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收入低的效应

第一篇：教师收入低的效应

教师收入低的效应

教师罢课，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表面看是地方政府所承诺的绩效工资一直没有实施,但笔者认为应该有更深层的原因。教师收入低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是全方位的：

首先，收入低往往使教师陷入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中。收入太低，开源和节流都是老师日常需要考虑的问题，任何一项非日常的开支，都会成为老师生活中的难题，严重牵扯精力。另外，从全国范围看，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住房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没有安居，难得乐业。更可怕的是，为数众多的老师长期带病工作，不是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而是没钱！

第二，收入低已经影响到教师的公众形象。因为收入低，每一块钱对老师来说都很重要，花钱时就显得潇洒不起来，这不但没有得到公众的同情，反而成为讥笑的对象。在人们的价值观逐渐物质化的今天，经济地位甚低的教师社会地位也随之大幅降低，当教师光荣已经变成当教师无能！

第三，收入低已经使少部分教师师德水平下降。为了增加收入，乱收费者有之，乱办班者有之，索礼者有之，凡此种种。这部分教师的不良行为，被放大成了整个教师队伍的不良行为，从而使教师在公众心中的形象由可怜变为可憎，骂教师的声音不绝于耳！

第四，收入低使教师的社会地位下降，师道不再尊严。目前的中小学在校生，主要是所谓的九零后的一代，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他们心目中，收入是衡量一个人地位和能力的重要指标，因此，收入

极低的教师无疑是没有地位的，是无能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是不必听其教导的，甚至是可以随意侮辱的，这给教育带来的麻烦是无法估量的。

第五，收入低导致教师心理的不平衡，敬业精神严重缺乏。教师工作是一项无法量化的工作，能量化的都是表面的东西，而真正起作用的是敬业精神，这是任何培训和考核都无法触及到的。当教师发现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是如此之低的时候，很难想象他们还会有很高的敬业精神。

第六，收入低直接导致了教师队伍的不稳定，从而导致了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下降。教师不傻，一旦发现可以改变生活环境的机会，他们会不失时机的付诸实施。于是每年有大批的教师转行了，实在不能转行，农村的教师想办法调进县城，县城的教师想办法调到城市，或者干脆辞职去私立学校，于是，又有一批新的代课教师出现在农村的学校，于是，教师队伍的素质就又下降了一块!

第七，我们的地方政府不作为。地方官员总是在不出问题时歌舞升平，出了问题时不是思考怎么解决，而是想方设法压制和遮掩，却不知纸终究是包不住的。今天听说自贡市教育局局长和书记大人到几所高中去了，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威胁老师们如果明天不复课，就让老师下课。我想弱弱的问一句：“局长和书记大人：您的子民如果没有活路了，您还能坐稳宝座吗？至少法律上规定您还是人民的公仆吧，威胁和打压是您对您的主人应该有的态度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问您：‘您还

是共产党员吗？’”。

综上所述，教师待遇低确实是导致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原因，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们不愿承认或刻意回避，更不愿意从根本上解决，而是试图通过其他手段来提高教师队伍素质。

神话教师是最常用的手法之一，典型说法是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们把教师神话后，就开始用神的标准来要求教师，以为这样就可以使教师队伍的素质提高了。可是，教师是人不是神，当他们的生存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会马上放弃自己神的荣誉而去解决温饱问题。这不能说教师的素质低，这是人的基本需要！

忽视知识分子的权益是天朝的最大特色！本届政府可以把巨款送给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花，可以把巨款捐给屡屡骚扰我朝的敌对国家，可以免除亚非拉穷国的大批债务，可以给貌合神离的盟国无偿援助，可以花巨款盖楼堂馆所，大吃大喝，花天酒地，可以给辛苦的农民生活困难的职工施舍一点怜悯，可以给上不起学的学生发放助学金，为什么就想不到给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前途的教师提高待遇呢？ 不要再骂教师了，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下降，教师的心里比谁都明白，比谁都着急！但责任不在他们。他们在目前这种环境下能留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教师的清贫不是因为懒惰造成的，所以，对他们表现出的俭朴和精打细算，我们应该表示尊重!合格的教师都是经过十几年的刻苦学习才走上现在的工作岗位的，尽管现在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不高，但他们不是普通劳动者，他们是专业技术人员，我们应该像尊重工程师一样尊重他们！特别是那些从前是教师现在成了公务员的人，更不应该因为了解教师的生存状态而瞧不起他们，因为，如果你是优秀的，那么，你的离开已经造成了教育事业的损失；如果你不是优秀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教师呼吁涨工资，主观上是为了他们自己，客观上却是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根本办法，因此，我们应该大力支持！再不要把教师和农民工人做比较了，那实际上是把教育工作和种地做工等同了。如果你真的认为教育和种地做工等同，那就不要抱怨教育质量下降了，因为教师们已经把等同于种地做工的工作完成了。可是，实际上我们对教师的要求是，除了要完成类似种地做工这样的简单工作外，他们还要塑造我们的孩子们的心灵和未来，而这恰恰是我们用眼睛看不见的那部分！

给现在低素质的教师涨工资，是为了吸引高素质的人来当教师！不公平，不重视，结果是不忠诚!

国将兴，必尊师而重教，国将败，必贱师而戏生！

第二篇：教师收入真低

教师收入真低，令人心寒。

发布者：杨学荣 发布时间： 2011-1-14 10:42:47

近两年教师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媒体杂志，报刊电视喜欢拿教师说事，喜欢揪住教师的小辫子，曝之于大庭广众之下，激起民愤，人人喊打„„很多人喜欢参和到这类的揪斗里，甚至口诛笔伐，发泄一下内心的私愤，于是“太阳底下最肮脏的灵魂，貌似伟岸，实质卑微等等等等”就都成了某些人口中教师的新代名词。

呵呵，古往今来，教师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教师是蜡烛，燃尽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教师是辛勤的园丁，用勤劳的汗水奉献了自己培育了祖国的花朵，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所有这些华丽的辞藻，在今天听起来是多么的苍白和可笑。

教师的职业在今天已经变了,它不再是太阳下最光辉最神圣的职业,而是旧社会名副其实的臭老九,没错,干的比驴都累,起的比鸡都早,挣的比民工都少,还要时不时的受到某些人的含沙射影，口诛笔伐,我想问问：国家规定教育业是服务行业了吗?国家规定教育者要终身承担教育任务了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为什么教师就一定要讲奉献,讲黄牛精神，讲自燃的蜡烛精神? 教师也是人,也要吃饭,也要养活自己的老婆孩子和父母。

国家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体罚,进而延伸到不能责骂或讽刺学生，这其实应分类对待。在农村地区，由于中国传统思想和自身素质的影响，很多教师和家长都以打骂作为教育孩子的主要手段。可在城市，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由于二十多年计划生育的推行，孩子往往成为一家六口（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的中心。看看我们家长惯出的这些＂乖宝宝＂,刁蛮，任性，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俨然成了家里学校的小皇帝。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大凡有所作为的历史人物，没有谁在少年时代的求学经历中没有受到过老师的惩罚，而恰恰相反，他们把这种神经肉体上的疼痛化为向上的动力，努力求学，刻苦钻研，最终成为我们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可塑之才。俗语曰：“严师出高徒。”怎样严，难道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今天让我们这些老师去哄你家的公子、千金吗？

我小的时候虽然没受过老师的责罚，但父母管教十分严格。有时因为作业不能及时完成被掐,甚至有一次因为抄袭别人的作业，整个右手都被妈妈用木尺打肿了,可我从没怨恨母亲,更从没探讨过她的打人行为是否属于教育行为的不当。相反，那次印象深刻的打手事件一直影响着我，教育我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坦荡的人，一个无愧于天地良心的诚实的人。我想告诉那些在今天喜欢拿老师说事的家长，那些喜欢紧盯教师行为的“千金”父母，如果要探讨,那些在医院当中乱用药物致病人于死地的庸医,不是更值得我们去探讨？因为教师伤害的只是人的惠命，他们伤害的是性命,没有性命谈什么惠命，你还谈什么受教育的权利？

教师走到今天,成为众多舆论杂志网络征讨的对象,如同过街老鼠般，小心翼翼，高度紧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难道真的是教师队伍素质的整体下降,还是中国传统应试教育体制挤压下的畸形产物，答案自然容易分晓。

可是我们很多家长看不到这些，在国家禁止教师体罚学生的大旗下，他们更专注的不是

学生在校的表现，而是教师在处理学生中是否存在问题。动不动就找教师的责任,时不时拿教师开涮，连手机短信的荤段子里教师也同小姐站在了同一可比度上，一面是光辉神圣外衣下的领舞者，一面是低俗媚眼丑态百生的浪荡女，不得不佩服编辑短信人的聪明智慧，可这简直是对教师人格的侮辱，是对教师职业的亵渎。这一刻教师就如同高倍放大镜下的蚂蚁，每一根触角都看的清清楚楚，毫无半点含糊。

更可气的是许多家长看不到学生自身的懒惰，把学生成绩不好说成老师教的不好，把没有考入重点高中归咎于老师不负责任，老师抓的松时他认为管理不到位；老师抓的紧时他又认为对孩子压力太大，一边是高考的独木桥，另一边是家长的百般刁难和不理解，这种夹缝中的生存空间为何如此之难？扪心自问，难道你的爱才是爱，教师的爱就是一种责难和不屑？难道你的呵护宠爱才是教育手段，教师的严格管理就变成了变相的体罚？如果那样，我强烈建议取消中国的教育机构和体制，让孩子们都在家接受家庭教育，在父母爷爷奶奶的百般恩宠感恩戴德中成长，我想那样的话，中国社会上多的不是建功立业的伟人英雄，而是一群蛮横骄奢，不学无术的地痞流氓小混混吧？

其实很多孩子在进入学校前并没有受过良好的家教熏陶，甚至在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注入了家庭暴力裂痕的阴影，这种情况在离异家庭，单亲家庭以及父母长期在外经商无力看管孩子的家庭中比比皆是。可以说：因为一些家长的不负责任，他们把一个浑身长满刺的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教育。学校的职责是把孩子的刺磨平，让他走入社会后不去扎伤别人，更好的适应社会。在磨刺的过程中孩子可能会感觉到疼，会本能的保护自己，有抵触情绪，这时需要家长做的是理解学校，理解老师，共同努力，帮助孩子走出不良的阴影。可我们有些家长因为孩子的一点点疼痛就忘乎所以，质问我们的教师，责骂学校的管理，俨然成了孩子的保护伞，这样去呵护孩子，还送孩子来学校干嘛？要知道“溺子如害子呀！”

打打不得,骂骂不得,说说不得,罚罚不得,教育在今年已经失衡了，失去了其原有的职责和使命。许多家长成了孩子的帮凶和助手，他们种种对教师的责难也成了孩子在校园里嚣张跋扈的筹码，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孩子在课堂上公然顶撞辱骂教师，甚至殴打教师，课下拉帮结伙，聚众斗殴，持强凌弱，耀武扬威„„一些家长在不明缘由的情况下兴师问罪，代儿出气，不惜和老师校方大放粗口,大打出手„„甚至演化成一幕幕悲剧。2006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报道了温州灵昆中学校长黄玉生在家访时，惨遭学生家长郑缘波杀害的惨剧。而事发后，该校一名叫小飞的学生甚至要放鞭炮“庆祝”，当老师对其制止时，他竟操起一条三角铁，冲进教师办公室进行追打„„

是什么让学生变的如此冷漠？是什么让如今的师生关系变的如此紧张？又是什么让“尊师重道”的传统观念在现代学生眼中变的一文不值，如此卑贱？是社会，是家庭，是某些所谓的为人父母。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学校、家庭和社会三部分。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学校，归咎于教师，而对自己的子女一味的护短，甚至恶语伤人，无理取闹，这样的爱子方式不能不令人心寒。

作为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我们的职责让我们心甘情愿的付出，我们不怕牺牲，但我们追求这种付出与牺牲的意义。让我们看看黄校长在工作笔记上面写的这段话：“教育一个人不能急功近利，要引导、宽容、爱、公平。”“给处分的学生以希望，告诉他们，表现好的可以取消处分。”在“希望”两字下面，被黄玉生重重地划上两道横线。这就是一个教育者的教育理念。素质教育强调尊重学生，爱护学生，但首先被教育者应够格做一个学生。毫

不夸张地说，相当一部分的学生主动或被动地感染了社会黑势力的习气，崇恶势力“英雄”，将一身的匪气，霸气，邪气甚至杀气带进校园，而丧失了做一个人起码的道德品质！

国有国法，校有校规，可校规在这些学生眼里，算得了什么？教书育人的教师，眼见学生的恶劣品质，面对干扰正常教学秩序的行为，怎能不心急如焚，可又有什么办法，“道”对“魔”的好言相劝，有时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道”没高一尺，“魔”已高一丈。上有国家的三令五申，下有地方的条条框框，教师这个所谓权威与权力的代表者，其实早已被盘剥的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对付犯罪分子，我们有庄严的法律，可面对一群似懂非懂却不知天高地厚的莽撞少年，我们真的感到很无奈，很无助！真的很需要家长、社会的配合，那怕是一点点理解！

教育在今天不是万能的，但在今天没有教育却是万万不能的。郭敬明曾说：“我没有力量去做救世主，我把自己经营好了，就是对社会负责，我不会拯救谁，也不会拖累谁”。这也正是今天教育对大多数学生的作用，作为家长，教师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希望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学生能够成人、成材，可我们为什么不能给对方一些理解与支持，给应试教育下徘徊前进的中国教师群体一些支持，这个群体已经很弱了，很累了，难道让他们把心血流干，把泪水流尽，到头换来的只是一声悲凉的叹息？

教师作为一个群体而言，它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最小，可它的负面影响力也最大，小到孩子的一生，大到整个社会，整个民族。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有必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可教师也是人，是人终究会犯错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不能以一颗包容的心，一种正确的眼光去认识看待教师所犯的错误，“衣冠禽兽，恶魔教师，披着羊皮的狼„„”当这些最恶毒的形容词都不足以解民愤的话，我不知道教师的下一个头衔将会在网络上怎样出现。

作为年青的教师许多人都在讲台上哭过，我们把笑脸奉献给学生，把眼泪吞进肚子，而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职责去呼唤，为教师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去呼唤，为校园中的邪不压正去呼唤，希望更多的家长和社会能多给教师这个弱势群体以理解和支持，少一些责备与刁难，因为拍着良心说，教师才是天底下真正靠良心吃饭的职业。

在这篇文章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对自己十年的教师生涯做了一个简单的评述：

送走了一批合格的毕业生，育出了几个优秀的大学生，影响过几个顽劣的后进生，

第三篇：教师收入低所引起的负面效应

教师收入低所引起的负面效应

秋叶静美

首先，收入低往往使教师陷入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中。收入太低，开源和节流都是老师日常需要考虑的问题，任何一项非日常的开支，都会成为老师生活中的难题，严重牵扯精力。另外，从全国范围看，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住房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没有安居，难得乐业。更可怕的是，为数众多的老师长期带病工作，不是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而是没钱！第二，收入低已经影响到教师的公众形象。因为收入低，每一块钱对老师来说都很重要，花钱时就显得潇洒不起来，这不但没有得到公众的同情，反而成为讥笑的对象。在人们的价值观逐渐物质化的今天，经济地位甚低的教师社会地位也随之大幅降低，当教师光荣已经变成当教师无能！

第三，收入低已经使少部分教师师德水平下降。为了增加收入，乱收费者有之，乱办班者有之，索礼者有之，凡此种种。这部分教师的不良行为，被放大成了整个教师队伍的不良行为，从而使教师在公众心中的形象由可怜变为可憎，骂教师的声音不绝于耳！

第四，收入低使教师的社会地位下降，师道不再尊严。目前的中小学在校生，主要是所谓的九零后的一代，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他们心目中，收入是衡量一个人地位和能力的重要指标，因此，收入极低的教师无疑是没有地位的，是无能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是不必听其教导的，甚至是可以随意侮辱的，这给教育带来的麻烦是无法估量的。

第五，收入低导致教师心理的不平衡，敬业精神严重缺乏。教师工作是一项无法量化的工作，能量化的都是表面的东西，而真正起作用的是敬业精神，这是任何培训和考核都无法触及到的。当教师发现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是如此之低的时候，很难想象他们还会有很高的敬业精神。

第六，收入低直接导致了教师队伍的不稳定，从而导致了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下降。教师不傻，一旦发现可以改变生活环境的机会，他们会不失时机的付诸实施。于是每年有大批的教师转行了，实在不能转行，农村的教师想办法调进县城，县城的教师想办法调到城市，或者干脆辞职去私立学校，于是，又有一批新的代课教师出现在农村的学校，于是，教师队伍的素质就又下降了一块!

综上所述，教师待遇低确实是导致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原因，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们不愿承认或刻意回避，更不愿意从根本上解决，而是试图通过其他手段来提高教师队伍素质。

神话教师是最常用的手法之一，典型说法是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们把教师神话后，就开始用神的标准来要求教师，以为这样就可以使教师队伍的素质提高了。可是，教师是人不是神，当他们的生存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会马上放弃自己神的荣誉而去解决温饱问题。这不能说教师的素质低，这是人的基本需要！

培训教师只可能提高教师的文化水平，但属于看对了症却下错了药。因为实际困难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负责培训的教师和被培训的教师都缺乏主动性，最后，恐怕连提高文化水平这个目的也难以达到！持续多年的继续教育实际上始终流于形式，最近几年，连形式也懒得搞了，教师交钱了事！

免费进行高等师范教育和降线录取师范生异曲同工，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因为，即使来了高素质的新生力量，现在的待遇恐怕也留不住；即使使用行政或经济手段把他们留住了，又怎能保证他们心情舒畅敬业精神高昂呢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整整几个月了。看了我这篇文章后，一定又会有人说，不用给教师涨工资，让他们像汶川的英雄教师们学习吧，多做些奉献，少谈些待遇！我想，老师们是不会反驳的。不过，我们少给教师的只是钱，我们毁掉的却是我们的孩子，国家的未来！

我没去汶川，我不知道已经英勇献身的教师们生前是不是也抱怨过待遇低。如果他们也抱怨过，那么，这篇文章就算是我替他们最后一次呼吁吧!同时我愿意相信，那些依然在抱怨待遇低的教师，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也都会像汶川的教师们一样英勇无私！

于是我又有了新的疑问-------现在的教师们素质真的很低吗？

第四篇：腐植酸的低碳环保效应

腐植酸的低碳环保效应

发布时间：2010-12-29

发布者：成绍鑫

字体< 大 中 小 >

腐植物质（Humic Substances）是动植物残体在微生物作用下分解-合成的一种缩合大分子芳香族羟基羧酸的复杂混合物，习惯上简称为腐植酸（Humic Acids，代号HA），广泛存在于土壤、水体、腐烂动植物残体以及低级别煤（泥炭、褐煤和风化煤）中，对地球环境和生态平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家把HA誉为地球碳循环的“缓冲器”、生物圈的“保护者”和生态环境的“净化器”，并非夸大其词。从以下3个方面可说明HA的低碳环保作用。

1、维护地球碳汇

地球生物圈中共有3.55万亿吨有机碳（C），其中土壤中就有3万亿吨C（其余的C在植被中）。在这些土壤C中，存在于HA中的C就达2.4万亿吨（占土壤总C的80%），在森林、草原和耕地中分别占46%、23%和12%成为生物圈的三大“碳贮存库”，简称碳库（Carbon Pool）。可见，森林与草原HA碳库储存量大约占总有机碳的2/3。值得注意的是，土壤HA中的C是大气中二氧化碳（CO2）中C的3倍多，对地球生态变化影响极大。假如土壤HA多分解10%，大气CO2浓度就会增加30%。正如一知名土壤学家所说：“土壤HA碳是CO2的主要来源并作为环境和大气CO2浓度变化极敏感的碳聚合体。”从生态学上角度来说，土壤HA是地球碳汇的重要物质基础。

所谓碳汇（Carbon Sink），是指生态系统吸收并储存CO2的能力。据测算，每公顷森林和草坪植被一昼夜分别从大气中吸收1000和900kg CO2，它们通过呼吸和凋落物又返还给大气同样数量的C。在正常情况下，陆生植物和土壤通过呼吸作用分别向大气排放出500和600亿吨碳/年，而植物凋落物返回土壤600亿吨碳/年（其中约75%逐渐转化为HA），基本上与植物光合作用从大气中吸收的1100亿吨碳/年相平衡，使生物圈碳储量基本保持不变，大气中CO2浓度也不会有太大波动（见图示）。可见，土壤HA在碳汇中起着“缓冲器”和“阀”的作用。但是，近100年，特别是近30年来，这种自然平衡早已被打破。究其原因，除了工业燃烧和人类生命活动加剧因素外，主要是由于地球生态破坏（森林被毁、草原耕地退化等）而导致HA分解（放出CO2）的速度远大于HA生成的速度。据统计，近年来大气中平均每年额外排放79亿吨C（折合290多亿吨CO2），其中工业燃烧释放的C为63亿吨，其余16亿吨C的释放就是生态破坏所致（见图中黑色虚线），从而为大气CO2浓度的增加做出20%的“贡献”，可谓触目惊心！

如何维护地球碳汇、控制土壤碳排放？一是保护森林，退耕还林；二是修复草原和荒漠，改造劣质土壤；三是实施科学耕作方法；四是实施农业生态循环经济模式。这四项措施几乎都与HA有关。比如，我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所曾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泥炭和风化煤（含HA50%以上）治理沙化土地试验，取得明显成效。通过人工腐殖化将生物质（作物秸秆、枯枝烂叶、动物排泄物等）转化为HA，以补充土壤碳损耗，是传统的增汇方法，也是重要的绿色循环经济措施。我国每年产生6.7亿吨秸秆，将近一半被焚烧，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如果将其发酵制成HA后再还田，就可少排放5亿吨CO2，至少可以改良1亿公顷劣质土壤。

2、节能减排

HA的节能作用，是指HA能提高化肥利用率，也就意味着节省了化肥能耗；减排则包括：1）因降低化肥能耗而减少CO2和SO2排放；2）因提高氮肥利用率而减少氨、硝态氮、氮氧化物（NOX）等的排放；3）由于施用HA而提高绿色植物产量和呼吸强度而增加CO2的吸收量。

30多年的大量试验数据表明，含5%HA的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简称“HA复混肥”）与等养分的普通化肥相比，前者的化肥利用率可平均提高10个百分点，作物增产5~30%。初步估算，每施用1kg HA，可多利用0.8kg化肥，相当于节能6万KJ，折合2.1kg标准煤，相应少排放5.6kgCO2、0.09kgSO2和0.7kg氮氧化物。影响最大的是，因施用1kgHA增加绿色植物产量（按增加15%计），从而增加CO2的吸收量达240kg（参照每公顷草坪每天约吸收900kgCO2进行折算）。以此推算，假如全国每年施用1400万吨（实物量）HA复混肥（占化肥总施量的1/10），则每年可节约6700万吨标准煤，相应约减少排放1.7亿吨CO2、5.9万吨SO2和50万吨NOX，其节能减排的分量不可低估。

发达国家化肥利用率平均达75%，而我国一直低于35%，其根本原因就是发达国家特别重视包括HA在内的有机-无机复合（或混合）等缓释/控释措施。

3、净化和保护环境

腐植酸的净化环境效应包括3个方面：1）生物修复：通过腐殖化过程，即植物残体和有机废物在微生物作用形成HA的过程中，对重金属和有毒化学品的吸附、固定或分解，起到净化生态环境的作用。研究表明，农业废物高温堆肥腐熟后可去除50~100%农药，20~90%的多环芳烃（PAHs），并使重金属毒性也显著降低。这种生物修复过程既清除了部分环境毒物，又变废为宝，成为土壤腐植酸的重要补充来源；2）改善环境：土壤本身存在的HA就对各种有毒物质具有天然的净化能力，只是近几十年的生态破坏导致土壤HA减少、天然净化能力降低而已。人工补充煤炭HA和生物发酵HA，使土壤中重金属、石油及其制品、PAHs、残留农药等环境毒物含量显著减少，这已被国内外大量研究所证实；3）植物保护与食品安全：研究表明，凡是施用腐植酸的农产品，不仅病虫害减少、产量增加，而且品质都明显提高，包括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糖类等营养成分增加，重金属、农药残留、亚硝酸盐等含量降低。腐植酸的生态环境净化效应，可以波及到整个食物链。

综上所述，HA尽管很不引人注目，却始终为地球碳平衡和人类的生存环境默默奉献着它的功能。我们的责任，一是要积极保护森林、草原和耕地，实质上也就是维护以HA为基础的地球碳汇，让它免受不应有的灾害和虐待；二是大力发展腐植酸绿色低碳产业，这完全符合去年胡锦涛主席在世界气候变化峰会上有关增加碳汇、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的承诺。

30多年来，我国腐植酸产业有长足的发展，成为我国低碳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HA复混肥、叶面肥料生长促进剂、土壤和水质改良剂在内的几十个HA产品和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为我国生态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最近，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已代表我国腐植酸行业发表了《绿色低碳宣言》，决心适应全球低碳经济发展潮流，把HA产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五篇：农户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

农户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

摘要：运用全国范围内593户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采用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分别考察土地流转对农户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对比两种分析方法的实证结果表明，土地流转促进了农民增收，但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主要由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产生，而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推动土地流转、提高农民收入应进一步落实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把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结合起来，让农民集体享有更充分的决策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引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土地资源优化机制与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发挥功能开创经济社会条件。

关键词：土地流转；收入效应；土地整治；土地资源优化

中图分类号：F323.2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3-0017-09

2014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把推动土地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在各地的土地流转实践中，土地流转促进农户增收引起了大量的媒体关注，“诸如尚义：土地流转，农民增收”“格尔木：土地流转助推农民实现收入多元化”等土地流转促进农民增收的地方媒体报道浩如烟海。从微观经济行为来看，只有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才能引导农民积极参与，真正实现土地流转的自愿原则。从宏观政策目标来看，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增加广大农民收入是引导和规范土地流转的重要政策目标之一。土地流转的实际效果不仅由土地流转的广度、深度以及形式、主体等决定，而且受到经济社会体制和各地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是否具备相应的经济社会条件。土地流转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农户资源配置和经济决策产生收入效应，到底通过何种机制产生收入效应则是一个实证性问题。本文运用入户调查数据对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并在此基础上为决策提供有益的信息。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评析

（一）国内文献述评

国内已有研究对土地流转促进农户增收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首先，大量文献对土地流转影响农民收入的原因和途径进行了分析讨论。李先玲认为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土地流转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农民收入来源结构会对农村土地流转产生影响，同时土地流转也会对农民收入结构产生影响[1]。金丽馥等讨论了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认为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主要体现在有利于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有利于转移剩余劳动力三个方面[2]。刘淑俊等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认为土地流转有利于规模经营、非农就业和提高农产品品质从而产生增收效应，但存在土地流转收益不稳定、土地流转配套机制不健全、非农收入不稳定等土地流转的风险[3]。余小英等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认为在12种土地流转方式中有转让、出租、转包、入股、代耕、拍卖、土地信托以及返租倒包8种方式，农民是为了取得收入而进行流转的[4]。这类文献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侧重于理论探讨，由于在理论分析中并没有对理论预设进行详尽的考察，其分析结论是否符合实际尚需进一步检验。其次，不少学者对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进行了实证分析。王春超基于中国 17 省份农户调查进行了实证研究，从农户家庭资源配置的角度揭示了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5]。罗必良从收入效应与流转滞后的效率损失考察了农地流转的微观绩效，通过全国890个样本农户的统计分析发现，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其收入水平明显高于未发生流转的农户，回归分析表明农地流转滞后导致了农业经营的效率损失[6]。封雨以河南邓州为例实证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发现所调查的3个乡镇均反映出土地流转增加了农民收入[7]。胡红斌采用 Pearson 方法验证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增收的关系，结果显示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户总收入、非农收入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8]。陈刚把2002 年颁布并在 2003年初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作为一次冲击试验，城镇居民作为对照组，采用倍差法定量估计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影响，发现建立在稳定承包权基础上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显著且可观地增加了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纯收入[9]。李丽明等基于滑县176户调研数据发现土地转出确实对提高农户的家庭人均收入有积极作用，但土地转入对于提高农户的家庭纯收入产生的影响效果不明显[10]。实证分析文献林林总总，几乎所有的实证分析结果均显示土地流转增加了农民收入，然而既有的实证分析大多没有消除样本选择偏误，实证分析结果还无法区分是“土地流转增加了农民收入”还是“收入较高的农户倾向于土地流转”，无法充分揭示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的内在机制。最后，少数学者结合地方实践，对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进行了案例解剖。薛凤蕊等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土地流转政策产生的收入效果，发现土地流转后参与农户与未参与农户相比人均纯收入显著增加，其中土地流转后务工和出租土地收入对参与农户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11]。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通过对成都市农村土地在确权后进行合法流转的大量调查案例发现：建立在合法转让权基础上的土地流转可以为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而农民收益的高低与其获得的财产权利强弱紧密相关[12]。案例分析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土地流转的实际效果，但案例分析所关注的是局部地方实践，无法准确区分地方特殊环境、地方其他经济决策与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二）国外文献述评

由于土地制度、发展阶段和问题背景不同，国外研究把土地流转作为土地市场的一般性问题讨论，主要关切土地市场中农地价格、农地收益及农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对农地市场的影响。Michael E.Kjelland等分析了德克萨斯州家庭所有的农地碎片化问题，认为家庭拥有农地碎片化导致土地整合决策权人过多，土地整合难度大，使得野生动物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被破坏并增加了供水成本，而农地非农价值的增加和人口密度的增加是导致农地碎片化的重要原因[13]。Juan Porta等针对欧洲土地产权高度碎片化的地区农村土地市场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存在土地市场失灵的问题，探讨了土地管理部门运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管理农村土地市场的问题。具体分析了新的信息技术改善土地流转进程（land mobility processes）的机制[14]。Todd H.Kuethe等运用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统计服务（NASS）1973-2008年的相关数据，采用扩展因子向量自回归方法分析了农地收益与金融市场、农业部门活动、非农地市场及宏观经济条件的关系，发现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条件的突然变化会对农地收益立即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市场和宏观经济条件导致了农地收益的较大波动，但无论什么因素，从长远来看对农地收益均不会产生根本影响[15]。国外文献并没有把土地流转（农地交易）的收入效应作为独立的问题讨论，而是把土地流转（农地交易）对农业劳动者收益的影响作为市场分配的普遍性问题看待，基于“交易增加交易双方福利”的市场信念，一致认为土地流转（农地交易）必将增加农民福利。

已有文献对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的产生原因、形式、大小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分析讨论。然而，从研究内容上看，既有研究往往侧重于对土地流转促进农民增收的表现、原因、条件进行讨论，而对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的内在机制关注不够，土地流转过程中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的各类经济社会要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尚缺乏充分探讨。从研究方法上看，对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的实证分析一般直接运用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没有处理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因而实证结果无法回答到底是收入较高的农户更倾向土地流转还是土地流转使得农户的收入更高这一问题。以案例展示的土地流转的地方实践则局限于土地流转前后的收入差别，没有区分土地流转与地方经济决策、当地农业产业布局变更对当地农户收入的影响。本研究将利用多个省市的入户调查数据对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消除样本选择偏误，更为准确地估计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把农户总收入和农户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分开处理，力图更清晰地认识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的内在机制。

（三）理论评析

农村土地流转是日益普遍的经济实践，不仅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而且各级政府基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农民收入和推动农业现代化等目标，亦在积极引导、鼓励和促进土地流转。土地流转的实际效果不仅由土地流转的广度、深度以及形式、主体等决定，而且受到经济社会体制和各地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土地流转本质上是农民自主的农地市场交易与配置，土地流转通过改变土地的财产价值、农户的家庭经济决策（包括家庭劳动力配置、土地配置和农业投入、农业经营方式等）、农业技术与机械的使用条件而影响农民的收入。概言之，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主要通过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产生。土地财产实现机制主要表现为通过土地流转，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找到了经济上的实现形式。一些农民由于年老体衰或者非农就业，无力经营土地，通过流转土地获得相应的土地租赁收入，从而使闲置的土地产生财产价值，提高农户收入。土地资源优化机制主要表现为通过土地流转能够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从而提高收入。一些农户的农业经营项目与土地的位置、质量和环境不一致，农户之间通过租赁或互换土地从而使农业经营项目与土地的位置、质量等更加匹配，土地得以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农业经营收入。农业经营效率机制主要表现为农民通过土地流转特别是较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形成较大面积的连片土地，减少土地的细碎化，便利现代机械化操作和其他现代农业技术的使用，从而促进农业经营效率的提高，增加农民收入。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主要表现为农户通过土地流转释放劳动力优势。少量土地上承载过多劳动力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户之间通过土地流转，一方面可以使转入户扩大土地经营面积，另一方面可以使转出户减少城乡两栖兼营农业的时间，增加非农劳动投入和非农劳动技能培育，转入和转出户劳动分工的优化有利于增加转入户的农业收入和转出户的非农业收入。四大机制虽然各自体现了土地流转影响农民收入的特定方面，但在实践中往往联合发挥作用。除了部分老年农民退出劳动力市场外，土地财产的实现有利于农户作出更为合理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提高非农就业水平，因而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往往与劳动分工优化机制相伴随。土地经营面积的扩大一方面便利了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的使用，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农业中的隐性失业，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因而农业经营效率机制与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也相互交织。土地资源的更合理使用通常会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土地资源优化机制与农业经营效率机制也无法割裂。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劳动分工优化机制四大机制概括了土地流转与相应经济社会条件相互作用的形式与内容，揭示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增收的主导机制有利于更加准确地评估和判断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与环境，从而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土地流转政策措施。

二、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项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土地流转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基层政府职能研究”课题组的入户调查，课题组于2014年7月开始入户调查，截止到2015年3月底共入户访问湖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重庆、浙江、内蒙、河北、贵州等省市农户593户。调查通过对农户户主进行结构式访谈结合问卷调查收集农户家庭经济信息。主要信息包括家庭的人口学特征、农业承包地和实际经营地、农业现代化水平和现状以及乡村治理等相关信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特定样本要代表全国情况十分困难。然而，由于此处样本涵盖了东部、中部、西部省份，包括经济发达省份和经济欠发达省份，既有劳动力主要输出地也有劳动力重要输入地，因而样本信息能够基本体现各类经济社会条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揭示出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实现本文的研究目标。本文涉及到的主要变量数据定义及赋值情况如表1所示。

由于农民没有严格的退休生活，一般根据自身的身体条件和家庭经济状况选择劳动投入的时间和强度，因此，本项研究的劳动力定义不同于以年龄界定的人口学的劳动力定义，而是根据实际劳动参与情况来判断，农民一般把能获得劳动收入者作为劳动力，很多农业生产一般以一季度为生产周期，根据经验法则，按农民的习惯，此处把一年内劳动时间3月以上者界定为劳动力。其他变量与通常文献中的相关界定基本一致。

（二）样本描述

表2描述了样本的基本情况，共有有效样本593份，其中无土地流转户355户，土地流转户238户。户主的平均年龄为50岁，其中土地流转户的平均年龄稍大。69%的户主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23%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土地流转户的户主文化程度稍高。家庭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均表现为土地流转户高于无土地流转户。家庭劳动力数土地流转户稍高于无土地流转流转户。承包地和实际经营地均表现为土地流转户高于无土地流转户。家庭农业劳动时间和非农业劳动时间土地流转户均高于无土地流转户，但机播率、机耕率、机收率土地流转户均低于无土地流转户。劳均承包地和劳均经营地土地流转户均高于无土地流转户。家庭总收入、农业经营收入、家庭劳动力数、承包地、经营地、家庭农业劳动时间与非农业劳动时间等变量的标准差土地流转户均大于无土地流转户，因此总体来说，土地流转户的家庭经济分化程度要高于无土地流转户。

（三）实证分析方法

本研究讨论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别把农户家庭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作为因变量加以考察。首先，以土地流转情况为依据对农户进行分组，比较各组农户的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从而用统计描述的方法直观地展现土地流转对收入的影响，然后引入决定农户收入的控制变量，把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尽可能地独立出来，把概括描述关系转化为真实机制的因果关系。最后，在反事实分析框架中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消除样本选择偏误和混杂因素对收入效应估计的影响，从而更精准的评估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通过比较两类分析方法估计结果的差异，结合相应的统计描述，进一步讨论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的内在机制。

表3把土地流转情况细分为转入、转出和既有转入也有转出三种情况，分别考察各组农户的收入状况后发现：从总收入来说，转出户最高，转入户其次，而无土地流转的农户最低；从农业经营收入来说，转入户最高、既有转入也有转出的农户其次，转出户最低。无论是总收入还是农业经营性收入，组间差异的F检验显示均在0.05的水平下显著。由于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的内在机制能够较好地体现不同土地流转内容对收入的影响，且在实证分析中假定农户的土地转入和转出等土地流转决策是由农民根据家庭资源禀赋条件自主决策，家庭经济特征变量能够一定程度体现其土地流转倾向。因此，接下来的实证分析把土地转入、转出和既有转入也有转出三组农户合并成土地流转户。

农户收入的分组比较概括反映了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但没有考察影响收入的其他因素对组间差异的实质影响。模型（1）和（2）通过引入决定收入的控制变量，把土地流转作为哑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而把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独立出来。

模型（1）与（2）中Gr和Ag分别表示家庭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αGr和αAg 分别是模型（1）与模型（2）的常数项；D是土地流转哑变量，土地流转则D=1，无土地流转则D=0，βGr和βAg是相应的土地流转的总收入效应和农业经营收入效应的待估参数；xj 是第j个影响农户总收入的控制变量，xk是第k影响农户农业经营收入的控制变量，γjGr和γkAg分别表示相应控制变量的系数； eGr和eAg分别是模型（1）和模型（2）的随机误差项。决定农户收入的因素一般包括人力资本、土地、劳动投入等，进入模型（1）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数、承包地、家庭农业劳动、家庭非农业劳动等，进入模型（2）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数、承包地、家庭农业劳动时间等。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有利于揭示土地流转产生收入效应的真实机制。然而，虽然在理论上可以确定控制变量的范围和种类，但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劳动投入的强度和质量、资本投入和经营水平等大量影响收入的因素无法观测或计量，因而，除控制变量之外，土地流转户和无土地流转户之间其他的家庭经济特征变量仍然可能是导致他们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即控制变量仍然无法完全消除混杂因素和样本选择偏误对各类农户收入差别有效估计的影响。

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可以用同一农户在土地流转情形下的收入状况与无土地流转情形下的收入状况的差异来刻画。但对于无土地流转户，土地流转情形下的收入状况是无法观测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 outcome），对于土地流转户，无土地流转情形下的收入状况是无法观测的反事实。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正是针对这种反事实问题的分析方法，是解决样本选择偏误并评估相应处理效应的重要方法。把无土地流转户看作控制组，把土地流转户看作处理组，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则可以通过估计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ATE）和平均处理组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来评估。平均处理效应参数估计所回答的问题是“如果处理组成员是随机安排的，其处理效应的期望值是多少”，而平均处理组处理效应的参数则直接关注实际处理组成员所获得效应[16]。当控制组和处理组的特征变量无显著差异时，处理组处于控制状态的这一反事实状况可以用控制组的现实状态替代，与之相对，控制组处于处理状态的这一反事实状况可以用处理组的现实状态替代，即两个反事实由于被认为与对应的观测事实无差异而被替代。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首先把导致样本选择偏误的因素转化成为处理组成员的条件概率，即倾向得分，然后根据倾向得分进行样本匹配，进行有效匹配后，反事实状态就可以用匹配的可观测状态替代，从而有效估计相应的处理效应。农户土地流转与否是个二分变量，此处用Logistic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即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条件概率。Logistic概率分布函数公式如公式（3）所示。

公式（3）和公式（4）Pi是第i个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条件概率，βi是待估系数，xi是纳入模型的解释变量，此处采用Rosenbaum建议的经验法则，把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的变量全部纳入模型[17]，包括机播率、机耕率、机收率、劳均承包地、家庭劳动力数、家庭农业劳动时间、家庭非农业劳动时间等。依据公式（3）和公式（4）估计出倾向值后，采用SPSS22自带的卡钳匹配方法进行样本匹配，按Austin确定的经验法则，匹配容差为0.02以内就能消除样本选择偏误[18]，此处匹配容差设定为0.01即土地流转户和无土地流转户的倾向值之间的差值在0.01之内实现匹配。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如公式（5）和公式（6）所示。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控制变量回归分析

引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无论对总收入还是农业经营收入，土地流转与否的哑变量D的系数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正（详见表4），因此，可以推定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但在模型（1）和模型（2）的收入决定方程中，家庭劳动力数对收入的影响均为负（在模型2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产生这一与理论预期不一致结果的可能原因是农村存在隐性失业，劳动力没有创造财富，而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包含了土地流转决策，控制变量回归中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部分包含了劳动力的收入贡献。在模型（1）和模型（2）中决定系数R2均较低，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尚不高，仍有重要的因素没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从而影响了收入效应估计的精度。

（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

用Logistic模型估计倾向得分，以此从无土地流转的农户中寻找与土地流转农户中家庭经济特征相似的农户，模型中包括机播率、机耕率、机收率、劳均承包地、家庭劳动力数、家庭农业劳动时间、家庭非农业劳动时间等变量。表5列出Logistic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家庭非农业劳动时间越多，农户越倾向于土地流转，劳均承包地越多越倾向于土地流转。但机播率越高的农户更倾向于不参与土地流转，产生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较高的机播率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有利于老年农民耕种和持有土地。

倾向得分的Logistic估计的Hosmer与Lemeshow检验的P值大于0.05的显著性要求，表明预测值与观测没有显著差别，因而模型的总体拟合效果较好。表6是倾向得分匹配的数据平衡性检验结果，匹配后土地流转户和无土地流转户的组间差异显著缩小，仅有户主年龄和户主文化程度的差距略有扩大，家庭劳动力数、家庭非农业劳动、机播率、机耕率、机收率等匹配前有显著差异的变量经过匹配已无显著差异，承包地、劳均承包地等变量的差异也从1%、5%内显著缩减为10%内显著。由于土地流转户和无土地流转经过匹配后家庭经济特征变量已无显著差异，因而倾向得分匹配通过了平衡性检验，匹配效果较好。

倾向得分匹配后，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的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这一结果与控制变量回归分析的结果有所差异，不仅有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的量不同，而且有质的差别。结果显示，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所得到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明显小于控制变量回归分析所得结果，虽然土地流转仍然显著地增加了农户总收入，但对增加农户的农业经营收入的效果则不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土地流转产生了显著的收入效应。实证分析的意义不在于简单地验证理论预测，而在于更准确地判断和评估事实，从而为科学决策和理论分析提供有益的信息。综合表4和表7的实证分析结果（详见表8），控制变量回归显示土地流转使农户总收入增加了35.80%，农户农业经营收入增加了33.76%，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显示土地流转使农户总收入增加了31.41%，农业经营收入增加了20.83%（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中土地流转促进农业经营收入增加的效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两种分析方法均表明土地流转显著增加了农户的总收入，其中控制变量回归分析所得到的增收效应大于倾向得分匹配分析。虽然倾向得分匹配分析中土地流转增加农户农业经营收入的效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两种分析方法均显示土地流转对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是正面的。

2.土地流转的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和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如表8所示，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中土地流转增加农业经营收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最大的优势在于消除样本选择偏误，即控制变量回归分析所显示的土地流转增加农业经营收入的效应是由样本选择偏误所致。由于控制变量回归分析已经消除了承包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农业劳动时间等方面的差异，样本选择偏误是控制变量之外的农业经营能力、农业劳动技能、农业资本投入等因素所致，因此控制变量回归中所显示的土地流转促进农业经营收入的提高主要是因为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了土地向农业经营能力更强的农户集中，而不是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农业经营效率机制所致。表3的统计描述显示：从总收入来说，土地转出户最高，土地转入户其次，而无土地流转的农户最低；从农业经营收入来说，土地转入户最高，既有土地转入也有土地转出的农户其次，土地转出户最低。土地转出户总收入最高而农业经营收入最低说明非农就业收入对土地转出户更为重要，土地财产实现机制特别是劳动分工优化机制在土地流转中发挥了较强的农民增收作用。土地转入户农业经营收入最高而总收入居第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的结果显示土地流转并没有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说明土地转入户较高的农业经营收入是由于经营更多的土地和自身较强的农业经营能力所致，体现的仍然是劳动分工优化机制的作用。总之，实证结果表明，土地流转促进了农民增收，但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主要由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产生，而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二）政策建议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和积极推动土地流转，并把土地流转作为农民增收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举措。然而，从农民增收的角度来看，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个阶段性任务，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中的释放农业劳动力、提高非农就业收入的功能只能在有限的历史时期发挥作用。由于农地租金最终只能从农业经营收益中分享，农民增收固然是个问题，但对农业现代化来说最关键的是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提高农业竞争能力。短期内过高的土地流转租金虽然可以提高农民收入，但增加了农业经营成本，降低了农业经营收益。因而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只有伴随着农业经营效率的提高才能发挥更大的农民增收功能。当前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主要由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和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产生，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提高农民收入必须开创条件让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农业经营效率机制更充分地发挥作用。首先，进一步落实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把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结合起立，让农民集体在农地利用规划、土地质量提升等相关事项中享用更充分的决策权，分享土地整治收益，从而激励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民集体积极开展有利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土地整治，减少土地碎片化，为现代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运用开创条件[19]。其次，在土地流转中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积极引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经营管理方法得到更充分的运用，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再次，进一步坚持土地流转中农民自愿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原则，农民自愿才能保证政策措施着眼现实，政府引导则可体现立足长远。最后，进一步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运用市场的手段连接农业生产与经营、技术与经验、资金与劳动力，盘活农业生产要素，开创土地流转市场。

参考文献：

[1] 李先玲.基于农民收入结构的农村土地流转分析[J].特区经济，2010（10）：164166.[2]金丽馥，冉双全.土地流转背景下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研究[J].商业时代，2012（3）：9495.[3]刘淑俊，张蕾.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经济效应分析[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2024.[4]余小英，王成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分析[J].湖北农业科学，2014（11）：5 5975 601.[5]王春超.农村土地流转、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中国 17 省份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1（1）：93101.[6]罗必良.产权强度、土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护[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176182.[7]封雨.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河南邓州为例[J].生产力研究，2014（12）：5053.[8]胡红斌.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增收的关系[J].商业经济，2014（9）：2628.[9]陈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来自《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冲击实验[J].社会科学辑刊，2014（2）：103110.[10]李丽明，吴一平.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关系实证分析――基于滑县176户调研数据[J].现代农业科技，2015（5）：341343.[11]薛凤蕊，乔光华，苏日娜.土地流转对农民收益的效果评价――基于 DID 模型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1（2）：3642.[12]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合法转让权是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基础――成都市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调查研究[J].国际经济评论，2012（2）：127139.[13]Michael E.Kjelland，Urs P.Kreuter George A.Clendenin.Factors Related to Spatial Patterns of Rural Land Fragmentation in Texas[J].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7（40）：231244.[14]Juan Porta，Jorge Parapar，Paula Garcia.WebGIS Tool for the Management of Rural Land Markets[J].Earth Science Informatics，2013（6）：209226.[15]Todd H.Kuethe，Todd Hubbs，Mitch Morehart.Farmland Returns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 FAVAR Approach[J].Empirical Economics，2014（47）：129142.[16]Marco Caliendo，Sabine Kopeinig.Som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08（22）：3172.[17]Austin PC.Propensityscore Matching in the Cardiovascular Surgery Literature From 2004 to 2006：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J].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Surgery，2007（134）：1 1281 135.[18]郭申阳，马克.W.佛雷泽，郭志刚，等.倾向值分析：统计方法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9192.[19]常伟，穆丹.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认知问题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5（8）：8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