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

第一篇：迈向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

迈向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

——二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发展进步，必须有自己的战略目标。善于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具有感召力的目标，并团结带领广大人民为之奋斗，这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时代要求与战略全局出发，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准确把握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是全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和突出亮点。文化建设是一个逐步积累、持续发展的过程，需要把远景规划和阶段性目标结合起来。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也有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六中全会擘画的文化改革发展蓝图，既顺应时代潮流又体现人民愿望、既符合实际又催人奋进，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对肩负历史使命的责任担当，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是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历史性文献。就长远目标而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发扬光大？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频繁，国家文化软实力如何在激烈竞争中不断增强？作为我国现代化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文化建设如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支撑？正是为了回应这些挑战，六中全会提出“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远景奋斗目标，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相匹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相衔接，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推动力。

从阶段性目标来看，我国的文化改革发展正处于这样的历史方位：一方面，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文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束缚文化生产力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文化在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就此而言，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是丰富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无论是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是构建文化产业大格局，无论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还是壮大文化繁荣发展的人才队伍，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阶段性奋斗目标，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具有很强的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必将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今天，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蓝图已经绘就，迎着中华文化繁荣复兴的美好前景，最大程度地焕发投身文化建设的创造热情，最大程度地凝聚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强大力量，我们就一定能在21世纪人类文明的殿堂中，书写中华文明的壮丽史诗。

第二篇：中国如何迈向文化强国

一

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全球意义上的强国，这体现在它们具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能够强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在跨区域甚至世界范围内显示自己的影响，并且能够率先提出和实践全球性的议题。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富有创造性和远见卓识的大战略。这个大战略是体现国家使命和人类福祉、历史规定性和主动创造性相统一的愿景、制度、路径和步骤的总和，是历史视野、科学头脑、实践理性、操作智慧的高度融合，也就是大国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文化实力的精髓。在阔步走向世界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庄严承诺：中国迈向世界强国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与历史上凭借工业、科技和军事优势，建立跨区域乃至全球霸权，从而获得巨额资源和财富的罗马帝国、大英帝国等强国发展道路都不相同，也与源于基督教、希腊—罗马文明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主流理念不同。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既突出自主的改革与创新，又强调各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既传承5000年中华文明所积淀的深刻智慧，又吸取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教训。其伟大战略意义在于，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大国的整体和平发展，可以不同于传统西方大国的发展模式，可以超越传统的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差异。因此，中国的大国发展之路，就需要有更坚定的文化自觉性，更强大的文化感染力，这样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认同，才能为全人类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发展，决胜于文化自觉，决定于文化实力。

二

今天，当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时，我国新一代领导人顺应时势，提出了振奋人心的“中国梦”。可以说，这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文化自信。中国梦根植于全体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是在追求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进程中形成的，它能凝聚每一个公民的理想、智慧和创造，并且让它们充分涌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梦这一概念便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软实力。

当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还远未完成。我国自2010年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没有塑造出为全世界所公认的强国形象。澳大利亚报纸曾经对我国的未来发展提出过三个疑问：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精英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来留学？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更多地看中国电影、听中国音乐、读中国书籍？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选购产品时，更多地选择中国品牌？这三个问题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发人深省。的确，当全人类面对着一系列政治、经济、生态方面的巨大挑战时，当代中国所创造的文化内容还无法在科技与创新、战争与和平、全球治理、金融危机、宗教冲突、生态平衡等全球性主题上，给本国和世界以强大的引领，还做不到为全人类特别是青年一代提供走向未来的思想制高点和人生的理想之光。而这正是我们需要为之长期奋斗的艰巨任务。

三

从建设文化强国的角度看，国家整体文化实力是一种基于核心价值观念并通过文化创造、文化生产、文化贸易、文化服务而实现的感召力、吸引力、影响力体系。要构建这样一个复合型的动态系统，必须形成强大的共同价值观、澎湃的文化创造力、广泛的文化辐射力和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国家对整个文化体系的战略设计、总体动员和管理能力。

环顾全球、反观自身，增强我国整体文化实力还有一系列薄弱环节亟待突破。以国产电视动画片为例，已由1990年的4000多分钟猛增至2012年的22.29万分钟，然而，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精品力作却寥寥无几。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断言：“中国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有强烈的自豪感，其根源并不在于近代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历，而在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所拥有的悠久历史。”但遗憾的是，中华文明的丰厚遗产还远未转化成当代的文化精品。一组数据很能说明我们面临的问题：我国缺少以10种以上语言在全球发行1亿册以上的单部文学作品；缺少在全球票房超过3亿美元的电影和动画；缺少连续演出超过10年的优秀演出剧目；缺少在全球具有偶像意义的音乐、电影和演艺明星。全球具有标志性的20多个文化奖项和文化评选，如诺贝尔奖、普利策奖、艾美奖、奥斯卡奖、金球奖、普利兹克建筑奖等，我国所占的比重很少，与世界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党的十八大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我以为，这正是夯实我国文化整体实力的战略重点。文化强国的重要标志是创新力，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文化创新力是全球公认的文化硬通货，具有全球权威的影视、音乐、新闻、游戏、视觉艺术、工业、时尚、建筑设计等奖项，都以创新和创意作为首要标准。而激发全民的文化创造活力，必须在一个宽松自由、和谐开放、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保护知识产权的环境下才能实现，必须在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基础设施和充足投入的交汇融通中才能形成，必须有工商、科

技、金融、教育、贸易等领域的制度协同创新和要素优化组合。因此，为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我国必须以文化体制的改革和文化机制的创新为突破口，紧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潮流，结合各地的区域发展战略，不断探索更加有利于文化创新的政策、路径和方法，进一步释放全民族文化创造力的“红利”。如此，中国迈向文化强国就会大有希望。

（作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增强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研究”首席专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第三篇：文化强国战略

2011-2012年第二学期《形势与政策》科目考查卷

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 班级： 11－2班 任课教师：张忠江

姓名： 学号： 成 绩：

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力量的集中反映，作为物质力量的一种折射和体现，其战略地位已随着国际竞争重点的变化而进一步凸显，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和竞争也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文化日益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基础内容。一个国家拥有优势文化就能有效地运用各种资源，有效地组织起先进的生产关系，有效地推动技术和制度创新，能够更好地应对生存和发展的挑战。

六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鲜明地把文化强国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突出强调。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深入把握了国际竞争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大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大力推动文化发展，充分发挥文化对国家整体发展的引领作用。

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

当前我国的局面：⑴我国文化肌体的“亚健康”主要表现是：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对物质享受的崇拜，对倒退文化的赞赏；在思想领域充斥着二元对立、工具理性、机械论。⑵在当今世界，许多西方学者虽然在努力批判他们自己三百年来的文化传统，得出的结论逐渐接近中国文化的理念，但是由于不了解中华文化，所以还是在“隔山唱歌”。⑶放慢或忽略社区在文化建设与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对人的道德养成、培育良好习惯的功能，是很大的损失。⑷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摆设，不是只供学

者研究的对象，而是养成民族灵魂的最好营养。如果一种文化产品，只存在于博物馆中，一种文艺形式，只存在于舞台上，那么我们就可以 说，它们已经死亡了。⑸学界的交流可以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可以影响各自的决策者，下可以影响大众，而且是在文化的根本上产生影响。⑹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必然之势，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目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要 把这件事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加大力量。

如何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我认为 一是要提高全民族素质：①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大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力度，加大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使每一个适龄青少年都能接受良好教育。②要努力建设学习型社会，在全社会树立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的学习培训，使每个人都不断获得新知、增长才干，跟上时代前进步伐。③要在全体人民中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学习科学、相信科学、依靠科学的良好氛围，促进全民族科学 素质的提高。二是要培养大批优秀人才：大力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加大投入力度，重点培养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着力提高人的创新能力。三是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四要打好对外传播的“名片”： 要有战略设计，在政策建设的基础上，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世界交流的战略；把中华文化“走出去”作为重要任务。五加强文化交流与探讨：促进交流双方或多方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是解放生产力的有力的手段，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其意义极端重大 参考文献：

1《求是》（2011年10月18日）胡锦涛

2《漫谈“文化强国” 漫谈“文化强国”战略》 3《十七届六中全会内容》

第四篇：漫谈文化强国战略

漫谈文化强国战略：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必然之势

◎“文化强国”战略包含在国家整体战略之中，没有“文化强国”战略不可能有完整的、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的整体战略。

◎当前，我国文化肌体的“亚健康”主要表现是：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对物质享受的崇拜，对倒退文化的赞赏；在思想领域充斥着二元对立、工具理性、机械论。

◎在当今世界，许多西方学者虽然在努力批判他们自己三百年来的文化传统，得出的结论逐渐接近中国文化的理念，但是由于不了解中华文化，所以还是在“隔山唱歌”。

◎放慢或忽略社区在文化建设与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对人的道德养成、培育良好习惯的功能，是很大的损失。

◎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摆设，不是只供学者研究的对象，而是养成民族灵魂的最好营养。如果一种文化产品，只存在于博物馆中，一种文艺形式，只存在于舞台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们已经死亡了。

◎学界的交流可以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可以影响各自的决策者，下可以影响大众，而且是在文化的根本上产生影响。

◎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必然之势，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目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要把这件事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加大力量。

最近，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文化强国”战略和国家整体战略是相互依存的。“文化强国”战略包含在国家整体战略之中，没有“文化强国”战略不可能有完整的、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的整体战略。因为，有了钱只能称作“富”，只有在有钱的基础上又有了发达、丰富、先进的文化，才能说是“强”了。现在，我们只是达到了初步的富，还没有达到强，建设富强国家这篇“大文章”只做了一半，因此，需要制定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来完成“大文章”的另一半。

一、制定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既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未来的需要

现在，我们文化的状况(我这里说的是文化深层的状况)，实在让人担忧。进入近代以后，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对自己几千年文化传统研究得不深，更由于禁锢过久，面对西方强大的工业、武力，曾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文化一无是处，应该彻底抛弃，于是大口大口地吞食西方文化食品。但是，西方文化食品中，既有丰富的营养，也有过量的激素，食之过久，浸透了我们文化肌体的每个器官，造成了文化肌体的“亚健康”。其主要表现是：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对物质享受的崇拜，对倒退文化的赞赏；在思想领域充斥着二元对立、工具理性、机械论。现在，我们所遇到的种种社会、环境、心理问题，弥漫在各个领域的“三浮”现象(浮躁、浮夸、浮浅)，无不与这种激素在文化肌体里发生作用有着密切关系。这种“亚健康”的文化肌体，需要扶正祛邪，为此，必须下很大的力气，费很长的时间。

那么，当今世界上的情况又如何呢？现在，我们可以说：曾经给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西方文化已基本走到了尽头，它对解放人类思想、对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和推动力、它的再生机能，都已经枯竭，再也无法给人类做出新的贡献。人类未来的出路，在于各个民族和国家恢复被西方文化冲毁的自身传统，以多元文化交融代替一元独大。这一点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界许多学者的共识。还有许多西方学者虽然在努力批判他们自己三百年来的文化传统，而且得出的结论逐渐接近中国文化的理念，但是由于不了解中华文化，所以还是在“隔山唱歌”，虽与中国有所呼应，但并不真切，更没有联起手来。因此可以说，中国制定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既是我们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未来的需要。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确有促进世界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自身和谐的丰富内容，其体系之完整、论述之细密、人性之饱满，为世所罕见。但由于以前我们曾妄自菲薄，毁坏过重，因而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优秀内容不为国人和世界所知。今天，我们思考文化战略，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世界的视野、自信的胸怀、创新的胆略。

二、思考文化战略必须遵循文化发生、发展、壮大以及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的规律

我们应该和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文化长期战略？这似乎既不是我一时能够回答的，就学界来说，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我只想说，思考文化战略必须遵循文化发生、发展、壮大以及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的规律；必须对症下药，针对当前文化的状况和走势以及未来的可能性。我认为，认识当前文化的状况和走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有关文化发展规律的问题入手。

1、文化的长期性和坚韧性

文化的发生与人类的出现同时，因为有了文化，人类才成为人类。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孟子说：“人之与禽兽也，几希。饱食暖衣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他所说的“教”，就是教化、文化、人化——获得人之成为人的品质。

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中华民族的文化比中华民族的历史记载更悠久。从文化发展史来看，文字发生得较晚，即使最早的文献中有“口传历史”的内容，但实际的文化历史要比这些记载还要早得多，因为更早的传说已经不可得知了。所以，后人所有对文化最终之源的追寻，都是猜测多于证据，永远成不了“信史”。

文化的坚韧性决定了文化的长期性，而坚韧性则来源于文化，也就是人类生活的方式、内容、习惯以及风俗，它一旦形成，就成为人们(部落、部族、民族)生产、生活、相处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必然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任何外部力量都对之无可奈何。虽然在传承的过程中也必然有所丰富、变异、发展、衰落，但只要文化符合人们生产、生活、相处的需要，特别是如果形成了人们的信仰和哲学，而这种信仰和哲学又已经浸透在其它种种文化形式之中，就不会被颠覆。在人类古代四大文明中(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历尽沧桑而从未中断，原因就在于此。任何时代的文化都只能在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绝不可能突然种植出或移栽来一种全新的文化，原因也在于此。文化的培育是个长久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原因还是在此。

2、教育系统是维护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干

民族文化一代一代传承的方式、方法和渠道是多样的，但其主干则只有一个：教育。

从世界历史来看，人类在蒙昧时期，教育只限于部落、部族中的生活训练或长辈的教导；出现家庭后，则主要是父祖辈亲人的言传身教；一旦形成国家，一般都会出现学校性质的机构体系，对年轻人进行正规的系统教育。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国的学校几乎都是以传授道德、信仰以及书写、计算知识为主(韩愈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就是对这一阶段教育内容和性质所做的概括)，生产技能则主要是由长辈进行“现场教学”，手把手，口传心授；工业革命之后，传授知识和技能变为学校的主要职能，特别是在政教分离之后，西方学校不再主要承担培养伦理、信仰的职责，“纯知识”、“纯技能”成为其主要特征。

我国从1906年正式开始废除旧学，兴办“洋学堂”，但是中国人从来重视发挥学校在文化传承、道德培养中的作用，所以在洋学堂里也讲究“德、智、体”的培养，于是学校就成为传承文化的主要场所(在西方社会，虽然学校不承担对学生进行德化教育，但是宗教和社区发挥着极其巨大的教化功能，再加上媒体、影视等工具，补充了学校的不足)。

学校对人进行教育具有系统、综合与形成独特环境的优势，所以虽然家庭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但还是要“易子而教”，把孩子送到私学(如村塾、家塾或学校)和公学去学习。

所谓“系统”，即根据学生的年龄施以相应的教育，先重感性教育，渐重理性教育，由浅入深，自成体系。这一教育的核心就是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正常的公民，即社会所需要、所欢迎的人，也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所谓“综合”，即文理工法、音体美等课程和课余活动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全面、整体的教育。所谓独特的环境，即让受教育者进入一个小社会，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这是一个“自然人”、“家庭人”转变为一个“社会人”的准备；过群体生活就要接受群体生活规则的约束，这对于将来进入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训练；学校进行教学或其它活动，都会有相应的教具和设施，这是家庭难以具备的；另外，学校里独有的学习、思考、辩论、合作、欢乐的氛围，也在悄然地对受教育者的成长产生巨大影响。

教育的本质功能是留存、传承、创造文化的基地。毋庸讳言，我国教育的这一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说遭到过扭曲乃至摧残，这在教学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没有把学生和教师当作一个“人”来培养和提高，而是当作了机器——将来生产物质产品或从事某项业务的机器。机器只能生产，只有“人”——具备了优秀文化的“人”才能创造。如果学生在16年(从小学到大学本科)或24年(从幼儿园到博士)中成长为一个“全人”、一个可以进行创造的人、一个符合他所处的时代所需要的人，那时学校的本质功能就实现了。

3、社区文化+家庭文化的巨大渗透作用

在现代社会，我们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中不能忽视了家庭和社区对人的影响。广义的社区包括行业，例如学校、军营、企业等。这里所说的社区是狭义的，指农村的乡镇、城市的街道或居民小区。旧式的街道弄巷，左邻右舍相处多年甚至成为几代世交，彼此熟识；融洽的关系、共同的爱好、互助的风气，已经构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小区”，这对人的成长有着无形而巨大的影响。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和城镇化，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居住条件的质量，但也把固有的社区打散了；新的社区成了缺乏文化的聚居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能够从中获得文化营养的，“八小时之外”就只有家庭了。试想，现在当一家人要从这个小区的大楼中迁往另外一个小区的时候，还会像从小巷子里迁出时那样对邻居恋恋不舍吗？社区文化和人的关系，亦即社区文化与家庭日常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一个社区文化的形成，在自觉营造的前提下，也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放慢了或忽略了社区在文化建设与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对人的道德养成、培育良好习惯的功能，是很大的损失。

4、考察文化的状况

我认为，考察一种文化的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情况；二是学术研究的情况；三是百姓在认识上、实践上认同的程度。

文物，包括地上的和地下的文物遗存，当然传世文献也在其中。这些是传统文化的物化形式。虽然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但是现在地上的原有文物，基本恢复了过去的规模；新发掘的文物日益增多，保护得也很好，在文物的适当利用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经验。

学术研究，因为曾经停顿多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不仅落后于邻国如日、韩，即使和台湾地区比，也有相当差距。近二十年，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研究的范围、研究队伍的规模、经费支持的力度和成果的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虽然在有些领域和国外还有差距，但就总体而言正在接近国际水平。我设想，再给我们十年二十年，一定会整体达到国际水平。

百姓认同情况，实际是优秀传统文化内化程度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优秀传统文化生活化的反映，是自身文化强不强的最重要的反映。但这却是当前最让人忧心的一点。我想这似乎无需我来论证，人们可以举出生活中的无数实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探究和论证起来可以写若干本书。我只从一个学人的职责角度说，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摆设，不是只供学者研究的对象，而是养成民族灵魂的最好营养。如果一种文化产品，只存在于博物馆中，一种文艺形式，只存在于舞台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们已经死亡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传统文化只存在于学者的书斋里或研讨会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它已经死亡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纯学术化”是件极为可怕的事情。避免之道，就学者而言，能够并应该做的，就是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中小学校，走进城市社区，走进村村寨寨，做些传统文化“扫盲”的工作，唤醒实际还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文化基因；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为工人、农民、学生写些通俗的读物，并和文化创意工作者合作，把看似深奥的道理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用人人能懂的话语展现出来。话又说回来，普及、通俗化的工作并不好做——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唯有浅出，才能继续深入。

5、宗教的补充作用

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那么，如何看待宗教在当今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呢？

从宗教发展史来看，宗教几乎和人类同龄。宗教起源于人类对未知领域(人的自身和宇宙的奥妙、事物的不可预测)的恐惧和敬畏。当人自知是人而不是其他什么的时候，即自觉到自身存在的时候，生与死就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于是人类自己创造出了宗教，给上述问题以种种解答，目的是给自己以安慰、寄托和期望。

例如犹太教和由它直接地和间接地派生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信奉一个超灵验的、绝对的、创造了除其自己之外的一切的神，神要求人信仰它，按它的启示行善，忏悔自己的罪恶，死后就可以进入天国，回到神的身边，否则就要沦入地狱经受种种苦难。这样，宗教对其信众而言就具有了无比的神圣性和吸引力。

又如佛教，不重在说明宇宙的起源，所以佛经上常说“无始无终”，一再讲述“无始以来”的事。释迦牟尼不是神，而是古印度迦毗罗国净饭王的太子，名悉达多，生于迦毗罗城的岚毗尼园，母亲名摩耶，产后七天去世，太子由其姨妈波阇波提抚养。释迦牟尼出生在人间，成长在人间，求法于人间，悟道于人间，涅槃在人间，遗骨(舍利)留传在人间。所谓“佛”，即觉悟之义。悟什么？即参悟人生和宇宙的规律，把握正确对待生与死、己与他的态度和方法。在佛教看来，万事万物俱有因果，即“缘起论”，无无因之果，也无无果之因。由此要人们看透人生之苦的原因，把握消除苦的方法。可见，佛教是重视现世的，不同于完全寄托于彼岸的犹太教等。

不管是“神启”式的宗教，还是“觉者”教导的宗教，归根结蒂都是对人的关怀，只不过它们都“聚焦”于“终极关怀”，即对人生最大的事——生与死的思考和从苦中解脱，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对宇宙终极的关注，并给出本教本宗的答案。各个宗教的所有教义，几乎都是从这一点引申出来的。为了到达天国或解脱生老病死之苦，就需明了天人之理，需要行善，需要和平。

历史上，各种宗教在长期布道、发展、变革过程中，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积累了大量经典和历代智者对经典的解释，同时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文学、艺术、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以致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和心里。因而可以说，宗教是一种文化，是直接作用于人心的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就起源而论，没有宗教也就没有文化。中国也不例外。因而在弘扬、发展中华文化的时候，不能忽视宗教。

我国固有的宗教只有道教；佛教经过自汉至唐与中土文化的磨合，已经中国化了，也应该视为中国原有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短则数百年，长则上千年，也已经适应了中国的国情。因而中华文化中的包容、和合、尊祖敬宗、利己利他，以及仁、义、礼、智等观念已经不同程度地被外来宗教所吸收。而宗教的哲学思辨、对自然的敬畏、对死亡的相对淡定(包括薄葬)，也在融入中华文化。

但是，宗教从来具有两面性，即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面和不利于和谐的一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凡是盛世王朝，都是既充分发挥了宗教积极的一面，又制约和限制其消极的一面。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对宗教的种种误解和怀疑(其中有些则是宗教自身建设不足造成的)，影响了对宗教特质的深入研究，在制约它和使它发挥作用两方面都有加强的空间。如果我们能以史为鉴，总结、借鉴历史上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把宗教作为补充，对管理的方法做必要的调整，那么也必将有利于新文化的建设。总之，在考虑文化战略的时候，不能忘记了宗教这一领域。

6、文学艺术的优越性和局限性

当人们谈到文化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文学艺术。因为文学艺术能够形象地、生动地显现时代精神以及人们的愿望和对过往的记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因此，人们普遍喜爱文学艺术，需要文学艺术，因而文学艺术对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能起到很大作用。这就是它的优越之处。

但是，文学艺术也有其局限性。一是创作周期比较长，往往是回忆式的叙事。二是反映时代精神的方式是曲折的，它拒绝直白式的说教，所以对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知识、文化水平有较高的要求。虽然娱乐性的艺术常常能为一般大众所欢迎，但是如果创作者没有对生活和时代的深刻理解，没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就容易走到媚俗的路上去，不仅不能提高受众，反而会适得其反。三是成本相对于其它文化传播方式普遍较高，有时难免受到一些客观条件限制。

文学和艺术本属于人民大众，人民的生活和创造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也应为大众所享用，但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容易成为“小众文学和艺术”。如何尽量回避文学艺术的局限，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中逐步创造、丰富新文化，这是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各级政府强调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在这一领域所采取的战略措施，就是为让所有人民能够享有文化，为未来开辟道路。三、一旦中华文化能够大踏步地“走出去”了，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之身已经强健了

任何文化的弘扬、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两件事：一件事情是牢固地树立文化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应该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和日常生活中；另一件事情是自觉地与异质文化进行接触，通过接触，了解、理解、欣赏、学习对方。

文化的开放性和主体性，是辩证统一的。没有主体性，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就没有根基，没有主见，在与异质文化接触时，就可能或发生不应有的冲撞、抵制，或者走向另一端，良莠不分，囫囵吞枣，盲目信从，最后失去自我，不知“„我‟是谁”。反过来说，如果文化不开放，不自觉地与异质文化接触，就会故步自封，久而久之，文化就要凋敝；而文化不强，国家也将衰落，近三百年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说明。

文化“走出去”，是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从19世纪后半期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是因为接触了西方文化而催生的，但都是外国人或国人介绍进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是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的，我们是被动中的主动或主动中的被动。现在，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可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第一次把“文化走出去”提到全体国人的面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其根本的原因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强了，我们的文化开始自觉了。

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现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已经统治了全世界，中华文化别具一格，是个“例外”，常常被视为“异类”加以拒绝。二是西方对中华文化的偏见根深蒂固，动辄说我们在搞“价值观输出”(这本来是个伪命题，在此不详述)，刁难、抵制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一时难以改变。三是我们还不善于用外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话语，客观地介绍中华文化以及当今中国。最近几年，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情况有所好转，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孔子学院已经遍布五大洲的105个国家。西方评论说：这是西方主流社会能够接受的中国唯一的文化产品。这一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以便让它在中华文化和各国进行综合交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华文化“走出去”，自古就有，但那不是自觉的，是随着商品、移民或战争自然流出的。当中国积贫积弱，或在世界经济中没有地位的时候，即使自觉地向外介绍，也不会引人注意。现在开始自觉地向外走了，但还不是“大踏步”，只是“小碎步”。要想“大踏步”，还要走相当长的路：一是要等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中华文化强大起来；二是要学会“大踏步”。

文化交流大体有三个层次和渠道。第一个是政府间的交流，主要是因时、因地、因人(对象)，围绕着国家间的利益进行。这种交流决定着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第二个是学者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学术性强，参与者寡，但却直插文化根底，接触彼此的价值观、世界观、伦理观，其影响久远。这种接触的成果可以观照文化的所有领域，真正了解对方的“心”和“根”。第三个是大众间的交流，也就是现在开始常提到的“公共外交”。商贸、旅游、留学、演出、体育竞赛等都属此类。

我认为，在这三个层次或渠道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因为学界的交流可以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可以影响各自的决策者，下可以影响大众，而且是在文化的根本上产生影响。现在，我们的情况恰恰是这方面薄弱。因为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研究还不够深广，同时，研究文化的学者90%以上不能用他国语言进行交流，即使交流，也缺乏与异质文化交流的话语技巧和应对方法。这都是长期封闭的后果。最难的是第三个层次或渠道。在大众交流(公共外交)方面，现在参与的人不少，但是懂得或精熟某种形态文化的较多，了解文化与交流规律的较少。这是由于一般游客、文化工作者曾经受到教育体制的局限。

总之，在我看来，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必然之势，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目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要把这件事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加大力量。但是，以前我们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因此，近年我提出了“固本强身，走向世界”和“小步快走”的想法。其意思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速度可能决定于国家经济实力和在文化“走出去”投入的多或少；而效果的大小、影响的深浅，则基本上决定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建设和研究的水平。有前一点，所以可以快，有后一点，所以只能是小碎步，不是我们不想大踏步，而是大不起来。一旦中华文化能够大踏步地“走出去”了，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之身已经强健了；而“走出去”也会影响和促进“固本强身”。(作者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五篇：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战略

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战略 高瞻远瞩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0月18日闭幕，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网记者采访了中宣部理论局原副局长、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他认为，这次中央专门就文化发展问题召开全会，是一次高瞻远瞩的会议，能够集中全党的智慧研究文化强国战略，表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远见。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文化强国的号角，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张国祚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没有先进、繁荣的强大文化，对国家的兴衰存亡至关重要。一个国家硬实力搞不好，可能一打就跨；如果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跨。当今世界风云突变，各种矛盾还很突出，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机遇和挑战并存；从国内来看，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我们也是各种矛盾多发的阶段，特别是目前我们处于经济转型的攻坚时期，能不能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文化发展就显得很重要。我们国家经济规模发展很大，但文化软实力相对较弱。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硬实力，一个是软实力。按世界统计，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都远远超过我们中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当中，美国、欧盟、日本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份额，而中国却非常少，这和中国的经济规模很不相称。要想使我们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张国祚表示，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召开中央全会研究文化发展战略问题，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全面的总结，把文化强国提升在战略层面上来思考，意义非常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