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毛乌素治沙劳模的光荣与尴尬
毛乌素治沙劳模的光荣与尴尬
你看看,你看看,这沙,这树,这草……
他们用手刨起地上的沙,用手抚摸着已经长成碗口粗的杨树、榆树。而沙蒿、沙柳、柠条这些沙漠里特有的耐旱植物,就从脚下野火一样蔓延开去,在赤黄的毛乌素沙漠边缘形成一片绿的汪洋。黝黑、粗糙,老茧丛生。沙区人特有的手。这样的手在我们来到之前已经被风沙无数次地磨砺了。他们的家挂满了各种奖章、证书:治沙英雄、扶贫状元、绿化标兵……风沙吹老的脸被太多的荣誉映得红红的。
他们诉说着,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坚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有了这一片片绿洲。然而,总有种隐痛从欣慰、喜悦间沉沉地升上来———
穷。他们还是不可挽回地穷着,甚至更穷。
毛乌素沙漠,位于中国的西北部,毗邻陕、甘、宁和内蒙古四省区,面积达4.22万平方公里。明清以前,这儿曾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肥美草原,但过度的开垦农耕使之在漫长的演化中成为如今的风沙源。
从1980年代以来,民间治沙力量就开始了一场场顽强的“沙漠之战”,毛乌素出现了一群民间治沙英雄。
治沙,本是为了求一个富裕的家园。
而现在,与沙漠战斗了一辈子的人们发现,除了拥有绿色,他们依然两手空空。
白春兰:治沙女杰堵不住债务窟窿
白春兰的家就在“一棵树”。
“一棵树”以前真的只有一棵树,就在宁夏盐池县沙边子村。这儿处于毛乌素沙漠的南缘。有民谣唱得形象:“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井泉被沙压,房埋沙里头。屋里白天要点灯,屋外抬脚不见踪”。现在,“一棵树”终于成了“十万棵树”。
24年前,年轻的白春兰憋着一肚子气在沙边子村发誓,这儿有水,不怕种不活树,不信就治不了这沙!
可现在,白春兰眼望着2400亩越长越高的林子,忧心忡忡。
“本来指望着种上树,长大了能卖钱,可是……”
本来———治沙造林一直是国有林场的事情。1980年代初以来,国家林业部落实了林业生产责任制,鼓励群众从国营林场承包治沙,实行“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的政策,陕西省定边县、靖边县、宁夏盐池县等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区,逐渐涌现了一批民间治沙大户。比如白春兰。
可是———2002年1月,我国开始实施《防沙治沙法》,禁止砍伐生态林,县里也出台了“砍一罚十”的具体办法。
开始是惊讶,继而懊恼,接着就是叹气。白春兰只觉自己当初种树致富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不仅卖不了钱,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从1980年治沙到现在,她累计投入100多万元,其中贷款60万元。去年有30万元已经到期,另外30万元明年就到期,每年得还上4万元的利息。“这么大款子压得人心直发慌。”她对前来考察、采访的人反复念叨。
“啥时能还清?”有人问。
“哪能还得清?树不让卖,我现在就是没钱!”
儿媳妇在一旁感慨,“以前治沙多辛苦,国家没有补贴,全是自己借钱、摸索,爸爸劳累过度,得了肝硬化去了。前几年家里还有点钱,又贷了15万元,全投进去了。后来边投入边还贷,窟窿就越来越大啦!现在要说没钱,村里人都不相信,说你这个劳模盖了那么好的房子,咋会没钱?” 两个月前,白春兰做胆结石手术,4000元手术费还是向亲戚朋友借的。“当时痛糊涂了,钱还是儿媳妇去借的,到现在也没还上。”她笑得很勉强。
在白春兰的家里,有一间“荣誉陈列室”,铺天盖地的荣誉证书、奖杯,与她无奈的表情形成强烈反差。
从1985年起,白春兰就获得了国家林业部、宁夏回族自治区颁布的“治沙女杰”、“绿化标兵”、“扶贫女状元”等荣誉称号。
白春兰抚摩着大红奖章,嘴角泛起一丝苦涩,喃喃道:“劳模不好当,以前再苦,可没欠债,心里踏实;现在这么穷,压力就大了。”
牛玉琴:一边是借条,一边是希望
晚饭是一大盆酱油土豆烧白菜,还有一锅米饭。一家人蹲着就吃开了。
多少年就是这样粗糙地过下来的。
如果不是治沙欠下的252万元贷款,牛玉琴的日子会是村里最红火的。
她的家在陕西省靖边县东坑镇金鸡沙村。15口人的家,牛玉琴是主心骨。小儿子张立强已经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是家里最有文化的,成了母亲的军师。
“我现在坐的这地儿,以前全是大沙梁。”张立强说。现在,这儿是宽敞的四间大瓦房,外墙贴着白瓷砖,平整、洁净。
80多岁的老父亲见我们说得热闹,忍不住插话道:“以前一进沙窝只见沙,现在你去看看,草密得人都过不去,蛇一窝一窝的,飞鸟又回来了。”
夕阳西下。穿过沙柳林,又穿过柠条林,不时有花尾巴的喜鹊、灰翅膀的白鹚在前引路,野兔子倏忽就钻进草丛间不见了。
此时的沙漠静穆得近乎庄严。北望,极目处就是内蒙古的地界,隐约可见赤色的沙丘;南望,则是树与草交织的绿色海洋。
踏上高处的沙丘,牛玉琴的目光就紧盯着沙地:“瞧,这些杨树苗子、沙米苗子今春才种下的,都冒出来了……”看孩子似的怜爱、温柔。
“我8岁时来这里,能看到这样的绿苗子,就稀罕得很咧。”儿子张立强抓起一把土,往下深刨了几下,“看看,种活了树和草,土质都变了,松软得很,再过几年,种啥啥不长?”
治沙大户,当初大都有这样的“如意盘算”,承包沙地种树,等树长大,就能卖个好价钱;种树还能防风固沙,沙子治住了,就可以种庄稼或者别的什么,比如药材;地里的庄稼药材再一卖,日子不就更好了么?
现在树间就种了20亩甘草、大黄,这是实验性的小面积种植,“治理沙地后,储水储肥量提高了,可以种药材,这是以前没法想象的。”牛玉琴的表情有几分欣慰。
从1984年承包了靖边县金鸡沙1万亩沙地起,牛玉琴至今已签下了11万亩沙地的承包治理合同。一家人苦干巧干,光杨树就种活了1000多万棵,在她的沙地版图上,“绿区”已经延伸到8万亩,而“红区”在一天天萎缩。
“解放初,靖边县沙丘年移动速度3-8米,年风沙日60-90天,还经常出现突发性的沙暴。通过多年来的治沙造林种草,目前沙丘移动速度已控制在1米之内,大风日也减少到6天。„门外黑风家点灯,十步之内看不清‟的现象已成为历史。”靖边县提供的一份林业建设报告这样写道。
“以前一年种好几次庄稼,收成还不见好,一起风沙麦苗全被压死。当时想着,沙治好了,我们都能富起来。”
牛玉琴叹了口气,算起了家里的收支账:种了140亩玉米、土豆,养了140只羊,16只猪,一年可收入8万多元,人均可达2000多元。可一套上还贷的“紧箍咒”,就吃力了。
“治沙最困难的就是资金。”牛玉琴说。这么多年,树种了不少,可外债累累,家里的借条就有一大摞。打一开始就借高利贷,5分、3分、2.5分的,她都咬着牙借,光这些欠债就有几十万。到现在,从农行、建行贷的252万元还没还,眼看就要到期了,拿什么去还?
有一年,她上省城开陕西省劳模会,临走时,瞧了瞧身上补丁摞补丁的衣服,犯了难。
“当时没法子,借了县妇联主任的衣服装了回体面,临了她还塞给我5元饭钱。”牛玉琴猛吸了口烟,又沉默了。
石光银:“绿色银行”取不来钱
有人曾给石光银种树的数量打了个比方:把这些树从定边一路排下去,可以一直排到北京。
说起这事,石光银挺自豪。这些年,他获得的荣誉称号、证书和奖章自己都数不清,有省里颁的,有国家发的,还有联合国的。他最看重的还是国家林业部颁的“治沙英雄”的称号。
“治沙英雄,全中国到现在也只有一个。”他伸出一个手指,满含笑意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石光银的治沙“雪球”是毛乌素滚得最大的。20年前,他咬牙卖了家里当作命根子的牲口买树苗子治沙,干到今天,他已经大张旗鼓地闹起了股份制治沙———就是让农户以劳力入股,滚动发展。至2004年初,石光银与国有林场、村委会先后签下了6份承包治理荒沙的合同,面积达22.8万亩,已治理面积达到21.7万亩。
1997年,林业部来人给石光银治理的5.8万亩长茂滩林地作评估,半年后得出结果,资产约3280万元。
这只是一小部分。那么21.7万亩的资产有多大?众人一想,都咋了舌。于是有人对石光银说,老石,你可发了!
可是,此时的石光银正被1000万元贷款压得直不起腰来。这还不算,外界还很怀疑:1000万贷款都用在了哪?治沙能花这么多?怀疑的目光不由扫向石光银属下的4个分公司。
这个问题立刻激发了石光银,他双手挥舞:“一定要跟你算清这笔账,也好对群众和国家有个交待。”从1984年治沙起,石光银就开始借高利贷,3分、5分利的都有,驴打滚儿借贷还贷,连本带利就是30多万。
“不借咋办?拿什么来治沙?”他的八字眉耸成个愁苦的小山,黑黑的脸敛起仅存的一点笑意。1996年到1998年,石光银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入股的农户纷纷退股,甚至集结闹事、封门:“老石这不是逼得咱卖老婆娃娃吗?这日子咋过?”
石光银望着窗外丛丛绿色,陷入空前绝境:“绿色银行”取不来钱哪!
“再借高利贷,退股!可不能亏欠了人家,失信于人。”他咬紧牙关,渡过了难关。
1997年、1998年,石广银获得政策性贷款360万元,还清所有的高利贷、欠债和劳务费。
2001年,林业部了解情况后优先“照顾”,他一咬牙贷了1000多万,首先得还到期的贷款,连本带利去掉了510万。
剩下的贷款又往沙地里投。如此,真正投入到第二、三产业的只有100多万元。目前,其旗下的食品厂、水厂、奶牛厂和砖瓦厂都是通过民间集资、股份合作运作的,大都在去年刚刚启动,也许将来每年可收入60万-70多万元,可贷款年息就是71万元。
这些年来,治沙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何谈偿还1000多万元贷款?
最近一次贷款,他拿的是30多家亲戚朋友的房产做抵押。
“老石要是林子造不成,倒闭了,我们的房子也没了!”亲戚们忐忑不安。
在6份承包荒沙治理合同中,记者注意到,1992年石光银和国营长茂滩林场签订了1.6万亩的《荒沙荒地治理合同》,承包期为10年,规定“承包期满后,承包地内种植的所有树木,甲方(林场)应按国家定价全部收回,价款80%留给乙方(石光银治沙公司)”。
也就是说,如果按合同把这些树卖给林场,他就能拿到80%的回报。当然,这笔款子虽不足以解决全部的债务负担,但应该也能救救急的。
可是到了2002年1月,石光银却将承包及延包面积扩大为5.8万亩。
“合同到期了,不续签,那1000万贷款咋贷得回来?”他解释。
再说,如果真要按合同兑现,国有林场哪里能拿得出这笔数目不小的款子呢?1985年后国家就不给林场拨款了,林场大都陷入瘫痪状态,连职工工资都难以为继。所以,石光银继续承包的举动倒是令国有林场大松了一口气。
现在石光银还是一门心思想着治沙。他没事时就爱到林子里转悠,看看杨树是不是又高了一截,沙柳是不是该平茬了,边走边比划,抚抚这棵树,摸摸那株苗子,笑起来很忘情,幸福得像个老小孩。即便政策允许伐树兑现,他会舍得吗?
后走不吃亏,先走咋就吃亏呢?
除了头上那座贷款的大山,另外一件事也让这些治沙大户们耿耿于怀。
2002年,国家正式启动退耕还林政策后,对新造林每年每亩补贴50元,如此将执行8年,而在此之前的造林则不享受这项政策。
也就是说,这些治沙大户的树都种得太早了,所以享受不到这个补贴。
石光银算了一笔账。如果按国家新政策计算,他的22.8万亩林地,能得的补贴至少在6000万-7000多万元。
可惜,这只是一笔虚拟的账单。“后走不吃亏,先走咋还吃亏呢?国家应该好好鼓励治沙造林的人,做到先走不吃亏,后走也不吃亏。不然的话,又辛苦又没享受政策,太不平衡了!”石光银较起真来挺执拗。
谁都知道原来造林的艰辛,什么都是人工,没有推土机,沙丘得一锹一锹铲平;没有技术指导,得自个儿一点点摸索;国家不给树苗子,得卖家当、东拉西借去买。
盐池县苏步井的王锡刚面临同样窘境,“以前没有政府补贴时,咱造了那么多林子;现在政策有补贴了,咱又拿不上,什么都没赶上。”他很不平。
当初为了买树苗子造林,全家口粮卖了,车子也卖了,王锡刚治沙20多年,原来沙害重灾区的地带,已经变成了一片绿洲。可是眼下,20多万元的贷款让他伤透了脑筋。
下一步他寻思着就地取材,弄个杨树深加工什么的。“可是,想干点啥,又贷不到款。”
上次有扶贫款,三个儿子去贷,人家说老子贷了那么多,现在不能考虑儿子。儿子们只好回来生闷气。
本来,2001年2月24日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个意见支持治沙,规定“国家每年发放治沙贴息贷款”。这一举措确实帮当时负债累累的治沙大户解了一时燃眉之急,但社会上也由此掀起了“治沙热”,不少人以治沙为名行套贷款之实,结果,一些贷到款的公司和个人并没有把钱用在治沙上,一些真正治沙的人还是缺钱,再后来国家有收缩治沙贴息贷款政策的倾向,再贷款就更难了,何况,王锡刚还有“旧债未偿”的不良信用嫌疑呢。
现在治沙,后代致富?定边县林业局记录了县里民间治沙的成绩。从1950年代至今,在治沙包括退耕还林上国家已投入1个亿的资金,造林60万亩;而民间治沙大约投入了1000多万元,造林面积已达50多万亩。
“民间治沙肯定是将来发展的一种方向。”林业局副局长李青山预言。
是将来发展的方向,可现在该怎么应对呢?白春兰一门心思想着找门路挣钱,想填补治沙留下的窟窿。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白春兰可谓是“多种经营”:家里圈养着150只羊、20头猪,种了30亩玉米、3亩大棚葡萄,还有4亩鱼塘。一年毛收入可达5万多元,可是来年投入至少两万元,一家人日子过得寻寻常常。
这几年,政府先后帮她打水井、盖羊棚,提供了几万元的“经济救助”,还是填不满治沙的窟窿。说起来,当时政府对白春兰这个模范实在是很照顾的。
2000年一位中央领导到宁夏视察时,专程看望了“治沙女杰”白春兰,鼓励她带领群众走出一条沙产业的发展道路。2001年,在盐池县政府的扶持下,白春兰沙产业有限公司宣告成立。为了帮助她做好公司的管理决策事务,县政府还特地委派了一位科委干部作为兼职总经理。
但是总有令人沮丧的事在发生。
白春兰的林地后面的那方“海子”,清澈、碧绿,鱼儿自由游弋。这个4亩见方的沙漠养鱼塘是1992年开凿的,每两三年打一次鱼,平均每年收入1000多元。十年了,一直如此,效益不见太大提高。三年前种了100亩苗圃,投进去十多万,全赔了。“别人种得好好的,我的咋就不行?”她挺纳闷。是种苗不好,还是土质不行?请来技术顾问,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只好认了。
前两年她种果树,不知咋的全死了。“可能这地方盐多了吧。顾问、专家请的不少,可就是带不来什么信息。”她干着急。
今年春天,突然降临的低温天气使刚刚栽下的4000株新疆杨树苗子几乎“全军覆没”。午后的阳光
里,光秃秃的枝干毫无生气地呆立着。
还有野兔子,啃树苗、吃草根,是造林的天敌。撒腿跑得快,一个月就生一窝,树苗生长的速度怎么也赶不上它旺盛的繁殖力。“没办法,太厉害,打不死也杀不尽。”她苦笑。
她想搞养殖,但没钱投入。“下一步我都不知道咋办!贷不上款,咋办?”
“宁夏盐池县白春兰沙产业公司”的匾额就放在墙根边上,似已被人遗忘。
白春兰沙产业有限公司只有家里的4个人,兼职总经理“有时过来操操心”。因为缺乏资金,现在几乎很少过问公司了。
“现在一批治沙大户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过去治沙造林没享受国家补贴,前期投入大,造成后期还款难。”盐池县林业局局长王富伟说。
进入2000年后,为了激发民间治沙的积极性,国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毛乌素周边各县也先后出台了相应的具体实施办法。
“但在实践中,我们也深深感到,光靠地方政府的经济扶持是非常有限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针对这些对地方生态发展做出贡献的治沙大户,国家政策上应该给予一定的生态补偿,对民间治沙立项也应该有所倾斜。”王富伟如是说。
石光银问题终于引起了林业部的重视,经过调查后上面有了精神:应该帮助石光银还旧贷,贷新款,减轻他越来越重的财务负担。同时,鉴于牛玉琴问题与此类似,林业部同样“应该调查,予以解决”。石光银、牛玉琴大松了一口气。但是,这样幸运的“特批”会降临到多少民间治沙者身上呢?
白春兰有时眼望着屋前望不到边的林子,喃喃道:“要说咱没钱也不对呀,喏,这些树可都是钱,可兑得了现吗?”偶尔,她也宽慰自己:“我现在是治穷了,可子孙后代就致富了。”
第二篇:光荣与尴尬-从大学排行榜中的暨南大学说下去
光荣与尴尬 ———从大学排行榜中的暨南大学说下去
出了实验室去饭堂吃饭,不经意间瞟见百年校庆的条幅,似乎心底某个隐藏很久的念头动了一下,有那么一些表达的欲望。于是三月底某一个漫长而又孤独难眠的夜晚过后,我决定写些东西。多年的理科思维训练已经让我无法天马行空,我开始整理写作数据。最终,我决定从大学排行榜开始,对各个版本的大学排行榜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比较和研究后,我有了如下两点认识:
首先,我看到了暨南大学的进步。目前中国影响力较大的大学排行榜主要有三个,一是网大网站做的大学排行榜,二是以武书连为组长的《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做的大学排行榜,最后一个,是中国校友录做的大学排行榜。以网大的排名为例,1999年网大推出第一个大学排行榜时综合排名暨南大学排第72位,但到2003年,暨南大学升到了历史最高的第36位,05年的排名是42位。应该说,总体趋势暨南大学是不断前进着的,到现在也保持着上升的势头,这点是应该承认并且值得高兴的。
其次,我发现了有趣的“暨南现象”。在武书连的06中国大学排行榜中,我有一个发现,什么发现呢,这个发现就是:排在48位的暨南大学是综合排名前85名高校中唯一一所社会科学研究得分超过自然科学研究得分的综合性大学。这个发现非常有意思,大家知道,大学排行榜中社会科学研究得分难度远远高于自然科学研究得分的难度,拿我们熟悉的鼎鼎大名的以人文学科著称的北京大学来说,自然科学研究得分是89.58分,而社会科学研究得分只有33.75分,自然科学研究得分近乎是社会科学研究得分的3倍,这点可能完全颠覆了我们原来的印象。所以说作为一个综合性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得分超过自然科学得分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它的如此不常见,姑且就让我们称它为“暨南现象”吧!
那么现在,发现有了,问题也就来了,我们的话题是讨论大学的理念,大学的精神,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大学排行榜中的得分情况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看看理念的定义,理念的英文是idea,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是你心目中的大学是什么样子,隐含着你想达到的理想状态。关于这种理想状态,也就是大学应该具有的功能,最早是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英国人纽曼在1852年说:大学应该是一个教育和教化的机构,要培养出有教养的、有趣味的、懂得本国或者说是本文明的基本价值和规范的人。到了工业革命时期,来自德国的柏林大学的洪堡则说,大学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教育和教化的机构,大学更应该是一个研究的中心,它应该同时成为知识创造的源泉。再到了二十世纪的初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提出大学要忠实地为社会需要服务,大学还应该是一个服务的机构。到现代,几乎所有比较完备的大学都已经完美的集这三者于一身。这三者当中,最古老的部分,也就是我们最早提出的第一个功能,是评判一个大学是否具有人文精神和气质的最重要依据。
现在让我们回到前面的问题,我们假设社会科学研究在整体科学研究中所占的比重能部分折射出一所大学的人文气息和精神气质。然后以这个比重对中国的综合性大学进行一个排名,将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中国最具人文气质、最有精神和灵魂的大学,不是以民主著称的北大,不是以自由著称的武汉大学,而是南中国六停七办已悄然走过了一百个年头的暨南大学!
这个结论非常有趣,也非常令人惊讶,惊讶到可能连我们自己学校的领导和学生都不敢
去接受这个荣誉,这和我们原来的自信心有关。我来暨南大学之后,发觉一个现象:暨南大学的学生不自信或者说不够自信。我曾经在考研论坛上发过一篇帖子,题目叫“写给所有关注暨南大学的人”,讲述我心中的暨南大学,讲述我所理解的她的光荣伟大与可爱。但随后的跟帖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大部分跟帖,尤其是外校准备考过来的同学,赞同或者大部分赞同我的观点。而本校的一些同学,却对暨南大学充满了批评和指责,恨铁不成钢同时又觉得来到这所大学很受委屈。我能理解他们的失望,特别是外省来的同学,高考中以远超过重点本科分数线的分数考入这所大学,却发现每次回到家之后,要一次又一次向别人解释:我不是在山东读书,我是在广州的暨南大学读书,急了的时候甚至还要拿出笔来,告诉人家“暨南”两个字怎么写;一次又一次地在人家狐疑的眼神中解释:我读的是重点大学,不是读的一个专科或者民办高校。在广东之外,少有人知道这所在广州的大学已经有了一百年历史,大部分时候,如果碰到有人听说过并且能正确写出这所大学的名字,我们会感到惊讶甚至是感动。在中国校友录的大学排行榜中,暨大的排名较之在网大和武书连排行榜中的排名是靠后的,很大一个原因是校友录的排名中学校声誉和人才培养两项的分数所占比重比较大,这样暨南大学排名就被拉下来了。这是暨南大学的尴尬,也是身在暨南大学的我们的尴尬。
暨南”校名出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即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远播于五洲四海。我一直在想,中国是否也在这“四海”的范围内?如果一所大学都不能把它的声名和优秀文化在本国内传播好的话,它又如何真正能把它的声名和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播于五湖四海,又如何“声教讫于四海”?对我们来讲,需要更自信一点,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对暨南大学来讲,“声教讫于四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和重大的课题,如何“声教讫于中国”思考更是值得思考和急需解决的。
在暨南大学的门户BBS FUNSHOW上,相当长时间里有一个帖子很热,题目叫“暨大在百度的遭遇”。内容是一位细心的暨大同学发现,用百度搜索“暨南大学”,显示结果时,百度在会在第一行提示:“你要找的是不是济南大学?”而输入“济南大学”进行搜索时却并不会得到“你要找的是不是暨南大学?”的提示。这个结果很有意味,因为百度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公司,因为济南大学是一所名不见经传2000年通过合并才拥有这个名字的一般本科高校,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博士点,在武书连和中国校友录大学排行榜中甚至找不到名字,在网大的05年大学排行榜中要翻很久才能在286名找到它的名字。于是这件事就在论坛里炸开了锅,愤慨者有之,冷淡者有之,自嘲者有之。后来的结果是一个名叫blackhorse的人(也就是我)发电子邮件向百度投诉,很快百度把它改过来了,但留下一个问题:用“暨南大学”进行搜索时已经不会得到“你要找的是不是济南大学?”的提示,但输入“济南大学”进行搜索时却会得到“你要找的是不是暨南大学?”的提示,不知道以后济南大学的同学会不会有意见。我之所以去投诉就像我写这篇文章从很多人都不屑的大学排行榜开始一样,首先是因为我是一个俗并且喜欢发表个人意见的人,我始终认为,如果去做了一件事,那么对这件事做的好与不好,做的到底怎样,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应该有一个评价。其次是因为我觉得维护学校的声誉是每一个暨南学生都应该去做的,这不仅应该体现在我们平时的行动努力上,也应该体现在勇于去反对和纠正不符合学校声誉事实的言论上。
暨南大学从不缺少理念和精神,这点是勿庸置疑的。一所缺少精神和灵魂的的大学决无可能在七起七落的情况下仍保持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一所缺少精神和灵魂的大学决无可能在历尽百年沧桑却依然在南中国骄傲屹立。暨南大学的尴尬在于:拥有很多高校难望项背的历史却沦落至与济南大学为伍(据统计,暨南大学的历史在全国2000多所高校中居第七位,同时期成立且发展至今的高校到现在几乎都成顶级名校,如南京大学,如复旦大学);尴尬
在于:作为一个综合性重点大学,理工科到现在却只有工程力学和生物医学工程两个博士点。前面说的武书连06中国大学排行榜前85名高校中暨南大学是唯一一所社会科学研究得分超过自然科学研究得分的综合性大学,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光荣,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我们从来不缺乏理念,从来不缺乏精神,我们缺乏的似乎更是将这些理念和精神转化为现实影响力的决心和力量。光荣与尴尬,暨南大学在这两极中矛盾着,徘徊着。今日之广东,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被认为是广东最好的两所大学,而到了第三名,答案却变的不那么非常明确,可能动摇暨南大学地位的还有华师华农广外等高校。暨南大学拥有比中大和华工更悠久的历史(中大历史82年,华工历史54年,暨大历史100年);拥有比中大和华工更广泛的潜在的影响范围(暨南大学面向全球招生,有来自全球五大洲77个国家的学生)。但现实却是令人沮丧的,今天的暨大在任何一个排行榜中都居于两者之后,而且差距相当明显,不能不说这又是一个不小的尴尬。
我不确知是从何时暨南大学开始褪去那荣耀的光环的,我只能不自信地揣测,是那光环持续的时间太过短暂。我不能穿越时空回到七十年前或者更早的一些时候,我只能从暨大先辈们留下的只言片语中,寻找暨大曾经荣耀和辉煌过的痕迹。翻阅暨大的校史,暨大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南京、上海真如、福建建阳及上海宝山、广州四个时期。这其中,真如时期的可算是最辉煌的一个时期,暨南大学在那时也的确进入过中国一流大学之列。从1923搬入真如,到1937年日军入侵搬到英租界从而进入“孤岛”时期,暨南大学总共在真如呆了14年。这14年是飞速发展的14年,期间暨南大学扩展成完全性大学,到三十年代中期,暨南大学在上海甚至在全国已拥有相当声名。1936年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在《东方杂志》一号刊《新年努力新趋向》一文中写道:广州的中山大学,武昌的武汉大学,上海的暨南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校园里春花怒放,成绩斐然。但在真如的辉煌却随着日军的入侵而结束了。到今天,勿论清华,不管是中山大学还是武汉大学,都依然是中国第一流的大学,而暨南大学却在停停办办中被甩了开去。我做了个统计,暨大有一百年历史,但却有四分之一的历史是在停办中度过的,六次停办七次复办,每一次复办都要克服相当的困难,暨大在展现自我生命力的同时也被拉开了距离。重归一流大学之列,成为现阶段每一个暨南人的共同心愿。
我绝非一个愤世嫉俗者,我只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我很爱校,每个在明湖边灿烂阳光下倘详的午后,我总会感叹暨南大学其实还是不错的;每次同学说起暨南大学不好时,我总是会问:什么地方不好?如果他说的是对的,我赞同他,也勉励他一起想办法来改造这些不好的地方。如果他说不对,我纠正他。之所以在这篇文章里写这么多暨南大学的尴尬,是希望有一天暨南大学不再拥有这么多尴尬,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同学能更自信一点。中大八十年校庆前我曾经在中大那个著名的小礼堂里听过一位中大毕业生的经验介绍会(年龄看起来不超过四十,是一家著名外企的高层主管),他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工作的这么多年里,我一直觉得中大是最好的,即使是比起北京的那两所高校。我不知道到何时,我能有幸从一位暨大毕业生口中也听到这句话,我期待着。
我爱暨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爱她历尽百年沧桑却依然不折不挠的韧性和顽强的生命力,爱她“忠信笃敬”的校训,甚至,她那像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船的校徽也是我的最爱。暨大从来不缺少理念和精神,缺乏的,只是将这种理念和精神转化为现实行动力和影响力的决心和勇气。我愿意相信,有一天我毕业回到母校时,我在文中所言的尴尬都已不在,而光荣依然!
第三篇:光荣与责任
光荣与责任——帮别人写的演讲稿
90年前有这样一批青年,他们饱含热情,在国家衰亡之际发出“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的呐喊,这声音铸就了五月四日不寻常的辉煌;
90年前有这样一代青年,他们胸怀天下,在国家危难之时走上街头,唤醒民众,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这壮举赋予了五月四日别样的光芒;
90年来有这样一辈辈的青年,他们只争朝夕,与国家休戚与共,将全部的热情和梦想倾注在这片让他们深沉热爱的土地上,这不逝的情怀让五月四日成为一种纪念。
五月四日,在我们的心头不仅仅是一种令人热血沸腾的回忆,也不仅仅是那些让我们骄傲的英雄往事,甚至不再是那场涅槃重生的革命,幻化在我们心中的竟是一种呼唤,一种启蒙,一种中国赋予青年的责任。
梁启超诗云: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我们早已不为国家的独立而浴血奋战,也早已不为个人的自由而抗争不已。我们更深层的体味五四精神,品出的是那爱国情怀。那是一种为了民族振兴而不断追求理想、追求真理的精神,那是一种为国家兴旺而不断追求科学、追求民主的精神,那是一种为祖国繁荣而勇于创新、知难而进的精神。
中国革命先驱李大钊曾大声疾呼: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从“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无不充分印证:青年的命运只有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个人的需要只有与祖国的需要有机结合才会展现生命的辉煌与灿烂。
一年前的今天,我还在大学的校园里,为了能够迈入神圣的法官队伍而努力;而今天我由衷的自豪,我是这精英法律人队伍中年轻的一员了,虽然他依旧稚嫩,依旧无措,依旧需要历练,但是他肩头有了责任有了动力。
(加一些你当法官的社会责任上的想法,如你能够通过你的智慧维护更多公平,100-150字)
五月四日在我们心中不再是一个句点,而是个让我们无法抗拒的引号。他等着我们去续写,无论是惊心动魄的辉煌还是润物无声的关怀。我们的责任是国家的稳定是人民的自由,是这些让我们听起来肃然起敬的名词,是这些让我们有些担当不起的文字,但是我们无法拒绝,因为我们肩上的责任。这是每一个青年法官今日的抉择,也是每一个年长的法学前辈曾经的抉择,这是我们在选择这项职业时的内心操守,是这项职业灵魂的传承。
让我们秉承这样的传统,怀着这样的心境上路,在五月四日号角吹响之时,让年轻的心在任重道远之路上上下求索。
第四篇:使命与光荣
《光荣与使命》观后感
今天宣传部组织观看了《光荣与使命》这一纪录中国人民军队的纪录片。这部作品唱响了社会主义好、人民军队好、共产党好的主旋律,给人深刻的启迪、深刻的感染和深刻的教育,为推进军事题材电视纪录片创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够在较长历史时期中留下来的作品。因为它不是反映军队某一个事件,而是涵盖了党的十六大以来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与成就。既有五年重大决策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有来自基层方面鲜活的事件
片中,远戍边疆的人民军队在艰苦的条件下仍努力学习,提高自己,让我深感震撼。想一想那满眼的荒芜,满山的大雪,零下30摄氏的冰冷,在这样的条件他们认真学习的样子显得格外专注,我不禁为他们感到自豪,是的,由衷的自豪,为我们的中华人民的军队。不管是在哪里,我们的军队都不忘塑造带头领导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形象。
回想2008年,当山崩地裂的汶川特大地震袭来时,我军官兵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号令,在震后不到半小时即从四面八方向震区集结,把忠诚镌刻在抗震救灾的战场,用实际行动再一次向党和人民交出了合格答卷,赢得了高度赞誉。无数次艰难险阻,无数次挑战考验,无数次地证明我军始终是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军队;写入共和国史册的,永远是人民军队对党的无限忠诚。
自人民解放军军队成立以来,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始终牢记党的教诲,自觉地把对党的忠诚植根于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信仰之中,融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落实到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完成战争与非战争军事行动之中,塑造出一代代官兵“忠诚于党”的核心价值品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已融入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的精神血脉,成为人民军队永恒的红色“基因”。
正是凭着坚定的政治信念,人民军队在战争的血雨腥风中发展壮大,成长为一支锐不可当的胜利之师。在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今天,也正是通过坚定的政治信念,我军在续写着打造雄师劲旅、走向富国强军的崭新篇章。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六十多年来,伴随着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进程,我军始终紧紧抓住用党的理论武装官兵不放松——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全军掀起了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热潮;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全军又先后掀起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热潮。
是的,听党的话,就要自觉用党的理论武装头脑。这些年,全军和武警部队坚决响应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号召,始终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官兵头脑作为首要任务,理论武装力度不断加大。国防大学,将星闪烁。如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正在全军上下深入开展。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履行使命见成效”的总要求,广大官兵着眼使命谋发展,紧盯打赢求突破,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部队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全面提升。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正在转化为广大官兵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人民军队在强军之路上奋力前行。
看过纪录片《光荣与使命》后,思想受到强烈地震撼,一时间幕幕催人泪下的画面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作为一名学生,我们要积极作为,创新思路,认真学习党的新思想、新理论,并应用于实际生活中,为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目标贡献出一份力量。
第五篇:光荣与梦想
光 荣 与 梦 想
——洪修平新年感言
站在21世纪10年之交的门槛,回望2009,感慨万千。
武汉江北民营科技园得城市区位之优势,得客商与您的关爱于一体,园区欣欣向荣,经济持续发展。
尽管世界金融危机,但有众志力挺,共度时艰,园区实现总收入105亿元,税收6亿元,单位面积贡献率依然位居全省省级开发区前列,荣获武汉市开发区建设先进单位;
尽管气候多变,甲流蔓延,但管委会服务团队辛勤耕耘,克难攻坚,在袖珍型开发区的每一个角落,洒下了辛勤的汗水,荣获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状。
服务企业,自主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也是开发区人不懈努力的基石。
一项承诺:“企业的需求是我们的责任”。鞭策开发区人扎扎实实开展“服务企业年”活动,受到干部职工的赞誉与鼓励,管委会被评为武汉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一项战略:人才兴园,科技兴企。初露锋芒即受到上级关注,开发区被确定为“湖北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为我们打造“非公人才密集区”带来福音;
一个目标:构建民营科技栖息地,争创投资环境最佳区。投资4700万元提档升级,绿化、亮化、黑色化,园区环境洁、绿、亮、美,宜居、宜行、宜业。
牛年即将过去,虎年向我们走来。新的一年,虎虎生威,我们还有诸多梦想要实现。
优化产业结构。确立“以信息服务业为主导,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总部经济”的产业转型总方针;
优化服务体系。外树形象,内练硬功,进一步完善政务、科技、物业、投融资、咨询与培训以及个性化的服务体系,增强服务意识,提高行政效能;
优化发展环境。对内挖潜,实施产业转型,为信息通讯企业集聚腾退空间;对外延伸,拓展空间,向常青路以东扩张,增强园区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一年365天,我们希望永远得到您的支持与厚爱,在来年的除夕时刻,再交一份理想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