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特布雷故事集》读后感

第一篇：《坎特布雷故事集》读后感

《坎特伯雷故事集》读后感

整本书看下来，最大的感言是——乔叟太有才了！且不论他的写作是采用十音节“双韵体”的抑扬格诗再加上两篇散文，光是看他塑造的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就足矣。从高贵的骑士到贫贱的农夫，从尊荣的女修道院长到口无遮拦的巴斯妇，各行各业各个阶层，无一雷同。他们的语言，行为，外貌，无一不反映了14世纪英国的社会现状。他们并不是生活在远古字里行间的虚构人物，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那个时期甚至是现在的，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客店老板和乔叟自己在整部故事集里可算是特殊的存在。正是由于热情豪爽的客店老板提出的建议和乔叟这个文学家的记录，这些朝圣者的故事才得以流传。客店老板算是个穿针引线掌管全局的人物，风趣幽默，聪明又不失严谨，懂得在最恰当的时机说出最符合环境的话语。乔叟一直默然，一度被人忽略甚至忘记他的存在，但最后他那个关于梅利比和他夫人慎子的故事，着实给本人留下了印象深刻。

骑士的故事反映了那个时期典型的骑士精神和骑士恋爱观。两个落难皇子爱上了敌国皇后的妹妹，最终反目，酿成悲剧（虽然某些方面来说算是圆满结局）。年轻美貌的贵族女子，没有任何肉体接触的“柏拉图”式恋情，为了心爱的女子决斗，战神Mars和爱神Venus的争战……典型的骑士传奇。最后的结局又隐隐透露出只能用爱去换取爱，而不是用武力。

管家的故事讽刺报复了磨坊主，因磨坊主讲了个讽刺木匠的故事，而管家以前是个木匠。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法院差使和游乞僧的身上，两个人相互以故事讥讽打压对方。却让读者从中看出二者半斤八两，都是以各种手段讹骗百姓钱财的骗子。他们故事的结局里，法院差使成为魔鬼的奴隶，游乞僧则受到了生平最大的羞辱。

律师用了散文形式，讲述了一位信心十足的公主康丝顿司的曲折故事。这位公主的美貌与信心成正比，她因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称义而备受神的怜悯。两次婚姻虽都遭受婆婆的迫害，并受到魔鬼的攻击，但神的使者一直在保守这个圣洁的女子，最后的结局也算是苦尽甘来皆大欢喜了。

巴斯妇这个人物不可谓不是对传统的大挑战，她在故事前说的序言尤其精彩。她的五个丈夫，她的贞操观，她的婚姻观……每句话都是对这个男权主义至上社会的质疑与挑衅。正如她说 “假如史书由女人来编纂的话，如教士们保藏在经堂里的那么多，她们所记的男人的罪恶，恐怕所有亚当的子孙，都偿还不清”一样，她对男人的态度是带轻蔑的，她认为幸福的婚姻中唯有女人掌控一切才为美满。她的故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切。当骑士最后决定把一切主权交给妻子，让妻子有选择的权利时，婚姻才进入最美好的状态，这位妻子也就成为了年轻美丽，又忠诚又温柔的好妻子。

学者的故事语言优美逻辑清晰。格莉茜妲虽然出生低贱，却有着无尚的美德。她美丽，温柔，顺服，谦卑，孝顺，智慧，忠贞……具备一切贤德女子应有的品质。她屡受试炼，却一直缄默不言忍受苦痛，仰望信靠神。因此，她得到了她应得的幸福。可是，乔叟在末尾的诗篇却让本人疑惑。他呼吁女子们不要用谦逊封住自己的舌头，而是要牢牢掌管治家大权，保护好自己的利益，用舌剑和忌妒降伏男人，尽量行事放浪，任由男人去震怒、断肠与抽泣！也许是乔叟在说反话，也许是他倡导妇女解放的宣言？

侍从的故事似乎还没有完成。“鞑靼国的成吉思汗”让在下小小地穿越了一下。看看创作时间，也许这个故事真是元朝的传说呢~动物的拟人化也做得很到位，让本人一度真把那只雄鹰看成了负心的花花公子哥。

自由农的故事简约而不简单。爱情，忠诚，慷慨，宽容……这些要素交织在这几人中间，让人看到了人所应行的美德。要勇于付出一切去追求自由的爱情，也要尊重做妻子的忠贞和

做丈夫的守义，鼓励宽容。这些就是自由农想表现出的新思潮。

医生和女修道士都提到由于罪孽横行，导致了美好事物的死亡与毁灭。但他们要表达的意思都是善恶终有报，罪恶必被审判，美善必被尊荣。柔顺女子的头颅，敬虔孩童的歌声，这些都纪念了无故为义受逼迫的人们。

至于赦罪僧，比起刚才提到的两个死去的孩子来说，实在是一个罪孽深重彻头彻尾的大骗子！更可怕的是，他坦然承认并兜售自己的伪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虽说了个关于死神降临到贪财者身上的劝世寓言，自己却比任何人都更爱财。他表面神圣，实际做着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乔叟成功地刻画了这样一个虚伪的僧人形象，把他对当时教会的不满与讽刺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样的讽刺也体现在船手的故事里，那个叫约翰的僧人利用人心的软弱，骗了商人，还诱骗了商人的妻子。

接下来是重头戏，乔叟亲自出场。抛砖引玉地先讲了篇关于托巴斯先生的韵文诗，被打断后继而又讲叙了一篇散文，说了梅利比先生是怎样采纳贤德妻子慎子的忠言，又是如何在内人的斡旋下与仇家和好。这篇散文相当长，本人分了好几次才读完，但可谓是受益匪浅。这篇故事的主题可以说与《箴言书》很相似，都是些教导人智慧处世，培育人道德品质的话语。梅利比先生的妻子与女儿遭到他旧仇人的迫害，女儿重伤几乎活不成了。这时候，带着愤怒、贪婪、急躁的梅利比先生召集了很多人为他出主意。结果不言而喻，他们决定用同样的方式报复，越快越好。慎子夫人虽也悲痛却没失去理智，她不卑不亢地向丈夫尽心规劝，把事情的因果关系分析得头头是道。她是顺服的女人，却不是盲从的女人，她用智慧、敬虔、宽容与理性为她自己和她的丈夫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同时也用最平和的双赢方式解决了该事件。虽然故事标题是《梅利比的故事》，慎子夫人却俨然成为了我心目中的不二主角！书中并没有任何关于她的外貌描写，可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读者，使她成为了本书中最美的女人。接下来是僧士的短篇悲剧故事集萃，似乎都是六音步韵诗。从路西法的堕落到克里萨斯的死亡，哀唱着一个又一个身居高位却因犯罪或疏忽而被命运打击的人们。可惜仅仅是故事的复述，僧士并未从中发掘出教诲人的新知识。

女修道院长的教士讲了个关于狡猾狐狸和虚荣公鸡的动物寓言故事。这可算得上是乔叟的杰作。虽是个老瓶装新酒的故事，乔叟却使现实与寓言完美结合，上演了一部生动活泼的喜剧，可谓雅俗共赏。说点题外话，看到这篇故事，本人不禁想到了马克吐温的短篇《该死的人类》里那段关于公鸡与男人的对比：“公鸡有很多老婆，但这都经过了这些母鸡的一致认同，他们生活得快乐幸福，所以公鸡没有做错什么。而人类娶多个妻子却是通过一种强迫的手段，而女人们却对这种法定特权无能为力。这么说来，人类的地位远低于公鸡。”马克吐温不愧为讽刺文学的高手。

第二个女尼也是一个虔诚的殉教故事，圣女和殉道者的精神和勇气令人动容。唯一让在下感到遗憾的就是故事的发展和转折有点奇怪，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寺僧的乡士，说实在话这位在下实在不清楚到底是谁，因为引言里貌似没有提及到他，而且对比了下英文的目录，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单词与之对应。总之，这个乡士和他的老板寺僧翻脸了，把他老板干得那么些坑蒙拐骗之事全给抖了出来，让人看到了一副貌似神圣正派实则卑鄙无耻下流的丑恶嘴脸。

伙食经理（粮食采购员）那个乌鸦的故事则教导人们守住自己的口舌，有时即使是事实也不一定要全说出来，鲁莽的舌头会割断一切，甚至是一个人的生命。这也正应了《圣经》上的教训——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它的，必吃它所结的果子（箴18：21）。

最后是牧师的故事。这是位地位底下的农村牧师，只有他是真正虔诚的教徒，任何事情都以身作则。他所说的故事也并不是故事，而是一篇冗长的散文体教诲词，据译者介绍原版本有九十三页。故译者并未全文译出，仅作了全篇的内容概述。大抵是在解释人类的罪孽、上帝的救赎，以及认罪的圆满境地。

纵览全书，本人对乔叟高超的写作才能膜拜无比。可以说他熟悉中世纪欧洲文学的所有类型，且能够熟练运用每一种文学类型的技巧来写出优秀的故事。《坎特伯雷故事集》作为乔叟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创作出的作品，其内容和技巧上都达到了他创作的顶峰。乔叟对英国诗歌的贡献也使他被誉为“英国诗歌之父”。

第二篇：坎特布雷故事意义

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 c.1343-1400)是14世纪英国著名诗人，“英国诗歌之父”。乔叟的诗作，尤以《坎特伯雷故事》为甚，历来备受关注。西方的乔叟研究，始于15世纪，至今从未间断。主要的研究流派，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文本研究。这一类研究的特点，重在考证甄别，去伪存真，目的是从大量现存手稿中，找出乔叟的作品。由于其作品多为分散的手抄存本，研究者们将经过考证的乔叟作品，列成不同的序列，加以研究，并通过作品的内在联系，佐以乔叟的仕途沉浮，试图模拟复原乔叟当年创作的时间顺序。由于历史久远，确凿证据的缺失，前一种方法显得相对客观，而后一种方法，多少会受制于个人的主观因素，因而争议不断。第二类属宏观研究，源流或学派上的分类，应归人欧洲大陆学派。这种研究方法，是将乔叟置于14世纪.欧洲的文化大环境中，加以考察。‘这一派的学者，多根据乔叟作品的语文特点和情节脉络，断定昔日乔叟的作品，乃依袭法国和意大利诗人的创作，依葫芦画飘，实属模仿之作，因而有流传甚广的“乔叟创作之三个阶段”说。第三类，谓之乔学研究的英美流派。这类学者对上述宏观研究不屑一顾。他们默认法国文学对乔叟的巨大影响，却断然否认乔叟与意大利诗歌及其诗人的干系，甚至断定乔叟定然未曾读过薄伽丘的作品，也从未与薄伽丘有过任何接触。他们认为:乔叟的创作，皆为独创;至于形式与内容的相似乃至相同，纯粹出于巧合。这类学者尽使所能，或借助文本，或取诸历史，刻意论证乔叟作品的独创性，进而维护

其“英诗之父”的形象。

上述三个“乔学”流派，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一个本质问题，即

乔叟文学成就的定位。

自14世纪后期，德尚(Eustache Deschamps, 1346-1406)之后，直至19世纪末，欧洲主流学术界对于乔叟的定位，是将其视为法国文学和意大利文学的模仿者，兼翻译者。期间虽不乏为乔叟大唱赞歌的文人学者，然所盖地域，则多限于英伦之内。19世纪后期以来，为重新定位乔雯文学贡献的呐喊之声，跨过了北大西洋，在美利坚的土地上，渐渐汇集成阵阵浑厚的声响。这个时期，大洋两岸

英美乔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美国人基特里('George Ly-man Kittredge)的((乔叟与其诗歌》(Chaucer and His Poetry,1915)、娄斯(Lowes John Livingston)的((乔叟与但丁))(Chaucer and Dante,1917)、贝瑟尔(John Perceval Bethel)的((但丁对乔叟思想和表达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Dante on Chaucer's Thought and Expression, 1927)、许莱士(Howard H.Schless)的《乔叟与但丁:重新评价》(Chaucer and Dante: A Revaluation, 1980)和英国人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的《爱的寓言:中世纪传统研究》(The Allegory of Love: A Study in Medieval Tradition，1936)。然而，上述乔学研究经典的所论之道，却又不外乎

两条:一是着眼文本，二是依就时代。两者之间，径渭分明，鲜有集两者于一身者。倘若细读《坎特伯雷故事》，就会发现：凡乔叟所写，包括那些从法国或意大利作家作品直接改写过来的故事，经过乔叟的剪裁梳理，无不显示出其独创的闪光之处，和他“得于斯、高于斯”的归化叙事手法。由此可见：乔叟始从起笔写作，就开始展现其独特的思想体系与其迥然不同的文学表现手段。本文撇开国外上述诸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是非之争，通过梳理、评价前人的研究成果，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辅以乔叟的生卒年谱，以多重视角，聚焦《坎特布雷故事》，将对这一作品原创性问题的探讨，纳人学术范畴。不过，要论证这个问题，恐怕要涉及以下三点:第一，对于中世纪文学作品的“独创性”意义的界定;第二，对于乔叟三个阶段的重新认识，包括对乔叟文学创作独创性时间的重新划分，第三，《坎特伯雷故事》的独创之处及乔雯对于英国文学的贡

献。其中第一点是关键，第二和第三点是佐证。

文学作品的独创性，一般是指文学作品的原创性。这一原创的“第一”原则，整体上应该包括情节、人物刻画和人物的对话设计，也涉及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及写作技巧。若按今日世界普遍遵循的现代版权意识的标准和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关于素材出处的注释体例加以衡量，乔叟的作品无疑大有“剽窃”之嫌。因为乔雯的《坎特伯雷故事》，一如他的其他几部主要著作，无论从作品的框架，还是故事本身，都能从法国抑或意大利的文学作品中找到出处，于是，一提及乔叟的独创性，便会招致质疑，进而易使这类主张的倡导者们望而却 步。然而，对于中世纪文学作品的独创性的界定，需要有一个历史的考量，不能完全按“第一”原则行事。艾略特在其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曾论述过中世纪作家们强调传统传承的历史成因以及定位中世纪作家文学贡献的标准:“在这一过程中开始弄清的事实之一，就是我们在称赞一位诗人时，往往要强调他作品中最与众不同之处。„„然而倘若我们不带偏见地研究一位诗人，我们就会发现不仅他作品中最好的，而且最有个性的部分，也许正是那些以往的诗人，即他的前辈们，最能表现出他们不朽之处的地方”。一个作家的伟大，不可能凭空而来，往往是因为他的作品传承了前人的伟大传统。艾略特这一颇有见地的论述，为我们在乔学研究中克服时代的偏见，提供了一把认识论的镜子。历史上的诸多大家(如一百多年之后的莎士比亚以及再稍稍迟后的弥尔顿等人)的许多脍炙人口之作，都不乏对传统作品的继承和开拓: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剧《特罗依勒斯和克里西德》是依据乔叟的同名长篇叙事诗创作的;而乔叟的同名作品，则是根据薄伽丘的长篇叙事诗《菲洛斯特拉托》改写而成的。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弥尔顿创作于1667年的长诗《失乐园》。弥尔顿的这部代表作，分别改写自《圣经》、雅各布斯·马森尼乌斯的《圣书首五卷》(1650)、荷兰

作家雨果·格劳秀斯的拉丁语作品《被逐的亚当》和另一部题为《失乐园))(II Paradiso Perso)的意大利悲剧。尽管学界频繁有人对乔曳和弥尔顿的独创性发出怀疑之声，其中包括这两部作品对于文学经典的借用，和对于他人作品直接或间接的移花接木，但都无法削弱这两部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改写作品，只要在写作风格、人物塑造、情节改变等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质性突破，并明显带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依然可视为独创性的作品。这里既涉及作品的时代标准，也涉及作品本身风格的二次形成，还包括作者独特的创作手段。虽然中世纪的作家们普遍心照不宣地以遵循经典的教诲为己任，以《圣经》、荷马、维吉尔、但丁等作品和作家的著作为灵感源泉，更为自己的作品与经典的相似性而沾沾自喜，并将模仿和学习前人的作品视为创作成功的秘诀，但由于中世纪文学作品的传播途径以手抄作为媒介，作品本身流传的过程，亦是一个经历刻意和不自觉的改变的过程。传播途径中带有抄写者或改写者主观喜好的刻意改编，既反映出其个人的取舍偏好，也能彰示其文字功夫及其博学功底。正因为如此，同一部作品流传至今，可见于使用多种不同文字、局部情节相异、乃至集多部经典故事于一体的多种版本。而能够经历时代变迁，大浪淘沙，却依然能为后

世所津津乐道者，必具其异于前者的独特之处。

乔学研究中的“三个阶段说”，同样也在客观上对乔叟诗歌创作的独创性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按照这一说法，乔叟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一个分别模仿法国文学作品(法国阶段)、意大利文学作品(意大利阶段)，最后才达到了相对成熟的自我创作的第三阶段(英国阶段)。这一划分的具体时间的界限，根据多数学者的解释，分别与两个主要因素有关。第一，是他的“出使他国”，第二，是其作品的模仿对象。1359年底到1360年初，乔叟随里昂内尔王子参加英法百年战争被俘，于次年由国王用重金赎回，其后便开始文学创作，他的“法国时期”便随之开始，直到1372年底。期间的创作活动，除完成了短诗若干(包括其著名的“ABC诗”)，还先后着手翻译《玫瑰传奇》(The Romance of the Rose)，创作了平生第一步重要诗作《公爵夫人颂))(The Book of Duchess)。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公爵夫人颂》的创作素材，源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及不同风格的作品，如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马肖的《爱之源》(Le Dit de la Fonternne Amoureuse.),((公断》(Le Jugement dou Roy de Be-haingne)以及《玫瑰传奇》。其诗歌形式，采用了当时风靡意大利和法国的梦境诗和浪漫传奇的套路。乔曳对于借用文本及其风格所做的二次创作中显露出的独创意识，体现在他对于创作原材料的精心处理和使用，进而造就了风格上全然有别于它的崭新文本，及其独创的艺术效果。在借用梦境诗的梦境框架的同

时，乔叟拓展了流行于当时的梦境诗的既定模式，把借用文本中带有悲剧式宿命论爱情故事色彩的人物和模式化的情景描写，转化为积极的、带有现世意义的叙事文本。将一首历来充满悲情的悼念亡灵的安慰诗，写得既凄凉缠绵，又耐人寻味。此外，这首诗歌摆脱了弥漫在传统宫廷爱情诗中有关男女偷情的所谓“宫廷爱情”的写作套路，第一次讴歌了以婚姻作为基础的人间真爱。凡此

等等，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大创新。

第二个阶段始于1372年底，乔叟出使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公务之旅。次年3月回国后，乔叟开始酝酿《声誉之宫)(House of Fame)的写作，并在其后着手创作《安妮丽达与阿赛托》(Anelida and Arcite)，尝试写作“修士的故事”、《百鸟议会》(Parliament of Fowls),《帕拉蒙和阿赛特》(Palamon and Arcita)(后收人坎特伯雷故事中，易名为“骑士的故事”)，创作长篇叙事诗《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翻译波依提乌的《哲学的慰藉》(Boece)，构思《贞女传奇》(The Legend of Good Women)。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诗歌形式上，依然主要采用第一阶段使用的梦境诗与浪漫传奇，但表现的内容则比第一阶段更见宽展，表现手法日趋成熟，对于英语诗歌韵律和诗歌表现艺术形式的探索也愈见功力。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当数《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这部长达8239行的爱情诗篇在结构安排、人物塑造、情节设置等诸多方面，都超越了乔叟所借鉴的法国宫廷爱情诗的艺术成就，并将源于古希腊悲剧的悲剧艺术，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英美学者中，认为《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艺术

成就盖过《坎特伯雷故事》者，如今大有人在。

“三个阶段说”，对于研究乔叟的生平具有一定的意义，而对于研究其文学创作，这一分类的适用性，则很值得商榷，因为它无疑扼杀了乔叟作品独创性研究的前提。本人认为:乔叟诗歌艺术成就的高下，与这一分类关系牵强，只是其写作的风格、创作的参考题材及其创作灵感，受激发于前两个时期所代表的作家们的作品而已。更何况法国与意大利作家们的作品的原创性问题，也曾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逞论《坎特伯雷故事》中许多故事，分别写于其所被标榜的第三个阶段之前。因此，严格地说，乔叟始于1387年的《坎特伯雷故事》的创作活动，其实是对早年写就的故事，开始编辑、整理和对所缺部分进行补写而已。本人尚且认同“三个阶段说”的时间界限，但认为有必要将“法国阶段”、“意大利阶段”、“英国阶段”，按乔叟作品的创作倾向与特点，分别重新定界定为“仿效阶段”(Period of Emula-tion),“独创阶段”(Period of Originality)和“英国阶段”(Period of Englishness)。乔叟诗歌创作的独创性，初露于其创作生涯开始的“仿效阶段”，张扬于“独创阶段”，成熟于“英国阶

段”。《坎特布雷故事》是其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其中不少故事，都是写于

早年的成功之作。

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的独创性，存在于多个方面。首先，他在当时以拉丁语和法语占文学创作领域统治地位的14世纪，开风气之先，使用当时社会下层使用的语言—英语一一进行创作，并自始至终，这在英语语言文学的发展史上意义非凡。他的这一独创性的选择，及其作品的成功，为英语语言带来了尊严，并由此为开创英语语言文学传统做出了贡献。第二，作为英语语言的实验者，乔叟也为书面英语语言的表达方式之确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作品打破了当时文学语言的既定模式，拓宽了文学语言的表达范围，展现了这一语言行文之畅达与文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乔雯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更是集中地体现了他大胆的文体创新，与他倾注于其中的人文价值;凡此两项，皆为

英语文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开创之举。

乔叟也是英语诗歌形式与风格的革新者。其过人之处，在于不断地推陈出新。来自欧洲大陆纷繁的所谓“影响”，充其量只是为他的重新创作，提供了任其拿捏的材料和参考。于是，法国充满伤感的宫廷爱情故事(Courtly Love Stories)、中世纪欧洲大陆广为流传的梦幻诗(Dream Poetry)，在乔雯的笔下，时常呈现出轻松的欢快，带有其自身的特点。《坎特伯雷故事》的叙事结构，借鉴于薄伽丘《十日谈》，和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然其所纳入的故事，则和《十日谈》与《一千零一夜》所收人的故事大相径庭;无一不是14世纪英国社会鲜活的真实写照。乔叟在借鉴叙事框架的同时，创造性地使用了引子、尾声、故事间人物的对话，以及其他香客对故事叙述者的赞美、挖苦和讥讽，乃至他们的斗嘴，将其设计为带有戏剧性冲突的故事的有机成分。其结果，便是一个故事引发了接下来的故事，而相邻的两个或几个故事，可以视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一个整体。此外，香客们的互相攻汗，嬉笑怒骂，也为这部作品增添了伦敦14世纪的市井生活气息。乔叟本人，则作为故事的叙述人，在这首长篇叙事作品中分别以两个不同人物的身份出现。他时而是明智而又幽默的叙述者，时而又摇身一变，成了一位腼腆而憨厚的香客。这一创造性的设计，造成了叙事程式上的一种张力。这些具有原创特色的改编，发展了中世纪文学

作品的叙事艺术。

乔叟的另一大贡献，是他拓宽了英语文学的表现内容。《坎特伯雷故事》的横空出世，向世人证明:英语文学的表现深度与广度，足以与法语文学和意大利语文学，乃至其他任何语言的文学相媲美;另外，在英语诗歌形式的创立上，他也勤于探索。为了使内容与形式更趋协和，他将古英语诗歌过于刻板的头韵体，改为音步体，其创造性的改写和移植，使这一作品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达到

了高度的统一，进而成为一部既含古典文学基本题材，又带有哲学思考和神学意味的集大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乔叟既为英语文学特色的形成，也为英语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作为诗人，乔叟在英语诗歌韵律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尝试。通过借鉴法语诗歌的八音步和意大利语诗歌的十音步的韵律模式，乔叟独创了英语诗歌十音步的五步抑扬格诗体，并以此作为英语诗歌的一个基本模式，这一模式，具有高度的叙事灵活性，被后人称为“英雄对句体”，为后代诗人们不断享用。此外，乔叟在历代英国诗人中，第一个首先使用充满喜剧色彩的现实主义手法进行人物刻画。《坎特布雷故事》中的29个朝圣者，分别属于贵族((3人)、农民((3人)、中产阶级(14人)和神职人员(9人)四个社会阶层，共涉及14个社会职业，涵盖了当时英国社会几乎所有的方方面面，展示了14世纪英国从中世纪农业社会向近代商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迅速变迁着的社会生活。乔叟通过将香客们设定为行业代表和社会个体的代表，使他们各自所说的故事，既具有故事本身的价值，也可权作他们活生生的自我介绍。这一文体上的连续性和开拓性，也是乔叟的一大创新。

第三篇：《坎特伯雷故事集》读后感

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不是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甚至让一群人中每人讲一个故事这种形式也不是什么新主意。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有十个人，为了躲避1348年在佛罗伦萨肆虐的瘟疫逃到城郊的庄园。他们就是通过讲故事来消磨时间的。

《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也有一群人，每个人讲述一个故事。按题材来分，有爱情和骑士探险传奇、宗教和道德训诫故事、诙谐滑稽故事、动物寓言等几大类，内容包罗万象，有雅有俗，有的很有趣。

我们不仅对故事本身感兴趣，而且对讲述故事的人也感兴趣。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真实的。乔叟在引言中把他们一一作了介绍。他凭借朝圣者之口，汇集了欧洲中世纪文学中的各种主要类型。作品广泛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英国社会生活，揭露了教会的腐败、教士的贪婪和伪善，谴责了扼杀人性的禁欲主义，肯定了世俗的爱情生活。

《坎特伯雷故事集》的艺术成就很高，远远超过了以前同时代的英国文学作品，是英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第一部典范。作品将幽默和讽刺结合，喜剧色彩浓厚，其中大多数故事用双韵诗体写成，对后来的英国文学产生了影响。

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乔叟用富有生命力的伦敦方言进行创作，也为英国文学语言奠定了基础。他首创的英雄双韵体为以后的英国诗人所广泛采用，因而乔叟被誉为“英国诗歌之父”。

当时对乔叟和他的作品都没多大兴趣。后来送给了董老师，说不定他在编写那本帕索里尼小册子时候也派上了用场，也算宝剑赠烈士，省得放在我书架上落灰。

书是旧物，是给那个时代的人阅读的，自然萌发不出多大生机。帕索里尼用颠覆的手段拍成电影，意义大有不同，虽然是７０年代的作品，放在今天，一样令人瞠目结舌。

电影相当的自然主义，在帕索里尼的电影里也算比较商业，即使是不懂艺术电影的人也能从中找到开心的元素。为了重现英国文学的特质，片子整个在英国坎特伯雷拍摄，浓郁的古典风情扑面而来，的确不同于“十日谈”中的意大利人文色彩。内中有一段几乎就是向卓别林致敬，喜剧默片的手法贯穿着整个段落，形象塑造也跟流浪汉夏尔洛差不多，拐棍礼帽，底层的智慧跟上面阶级的愚蠢开火，让人看得很是轻松解颐。结尾一段地狱狂欢更是让人觉得过瘾，整个一个嬉皮士的乐园，内中充斥着无数对于现世的讥讽，画面色彩绚丽，构图精彩无比。帕索里尼的反叛在电影中无处不在，那么多的裸体和屁股，似乎就是一枝枝猥亵观众眼睛的利箭，历史和文学的痼疾、自古以来的阶级分立被一一洞穿，一个也别想走。

文学作品翻拍是电影的传统，不过能颠覆文本的作品少之又少，帕索里尼用性的弯弓来发射自己的批判，究竟影射着什么，别用乳房和屁股，用脑袋去想吧。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方重译本读来韵味隽永。“当四月的甘霖渗透了三月枯渴的根须，沐濯了丝丝茎络，触动了生机，使枝头涌现出花蕾；当东风吹香，使得山林莽原遍吐着嫩条新芽，青春的太阳已经转过半边白羊宫座，小鸟唱起曲调，通宵睁开睡眼，是自然拔弄着它们的心弦：这时，人们渴望着朝拜四方名坛，游僧们也立愿跋涉异乡”——故事集开始的这段话至今念起来令人口舌生香。

这段文字还令我联想到艾略特《荒原》开篇的几行诗：“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在死地上/养育出丁香，扰混了/回忆和欲望，用春雨/惊醒迟钝的根”，方重是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老前辈，他应该从这两段文字中看到某种巧妙的传承。而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也说过，任何一个二十五岁以上还想继续做诗人的家伙，历史感对于他简直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历史感迫使一个人在写作时，不仅要想到自己的时代，还要想到自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以及包括于其中的他本国的整个文学是同时并存的、而又构成同时并存的秩序。

方重先生（1902—1992），江苏常州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1957年任上海外国语学院（其前身系“上海俄文专科学校”）英文系主任，桃李满天下，笔耕不辍。20xx年秋天，我为写一篇短文去该校拜访年过7旬的凌宏炜先生，他的父亲凌达扬（1894—1986），深圳布吉人，先后毕业于耶鲁大学（1918）、哥伦比亚大学（1920），曾任西南联大外语系教授，1956年任该校英文系教授。当时顺便谈及方重先生，凌宏炜说，父亲调到上外后，校方有意安排他担任系主任，被他一口回绝，结果由方重出任是职。文革期间，方重先生惨遭迫害，凌达扬只在“陪斗”之列。方译本《坎特伯雷故事集》1955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印行，次年该社还出版了他译的《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

近二、三十年，方重先生的译作不断再版，真希望什么时候出一套像他名字一样端方持重的《方重译文全集》。

看到这里，本人有些疑惑了。Knight翻译为“武士”，Chivalry翻译为“武士道精神”实在是让在下有点无法接受。就好像友人从外国带回一精美工艺品赠与在下，爱不释手把玩许久，却发现座底屹然印着大大的三个单词“MadeinChina”那样的愕然。相对“骑士”，“武士”也许会更容易让中国人接受，且Knight也的确有“武士”的意思。不过在这篇文章中，这样的归化翻译是否会有些过头？如若不知原文，且对西欧文化了解甚少，这样的翻译岂不会给人“这个朝圣者是日本人”的感觉？毕竟就本人看来，“武士道精神”已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化之中了。还有一处就是“出道”二字让本人有种奇怪的感觉，虽然在《中华在线词典》中，“出道”有——方言，指年轻人走上社会，能独立工作和生活——这层意思，但毕竟在现实生活里用得不广泛，故觉得这么翻译略有不妥。

不过，有些地方不去深究也并不影响正确理解和顺利阅读，因此从整体意义上来说，这个译本还是很有价值的，比较真实流畅地传达了作者的本意。这也就为本人接下来的文字和分析提供了一个较科学的基矗

整本书看下来，最大的感言是——乔叟这厮太油菜了（油菜=有才）！且不论他的写作是采用十音节“双韵体”（后来发展为著名的‘英雄双韵体’）的抑扬格诗再加上两篇散文，光是看他塑造的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就足矣。从高贵的骑士到贫贱的农夫，从尊荣的女修道院长到口无遮拦的巴斯妇，各行各业各个阶层，无一雷同。他们的语言，行为，外貌，无一不反映了14世纪英国的社会现状。他们并不是生活在远古字里行间的虚构人物，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那个时期甚至是现在的，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客店老板和乔叟自己在整部故事集里可算是特殊的存在。正是由于热情豪爽的客店老板提出的建议和乔叟这个文学家的记录，这些朝圣者的故事才得以流传。客店老板算是个穿针引线掌管全局的人物，风趣幽默，聪明又不失严谨，懂得在最恰当的时机说出最符合环境的话语。乔叟一直默然，一度被人忽略甚至忘记他的存在，但最后他那个关于梅利比和他夫人慎子的故事，着实给本人留下了印象深刻。

骑士的故事反映了那个时期典型的骑士精神和骑士恋爱观。两个落难皇子爱上了敌国皇后的妹妹，最终反目，酿成悲剧（虽然某些方面来说算是圆满结局）。年轻美貌的贵族女子，没有任何肉体接触的“柏拉图”式恋情，为了心爱的女子决斗，战神Mars和爱神Venus的争战……典型的骑士传奇。最后的结局又隐隐透露出只能用爱去换取爱，而不是用武力。

管家的故事讽刺报复了磨坊主，因磨坊主讲了个讽刺木匠的故事（仅为推测，因乔叟并未写出该故事），而管家以前是个木匠。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法院差使和游乞僧的身上，两个人相互以故事讥讽打压对方。却让读者从中看出二者半斤八两，都是以各种手段讹骗百姓钱财的骗子。他们故事的结局里，法院差使成为魔鬼的奴隶，游乞僧则受到了生平最大的羞辱。

律师用了散文形式，讲述了一位信心十足的公主康丝顿司的曲折故事。这位公主的美貌与信心成正比，她因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称义而备受神的怜悯。两次婚姻虽都遭受婆婆的迫—害，并受到魔鬼的攻击，但神的使者一直在保守这个圣洁的女子，最后的结局也算是苦尽甘来皆大欢喜了。

巴斯妇这个人物不可谓不是对传统的大挑战，她在故事前说的序言尤其精彩。她的五个丈夫，她的贞操观，她的婚姻观……每句话都是对这个男权主义至上社会的质疑与挑衅。正如她说“假如史书由女人来编纂的话，如教士们保藏在经堂里的那么多，她们所记的男人的罪恶，恐怕所有亚当的子孙，都偿还不清”一样，她对男人的态度是带轻蔑的，她认为幸福的婚姻中唯有女人掌控一切才为美满。她的故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切。当骑士最后决定把一切主权交给妻子，让妻子有选择的权利时，婚姻才进入最美好的状态，这位妻子也就成为了年轻美丽，又忠诚又温柔的好妻子。

学者的故事语言优美逻辑清晰。格莉茜妲虽然出生低贱，却有着无尚的美德。她美丽，温柔，顺服，谦卑，孝顺，智慧，忠贞……具备一切贤德女子应有的品质。她屡受试炼，却一直缄默不言忍受苦痛，仰望信靠神。因此，她得到了她应得的幸福。可是，乔叟在末尾的诗篇却让本人疑惑。他呼吁女子们不要用谦逊封住自己的舌头，而是要牢牢掌管治家大权，保护好自己的利益，用舌剑和忌妒降伏男人，尽量行事放浪，任由男人去震怒、断肠与抽泣！也许是乔叟在说反话，也许是他倡导妇女解放的宣言？

商人的故事则反映了商人自身的婚姻不幸。冬月老人和他年轻漂亮的春月夫人，这样的搭配本不合理（个人意见），也无怪乎春月红杏出墙了。女人老是欺骗男人，折磨男人，商人大概是想表达这样的情感，可读者们到底能读出些什么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侍从的故事似乎还没有完成。“鞑靼国的成吉思汗”让在下小小地穿越了一下。看看创作时间，也许这个故事真是元朝的传说呢，动物的拟人化也做得很到位，让本人一度真把那只雄鹰看成了负心的花—花—公—子哥。

自由农的故事简约而不简单。爱情，忠诚，慷慨，宽容……这些要素交织在这几人中间，让人看到了人所应行的美德。要勇于付出一切去追求自由的爱情，也要尊重做妻子的忠贞和做丈夫的守义，鼓励宽容。这些就是自由农想表现出的新思潮。

医生和女修道士都提到由于罪孽横行，导致了美好事物的死亡与毁灭。但他们要表达的意思都是善恶终有报，罪恶必被审判，美善必被尊荣。柔顺女子的头颅，敬虔孩童的歌声，这些都纪念了无故为义受逼迫的人们。

至于赦罪僧，比起刚才提到的两个死去的孩子来说，实在是一个罪孽深重彻头彻尾的大骗子！更可怕的是，他坦然承认并兜售自己的伪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虽说了个关于死神降临到贪财者身上的劝世寓言，自己却比任何人都更爱财。他表面神圣，实际做着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乔叟成功地刻画了这样一个虚伪的僧人形象，把他对当时教会的不满与讽刺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样的讽刺也体现在船手（shipman）的故事里，那个叫约翰的僧人利用人心的软弱，骗了商人，还诱骗了商人的妻子。

接下来是重头戏，乔叟亲自出常抛砖引玉地先讲了篇关于托巴斯先生的韵文诗，被打断后继而又讲叙了一篇散文，说了梅利比先生是

怎样采纳贤德妻子慎子的忠言，又是如何在内人的斡旋下与仇家和好。这篇散文相当长，本人分了好几次才读完，但可谓是受益匪浅。这篇故事的主题可以说与《箴言书》很相似，都是些教导人智慧处世，培育人道德品质的话语。梅利比先生的妻子与女儿遭到他旧仇人的迫—害，女儿重伤几乎活不成了。这时候，带着愤怒、贪婪、急躁的梅利比先生召集了很多人为他出主意。结果不言而喻，他们决定用同样的方式报复，越快越好。慎子夫人虽也悲痛却没失去理智，她不卑不亢地向丈夫尽心规劝，把事情的因果关系分析得头头是道。她是顺服的女人，却不是盲从的女人，她用智慧、敬虔、宽容与理性为她自己和她的丈夫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同时也用最平和的双赢方式解决了该事件。虽然故事标题是《梅利比的故事》，慎子夫人却俨然成为了我心目中的不二主角！书中并没有任何关于她的外貌描写，可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读者，使她成为了本书中最美的女人。

第四篇：坎特伯雷故事集的英文读后感

It appears to them an exceptionally long and dreary

journey, stifling monotony firmly enfolding thirty seemingly well religiously-conscious pilgrims, who trooped to a shrine named Canterbury.It is sufficiently conspicuous that the march would have mounted to no fun at all if the proposition of the

story-telling contest had not been bred.The flock of pilgrims came in diverse walks of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demonstrating their typical values and perceptions anchored in their various social roles.Eyes floating through these old-established pages, I was overwhelmed by the enormous contrast between what I presupposed it to be and what it really displays.To be frank,previously I deemed that it was all about the tales of the religious figures or gods which can extinguish my gleaming passion within only one second.However, the protagonists of these tales are just ordinary enough not to evoke any sense of distance.Before I sat down to elaborate on my own viewpoints, I consulted some reviews on the Internet, but reinforced is my once wavering faith in this old saying that 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I will lay my emphasis on some tales grounded on which I have erected my own

interpretations, some of which are distinct from some others.The Knight’s tale is looked upon by some critics as a

shining example of Chivalry which embraces the traits of knightly virtues, honor and courtly love.Admittedly, the duel they fought to contend for their mutual lover, to some extent,reflected the valor and determination of a knight, but the hatredtowards one another spawned by this deformed love illustrates Chivalry at an immense discount.Should fraternal love be excluded from Chivalry? After all, they had a close brotherly bond which was so easily demolished by the sense of competition and the craving to monopolize a flower girl.Fair play is

irreproachable and typical of knights in the medieval time, but violence against brothers is far from the essential morals of Chivalry.It is an irrefutable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love can madden anyone steeped in it, so how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intense love and indispensable reason also remains an issue calling for our penetrating reflection.Chaucer’s intentions of the Clerk’s tale retain an open guess.Some argue that this tale serves a lesson to all and sundry, particularly susceptible women, to confront adversity with

inexhaustible fortitude.I have to admit that Griselda’s virtue is such as to disarm even the most prejudiced, but her

unconditional and even unreasonable tolerance doesn’t find favor with me.From my perspective, the underlying motive of

the tale is to target the gun of assault at the patriarchal society.The husband splurges the wife’s patience lavishly, but was

greeted by his wife’s compliance and compromise and ultimately ended up in a blissful life.Honestly speaking, the whole tale sounds pretty laughable to me.

第五篇：No.2 坎特伯雷故事集简介(英语)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anterbury Tales The Canterbury Tales is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written in Middle English by Geoffrey Chaucer at the end of the 14th century.The tales, mostly written in verse(韵文), although some in prose（散文）, are told as part of a story-telling contest by a group of pilgrims as they travel together on a journey from Southwark to the shrine of Saint Thomas Becket at Canterbury Cathedral.In a long list of works, including Troilus and Criseyde, House of Fame, Parliament of Fowls, The Canterbury Tales was Chaucer's magnum opus(力作).He uses the tales and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characters to paint an ironic and critical portrait of English society at the time, and particularly of the Church.Structurally, the collection bears the influence of The Decameron（意大利小说家薄伽丘的作品《十日谈》）, which Chaucer is said to have come across during his first diplomatic mission to Italy in 1372.However, Chaucer describes his tales with “sundry（各种各样的）folk”, rather than fleeing nobles（离家出走的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