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执政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关系5篇

第一篇：依法执政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关系

[摘要] 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然要涉及执政党的执政方式问题。党的十六大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目标的同时，提出了坚持依法执政的问题，说明我们党已经把握了依法执政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关系，实现了党的执政方式的重大转换。

[关键词] 依法执政； 政治文明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3）09-0009-0

3党的十六大在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奋斗目标的同时，进而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基本要求，并强调要“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党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党的执政方式的重大转换。十六大之所以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同时，又提出了要“依法执政”，这是因为依法执政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如果执政党不能做到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准确地把握依法执政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关系，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前提。

一、依法执政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

我们知道，现代民主政治基本上都是政党政治，离开了政党的活动，现代政治特别是民主政治是不可能运作起来的。在现代民主国家，正是通过政党的活动，才将不同阶层的群众组织起来，进而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促进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相对于封建专制而言，政党政治是一种文明的政治形态。作为对政党政治基本模式的规定和制度化的政党政治制度，构成了许多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内容。”[1]可以说，现代法治国家就是“政党国家”，“即实行以政党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权力配置方式与运作体制的国家。”[2]

尽管中国不采取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也不搞西方国家的所谓“轮流坐庄”，但是，作为现代民主国家，也必须有多种政党存在，也需要实行政党政治。在当代中国，我们根据中国的国情，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在于：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与共产党精诚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建设的加强。这既避免了多党竞争、相互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一党专制、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因此，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重要优势。

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这就必然产生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参政党的参政方式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好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参政党的参政方式问题，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就会成为一副空架子，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要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必须正确解决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问题。适应这种要求，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六大进而提出“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这就是说，党的两次代表大会已经分别把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提了出来，说明我们党已经基本把握了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关系。

二、依法执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

尽管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政治文明形态，但大凡政治文明都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政治文明从来都不是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任何时代的政治文明都是由同时代的先进分子经过精心设计和人民群众反复实践所取得的进步成果。离开了先进分子的精心设计和人民群众实践活动，就不会有人类历史上丰富多彩的政治文明景观。正如美国思想家莱斯特·瑟罗所指出的：“没有哪一个重要的人类群体曾经生活在个人主义原始状态中，也没有哪一种野蛮人会聚在一起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决定组织一个政府。只要人类存在，政治或社会组织就会存在。”[3]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筹划，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然而，要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要维持党的执政权力同时必须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在通常情况下，党的执政方式是根据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形势、任务、革命对象、依靠和团结的力量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当前，在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条件下，党的执政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更好地完成党的执政任务。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什么样的执政方式才是正确的执政方式呢？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所谓正确的执政方式就是“依法执政”。

何以依法执政才是正确的执政方式呢？这是因为只有依法执政才符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众所周知，依法执政的核心是要树立和维护法律的权威，而法律的权威来源于全体人民对法律的遵守和服从，不允许任何个人和组织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即使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活动，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已经在我国宪法中作了肯定。因此，提出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本身就意味着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意味着要改变过去那种“以权代法”、“以党代法”、“以党代政”的现象。当今世界是文明的世界，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法治，就是“依法治国”。具体到党的执政方式来说，就是“依法执政”。因此，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坚持“依法执政”，既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时代潮流的必然要求，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是人民当家作主。然而，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形式。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先进政党的领导，另一方面需要一套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度来保证。邓小平曾经指出，党组织不是政府，也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党的主要工作就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再次指出：“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要坚持党的领导，又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为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必须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结合起来，彻底改变从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由党的组织包办一切的“以党代政”的方式，而代之以适应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的“依法执政”的方式。

三、依法治国要求做到依法执政

在依法治国的条件下，执政党必须“坚持依法执政”。所谓“依法执政”，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场景中，是指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执政党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对国家事务进行治理。换言之，“依法执政”就是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法治(或称“依法治国”)既是一种文明的思想和智慧的结晶，又是一种社会状态与秩序化的存在，但它的本意则是一种治理国家、控制权力、调节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方式和力量，是一种治国方略。因此，所谓依法治国，简单地说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国家权力主体普遍地遵循具有正义与秩序价值的良法体系以实现人民权利的一种治国方略。换言之，它是一个以良法治国为前提条件，以司法公正为基本要求，以权力制约为内在机制，旨在树立法律至上权威以确保人民权利的制度构架及其合理运作而达到的理想状态。其实质在于对公共权力与人民权利进行理性的法律定位以使公共权力及其执掌者遵从法律的治理。

法治从来就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涵。康德曾经指出：文明社会是由法律来规范人们外在行为的社会，文明社会就是有公民宪法、有共和政体的社会，因而人类社会由“没有法律的生活状态进入有法律的文明社会状态就是合情合理的。”[4]董必武曾经指出：“说到文明，法制要算一项。”[5]2001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是明确地把法治归于政治文明的范畴，他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6]因此，讲政治文明不能不讲法治，这也就是我们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在现代国家，讲法治又不能不讲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因为执政党的执政方式直接影响到法治的实现。必须明确，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依法治国是依法执政的前提和基础，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何以提出依法治国必然地要求依法执政呢？这是因为执政党服从宪法和法律与坚持党的领导从本质上讲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彭真多次提出的，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法律。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国家的法律是党的正确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遵从宪法和法律与遵从人民的意志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执政党的活动就应该依法进行，执政党的行为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依法执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党和人民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的过程，从而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依法执政就是要使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就是要逐步使民主的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是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二者具有不可分离和不可割舍的关系。

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精神，“依法执政”的基本原则是：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遵照这些基本原则，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应该朝着以下方面努力：第一，各级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第二，适应依法执政的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第三，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第四，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促进各级政府依法行政；第五，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第六，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更好地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注 释

[1] 张承斌：《论中国政党制度的确立与意义》，《政治与法律》 1999年第2期。

[2] 郭道晖：《论党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外法学》 1998年第5期。

[3] [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271页。

[4] [德]康 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商务印 书馆1991年版，第138页。

[5] 董必武：《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4页。

[6]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页。

(本文作者：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许冬梅

第二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内在关系

龚群：三层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内在关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报告之所以作三层次的区分，是要阐明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党和国家在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是什么，在社会与市场层面的价值追求是什么，以及在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是什么。在这三维一体的核心价值观中，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道德生活的基础，而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是理想目标，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则是使得我们能够实现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不可逾越的中间环节。这样创造性地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进行区分性表述，在理论建设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远的意义。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把它作为简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一层次，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在包含的核心价值观的提炼。

价值承载着理想，理想内蕴着价值，理想追求本身就是价值追求，美好的理想也就是值得人们追求和拥有的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核心价值观，凝结了一百多年来先进的中国人的理想与价值愿望，同时也是基于现实的理想，是13亿多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于现代化国家理想形态的价值表达，因此，它也可以说是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包括经济与国力的富有强大、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高度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追求，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这样一个四维的理想价值，有着强大的现实感召力，是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诉求。社会主义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要起着凝聚我国各族人民人心的伟大价值作用，形成维系社会团结、民族和社会和谐的精神支柱。并且，在当今世界软实力的较量面前，鲜明地亮出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核心价值观。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一层次的核心价值观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以前我们把这一中间地带称之为“集体”，然而，在现代意义上，准确反映这一层面的社会形态，应当称之为“社会”。把这一层面的价值诉求提升到核心层面，表明了我们党的理论勇气和智慧。这一领域也就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讨论的“市民社会”，黑格尔说：“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黑格尔在市民社会的标题下所讨论的社会领域，也就是在现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以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或发育为前提的，并且，市民或公民的活动是把市场经济的活动包括在其中的。

实质上，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以及公正与法治，都是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核心价值要求。没有自由平等与公正法治，也就没有真正健康的现代市场经济，也就没有发育完善的市场经济。现代资产阶级是从现代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生长出来的，资产阶级把“自由平等”作为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只不过表明他们是从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中汲取了他们的价值观念，然而，由于资产阶级本身阶级利益的局限性，他们打着“自由平等”的价值旗号，但不过是维持着他们自身的利益。不可否认，我们在社会与市场的意义上将自由与平等作为核心价值观，在观念史上，对于资产阶级的这一核心价值观有着借鉴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不能切断历史，应当汲取人类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价值观念方面的优秀成果。并且，社会主义制度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实现以往的社会制度无法实现的代表人类价值认识的真正优秀成果。如果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公正与法治，1

也就不可能真正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培育现代市民社会。同时，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雄辩地告诉我们，追求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如果没有以自由平等和公正法治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为中介，也难以成功。同时，市场经济建设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民主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社会与市场的公正与法治是必须的内在条件。没有法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没有公平正义，也就难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的理想价值追求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一层次主要是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它从个人的政治道德、职业道德以及个人的德性品格这样几个方面，强调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应当具有的核心道德价值。

爱国，作为个人的道德要求和核心价值观，它是几千年来的中华传统爱国主义、近代以来的爱国志士、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壮举和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爱国要求的集中概括。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核心要求，是事业心和责任心的强有力的体现。敬业体现了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爱岗敬业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集粹。

诚信和友善，在诸多中华美德对个人品德的要求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承下来的诸多美德中的最重要的道德要求和核心价值。对于诚信，孔子曾经强调，民无信不立，只有诚实，才可在与人交往之中得到他人的信任。友善，也就是待人善良，善良或友善的道德价值，是其他一切道德价值之本，它是个人道德的本源，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集中体现。当每个公民有了诚信与善良的品格，也就不会在市场中为了个人的私利来进行欺诈，他就不会忍心在乳制品中掺杂对儿童的生命有毒害的物质。如果亿万中国公民都有着诚信与友善的品格，中华民族作为讲道德讲诚信的文明礼仪之邦的信善就会重新在新的世纪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华古老的文明就会重新绽放出它的灿烂光辉。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诚信与友善是与我们国家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市场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和运行内在关联的“三个倡导”之间是内在融贯的统一体，维护社会的和谐有序运行，哪一层次的核心价值观都不可或缺。

那么，这样三层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怎样理解其相互关系呢？我们认为，从国家层面来理解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我们所提倡的国家共同理想精神和核心价值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和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价值诉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说到底，是亿万人民的幸福之所在。有了国家的强盛，才有全体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有了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政治，才可真正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有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文化，才可实现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伟大复兴，从而使得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尊严；有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会有安定团结有序的社会生活，社会主义经济才可繁荣发展，老百姓才能真正享受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然而，这一核心价值观所表达的理想追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要通过市场、通过市民社会的发育来实现，因此，自由、平等、公正与法治的核心价值观，就有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最后，一个现代富强民主的中国，也必然是一个文明和谐的中国，一个公正秩序与法治的中国，而要实现文明、和谐与法治秩序，也离不开道德个体的支撑。一个富强的中国也应当是一个复兴道德文明的伟大国家。因此，这三者是内在融贯的统一体，哪一层次的核心价值观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篇：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论纲

【摘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是三个内涵各不相同但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正确的理解三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我党提出的依法执政的核心内核。本文通过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提出了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对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依法执政又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的观点。

【关键词】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

一、引 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二、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一）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涵义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

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种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 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

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

尽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我党执政以后，对是否应该依法执政以及是否应该严格贯彻依法执政的问题曾有过曲折，历史证明，没有我党的依法执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正是“十年文革”时期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其次，人民政府是一个基本由我党员、干部组成的政府，是我党执政方针、政策和理念贯彻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来行使其职权，整个政府运作必然会陷入失范状态，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依法执政相对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更加宏观，它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具体的运作才能得以贯彻。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尚处于一个行政权过分庞大的转轨时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关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顺，立法、司法两头过小的“纺锤型”状态还不可能在一时片刻之间得到合理的改观，因此我党的依法执政的战略方针更多的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去落实和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和具体化并非言过其实。

五、结 语

总之，中国共产党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是对我党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由于现阶段政府施政的特点，实际上依法行政正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三者既有根本的内涵差异，又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只有理解了这种区别与联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领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精髓，更好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这种理解不一定准确，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毛德龙，男，1977年3月出生，山东省日照市人。现为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截至目前，共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有三篇在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论文研讨会获奖。参加过三个课题研究，其中包括一个省部级课题。

delongmao@yahoo.com.cn（电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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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论纲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论纲

毛德龙

【摘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是三个内涵各不相同但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正确的理解三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我党提出的依法执政的核心内核。本文通过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提出了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对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依法执政又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的观点。

【关键词】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

一、引 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二、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一）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涵义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

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种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 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

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也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 由于极端忽视法治，推崇人治，结果十年“文革”最终爆发，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实行人治最大的弊端，是把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决策没有基本法律依据和民主程序规则，个别人可以恣意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将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初，江泽民同志就依法治国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深入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意义、内涵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进一步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随后写进了宪法。从中国法治进程的脉络，尤其是我们党执政以后的治国理念的变迁来看，我们党对依法治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显然已经认识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江泽民同志适时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载入宪法，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考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正是在前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性的决策。它实际上表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要实现依法治国，在现阶段，关键是依法执政，只要实现了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应该说依法行政并非什么新鲜名词，其含义就是要求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合理的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身的设立（包括职能的确定、组织设立、权力来源）、行政机关的运行（尤其是行使抽象或者具体的行政权力）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遵守相应程序，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法律的监督，违法行政应承担法定责任。依法行政的产生与民主法治、分权制衡不可分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法治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依法行政作为一个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对法治的理解不同，依法行政原则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称为依法行政，法国称为行政法治，日本称为

法治行政等等，但是政府行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法律之下进行则是共同的。与西方建立在深厚的法治传统基础上不同，我国提出依法行政口号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从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再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直至1999年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依法行政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道路。作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不仅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我们通过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历史和理论考察就不难发现，依法行政原则所要求的法律至上、权利本位、社会自治、程序法治等理念正是依法治国战略在行政领域内的应有之义。

在现阶段的中国，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目前之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由于传统的党政不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和理政模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行政权的过分强大在我国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据统计，在我国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和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执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处于举足重轻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依法行政也根本谈不上依法治国。

四、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依法执政是

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

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政”字虽一，但含义相去甚远。前者的“政”准确的理解，应为政务之“政”；后者的“政”则为政权之“政”。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主体明显不同，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执政党执政后依法成立的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付的行政职责；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依法执政的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相对更加宏观； 依法行政的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相对更加具体。依法执政是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进程中治国理政的战略性调整； 而依法行政则是从战术的角度来贯彻执政党的执政方针。

尽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我党执政以后，对是否应该依法执政以及是否应该严格贯彻依法执政的问题曾有过曲折，历史证明，没有我党的依法执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正是“十年文革”时期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其次，人民政府是一个基本由我党员、干部组成的政府，是我党执政方针、政策和理念贯彻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来行使其职权，整个政府运作必然会陷入失范状态，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依法执政相对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更加宏观，它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具体的运作才能得以贯彻。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尚处于一个行政权过分庞大的转轨时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关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顺，立法、司法两头过小的“纺锤型”状态还不可能在一时片刻之间得到合理的改观，因此我党的依法执政的战略方针更多的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去落实和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和具体化并非言过其实。

五、结 语

总之，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是对我党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由于现阶段政府施政的特点，实际上依法行政正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三者既有根本的内涵差异，又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只有理解了这种区别与联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领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精髓，更好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这种理解不一定准确，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第五篇：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由“人治”到“法治”转变，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在全社会进一步实施的关键所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所在。但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区别：

涵义不同。依法执政 其内容主要有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其权力，依法处理国家各种事务。简单地说，依法执政，涵盖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制改革等内容，而依法行政只涉及执法的要求。

主体不同。依法执政的主体是执政党，依法行政的主体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内容不同。依法行政的“政”，应为政务之“政”，即国家权力部门赋予的行政工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负的行政职责；依法执政的“政”，则为政权之“政”，即组织和领导国家政权，它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理解的重点）

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1）都强调“依法”，强调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2）依法执政是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

（3）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