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间评选推动教育制度改革创新

第一篇：以民间评选推动教育制度改革创新

首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以民间评选推动教育制度改革创新

本报记者翟晋玉

12月6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在北京大学举行了隆重的颁奖典礼。来自全国各地30余名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官员，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学会、中央教科所等机构的专家学者、教育公益组织及关注教育改革的社会各界人士共200余人出席典礼。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我国当前教育中很多久治不愈、愈演愈烈的“老大难”问题，需要实践中创造性地加以破解，而其实这些问题在基层已经有不少成功的实践。“需要的是去发现它、肯定它，宣传它和推广它。这正是我们开展这一评选的初衷。”杨东平认为，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的不同之处“是区别于政府内部的自我评价，由民间组织来评价政府表现。这在教育界是第一回”。

“民间评奖政府是国际惯例，也是含金量很高的奖项。”上海浦东区副区长张恩迪在给主办方发来的邮件中，表达了对于此项“民间表彰政府”的活动的重视与支持。

本次评奖从2007年8月份正式开始启动，通过地方政府自荐、专家学者及媒体推荐的方式，一共征集了53个案例，通过独立调查以及专家、媒体和大众评审，最终评选出10个优胜奖、10个优秀奖和3个提名奖。本报曾报道过的“安徽铜陵教育均衡发展改革”、“湖北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天津河西区建立联合学区促教育均衡发展”等案例分别获得优胜奖、优秀奖和提名奖。

获奖案例涵盖了地方教育行政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发展职业教育的制度改革、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改革、考试制度改革等众多领域。从地区分布来看，从上海、浙江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到贵州、云南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都不乏创新之举。

记者从主办方获悉，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将从2008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据了解，目前，主办方已经收到部分地方政府自荐的参加下一轮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评选的案例。主办方表示，由于时间较为仓促，本届创新奖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今后他们将继续努力改进和完善，使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更具独立性、公正性和影响力。

第二篇：以信用建设推动商事制度改革

以信用建设推动商事制度改革

——从企业信息公示现状探讨商事制度改革的未来之路

摘要：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促进企业“进、行、退”自由、规范、有序，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因此，这项改革必须继续坚持立足长远、系统思考、重点突破、分步实施的原则，将远期与当期结合进行，以信用建设为突破口和重点内容，构建以市场主体自身为核心的自主、自律信用运行约束体系，实现动力、活力和约束力的自然融合。

关键词：商事制度改革；企业信息公示；诚信体系；市场主体退出

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释放和激发市场活力，出台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本项改革设计周密、贴合实际，实施两年来，开局良好，基本实现了工商登记便利化、最大限度取消前置许可，极大地推动了新常态下市场主体的培育和新经济业态的成长。

但从基层实践来看，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填报不理想、信用体系不健全、市场主体退出难等问题。本文拟从企业信息公示现状，探寻商事制度改革的本质，为下一步深入改革、创新监管提供有益参考。

一、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执行现状分析及启示

信用建设是商事制度改革的基石，是谈商事制度改革绕不开的话题。企业信息公示是为其所做的先行探索，因此，要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就必须剖析企业信息公示施行现状，探寻其运行的机理和梗阻。

（一）企业信息公示执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实施企业信息公示制度，是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监管方式从事前向事中事后转变的重要手段。国务院为促进企业诚信自律，扩大社会监督，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出台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国家工商总局也相应出台了《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等配套规章，并同步启用了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前，从实际运行的情况来看，企业信息公示还面临不少问题：其一，企业重视程度不够。多 数企业自觉公示信息意识不强，由于信息公示不具有过去年检的强制性作用，企业不公示的后果还未能直观体现。从国家工商总局2015年4月24日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通报的数据看，多数省份2013 、2014年报率不足 60%，远远低于往年的企业年检率。其二，部门间信息互联共享率不高。通过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主要是企业报告、即时信息和工商部门履职中形成的登记备案、行政处罚等信息，很多省份没有公示其他政府部门履职中形成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企业信息，在政府监管、市场交易等活动中，没有形成主动核查和使用企业公示信息的规范和习惯，多数部门未将企业公示的信息作为日常监管的参考，造成“信息孤岛”现象较为严重。其三，名存实亡的“僵尸”企业过多。各省都不同程度存在未经营的名存实亡企业，这部分企业不主动办理注销，也不依法报送报告，成为拖累年报率的一大原因。

分析原因，存在这些问题的表象是各方不重视，企业的信用意识不强，部门之间协同性不够，存在信息壁垒等等。但究其深度的原因还主要是《条例》强制性不够，信息公示指标范围过窄，失信惩戒力度不够，信息归集职能化程度不高。在信息公示强制性方面，《条例》未强制性规定各部门要统一集中公示，推动企业信息集中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信息孤岛”现象难以消除。在信息公示指标范围方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企业的信用状况，如企业产品质量、消费侵权、债权债务等诸多直接反映企业信用状况的重要信息未纳入公示范围。在失信惩戒方面，现有的法规规章都只是作出原则性规定，没有具体、完善、强制性的惩戒措施，信息使用、信用监管约束缺乏载体。在信息归集智能化方面，信息录入的便利化程度与技术发展不相适应，多数部门没有建立行业信息数据库，还不能全面实现自动交换，网络信息技术水平还不能满足信息公示的需求。

（二）从上述分析中得到的启示

通过对企业信息公示施行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其一，监管由事前向事中事后转变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信用监管将不再是配套手段，它正倒逼我们不得不思考加强过程追踪、强化信用约束，实施“宽进严管”等问题。其二，包括企业信用在内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迫在眉睫，建立统一、科学、规范的信用信息征集公示制度和完善的失信惩戒制度刻不容缓。其三，技术创新是改 革的重要内容。互联网+商事制度改革，将是营造和改进中国营商环境的有力利器。

二、新常态下市场主体的需求

当前，我国在经济总量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传统实体企业生产经营越来越困难，但企业逐利的本质仍然没有改变。通俗地说，市场主体的本质需求就是要能挣钱、挣更多钱。当然，必须在合法合规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下实现。因此，商事制度改革和政府服务必须要立足市场主体的本质需求。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企业逐利的强大支撑是企业信用，加强信用约束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治本之策，是监管信息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创新监管方式方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形式和手段。

从当前企业面临的共性问题来看，信用下降与企业的生存发展乃至社会的稳定之间的矛盾已日渐严峻。究其深层次原因，除归结于先前发展方式和需求市场发生变化等客观原因外，还有全社会信息和信用（包括产品与用户、企业与市场、与金融机构和政府之间等）不透明、沟通互动不畅、约束力不强等原因。如到国外哄抢马桶、奶粉等事件就是市场主体信用形象问题的真实写照。因此，解决市场主体的信用问题，既是当前改革的需要，更是市场主体本身的急迫需求。

从企业远期发展战略来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不断改进现有生产效用和寻找开发新的需求。因此，研究和作出鼓励创新的制度安排，加快形成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格局，营造和谐守信的社会氛围，应是市场主体未来的殷切期盼。

三、对下一步改革的建议

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促进企业 “进、行、退”自由、规范、有序，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因此，这项改革必须继续坚持立足长远、系统思考、重点突破、分步实施的原则，将远期与当期结合进行，以信用建设为突破口和重点内容，构建以市场主体自身为核心的自主、自律信用运行约束体系，实现动力、活力和约束力的自然融合。

（一）进一步强化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平台监管服务功能

充分利用“三证合一、单一号码 ”的改革成果，努力实现企业信息的“聚、通、用”，加强企业溯源、追踪以及信息挖掘，充分发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平台的作用，使其尽快上升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手段并加以应用；推动部门、地方、行业信用信息建设及互联互通，完善信息用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大数据、云计算等在市场监管中的应用，提升监管效能。只有建立这样一个综合的平台，才有利于打破“信息孤岛”，让分散的信用信息跨部门流动，“串珠成链”，从而全面展现个人或企业的信用状况。

（二）加快市场主体诚信体系建设

诚信是实施一切改革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当前，要尽快推动企业信息公示立法，建立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强化企业信息和信用的运用。通过完善经营异常名录、“黑名单”、联动响应等制度，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局面，提高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的强制性和企业失信的代价成本，进而倒逼企业自我约束，增强企业的诚信自律意识。比如可以对企业进行信用评级，将其结果与上缴税费、要素供给等事项挂钩，现行可在《条例》第18,19条规定的基础进一步细化，提高操作性和限制惩戒力度。

（三）尽快启动“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的系统改革

商事制度改革后，工商部门对企业的监管主要有三种方式：随机抽查、社会举报、大数据监管。其中随机抽查取代过去日常巡查，是监管工作的颠覆性变革。而国务院明确要求建立“双随机”抽查机制开始，对抽查这一全新监管工作的要求又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既有效遏制“随意执法”，又能厘清自身权责，将随机抽查与社会信用体系相衔接，并逐渐推广延伸到其他监管执法领域。这都是事中事后监管改革创新的探索之举。

目前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核心是“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宽准入严监管”。上级监管部门要尽快研究制定和完善行业标准、规划等内容、进一步清理和减少审批事项、最大限度将事前监管转入事中事后监管。同时，各行业主管部门要针对事中事后监管难的问题，按照“宽进严管”要求落实和相关部门监管职责，在改革当中不断完善。

（四）健全市场主体退出制度

在商事制度改革后，尤其是将年检改为年报后吊销机制的取消，市场主体的退出问题显得更为迫切，现行的退出机制已不适应商事改革的要求。

原先对未参加检验吊销营业执照导致终结经营资格，取而代之的报告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信用约束制度，而不年报的企业多数是经营不善关门歇业的，即使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后，它的主体资格甚至经营资格依然保留。大量名存实亡的“僵尸企业”占用资源却不产生效益，既不能真实反映全社会市场主体数据，也会导致企业年报率逐年降低，同时还浪费了大量的企业名称资源。

而主动申请注销的企业少之又少。市场主体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他们会选择成本最低的方式退出市场。依现行法律规定，公司因法定事由决定解散的，要成立清算组，在报纸上公告，制作各类表格文书，最后报送登记机关申请注销，整个过程至少持续45天以上，时间较长。另外，成本不菲，尤其是在欠缴税费、固定资产清理、职工安置、债务纠纷等方面都面临严重困局的企业，与其主动清算，不如选择放在那里不管不顾。有些股东僵局后的退出程序旷日持久，财务成本、人力人本很高，也是造成企业难退出的原因之一。

面对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的固有局限，很多地区已开始施行简易注销程序的试点工作。

1、完善法律规定。市场主体退出机制本身存在许多问题，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增加了退出机制的复杂性。如《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公示义务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满3年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公示义务的，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在异常名录管理期限内企业如果申请注销或因宣传破产解散，名录如何管理、程序如何启动都没有明确界定，因此，必须完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法》以及相关登记管理法规，增加市场主体退出市场的具体法律责任、条件和程序等规定，实现有法可依。

2、严格执法监督。基层工商机关特别是基层工商所除了加强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监管外，还要高度重视主体资格监管，在日常监管和年报催办中，对于原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可以电话联系且确认已经歇业、实行先照后证但在很长时间未能获得经营许可证的市场主体，应按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个体工商户条例》等有关规定，加强执法监管。对法律法规规定不周延的问题，也应逐一加强调研，逐步统一规定，避免立法真空或矛盾。

3、规范操作流程。目前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都做了同一规定：对未获得经营资格或者丧失经营资格的，都要求主体资格登记部门予以处理。经营资格与主体资格捆绑在一起，违背了商事制度改革两分离的初衷。

进一步完善商事登机制度改革的配套制度，规定经营资格的终结可以与主体资格的终结分开处置。例如设计“休眠”程序，允许企业在获取主体资格后，可以暂时不启动具体经营活动，但应当向有关部门申报，并在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公示；开始经营活动后，亦可选择经营中止，但要向有关部门申报并获得许可，同时在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公示，企业选择恢复经营的，也应采用上述程序操作。在休眠期间，企业对报告也需“零报告”。对休眠企业，不计入正常经营企业基数，不影响一般的统计分析。另外，设计“注吊销”许可证的后处理程序，对注销单项许可证的，应当催告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变更手续，拒不变更的，吊销企业营业执照；明确因歇业原因列入异常名录的市场主体可以申请注销登记，对严重违法违规的或者对列入异常名录超过三年的市场主体予以强制吊销或注销，而不是简单列入严重违法名单；企业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从事经营活动，只能走向清算终结，退出市场。同时，简化歇业市场主体的退出机制，如将注销必须报纸刊登公告的规定改为运用公示平台进行公告，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更加扩大债权人的获知渠道。税务部门、人保部门等通过网络平台传递相互意见，确定清算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切实挤干市场主体水分，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总体要求。

参考文献：

[1]王江平:以信用建设撬动商事制度改革——从“先照后证”和企业信息公示执行现状看商事制度改革未来之路《工商行政管理》, 2015(06)[2]邱柏:浅析新形势下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的固有局限及建议,《工商行政管理》, 2015(06)[3]国务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14.10.1）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6.1.1）

第三篇：浅谈以理论创新推动工会工作创新

浅谈以理论创新推动工会工作创新

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发展之路，把工会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群众组织，离不开创新。创新是一个团体、一个组织、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不断发展的动力，工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工会工作该如何创新，这是一个所有工会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工会工作必须适应党的理论的发展，以理论的创新推动工作的创新。

一、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工会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工会工作要更好地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解决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水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工会理论研究。

1.加强工会理论研究是适应党的理论创新的迫切需要。

工会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方面，工会理论是党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的理论研究工作要适应党的理论创新要求，跟上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就必须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新的实践发展为基础，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为工会工作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作用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推动工会的理论建设和创新做出应有的贡献。

2.加强工会理论研究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客观要求。

我们从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高度进行思考和研究，不断深化对经济关系和劳动关系发展规律、工人阶级队伍发展规律、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新概括，明确新思路，提出新举措。

3.加强工会理论研究是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的内在动力。理论创新是工作创新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工会历史上不同时期工作的重大发展和突破，新局面的形成和拓展，都是以理论创新为先导的，都是以理论创新推进工作创新的。在工会工作的创新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加大调查研究的力度，进一步明确发展战略、阶段目标、实现途径、组织保证等，并不断用工会工作的成功实践和创新成果来丰富、完善工会发展道路的内涵。

二、着力研究当前工会工作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工会工作发展处于关键阶段的今天，工会面临着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必须要以理论创新推动工作创新，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集中力量、突出重点，着力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研究上狠下功夫、多出成果。

1.要准确把握中国工会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入研究新世纪新阶段工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工会是党的工运事业的实践者和推动者，也是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要做好新世纪新阶段的工会工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必须对工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工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和准确的把握。

我们必须明确不管改革如何深化、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不会改变，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不会改变。同时，我们也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变化了的现实情况出发去创新、创造。我们必须立足现阶段工会工作的特点和发展变化，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系统回答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工会、怎样建设工会”和“工会发挥什么作用、怎样发挥作用”的重大课题。

2.要准确把握工会工作的重点，做好农民工的维权工作。

工会既要尊重一线职工生产与服务的劳动，又要尊重从事技术、管理等方面人员的劳动；既要维护好产业工人、体力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高学历、高职称、高收入职工群体的合法权益；既要充分认识职工群众是改革的支持者、参与者与受益者，旗帜鲜明地引导职工理解、支持、参与改革，又要看到确实有部分职工的生产生活遇到了暂时的困难，需要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多次批示要求工会把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国务院就解决农民工问题专门下发了文件。多年来，工会对农民工的维权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要研究分析这个群体的基本特征，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为什么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特别是要针对农民工的特点，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办法，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依法维护他们的权益，增强他们的工人阶级意识和工会意识，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使之尽快成为合格的工人阶级成员，为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做出新的贡献。

3.要准确把握不同性质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劳动关系的区

别，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的性质是社会性质的重要体现。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是工会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并作为工会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深入进行研究。

4.要准确把握突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职能的深刻内涵，加大对主动维权、依法维权、科学维权问题的研究力度。

我们要从理论上加深对主动维权、依法维权、科学维权的理解和认识，有针对性地提出工会的主张和建议，把主动维权、依法维权、科学维权真正落到实处。

主动维权，就是要有主动的意识、超前的预见和积极的作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参与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制定，参与企业改制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实现从事后介入的被动维护向提前参与的主动维护转变，主动了解职工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主动帮助他们反映情况、解决问题。

依法维权，就是要增强法制意识，运用法律手段，健全在工会组织领导下的维权机制，把维权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督促和推动《劳动法》、《工会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落实，引导职工以理性合法的方式和渠道表达利益诉求，依法规范自身行为。

科学维权，就是要把握工会维权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与专业性强等特点，用科学理论来指导，用科学态度来协调，用科学方法来推进，配合有关部门制定维护职工权益的科学标准。

三、切实把握加强工会理论研究的重要原则

加强工会理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性、原则性很强。面对新的实践和发展，工会理论研究作为一项创造性的活动，还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只有坚持正确的原则，才能确保理论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1.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我们必须明确，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是社会主义的工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会，这就决定了中国工会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国际工运和中国工会的发展趋势，深入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会工作的特点和变化，正确分析当今工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2.必须坚持从国情、会情出发。

中国工会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和发展的，中国工会工作是在中国这个社会环境中开展和推进的。工会理论研究只有植根于中国的实际，立足于自身的会情，才会有牢固的根基，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

3.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证明和发展。

工会理论研究，既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检验工会理论研究成效的重要尺度，就是看其能否对决策产生影响，能否对实践具有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工会重点工作的推进提供理论支撑，为基层工会全局性工作提供政策性指导。

4.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的统一。

继承是创新的前提，没有继承就没有根基；创新是继承的结果，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实践中完善，在创新中提高，是加强工会理论研究的方法问题，也是必须认真遵循的重要原则。

在长期的工会工作实践中，工会理论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所有这些，都为下一步理论研究的创新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坚实的基础，需要我们很好地继承。同时，工会理论研究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理论研究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探索性，最大价值就在于它的创新性。我们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发扬开拓创新精神，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加大理论的探索和创新力度，使工会理论研究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总之，我们要开创工会工作的新局面，就必须开创工会理论研究的新局面。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工作，积极探索，把工会理论研究不断引向深入，把工会各方面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第四篇：以创新精神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以创新精神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推进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创新是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河南省开封市坚持干部教育培训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为科学发展服务、为干部健康成长服务，创新培训理念、培训模式、培训渠道和培训保障机制，努力提升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整体水平。

调研问学，围绕按需培训创新培训理念。干部是培训的主体。要增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活力，就必须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把“要我学”变为“我要学”。近几年来，开封市把满足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和干部本人需求作为培训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以深入调研为抓手，提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针对性。一是建立调研制度，为按需培训提供机制保障。出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调查研究意见》，对调研范围、调研方式、调研内容作出明确规定，使干部教育培训调研工作制度化。二是广泛深入调研，为按需培训把好脉。除了发放调查问卷，还采取召开座谈会、设置干部教育专题信箱等形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三是转化调研成果，实行“菜单式”教育。根据调研问学结果，实行菜单式培训，教育时间由培训对象选择，教学老师由培训对象挑选，教学课程由培训对象选修，调动了各级各类干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领导讲学，围绕科学发展创新培训模式。为引领科学发展，开封市按照“干什么、讲什么”的原则，实行市领导讲学制度，并把这一制度扩大到职能部门和县区领导。一是市主要领导讲学，重在围绕科学发展统一思想。每期主题培训班，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都带头授课；市委其他常委和市政府副市长按照职责分工，每年在市委党校讲堂上至少讲学一次。二是职能部门领导讲学，重在围绕科学发展促进工作。职能部门是市委、市政府决策的执行者。职能部门领导讲课，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进行系统全面的诠释，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是地方领导讲学，重在围绕科学发展交流经验。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成功经验。让各县区主要领导讲学，及时交流体会、取长补短，效果更加显著。

埠外选学，围绕提升能力创新培训渠道。在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主渠道作用的同时，充分利用高校优势，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学习，使高校成为提升干部能力的重要载体。一是根据各高校的特色，有选择地安排培训。比如，为了让广大领导干部学习最前沿的理论成果，开阔视野，提升能力，开封市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举办了全市组工干部高级研修班、县处级后备干部主题班。二是进行针对性强的专业培训。比如，为了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提升城市品位，开封市多次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培训安排在了上海同济大学。

多方助学，围绕整合资源创新保障机制。建立培训经费保障机制，是做好干部培训工作的基础。开封市按照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升干部素质的要求，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千方百计落实培训经费。一是领导重视。市委多次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并在干部教育培训经费的投入保障上给予大力支持。二是财政保障。市县财政把干部教育工作经费纳入预算，并拿出专门资金补贴涉外培训学员。三是各方参与。市县两级每年都从党费中专门列出干部教育培训经费，对参训学员给予补贴，同时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培训工作。通过建立健全政府、单位、社会和个人多元化投入机制，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供了经费保障。（吉炳伟/中共河南省开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第五篇：推动信访制度改革

推动信访制度改革（广东省）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浏览字号： 大 中 小 来源： 中国人大网 2014年9月23日

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作出战略部署。习总书记提出，要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有序推动。这标志着我国将告别“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法治被动时代，走向“先立后破”的新时代，进入法治引导改革、在法治轨道上积极稳妥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我省人大常委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握时代特征，将立法决策和改革决策相结合，努力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法制保障，特别是在制定《广东省信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过程中，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创新工作机制，加强对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信访制度改革。

一、探索和创新立法工作机制，为信访立法和改革聚民智、凝共识

制定《条例》推动我省信访工作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信访工作法治化的迫切需要，是坚持和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客观要求，是解决我省信访工作中存在问题的现实需要。常委会高度重视，在《条例》制定过程中，严格执行本届常委会新制定的立法论证、立法公开、立法评估等五项工作制度，以9大高校立法基地、高校联盟和立法咨询专家为平台，进一步探索党委领导立法、人大主导立法、多方参与立法相统一的运行机制，确保《条例》顺利出台。

《条例》的制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也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做好立法工作的根本保证。换届以后，省委书记胡春华多次就进一步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给任务、提要求，要求常委会充分发挥立法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为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按照省委的部署和要求，去年初常委会围绕“新形势下人大立法工作如何为广东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法治环境”的主题，赴全省各市和基层农村开展调研，了解到各方面迫切要求制定和完善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立法。调研后，常委会向省委专门作了报告，省委对此高度重视，明确指示要研究制定《条例》，加快立法步伐。根据省委的决定，常委会将《条例》补充列入了2013年立法计划，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推进立法工作；常委会党组多次就起草进展情况、审议修改遇到的重要问题和在社会上开展大讨论等事项向省委请示报告，《条例》通过后，还专门就贯彻实施有关问题向省委请示，推动有关宣传贯彻实施工作的开展。

《条例》的制定始终坚持开门立法，拓宽多方参与立法的途径。立法要遵循民主原则，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做到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多方参与是增强民主性的有效途径。《条例》在制定过程中，常委会探索和践行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机制,努力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渠道，为信访制度改革凝聚广泛共识。一是探索多方起草的模式，注重汇集民智。2013年8月，常委会同时委托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立法基地分别独立起草法规草案建议稿，力求通过多个高校专家之间的研讨和争论，引入竞争机制，在多样化的基础上，通过评估和争论，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提高法规草案质量。专家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具有更强的专业和理论素养，实践证明，尝试委托多方起草《条例》，拓宽了法规起草途径，能发挥高校理论研究优势，为地方立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也有利于克服部门利益；同时，还有利于借助高校立法基地这个平台拓宽公众参与渠道。高校在起草过程中，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践，为群众在立法中“代言”，把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在立法中综合好、统筹好、集中好，扩大了立法联系群众的队伍和力量，增强了立法调研的深度和广度，体现了多方的参与和交流，使法规的制定和实施都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二是拓宽渠道，全过程公开和全方位听取意见。常委会在《条例》的委托起草、座谈、调研、评估、审议等过程中全过程公开和全方位听取意见。全程邀请媒体参加报道，加大公开力度。多次召开政法系统座谈会、信访工作人员座谈会、信访群众座谈会等各类专题座谈会进行专题研讨，尤其是专门召开信访群众座谈会，请基层信访群众介绍自身的上访经历，听取其对信访立法的意见；多次向我省选出的160名全国人大代表和787名省人大代表，省委、省人大有关部门，全部省政府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21个地级以上市人大常委会，9个地方立法基地和66名立法咨询专家征求意见。同时还就有关专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信访局和国务院法制办进行了请示。三是公开讨论，推动形成共识。信访问题既敏感又复杂，社会各方面在思想上、观念都有很多分歧，对立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常委会组织在南方日报等新闻媒体上开展信访立法有关问题大讨论，由人大代表、专家学者、信访工作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进行讨论和争论，引导社会各界正确理解中央有关政策精神。通过广泛讨论，让公众亲身参与立法过程，了解立法背景和立法目的，推动社会各界形成共识。

《条例》的制定始终注重发挥人大主导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大“要推进科学立法”、“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人大主导立法，并不是在立法各个环节上大包大揽，而是在常委的领导下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充分保障各方面在立法工作中发挥应有的职责，确保社会利益主体在公开、公正的立法平台上平等博弈、理性协商和互相妥协。常委会在制定《条例》过程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抓好组织协调工作，推动法规起草和审议工作的顺利开展。常委会高度重视对高校起草工作的政策指导，多次召开座谈会，向各基地介绍中央信访工作改革精神，研究《条例》立法思路，明确立法的宗旨和任务，引导专家起草始终符合中央的精神和要求；多次组织高校专家参加调研和座谈，并协调省信访局等部门指派专人协助配合高校的起草工作，确保专家起草能“接地气”；高度重视高校起草成果的转化，召开评估会，由党政部门的实务专家、人大代表、立法咨询专家、基层信访工作人员、信访群众代表等各方面人员对三所高校立法基地起草的专家建议稿进行评估，并组织起草工作组，对三个专家建议稿进行了逐条研究，按照是否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信访工作改革精神、是否有利于保护信访人合法权益、是否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标准，反复权衡比较，并综合吸收评估过程中各有关方面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形成了各方面认为比较成熟、针对性较强的《条例（草案）》。

二、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决问题，将信访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常委会在制定《条例》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信访工作改革的决策部署，正确处理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的关系，把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同完善立法有机结合起来，重点解决我省信访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构建可操作、切合实际的法律制度，推动信访制度改革。

（一）明确诉访分离，推动信访制度回归本位

从各方面反映的问题看，信访工作最突出的问题是偏离法治轨道，大量本应当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诉求和矛盾纠纷，也要求通过信访途径解决，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被过度扩张。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就要按照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因此，常委会通过制定《条例》，明确信访事项的范围，将法定途径解决的诉求从普通信访事项中分离出来，让信访制度的功能回归本位；完善诉访分离制度，对“法定途径”作出细化规定，增加分离的可操作性；建立涉法涉诉事项依法终结制度，避免其回流到信访渠道。

（二）实行网上受理信访，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

信访渠道不够畅通是导致信访人采取非正常甚至过激方式表达诉求的主要原因之一。要解决好畅通信访渠道问题，必须抓住两个关键点，一是便捷快速，二是阳光信访。常委会深入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结合兄弟省市的成功经验，将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作为畅通信访渠道的突破口，通过制定《条例》，规范网络信访渠道建设、网上信访信息公开，拓宽网上信访渠道，实现网上信访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推动网上信访渠道成为今后信访的主渠道。同时，还对联合接访工作平台、信访绿色邮政通道、下基层听取意见和接访等内容作了规定，方便群众表达自己的合理合法诉求。

（三）规范信访秩序，引导信访人理性有序表达诉求

从调研情况看，部分信访人“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信闹不信理”，以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闹访缠访等方式表达诉求的情况比较突出，严重影响社会正常的秩序。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必须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对信访人非正常上访行为作出适当的规范，力求把群众的合法诉求解决到位，把不合理诉求和思想认识引导到位，把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到位，以实现维护信访秩序、维护信访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统一。因此，《条例》在制定过程中，常委会始终坚持处理好保障权益和维护秩序的关系，一方面强调保障信访人权益，另一方面也对信访秩序作出规范，将越级上访、信访终结后的重复上访、拒绝推选代表的集体上访纳入不予受理的范围，要求工作人员做好说服解释、情绪疏导工作；对缠访闹访妨害公共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妨碍他人合法权益的，则明确了法律责任，要求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理。

（四）规范源头预防，建立有效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机制

我省信访实践中源头化解有所欠缺，决策欠妥、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行政程序有瑕疵等情况时有发生，容易引发社会矛盾。据此，调研组建议制定《条例》时对此作出规范，但审议过程中，也有意见提出源头预防不属于《条例》应当规范的内容，建议不作规定。常委会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要从根本上减少社会矛盾，必须从根本上调整社会利益，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直接利益问题，让矛盾纠纷少发生、不发生并及时解决在当地。因此，常委会制定《条例》时，进一步规范国家机关科学决策和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重点建立决策风险评估制度，畅通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各种纠纷解决渠道，预防社会矛盾发生；并通过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实施网格化管理，整合各类调解资源，加强基层建设，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

（五）强化工作责任和监督，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机制

部分信访工作人员接访行为不规范，初信初访责任、牵头部门责任和信访包案责任人的信访事项办理责任不落实，是导致信访秩序混乱、信访所反映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因素。要保障信访人权益、规范接访行为，最核心的就是要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机制。对此，常委会在借鉴各地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信访事项首办责任制、主办单位办理责任制、重大信访问题倒查责任制和信访工作人员责任制，强化信访工作机构、监察机关和人大监督，通过严厉查处那些不作为、乱作为的人员，确保信访工作责任制落实到位。

三、开展宣讲，营造《条例》实施良好氛围

张德江委员长指出，要坚持立法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与立法工作同步谋划、统筹安排，增强社会各方面对立法过程的了解和参与，为法规正确、有效实施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一部法规出台后，执行得好不好，很重要的一点，是看社会对法规的理解准确不准确，这是法规实施的重要基础，也直接反映了立法质量。为此，常委会高度重视《条例》宣传工作，将立法宣传和法规普及宣传结合起来，使《条例》深入民心、深入人心、深入社会。

（一）加强宣传解读，引导各方面正确理解《条例》规定

常委会召开《条例》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阐述制定《条例》的意义，重点解读《条例》的主要制度和精神；组织《南方日报》、《法制日报》、《羊城晚报》、《人民之声》、南方网、广东人大网等媒体，通过专家访谈、发布典型案例、评论文章等方式对《条例》进行宣传解读；组织参与立法的高校专家撰写《条例》百题知识答问，并连续两个月在《南方日报》连载刊登，使社会各界准确理解《条例》精神；会同高校制作漫画形式的宣传单张，在法制宣传栏、居民小区、工业区、企业等场所统一张贴，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和图表向群众宣传《条例》；组织大学生运用微信等新兴传媒工具对条例进行宣传解读，扩大宣传的受众范围；印制数以万计《条例》单行本和宣传单张等有关宣传资料，摆放在信访接待场所供信访人取阅；通过设立宣传咨询台、派发宣传资料、摆放宣传板、播放宣传片、悬挂宣传标语等方式开展宣传。

（二）组织宣讲队伍，为宣讲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常委会组织省信访局、省委党校、省社科联、中山大学等9所高校立法基地、有关地级以上市本地高校等各方面力量，并结合部分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组成150人左右的宣讲团，为各单位、各地区进行宣讲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组织宣讲人员进行集中培训，省委和常委会的领导同志参加并作重要讲话，法工委就《条例》的重要意义、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进行辅导讲解，提供统一的宣讲提纲、PPT等宣传材料。此外，还通过集体观摩、会后研讨、征求意见等形式，组织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分析，不断完善授课方法和授课内容，保证了讲课效果。

（三）强化组织协调，推动各市、县深入开展宣讲工作

常委会成立21个宣讲工作组，由担任过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职务和省直机关主要领导职务的常委会组成人员任组长，深入到市、县、镇进行宣讲动员，协调各地做好宣讲工作。此外，还组织编写15期宣传贯彻落实条例工作简报，通报各地区各单位宣讲工作情况，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在常委会的推动下，各市县认真组织、周密部署、精心安排，共召开宣讲会议180场，超过12万1千名干部群众参加了宣讲学习，为《条例》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组织试点，推动以法治方式解决信访突出问题

制定并实施《条例》，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平台解决信访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是一个重大的方向性选择。条例的生命在于实施，在于实践，而充分运用好常委会立法过程中形成的各类资源，重点解决好突出困难和问题，对贯彻落实好条例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根据省委的要求，省人大常委会选择广州市海珠区等十个县区开展贯彻实施《条例》以法治方式解决信访突出问题试点工作，通过加强对试点地区的指导与协调，探索长效机制，推动“一府两院”运用法治方式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目前，全省的试点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各试点地区结合各自实际，有重点、有步骤地实施各项试点工作任务。

人大牵头，强化沟通协调。常委会成立由分管领导任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试点工作指导小组，负责试点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市与县也分别设立相应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通过成立机构，加强各单位之间的协调配合和上下沟通联系，及时反映信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交流好的做法和经验。

专家参与，注重理论指导。常委会组织10个工作组，由法委、法工委、省信访局和省社科联有关负责同志担任组长，组织中山大学等9所高校立法基地以及省社科联的专家学者组成工作团队，分别对口负责1个试点地区，负责试点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建立法规基层实施部门与立法机关、专家学者直接沟通的平台，确保试点地方准确理解和贯彻实施《条例》规定。

以点带面，破解实施难题。开展试点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研究对策、破解难题，从而为推动条例在全省的贯彻落实提供经验。常委会要求各试点县区重点对畅通信访渠道、推进诉访分离、强化责任落实、维护信访正常秩序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试点。7月底，根据部分地区信访工作中出现的推诿现象，常委会又专门组织各试点工作组进行研究，要求各试点地区重点对建立防止互相推诿的机制进行探索，着力解决推诿等问题。为总结经验，年底常委会还将对各试点地区工作进行检查验收，向省委全面报告试点实施情况，提出组织推广意见。

在立法工作中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立法引领推动和保障改革的作用，这是我省今后几年地方立法的重要任务。我们将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为我省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