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看孙培青主编

第一篇：中国教育史看孙培青主编

中国教育史看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外国教育史看吴式颖著：《外国教育史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教育学原理你可以看看十二所院校合编的《教育学基础》袁振国的《当代教育学》王汉澜和王道俊编的《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你可以看看 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陈奇、刘汝德主编的《当代教育心理学》还有本是冯忠良的《教育心理学》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看一本就可以了就是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到时候看解析大纲就成了啊

1、教育学原理

王道俊、王汉澜著：《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2004年重印

黄济、王策三著：《现代教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孙喜亭著：《教育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1996年重印

成有信主编：《教育学原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叶澜著：《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2004年重印

袁振国主编：《当代教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教育史

王炳照等著：《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吴式颖著：《外国教育史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叶澜著：《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裴娣娜著：《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袁振国著：《教育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教育心理学

陈琦、刘儒德主编：《当代教育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二篇：孙培青中国教育史读后感（范文）

<<中国教育史>>读后感

时代在进步,教育在发展,但我们在前进的同时不能忘记历史.读了<<中国教育史>>让我对中国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感悟,对当代教育的认识也在进一步加深.本书共分十五章,从原始时期的教育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教育, 这本书很好的将我国漫长的教育史进行了总结，从稷下学宫到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从私学的兴起到官学、私学并兴。各种考试制度的演变等等。但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任何一个朝代都对教育极其重视。都主张大力发展教育。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孔子奠定的儒家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尊孔读经是中国传统教育做重要的特征,其中儒家教育思想的发展最让我感兴趣.从春秋时期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以人为本开始,儒家教育开始兴起,经历百家争鸣后,儒家教育得以发展,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建立了统一的学校教育制度。历经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沿袭，这种模式逐渐形成从中央到地方，以及想乡村推行的局面。再到隋唐确立的科举制度,采用公开的考试方式选拔人才，不仅仅体现了及其的公正性，也是现代公务员考试的缩影。这一制度在当时也被西方一些国家所效仿。

每样东西都有两面性，要学会用另一种眼光去看事情，儒家思想曾使中国一时兴盛，但宋明理学灭人欲的思想又像桎梏束缚着它的发展,后来的八股应试更是将学生的思想变得迂腐不堪,直接导致了整个中国实力的下降,因此有了后来近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康有为、陈独

秀、蔡元培等每样东西都有两面性，要学会用另一种眼光去看事情，儒家思想曾使中国一时兴盛，但宋明理学灭人欲的思想又像桎梏束缚着它的发展。到后来近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康有为、陈独秀、蔡元培等传播了新思想，使人们觉悟，主张“思想自由”、强调人的身心健康和谐发展以及受到西方一些先进教育思潮的影响，为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的教育越来越向国家化发展，教育思想也不断的更新。这些都对我们现在的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废”，但作为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如果对本国的教育史都没有了解的话，何谈教育甚至研究。我国的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现在的教育也存在着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追求分数，忽略素质培养，进行填鸭式的教育，不注重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使得是高分低能的高材生多的是。不论功过，历史都已过去，先人曾在教育路上鞠躬尽瘁，留下美丽篇章，薪火相成，我们也应发扬优良传统，整顿教育中瑕疵，把这一接力棒接好接稳。新时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教育要更加适应时代发展潮流，要更加具有生命力。教育的体制要不断健全和完善。

第三篇：孙培青中国教育史重点总结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3版）重点总结

1原始时期的教育

原始时期的教育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原始人群阶段，人类的教育刚产生，仅是不成熟的雏形；二是氏族公社阶段，教育得到发展，它的特点较为显著，能体现原始社会教育的本质。氏族公社末期，在教育上出现了阶级差别，将向阶级社会的教育过渡。原始社会的教育以氏族公社阶段的教育为代表，其特点如下：

第一，教育目的一致，教育权利平等。氏族公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公社成员为了适应社会生活和集体生产劳动的需要，为了身心发展的需要，接受教育训练。集体的社会性的教育活动是为了培养合格的氏族成员，人人都具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第二，以生活经验为教育内容，包容多种方面。原始社会所积累的经验知识虽然有限，但所学习的知识经验是多方面的，不仅要学习制造生产工具的经验，还要学习公共生活的规范，接受原始的艺术教育和原始的宗教教育。这些是参加氏族社会生活所不可少的。

第三，教育活动在生产生活中进行。教育活动与社会生产劳动、社会生活融为一体，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受什么样的生活教育。教育是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进行的，直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

第四，教育的手段局限于言传身教。有声语言作为氏族成员之间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也成为进行教育的重要手段。凡是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授，公共生活规范的培养，都是利用口耳相传，并结合实际动作的示范和模仿。当时还没有比言传身教更为有效的教育手段。

第五，男女教育有区别，根源在于分工。由于男女生理、体质的差异，故有男女分工。男女所从事的社会劳动不同，所接受的教育也有区别。男的劳动侧重于狩猎、农耕、放牧；女的劳动侧重于采集、种植、家务、纺织。男女分别劳动，为适应这种需要，也分别进行教育。

第六，教育还没有专门的场所和专职人员。由于教育还没有从生产和生活中分化出来，多数的教育活动是分散进行的，随时随地开展教育性活动。负责教育的是有生产生活经验的长者，长者为师，对年青人进行知识经验的传授，但他们还不是从事教育的专职人员。

到了氏族公社的末期，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教育发生重要的变化，出现了学校萌芽，旧的特点趋于消失，新的特点正在产生。原始社会的教育；不可避免地向阶级社会的教育方向转变。

2夏、商、西周与春秋时期的教育

中国奴隶制社会开始于夏朝。社会的阶级分化，是造成教育发生分化的直接原因。原始社会那种民主平等的教育发生了质的变化，学校由国家来组织和管理，少数贵族才有享受学校教育的特权，其目的是培养、训练居于奴隶之上的统治者。多数从事体力劳动的民众被排除在学校之外，只能在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中接受生活教育和统治者施行的教化。

奴隶社会的教育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的兴衰过程。夏代是奴隶社会教育形成的时期，商代时得到进一步发展，至西周则达到鼎盛阶段，到春秋时代就渐趋没落。商对夏的教育制度有所继承和发展，周对商的教育制度又有所继承和发展，西周教育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且具有特色的典型代表。

奴隶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决定了当时只有官学而没有私学，官学机构与政治机构联系在一起，没有分离独立，历史上称这种现象为“学在官府”。西周按行政管理系统，分设国学与乡学，不同等级学校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按贵族子弟不同年龄阶段，分设小学、大学，教育内容有习小艺与习大艺之别，而其要求是先后贯通的。西周贵族教育制度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西周教育的特征和标志就是六艺教育。“六艺”既是教育内容的总称，也是一个时代文化精华的集中反映。它既强调道德精神，也强调刚健体格；既重视文事，也重视武各，包容有德、智、体、美多方面的教育因素，形成一种教育传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夏、商、西周三朝教育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是教育理论产生的基础；阶级统治和社会变革的需要，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动力。当时，杰出的政治家为了治国育材的需要，先后提出一些教育思想观点，指导官学的教育实践。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大变革。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需要教育理论有重大发展。孔丘教育思想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他继承了以往教育思想遗产、六艺教育传统，他还具有《诗》、《书》、《礼》、《乐》的文化素养和私学教育实践经验。这些主客观条件，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儒家教育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他留下的丰富的教育思想遗产，成为2000多年中国封建教育思想的渊源。一些经过历史检验符合教育规律的思想，仍然对现代的教育工作者有所启迪。3战国时期的教育

战国时代的教育是对春秋时期教育的延续与超越。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机构，私学产生于春秋，兴盛在战国。战国私学之盛不只表现为数量，更表现为质量。以私学为据点形成和发展了一些著名学派，人才辈出。各家私学面貌各异，既有教育实践，也有理论造诣，还出现了稷下学宫这样独特的传授形式。私学独擅一时之风流，承担起培养造就人才、传递发展文化的历史使命。战国私学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垂范后世。

战国时代的教育思想也显得活跃异常。诸子各因其政治立场、生活条件、实践程度、知识结构、认识水平和思想方法的不同，而对教育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展开争鸣。家与家、派与派之间，既有对立交锋，又有吸取补充，也有融合统一。如墨家的“素丝说”，孟轲的“性善论”，荀况的“性恶论”，虽各持己见，但都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肯定教育。法家则贱视人的尊严，抛弃教育与感化。对于人类文化知识遗产，墨家致力于创造，因而有了独具特色的教育内容；儒家着意于继承．因而热衷于古代文献的学习与传播。在儒家中．又有着重于内心领悟的孟轲与倾向于知识积累的荀况的不同；道家对人类文明表现了怀疑、悲观乃至对立的情绪，意欲回归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从保守的方面否定人类文化；法家轻视文化传统、采取割断历史的做法，是从激进的方面否定人类文化。对于个人的完善，墨家的“兼士”自励甚严，学习过程就是实践过程；儒家的“君子”则是“劳心者”，无论是孟轲的“大丈夫”，还是苟况的“大儒”，都留意于个人的修身与求知，因而对修养与治学深有心得。这些表现了战国时代教育理论思维的矛盾运动和发展水平，使这一时代的教育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包容度，形成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4秦汉时期的教育

秦汉是我国统一的封建国家确立与初步发展时期。统治集团在制定适合中央集权的文教政策过程中，经历了由秦朝的法治教育向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德治教育的转变。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的建议被采纳之后，尊儒、教育、选士三者之间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此，汉朝太学、地方官学、私学等各类学校相继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儒家经籍为基本教学内容的学校教育系统。加上选士制度的激励，对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和培养援儒饰法的治国人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朝教育不仅确立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中的独尊地位，同时也在教育制度、设施、内容、形式等各个方面为后来整个封建时代的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央太学和地方官学的设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办学校制度提供了基本框架。私学中的书馆和经馆不仅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私人讲学传统的继承，实际上也是后来私塾、书院的历史渊源。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在汉朝已初步形成，如教育的政治伦理化、养士与选士的紧密结合，以及儒学对各学科教育的支配性影响等，在汉朝教育中已初见端倪，有的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5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事业总体上呈时兴时废、似断又续的衰落景况，但仍有许多值得后世承继的教育特色和教育成就。

儒学教育依然是各王朝官学制度的首选。北朝儒学教育更多地承袭了汉代经学教育的传统，而魏晋、南朝则是从重今文经学教育转向重古文经学教育，并最终破除二者之间的藩篱。

学校体制多样化，专科教育得到发展。设立了律学、书学、算学、文学、医学等实用学科的学校，丰富了封建教育制度的内容，也拓展了教育的职能，使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地方教育制度正式确立。北魏时期不仅普遍设置州郡学，而且建立了州郡学校教育制度。这是我国正式实行地方学校教育制度的开始。

私学得到发展，并成为教育的台柱。私学多为名师大儒开办，不仅质量与规模超过官学，而且分布面更广，类型多样化。

家庭教育得到重视。士族十分重视家族教育，并以家学为专业，出现了许多儒学世家。家训、家诫等有关家教的著述也大量出现。

落后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起步与发展。随着人口大迁移，文化教育也南迁西移，促进了文教事业在落后区域的传播与发展。

少数民族教育兴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重视儒学教育，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事业，这些措施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准，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封建化进程，促使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形成共同的文化、思想。

教育思想多元化。各种思想纷争、交合，形成了教育思想的繁荣，同时冲击了传统的教育思想。崇尚自然的玄学教育思潮，注重对人生内在真实价值的发现、把握和追求，关注个性的自由发展，标志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儒学教育发生变化，在学风方面，推崇简洁明理、博采众家之长；在教育目标方面，倡导“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的培养。这些教育思想多为后世所继承。

纵观魏晋南北朝教育事业兴衰，可以取得一些历史经验：首先，社会安定是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前提；其次，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再次，教育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允许办学形式多样化，允许不同的教育思想之间的学术争鸣。6隋唐时期的教育

隋唐是封建社会发展达到鼎盛时期。隋重新统一了国家，唐前期百余年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的恢复与繁荣，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由于统治者采取了较为开明的崇儒兴学的政策，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学校教育事业的繁荣。同时，佛教和道教的兴盛，使不同形态的文化得以交流融合，推动了多元文教事业的发展。

科举考试选士制度产生于隋，而发展于唐。统治者把选士制度和育士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科举考试制度成为操纵学校教育发展的杠杆。学校失去独立性，变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对以后学校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隋朝创立一些新的教育制度，唐朝加以继承和发展，学校教育的发展超过以前任何一个皇朝而达到新的高度。官学和私学并举，以官学为主干，私学为补充；按地方行政区，建立州学、县学的学校网；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联系，向中央宫学选送生员；以儒家经典与历史文学为教育内容的传统经学和以应用知识为教育内容的专科性学校并立；专设的学校与附设于事务部门的学校并行，构成适应国家需要的教育体系。学校内部管理，也加以完善。入学制度、学礼制度、教学制度、考核制度、惩罚制度、休假制度等都以法制化的方式，组成一套管理制度。隋唐先进的教育制度，成为东方邻国学习的对象，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教育思想方面，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佛、道、儒三教为扩大社会影响、提高政治地位开展激烈的竞争，教育思想的发展出现多元化的局面，在斗争过程中交互影响与吸收，又形成新的融合儒、佛、道的教育思想。这些都为以后的宋明理学教育思想开辟了道路。7宋元金辽时期的教育

宋辽金元时期的教育在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等影响下，在吸取前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宋朝统治者确立了“兴文教”的政策，尊孔崇儒，提倡佛道；重视科举，重用士人。通过三次兴学，在中央和地方建立起了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辽、金、元统治者在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的同时，在中央和地方设立民族学校，促进了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已经确立。它不仅在数量上得到很大发展，而且还形成了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代表的书院教育理论，并对于当时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宋辽金元时期的蒙学也得到较大发展，在教育内容、方法以及教材编写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这个时期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和活跃，不仅在理学教育思想内部有各种不同的派别，而且还有与理学教育思想异趣的“新学”教育思想和事功学派的教育思想，涌现出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述教育问题，发表不同的看法，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宝库，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8明朝的教育

明朝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是对唐宋以来教育的继承和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明初统治者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把教育置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地位，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事业，使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得到空前规模的发展，在全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教育网络，并创造出许多成功的经验。与此同时，明朝统治者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实行文化专制管理，并且重视科举制度，使学校进一步成为科举的附庸。与重视官学和科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明初统治者对于书院则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而且由于受到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影响，书院的发展道路极不平坦，经历了明初沉寂、中叶以后勃兴、又遭受四次禁毁的曲折过程。不过，明朝的东林书院颇有特色，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程朱理学是明朝占统治地位的教育理论。但是，明中叶以后，王守仁创立的“心学”教育理论以反传统教育的姿态出现，风行了100多年，曾产生重大的影响。9清初至鸦片战争前的教育

从清朝立国至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教育已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末期，同时也孕育着近代教育的某些萌芽。因此，这个时期的教育有它自己的特点。清朝统治者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在立国之初便制定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他们崇尚儒家经术，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以此作为巩固统治的精神支柱和办学的指导思想。在中央和地方，广泛设立各类学校。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学校教育得到恢复和较大的发展，至乾隆年间达到全盛。在积极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清朝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制订种种学规，加强对学校的管理与控制，并对士人实行笼络利诱和高压手段，进行严厉钳制和镇压，屡兴文字狱，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清朝的书院经历了顺治年间沉寂、康熙年间复苏、雍正十一年以后勃兴的发展过程。其数量之多，远过前代，而且遍及一些边远省份。在政府的控制下，书院官学化现象日趋严重，绝大部分书院都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不过，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两所著名的书院独具特色，对于清朝文化学术的发展以及人才的培养，都起了重要作用。

清朝的教育思想，最值得注意的是实学教育思潮，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站在时代的高度，抨击传统教育，尤其是宋明理学教育，揭露科举考试制度的危害，主张“公其非是于学校”，要求培养“实才实德之士”，重视学习包括自然科技知识、军事知识和技能在内的经世致用之学，强调“学贵实行”、“学贵适用”、“习行”等联系实际的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实学教育思潮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向近代教育理论发展的中间环节，不仅在当时使人耳目一新，而且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也产生过积极的启蒙作用。

10中国近代教育的转折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华民族一段屈辱抗争的历史，也揭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序幕。面对国门被强迫打开后变化的形势，封建传统教育已再难发挥其维护中国社会生存发展的作用，开始了艰难的改革历程，逐渐由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封闭型向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开放型转变。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虽尚未实际启动，但近代教育发生发展的条件已初步形成。其一，封建传统教育面临严峻挑战并受到强烈冲击。传统教育的危机首先来自国家民族的危机，鸦片战争的失败结局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暴露了中西文化差距的严酷事实，预示中国封建传统教育必然要面临和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同时，封建传统教育还受到来自以太平天国为主体的农民革命的冲击，对儒学独尊地位的否定，对普及平等教育的向往。这些都蕴含近代教育的因素，足以启发来者。其二，要求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革、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开始萌芽并得到发展。在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就曾经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包括传统教育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以魏源为代表的一些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起了思想先导的作用。此后一种欲求变革、对外开放的思想得到不断发展，汇聚成一股涌动不止的思潮。

鸦片战争后，凭借不平等条约强行设立的教会学校，在封建传统教育主体中契入了资本主义教育的因素，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以学校形式传播西学的组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有较大的发展。虽然教会学校的根本目的是进行宗教和文化扩张，但它所传授的外语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以及所采取的近代教育形式，还是有利于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的。

18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为适应洋务事业发展的需要，在洋务派的倡导和推动下，从1862年设立京师同文馆开始，在30余年的时间里，举办了外国语、军事、技术实业等类型的洋务学堂约30所。与此同时，洋务派组织实施了几次较大规模的留学教育计划，向海外派遣了约200名留学生。他们有机会亲身体验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环境和社会生活。部分人完成了系统的近代高等教育，其中不少人成为清末民初活跃在科技、实业、外交、军事弄口文化传播等领域的风云人物。

洋务教育活动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导思想的制约，处在封建传统为主体的文化教育环境中，其成效有限。但是，洋务教育实际启动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过渡的进程，将魏源等人“师夷长技”的思想付诸实践，冲击了传统封建教育体制，传播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和教育观念。

11维新运动到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

深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到一起，集结在变法救亡的旗帜下，直接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开展。维新运动中，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比较具体地提出了改革科举、系统学习西学、建立新式学校制度、发展女子教育、普及全民教育的设想，隐约地勾画出中国近代教育的轮廓。这些设想部分地体现在“百日维新”颁布的教育改革措施中。同时，对西方的教育思想学说有了初步的介绍，严复从比较角度对中西文化教育特点进行总结概括，提出以发展德、智、体三种基本要素的教育目标模式，开辟了教育理论探索的新境界。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逆转。1900年后，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新政教育改革最终导致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解体，近代教育在形态上得以确立，主要表现为：结束了延续l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依照西方近代三级教育模式，首次建立了规范全国的学制系统；提出了普及全民教育的设想；设置了与近代教育相匹配的各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新式学堂的数量迅速增加；学校教学内容中“西学”在数量上开始占主导地位；形成了规模空前的留学教育高潮；随着西方近代教育观念的大量引入，也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同时也应看到，传统封建教育在形式上虽已崩溃，但其精神仍然寄生于新的教育形式之中，如较大比重的经学教育内容、教育管理的专制性、注重读书与背诵的教学方法等等。这都说明要在较深层次上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造，路程还很漫长。

新政教育改革牵动着整个社会。科举废除后，士人在失去安身立命依靠的同时，对王朝的依附心理也有所解脱。科学和民权文化的广泛传播，严重地动摇了神权和君权的地位。以新式学堂师生和留学生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也不可能完全拘守清王朝为他们划定的“中体西用”的界限。这些都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教育阵地开展革命教育、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力量、培养革命骨干提供了现实条件。12民国成立初期的教育

中华民国的成立，奠定了教育民主化改革的政治基础，开辟了中国资产阶级教育发展的新时代。

南京临时政府组建的教育部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基本维持了政体变更阶段教育的正常进行。并广招人才，各尽所长，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学制方案和各级学校法令规程的草拟工作。筹备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民国教育方针，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制度体系，完成了资产阶级依法改革封建教育‘的法定程序。他们还成立了专门的“社会教育司”，将社会教育纳入教育部的管辖范围。这表明资产阶级对近代教育的平民化和开放性特征的深刻理解。

《壬子癸丑学制》以法定形式集中表达了资产阶级改革教育的构想。根据民主共和的精神，清除了清末学制中的封建专制性因素，缩短了学制年限，不再限制女子进入各级学校接受教育，取消读经科目等。同时也继承了清末学制的三级模式，发展义务教育，重视实业教育的合理因素。

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封建势力的根深蒂固以及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民国初期民主政治建设经历了巨大反复，导致严重的封建教育回潮现象。但这终究阻挡不住教育朝近代化和民主化方向发展，继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教育改革增添了新的动力。

蔡元培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改革封建教育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为民国教育定向。他亲自主持并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学制。他在北大树起“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旗，冲破重重阻力，多年苦心经营，终将北京大学改造成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

13新文化运动时期和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

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时期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条件；由文学革命引发的思想解放潮流，为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思想养料。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领域里兴起了反思和改革封建传统教育，学习和引进西方近代教育，倡导和建设民主、科学、实用的中国新教育的热潮，教育思想空前活跃。“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现代教育思想被大量介绍到中国，与国内教育改革的思考和探索相结合，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以救国图强为追求，形成各种各样的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当时中国的教育认识和实践水平，推动了中国教育的前进步伐，创造了中国教育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在这一阶段，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与专制统治相表里的中国传统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清算，中国的教育家和学者探索教育的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中国教育也前所未有地开始融入世界性的教育发展潮流中。这不仅使教育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教育教学改革也屡有尝试和创新，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繁荣发展时期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尤应指出的是，在后一阶段，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发，中国共产党诞生，新民主主义教育萌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教育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视教育为革命斗争的有效工具，领导和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专制政治和封建教育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探索和创造了能使工农劳苦大众获得教育和教育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有效形式。“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教育被赋予了独特的内涵。共产党人的早期教育实践为其此后漫长的革命斗争和教育建设道路，作了有重要意义的精神和物质准备。

正是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时期的种种教育探索和举措，标志着中国教育的现代转换，并初步形成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本格局。14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教育发展的成熟期。20世纪中国的教育曾在20年代初到1937年间的15年时间里。达到第一个发展的鼎盛时期，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就学校教育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种学校教育的规制渐趋完备。据不完全统计，自1912年到1949年，正式公布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法令、规程有1500个之多，其中大量是在国民政府时期颁布的，这表明通过教育立法保障、发展和规范办学、兴教的用意。因此，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与质量较之清末、北洋政府时期大大提高了。学校教育的制度日趋完备，观念日趋现代，内涵日趋丰富，方法手段日趋多样，走上了现代学校和教育的发展道路。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还是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

就教育思想和理论而言，也是一个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由于政府重视教育，提倡教育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教育理论的探讨，尤其是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出于提高民族科学、文化、教育水平，以使祖国振兴的强烈愿望；出于不同的立场，依据不同的理念，采取不同的方法，苦心孤诣，探索、寻觅改造中国教育、改良中国社会之路，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教育理论，使中国的教育理论整体上从简单模仿进入自我创造、初步民族化的阶段。教育理论的探索涉及教育的所有领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财富。15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教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先后经历了萌芽、形成和成熟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开始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提出了体现新民主主义教育精神的教育纲领，并积极开展工人教育、农民教育和干部教育，新民主主义教育由此萌芽；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根据地通过革命政权，制定了苏区教育的总方针，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有了最初的明确表述。同时，干部教育取得很大发展，群众（成人和儿童）教育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新民主主义教育初步形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无论干部教育还是群众教育的规模与质量，都大大发展．形成了完整的根据地教育体系和一整套教育经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也得到系统的理论概括，新民主主义教育臻于成熟。

根据地的教育是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这种曲折既是由于缺乏从事一种全新教育的实践经验，也是由于受外界影响。苏区时期，曾不恰当地提出过实施“共产主义教育”的方针和普及完全的十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错误教育思想才未写入教育方针，造成更大危害；陕甘宁边区时期，曾一度出现在“提高质量”、“整齐划一”口号下，照搬国统区学制、课程的教条主义和旧型“正规化”错误，因脱离根据地实际而给教育造成损失。由于整风运动和整学运动的及时纠正，才确立了适应根据地实际需要的教育方针政策，带来教育发展的兴盛局面；当解放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也曾一度出现“左”倾问题，致使一些学校停办、教师受冲击。后经重新认识即将实现的教育工作重心的转移，需要更广泛地团结各种教育力量，方使教育再回到正轨上来。根据地教育领域里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思想和路线之争，在论辩和斗争中．根据地教育不断发展和成熟起来。

根据地教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确教育性质的前提下，结合不同时期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制定了不同的方针政策，并就如何解决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普通教育以及处理几种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实践，既为前线培养了一支足敷应用的干部队伍，也使根据地民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得到极大提高，还创造了儿童青少年普及教育的崭新局面。在如何快速优质地培养干部、如何扫除成年民众中的大量文盲、如何筹措教育经费兴办中小学校、如何按照人民实际生产生活需要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众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奠定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理论基础。根据地教育既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积极地推动了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风气、社会风俗的改变，催化着新中国教育的诞生。

第四篇：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3版)重点总结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3版）重点总结

第1章 原始时期的教育

原始时期的教育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原始人群阶段，人类的教育刚产生，仅是不成熟的雏形；二是氏族公社阶段，教育得到发展，它的特点较为显著，能体现原始社会教育的本质。氏族公社末期，在教育上出现了阶级差别，将向阶级社会的教育过渡。原始社会的教育以氏族公社阶段的教育为代表，其特点如下：

第一，教育目的一致，教育权利平等。氏族公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公社成员为了适应社会生活和集体生产劳动的需要，为了身心发展的需要，接受教育训练。集体的社会性的教育活动是为了培养合格的氏族成员，人人都具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第二，以生活经验为教育内容，包容多种方面。原始社会所积累的经验知识虽然有限，但所学习的知识经验是多方面的，不仅要学习制造生产工具的经验，还要学习公共生活的规范，接受原始的艺术教育和原始的宗教教育。这些是参加氏族社会生活所不可少的。

第三，教育活动在生产生活中进行。教育活动与社会生产劳动、社会生活融为一体，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受什么样的生活教育。教育是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进行的，直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

第四，教育的手段局限于言传身教。有声语言作为氏族成员之间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也成为进行教育的重要手段。凡是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授，公共生活规范的培养，都是利用口耳相传，并结合实际动作的示范和模仿。当时还没有比言传身教更为有效的教育手段。

第五，男女教育有区别，根源在于分工。由于男女生理、体质的差异，故有男女分工。男女所从事的社会劳动不同，所接受的教育也有区别。男的劳动侧重于狩猎、农耕、放牧；女的劳动侧重于采集、种植、家务、纺织。男女分别劳动，为适应这种需要，也分别进行教育。

第六，教育还没有专门的场所和专职人员。由于教育还没有从生产和生活中分化出来，多数的教育活动是分散进行的，随时随地开展教育性活动。负责教育的是有生产生活经验的长者，长者为师，对年青人进行知识经验的传授，但他们还不是从事教育的专职人员。

到了氏族公社的末期，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教育发生重要的变化，出现了学校萌芽，旧的特点趋于消失，新的特点正在产生。原始社会的教育；不可避免地向阶级社会的教育方向转变。

第2章 夏、商、西周与春秋时期的教育

中国奴隶制社会开始于夏朝。社会的阶级分化，是造成教育发生分化的直接原因。原始社会那种民主平等的教育发生了质的变化，学校由国家来组织和管理，少数贵族才有享受学校教育的特权，其目的是培养、训练居于奴隶之上的统治者。多数从事体力劳动的民众被排除在学校之外，只能在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中接受生活教育和统治者施行的教化。

奴隶社会的教育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的兴衰过程。夏代是奴隶社会教育形成的时期，商代时得到进一步发展，至西周则达到鼎盛阶段，到春秋时代就渐趋没落。商对夏的教育制度有所继承和发展，周对商的教育制度又有所继承和发展，西周教育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且具有特色的典型代表。

奴隶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决定了当时只有官学而没有私学，官学机构与政治机构联系在一起，没有分离独立，历史上称这种现象为“学在官府”。西周按行政管理系统，分设国学与乡学，不同等级学校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按贵族子弟不同年龄阶段，分设小学、大学，教育内容有习小艺与习大艺之别，而其要求是先后贯通的。西周贵族教育制度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西周教育的特征和标志就是六艺教育。“六艺”既是教育内容的总称，也是一个时代文化精华的集中反映。它既强调道德精神，也强调刚健体格；既重视文事，也重视武各，包容有德、智、体、美多方面的教育因素，形成一种教育传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夏、商、西周三朝教育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是教育理论产生的基础；阶级统治和社会变革的需要，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动力。当时，杰出的政治家为了治国育材的需要，先后提出一些教育思想观点，指导官学的教育实践。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大变革。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需要教育理论有重大发展。孔丘教育思想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他继承了以往教育思想遗产、六艺教育传统，他还具有《诗》、《书》、《礼》、《乐》的文化素养和私学教育实践经验。这些主客观条件，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儒家教育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他留下的丰富的教育思想遗产，成为2000多年中国封建教育思想的渊源。一些经过历史检验符合教育规律的思想，仍然对现代的教育工作者有所启迪。

第3章 战国时期的教育

战国时代的教育是对春秋时期教育的延续与超越。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机构，私学产生于春秋，兴盛在战国。战国私学之盛不只表现为数量，更表现为质量。以私学为据点形成和发展了一些著名学派，人才辈出。各家私学面貌各异，既有教育实践，也有理论造诣，还出现了稷下学宫这样独特的传授形式。私学独擅一时之风流，承担起培养造就人才、传递发展文化的历史使命。战国私学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垂范后世。

战国时代的教育思想也显得活跃异常。诸子各因其政治立场、生活条件、实践程度、知识结构、认识水平和思想方法的不同，而对教育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展开争鸣。家与家、派与派之间，既有对立交锋，又有吸取补充，也有融合统一。如墨家的“素丝说”，孟轲的“性善论”，荀况的“性恶论”，虽各持己见，但都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肯定教育。法家则贱视人的尊严，抛弃教育与感化。对于人类文化知识遗产，墨家致力于创造，因而有了独具特色的教育内容；儒家着意于继承．因而热衷于古代文献的学习与传播。在儒家中．又有着重于内心领悟的孟轲与倾向于知识积累的荀况的不同；道家对人类文明表现了怀疑、悲观乃至对立的情绪，意欲回归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从保守的方面否定人类文化；法家轻视文化传统、采取割断历史的做法，是从激进的方面否定人类文化。对于个人的完善，墨家的“兼士”自励甚严，学习过程就是实践过程；儒家的“君子”则是“劳心者”，无论是孟轲的“大丈夫”，还是苟况的“大儒”，都留意于个人的修身与求知，因而对修养与治学深有心得。这些表现了战国时代教育理论思维的矛盾运动和发展水平，使这一时代的教育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包容度，形成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

第4章 秦汉时期的教育

秦汉是我国统一的封建国家确立与初步发展时期。统治集团在制定适合中央集权的文教政策过程中，经历了由秦朝的法治教育向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德治教育的转变。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的建议被采纳之后，尊儒、教育、选士三者之间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此，汉朝太学、地方官学、私学等各类学校相继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儒家经籍为基本教学内容的学校教育系统。加上选士制度的激励，对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和培养援儒饰法的治国人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朝教育不仅确立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中的独尊地位，同时也在教育制度、设施、内容、形式等各个方面为后来整个封建时代的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央太学和地方官学的设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办学校制度提供了基本框架。私学中的书馆和经馆不仅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私人讲学传统的继承，实际上也是后来私塾、书院的历史渊源。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在汉朝已初步形成，如教育的政治伦理化、养士与选士的紧密结合，以及儒学对各学科教育的支配性影响等，在汉朝教育中已初见端倪，有的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5章 魏晋商北朝时期的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事业总体上呈时兴时废、似断又续的衰落景况，但仍有许多值得后世承继的教育特色和教育成就。

儒学教育依然是各王朝官学制度的首选。北朝儒学教育更多地承袭了汉代经学教育的传统，而魏晋、南朝则是从重今文经学教育转向重古文经学教育，并最终破除二者之间的藩篱。

学校体制多样化，专科教育得到发展。设立了律学、书学、算学、文学、医学等实用学科的学校，丰富了封建教育制度的内容，也拓展了教育的职能，使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地方教育制度正式确立。北魏时期不仅普遍设置州郡学，而且建立了州郡学校教育制度。这是我国正式实行地方学校教育制度的开始。

私学得到发展，并成为教育的台柱。私学多为名师大儒开办，不仅质量与规模超过官学，而且分布面更广，类型多样化。

家庭教育得到重视。士族十分重视家族教育，并以家学为专业，出现了许多儒学世家。家训、家诫等有关家教的著述也大量出现。

落后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起步与发展。随着人口大迁移，文化教育也南迁西移，促进了文教事业在落后区域的传播与发展。

少数民族教育兴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重视儒学教育，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事业，这些措施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准，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封建化进程，促使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形成共同的文化、思想。

教育思想多元化。各种思想纷争、交合，形成了教育思想的繁荣，同时冲击了传统的教育思想。崇尚自然的玄学教育思潮，注重对人生内在真实价值的发现、把握和追求，关注个性的自由发展，标志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儒学教育发生变化，在学风方面，推崇简洁明理、博采众家之长；在教育目标方面，倡导“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的培养。这些教育思想多为后世所继承。

纵观魏晋南北朝教育事业兴衰，可以取得一些历史经验：首先，社会安定是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前提；其次，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再次，教育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允许办学形式多样化，允许不同的教育思想之间的学术争鸣。

第6章 隋唐时期的教育

隋唐是封建社会发展达到鼎盛时期。隋重新统一了国家，唐前期百余年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的恢复与繁荣，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由于统治者采取了较为开明的崇儒兴学的政策，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学校教育事业的繁荣。同时，佛教和道教的兴盛，使不同形态的文化得以交流融合，推动了多元文教事业的发展。

科举考试选士制度产生于隋，而发展于唐。统治者把选士制度和育士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科举考试制度成为操纵学校教育发展的杠杆。学校失去独立性，变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对以后学校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隋朝创立一些新的教育制度，唐朝加以继承和发展，学校教育的发展超过以前任何一个皇朝而达到新的高度。官学和私学并举，以官学为主干，私学为补充；按地方行政区，建立州学、县学的学校网；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联系，向中央宫学选送生员；以儒家经典与历史文学为教育内容的传统经学和以应用知识为教育内容的专科性学校并立；专设的学校与附设于事务部门的学校并行，构成适应国家需要的教育体系。学校内部管理，也加以完善。入学制度、学礼制度、教学制度、考核制度、惩罚制度、休假制度等都以法制化的方式，组成一套管理制度。隋唐先进的教育制度，成为东方邻国学习的对象，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教育思想方面，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佛、道、儒三教为扩大社会影响、提高政治地位开展激烈的竞争，教育思想的发展出现多元化的局面，在斗争过程中交互影响与吸收，又形成新的融合儒、佛、道的教育思想。这些都为以后的宋明理学教育思想开辟了道路。

第7章 宋辽金元时期的教育

宋辽金元时期的教育在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等影响下，在吸取前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宋朝统治者确立了“兴文教”的政策，尊孔崇儒，提倡佛道；重视科举，重用士人。通过三次兴学，在中央和地方建立起了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辽、金、元统治者在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的同时，在中央和地方设立民族学校，促进了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已经确立。它不仅在数量上得到很大发展，而且还形成了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代表的书院教育理论，并对于当时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宋辽金元时期的蒙学也得到较大发展，在教育内容、方法以及教材编写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这个时期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和活跃，不仅在理学教育思想内部有各种不同的派别，而且还有与理学教育思想异趣的“新学”教育思想和事功学派的教育思想，涌现出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述教育问题，发表不同的看法，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宝库，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8章 明朝的教育

明朝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是对唐宋以来教育的继承和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明初统治者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把教育置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地位，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事业，使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得到空前规模的发展，在全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教育网络，并创造出许多成功的经验。与此同时，明朝统治者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实行文化专制管理，并且重视科举制度，使学校进一步成为科举的附庸。与重视官学和科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明初统治者对于书院则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而且由于受到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影响，书院的发展道路极不平坦，经历了明初沉寂、中叶以后勃兴、又遭受四次禁毁的曲折过程。不过，明朝的东林书院颇有特色，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程朱理学是明朝占统治地位的教育理论。但是，明中叶以后，王守仁创立的“心学”教育理论以反传统教育的姿态出现，风行了100多年，曾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9章 清初至鸦片战争前的教育

从清朝立国至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教育已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末期，同时也孕育着近代教育的某些萌芽。因此，这个时期的教育有它自己的特点。清朝统治者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在立国之初便制定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他们崇尚儒家经术，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以此作为巩固统治的精神支柱和办学的指导思想。在中央和地方，广泛设立各类学校。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学校教育得到恢复和较大的发展，至乾隆年间达到全盛。在积极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清朝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制订种种学规，加强对学校的管理与控制，并对士人实行笼络利诱和高压手段，进行严厉钳制和镇压，屡兴文字狱，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清朝的书院经历了顺治年间沉寂、康熙年间复苏、雍正十一年以后勃兴的发展过程。其数量之多，远过前代，而且遍及一些边远省份。在政府的控制下，书院官学化现象日趋严重，绝大部分书院都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不过，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两所著名的书院独具特色，对于清朝文化学术的发展以及人才的培养，都起了重要作用。

清朝的教育思想，最值得注意的是实学教育思潮，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站在时代的高度，抨击传统教育，尤其是宋明理学教育，揭露科举考试制度的危害，主张“公其非是于学校”，要求培养“实才实德之士”，重视学习包括自然科技知识、军事知识和技能在内的经世致用之学，强调“学贵实行”、“学贵适用”、“习行”等联系实际的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实学教育思潮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向近代教育理论发展的中间环节，不仅在当时使人耳目一新，而且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也产生过积极的启蒙作用。

第10章 中国教育的近代转折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华民族一段屈辱抗争的历史，也揭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序幕。面对国门被强迫打开后变化的形势，封建传统教育已再难发挥其维护中国社会生存发展的作用，开始了艰难的改革历程，逐渐由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封闭型向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开放型转变。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虽尚未实际启动，但近代教育发生发展的条件已初步形成。其一，封建传统教育面临严峻挑战并受到强烈冲击。传统教育的危机首先来自国家民族的危机，鸦片战争的失败结局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暴露了中西文化差距的严酷事实，预示中国封建传统教育必然要面临和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同时，封建传统教育还受到来自以太平天国为主体的农民革命的冲击，对儒学独尊地位的否定，对普及平等教育的向往。这些都蕴含近代教育的因素，足以启发来者。其二，要求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革、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开始萌芽并得到发展。在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就曾经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包括传统教育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以魏源为代表的一些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起了思想先导的作用。此后一种欲求变革、对外开放的思想得到不断发展，汇聚成一股涌动不止的思潮。

鸦片战争后，凭借不平等条约强行设立的教会学校，在封建传统教育主体中契入了资本主义教育的因素，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以学校形式传播西学的组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有较大的发展。虽然教会学校的根本目的是进行宗教和文化扩张，但它所传授的外语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以及所采取的近代教育形式，还是有利于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的。

18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为适应洋务事业发展的需要，在洋务派的倡导和推动下，从1862年设立京师同文馆开始，在30余年的时间里，举办了外国语、军事、技术实业等类型的洋务学堂约30所。与此同时，洋务派组织实施了几次较大规模的留学教育计划，向海外派遣了约200名留学生。他们有机会亲身体验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环境和社会生活。部分人完成了系统的近代高等教育，其中不少人成为清末民初活跃在科技、实业、外交、军事弄口文化传播等领域的风云人物。

洋务教育活动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导思想的制约，处在封建传统为主体的文化教育环境中，其成效有限。但是，洋务教育实际启动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过渡的进程，将魏源等人“师夷长技”的思想付诸实践，冲击了传统封建教育体制，传播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和教育观念。

第11章 维新运动到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

深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到一起，集结在变法救亡的旗帜下，直接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开展。维新运动中，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比较具体地提出了改革科举、系统学习西学、建立新式学校制度、发展女子教育、普及全民教育的设想，隐约地勾画出中国近代教育的轮廓。这些设想部分地体现在“百日维新”颁布的教育改革措施中。同时，对西方的教育思想学说有了初步的介绍，严复从比较角度对中西文化教育特点进行总结概括，提出以发展德、智、体三种基本要素的教育目标模式，开辟了教育理论探索的新境界。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逆转。1900年后，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新政教育改革最终导致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解体，近代教育在形态上得以确立，主要表现为：结束了延续l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依照西方近代三级教育模式，首次建立了规范全国的学制系统；提出了普及全民教育的设想；设置了与近代教育相匹配的各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新式学堂的数量迅速增加；学校教学内容中“西学”在数量上开始占主导地位；形成了规模空前的留学教育高潮；随着西方近代教育观念的大量引入，也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同时也应看到，传统封建教育在形式上虽已崩溃，但其精神仍然寄生于新的教育形式之中，如较大比重的经学教育内容、教育管理的专制性、注重读书与背诵的教学方法等等。这都说明要在较深层次上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造，路程还很漫长。

新政教育改革牵动着整个社会。科举废除后，士人在失去安身立命依靠的同时，对王朝的依附心理也有所解脱。科学和民权文化的广泛传播，严重地动摇了神权和君权的地位。以新式学堂师生和留学生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也不可能完全拘守清王朝为他们划定的“中体西用”的界限。这些都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教育阵地开展革命教育、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力量、培养革命骨干提供了现实条件。

第12章 民国成立初期的教育

中华民国的成立，奠定了教育民主化改革的政治基础，开辟了中国资产阶级教育发展的新时代。

南京临时政府组建的教育部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基本维持了政体变更阶段教育的正常进行。并广招人才，各尽所长，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学制方案和各级学校法令规程的草拟工作。筹备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民国教育方针，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制度体系，完成了资产阶级依法改革封建教育‘的法定程序。他们还成立了专门的“社会教育司”，将社会教育纳入教育部的管辖范围。这表明资产阶级对近代教育的平民化和开放性特征的深刻理解。

《壬子癸丑学制》以法定形式集中表达了资产阶级改革教育的构想。根据民主共和的精神，清除了清末学制中的封建专制性因素，缩短了学制年限，不再限制女子进入各级学校接受教育，取消读经科目等。同时也继承了清末学制的三级模式，发展义务教育，重视实业教育的合理因素。

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封建势力的根深蒂固以及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民国初期民主政治建设经历了巨大反复，导致严重的封建教育回潮现象。但这终究阻挡不住教育朝近代化和民主化方向发展，继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教育改革增添了新的动力。

蔡元培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改革封建教育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为民国教育定向。他亲自主持并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学制。他在北大树起“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旗，冲破重重阻力，多年苦心经营，终将北京大学改造成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

第13章 新文化运动时期和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

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时期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条件；由文学革命引发的思想解放潮流，为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思想养料。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领域里兴起了反思和改革封建传统教育，学习和引进西方近代教育，倡导和建设民主、科学、实用的中国新教育的热潮，教育思想空前活跃。“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现代教育思想被大量介绍到中国，与国内教育改革的思考和探索相结合，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以救国图强为追求，形成各种各样的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当时中国的教育认识和实践水平，推动了中国教育的前进步伐，创造了中国教育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在这一阶段，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与专制统治相表里的中国传统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清算，中国的教育家和学者探索教育的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中国教育也前所未有地开始融入世界性的教育发展潮流中。这不仅使教育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教育教学改革也屡有尝试和创新，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繁荣发展时期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尤应指出的是，在后一阶段，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发，中国共产党诞生，新民主主义教育萌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教育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视教育为革命斗争的有效工具，领导和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专制政治和封建教育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探索和创造了能使工农劳苦大众获得教育和教育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有效形式。“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教育被赋予了独特的内涵。共产党人的早期教育实践为其此后漫长的革命斗争和教育建设道路，作了有重要意义的精神和物质准备。

正是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时期的种种教育探索和举措，标志着中国教育的现代转换，并初步形成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本格局。

第14章 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教育发展的成熟期。20世纪中国的教育曾在20年代初到1937年间的15年时间里。达到第一个发展的鼎盛时期，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就学校教育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种学校教育的规制渐趋完备。据不完全统计，自1912年到1949年，正式公布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法令、规程有1500个之多，其中大量是在国民政府时期颁布的，这表明通过教育立法保障、发展和规范办学、兴教的用意。因此，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与质量较之清末、北洋政府时期大大提高了。学校教育的制度日趋完备，观念日趋现代，内涵日趋丰富，方法手段日趋多样，走上了现代学校和教育的发展道路。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还是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

就教育思想和理论而言，也是一个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由于政府重视教育，提倡教育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教育理论的探讨，尤其是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出于提高民族科学、文化、教育水平，以使祖国振兴的强烈愿望；出于不同的立场，依据不同的理念，采取不同的方法，苦心孤诣，探索、寻觅改造中国教育、改良中国社会之路，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教育理论，使中国的教育理论整体上从简单模仿进入自我创造、初步民族化的阶段。教育理论的探索涉及教育的所有领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财富。

第15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教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先后经历了萌芽、形成和成熟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开始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提出了体现新民主主义教育精神的教育纲领，并积极开展工人教育、农民教育和干部教育，新民主主义教育由此萌芽；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根据地通过革命政权，制定了苏区教育的总方针，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有了最初的明确表述。同时，干部教育取得很大发展，群众（成人和儿童）教育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新民主主义教育初步形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无论干部教育还是群众教育的规模与质量，都大大发展．形成了完整的根据地教育体系和一整套教育经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也得到系统的理论概括，新民主主义教育臻于成熟。

根据地的教育是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这种曲折既是由于缺乏从事一种全新教育的实践经验，也是由于受外界影响。苏区时期，曾不恰当地提出过实施“共产主义教育”的方针和普及完全的十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错误教育思想才未写入教育方针，造成更大危害；陕甘宁边区时期，曾一度出现在“提高质量”、“整齐划一”口号下，照搬国统区学制、课程的教条主义和旧型“正规化”错误，因脱离根据地实际而给教育造成损失。由于整风运动和整学运动的及时纠正，才确立了适应根据地实际需要的教育方针政策，带来教育发展的兴盛局面；当解放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也曾一度出现“左”倾问题，致使一些学校停办、教师受冲击。后经重新认识即将实现的教育工作重心的转移，需要更广泛地团结各种教育力量，方使教育再回到正轨上来。根据地教育领域里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思想和路线之争，在论辩和斗争中．根据地教育不断发展和成熟起来。

根据地教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确教育性质的前提下，结合不同时期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制定了不同的方针政策，并就如何解决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普通教育以及处理几种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实践，既为前线培养了一支足敷应用的干部队伍，也使根据地民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得到极大提高，还创造了儿童青少年普及教育的崭新局面。在如何快速优质地培养干部、如何扫除成年民众中的大量文盲、如何筹措教育经费兴办中小学校、如何按照人民实际生产生活需要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众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奠定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理论基础。根据地教育既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积极地推动了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风气、社会风俗的改变，催化着新中国教育的诞生。

第五篇：中国教育史

经济高飞 文化崩溃

——我的祖国 你的价值何在摘要：面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2011年GDP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二位，然突飞经济泡影的背后，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念面临崩溃，传统文化于海外遍地开花，而我们自己却迷失。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是不是应该重新被我们所认识。所重视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经济 崩溃 传统文化 现实价值 深思

近些年来，孔子学院于世界各地开花，尊孔尚孔思想正悄悄席卷现代教育体系，国学已越来越被人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似要复昔日之辉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日新月异，中西交往频繁增加。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影响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在文化层面上体现的尤为严重。西方社会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及时行乐主义和贪污腐化之风正蚕食着中国的本位思想，动摇中国人的正统价值观念。和平演变的思想和中国“走出去”“引进来”的政策主张正不断地摧毁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西方的糟粕竟被我们这代人糊涂的奉若新潮，然究其背后，我们惊奇的发现属于我们灿烂文明中孕育的道德体系正被我们所遗弃而与此同时却被其他民族所借鉴。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志必须是由一群文明的人类所组建。一个发达的社会必须是建立在高素质人群基础之上。中国政府实行的改革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能只看政策的第一步骤，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中国人民脱贫致富，人们说政治改革的成败才是决定整体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然而我认为不论是经济亦或是政治的改革都仅局限于纯物质层面，真正衡量一个国家进步的标志是要看这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如何，而展现其的重要形式就是文化。文化是凝聚一个民族精神、风貌、气质的透视镜。他有其自身特点，具有独一无二性。

中国传统教育源远流长，从西周的“六艺教育”说起，它既注重思想道德的培养，又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授；既注重传统文化，又注重实用技能；既重军事，又重武备；既重礼仪规范，又重内心情感修养。六艺教育深切体现出教育的根本目的，即注重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与今天国家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思想正相符。一个社会是由许许多多的个体组成，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和谐发展，那么这个社会也将是和谐的。

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不提一个人，那就是孔子。儒家思想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当然其中不乏一些愚民愚忠思想，但就其在教育层面上而言，其中有许多仍可为今天所借鉴的精华。例如：孔子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行并重等等无不为今天教育中应当被审慎重视的问题。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不但可以更大限度的促进教育公平，更为拉近贫富差距，缩小地区差异，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起不可小视的作用，而最终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因材施教，不仅兼顾了学生的个性发展，更会为国家选拔出具有独特优势的专门性人才。启发诱导与学思行并重的教学理念，可以更好的激发出学生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为我国能够顺利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契机。

北宋王安石所创的“三舍法”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的考核形式，将平时考试与升舍考试成绩结合，建立起层层淘汰制度形成激励机制，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进取心，提高了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质量。而今天我们的基础教育，一切为了考试，一切为了成绩的思想，不仅束缚了孩子的个性发展，更扼杀了他们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没有自由，没有权利，没有素质，没有修养，一切为了学习，一切为了自己。我们的教育培养出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是一群只认书本，不懂生活，不重感情的高分低能不合格人罢了。

还有，南宋时期书院发展迅速，书院不但是教育机构，更成为重要的学术交流机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相互促进。书院允许不同学派学者莅临讲学，重视学术交流，开展论辩，努力

使书院成为一个地区的教育和学术活动中心，人们畅所欲言，针砭时弊，关心国家大事，为政治献言献策。书院讲学时可自由听讲，不受地域限制，教学以学生个人读书专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发展学生学习兴趣。书院中师生关系密切，比较融洽，感情相当深厚，师生之间质疑问难，学友之间互相交流。学术之风甚浓。而今天的高校教育，万马齐喑，闭门授课，不重学术交流，仅流于形式，各高校之间缺乏交流。是整个高等教育处于死气沈沈的状态。

人们都说中国的教育是只教读书，不教做人；只教知识，不教方法。一考定终身使许多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教育公平令人忧心。

中国是一个具有注重家庭教育的国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教育始终受到历代统治者及社会大众的重视。形成了中华文化特有的家庭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今天，这些积极的家庭教育价值取向在蕴涵了中华文化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带给我们有益的启示。处世做人,以德为本的重德主义价值取向。中华民族是注重道德修养的民族，家庭教育的内容可以是诸多方面的，如德智体美劳等，古代人们认为在这些教育中，道德教育为首要的根本的教育。中国人的所谓处世，首先是要“做人”，故“为人处世”不可分割。“做人”即是立身处世。而“做人”的要义在于，人的行为必须合乎“人”应该具有的道德规范，做人就是以道德律己，以道德待人。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于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陆九渊说；不识一字，也要堂堂做一个人。这些都是讲做人贵在有德的道理。这个道理不仅为历代文化精英们所再三强调，而且为普通的中国人所认同，好好做人的意识因而深入中国人的血脉。对为人“缺德”的评判，是中国社会社会生活中甚为严厉的谴责。家庭教育的目标首先是教育自己的子女如何做人，也就是如何处事、行事和立身的“为人”之事，成为社会的一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的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而且家庭教育十分注重道德教育极其道德修养从小抓起，成人之后方能自然地实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当前，家庭教育中存在的过分注重智育而轻视德育的现象是错误的，背离了家庭教育的根本。社会上许多事情和现象暴露了当前家庭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是重爱轻教,，重智育轻德育，重分数轻做人的家庭教育的直接结果。家长应当明白，不仅要关心子女的学习成绩、身体健康,而且要关心子女的思想品德，将子女如何做人摆在家庭教育目标的首位。学校教育不能解决一切道德问题。德育为本，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家庭教育的一个普遍规律，古今皆然。家国结合,社稷为重的爱国主义价值取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国家之务为己任”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美德。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仁以为己任”“仁”，就是他的责任，即是对家庭也是对社会责任。

今天的家庭教育同样也需要继承这种爱国精神。了解国史，熟知国情，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深厚的爱国情感，把个体的人生理想和民族的共同理想联系起来，在为祖国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实现自身的价值。

诚信做人,重义轻利的非功利主义价值取向。诚实守信是人伦道德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中国古代教育家和思想家十分重视诚信在家庭教育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信任作为一种美德被提倡和宣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因而以此来要求后代的言行，培养子女诚信的品德也就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任务，形成了中华民族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我国传统处世之道的尚德倾向，不仅表现为突出“做人”之德，而且在于强调人际交往的道德性，主张人际之间不仅是以诚相见，而且应当是“正其义不谋其利，谋其道而不计其功。”中国古代众多思想家还进一步主张在人和人的相处中要“见利争让，闻义争为。”战国时田稷母家训有“非义之念，不萌于心。非礼之利，不入于家”的名句。这种非功利主义的教育价值观，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价值观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渗透到家庭教

育中。尊老爱幼，家和睦邻的的仁爱主义价值取向和勤奋节俭，自强不息的人生价值在当今社会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对民族整体素质的提升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是一个民族能否得以振兴的重要保障。

中国发展了，中国经济腾飞了，然而最终决定中华民族能否腾飞的关键则始终在于我们的根，在于我们能否真正利用我们民族的优势。我们期盼着经济可以腾飞，文化可以腾飞，我们的祖国可以腾飞。我的祖国，在你取得今天不易成果之时，请不要抛弃我们的传统文化，因为他们直至今日仍存在巨大的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