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及改革措施（精选五篇）

第一篇：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及改革措施

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及改革措施

教育，是按照社会良性发展的需要培养和完善人的活动。尽可能的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最大限度地为每一个人创设良好的成长空间，为社会的良性发展不断提供最大的创新动力，这应该是教育的基本职能。然而当前中国的教育体制却越来越偏离这样一个基本目标，教育弊端也逐渐显露，严重影响了广大学生的成长和学习。

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考试成为衡量学生成绩和能力的唯一标准，更有甚者，一考定终身的说法也深入人心。这样的教育模式与考试方法限制了学生能力的充分发挥，培养的学生难以适应工作和社会的发展。

中国现在的应试教育体制是一种十分狭隘的教育模式，这种狭隘的教育模式正把中国基础教育引进死胡同，弊端显而易见。其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智力教育的发展无法达到既定目标

应试教育模式虽然把智育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智育的目标却是片面的、狭隘的。智育是传授知识、发展智力的教育，其中发展智力是智育最重要的目标，但是，应试教育从应试这一

角度出发，过分强调传授知识和技能，强调知识的熟练程度，大多采取过度学习、强化训练的手段，把学习局限在课本范围内，致使学生无暇参与课堂以外的、各种对发展智力十分有益的活动，从而出现知识面狭窄，高分低能的局面。

2.重人力素质轻人本素质教育

就当前教育现状来看，人力素质比人本素质更被教育者所看重。因此，对关系人本素质提高的价值、人格、权益、政治思想、社会参与等意识方面的教育则注意不够。如果我们的教育把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视为自私和个人主义，并对此采取虚无主义，甚至以社会整个需要的名义来规范限制个体的个性发展的价值形成，后果只会导致真正的个人主义和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自私行为。

3.阻碍个性发展，扼杀创造力

在应试教育模式中，教育目标狭隘，教育手段单一。学校成分按一个模子改造人的“教育机器”。人的个性发展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传统的应试教育极易助长学校教育中的管理主义和权利主义倾向，对培养和丰富学生的个性十分不利。

4.负担过重 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发展

由于升学率、平均分两根指挥棒自上而下被层层强化，教学中广泛采用过度学习，强化训练的做法，造成学生作业量过大，中小学生必不可缺的游戏时间和体育锻炼时间没有保障，连正常的星期日和假期也被挤占，影响青少年学生身体的健康发育。同时，也造成许多心理疾病，如恐学病、逃学病，学习反复受挫后的精神抑郁、孤僻等。

5.导致学生的两极分化

厌学和差生流失，人为地制造了教育的不平等在应试模式中，教育竞争被激发到不恰当的程度，竞争中的失败者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帮助，造成学生学习水平的分化和差生面扩大。许多差生迫于竞争压力中途辍学，这些现象不但违背了义务教育法，同时也是一种人为的教育不平等现象。

6.酿成严重的考试弊端

以考试、分数作为学生标准的应试教育模式扭曲了考试的功能。在这里，考试不是为了检测和反馈学习情况，服务于教学。相反，考试成了教学的目的。教学只是为了考试，是为了评分排列等，考试的功能和作用被严重局限了。这种本末倒置的状况，促使作弊风泛滥，不仅中学存在，高考考场上存在，小学也存在。个别教师为了获取本班考试成绩虚假的高分率，甚至还暗

示一些作弊的方法，污染了学风，十分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当然，面对如此多的弊端，教育改革也从未停下脚步，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

1.改革考试制度和考试方法

首先，应淡化考试的选拔作用，增强考试作为检查教与学得失的评价功能。其次，考试题目数量要减少，内容要科学，着重考查学生的能力和水平。尤其是要取消用来给学校，给教师或学生排名次，并借此给予奖惩的各种统考统测的考试方法。把考试作为一种手段，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2.实行教学改革

改革教学模式，倡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与探究学习的新学习方式，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去发现、探究、研究等认识活动，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养成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

3.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必须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教师要时时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树立正确的教学观念，终生学习的意识；拥有新的教学方式，新的教学技能；保持开放的心态，在改革中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使自己具有更开阔的教学视野、创新意识来不断适应新的教学需要。

只是不能否认，虽然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改革所起到的作用却小的可怜。例如北京、山东、浙江等地新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降低英语考试分值增加语文考试分值的做法，虽然受到广泛好评，但实质却换汤不换药，我认为要想改变现今的教育状况，更应该大胆的去突破应试教育的桎梏，改变一考定终身的教育格局，真正让学生们有一个更广阔更舒适的成长成才环境才是最急切要做的事情。

第二篇：中国教育体制弊端

中国教育体制弊端

摘要：中国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体制上的问题，同时也与中国的人的传统观念有着千丝万褛的关系！概括起来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中国学生没有明确而正确的学习动机和动力（这个主要是观念所引起的问题）

二、中国的教育把人脑打造成电脑（这个是体制所导致的）

关键词：弊端 中国教育 分数 应试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已非止一日，且日趋严重。其原因有三：一是应试教育，二是不尊重教育规律，采用行政手段管教育，三是不尊重学术规律，采用管理物质生产者的方式管教师。

这个三大弊端本人是没本事总结出来的，作出这个结论的人梁慧星自己说欢迎一切媒体免费转载，所以本人也就免费拿过来说话。

说应试教育，人人都有体会。学习，最终目的是学以致用，老师教学生，最成功的是有朝一日可以不教。可现在一切都本末倒置了。别说考大学之前，就是考上了大学，分数同样是学生的命根儿。上大学，与其说是学习生活技能，学习工作的本领，不若说是学习考试技能。等级考试，四六级考试，只要分数高，就一切都ok,否则，就算你牛顿，爱因斯坦的天才，毕不了业一切都是枉然。

我曾专门思考考试以及分数的作用，我得出的我认为正确的结论是：分数是检验学生是否能接受下一个阶段教育的一个一般标准。也就是说，分数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学习。就这么简单点道理。可现在看看？小学生被要求考100分，90分就要倒数了。这个分数早就不是检验能否升级的标准了，为了最后的毫无意义的10分8分，小学生被迫接受繁重的作业，被迫取消了许许多多学习其他生活技能的机会。一路就这么走过来考大学，然后接受差不多等同于初教的高等教育。

地区高教招生的分数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表现最明显。不同分数入学的大学生，有时候地区差别多达100多分，可是大家都能跟着老师学习，最后学习成绩也并不与大学的入学升级完全正相关。这就说明了，有时候那个高分，纯粹是恶性竞争的结果，并不具有积极意义。

当然了，分数高也代表着一种能力，但是，这个能力的培养对中国来说，代价太大了。高分低能的应试教育最可怕是扼杀了学生们的思考与创造力，许许多多本可以多元化发展的优秀人才，被培养成了同一规格同一型号同一品质的中等之才，高等教育出产如此之多类似产品的后果就是整整几代人缺乏创造力，国家缺乏竞争力。我国的文革后近30年，培养了100万的研究生，但我国在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等领域在国际上的排名并没有提高，没有多少重大科研成果，甚至有用的发明专利申请都没有明显的增加。

说应试教育，不能不提到教师们。老师既是应试教育的帮凶，同时也是受害者。应试教育的分数导向作用使得教师教学安排一切为了分数。分数决定教师的考评，晋级、涨工资，分数同样是老师的命根儿。

现在的高等教育，学生全面素质下滑，教师部分师德沦丧，都是应试教育的恶果。中国的学生从小就被强迫着去学习很多东西，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学的。努力地盲目的学，仅仅是为了考出个好成绩，以得到父母和老师的表扬，还有同学的羡慕。就这样，慢慢地在学生的意识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错误的学习意识——为了考试而学习，为了虚荣而努力。最后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学生动手和实践能力的下降。这到底是谁的错？父母？老师？都不是，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那种落后的思想观念导致的产物！中国的父母很多时候就是虚荣心太强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使得他们对自己的儿女要求非常的苛刻！过度的强求而不是理智的引导给自己的儿女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物极必反，中国的父母要切记啊！可怜天下父母心，有时候是赞美有时候却是讽刺。是谁把你们弄得那么疲惫？是孩子的不听话？是孩子不争气？也许是的！但是又是什么使他们不听话？不专心学习呢？是你们自己啊！那个年龄的孩子，那里有能力思考得那么远。那个年纪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们喜欢什么。而他们所喜欢却那么不幸，因为那些东西在大人看来都是无聊的没用的！就这样孩子们做喜欢的事情的权利被剥夺了，被强迫去做父母觉得好的东西！无可厚非，大人们觉得有用的东西，对于孩子长大以后真的很有用。如果孩子能够用心学，他们以后一定可以少吃很多苦头！但是父母们，你们也应该知道他们还是孩子啊！他们还不应该这么快就拥有老人们的思想！多给他们一点自由吧，让他们在长大以后再回忆自己的童年的时候感觉童年是多彩的而不是灰色的！

下面就要说一下中国教育体制方面的问题了。一个耳熟能详的事情，在国际奥林匹克大赛中，桂冠荣誉很多时候都属于中国的学生，已经可以说是专利了！同样也是一个让人注目的国际大奖——诺贝尔！在里面至今仍然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科学家的席位。多遗憾啊，多可悲啊！是谁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美国人把电脑打造的像人脑一样的灵活，而中国的教育却把人的大脑变得像电脑一样的死板！人之所谓为人，之所以能够在地球上处于统治地位，是因为人类善于发明并利用工具。也就是我们的祖先所说的“善假于物”。可曾几何时，我们却把这教导给忘掉了。也许很多学生，都可以把那篇文章倒背如流，可是他们是否又真的懂得其中的真正内涵以及其中的深刻哲理吗？曾几何时，我们的大脑已经变成了一个存放东西的硬盘！曾几何时，我们已经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别人的工具！中国的学生那克服学习的精神以及他们所懂得的东西让很多外国人汗颜。可是这其中又有多少是必须学会的呢？有多少是垃圾？有多少是我们沉重的负担？世界没有垃圾只不过是资源放错了位置或者我们没有利用好罢了！所以中国的教育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教育学生利用资源上呢？既然机器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我们那么辛苦去做呢？背了那么多，记了那么多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要期望每个学生都可以成为全才，那是非常幼稚的想法。前阵子看过一篇文章，是一个物理学家的妻子写的。尽管她的丈夫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多了不起的成绩，让不少人仰慕。但是他的生活自理能力非常差，根本就不懂得放松自己和享受生活。想想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很多都是懂得享受生活的！比如说爱因斯坦，他是一个奇才，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但是他的生活并全部都是物理。他酷爱艺术，尤其是音乐，而且还做出了不凡的成绩！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仅仅是荣誉吗？不是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快活的生活着，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和朋友。

1、上课的时候老师可以随便说话，学生却要举手申请发言权限才能够对老师进行提问和回答

2、作业是负担，教师无法令学生爱上学习，却只能让学生对学习产生厌烦

3、限制学生的种种自由，甚至出现在校必须购买校服等种种封建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以从前的经济观念要求学生，本身就是违背国家政策，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愚蠢的行为。

4、学生压力过大，学生真正毕业到社会上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纸文凭和儒雅的学生作风，老老实实做人的人，在客观事实上，是混不开的，即便是他有再高的学历和知识，面对社会的惊涛骇浪，也只会以一个学生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让学生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处于劣势。

5、学校不以学生的利益为第一利益，常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利益，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这违背的，是服务第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昨天是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在学生和学校之间，学生本身应属于消费者，而学校作为服务方，必须以学生的利益为第一位，而客观实际上，有多少学校，真的做到让学生满意呢？

6、教育过于死板，通过一味添压式的传统学习方法，令广大学子苦不勘言，学习，已经不再是满足学生求知欲的一个合理的途径，而是令学生感到压力重重的一个包袱，试问各个学校，和各个教育主管部门，还有各位家长，如果让你们背着巨大的包袱去工作去发展，去赚钱，你们会开心吗？你们会工作好，会发展好，会赚钱好吗？所以如果不给学生减轻压力，就不要妄想学生学习好了

7、遵守纪律的问题，纪律是维系一个社会环境稳定和井井有条的一个规范和规章制度，是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定的，并不是某某个学校领导或者教师，为了一己之快漠视学生感受而定的！学生在走廊里不许说话，在课堂上保持肃静，这样死气沉沉的环境，学生还能够算得上是祖国的花朵吗？凋谢了吧„„„„

8、乱收费问题，这个问题是最敏感也是广大学生和家长最关心的问题，有些学校，用分数来为自己提高档次，用分数线来向学生压榨钱

财，这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的敛财方式，合理的收费我们并不反对，但是动辄几千几万的所谓“借读费”这能算是合理吗？学校需要建设，那是学校自己的发展，试问学校的建设壮大又为我们的学生带来了什么？学生真的因为学校的扩建，学校的拼命敛财而获得成绩和知识的提高了吗？

9、补习班的问题，补习班的存在令广大家长头痛不已，某些教师为了在工资之外赚些外块，甚至上课的时候不把知识全部讲完，待到补习班再一一点明知识要点，这样的教师还怎么样为人师表，怎么样教好学生，学校要提高升学率，有这样的教师存在，请问，又有多少学生可以顺利地通过中高考试？考进自己满意的学校呢？知识是学校提供的，却被教师倒卖升值，叫学生们怎么相信他们的老师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老师呢？

10、早恋、性教育的问题，这是目前最敏感的话题，但是越是敏感，大家就越不敢提出，因为我们的学生在青春期的年龄，都是在读书，所以校内的性问题，成为了学校教育的重大

责任，有些学生直到结婚都不清楚男女之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些人因为接触了不正确的性教育走上歧途，这有哪项不是学校的责任？一味的隐瞒压制，就能让学生们明白真理吗？所谓“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在花季的学生最困惑的时候，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学校能够给他们的，并不是“受业解惑”而是一味的隐瞒压制，甚至蔽斥，这样的教育，怎么能让这些尚且懵懂的学生走上正途，成为一个由生理到心理完全健康向上的人呢？

11、叫家长，学生一旦犯了什么事情，就要叫家长，把责任一把推到家长这里，老师啊老师，家长让学生上学，是把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血肉交给你们教育，你们没有能力把他们教育好，却把责任推回给家长，的确，在教育上，家长的确要比老师方便很多，但是，处在叛逆年龄的这些懵懂的学生，需要的并不是管教，他们需要的是引导和合理的教育，并不是一味的训斥，和推来推去，学校把责任推给家长，那么还要学校干什么？学生还上学干什么？还要你们这些老师干什么？

12、教学生做人，还是教学生做贼？学生有哪个不欺骗自己的父母，不欺骗他们的老师？往往学生幼稚的骗局被揭穿的时候，学校也好，家长也好，都会大动肝火，你们怎么不仔细想想？学生为什么要骗你们，“人之初，性本善”，谁是生来就会骗人的，这责任到底在谁？没有良好的沟通，学生得不到良好的引导，本来就幼稚无知的年龄，面对学校和家庭的种种压力，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隐瞒，让隐瞒把一切平息，没有了诚信的为人，在社会上怎么混啊！这责任到底在谁？到底在谁？！

第三篇：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及改进方法

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及改进方法

教育问题与其它社会问题一样,方向不明,目的不清,三十年了,依然是“摸着石头过河”.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摸那看不见的石头,生怕自己淹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定制度的人是自己怎么省心怎么办;执行者是照本宣科,混一天算一天,都在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国家的未来无暇理会.人民大学附中副校长王金战，曾在中国卓越校长(局长)峰会上，“炮轰”中国教育体制，抨击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存在的弊疾，称中国的教育体制就是逼着“牛”和“马”赛跑。王金战有着“中国教育战神”之称，他在论坛期间的“教育思想转变与行为创新”主题演讲中，毫不留情地“炮轰”中国教育体制。他把“好学生”、“坏学生”形象地比作“马”、“牛”。“马和牛赛跑，牛肯定输，但这不能够证明牛的无能，而是安排这种比赛的人的无能。”王金战说，“而教育者们只看到马的速度，却没有看到牛的力量。

谈及中国的家庭教育，王金战则表示，中国的家长对孩子是舍得花钱不舍得花时间。他说，目前中国的教育处于非常“6+1”(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加孩子)的时代，家长都担心孩子出“次品”、“废品”和“危险品”，故而格外重视孩子教育问题，但是往往会激发很多矛盾。

什么是教育？教者，文以致孝。中华民族以孝为先，在家孝父母，于小家有利；在朝孝国家，于大家有利。孝，是为人要具有的最基本的品质之一，所以，“教”的要求就是让人明白孝的意义，养成孝的品质。育者，抚以成长。一个人生下来，没有父母社会养育，他怎么生存？成长离不开抚育，学语言、学行走、学吃饭穿衣，学生存与发展的各种本领，都离不开父母和社会的帮助。所以，教育的本质，就是在抚育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让他掌握生存与发展的本领，明白做人的道理，养成做人的品质。

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让社会的人树立正确的方向、掌握自觉的动力，以此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但是，我们的教育却背道而驰，发展方向远远离弃了它的根本任务。最初，是只计成绩，以考定才，学得好不如考得好，人品好不如学习好，只要成绩好，就是老师的宠儿，好座位留着，犯点错误有老师护着。讲课与学习的目的就是对付一次次考试。严重缺乏做人的基本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绝不是灌输所谓的知识，在现今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你今天灌输的知识明天就可能过时，甚至被证明是错误的。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树人”，是教孩子“怎么生存”和“怎么发展”，而我们一样也没教好。

中考是第一关，从初中升高中，都一门心思的往重点高中考；高考是第二关，从高中升大学，都一个劲的想上重点大学。事实就是如此，上了重点高中，人生已辉煌了四分之一，上了重点大学，人生已辉煌了二分之一，剩下的一半也水到渠成。

后来，某些智障人士提出“素质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提高人的素质，生活的素质、为人的素质、处世的素质，文化素质、思想素质。哪什么是“素质教育”？一个可笑的概念！有人说，素质教育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原来，我们以前的教育根本谈不上是“教育”，素质教育才谈得上是弄明白了什么是教育。

可怜的是，我们的素质教育只留在表面和形式上。上小学，就开始学英语；课堂时间变短了，在校时间变少了，家庭作业、课外辅导却变多了；体育课、文艺课一周加了二、三堂，基本是自由活动、自由学习，因为并不计入考试成绩；至于品德教育，最多就是一个学期安排观看一、二部爱国影片，生硬的灌输一点爱国主义观念，效果不如明星的一场演唱会。总的说，还是考试成绩至上，还是以考定才，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没有任何积极的进步。

造成教育远远背离它的根本任务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错误的人才观。什么是人才？广义的说，一切对人类发展、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的人都应该是人才。狭义的说，在某个

领域或某个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就是人才。但是，人才，还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他应该是对人类发展、社会进步有利的人，是一个顺应时代发展、推动时代发展的人；而不是一个反人类的人、一个反社会的人、一个反时代的人。如希特勒，他是不是一个人才？绝对不是。不可否认，他是一个在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人，是一个对人类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人；但是，也不可否认，他留在历史上的是臭名昭著的恶行，他对人类进程起到的是极大的反面的破坏作用。所以，我们对于人才，应在道德方面有一个基本的为“人”的要求。

唯文凭仍是普遍的问题。师范学校毕业，就自然成了教师；医学学校毕业，就自然成了医生；不论品德能否胜任，不论能力能否胜任，只要有一张毕业证就可以了。公务员考试，讲究第一学历，以前中专、大专学历就可以了，现在，不是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连报名资格都没有。我们一方面在说什么学习型社会，鼓励人们在离开学校后参加再教育，一方面又否定了我们参加再教育的成绩。我们一方面在强调什么不拘一格用人才，不唯学历、不唯年龄、不唯身份，一方面又在各类招考中设定了第一学历、最高年龄等一系列排斥众多人才的条件。如果，在今天，梁淑溟、沈从文是绝没有资格当北京大学教授的，那些开国元勋中的绝大多数人也绝没有资格当省长、部长，因为，第一关——学历关，他们就过不了。

现今，中国人的身份就如我们的食品一样，充满假冒伪劣。从不上讲台讲课、不知道讲义为何物的那些大学后勤人员也能混个“教授”的名号；凡在报刊杂志社有个一官半职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今天发首诗、明天发篇文章，时间长了，集成本子，就能混个“作家”的名号；今天，将这位古人的思想改改，明天，将那位古人的思想改改，后天，将各类人物各类思想硬捏成团，就能混个“学者”、“专家”甚至“大师”的名号------有了这身份，就有了骄傲的本钱，洋洋自得，其实，可恶的很！我们不是出了一个卖肉的“北大人才”吗？因为，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就是人才？因为，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就不能去卖肉？没有能力，就算是北大教授，也应该可以去卖肉、甚至去做乞丐。

另一方面是在教育中父母、老师至上，不能公平对待孩子。除了成绩，我们大多数家长缺少对孩子的关心、爱护，特别缺少公平的交流，让大多数孩子有被忽视的感觉。在家里，家长只关心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关心课外作业做了没有，大多数交流是在督促学生搞好学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家长给孩子报各类辅导班，减少孩子的正当娱乐时间，甚至减少孩子的休息时间。除此之外，对孩子的生活需要、心理需要关心很少，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学习，而是“怎么做人”，也就是怎么形成正确的人生观、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价值观，我们恰好在这些问题上缺少与孩子的交流，缺少对孩子的指导和帮助，每每出了重大问题，悔之晚也。

在学校，老师也只关心学生的学习成绩，很多学校将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为考核一个老师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学生其它的需要都没有得到重视，特别是一些学习成绩较差的孩子，普遍被老师忽视，他们坐在教室的角落里，老师的目光一年都难落到他们的身上，有些学生为了引起注意，做一些小动作，甚至做出更令人吃惊的举动，还有少数学生特别是那些平时被忽视又经常被批评的学生，更为极端，有的刺杀同学或老师，走上犯罪道路。不是那些孩子天生就有问题，而是我们的教育存在很严重的问题，逼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凶手是家长和老师。

近几年来,人们常把“体制”挂在嘴边.媒体经常出现“体制不改不行”的文章.可是我没看到一篇文章说到现在的体制究竟有什么问题,错在什么地方,怎么改才能解决问题.我认为,问题不在体制,而是在思想.白开水在瓷碗里是没有味道的,倒在玻璃杯里还是没有味道的的,水不会因为换个“体制”就变成咖啡或人参汤.钱学森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

才。”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应试教育、填鸭式教学法、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大学普遍重课本知识讲解，忽略实际技能传授、特别是忽略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实际上许多大学教师根本不知道怎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大学基本都是学生把课上听的、课本上写的知识背会了，考试考过去了，就行了。大学普遍存在没有自己的定位，教学同质化。大学应该实行学术上百家争鸣，本应该各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如果大学都基本一个样子，教学方法一样、培养方式一样、课程科目一样、教科书一样，那也不可能有造就出创新型人才和各领域领军人才。

现今社会，人们被金钱权利蒙蔽了双眼，忘记了人活着的目的，忘记了太多重要的却被我们视而不见的真理。教育体制的改革任重而道远，教育，最根本的目的是育人，是让每个人学会做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做一个有良心的人。

会计08-3班 韩陈

0806020338

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及改进方法

会计08-3班 韩陈

0806020338

第四篇：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

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

1.教育体制和制度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两大根本性转变，一是工业化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变，二是人们一次性学历教育向终身学习的转变。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国民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这两大转变作为一个整体，既是制度的变迁，更是文化的演进。因此，贯穿人一生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正在成为许多国家争相谋求的政策方向，而信息网络技术形成的新载体新平台，也为学习方式转变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和活力。与较完善市场机制下传达出来的信息相关，教育正在全面适应社会岗位群和人的终身发展的多样化需要，这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看出一个趋势，从零级的学前教育到六级的研究生教育，中等教育阶段开始分为职业、普通和综合不同类型；高等教育阶段则把高职高专和本科并列为两类高等教育，而不是有高低优劣之分。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能够沿着普通学校一直升到学术性学位的，都是少数人，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职前职业教育、在岗培训、转岗培训、继续教育，从高职高专到专业性研究生学位，其实都是专业和职业教育培训越来越强的优势，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力资源分工的大潮流，也是知识社会就业与雇佣结构“网格化”、“扁平化”的大趋势。但是，由于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在中国家长、学校和社会用人部门中尚未形成这样的共识，也没有足够的前瞻意识，仍旧把学术性学历学位教育当成“修成正果”的唯一途径，仍以全日制正规学历教育为中心，人才培养模式缺少多样性和灵活性，致使一些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在办学方针、教学宗旨、学科专业设置以及师资配备等方面，盲目趋同或墨守成规，缺乏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动力和活力，有些地区产业吸纳能力有限，加上用人部门的非理性化，已出现所谓“知识性失业”或“过度教育”的问题。

2．学校和社会片面追求升学的价值偏向

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实施素质教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如课程改革、教师队伍建设、教育信息化、农村办学条件等等。但是，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偏好知识灌输和传授，忽视个性发展和能力培养；偏重选拔性考试，忽视评价多样性；过分强调正规学习作用，忽视非正规学习价值等现象还比较严重，社会、学校和家庭甚至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突出。这既有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教育结构、体系和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还有就业竞争压力巨大的因素，以及社会用人制度过度学历化倾向等外部体制性障碍，多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

素质教育成为国家政策乃至法律的文本并不难，难的是成为政府、学校和社会自觉遵守的制度安排和自愿履行的行动规则。

3．财政投入不足，教育系统内外之间资源缺乏共享

多年来，尽管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确实在较快增长，而且平均年增幅比20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要大，占GDP比例从1996年的2．5％一度提升到2002年的3．32％，达到了自1989年对此项指标进行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原来预计2000年占GDP比重提升到4％的目标未能如期实现。特别是2005年经济普查使GDP存量多出2．3万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2004年更下降为2．79％，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远低于同期世界4．4％的平均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宏观调控教育能力有所弱化，很不利于促进教育公平。

1990～2004年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投入的比重从85．6％下降到61．7％，年均增幅一直低于同期的社会教育投入增幅，事实上，中央本级财政对教育支出的增长基本能够保证，问题是地方财政没有完全到位。在过去15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之中，有7年比上年增长16％以上，其中最高的是1994年，当时为落实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刚刚开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果一下子比上年增长了35．38％；还有5年增长率处于10％～15％之间，有3年低于10％。政府换届之年的教育经费容易出现较低增长状况，如1998年和2003年，分别在9％、10％上下，但是1993年是个例外，估计是由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推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具有很大弹性。其深层次的体制原因是，我国的财政预算内外两笔账，决算必高于预算，经常有超预算收入。由于缺乏财政超收收入等比例追加教育的机制，使得决算时差距很大。

同时，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办教育资源配置很不平衡，即使在中央财政逐年加大对于中部地区教育经费支持的情况下，由于地方财政支持能力强弱不一，到了2004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状况继续呈现很大的差异，财政拨款最高的地区比最低者而言，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中学和普通高校分别为10．2倍、8．9倍、7．8倍、5．6倍和8．1倍。预计这一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

我国的学校教育体系与社会教育体系之间、教育与培训活动之间的关系尚待理顺，受市场经济利益的影响，教育的公益性有所减弱，政府、学校和各类教育机构之间出现了错位和缺位现象。学校教育体系与社会教育体系之间、正规教育体系内部之间自成系统、自我封闭，教育资源共享程度不高。目前，绝大多数公办学校在法定公共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很难向社会学习者开放，图书、实验设备、实习场所均各自配置。特别是职业学校学历教育仍由不同政府部门主管、规划，长期存在着管理分散、政出多门等问题，劳动部门在执行职业资格准人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考核方面，采取不同的尺度，在教育内部同样存在着职业教育规划和管理分离的现象。教育行政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多集中在公办学校方面，许多地方政府的教育规划，还缺乏对民办教育发展的全局性的统筹考虑。

完善教育体制的几项措施

(1)完善拨款体制，增加对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中央财政中的教育经费针对基础教育的专项资金投入比例过少，滋生了一部分地区和学校以择校费、借读费、赞助费等为名乱收费的不合理现象，不规范的收费引发了教育领域内部的不正之

风，甚至导致各种腐败现象的产生。因此，政府应该完善拨款体制，加强对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对义务教育相应减免费用，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使教育经费的主渠道畅通无阻。

(2)均衡配置教育资源。我国在教育领域中长期实行的重点学校政策，由于其教育产品明显优于其他学校，会吸引较多的学习者，因而这些学校在提供自己的教育服务时可以收取明显高于其他学校的费用，这样就造成了一些没钱人的悲剧和“有钱就可以上重点学校”的状况。因此应均衡师资，降低重点学校的收费，监督其选择学生的公正性。

(3)大学教育和社会挂钩，大量提供社会实践的机会。就业难和企业招人难的矛盾对我国大学的教育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和学习能力。因此，学校不仅要增设社团，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还应该多和知名企业联合，用讲座等形式让学生随时了解社会的需要和预测科技的发展方向，让知名企业多给学生一些实习机会，在实践中学习，这样就有利于学生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也缓解企业招人难的状况。

(4)高校应该建立心理预警干预机制。高校应广开心理辅导课，让学生了解心理疾病的相关知识；增设心理咨询机构，增设心理热线，方便需要面对面交流的学生和只想通过电话咨询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免费心理咨询；建立在校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利用学校、社会、家庭的合力及时发现和识别潜在的和现实的心理危机，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降低危机的突发性和意外性。其中辅导员的作用很大，要经常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对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应号召周围同学和其家长共同帮助，有效阻止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行为发生。

(5)在学术腐败和教师不尽其责的情况下，整顿教师队伍非常重要。使不合格的教师退出岗位，让其他有资格者为教育事业作出贡献，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注入新的活力，这样有利于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建设。在紧抓资质的同时也要用优秀教师的事迹来进行宣传，增强教师的道德建设。

(6)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教育体制的冲击，引发了教育体制的种种问题，教育部门应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对教育体制进行改革。这样不仅可以使每个人都有公平的学习机会而不会对其家庭造成经济负担，而且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整体素质，从而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第五篇：贺卫方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

贺卫方：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

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 ——答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

按：2005年5月，因为不满于当时的研究生招生考试模式，我宣布停止招收硕士研究生，引起了相当的反响。同年9月，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栏目主持人闾丘露薇对我做了专访，话题涉及考试、教育、知识分子角色等。从去年起，北大法学院硕士考试已经恢复到此前较为合理的模式，我也重新招收硕士生。现将这篇访谈稿修订若干文字，在这里再发表一下，也表达对闾丘露薇女士和栏目组朋友的感谢。2012年4月23日

暂停招生引发反响

闾丘露薇（下称记者）：你看啊，今天真的很巧，刚刚开学，其实很想问你，因为刚刚开学，对你来说这一次的开学可能跟以前有一点点不一样，你会是已经成为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这样一个人了。听你说的，你今天开学回到学校，第一天，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贺卫方（下称贺）：我们开学搞了一个开学典礼，新生们一块儿，大家聚在一起，然后院长讲话，教师代表讲话，学生代表讲话。法学院要求我们的教师都要参加这开学典礼，我们也都坐在前面两排，主持人介绍了一下每位老师，介绍到我的时候，好像来自学生的声音稍微多一点点，没有什么异常，其实我的同事们都比较了解我，知道我这个人是属于比较愿意就一些个事务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的人，实际上不只是这一次了，上一次，“一塌糊涂”的事，我也曾经写过公开信，不少人知道。过去的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在大众媒体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这样的文章不少同事不大写，他们觉得应该写那种非常长的文章，而不应该写那种报章文字。

记者：就指那种，就是专栏类的。

贺：专栏类的，杂文啊，时评啊，就是我一直比较爱写这些东西，写这类东西就经常会对一些社会现象发表见解，甚至是所谓针砭时弊。所以同事们都觉得我做什么事都不意外了。

记者：但这是同事，我觉得同事之间的理解应该是可以预料之内的，因为毕竟有些人不理解的话也无所谓，大家是同事嘛。但是你要面对领导，你要面对这个学校它毕竟是一个机构，你毕竟要去面对一些比同事之间相互交流要更复杂一点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会有点……

贺：也许北大这个学校稍微特殊一点，这个学校太大，那么领导跟我的距离就显得特别遥远，比方说许智宏校长，从他做校长以来，我就没有跟他有过任何低于五米之内的接触。

记者：没有近距离接触。

贺：只是远远地看见过他，所以这些领导对于一个教师做的事情很少有个人化的了解。他们也许知道我这人是谁，但是他们也不大容易能够找得着我。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学校的传统，因为历史的影响，北大的整体校风还是比较开明吧。当然，这只是与中国其他的大学相比较而言的。所以包括院里边的那些人，院里边的领导，所谓的领导吧，他们都还是理解，只是有时候院长会觉得我这个人是太像是一个麻烦制造者的那种感觉，有点说是，哎呀，你最近……你看，你这样做给我添了很多的麻烦，他心里边或许有一些抱怨，但是不会真的采取什么行政措施啊，或者让我难堪啊。没有，我的课该上还上。其实本来大学里便的人际关系就相当松散，上完课，就各自回家了，平常各人忙各人的，所以一切还好。

记者：其实你看，多年前你曾经要离开，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有人给你写过信，那些学生给你写过那个挽留信，我看了一下，真的是很感人的，虽然很简单，但是我却很佩服他们，只有北大的学生，真的是不一样，写这样的用词，这么简练，但是感情都在里面。那么这次，因为你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了，有没有一些学生，其实他可能在本科的时候，或者外面的学生，一早就跟你说，我要读你的研究生，然后现在这个门就给堵上了，他们有没有来跟你说？

贺：有，南京大学有一个，有一个男生，法学院大四，今年毕业，我去年到南大的时候，他给过我一篇文章，研究法国民法的历史，非常专业的文章，他自己写得很好，我也觉得真的是特别可造之才，这次我宣布停招以后，他给我来了一封信，觉得真的很伤心，觉得他本来的一个很大的希望，一个梦想，就是到北大，但是因为我不招，他不想考了，就不考了。确实，对于这样的情况，我心里边也很歉疚，为这样的一个同学。

记者：这好像有一个两难的局面，我知道您写这封信，您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希望大家正视目前面对的这些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抱着很大的热诚，很大的理想，尤其那些学生，他希望好好地来学法律，好好地来做这一行，但是您的这个决定，可能就让他们以后可能在未来几年的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些？

贺：我想就是上一次我们招生的最后结果，让我有一点绝望感。报考这个专业的，本身想学我带的这个西方法律史专业方向的同学，只有一个最后过关了，其他的都铩羽而归。最后有一些报考别的专业的同学转过来，但是他们本身对这个专业一点儿都没有积累，没有研究，可能也没有多大兴趣，过来以后，我们问他们一些专业领域的问题，他们当然就是一问三不知。我的一种感觉是，好像越是热爱我们这种专业的人，可能越考不上。所以自己心里边似乎有一点——也许只是一种聊以自慰的——想法，可能这个同学即使是报也考不上。现在的考试制度问题太严重，我自己觉得太不应该这样地设计考试方式，所以宁愿暂时停止一段时间。这也是一种制造压力吧，然后就与有关的部门、学校以及同行们来彻底反省一下我们的研究生考试制度到底应该怎样设计，才更有助于真正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我们要追求那种能够发现真正热爱学术、热爱法学专业和法律史的人才的制度。你知道，法律史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特别喜欢，但是要喜欢的人，那简直有点儿像教徒一样地那么虔诚甚至有些狂热地喜欢。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教师最大的期盼和最美好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得到，或者说得到的并不是英才而是庸才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制度就有问题，所以就需要我们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方式来推动制度本身的变革。

记者：你这是一个方法。我相信有很多的老师，你的很多的同事或其他学校这些同行们，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触，但是大家就没有采取这个方法，可能有的人是会像你以前一样，去大声疾呼，或者通过各个渠道，你有没有想过，当时在要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您觉得是不得不要用这个方法，大家才会去重视这个问题呢，还是你觉得这是当时对你来说是唯一的一个选择了？

贺：那样的方法我在那之前做了很多努力，去跟有关的部门说，很诚恳地去说，希望他们能够对于问题的严重性有所了解。就是不久之前，我们开过座谈会，我和同事们也据理以争。记得我第一个发言，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也得到了同事们的支持。这样的座谈会本来就是来听取我们这些教师的意见的，对于这样众口一词的意见，有关的部门即便不完全接受，也应该有所采纳。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最后的结果一点儿都没有改变，一点儿都没有变化，我说是连收效甚微都谈不上。

我在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北大所发生的这样的问题，其实不是个别的，也就是说在许多学校可能或多或少都存在，甚至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一个缩影。所以我想有必要，不仅仅要引起北京大学的有关人士的反思，而且要让整个社会都去反思这样的问题，其他的各个大学都应该正视我们面临的这样一种很特殊的困难，所以你知道这也是为什么公开信一发出来以后会受到如此强烈而广泛的关注——我从来没有做一件事情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所以也会受到《名人面对面》的关注，自己也变成“名人”了，一下子全国的媒体，包括许多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当地的报纸都登了，有些人还把剪报给我寄来。这说明，高等教育问题绝对不是一个仅仅是大学内部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个社会都会关注的问题。偏远山区的农民含辛茹苦地把自己的孩子养育大，送到大学去，他们当然会关注他们的孩子将来到了城市，到了大学，会受到怎样的教育。所以我想这个体制是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我们这些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更是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没有犹豫地把它发到网上去。在现在这个时代的传媒中，网络我想最好的，它不需要经过苛刻的审查；发到网上去，就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就会让更多的人去把关注的目光投入到这个本来就应该受到密切和广泛关注的领域。

记者：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目标你是达到了，就是说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就像你说的，你的决定一宣布之后，这封信出来，真的是媒体的报道，或者是社会各界的这些，大家的这个支持也好，或者说产生其他讨论也好，但是到最后你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更重要的是希望影响那些做决定的决策者。但有没有想过，可能只是大家讨论一阵子，然后过了一阵子，大家又把这个事情忘了，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经常是事情过得很快，大家一下子热点一过又忘了，然后这个事情，你所不满的这个东西还是没有一点改变，那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是怎么样？

贺：的确，传媒的发达往往反而降低了人们对一些问题持续关注的可能性。有许多事情是真的是匆匆地来，匆匆地走，过眼烟云，了无痕迹。但是我自己总考虑我提出的可能是一个不那么容易能够很快地过去的事情。发出公开信本身也许是一个新闻性的事件，但是它的背后却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我们每年都会招生，每年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年我们熬过去，明年问题又出来了，只要不解决，它总是要周期性地或持续性地再现。再说就学者们来说，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自己这个专业的下一代，然后想方设法地把他们雕琢成才，这是他们的一个日常功课，每天的使命，既是一个最高的追求，也是我们的饭碗所系。所以我自己总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持续地受到关注，它的效果会比起其他的事件所引发的关注要更持久一些。但是现在刚刚开学，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下一步会是怎样的，比方说我的同事们会怎样地反应，但是我了解到了，昨天我碰到许多同事，他们都觉得，我们必须要想方设法地把它再推动一步，而不是说嚷嚷几句事情就过去了，不应该是这样的。

记者：那就是说像你的同事们他们表达这个意愿，大家觉得应该推动几步，这倒是蛮正面的一个信息，但问题是，为什么，大家都是不满，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到最后是你第一个站出来讲这个事情呢？

贺：可能……这个只是人的个性方面的差异吧。实际上，之前也有许多人通过不同的途径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去想方设法地去推动这个制度的改变，他们做的事情很多。有些人不见得很喜欢在媒体上发表看法。我这个人在过去这些年里和媒体交往比较多，所以所发表的某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媒体的一些关注。这个得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许多人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并不是麻木不仁的一些人，另外就是说好像出来说话的人，也需要有某种可能，让这个话语能够产生最大程度的影响。

记者：那你觉得你目前的，你自己的个性，再加上目前就是在这个社会上的影响力，以及就是媒体对你的这个认可程度，是不是已经是让你可以担当这样一个角色，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然后……

贺：其实，哎呀，我真的有一点点感到惭愧，其实过去这十多年间，当然我可以说是在中国法学界跟媒体交往最多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吧。除了在媒体上发表一些观点之外，我也有机会到各个地方去作一些演讲，例如大学、法院、律师协会甚至军队等等。所以像《南方人物周刊》，他们做过一期专号，列举了中国50个公共知识分子，把我算作是法学界的，他们评了四个法律界的人士，我是其中之一吧。可能自己经常愿意去就公共事务发表一点儿自己的看法。但是坦率地说，这样的一个问题涉及到的是教育制度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环节超越了我自己的驾驭能力，所以我还会去不断地去反思自己的立场，到底研究生的教育怎么去设置，法律史的和其他专业的考试应当不应当有一些差异，然后法律专业跟其他专业的教育，又应当不应当有一些差异，我相信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做很深入的研究。我自己在呼吁研究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时候，其实特别关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学的自治。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它的决策到底更注重吸纳是教师们的观念，还是关注学校之外的某些权力的指向或意志。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我自己在提出研究生招生这个问题的时候，顺便提出来，但是也是必然会出现的，因为它们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毫无疑问，大学自治乃是更重大的问题，它关乎中国大学的未来发展。

法学知识人的特殊使命

记者：那您在做这个决定，其实要做出这个决定，并且把它宣布出来的时候，我想您应该是有预期到，除了它有一些正面的，大家的呼应之外，也应该会来，面对一些压力，那这些压力有可能是来自上层的，但也有可能是来自一些民众，社会上的觉得您这样的做法会不会是炒作，会不会是，是有一些……做秀？

贺：我……其实过去自己发表一些东西，在报章电视上接受一些采访，一直以来在同行们中间会引起很不一样的评价，这些都是我完全了解的。有些人就会觉得，我们做学者的还是应该守在书斋里边，青灯黄卷，好好做自己扎扎实实的学问，不应该做一个特别愿意在媒体上亮相的人。其实我这个观点我也是比较认同的，这也是为什么过去的已经有六七年了，我事实上很少接受电视的采访，除了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做过两次，再其他的就是不大上电视了，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很耗费精力的，而且确实是学者的使命最重要的还是学问本身。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一个法律学者需要更全面地去完成这个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你知道这个国家正在向法治国家转型，我们说依法治国，依法治什么，依法行政，依法治校，但是这个法治到底怎么治理法，其实是需要法学学者们去很多地去思考，去研究，也去传播。此外，我认为法治国家的建立其实离不开民众的法治意识的觉醒，而这种法治意识其实并不是凭空就觉醒的；那些专业化的研究所表达的有许多东西其实是民众看不懂的，到底这些东西跟他们生活有什么关联，像《物权法》出来以后，《物权法》跟我们一个买房子的业主之间的这个权利到底怎样关联，这需要法学界的人去帮助把这个桥梁给搭起来。

记者：深入浅出地……

贺：是的，深入浅出地来告诉他们，这样看起来艰涩难懂的东西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另外，大学里面的许多问题需要通过向社会展现出来以求得社会舆论的声援。这个事件出来以后，也有人说做秀啊什么的，其实这真是过甚其词了。自己内心里面确实感到很痛苦的一点是，我们招不来好的学生，我们做教师的人其实一方面自己感觉到自己是失职的，另外一方面感觉到自己简直是怎么会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这实实在在是我们的生存环境啊。我认为作为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生存绝对不仅仅是吃饱饭，有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的收入就可以了。知识分子的生存一定包括他所周边的学术制度，包括整个社会的制度，是一种在他看来比较合理的状况。他发现弊病，是一定要去说的，如果发现弊端而不能说，不能批判，那就直接危及他的生存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生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不是猪，我们不是狗，吃饱了就没事了，我们是人，我们人需要表达自己，我们需要把这样一种不合理的东西，我们明明看到这种东西不合理，我们忍气吞声，这种人生活着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所以我想这不是做秀，这不是炒作，而是要力图唤起人们对于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切实关系的这样一种教育制度的关注和改善。

记者：其实你也不是第一个了，就像之前这个陈丹青，他也这样，就这个问题，但是外界对他的做法，因为觉得他招收的是艺术类的，所以他辞职了。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他的这个做法好像接受程度要比较高一点，我也特地上了BBS去看一些，你也知道，也有一些人可能会说，你既然不满意，为什么不采取一些更加就是绝对一些的做法，然后这个可能它产生的这个回响可能会更大，你有没有想过这些？

贺：其实陈丹青先生那样的一种处理法，我也很钦佩的，其实他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就觉得一个学者也真的是，他那么大老远从美国跑回来，接受清华的聘请来做一个导师，但是一年又一年，他最喜欢、最钟情的那些有绘画天才的人进不来，就是因为一些个跟绘画毫无关系的一些衡量标准，比方说政治，比方说外语，这东西跟绘画有什么关系？一些大的艺术家，你问梵高他懂得什么政治，会几门外语，张大千懂什么外语？所以他很痛苦，这个时候他做出那样的抉择，我非常理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注意到网络上提到的那样一种批评，有人质问说，贺卫方，你为什么不辞职？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我不应该那么决绝地去选择辞职这条道路。首先一个很直观的原因，一个画家跟一个研究法律的人可能不一样，这个画家可以出去以后画画，一幅画，好，陈丹青名气很大，一幅画几十万，或几百万，那我，我卖什么，当然这个是一个最低层次的考虑，这是关系到生存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我自己并不是不满意北大的所有的制度，我不满意的是硕士生考试这种模式。

记者：因为博士生还——

贺：博士生的考试制度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制度现在的运行还是相当合理的。另外，在我整个教书的过程中间，我自己感觉到北大没有对我进行多少干预，例如对我教学内容进行干预。相对来说这个学校还是比较自由的。我非常喜欢这个学校的那样的一种传统，由蔡元培、胡适校长以及好多在这所大学任教的自由知识分子所创立这样的一种传统，这也是我觉得我很难一下就割舍这样的一种情感，割舍跟这个机构之间的关联。

接下来，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啊，做烈士不算太难，但是做一个能够忍辱负重的人可能是比较难的。有一个英国的人曾经说过一句话，挺耐人寻味的，他说当某些特殊的时刻能够慷慨赴死，当然是一种英雄的行为。但是当情况变得生不如死的时候，一个人能够选择坚韧地活下去，那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个话说得有道理，其实我们人生谁不会遇到一些个自己感到不满意的地方，甚至个别的时候非常悲愤、非常压抑、非常苦恼的时候，这种时候有过一些阅历的人都会有的。我自己观察中国百年来，甚至上千年社会的变化，其实最不容易的可能是一些个在体制内坚守的人们，他们把自己的理念慢慢地去改变这种体制，改变它的运行轨迹，但是又不那么很声张地进行这种改造。最近这些年，你可能也会发现史学界对于李鸿章的评价发生了变化。例如，我们看唐德刚先生对李鸿章的评价，甚至包括对袁世凯的评价，也越来越趋向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们这些人当然是学者，不是官员，不过在官员的群体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人，他们是在选择一种非常不容易的道路，一步步艰难地走过来。假如他们选择退后一步，也许会发现对于个人而言很大的空间的，他们也许就获得某种个人的自由。但是一个人选择不自由的道路去想方设法地去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制度，而且还要忍受许多误解，有人说这个人是属于那种没有原则的妥协派或投降派。多少年来，李鸿章都顶着卖国贼的帽子，其实哪能把罪责全部归到他头上。我自己越来越感觉到，其实在中国，可能我后边说这样类型的人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变化可能是更重要的，需要得到更多的理解。当然我绝对没有那样一种做英雄的情结，学者也不是官员，不过，处在体制内部的人都有一种责任去改善制度的道理还是一样的。

北大是一所如此重要的大学，里面的学者们应当想方设法地去参与到制度的建设中间。在公开信里，我清楚地表达了我的一个观点，即大学的主人其实就是大学的教师，大学并不是如同企业一样的单位，那里有老板，其他人是雇员，或者像衙门，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我们的领导，教育部是我们的领导，不，大学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大学是一个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大学的教授们本身就是大学的主人。你说是辞职，一个机关里的雇员可以辞职，但是主人如何可以辞职？另外，还有些人说是你如何拿着我们纳税人的钱，如何可以不为纳税人做事？我说我就是纳税人，我一点儿都没有少纳税，可能比批评我的人给国家纳税纳的还多。正是这样的主人翁意识，使得我们有了一种很大的责任感，要改变这个教育体制，而不是说一言不合就走人。

我觉得中国政治、文化中间有一种东西其实是比较缺乏的，那就是妥协精神。往往你看两边打得不可开交，互不相让，都是因为认为自己是真理在手，而且只有自己是真理在握，其他的人就是我们所不共戴天的，因为他们只是谬误，那是魔鬼。实际上这是很有害的一种政治观和思维方式。你看英国人玩政治，多么会玩，他知道大家都是要妥协，都是要让步，当然大家都需要斗争，斗争和妥协构成了一个民主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常态，而不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所以我自己觉得，还是应该倡导一点妥协精神吧。

记者：但是有一点在中国可能经常会发生的一个现象是，当大家呐喊，经过一些努力，然后，大家觉得有问题的这个制度，进行了修订，或者推出了一个新制度，但是它照样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然后这些进行呼喊的人发现，这不是原来我要的，今天会这样，原来我建议的，我想象当中让它落实到我的生活工作，工作当中来的时候，它应该是给大家带来好处的，但是没有想到一个新的东西，它反而又是给一些人有了另外一个方法去去钻了它的空子，那我就想就像大学招生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网上有的人说，如果自主权太大的话，就像之前也发生了某些丑闻。毕竟学者也是人，也可能腐败……

贺：这我也理解，其实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从宽泛的角度来讲，涉及到的是一个社会演变中间很大的问题，就是实际上我们有时候一些导致不少社会走向沉沦，走向一种灾难性后果的举措，实际上都是由一种最美好的愿望导致的，所以有句话说通向地狱的道路上铺满了鲜花。对每个提出改革主张，呼吁改革，提出某些理论的人来说，这永远是一个值得他们警惕的问题，那就是你要注意你的理论如果一旦实行的话，它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你要像下围棋的一样，你不能只看第二步，你要看到第五步，第六步。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需要对人性要有个很好的洞察，也就是说你要看到人性本身内在的弱点，而不要想象着一种好的制度就能够带来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所以基于对人性本身的洞察基础之上的那样一种制度的防范，可能是很重要的。我自己观察美国的宪法，那些制宪者们在200多年前就能够防范各种各样可能发生的问题，既要防范总统权力过大呀，又要警惕多少人的暴政，还要避免司法专横，让司法权真正中立……所有这些都需要在设计制度时仔细考量、安排。

回过头来，具体到招生制度的问题，我想某些不好的情况肯定会发生。大学教授是由人构成的群体，不是由神构成的群体，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近年来我们就看到了不少这样的事例。这其中有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例如某些教师可以控制命题权，但是又不受必要的制衡。但是，有一个因素长期被忽视，那就是如何去培育大学教师群体的某种尊荣感。这些年我研究司法制度，研究法官问题，你知道司法腐败也是一个受到很多诟病的问题。发生这样的问题，有监督机制匮乏或完全不起作用的原因，与此同时，我们怎样才能让法官们树立起一种人格尊严，让他们更看重自己，看重司法职业的神圣性，也是需要考虑的。

记者：您写过一篇文章，从服饰开始。

贺：对，服饰改革是唤起这种职业尊严的一部分。同时还要结合司法官员选任标准的提高，通过司法程序朝向更严谨更理性的变革，逐渐树立法官本身以及全社会对司法职业的神圣感。事实上，我们观察英国的法官群体，美国的法官群体，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上百年的时间，那里很少出现腐败的法官，比方说收受贿赂的法官，比方说，英国可能一百多年了，没有出现一个法官收受贿赂；美国的联邦法院系统的法官，从建国200多年也只有区区几个法官受到过弹劾，这个比例简直是达到一种非常低的程度。原因在哪儿？当然我们也知道外部的监督例如新闻自由的重要。比方说，报纸要发现了你哪个法官跟当事人在一块吃饭，那肯定是不得了的全国性新闻，你就等着被弹劾吧，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外部监督很重要。但我自己发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法官的选任制度，比方说一定要让你千辛万苦才能获得这样的一种法官职位，这是很不容易的，然后获得法官职位以后，你会终身任职，你会在所谓行为良好期间，你不会遭到弹劾，你的职务永远会得到保障，你享受很高的一种薪水和待遇，然后这个职业的境界才会提高。

大学转型与大学传统的维系

记者：让我们先撇开这么严肃的问题，讲一讲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你刚才说你的同事对于这样的做法比较认同，或者说他们比较接受。那你的学生呢，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学生，对你，比方说我觉得一个学生对自己的导师，他跟别的同学在讲的时候，总归是有一些评论的。有没有想过，或者说听到一些学生怎么评价你？

贺：当然有啊，有的学生发来电子邮件，甚至有写信来的，我自己带的学生们呢，他们都比较支持老师这么做吧，当然他们也会说，老师，是不是我们也有点不大合格啊，让你失望，所以你不招了，当然这是笑话了。至于其他的一些学生的反响，我刚才说，我自己看到的反响更多是从网络上面看到的，比如说BBS上面所显示出来的，因为许多BBS都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大概我看还是有一种大多数的观点还是比较赞成，至少说是应当引起重视。

学生的认可和理解或许多少跟学生们本身都有点叛逆精神有关，他们比较喜欢的老师，还是喜欢那种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判断甚至包括立场——保持一种独立的立场的学者。如果一个老师没有批判精神的话，比方教科书就变成真理的，他就读教科书，这样的老师是最不受学生欢迎的。

记者：不管这个老师的立场对还是不对，前提是要有你自己的立场。

贺：是的，不管你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对或者不对，也不是那么容易去界定，有些东西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我们才能观察一个理论到底对还是不对，但是关键你要有自己的主见，你不能够把自己变成一个屈从于某种外部的权力或者金钱压力的一种角色，那就不是学者了，不是一个合格的大学教师了。

记者：这样我行我素，是不是有些激烈？平常读你的文章，觉得你一定是那种很冲撞的类型，不过看你本人……

贺：是不是一交往就有点意外——这人不错啊，不像个坏人啊，不像是他的文章表现的那样壮怀激烈的啊！

记者：没有那种文如其人的这种感觉。

贺：当然，文章只是有时候偏于激烈一些，大多数还是对事不对人，也注重说理的。我们这个社会正处在急剧转型的一个时期，国家真的是在经历着一个非常复杂、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改变，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转向一个工商业主导的社会，从一个总处在理想化构思中的人治社会转向法治社会，从过去那样的社会主义转向现在的市场经济化的社会主义，这个转变所牵涉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课题，对大家来说都提出了很大的一个课题或者考验，学者有义务去认真地思考其中的困难，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例如从经济学、从社会学、从法学、从哲学等角度来分析和解决。社会科学的任务便是及时地发现社会的弊端，并直率地加以揭示，还要提出复责任的解决方案。我想这个东西只要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和建设性的基础之上。我们姑且不说刚才你提到的最终会不会导致一个坏的结果，但是如果不让大家说话的话，导致的一定是最坏的结果。大家都说话，有可能我们会获得一种制度的渐进的一种改良吧，慢慢地、缓慢地改变，因为每个人的智慧都参与进来了，事情的症结所在就会更容易被揭示。

记者：你刚才也说，我们这个社会因为正在经历一个变革，所以面临着很多挑战，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的现象，比方说很多人说现在的大学跟大概十几、二十年前那个大学校园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其实不单单是在学生的学习氛围，或者说学习的上进心有所差异，可能老师作学问的心态也已经是不太一样了。我自己都会感觉到，现在的很多学者给我的感觉是，他已经不是以前我们纯粹印象当中那些学者，他变得复杂化了，或者说有的时候比较功利。那你觉得，校园是否应该像以前一样保持成为最后一片净土，学者就是应该保持安静和中立的状态来作学问，但是这蛮难的，人们的行为总会搀杂了一些利益的考虑。

贺：这是肯定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大学，看来在这几十年间遇到类似的问题。如果说过去的大学就是一个传统型的、研究型的、以研究和传承古典知识、培育博雅之士为目标的机构，是一个与社会相对隔离的机构，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今天的大学正在朝向一个跟社会形成更多互动的状态发展。大学要影响社会，同时也寻求社会的帮助，寻求社会的支持。我相信是世界各个地方的大学，北美的，欧洲的，都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我自己因为比较关心教育方面的问题，读不少西方的一些大学校长和教育家写的研究大学制度演变的书，我自己觉得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趋势了，也就是大学不能够再仅仅是一个象牙塔，里边的少数精英在那孤芳自赏、自娱自乐地作学问，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大能够持续下去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学是否有一些传统是不可丢弃的，这又是一个大问题。最近有一本书出版了，是旅美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写的一本自传，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口史、土地史方面的专家，最近这些年也在研究中国古典思想史。他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叫《读史阅世六十年》，最近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大陆版，我看了以后感触很多。现在的中国大学，如果要比较，也许不应跟50年代60年代比，我们应该跟30年代，40年代中国的大学比。在那个时代，整个东亚最好的大学也许就在我们这里。比方说东吴大学，这所教会大学，本部在苏州，法学院在上海，那是当时整个的东亚最好的法学院，美国人说那时全世界除了在美国以外，唯一真正的法学院就是东吴法学院。我们看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战犯的时候，中国所有的派出的参与的人员中，90％以上的都是东吴一个学校培养的学生，他们能够在那样的一个国际法庭上如鱼得水，发挥很大的作用。在这本回忆录里，何炳棣先生回忆他的母校清华大学，我们今天看清华大学当时是怎么考试的，他们出的考题，比方说雷海宗先生出什么样的考题，陈寅恪先生出什么样的考题，然后本科生读的是什么书，读的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而且要读英文，一个学历史系的人必须直接读英文，而他们英文胜任愉快。这种细读原典的做法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接着到美国去留学，到了美国去以后，人家觉得，哎哟，中国的教育可真是不得了，去了以后直接就接博士。他详细叙述了博士在美国是怎么去训练的，我看了以后，我直觉得惭愧，你知道我真的是很惭愧，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者，我们今天的大学整个哪有30年代那样的一种学风，哪有如此高水准的教育模式？校园现在别的因素，我不说了，到周末的时候，高级轿车停满了学校的这种情况不说，最大的失落就是大学精神的失落。大学精神失落了，我们怎么去培养人，我们怎么样在培养学生的同时，使得教师自身也得到逐渐的培养和成长？另外，大学精神的失落也导致所有有关学术和教育的制度环节弊端横生。例如如何选任教授，如何评价教授，教授在管理中的角色怎样？凡此种种，都是问题多多。

当然，过去的20多年间，随着大学正常的招生和教育制度的恢复，慢慢地有些正面的价值在成长，但是我始终觉得其中问题还是太多。我们当然需要跟社会建立更加密切的关联，但这种关联真的不应该变成一种很世俗的功利的考虑。比方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在报纸上写文章说，复旦大学在上海本地学生占的比例已经到了三分之一左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谋求上海市政府的支持。北京大学也存在着北京生源所占比例过高的问题，一样存在，只不过可能不一定有那个比例那么高。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是大学精神失落的一个缩影，我们正在丧失自己应有的精神追求，丧失大学的价值观。这是我非常感慨的一件事。

记者：但是您觉得大学的老师，比方像你作为里面的一个体，在这个大环境可能大家觉得有点不满意的情况下，老师们，像你自己，你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

贺：我想，大学里的学者本身是内部成员非常个性化的一个群体，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学者们携手联动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学者还是有作为的空间，例如，你可以自己好好地写一些文章，这文章本身实际上在显现出一个学者思想的独立性；组织一些好的学术研讨会，我自己也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包括做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能够让我们的学生也经常能够感受到那种学术思想的独特光芒。另外，我还做刊物的编辑，我们的那个学院的那个《中外法学》那份杂志，我是主编，我也尽可能把这个杂志办得具有真正的学术品味，具有学术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把大学当作自己的家园，你想，把学校当作自己的家就不一样了，你对家里边的，如果哪个地方不好的话，你就会急于自己亲手去改变一下，想方设法去影响决策者。大学里边，我自己的理想状态就是，教授们本身就是决策者，当然中国现在没有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制度，比方说教授会啊，现在大致上来说，还是党政起的作用太大，但是如果这个制度如果现在没有办法一下子改变的话，我们还是有可能去施加某种影响。不要让决策者感觉到大学就是一个官僚机构，就是一个衙门，就是一个衙门加企业。更广泛的层面，我相信呢，也需要有更多的人去反思我们整体层面上的大学管理制度，比方说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私立大学能不能出现的问题，等等。我认为一个国家没有合格的，特别优秀的私立大学跟国立大学竞争的话，大学制度是不可能有一个好的演变的。

独立与妥协

记者：我会觉得可能在大学里面，有很多你的同行，他们都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呢，你敢于表述，或者说你说的话有人听，这跟你已经是取得了一定的这样一个社会地位和话语权，跟之前已经有的积累关系很大。所以我想也会有人说，啊，这个贺老师他敢于说话，是因为他已经不怕了，不担心，所以他就敢说。你会不会那么想，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对于一个大学教师来说，这个话语权是怎样去取得。有很多的老师，可能他有很多想法，学术也不错，但是没有人去关注的，甚至他连声音也发不出来。

贺：这样的问法本身有一个假定，那就是我有了话语权。其实就中国目前这种状况，迄今为止的情况，我觉得人们可能过分地认为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就可以放言无忌，其实这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我自己其实并不算是什么，比方说有些很知名的学者，讲起话来投鼠忌器、遮遮掩掩的情况也是有的。我真的不是谦虚，自己还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仍然要考虑自身的安全问题，这是我的很重要的考虑。不过，某些边界是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中的，不同的力量在不断地角力和博弈。所以，人们积极地参与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可以看到某些差异，比方说在一个外地大学和在一个北京地区的大学，可能学者说话的分寸就有所不同。在北京地区就可以更往前推一下子。其实在有些偏远的地方，说起来应该是“山高皇帝远”，但偏偏那里的学者们受到的管束是更严厉的，而北京地区反而是更自由一些，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差异。记得胡适先生当年曾经分析过，说是一种文化越到了它的边缘地带，那里的人们对文化的某些繁文缛节的东西越计较，越严格，而文化中心其实早就不是那样了，或者相对更宽松些。对知识分子本身的管理也可能也存在这个问题，越是在中心地带的，可能有时候越宽松，相对来说北大更自由些，当然这跟我前面说的学校传统有关，里边的有一些做学校管理的人，他们也会受到大学本身传统的影响，会想办法对于某些严厉举措加以缓和。当然，你不能太激烈，或者太极端，否则就超出他们的保护能力了。过去有一个很俗套的说法，有一分热，发一份光，你自己能够获得一点点的说话的机会，就应该想方设法地把这个机会，把这样的一个空间能够充分地利用起来。

与此同时，我觉得如何以怎样的方式提出不同意见也是门艺术。你如何能够让对方听得进去，你如何能够让对方不觉得你是一个恶狠狠的家伙，有恶意的人，这点很重要。尽管我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我会坚持学术独立的立场，比方说一直以来在修辞学上面，有一点爱惜“羽毛”，不会出于策略的考虑，引用大人先生们的话去强化自己言说的正当性，然后悄悄地加一点自己的私货进去，我觉得这样做所付出的牺牲太大。不少人这么做当然是为了安全，也许也有操作上的考虑。从策略上来讲，你看看，我都引了你的话了，我引了你的话，然后我再借枝开花，说自己的一个道理，而且说这是符合你的观点的，或者说符合一贯的意识形态的。用这种论证策略在中国有时候还是比较有效的。但是，我觉得虽然这样做可以收一时的成效，但是它的效果有时候会牺牲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同时也会弱化相关论证的说服力，而且还会损害知识人的尊严。想想看，你虽然是一个教授，但是你一写文章就开始引用我的话，那么我就变成了比你更高明的人，你只不过就是在我的宏论下边加几个注释而已。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这种尊严和独立性就丧失了，而且最重要的是理论本身的纯粹性也丧失掉了。所以我就写文章从来都不会去做这样的引用。前一段时间一些学界朋友提出要合作研究学术规范，让我起草一个引用方面的规范，我提出了学术引用方面的十条纪律，也可以说是引用上的十个训诫，其中第一条就说：引用本身应该体现学术和知识的尊严。有一段时间我们学者写文章，引用的不是伟大的学者的话，而往往都是一个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的话，被引用的频度最高，你可以做一个统计，也许可以成为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很有趣个案，可以再做些比较，看其他国家学术文章引用频度最高的是那些人。这样的研究可以揭示学术独立的程度。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考虑到，维护学术独立与自由并不意味着用过分政治化的话语去表达抗争，那样做本身就不是学术了。重要的是，用学术本身来阐述一些问题，哪怕它们过去比较敏感，我相信，任何事物，如果我们能够把道理讲清楚了，它就不是那么敏感了，不是那么恐怖了。比方说这些年我分析过言论自由的价值，其实，新闻自由不仅仅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其实对于社会稳定也很有价值，对我们知识创新，对于真理的发现，也很有好处，对于经济发展其实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写过文章论证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绩效跟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他做了一个比较，结果发现，很清楚，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经济是不可能发展得好的，不可能有良好的市场经济。我认为，这洋的研究也许不是为了说服谁，而是说事情本源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要去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去揭示不同制度安排背后的原因及其后果。学者，或者学术的研究，就不能一味地图嘴上的痛快，说一些很激烈的话，把有些话说得吓死人，那你说的太激烈的话，就会把一些正常的制度安排，比方说司法独立啊，言论自由啊，说成是一些很可怕、很极端的东西。你在这一边极端地提出，对方于是顺理成章地极端地反对，极端地打压，最后，我们就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妥协了。所以说——

记者：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妥协——

贺：正是，说到底，我们要寻求一种很大的历史性的妥协，这个妥协不是说现在执掌权柄的人和现在没有权力的人之间的一种妥协，不仅仅是这个，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寻求历史传统中间的一些个因素，和我们今天引进的这样一种新型的政治法律体制之间的妥协，是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既有分别又有妥协的一种状态，是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平衡和共处。

记者：但是还有一个情况，我们会发现，也可以说对学者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就是当有一个重大的事情，或者政策性的东西，大家都希望能倾听这个学者的意见，或者知识分子是怎么看。但是也会产生一些现象就是说，你发现这些人讲的越来越多，你就在想，他是讲的自己的话吗，是自己的观点吗，还是在为了支持某一个政策的实施来出来讲话。那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对这个学者的中立性发生怀疑，那你怎么样看待这个现象？其实有的时候蛮难的，因为你必须要出来讲，那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大学的教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处理？

贺：在没有网络的时代里边，我比较喜欢听BBC，BBC这个电台，我觉得它虽然是一个半政府，半官方的电台，但是它那个职业操守特别好。实际它的运行是独立的。除了独立之外，它还有一个好的传统，每一个事件发生以后，它就会在第一时间在全世界范围内物色最权威的专家来做一个评论，要言不烦，也许就是三五句话，但是一下子叫你抓到问题的实质了，帮助听众释疑解惑，这个是很好的传统。过去我们的电视，你看《焦点访谈》刚刚创办的那段时间，其实《焦点访谈》那个时候，最后收尾的时候，都是一个官员在说话，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官员最后定调，让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但是近年来媒体发展真的很快，一个变化就是学者越来越多地在媒体上发言，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人们需要学者来说话。

记者：对啊，像我们采访新闻，一个事件发生，如果没学者讲，我们就觉得不够中立。

贺：对啊，一个是不够中立，一个是知识上的权威性不足。但是学者确实也有可能会出现某些问题。有些时候，比方说要分析一个企业问题的时候，后来才发现这个学者原来是这个企业的独立董事，这可能就会带来一些学术伦理上的问题。我自己任何地方都无法形成一种真空般超然的一个学者群体，也就是说学者毫无利益或价值偏向，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学者自己可能对某些问题他是有他的偏见的，也有可能是有偏见，比方说你可以发现关于市场经济抑或计划经济的讨论，到现在还有些学者顽固地认为计划经济很有价值。关于儒学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学者把儒学逐渐变成了儒教，变成了信仰对象。这似乎已经超出了一个学者应有的行为规范。

记者：但是我觉得一个学者如果坚持自己的论点或观点，自己相信的东西，还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一个学者。但是我们会看到现在很多的情况是，他可能讲的东西不是他自己相信的，但是是出于一些某种的需要，某种利益的考虑，那怎么样去看待这种现象，其实有的时候很难，因为他可能要考虑的综合因素太多了，他必须要这么讲。

贺：我想，首先大学制度和研究所这样的制度本身应该想方设法地形成一种学者必须注重自己的学术伦理、科学伦理的体制环境。科学家有科学家的伦理，比方说不能够公然以一种偏见代替科学的研究，对任何事物信息得出结论的时候，都要严格地依据证据本身来去说话，而不能够完全地无视证据。学者不能够非常多地介入到非常商业化的活动之中，即使是一个经济学家，你过多地介入到商业活动中，你还要研究经济本身，你对国家的政策有时候经常会有影响，这个时候你的中立性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自己还是认为，学者担任好多企业的独立董事，甚至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收入，出席一些会议，以及某个公司给你十万块钱，请你来参加会议，我认为这个恐怕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因为你是一个学者，具有中立的形象，你参加这样的会议，跟那个企业是没有经济的关联的，但实际上你拿了十万块钱，或者二十万块钱，我认为这个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认为相关的机构尤其是大学自身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认真地去对待这样的问题，对学者违反职业伦理的情况，必须要进行严肃的处理。

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媒体其实也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一种担任好多独立董事讲一些有利益偏向的话，这类事例都是靠媒体去发现的。如果新闻自由了，大家发现任何事情都会在媒体上加以揭露，我相信这些学者也会变得更加收敛，至少要收敛一些嘛，所以最怕的情况就是信息不对称，我们看到这个学者在电视上侃侃而谈，我们以为他是没有别的背景的，但实际上我们不了解的后边的东西。谁能够告诉我们这些后边的东西？自由的传媒就能够有很大的作用空间。

记者：但是作为大学里面的一个教师，这样做或许也会遭遇大环境上的问题。当身边的很多人都去这样做，如果你不去加入这个游戏的话，有可能你会受到孤立甚至排斥。有没有想过，你就断了很多人的这个活路？

贺：我还有点坚持邪不压正，因为大学毕竟是大学。其实在这个国家，大学只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并不算长久，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中间，对于知识分子，还是有着一些传统的期待的：他应该是清高的，应该是有自尊的，应该是有某种超然的眼界。我觉得这个传统还是有的。所以在今天的大学里边，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一些约束性的因素，某些不良行为其实还是要受到惩罚的，尽管这样的惩罚不是那么刚性，但是学生以及同行的口碑，有时候心里不说，但眼神里流露出来的那种独特的评价，还是具有很大的力量的。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人们对于那些具有道德勇气和知识尊严的教师还是更尊重，更欢迎的。当然，如果能够在刚性的制度上，大学能够更加有所作为那就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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