识，促进廉洁自律建设。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这些案件中的主人公步入领导岗位时也曾怀揣着满腔热情，踌躇满志，也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好事、谋利益，当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干部，但是随着职务的升迁，环境的改变，监督的失控，加之放松并忽视自身的思想改造，经不住各种诱惑，使自己手中的权力逐渐失衡，以致达到漠视党纪国法，为私利和享乐滥用职权，从小额受贿到主动索贿，欲望和贪婪推着他们一步步走向深渊。作为党员干部，忘记了入党宣誓，背离了党的宗旨信念，必将导致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严重扭曲，必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的冲击下，经不住诱惑，耐不住清贫，必将在金钱面前打败仗，最终导致犯罪。这些案例告诉我们，只有时刻注意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自身世界观的改造，注重党性修养锻炼，常思贪欲之害，才能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做勤政廉政的表率。

严于律己是坚持廉洁从政的根本标准。常言道“花以洁为贵，人以廉为尊”，古往今来，在灿烂华夏大地上曾涌现出不少的好官和清官，如海瑞、孔繁森、杨善洲等等，他们的一生清正廉洁，都为我们当代的每一位党员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楷模和样板。因此，我作为一名职教工作者，应在今后工作中，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不被社会丑陋现象所迷惑，在权力、金钱、利益面前经受住考验，做到自警、自省，勿以廉小而不为，勿以贪小而为之，勿以心存侥幸而尝试，时刻把握好诱惑与理智、私欲与责任的界线，以一颗平常之心、廉洁之心、爱民之心、公仆之心，奉公守法、恪尽职守、履职尽责完成好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反腐倡廉警示基地的参观教育活动仅限于短暂的一次，而带给参观者的思考和反思，应该是久远的。其实那些腐败案例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遥远，也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然而高墙内和高墙外的生活却是迥然不同，人一旦贪欲膨胀，利欲熏心，就会丧失理智和信念，就会在贪欲面前吃败仗，就会心存侥幸的以身试法，就会导致触犯党纪国法，受到应有的制裁，最终成为祸国殃民的罪人。因此作为一名国家公务人员，除了自觉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外，还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精神实质，把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贯彻到日常工作中。当前，新形式下的党员更应该适应新常态，我更应牢牢把握总书记“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主动增强“四个意识”，切实将全警思想行动统一到上级部署要求上来，克服松懈麻痹思想，转变工作作风，以实际行动迎接十九大的召开。

第五篇：被历史所冤屈的琦善（推荐）

被历史所冤屈的琦善

2013年03月31日 23:29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 作者：蔡乐苏 尹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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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作者：蔡乐苏 尹媛萍，原题：《反抗帝国主义的另一条道路:论蒋廷黻的琦善研究》

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远逊于林则徐。头一次以琦善为主角并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的，当推1931年蒋廷黻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了。对此当时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评。1980年以来，这种褒贬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现。实则蒋廷黻后来还在一些文章中继续讨论过这个问题，下面就先总结一下他的基本观点。

一蒋廷黻关于琦善的基本观点

蒋廷黻主要从军事及外交两个方面人手研究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言行及功过。军事上主要有三个问题：首先，琦善应负撤防的主要责任吗？其次，琦善到底有没有开门揖盗？最后，琦善有没有拒绝增兵、陷害忠良？他认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达了撤防的命令，因此“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其二，说琦善开门揖盗有失偏颇。谈判破裂以前，“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谈判渐趋破裂以后，琦善一方面仍不放弃谈判，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强军备。在两种矛盾的策略下，广东的防务呈现出偏重于虎门以内的局面，并且一直秘密从事，结果于国内国外均不得谅解，终致开战。从大角、沙角之战与虎门之战的战况来看，中方“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预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总起来说，琦善在军事上的表现“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当时战斗力“远不及英国”。不过蒋廷黻也承认，虽然客观上琦善没有撤防，没有陷害忠良，但在他的主观看法上，对于战争是十分悲观的。

蒋廷黻对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给予肯定的，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当谈判破裂后，签订了一个实际上令英国政府极为不满的《穿鼻草约》，与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

在后来的《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进一步以“抚夷派”来指称琦善一类主和的官员，而以林则徐为“剿夷派”的代表。二蒋廷黻在琦善与鸦片战争研究上的贡献

从1923年留美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伊始，蒋廷黻就立志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奠基性地位毋庸置疑，但鉴于外交史的特殊性质，蒋廷黻认为，没有中国史料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是很难做到公平与真实的，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搜集中国方面的史料。故宫档案的开放使他如获至宝，往返于京、津两地加以阅读和抄写；1931年任教于清华后，更主持购买这些档案，并将范围扩大到坊间各种私人信件与档案，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中国化和科学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比。

蒋廷黻认为，在这些档案中，《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无疑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外交史最有力的史料支持。原因有四：第一，相较于之前中外已知的史料（包括已出版与未出版的），《始末》从史料的可信度而言，是好于“次料”的“原料”，即原始材料而非道听途说；第二，就中国近代外交的特点来看，甲午以前的中国外交尚有一定的自主权，因此中方的资料能带来学术上的新贡献；第三，《始末》不仅系统，而且所披露的谕令的数量远远超过此前同类书籍，如《东华录》、《圣训》等，也就是说，提供了大量新史料；第四，《始末》是官方文件，因此有些在私人文集中被抹去的奏稿，在《始末》中却全文保留了下来。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批档案、没有《筹办夷务始末》的发现，蒋廷黻要进行琦善研究是不太可能的。马士书中对琦善的言行的叙述只有只言片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更谈不到有什么史料了。而国内对琦善的评价又一边倒：妥协、投降、开门揖盗。相比于国内外对林则徐的巨大兴趣而言，琦善与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十分单薄。利用故宫档案，蒋廷黻首次填补了这个空白。并激起了后世学者对其研究的兴趣。

其次，他十分注意中英文件往来中的翻译误差。对比了英国在大沽递交的巴麦尊致中国宰相的照会的中英文版本后，他认为，英国的文件书写固然有一定的问题，但中文译文还是与英文原文有差距，如将英国的动机译成了“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尽管蒋廷黻没有明确提出或承认鸦片战争就是一场文化战争，但他的确认为文化的不同导致了沟通中的障碍。在有些学者那里，这种误差因为怕沾染上“文化战争论”的色彩，而故意被抹去了或扭曲了发生的具体原因及过程；有些仅仅只提到其结果，还有一些不仅不提，并且一直沿用林则徐时代以来广为流传并成为定论的说法，即这是琦善故意陷害林则徐。

第三，破除神化林则徐、丑化琦善的书写传统。蒋廷黻之前，国内说林则徐好话的多，说坏话的少。即便说了林则徐的坏话，也不会因此就说琦善的好话。而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不仅是说了琦善的好话，还同时说了些林则徐的坏话，用茅海建的说法就是“扬琦抑林”，拿今天的鸦片战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破除林则徐的神话与重新研究琦善的罪名这一点上，蒋廷黻的成就并不算突出，但却开风气之先，真正做到了他所追求的“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第四，建立了新的外交史研究和书写的标准。李恩涵认为，“这篇文字的篇幅虽然不长，但却有断、有论、有史实的考证，也有是非的评定，而且时而从当事人设身处地的境况来论述，时而从传统的或西方的国际关系的型态上来分析，我们固然不必同意他所做的一些论断，但它确为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开辟一新途径，也建立了研究与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但蒋廷黻所建立的标准还可以更具体一些。比如说，研究中国外交史是不是可以把已有的史料拿来就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首先鉴别了时人议论的真伪。对战况的考察也注意中外对比，从而揭示出鸦片战争史中急需重新认识的一个新领域。这种交叉对比、多档案、多视角的方法今天看来已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在当时的中国用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却是前所未有的

三对蒋廷黻的反驳及蒋的反应

《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在当时及后来都受到一定的批评，然针对史实的批评少，针对史论、史观的批评多。

其一，琦善配不上“远超时人的外交家”这个头衔。无论是支持蒋廷黻的还是反对蒋廷黻的人，基本上都持此论。反对的意见通常认为林则徐之努力了解西方情形，实堪“时人”的先进代表，而仅靠几个低级官员的情报的琦善无论如何也不能“远超”之。其实蒋廷黻本来就没有完全否认林则徐的这一点，他所否认的是持此论者所引申的一个观点，同样也是一定时期内林则徐及相信林则徐的人的观点：既然林则徐对西方的见识已经堪称中国第一，那么只要他继续主政中国就有可能不败。因此他说：“林文忠公在中国近代史上，固有其地位，然其所以为伟人者，不在此。”后来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加大了对林则徐学习洋务、主张洋务的论述，但依然不放弃他最初的最重要的论断，即：林则徐的错误在于不敢说真话，即便是在被革职后，依然不敢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心中对中外军事胜负已定的判断。蒋廷黻认为，林则徐尽管已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能培育出的最好的官僚，但却败在俱咱清议的指摘、为自己的名誉地位而不惜牺牲国家前途这一点上。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尽管不再用“远超时人”来评价琦善的外交观念，但却沿用了“知己知彼”的说法，并且用较为温和简短的语言来表明他对琦善的肯定与同情：他“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由此看来，蒋廷黻只是放弃了要人们相信琦善有强过林则徐的地方，但并没有放弃他对琦善的肯定。至于他说琦善之“不足责”，说的是他“无自信，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这一点。但是这个观点也是早已有之的。《琦善与鸦片战争》的结尾就说：“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訢、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因此，说他对两人的评价换了位，是不够准确的。

其二，琦善应负军事失败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学者已经做了非常细致详尽的研究，结论证明，即便不投降、不妥协，在鸦片战争中中国也不可能取胜，更不用说琦善并没有撤防，林则徐的战果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辉煌。蒋廷黻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判断是不错的，即琦善在军事上无功亦无过。

其三，《穿鼻草约》与《南京条约》相比，虽然中国的牺牲较少，但称不上是外交上的一个大胜利。陶元珍指出，《穿鼻草约》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禁止烟毒继续流害中国，这是有道理的。后来的研究证明，虽然有《穿鼻草约》这样一个内容，但实际上并没有签订生效；对一个没有签字的条约加以肯定或否定，显然没有什么意义。

其四，蒋廷黻为琦善说好话，是出于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目的。这是邓公玄对蒋廷黻作于1939年的《百年的外交》的批评。《百年的外交》中论琦善的部分与《琦善与鸦片战争》中的论述没有两样。建国后这种观点并且有所发展。对邓公玄的质疑，蒋廷黻的回答是：“历史是种科学，研究历史就是探求真理，与„志‟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探求史理还能于史实之外去求吗？离开事实而去发空泛议论，充其量，不过得一篇好八股文章。”

四蒋廷黻为琦善翻案的动机与目的及其评价

尽管蒋廷黻否认历史学除了史实之外还有投射于史实之上的史观这一条不大站得住脚，但是他这种不无愤懑的表述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自信在学术研究上的态度是完全真诚的。

蒋廷黻研究琦善，其目的是研究近代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政策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肯定琦善，是为了借此抒发自己心中的一个信念：帝国主义这种现象是“国际积势”导致的，要真正战胜帝国主义，方法不是除了抵抗，什么建设也不做，而是应该了解这种“积势”并利用它去寻找中国的出路。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近代世界的第一次严重冲突，由此下手，意义重大。蒋廷黻虽已对国外的观点十分熟悉，但并没有简单沿用之，他说：“实则鸦片战争之远因近因，十分复杂。英人至今不认为鸦片战争也，英人虽不免偏持已见，然非全无理由。……平心论之，烟禁之防害英国之国计民生及义律之耻见挫辱，与夫林氏烟禁之严厉，皆鸦片战争之近因。英国之开辟商场政策，及中国之闭关自大政策，皆其远因也，闭关之政策虽在中外历史上有先例可援，然至19世纪之中叶仍株守之，何不审势之甚耶？”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他还提出，外交基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理，一个就是势。由此可见，他既不从文化的角度来立论，也不从利害的角度来理论，至于道德原则他也是不考虑的。虽然他没有对“势”做出明确定义，但他选择这个词表明他注重的是策略的制定，而非学理或是非的探讨。正因为如此，反对蒋廷黻者往往从道德角度对其发起攻击，实际上意义很小，甚至有时还曲解了蒋廷黻的本意。更何况尽管蒋廷黻不注重道德，但依据较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对琦善的一些论断至今看来也还是站得住脚的。而他对林则徐之去职、琦善之失败的看法也有独辟蹊径之处：中国没有因受到鸦片战争的震动而奋起直追，而是在睡梦中又过了二十年。这可以说明蒋廷黻是多么强烈地盼望中国早日走上富强的道路。当然，选择琦善来抒发他的这种看法，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琦善在主和派中具有代表性，自不待言；但在一些人看来，此琦善又不仅仅是历史上的那个琦善，而是有现实参照物的。王幸均就说：“此时（一九三一年）日人已占领东北，步步紧逼，国人要求抗日之呼声，响彻云霄，学生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战争气氛，弥漫全国。但中日强弱悬殊，外援又不可恃，仓促作战，损失必巨。有识者难免怵然心忧。……故对琦善过高的评价，当系有所感而发，或是一种影射作用。”如果这个参照物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依蒋廷黻自己的表述来看，在《琦善与鸦片战争》写作时，应当指的是汪精卫。严重的国难、妥协的立场、愿意牺牲自己的名誉去换得国家民族的利益，都让人想起1931年底及1932年年初的汪精卫来。蒋廷黻在回顾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曾清楚地表明他赞赏汪精卫的原因：“在二十年的冬天及二十一年的春天，他肯在严重国难之中出来任事:这一点颇能使人心服。后来对攻击政府者，他回答总是:如有人愿来负责，他就可以走开。这样一来，反对者还能有什么立场?最近这半年来，他的言词更能负责了。人家批评塘沽协定，他居然说，塘沽协议完全由他负责。人家批评妥协，他就说我们现在不配谈报复。在全政界皆„聪明人‟的时候，汪先生之不愿作„聪明人‟给政府加添了不少的力量。”因此可以说，蒋廷黻由此认为1931年之汪精卫，即为往日之琦善。或者说，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将同一个问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到底是主战还是主和?主战的根据是什么?主和的理由又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而言，琦善的主张对中国近代史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也是如此。

而现实与历史的“继演”又提示他，如果盲目排外的情绪不解决，中国人仍然拒绝从国际生活中寻找出路，仅用“打倒帝国主义”这样的口号是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的。对琦善的研究也促进了蒋廷黻另一个主张的提出，即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国应怎样应对帝国主义侵略问题的另一面。既然主和不是目的，那么为了使暂时的妥协换来力量的积蓄，就必须在妥协的同时实行现代化。不幸的是，日本侵华之剧烈与日本之野心使得蒋廷黻的这套方案越来越缺乏可行性。

综上所述，蒋廷黻确实为历史及现实中的求和主张做了辩护，但其依据仍然是有启发意义的。研究及评价蒋廷黻的这些观点，首要的不在于道德批判，也不在于以攻心之论去质疑其学术的独立性，而应重视其以平等、开放的世界眼光为基础，为中国所指的另一条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道路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