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之教育体制

第一篇：浅谈中国之教育体制

浅谈中国之教育体制

您的思想很特别，初上您的课，我一时还接受不了，在现代教育制度下，很少有老师能在课堂上言语犀利的批判当代社会存在的各种丑恶现象，不过两个月下来，我在思想上也与您产生了共鸣，于是这让我对我国现在的教育体制产生了思考。

没有人会否认，人才的竞争是全球化时代所有竞争的核心。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随着市场制度的确立和与世界体系的接轨，新的经济体制已经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教育体制显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但大概没有人能够夸口说，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是成功的。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学生们便象是上了紧箍咒，背上背着与身高体重极不相称的沉重的书包，放学以后和每一个周末都要被绑在书桌前做那永远做不完的家庭作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终于有一天，教育学家们听到了孩子们的大声疾呼：“还我童年！”他们才意识到这样做对孩子同样是一种摧残，于是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减负，开始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可是这一转变好象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中国的人口与经济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能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很小，而对于农村学生来说，考大学是他们跳出农门，进入城市阶层的最佳途径，也一度几乎是唯一途径，他们不天天泡在书本里，不去考大学，出路何在？而素质教育的提出，不仅没有使应试教育的沉重负担得到缓解，相反，因素质教育而衍生的特长、兴趣教育让家长们要求孩子在学好文化功课的同时，还要在周末和假期里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特长班，孩子们的童年的欢乐就这样被一句“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扼杀了。初等教育就如此折磨的这些孩子们，然而在未来的学途中，他们遇到的教育体制问题就不仅仅是这些课业的沉重负担了。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学生们面对的压力来自各方，包括父母、老师的期望，还有来自社会的影响，然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存教育制度压力。原本学校的第一功能是发展学生健全的人格，其次是激发兴趣和培养各种能力与创造力，包括学习研究能力、独立思考分析与判断能力、与他人合作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生存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等。现在学校片面追求扩大教育规模，盲目追求升学率，因此应试教育的存在也在所难免。从去年江苏的高考制度又进行的改革，我们现在还无法评判这样的改革是否有利，但是我看到很多学生在这次改革中失足了，单在我周围就有那么多人受害，就不用说整个江苏省有多少孩子深陷其中了。

应试教育偏重死记硬背，循规蹈矩，重灌输传承而不利创造，结果导致人的怠惰、僵化与保守，不思变革，不求进取。学生们深受这种教育制度的迫害，下面引用网友的几点总结：

1、奴化。学生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们的教育制度不允许存在不同的思想。即使偶尔允许有不同的思想，那也是在若干原则的规范之下的。

2、捷径。为了考试，所以有了应试教育。但是应试教育的最大后果还不是学不到知识，而是学生们在思想中建立了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只要通过了考试，就是学会了知识，掌握了技能。所以，这些学生无论到了哪里，都想找到类似的方式。在他们眼中，无论在哪里，都不过是考试，只要是考试，就有通过考试的捷径。

3、猥琐。这里的猥琐不是说形容很猥琐。而是说不懂得与人沟通和协调。要么忍着，要么爆发，没有任何的中间状态。

4、残忍。也就是没有人性，当我们去赞扬一个小孩子杀死了所谓敌人的行为的时候，也就证明了，只要面对那些敌对的人，我们有权，而且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去消灭他们的肉体和灵魂。我们对于自然界的教育也是利用的教育，怪不得国人对于吃狗虐猫没什么感觉呢，我们教育不就在培养这样的暴民吗？

5、钻空子。从捷径观念出发，一部分人进化为抛弃一切信义，特别是公共领域的信义，去钻一切可以钻的空子。考试的捷径之一就是作弊。既然只要通过了就没有人追究，老师的教育方式也是：不要作弊，除非你不被人发现！那么，聪明的学生就开始琢磨着如何才能不被发现。

6、承诺。承诺没有了价值，宣誓就像吃菜。小学生就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时刻准备着！跟背书一样。其实脑子里一点也没有这个东西。久而久之，长此以往，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司法制度下值得信赖的人呢，我们的证言如何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呢？怪不得中国的司法体系中，证人远远不够，人证不如物证呢。

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多少提高呢？从大学走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上是什么样的呢？

只要你花了钱进学校，就一定可以买到一张文凭。这是我们高等教育现状，当合格不合格的大学生从大学校园里蜂拥而出的时候，可把用人单位给整苦了，怎么堂堂的大学生能力竟会差到不可想像的地步呢？部分“鱼目”一样的大学的掉价连累到“珍珠”一样的大学生，因为有大学生低能，他们这些真正的人才也跟着受到了怀疑，也跟着掉价甚至无价——无法就业，既然文凭不再值钱，日后谁还会拼着命地把孩子送进大学的教室呢？可怕的恶性循环！

这样的教育制度还要存在多久呢？应该怎么改革呢？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篇：中国教育体制弊端

中国教育体制弊端

摘要：中国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体制上的问题，同时也与中国的人的传统观念有着千丝万褛的关系！概括起来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中国学生没有明确而正确的学习动机和动力（这个主要是观念所引起的问题）

二、中国的教育把人脑打造成电脑（这个是体制所导致的）

关键词：弊端 中国教育 分数 应试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已非止一日，且日趋严重。其原因有三：一是应试教育，二是不尊重教育规律，采用行政手段管教育，三是不尊重学术规律，采用管理物质生产者的方式管教师。

这个三大弊端本人是没本事总结出来的，作出这个结论的人梁慧星自己说欢迎一切媒体免费转载，所以本人也就免费拿过来说话。

说应试教育，人人都有体会。学习，最终目的是学以致用，老师教学生，最成功的是有朝一日可以不教。可现在一切都本末倒置了。别说考大学之前，就是考上了大学，分数同样是学生的命根儿。上大学，与其说是学习生活技能，学习工作的本领，不若说是学习考试技能。等级考试，四六级考试，只要分数高，就一切都ok,否则，就算你牛顿，爱因斯坦的天才，毕不了业一切都是枉然。

我曾专门思考考试以及分数的作用，我得出的我认为正确的结论是：分数是检验学生是否能接受下一个阶段教育的一个一般标准。也就是说，分数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学习。就这么简单点道理。可现在看看？小学生被要求考100分，90分就要倒数了。这个分数早就不是检验能否升级的标准了，为了最后的毫无意义的10分8分，小学生被迫接受繁重的作业，被迫取消了许许多多学习其他生活技能的机会。一路就这么走过来考大学，然后接受差不多等同于初教的高等教育。

地区高教招生的分数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表现最明显。不同分数入学的大学生，有时候地区差别多达100多分，可是大家都能跟着老师学习，最后学习成绩也并不与大学的入学升级完全正相关。这就说明了，有时候那个高分，纯粹是恶性竞争的结果，并不具有积极意义。

当然了，分数高也代表着一种能力，但是，这个能力的培养对中国来说，代价太大了。高分低能的应试教育最可怕是扼杀了学生们的思考与创造力，许许多多本可以多元化发展的优秀人才，被培养成了同一规格同一型号同一品质的中等之才，高等教育出产如此之多类似产品的后果就是整整几代人缺乏创造力，国家缺乏竞争力。我国的文革后近30年，培养了100万的研究生，但我国在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等领域在国际上的排名并没有提高，没有多少重大科研成果，甚至有用的发明专利申请都没有明显的增加。

说应试教育，不能不提到教师们。老师既是应试教育的帮凶，同时也是受害者。应试教育的分数导向作用使得教师教学安排一切为了分数。分数决定教师的考评，晋级、涨工资，分数同样是老师的命根儿。

现在的高等教育，学生全面素质下滑，教师部分师德沦丧，都是应试教育的恶果。中国的学生从小就被强迫着去学习很多东西，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学的。努力地盲目的学，仅仅是为了考出个好成绩，以得到父母和老师的表扬，还有同学的羡慕。就这样，慢慢地在学生的意识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错误的学习意识——为了考试而学习，为了虚荣而努力。最后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学生动手和实践能力的下降。这到底是谁的错？父母？老师？都不是，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那种落后的思想观念导致的产物！中国的父母很多时候就是虚荣心太强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使得他们对自己的儿女要求非常的苛刻！过度的强求而不是理智的引导给自己的儿女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物极必反，中国的父母要切记啊！可怜天下父母心，有时候是赞美有时候却是讽刺。是谁把你们弄得那么疲惫？是孩子的不听话？是孩子不争气？也许是的！但是又是什么使他们不听话？不专心学习呢？是你们自己啊！那个年龄的孩子，那里有能力思考得那么远。那个年纪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们喜欢什么。而他们所喜欢却那么不幸，因为那些东西在大人看来都是无聊的没用的！就这样孩子们做喜欢的事情的权利被剥夺了，被强迫去做父母觉得好的东西！无可厚非，大人们觉得有用的东西，对于孩子长大以后真的很有用。如果孩子能够用心学，他们以后一定可以少吃很多苦头！但是父母们，你们也应该知道他们还是孩子啊！他们还不应该这么快就拥有老人们的思想！多给他们一点自由吧，让他们在长大以后再回忆自己的童年的时候感觉童年是多彩的而不是灰色的！

下面就要说一下中国教育体制方面的问题了。一个耳熟能详的事情，在国际奥林匹克大赛中，桂冠荣誉很多时候都属于中国的学生，已经可以说是专利了！同样也是一个让人注目的国际大奖——诺贝尔！在里面至今仍然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科学家的席位。多遗憾啊，多可悲啊！是谁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美国人把电脑打造的像人脑一样的灵活，而中国的教育却把人的大脑变得像电脑一样的死板！人之所谓为人，之所以能够在地球上处于统治地位，是因为人类善于发明并利用工具。也就是我们的祖先所说的“善假于物”。可曾几何时，我们却把这教导给忘掉了。也许很多学生，都可以把那篇文章倒背如流，可是他们是否又真的懂得其中的真正内涵以及其中的深刻哲理吗？曾几何时，我们的大脑已经变成了一个存放东西的硬盘！曾几何时，我们已经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别人的工具！中国的学生那克服学习的精神以及他们所懂得的东西让很多外国人汗颜。可是这其中又有多少是必须学会的呢？有多少是垃圾？有多少是我们沉重的负担？世界没有垃圾只不过是资源放错了位置或者我们没有利用好罢了！所以中国的教育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教育学生利用资源上呢？既然机器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我们那么辛苦去做呢？背了那么多，记了那么多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要期望每个学生都可以成为全才，那是非常幼稚的想法。前阵子看过一篇文章，是一个物理学家的妻子写的。尽管她的丈夫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多了不起的成绩，让不少人仰慕。但是他的生活自理能力非常差，根本就不懂得放松自己和享受生活。想想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很多都是懂得享受生活的！比如说爱因斯坦，他是一个奇才，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但是他的生活并全部都是物理。他酷爱艺术，尤其是音乐，而且还做出了不凡的成绩！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仅仅是荣誉吗？不是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快活的生活着，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和朋友。

1、上课的时候老师可以随便说话，学生却要举手申请发言权限才能够对老师进行提问和回答

2、作业是负担，教师无法令学生爱上学习，却只能让学生对学习产生厌烦

3、限制学生的种种自由，甚至出现在校必须购买校服等种种封建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以从前的经济观念要求学生，本身就是违背国家政策，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愚蠢的行为。

4、学生压力过大，学生真正毕业到社会上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纸文凭和儒雅的学生作风，老老实实做人的人，在客观事实上，是混不开的，即便是他有再高的学历和知识，面对社会的惊涛骇浪，也只会以一个学生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让学生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处于劣势。

5、学校不以学生的利益为第一利益，常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利益，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这违背的，是服务第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昨天是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在学生和学校之间，学生本身应属于消费者，而学校作为服务方，必须以学生的利益为第一位，而客观实际上，有多少学校，真的做到让学生满意呢？

6、教育过于死板，通过一味添压式的传统学习方法，令广大学子苦不勘言，学习，已经不再是满足学生求知欲的一个合理的途径，而是令学生感到压力重重的一个包袱，试问各个学校，和各个教育主管部门，还有各位家长，如果让你们背着巨大的包袱去工作去发展，去赚钱，你们会开心吗？你们会工作好，会发展好，会赚钱好吗？所以如果不给学生减轻压力，就不要妄想学生学习好了

7、遵守纪律的问题，纪律是维系一个社会环境稳定和井井有条的一个规范和规章制度，是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定的，并不是某某个学校领导或者教师，为了一己之快漠视学生感受而定的！学生在走廊里不许说话，在课堂上保持肃静，这样死气沉沉的环境，学生还能够算得上是祖国的花朵吗？凋谢了吧„„„„

8、乱收费问题，这个问题是最敏感也是广大学生和家长最关心的问题，有些学校，用分数来为自己提高档次，用分数线来向学生压榨钱

财，这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的敛财方式，合理的收费我们并不反对，但是动辄几千几万的所谓“借读费”这能算是合理吗？学校需要建设，那是学校自己的发展，试问学校的建设壮大又为我们的学生带来了什么？学生真的因为学校的扩建，学校的拼命敛财而获得成绩和知识的提高了吗？

9、补习班的问题，补习班的存在令广大家长头痛不已，某些教师为了在工资之外赚些外块，甚至上课的时候不把知识全部讲完，待到补习班再一一点明知识要点，这样的教师还怎么样为人师表，怎么样教好学生，学校要提高升学率，有这样的教师存在，请问，又有多少学生可以顺利地通过中高考试？考进自己满意的学校呢？知识是学校提供的，却被教师倒卖升值，叫学生们怎么相信他们的老师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老师呢？

10、早恋、性教育的问题，这是目前最敏感的话题，但是越是敏感，大家就越不敢提出，因为我们的学生在青春期的年龄，都是在读书，所以校内的性问题，成为了学校教育的重大

责任，有些学生直到结婚都不清楚男女之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些人因为接触了不正确的性教育走上歧途，这有哪项不是学校的责任？一味的隐瞒压制，就能让学生们明白真理吗？所谓“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在花季的学生最困惑的时候，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学校能够给他们的，并不是“受业解惑”而是一味的隐瞒压制，甚至蔽斥，这样的教育，怎么能让这些尚且懵懂的学生走上正途，成为一个由生理到心理完全健康向上的人呢？

11、叫家长，学生一旦犯了什么事情，就要叫家长，把责任一把推到家长这里，老师啊老师，家长让学生上学，是把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血肉交给你们教育，你们没有能力把他们教育好，却把责任推回给家长，的确，在教育上，家长的确要比老师方便很多，但是，处在叛逆年龄的这些懵懂的学生，需要的并不是管教，他们需要的是引导和合理的教育，并不是一味的训斥，和推来推去，学校把责任推给家长，那么还要学校干什么？学生还上学干什么？还要你们这些老师干什么？

12、教学生做人，还是教学生做贼？学生有哪个不欺骗自己的父母，不欺骗他们的老师？往往学生幼稚的骗局被揭穿的时候，学校也好，家长也好，都会大动肝火，你们怎么不仔细想想？学生为什么要骗你们，“人之初，性本善”，谁是生来就会骗人的，这责任到底在谁？没有良好的沟通，学生得不到良好的引导，本来就幼稚无知的年龄，面对学校和家庭的种种压力，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隐瞒，让隐瞒把一切平息，没有了诚信的为人，在社会上怎么混啊！这责任到底在谁？到底在谁？！

第三篇：中国教育体制简介

中国教育体制简介

中国教育概况

中国政府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各级政府不断增加教育投入，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办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也是进行教育改革和建设的指南。

中国教育大体分以下几个阶段：

学前教育 3─5岁的儿童进入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 为6─11岁儿童设立。小学一般由地方政府兴办，也有由企业和私人创办的。中等教育 为12─17岁的少年提供的教育。一般都是由地方政府和业务部门兴办。中等教育机构为普通中学、职业中学和各类中等专业学校。普通中学通常分为初中和高中，学习年限各为3年。初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高中学习，还有一部分升入职业高中和中等专科学校学习，学制为3─5年。

高等教育 指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国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为大学、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高等学校承担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任务。

中国高等教育

到1997年底，普通高等学校共1020所，在校研究生17.64万人，本专科生317.27万人。现在高等学校中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研究所或研究室3409个。已建立416个重点学科和15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及部门研究开放实验室。高等学校在我国科学研究事业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大学分为国家教育委员会直属高等学校，中央其它部、委所属高等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高等学校、地方中心城市办的高等学校以及民办学校。中国大学与独立设置的学院是属于同等地位的高等教育机构。

为了确保各高等学校的招生质量，中国建立了严格的招生考试制度。已取得高中毕业文凭的学生，通过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方能进入高等学校学习。

中国全日制高等学校全学年分为两个学期(少数院校开始试行三学期制)。第一学期9月初开学﹔第二学期2月中旬开学。每学期20周左右，每周学习5天。除寒假及暑假外，每年的1月1日元旦、5月1日国际劳动节各放假一 天，10月1日国庆节放假两天。学期期间其它纪念日和传统节日学校均不放假。

中国学位制度

中国的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科门类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数学、教育学(包括体育学)、文学包括语言学、艺朮学、图书馆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军事学十二类。

学士学位 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完成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含毕业设计和其它毕业实践环节)的成绩合格，授予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 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硕士研究生，或具有硕士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历的人员，通过硕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授予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 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博士研究生，或具有博士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历的人员，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授予博士学位。

中国教学与科研

中国大学的教学是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实施的。大学主要采取的教学组织形式有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实验课、习题课和辅导课。为配合课堂教学，组织现场教学、教学参观、教学实习、社会调查等活动，以巩固课堂教学的效果，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和所学知识的运用能力。学校 校系两级设有图书馆或图书资料室，向学生开放，为学生的学习和研究提供良好条件。学校都配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并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保证教学目标的实现。

中国大学的科研工作是发展科学技朮和推动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大学建立了3402个研究所(室)，加上几万个专业教研室，大体可以适应不同层次科研工作的需要。1984年以来，国家在各大学中建立了10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58个专业实验室。据统计，1996年高等学校获得国家发明奖占全国50.6%，获得科学技朮进步奖占全国31.34%，获得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占全国65.9%。

中国大学学籍管理

中国大学要求学生按期到校办理入学报到注册手续。新生入学须复查合格，方可取得学籍。

中国大学既考勤又考绩，学生不得无故旷课，必须参加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考核。学生完成本学年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经考核(或补考)成绩及格，准予升级。实行学分制的，考试及格，就获得该门课程学分。考试不

及格，将根据规定给予留级、降级重读或退学处理。

中国大学对于品学兼优的学生，给予奖励和表彰。对违反校纪校规的学生给予纪律处分。中国大学的校园文化

中国大学十分重视建设具有本校特色，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认为这是直接影响大学生成长的环境因素，能对大学生起到积极向上的教育作用，形成良好的校风。

中国大学的校园文化包含良好的校园﹔和谐的人际关系﹔丰富的文化生活﹔文明的生活方式等。中国大学经常通过开展大学生社团活动来搞好校园文化建设。这些社团活动包含科学实验、学朮交流、文艺演出、体育竞赛、公益活动等方面的内容。外国留学生可以自愿参加中国学生的社团活动﹔此外，学校还专门为留学生组织文艺演出、体育比赛、汉语表演、参观游览等活动。留学生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爱好，也促进了与中国师生的思想文化交流。

中国大学生生活

中国的大学设有学生宿舍和餐厅，大学生多数在校园内食宿。为了给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方便，中国大学在校园内建有留学生宿舍和餐厅，供各国留学生选择使用。宿舍内备有卧具，不必自带。

中国各院校鼓励中外大学生之间的友好交往，以加强了解，增进友谊。

第四篇：中国与菲律宾教育体制探析

中国与菲律宾教育体制探析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促进了世界各国在文化、教育与经济等方面的沟通交流，并且学术领域的互动更加频繁。菲律宾的教育事业较为发达，在教育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精力。中国与菲律宾在文化、语言以及宗教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也加强了多个领域的交流与互动。本文对中国与菲律宾的教育体制进行了对比分析，以为革新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提供参考。

一、中国与菲律宾教育体制对比

1.菲律宾教育体制概述

菲律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均由西班牙统治，而后又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因此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均有着西方社会的烙印。菲律宾十分注重教育事业，全国范围内的文盲率很低，国民识字率较高，并且大学生在全国学生总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根据相关机构的测评结果，在亚洲教育质量排名中，我国大陆排名第五，而菲律宾排名第九。虽然两国在教育体制与教育发展状况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依然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菲律宾的具体教育体制为：小学设定为学制六年；中学设定为学制四年；大学设定为学制三至四年；中职技术院校的学制为二至四年。同时菲律宾的高等教育不规定学生的学习年限，可以为几个月，也可以长达几年。对于高等教育中学习年限低于两年的，一般只给学生颁发毕业证。而学习年限超过两年的，根据学习时间长短授予不同的学位，如学士、硕士等。对于医药学类的专业，一般设定学制为六至十年，学生毕业后授予博士学位。与我国不同的是，菲律宾在中学阶段不分初中与高中，并且与美国将中学分为六年与四年两种有所区别。

2.中国教育体制概述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借鉴前苏联的教育模式，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以教师、教材为中心。课堂教学中更加强调教师的主导性，并突出教材在知识传授方面的权威性。我国的具体教育体制为：（1）初等教育。招收6至7岁的儿童入学，并由成人初等学校与普通小学为学生提供初等教育，设置学制为五至六年。成人初等教育主要学习内容为数学与语文，目的在于扫盲。（2）中等教育。由普通中学为学生提供中等教育，学制设置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学生在初中毕业后，可以选择进入普通高中完成高中学业，也可以选择就读职业技术学校，学制为二至三年。（3）高等教育。我国的高等教育分为本科、专科与研究生教育三类。本科的学制设定为四至五年，专科一般为二至三年，研究生学制为二至三年，博士研究生学制设定为三至四年。我国现有普通高校一千多所，学生高中毕业后经过高等院校统一考试，可以选择进入心仪的高校就读。

二、两国教育体制差异的原因分析

1.教育理念不同

菲律宾在教育纲要中明确规定将知识传授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结合起来，并且倡导知识的活学活用，在教学过程中更加倡导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菲律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预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让学生自由讨论或自学。菲律宾一直采用英语教学，并注重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为了在教学中拓展学生的视野，教师一般会在教学过程中配备图片、视频等，并且会定期安排学生参与教学实践与旅游等活动。而我国当前在教育模式方面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且大部分家长将提高学生的成绩作为主要目标，这样导致很多学生对学习产生厌烦情绪。相对而言，我国的教育更加注重教材，学生在应试教育模式下能够轻松完成试卷，但是实践能力欠佳。同时由于家长与学校给予学生很大的压力，或者教师过于看重升学率，这就导致学生学习的知识量很大，但能够灵活应用的很少。

2.师资建设方面的差异

中国与菲律宾的生活习惯、地理位置等不同，这也影响到本国的教育投入与师资建设。菲律宾在小学阶段同一门课程均由一名教师授课，而在中学阶段开始分科，不同的课程由不同的教师任教，并且每一个年级换一位教师。而在菲律宾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往往整个年级的课程均由一个教师任教。在师资建设方面菲律宾设置了综合性的大学，进而培养师范类人才，而教育学院则主要从事研究生教学或者作为教师进修的场所。菲律宾没有强制性的教育培训制度，每一位教师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自主选择是否进修。我国主要是设置专门的教育学院培养师范类人才，并由教育学院的教师对在职教师进行定期培训。同时我国会每年安排职称评定以及考核等工作，并且有强制性的进修活动。

3.教育背景的差异

中国与菲律宾在教育背景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我国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并且大部分家长有望子成龙的愿望，这与我国就业形势严峻、人口众多有一定的关系。而菲律宾在家庭教育方面更加务实，更加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若孩子对书本知识不感兴趣，则会建议孩子就读职业院校，或者进行各种技术培训。

教育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与改进。通过分析我国与菲律宾教育体制的差异以及原因，可以为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参考，而关于两国教育方面的深层次问题还需进行进一步探究。

第五篇：贺卫方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

贺卫方：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

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 ——答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

按：2005年5月，因为不满于当时的研究生招生考试模式，我宣布停止招收硕士研究生，引起了相当的反响。同年9月，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栏目主持人闾丘露薇对我做了专访，话题涉及考试、教育、知识分子角色等。从去年起，北大法学院硕士考试已经恢复到此前较为合理的模式，我也重新招收硕士生。现将这篇访谈稿修订若干文字，在这里再发表一下，也表达对闾丘露薇女士和栏目组朋友的感谢。2012年4月23日

暂停招生引发反响

闾丘露薇（下称记者）：你看啊，今天真的很巧，刚刚开学，其实很想问你，因为刚刚开学，对你来说这一次的开学可能跟以前有一点点不一样，你会是已经成为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这样一个人了。听你说的，你今天开学回到学校，第一天，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贺卫方（下称贺）：我们开学搞了一个开学典礼，新生们一块儿，大家聚在一起，然后院长讲话，教师代表讲话，学生代表讲话。法学院要求我们的教师都要参加这开学典礼，我们也都坐在前面两排，主持人介绍了一下每位老师，介绍到我的时候，好像来自学生的声音稍微多一点点，没有什么异常，其实我的同事们都比较了解我，知道我这个人是属于比较愿意就一些个事务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的人，实际上不只是这一次了，上一次，“一塌糊涂”的事，我也曾经写过公开信，不少人知道。过去的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在大众媒体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这样的文章不少同事不大写，他们觉得应该写那种非常长的文章，而不应该写那种报章文字。

记者：就指那种，就是专栏类的。

贺：专栏类的，杂文啊，时评啊，就是我一直比较爱写这些东西，写这类东西就经常会对一些社会现象发表见解，甚至是所谓针砭时弊。所以同事们都觉得我做什么事都不意外了。

记者：但这是同事，我觉得同事之间的理解应该是可以预料之内的，因为毕竟有些人不理解的话也无所谓，大家是同事嘛。但是你要面对领导，你要面对这个学校它毕竟是一个机构，你毕竟要去面对一些比同事之间相互交流要更复杂一点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会有点……

贺：也许北大这个学校稍微特殊一点，这个学校太大，那么领导跟我的距离就显得特别遥远，比方说许智宏校长，从他做校长以来，我就没有跟他有过任何低于五米之内的接触。

记者：没有近距离接触。

贺：只是远远地看见过他，所以这些领导对于一个教师做的事情很少有个人化的了解。他们也许知道我这人是谁，但是他们也不大容易能够找得着我。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学校的传统，因为历史的影响，北大的整体校风还是比较开明吧。当然，这只是与中国其他的大学相比较而言的。所以包括院里边的那些人，院里边的领导，所谓的领导吧，他们都还是理解，只是有时候院长会觉得我这个人是太像是一个麻烦制造者的那种感觉，有点说是，哎呀，你最近……你看，你这样做给我添了很多的麻烦，他心里边或许有一些抱怨，但是不会真的采取什么行政措施啊，或者让我难堪啊。没有，我的课该上还上。其实本来大学里便的人际关系就相当松散，上完课，就各自回家了，平常各人忙各人的，所以一切还好。

记者：其实你看，多年前你曾经要离开，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有人给你写过信，那些学生给你写过那个挽留信，我看了一下，真的是很感人的，虽然很简单，但是我却很佩服他们，只有北大的学生，真的是不一样，写这样的用词，这么简练，但是感情都在里面。那么这次，因为你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了，有没有一些学生，其实他可能在本科的时候，或者外面的学生，一早就跟你说，我要读你的研究生，然后现在这个门就给堵上了，他们有没有来跟你说？

贺：有，南京大学有一个，有一个男生，法学院大四，今年毕业，我去年到南大的时候，他给过我一篇文章，研究法国民法的历史，非常专业的文章，他自己写得很好，我也觉得真的是特别可造之才，这次我宣布停招以后，他给我来了一封信，觉得真的很伤心，觉得他本来的一个很大的希望，一个梦想，就是到北大，但是因为我不招，他不想考了，就不考了。确实，对于这样的情况，我心里边也很歉疚，为这样的一个同学。

记者：这好像有一个两难的局面，我知道您写这封信，您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希望大家正视目前面对的这些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抱着很大的热诚，很大的理想，尤其那些学生，他希望好好地来学法律，好好地来做这一行，但是您的这个决定，可能就让他们以后可能在未来几年的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些？

贺：我想就是上一次我们招生的最后结果，让我有一点绝望感。报考这个专业的，本身想学我带的这个西方法律史专业方向的同学，只有一个最后过关了，其他的都铩羽而归。最后有一些报考别的专业的同学转过来，但是他们本身对这个专业一点儿都没有积累，没有研究，可能也没有多大兴趣，过来以后，我们问他们一些专业领域的问题，他们当然就是一问三不知。我的一种感觉是，好像越是热爱我们这种专业的人，可能越考不上。所以自己心里边似乎有一点——也许只是一种聊以自慰的——想法，可能这个同学即使是报也考不上。现在的考试制度问题太严重，我自己觉得太不应该这样地设计考试方式，所以宁愿暂时停止一段时间。这也是一种制造压力吧，然后就与有关的部门、学校以及同行们来彻底反省一下我们的研究生考试制度到底应该怎样设计，才更有助于真正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我们要追求那种能够发现真正热爱学术、热爱法学专业和法律史的人才的制度。你知道，法律史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特别喜欢，但是要喜欢的人，那简直有点儿像教徒一样地那么虔诚甚至有些狂热地喜欢。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教师最大的期盼和最美好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得到，或者说得到的并不是英才而是庸才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制度就有问题，所以就需要我们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方式来推动制度本身的变革。

记者：你这是一个方法。我相信有很多的老师，你的很多的同事或其他学校这些同行们，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触，但是大家就没有采取这个方法，可能有的人是会像你以前一样，去大声疾呼，或者通过各个渠道，你有没有想过，当时在要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您觉得是不得不要用这个方法，大家才会去重视这个问题呢，还是你觉得这是当时对你来说是唯一的一个选择了？

贺：那样的方法我在那之前做了很多努力，去跟有关的部门说，很诚恳地去说，希望他们能够对于问题的严重性有所了解。就是不久之前，我们开过座谈会，我和同事们也据理以争。记得我第一个发言，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也得到了同事们的支持。这样的座谈会本来就是来听取我们这些教师的意见的，对于这样众口一词的意见，有关的部门即便不完全接受，也应该有所采纳。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最后的结果一点儿都没有改变，一点儿都没有变化，我说是连收效甚微都谈不上。

我在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北大所发生的这样的问题，其实不是个别的，也就是说在许多学校可能或多或少都存在，甚至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一个缩影。所以我想有必要，不仅仅要引起北京大学的有关人士的反思，而且要让整个社会都去反思这样的问题，其他的各个大学都应该正视我们面临的这样一种很特殊的困难，所以你知道这也是为什么公开信一发出来以后会受到如此强烈而广泛的关注——我从来没有做一件事情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所以也会受到《名人面对面》的关注，自己也变成“名人”了，一下子全国的媒体，包括许多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当地的报纸都登了，有些人还把剪报给我寄来。这说明，高等教育问题绝对不是一个仅仅是大学内部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个社会都会关注的问题。偏远山区的农民含辛茹苦地把自己的孩子养育大，送到大学去，他们当然会关注他们的孩子将来到了城市，到了大学，会受到怎样的教育。所以我想这个体制是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我们这些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更是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没有犹豫地把它发到网上去。在现在这个时代的传媒中，网络我想最好的，它不需要经过苛刻的审查；发到网上去，就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就会让更多的人去把关注的目光投入到这个本来就应该受到密切和广泛关注的领域。

记者：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目标你是达到了，就是说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就像你说的，你的决定一宣布之后，这封信出来，真的是媒体的报道，或者是社会各界的这些，大家的这个支持也好，或者说产生其他讨论也好，但是到最后你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更重要的是希望影响那些做决定的决策者。但有没有想过，可能只是大家讨论一阵子，然后过了一阵子，大家又把这个事情忘了，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经常是事情过得很快，大家一下子热点一过又忘了，然后这个事情，你所不满的这个东西还是没有一点改变，那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是怎么样？

贺：的确，传媒的发达往往反而降低了人们对一些问题持续关注的可能性。有许多事情是真的是匆匆地来，匆匆地走，过眼烟云，了无痕迹。但是我自己总考虑我提出的可能是一个不那么容易能够很快地过去的事情。发出公开信本身也许是一个新闻性的事件，但是它的背后却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我们每年都会招生，每年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年我们熬过去，明年问题又出来了，只要不解决，它总是要周期性地或持续性地再现。再说就学者们来说，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自己这个专业的下一代，然后想方设法地把他们雕琢成才，这是他们的一个日常功课，每天的使命，既是一个最高的追求，也是我们的饭碗所系。所以我自己总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持续地受到关注，它的效果会比起其他的事件所引发的关注要更持久一些。但是现在刚刚开学，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下一步会是怎样的，比方说我的同事们会怎样地反应，但是我了解到了，昨天我碰到许多同事，他们都觉得，我们必须要想方设法地把它再推动一步，而不是说嚷嚷几句事情就过去了，不应该是这样的。

记者：那就是说像你的同事们他们表达这个意愿，大家觉得应该推动几步，这倒是蛮正面的一个信息，但问题是，为什么，大家都是不满，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到最后是你第一个站出来讲这个事情呢？

贺：可能……这个只是人的个性方面的差异吧。实际上，之前也有许多人通过不同的途径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去想方设法地去推动这个制度的改变，他们做的事情很多。有些人不见得很喜欢在媒体上发表看法。我这个人在过去这些年里和媒体交往比较多，所以所发表的某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媒体的一些关注。这个得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许多人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并不是麻木不仁的一些人，另外就是说好像出来说话的人，也需要有某种可能，让这个话语能够产生最大程度的影响。

记者：那你觉得你目前的，你自己的个性，再加上目前就是在这个社会上的影响力，以及就是媒体对你的这个认可程度，是不是已经是让你可以担当这样一个角色，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然后……

贺：其实，哎呀，我真的有一点点感到惭愧，其实过去这十多年间，当然我可以说是在中国法学界跟媒体交往最多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吧。除了在媒体上发表一些观点之外，我也有机会到各个地方去作一些演讲，例如大学、法院、律师协会甚至军队等等。所以像《南方人物周刊》，他们做过一期专号，列举了中国50个公共知识分子，把我算作是法学界的，他们评了四个法律界的人士，我是其中之一吧。可能自己经常愿意去就公共事务发表一点儿自己的看法。但是坦率地说，这样的一个问题涉及到的是教育制度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环节超越了我自己的驾驭能力，所以我还会去不断地去反思自己的立场，到底研究生的教育怎么去设置，法律史的和其他专业的考试应当不应当有一些差异，然后法律专业跟其他专业的教育，又应当不应当有一些差异，我相信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做很深入的研究。我自己在呼吁研究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时候，其实特别关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学的自治。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它的决策到底更注重吸纳是教师们的观念，还是关注学校之外的某些权力的指向或意志。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我自己在提出研究生招生这个问题的时候，顺便提出来，但是也是必然会出现的，因为它们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毫无疑问，大学自治乃是更重大的问题，它关乎中国大学的未来发展。

法学知识人的特殊使命

记者：那您在做这个决定，其实要做出这个决定，并且把它宣布出来的时候，我想您应该是有预期到，除了它有一些正面的，大家的呼应之外，也应该会来，面对一些压力，那这些压力有可能是来自上层的，但也有可能是来自一些民众，社会上的觉得您这样的做法会不会是炒作，会不会是，是有一些……做秀？

贺：我……其实过去自己发表一些东西，在报章电视上接受一些采访，一直以来在同行们中间会引起很不一样的评价，这些都是我完全了解的。有些人就会觉得，我们做学者的还是应该守在书斋里边，青灯黄卷，好好做自己扎扎实实的学问，不应该做一个特别愿意在媒体上亮相的人。其实我这个观点我也是比较认同的，这也是为什么过去的已经有六七年了，我事实上很少接受电视的采访，除了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做过两次，再其他的就是不大上电视了，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很耗费精力的，而且确实是学者的使命最重要的还是学问本身。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一个法律学者需要更全面地去完成这个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你知道这个国家正在向法治国家转型，我们说依法治国，依法治什么，依法行政，依法治校，但是这个法治到底怎么治理法，其实是需要法学学者们去很多地去思考，去研究，也去传播。此外，我认为法治国家的建立其实离不开民众的法治意识的觉醒，而这种法治意识其实并不是凭空就觉醒的；那些专业化的研究所表达的有许多东西其实是民众看不懂的，到底这些东西跟他们生活有什么关联，像《物权法》出来以后，《物权法》跟我们一个买房子的业主之间的这个权利到底怎样关联，这需要法学界的人去帮助把这个桥梁给搭起来。

记者：深入浅出地……

贺：是的，深入浅出地来告诉他们，这样看起来艰涩难懂的东西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另外，大学里面的许多问题需要通过向社会展现出来以求得社会舆论的声援。这个事件出来以后，也有人说做秀啊什么的，其实这真是过甚其词了。自己内心里面确实感到很痛苦的一点是，我们招不来好的学生，我们做教师的人其实一方面自己感觉到自己是失职的，另外一方面感觉到自己简直是怎么会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这实实在在是我们的生存环境啊。我认为作为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生存绝对不仅仅是吃饱饭，有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的收入就可以了。知识分子的生存一定包括他所周边的学术制度，包括整个社会的制度，是一种在他看来比较合理的状况。他发现弊病，是一定要去说的，如果发现弊端而不能说，不能批判，那就直接危及他的生存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生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不是猪，我们不是狗，吃饱了就没事了，我们是人，我们人需要表达自己，我们需要把这样一种不合理的东西，我们明明看到这种东西不合理，我们忍气吞声，这种人生活着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所以我想这不是做秀，这不是炒作，而是要力图唤起人们对于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切实关系的这样一种教育制度的关注和改善。

记者：其实你也不是第一个了，就像之前这个陈丹青，他也这样，就这个问题，但是外界对他的做法，因为觉得他招收的是艺术类的，所以他辞职了。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他的这个做法好像接受程度要比较高一点，我也特地上了BBS去看一些，你也知道，也有一些人可能会说，你既然不满意，为什么不采取一些更加就是绝对一些的做法，然后这个可能它产生的这个回响可能会更大，你有没有想过这些？

贺：其实陈丹青先生那样的一种处理法，我也很钦佩的，其实他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就觉得一个学者也真的是，他那么大老远从美国跑回来，接受清华的聘请来做一个导师，但是一年又一年，他最喜欢、最钟情的那些有绘画天才的人进不来，就是因为一些个跟绘画毫无关系的一些衡量标准，比方说政治，比方说外语，这东西跟绘画有什么关系？一些大的艺术家，你问梵高他懂得什么政治，会几门外语，张大千懂什么外语？所以他很痛苦，这个时候他做出那样的抉择，我非常理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注意到网络上提到的那样一种批评，有人质问说，贺卫方，你为什么不辞职？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我不应该那么决绝地去选择辞职这条道路。首先一个很直观的原因，一个画家跟一个研究法律的人可能不一样，这个画家可以出去以后画画，一幅画，好，陈丹青名气很大，一幅画几十万，或几百万，那我，我卖什么，当然这个是一个最低层次的考虑，这是关系到生存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我自己并不是不满意北大的所有的制度，我不满意的是硕士生考试这种模式。

记者：因为博士生还——

贺：博士生的考试制度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制度现在的运行还是相当合理的。另外，在我整个教书的过程中间，我自己感觉到北大没有对我进行多少干预，例如对我教学内容进行干预。相对来说这个学校还是比较自由的。我非常喜欢这个学校的那样的一种传统，由蔡元培、胡适校长以及好多在这所大学任教的自由知识分子所创立这样的一种传统，这也是我觉得我很难一下就割舍这样的一种情感，割舍跟这个机构之间的关联。

接下来，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啊，做烈士不算太难，但是做一个能够忍辱负重的人可能是比较难的。有一个英国的人曾经说过一句话，挺耐人寻味的，他说当某些特殊的时刻能够慷慨赴死，当然是一种英雄的行为。但是当情况变得生不如死的时候，一个人能够选择坚韧地活下去，那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个话说得有道理，其实我们人生谁不会遇到一些个自己感到不满意的地方，甚至个别的时候非常悲愤、非常压抑、非常苦恼的时候，这种时候有过一些阅历的人都会有的。我自己观察中国百年来，甚至上千年社会的变化，其实最不容易的可能是一些个在体制内坚守的人们，他们把自己的理念慢慢地去改变这种体制，改变它的运行轨迹，但是又不那么很声张地进行这种改造。最近这些年，你可能也会发现史学界对于李鸿章的评价发生了变化。例如，我们看唐德刚先生对李鸿章的评价，甚至包括对袁世凯的评价，也越来越趋向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们这些人当然是学者，不是官员，不过在官员的群体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人，他们是在选择一种非常不容易的道路，一步步艰难地走过来。假如他们选择退后一步，也许会发现对于个人而言很大的空间的，他们也许就获得某种个人的自由。但是一个人选择不自由的道路去想方设法地去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制度，而且还要忍受许多误解，有人说这个人是属于那种没有原则的妥协派或投降派。多少年来，李鸿章都顶着卖国贼的帽子，其实哪能把罪责全部归到他头上。我自己越来越感觉到，其实在中国，可能我后边说这样类型的人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变化可能是更重要的，需要得到更多的理解。当然我绝对没有那样一种做英雄的情结，学者也不是官员，不过，处在体制内部的人都有一种责任去改善制度的道理还是一样的。

北大是一所如此重要的大学，里面的学者们应当想方设法地去参与到制度的建设中间。在公开信里，我清楚地表达了我的一个观点，即大学的主人其实就是大学的教师，大学并不是如同企业一样的单位，那里有老板，其他人是雇员，或者像衙门，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我们的领导，教育部是我们的领导，不，大学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大学是一个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大学的教授们本身就是大学的主人。你说是辞职，一个机关里的雇员可以辞职，但是主人如何可以辞职？另外，还有些人说是你如何拿着我们纳税人的钱，如何可以不为纳税人做事？我说我就是纳税人，我一点儿都没有少纳税，可能比批评我的人给国家纳税纳的还多。正是这样的主人翁意识，使得我们有了一种很大的责任感，要改变这个教育体制，而不是说一言不合就走人。

我觉得中国政治、文化中间有一种东西其实是比较缺乏的，那就是妥协精神。往往你看两边打得不可开交，互不相让，都是因为认为自己是真理在手，而且只有自己是真理在握，其他的人就是我们所不共戴天的，因为他们只是谬误，那是魔鬼。实际上这是很有害的一种政治观和思维方式。你看英国人玩政治，多么会玩，他知道大家都是要妥协，都是要让步，当然大家都需要斗争，斗争和妥协构成了一个民主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常态，而不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所以我自己觉得，还是应该倡导一点妥协精神吧。

记者：但是有一点在中国可能经常会发生的一个现象是，当大家呐喊，经过一些努力，然后，大家觉得有问题的这个制度，进行了修订，或者推出了一个新制度，但是它照样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然后这些进行呼喊的人发现，这不是原来我要的，今天会这样，原来我建议的，我想象当中让它落实到我的生活工作，工作当中来的时候，它应该是给大家带来好处的，但是没有想到一个新的东西，它反而又是给一些人有了另外一个方法去去钻了它的空子，那我就想就像大学招生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网上有的人说，如果自主权太大的话，就像之前也发生了某些丑闻。毕竟学者也是人，也可能腐败……

贺：这我也理解，其实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从宽泛的角度来讲，涉及到的是一个社会演变中间很大的问题，就是实际上我们有时候一些导致不少社会走向沉沦，走向一种灾难性后果的举措，实际上都是由一种最美好的愿望导致的，所以有句话说通向地狱的道路上铺满了鲜花。对每个提出改革主张，呼吁改革，提出某些理论的人来说，这永远是一个值得他们警惕的问题，那就是你要注意你的理论如果一旦实行的话，它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你要像下围棋的一样，你不能只看第二步，你要看到第五步，第六步。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需要对人性要有个很好的洞察，也就是说你要看到人性本身内在的弱点，而不要想象着一种好的制度就能够带来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所以基于对人性本身的洞察基础之上的那样一种制度的防范，可能是很重要的。我自己观察美国的宪法，那些制宪者们在200多年前就能够防范各种各样可能发生的问题，既要防范总统权力过大呀，又要警惕多少人的暴政，还要避免司法专横，让司法权真正中立……所有这些都需要在设计制度时仔细考量、安排。

回过头来，具体到招生制度的问题，我想某些不好的情况肯定会发生。大学教授是由人构成的群体，不是由神构成的群体，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近年来我们就看到了不少这样的事例。这其中有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例如某些教师可以控制命题权，但是又不受必要的制衡。但是，有一个因素长期被忽视，那就是如何去培育大学教师群体的某种尊荣感。这些年我研究司法制度，研究法官问题，你知道司法腐败也是一个受到很多诟病的问题。发生这样的问题，有监督机制匮乏或完全不起作用的原因，与此同时，我们怎样才能让法官们树立起一种人格尊严，让他们更看重自己，看重司法职业的神圣性，也是需要考虑的。

记者：您写过一篇文章，从服饰开始。

贺：对，服饰改革是唤起这种职业尊严的一部分。同时还要结合司法官员选任标准的提高，通过司法程序朝向更严谨更理性的变革，逐渐树立法官本身以及全社会对司法职业的神圣感。事实上，我们观察英国的法官群体，美国的法官群体，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上百年的时间，那里很少出现腐败的法官，比方说收受贿赂的法官，比方说，英国可能一百多年了，没有出现一个法官收受贿赂；美国的联邦法院系统的法官，从建国200多年也只有区区几个法官受到过弹劾，这个比例简直是达到一种非常低的程度。原因在哪儿？当然我们也知道外部的监督例如新闻自由的重要。比方说，报纸要发现了你哪个法官跟当事人在一块吃饭，那肯定是不得了的全国性新闻，你就等着被弹劾吧，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外部监督很重要。但我自己发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法官的选任制度，比方说一定要让你千辛万苦才能获得这样的一种法官职位，这是很不容易的，然后获得法官职位以后，你会终身任职，你会在所谓行为良好期间，你不会遭到弹劾，你的职务永远会得到保障，你享受很高的一种薪水和待遇，然后这个职业的境界才会提高。

大学转型与大学传统的维系

记者：让我们先撇开这么严肃的问题，讲一讲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你刚才说你的同事对于这样的做法比较认同，或者说他们比较接受。那你的学生呢，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学生，对你，比方说我觉得一个学生对自己的导师，他跟别的同学在讲的时候，总归是有一些评论的。有没有想过，或者说听到一些学生怎么评价你？

贺：当然有啊，有的学生发来电子邮件，甚至有写信来的，我自己带的学生们呢，他们都比较支持老师这么做吧，当然他们也会说，老师，是不是我们也有点不大合格啊，让你失望，所以你不招了，当然这是笑话了。至于其他的一些学生的反响，我刚才说，我自己看到的反响更多是从网络上面看到的，比如说BBS上面所显示出来的，因为许多BBS都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大概我看还是有一种大多数的观点还是比较赞成，至少说是应当引起重视。

学生的认可和理解或许多少跟学生们本身都有点叛逆精神有关，他们比较喜欢的老师，还是喜欢那种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判断甚至包括立场——保持一种独立的立场的学者。如果一个老师没有批判精神的话，比方教科书就变成真理的，他就读教科书，这样的老师是最不受学生欢迎的。

记者：不管这个老师的立场对还是不对，前提是要有你自己的立场。

贺：是的，不管你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对或者不对，也不是那么容易去界定，有些东西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我们才能观察一个理论到底对还是不对，但是关键你要有自己的主见，你不能够把自己变成一个屈从于某种外部的权力或者金钱压力的一种角色，那就不是学者了，不是一个合格的大学教师了。

记者：这样我行我素，是不是有些激烈？平常读你的文章，觉得你一定是那种很冲撞的类型，不过看你本人……

贺：是不是一交往就有点意外——这人不错啊，不像个坏人啊，不像是他的文章表现的那样壮怀激烈的啊！

记者：没有那种文如其人的这种感觉。

贺：当然，文章只是有时候偏于激烈一些，大多数还是对事不对人，也注重说理的。我们这个社会正处在急剧转型的一个时期，国家真的是在经历着一个非常复杂、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改变，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转向一个工商业主导的社会，从一个总处在理想化构思中的人治社会转向法治社会，从过去那样的社会主义转向现在的市场经济化的社会主义，这个转变所牵涉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课题，对大家来说都提出了很大的一个课题或者考验，学者有义务去认真地思考其中的困难，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例如从经济学、从社会学、从法学、从哲学等角度来分析和解决。社会科学的任务便是及时地发现社会的弊端，并直率地加以揭示，还要提出复责任的解决方案。我想这个东西只要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和建设性的基础之上。我们姑且不说刚才你提到的最终会不会导致一个坏的结果，但是如果不让大家说话的话，导致的一定是最坏的结果。大家都说话，有可能我们会获得一种制度的渐进的一种改良吧，慢慢地、缓慢地改变，因为每个人的智慧都参与进来了，事情的症结所在就会更容易被揭示。

记者：你刚才也说，我们这个社会因为正在经历一个变革，所以面临着很多挑战，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的现象，比方说很多人说现在的大学跟大概十几、二十年前那个大学校园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其实不单单是在学生的学习氛围，或者说学习的上进心有所差异，可能老师作学问的心态也已经是不太一样了。我自己都会感觉到，现在的很多学者给我的感觉是，他已经不是以前我们纯粹印象当中那些学者，他变得复杂化了，或者说有的时候比较功利。那你觉得，校园是否应该像以前一样保持成为最后一片净土，学者就是应该保持安静和中立的状态来作学问，但是这蛮难的，人们的行为总会搀杂了一些利益的考虑。

贺：这是肯定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大学，看来在这几十年间遇到类似的问题。如果说过去的大学就是一个传统型的、研究型的、以研究和传承古典知识、培育博雅之士为目标的机构，是一个与社会相对隔离的机构，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今天的大学正在朝向一个跟社会形成更多互动的状态发展。大学要影响社会，同时也寻求社会的帮助，寻求社会的支持。我相信是世界各个地方的大学，北美的，欧洲的，都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我自己因为比较关心教育方面的问题，读不少西方的一些大学校长和教育家写的研究大学制度演变的书，我自己觉得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趋势了，也就是大学不能够再仅仅是一个象牙塔，里边的少数精英在那孤芳自赏、自娱自乐地作学问，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大能够持续下去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学是否有一些传统是不可丢弃的，这又是一个大问题。最近有一本书出版了，是旅美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写的一本自传，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口史、土地史方面的专家，最近这些年也在研究中国古典思想史。他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叫《读史阅世六十年》，最近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大陆版，我看了以后感触很多。现在的中国大学，如果要比较，也许不应跟50年代60年代比，我们应该跟30年代，40年代中国的大学比。在那个时代，整个东亚最好的大学也许就在我们这里。比方说东吴大学，这所教会大学，本部在苏州，法学院在上海，那是当时整个的东亚最好的法学院，美国人说那时全世界除了在美国以外，唯一真正的法学院就是东吴法学院。我们看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战犯的时候，中国所有的派出的参与的人员中，90％以上的都是东吴一个学校培养的学生，他们能够在那样的一个国际法庭上如鱼得水，发挥很大的作用。在这本回忆录里，何炳棣先生回忆他的母校清华大学，我们今天看清华大学当时是怎么考试的，他们出的考题，比方说雷海宗先生出什么样的考题，陈寅恪先生出什么样的考题，然后本科生读的是什么书，读的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而且要读英文，一个学历史系的人必须直接读英文，而他们英文胜任愉快。这种细读原典的做法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接着到美国去留学，到了美国去以后，人家觉得，哎哟，中国的教育可真是不得了，去了以后直接就接博士。他详细叙述了博士在美国是怎么去训练的，我看了以后，我直觉得惭愧，你知道我真的是很惭愧，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者，我们今天的大学整个哪有30年代那样的一种学风，哪有如此高水准的教育模式？校园现在别的因素，我不说了，到周末的时候，高级轿车停满了学校的这种情况不说，最大的失落就是大学精神的失落。大学精神失落了，我们怎么去培养人，我们怎么样在培养学生的同时，使得教师自身也得到逐渐的培养和成长？另外，大学精神的失落也导致所有有关学术和教育的制度环节弊端横生。例如如何选任教授，如何评价教授，教授在管理中的角色怎样？凡此种种，都是问题多多。

当然，过去的20多年间，随着大学正常的招生和教育制度的恢复，慢慢地有些正面的价值在成长，但是我始终觉得其中问题还是太多。我们当然需要跟社会建立更加密切的关联，但这种关联真的不应该变成一种很世俗的功利的考虑。比方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在报纸上写文章说，复旦大学在上海本地学生占的比例已经到了三分之一左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谋求上海市政府的支持。北京大学也存在着北京生源所占比例过高的问题，一样存在，只不过可能不一定有那个比例那么高。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是大学精神失落的一个缩影，我们正在丧失自己应有的精神追求，丧失大学的价值观。这是我非常感慨的一件事。

记者：但是您觉得大学的老师，比方像你作为里面的一个体，在这个大环境可能大家觉得有点不满意的情况下，老师们，像你自己，你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

贺：我想，大学里的学者本身是内部成员非常个性化的一个群体，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学者们携手联动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学者还是有作为的空间，例如，你可以自己好好地写一些文章，这文章本身实际上在显现出一个学者思想的独立性；组织一些好的学术研讨会，我自己也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包括做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能够让我们的学生也经常能够感受到那种学术思想的独特光芒。另外，我还做刊物的编辑，我们的那个学院的那个《中外法学》那份杂志，我是主编，我也尽可能把这个杂志办得具有真正的学术品味，具有学术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把大学当作自己的家园，你想，把学校当作自己的家就不一样了，你对家里边的，如果哪个地方不好的话，你就会急于自己亲手去改变一下，想方设法去影响决策者。大学里边，我自己的理想状态就是，教授们本身就是决策者，当然中国现在没有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制度，比方说教授会啊，现在大致上来说，还是党政起的作用太大，但是如果这个制度如果现在没有办法一下子改变的话，我们还是有可能去施加某种影响。不要让决策者感觉到大学就是一个官僚机构，就是一个衙门，就是一个衙门加企业。更广泛的层面，我相信呢，也需要有更多的人去反思我们整体层面上的大学管理制度，比方说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私立大学能不能出现的问题，等等。我认为一个国家没有合格的，特别优秀的私立大学跟国立大学竞争的话，大学制度是不可能有一个好的演变的。

独立与妥协

记者：我会觉得可能在大学里面，有很多你的同行，他们都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呢，你敢于表述，或者说你说的话有人听，这跟你已经是取得了一定的这样一个社会地位和话语权，跟之前已经有的积累关系很大。所以我想也会有人说，啊，这个贺老师他敢于说话，是因为他已经不怕了，不担心，所以他就敢说。你会不会那么想，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对于一个大学教师来说，这个话语权是怎样去取得。有很多的老师，可能他有很多想法，学术也不错，但是没有人去关注的，甚至他连声音也发不出来。

贺：这样的问法本身有一个假定，那就是我有了话语权。其实就中国目前这种状况，迄今为止的情况，我觉得人们可能过分地认为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就可以放言无忌，其实这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我自己其实并不算是什么，比方说有些很知名的学者，讲起话来投鼠忌器、遮遮掩掩的情况也是有的。我真的不是谦虚，自己还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仍然要考虑自身的安全问题，这是我的很重要的考虑。不过，某些边界是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中的，不同的力量在不断地角力和博弈。所以，人们积极地参与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可以看到某些差异，比方说在一个外地大学和在一个北京地区的大学，可能学者说话的分寸就有所不同。在北京地区就可以更往前推一下子。其实在有些偏远的地方，说起来应该是“山高皇帝远”，但偏偏那里的学者们受到的管束是更严厉的，而北京地区反而是更自由一些，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差异。记得胡适先生当年曾经分析过，说是一种文化越到了它的边缘地带，那里的人们对文化的某些繁文缛节的东西越计较，越严格，而文化中心其实早就不是那样了，或者相对更宽松些。对知识分子本身的管理也可能也存在这个问题，越是在中心地带的，可能有时候越宽松，相对来说北大更自由些，当然这跟我前面说的学校传统有关，里边的有一些做学校管理的人，他们也会受到大学本身传统的影响，会想办法对于某些严厉举措加以缓和。当然，你不能太激烈，或者太极端，否则就超出他们的保护能力了。过去有一个很俗套的说法，有一分热，发一份光，你自己能够获得一点点的说话的机会，就应该想方设法地把这个机会，把这样的一个空间能够充分地利用起来。

与此同时，我觉得如何以怎样的方式提出不同意见也是门艺术。你如何能够让对方听得进去，你如何能够让对方不觉得你是一个恶狠狠的家伙，有恶意的人，这点很重要。尽管我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我会坚持学术独立的立场，比方说一直以来在修辞学上面，有一点爱惜“羽毛”，不会出于策略的考虑，引用大人先生们的话去强化自己言说的正当性，然后悄悄地加一点自己的私货进去，我觉得这样做所付出的牺牲太大。不少人这么做当然是为了安全，也许也有操作上的考虑。从策略上来讲，你看看，我都引了你的话了，我引了你的话，然后我再借枝开花，说自己的一个道理，而且说这是符合你的观点的，或者说符合一贯的意识形态的。用这种论证策略在中国有时候还是比较有效的。但是，我觉得虽然这样做可以收一时的成效，但是它的效果有时候会牺牲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同时也会弱化相关论证的说服力，而且还会损害知识人的尊严。想想看，你虽然是一个教授，但是你一写文章就开始引用我的话，那么我就变成了比你更高明的人，你只不过就是在我的宏论下边加几个注释而已。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这种尊严和独立性就丧失了，而且最重要的是理论本身的纯粹性也丧失掉了。所以我就写文章从来都不会去做这样的引用。前一段时间一些学界朋友提出要合作研究学术规范，让我起草一个引用方面的规范，我提出了学术引用方面的十条纪律，也可以说是引用上的十个训诫，其中第一条就说：引用本身应该体现学术和知识的尊严。有一段时间我们学者写文章，引用的不是伟大的学者的话，而往往都是一个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的话，被引用的频度最高，你可以做一个统计，也许可以成为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很有趣个案，可以再做些比较，看其他国家学术文章引用频度最高的是那些人。这样的研究可以揭示学术独立的程度。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考虑到，维护学术独立与自由并不意味着用过分政治化的话语去表达抗争，那样做本身就不是学术了。重要的是，用学术本身来阐述一些问题，哪怕它们过去比较敏感，我相信，任何事物，如果我们能够把道理讲清楚了，它就不是那么敏感了，不是那么恐怖了。比方说这些年我分析过言论自由的价值，其实，新闻自由不仅仅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其实对于社会稳定也很有价值，对我们知识创新，对于真理的发现，也很有好处，对于经济发展其实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写过文章论证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绩效跟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他做了一个比较，结果发现，很清楚，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经济是不可能发展得好的，不可能有良好的市场经济。我认为，这洋的研究也许不是为了说服谁，而是说事情本源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要去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去揭示不同制度安排背后的原因及其后果。学者，或者学术的研究，就不能一味地图嘴上的痛快，说一些很激烈的话，把有些话说得吓死人，那你说的太激烈的话，就会把一些正常的制度安排，比方说司法独立啊，言论自由啊，说成是一些很可怕、很极端的东西。你在这一边极端地提出，对方于是顺理成章地极端地反对，极端地打压，最后，我们就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妥协了。所以说——

记者：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妥协——

贺：正是，说到底，我们要寻求一种很大的历史性的妥协，这个妥协不是说现在执掌权柄的人和现在没有权力的人之间的一种妥协，不仅仅是这个，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寻求历史传统中间的一些个因素，和我们今天引进的这样一种新型的政治法律体制之间的妥协，是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既有分别又有妥协的一种状态，是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平衡和共处。

记者：但是还有一个情况，我们会发现，也可以说对学者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就是当有一个重大的事情，或者政策性的东西，大家都希望能倾听这个学者的意见，或者知识分子是怎么看。但是也会产生一些现象就是说，你发现这些人讲的越来越多，你就在想，他是讲的自己的话吗，是自己的观点吗，还是在为了支持某一个政策的实施来出来讲话。那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对这个学者的中立性发生怀疑，那你怎么样看待这个现象？其实有的时候蛮难的，因为你必须要出来讲，那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大学的教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处理？

贺：在没有网络的时代里边，我比较喜欢听BBC，BBC这个电台，我觉得它虽然是一个半政府，半官方的电台，但是它那个职业操守特别好。实际它的运行是独立的。除了独立之外，它还有一个好的传统，每一个事件发生以后，它就会在第一时间在全世界范围内物色最权威的专家来做一个评论，要言不烦，也许就是三五句话，但是一下子叫你抓到问题的实质了，帮助听众释疑解惑，这个是很好的传统。过去我们的电视，你看《焦点访谈》刚刚创办的那段时间，其实《焦点访谈》那个时候，最后收尾的时候，都是一个官员在说话，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官员最后定调，让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但是近年来媒体发展真的很快，一个变化就是学者越来越多地在媒体上发言，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人们需要学者来说话。

记者：对啊，像我们采访新闻，一个事件发生，如果没学者讲，我们就觉得不够中立。

贺：对啊，一个是不够中立，一个是知识上的权威性不足。但是学者确实也有可能会出现某些问题。有些时候，比方说要分析一个企业问题的时候，后来才发现这个学者原来是这个企业的独立董事，这可能就会带来一些学术伦理上的问题。我自己任何地方都无法形成一种真空般超然的一个学者群体，也就是说学者毫无利益或价值偏向，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学者自己可能对某些问题他是有他的偏见的，也有可能是有偏见，比方说你可以发现关于市场经济抑或计划经济的讨论，到现在还有些学者顽固地认为计划经济很有价值。关于儒学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学者把儒学逐渐变成了儒教，变成了信仰对象。这似乎已经超出了一个学者应有的行为规范。

记者：但是我觉得一个学者如果坚持自己的论点或观点，自己相信的东西，还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一个学者。但是我们会看到现在很多的情况是，他可能讲的东西不是他自己相信的，但是是出于一些某种的需要，某种利益的考虑，那怎么样去看待这种现象，其实有的时候很难，因为他可能要考虑的综合因素太多了，他必须要这么讲。

贺：我想，首先大学制度和研究所这样的制度本身应该想方设法地形成一种学者必须注重自己的学术伦理、科学伦理的体制环境。科学家有科学家的伦理，比方说不能够公然以一种偏见代替科学的研究，对任何事物信息得出结论的时候，都要严格地依据证据本身来去说话，而不能够完全地无视证据。学者不能够非常多地介入到非常商业化的活动之中，即使是一个经济学家，你过多地介入到商业活动中，你还要研究经济本身，你对国家的政策有时候经常会有影响，这个时候你的中立性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自己还是认为，学者担任好多企业的独立董事，甚至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收入，出席一些会议，以及某个公司给你十万块钱，请你来参加会议，我认为这个恐怕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因为你是一个学者，具有中立的形象，你参加这样的会议，跟那个企业是没有经济的关联的，但实际上你拿了十万块钱，或者二十万块钱，我认为这个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认为相关的机构尤其是大学自身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认真地去对待这样的问题，对学者违反职业伦理的情况，必须要进行严肃的处理。

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媒体其实也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一种担任好多独立董事讲一些有利益偏向的话，这类事例都是靠媒体去发现的。如果新闻自由了，大家发现任何事情都会在媒体上加以揭露，我相信这些学者也会变得更加收敛，至少要收敛一些嘛，所以最怕的情况就是信息不对称，我们看到这个学者在电视上侃侃而谈，我们以为他是没有别的背景的，但实际上我们不了解的后边的东西。谁能够告诉我们这些后边的东西？自由的传媒就能够有很大的作用空间。

记者：但是作为大学里面的一个教师，这样做或许也会遭遇大环境上的问题。当身边的很多人都去这样做，如果你不去加入这个游戏的话，有可能你会受到孤立甚至排斥。有没有想过，你就断了很多人的这个活路？

贺：我还有点坚持邪不压正，因为大学毕竟是大学。其实在这个国家，大学只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并不算长久，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中间，对于知识分子，还是有着一些传统的期待的：他应该是清高的，应该是有自尊的，应该是有某种超然的眼界。我觉得这个传统还是有的。所以在今天的大学里边，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一些约束性的因素，某些不良行为其实还是要受到惩罚的，尽管这样的惩罚不是那么刚性，但是学生以及同行的口碑，有时候心里不说，但眼神里流露出来的那种独特的评价，还是具有很大的力量的。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人们对于那些具有道德勇气和知识尊严的教师还是更尊重，更欢迎的。当然，如果能够在刚性的制度上，大学能够更加有所作为那就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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