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城市文化

第一篇：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城市文化

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城市文化

（内容提要）

[南京大学] 范 金 民

社会各个阶层共同谱写了灿烂的江南城市文化，构筑了江南城市文化的宏伟大厦，也为江南城市文化的建设作出了相应的贡献。本文从商人活动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客籍地域商人在江南城市的文化活动，探讨其与江南城市文化的关系，希望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和城市文化的研究。

一、经营文化商品

明清时期的江南，苏州、南京、杭州、常熟、无锡、湖州等地是著名的刻书印书中心，刻印书籍数量之多，类别之众，校勘之精，堪为全国翘楚。而南京、苏州等刻书中心汗牛充栋的书籍，不少就是由外地商人刻印的。商人自己编写商业书，绝不仅是简单的文献流布之事，而更是有意识的商业文化经营活动。上述刻书中心耗用的不计其数的纸张，以及江南市场上的部分书籍，更是由江西商人、福建商人、安徽商人和浙南商人等地域商人直接贩运到江南的。

外地商人特别是徽商喜欢凭借雄厚的财力收购积蓄书画册籍。以往论者多将商人的这种行为认定为附庸风雅，装装门面。这未免小看了商人特有的眼力，低估了商人的商品意识和经营能力。商人购买书画文物，自有假充风雅者，但保值增值，作为文化投资者恐不乏其人。经营书画文物，具眼力者，利润极为丰厚。徽商之法眼看来不能以等闲视之。

明后期起，各地域商人兔驰鸟鹜，十分活跃，书画市场也极为红火。艺术品价格飚升，推原其故，由吴人滥觞而徽人导引。徽人导引，看好的是赏鉴之风兴起后的潜在市场。赏鉴工艺品，本是雅事，江南缙绅群相效仿，附弄风雅，新安大估看准市场，开辟投资新途径，在收购贩卖工艺品过程中，与生产者特别是鼓吹者江南缙绅一起，哄抬价格，多方炒作，操纵控制着艺术品市场。江南工艺品市场的形成，工艺品行情的不断看涨，江南缙绅与新安大贾都是有力的推动者。在工艺品行市中，最为活跃的是徽州商人，获利最丰的可能也正是徽州商人。

二、推进戏曲文化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极为著名的戏曲中心。先是海盐腔、昆山腔、弋阳腔三曲流行，后是昆曲一枝独秀，清中期后各种地方戏更争奇斗艳，各地的戏曲班子在江南十分活跃。嘉靖年间南京两大戏班的前后两次竞争性演出，都是由徽商策划和赞助的。毫无疑问，商人的策划和赞助是戏班提高著名度的重要条件，也促使着演员不断提高表演水平。清代，商人资请戏班演出更为常事。商人在著名戏班的组成、存在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至于江南各地迎神赛会活动时商人出资演戏更为活跃在江南城乡的大小戏班提供了谋生和发展的机会。江南戏曲班子还应商人之聘到外地演出。昆曲自明后期改革一新后，流行全国各地，形成南昆、北昆两大支派，而又出现“四方歌者必宗吴门”的局面，这与各地商人的种种活动大有关系。可见，江南昆曲在全国各地演出，商人是出了大力的。

据说苏州的戏园，也是因为商家会馆利用来宴客才产生的。清代苏州戏曲演出由摇摆晃荡的水上卷梢船转移到岸上固定宏敞的戏园，正是因了商人的需要。戏园平常演戏的出资者是商人。金、阊一带是苏州最为繁华的商业区，各地商人云集在那里，戏馆也集中在那里，清楚地表明戏馆是因商人的需要开设的，利用者也主要是商人，戏馆因为商人的需要而产生，而增加，而兴盛。江南戏曲表演，明末清初限于家班，清前期演变扩充为戏馆戏园，商人是这一转移过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商人不但聘请、资助剧团演出，而且各地商人大多在会馆内筑有戏台，上演各种地方戏。外地商人在会馆中演家乡戏，江南市人千百聚观，撇开对于江南市民的生活文化影响，单是各地戏剧文化对江南戏曲的冲击影响就值得探究。

自昆曲流行到清乾隆中期，整整二百年间，江南文化市场上的上演戏曲，几乎清一色是昆曲，而且影响及于全国。清中期起，原来广泛流行演唱于华北、华中、江淮大地的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弦索这些称为乱弹的花部，抢占了传统昆曲戏的江南市场。外地戏曲能够在交流范围并不广的吴语区内站稳脚跟，并日益兴盛，与传统的昆曲争夺演出市场，得力于各地商人的赞助推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南城市戏班林立，各种剧本精彩纷陈，各地戏曲交流汇演，争奇斗艳，戏曲文化光彩夺目，正是由外地商人在会馆内外大力赞助持久演出推动的。

三、营造地域文化

明清时期，各地商人在江南纷纷建立会馆，前代所无。这些会馆，结构考究，形式精美，本身就是有形的文化，也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各不相同的地域建筑文化。有清一代江南各地外地商人建筑的大大小小220余所会馆，镶嵌在江南建筑群中，极为醒目，又融为一体。清代江南的建筑文化，已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影响，又吸收包容了林林总总的各地建筑特色，徽派造形、浙东风格、闽粤式样，在江南城市中都有所展示。

各地商帮在江南的会馆，也充分利用了江南的自然条件，吸取了江南人的选址构筑理念。清代江南建筑，较之明代，园林化的趋势更为突出。各地商人的会馆，本身就是一处处景致宜人、造型独特、可资游览的园林佳构。会馆这些佳构胜境，使得江南的园林更加精巧别致，令人流连忘返，江南园林的数量更加繁夥，指不胜屈，也使得江南园林文化更加大放异彩，意蕴无穷。商人会馆在江南园林史中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各地地域商帮的会馆，大多座落在江南城市的繁华市肆区，其分布空间就富有特色。江南城市的这些外地商人会馆，地处繁华市口或交通要道，在便利各地商人活动的同时，烘托出了江南城市浓重喧闹的商业文化气息。

明清地域商帮的神灵崇拜经历了由单一神到众神兼祀的发展演变，关圣天妃，财神土神，乡贤名宦，释祖先达，都作为了崇祀对象，反映出各地域商帮的多方面企求。各地商帮崇祀的主神和附神各种神灵，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体现，代表了各地的民俗文化，也使得江南地方神形象更为众多，或对某些神灵的崇拜更为普遍。各地的地方神，形象不同，寓意不一，但在江南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展示，江南的神祗崇拜，兼容并蓄，全国各地的地方神均有相应的位置，商人的活动无疑是重要因素。

各地商帮在江南还直接从事各种民俗活动，弘扬民俗文化。在南京，每年正月有举办灯会的习俗，徽商特别是徽州木商承办的灯会最有气派。江南内容丰富的民俗文化有不少就是有赖各地商帮的活动得以传承发扬的。

江南各地，凡节令时序，神灵诞辰，民间庆典，迎神赛会不断，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迎神赛会之风到清中期尤盛。江南迎神赛会演戏活动之所以如此兴盛，与商贾丛集，资

金易措大有关系。迎神赛会，本是社区居民春秋祈报的祷神禳灾活动，商人热衷于此，又最盛于商品经济发达之区，就使得功利色彩更为浓厚。商人是迎神赛会的积极策划者和大力支持者。商人迎合了江南迎神赛会的大众习俗，日甚一日的迎神赛会又为商人创造出日益众多的商业机会和可观的商业利润。诚然，迎神赛会由于商人的参与，次数更频，形式更多，声势规模更为宏大，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对于地域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影响也更为深远。商人以儒家的仁义为标榜，企图树立良贾义贾的形象，因此凡是地方庙宇寺观等宗教文化设施，每多外地商人的身影，不少寺观的建造、修葺乃至香火维持，就是由商人出资或赞助的。江南的地方慈善公益设施，很多是由外地商人捐款或赞助而建立的。这些慈善公益设施的维持也要靠商人的资助。

各地地域商人建造会馆、祀神祈福、推动迎神赛会、襄助地方公益善举等种种营造地域文化的活动，既使得江南城市的地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江南城市的文化内涵更加意韵深刻，也使得各地的地域文化在互相交融互相砥砺中不断增强着再生机制，在江南城市中流布繁荣。地域商人的活动，是地域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途经。

四、交结文化名士

繁华的明清江南城市，是当时极为重要的文化中心，更是江南文士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这些文化中心，商人与江南名士，各展其长各有所好。文士是舆论的重要制造者和传播媒介，毁誉之间，较一般民众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商人因其地位，风雅之外，也多攀附，有些商人本身雅有儒风，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更易与文士诗文酬唱；文人因商人多金，利之所在，故趋之若鹜。

商人遍交四方大夫、江南名士，动机复杂。附弄风雅者自不待言，一旦得贵人名士片言只语，珍若拱璧，以抬身价。不少人则企图借名士这些人望之口广播舆论，博取美好声誉，造成良贾廉贾义贾形象。最为普遍的也许旨在培养子弟。商人与大夫名士诗酒往还，也有的是为了获得奥援靠山，无论竞争商务还是涉讼公庭，都能获胜。徽商雅有儒风者多，培养子弟科举入仕最为成功，与人诉讼常操胜券，与其擅长交结当道结纳广大名士不无关系。与大夫名士的关系客观上也影响到商帮的实力。

文士因商人多金，利之所在，视商人为衣食父母、居停主人、赞助对象。士人主动交好商人的现象极为普遍。在商人看来，商人凭才智经营谋利，文士凭文化文字谋生，其途虽异，其旨相同。商人出资，从文人处获得应景诗作、谀墓文字，夸耀闾里，见重同行；文人以应酬篇什，涂鸦画作，或以为结纳资本，或直接收取润笔费，卖得越多，名声越大，价格越高，收入越丰。文人交好商人，有着具体实在的利益。各地商人在江南长袖善舞，江南城市集中了大批知识精英，浸淫于金钱世界，以货利为急的江南名流，很容易形成对商人较为客观的看法，视与商人往来为平常事，从而与商人频繁往来，收取润笔，置酒高会，文思泉涌而钱财日进。

觥筹交错，揽胜赏景之外，撰写寿文志铭，成为另一非常普遍的文士与商人往来的重要内容，甚者更直接作商人的枪手。江南文士与各地商人的热络关系，完全是出自双方的自觉自愿。在为商人作文作为重要的经济来源的动机下，江南文史大家或达官名流如归有光、唐顺之、王世贞世懋兄弟、徐阶、茅坤、焦竑、冯梦祯、董其昌、申时行、陈子龙、陈继儒、李日华、张溥、张采、顾炎武、归庄、钱谦益、、吴伟业、汪琬、徐乾学、钱大昕等，或为徽商，或为宁波商，或为福建商人及其家属等撰写过充斥褒美之辞的寿文、墓表墓志、传赞类文字。金钱驱使着这些声名显赫的高人大家保持着与商贾水乳交融的关系。商人与文士，原是相互攀结、相互利用、各有所需、各得其所的关系。

第二篇：明清社会变迁与商人意识形态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参会论文

明清社会变迁与商人意识形态

——以明清商书为个案

①

（论文提要）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经济面临转型、东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多方位的交汇碰撞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较之前代有了长足发展，商品流通规模，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商人资本的实力，都较以往社会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明清时期大量区域性商人集团——商帮的出现，并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力量，尤令人关注。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这一时期商人群体思想意识的变化，并对其经营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商人们的经济活动及生活方式，也影响着其活动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风气及社会思潮的变化。因此，这一时期，商人群体的思想意识形态应予以重视。

到目前为止，关于明清时期（明朝至清鸦片战争前）商人思想意识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角度，大多侧重于明清时期各区域商帮的商业道德、商人的伦理观念、经营方式、商人形象等方面，尚无专文以明清商书为资料，就明清时期商人的“意识形态”作一总体考察。本文从最能体现明清“商人意识形态”的明清商书入手，具体分析这一传统社会面临转型的特殊时期，传统文化对明清商人的影响、商人们对自身群体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的认知及其经营理念等方面的认识。

一、明清大量商业书的面世——商人意识的凸现

明清社会变迁，其对经济思想领域的主要影响表现在，明代中后期，“工商亦本业”、“农商互利论”的思想日益为社会所接受，经商已开始不再成为一种为人轻视的职业，“弃农从贾”（弃本从末）乃至“弃儒从商”、“士商渗透”之现象越来越多。出于学习经商之道，适应商海竞争的需要，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日用类书，其中有些即属专门性的商业用书（本文简称商业书或商书）。为数众多的商书，有的是商人们自己动手，根据商业的实际需要来编纂，有的则延请文人学士为之编纂。其所纂内容不仅有水陆路程、商业条规、物价、商品生产、流通、市场、经营方法等经商必备基本知识方面的内容，还包括商业道德、经商行为准则、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商书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商人的经商之道，又大多出于当时人之手，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同时代商人的经营形态，因此，也更能准确地反映当时商人们 ①②②本成果为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原文两万字，将刊登于《复旦史学》第一辑（2005年1月）

主要代表性商书有：明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八卷，隆庆四年刊；明 陶承庆《商程一览》二卷，万历刊；明 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万历二十七年刊；明 周文焕、周文炜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万宝全书》三十五卷，万历间刊；明 壮游子《水陆路程》，万历四十五年刊；明 商浚《水陆路程》八卷，万历四十五年刊；明 程春宇《士商类要》六卷，天启六年刊；明 李德晋《新刻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崇祯八年刊； 憺漪子《士商要览》三卷，明末刊；明 鼎锓《商贾指南》抄本（主要内容为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商旅门》）；清 崔亭子《路程要览》二卷，清刊；清 赖盛远《示我周行》全三卷附续集，清刊；清乾隆年间吴中孚《商贾便览》八卷；清乾隆间王秉元《生意世事初阶》等。另见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第六章。张正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陈学文《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罗丽馨《

十六、十七世纪的商业书》，载（台湾）《中兴大学学报》第七期（1997年6月）等论著的介绍。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参会论文 的思想意识和经营理念。

明清大量商书的刊行，说明了社会经商、行商风气之盛，同时它本身也凸现了商人意识的觉醒，它说明了经商者自身对这一职业的认可与重视。另一方面，大量商书的刊行，也说明这一时期的商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传统的凭经验行事的小商小贩，而是开始重视商业知识的累积和传播，并对子弟、生徒授以商贾职业的教育，而有些商书的书名及章节——如《士商类要》等名称本身，就反映了士人从商的社会现实以及人们思想上将士商并列的观念变化。此外，明清商书的出版形式也值得注意，它不是以秘传的形式，而是以有关日常生活的书籍——万宝全书（或日用类书），公开示于世人的。由此也不难想见，书中所述观点不仅是商人自身思想意识的体现，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对商业的普遍看法，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和训诫，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业日趋繁荣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以往学界关于商书的研究多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或经济史料的运用等方面来分析研究商书及其研究价值的，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商书所体现的明清时代商人的思想意识（文中亦称为“商人意识形态”），尚不多见。本文主要根据目前所翻阅到的明清商书，着重探讨其中所体现的明清时代商人的思想意识。

二、传统伦理观念与商人意识形态

商业是社会所必需的一种职业，商业行为本质上是讲求利益的，不可避免地会带着唯利是图的属性。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又很注重利义关系，强调以义取利，不能见利忘义。如何谐调这二者的关系，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对商人的地位及态度开始有所转变，“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并出现了“新四民论”。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士好言利”的社会氛围和士人“弃儒从贾”的社会现象。但总体而言，社会风气导向仍然是传统伦理中的以义为重，利为轻，反对见利忘义，这一传统的“义利观”对明清商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并在商书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从商书记载来看，在“利”、“义”关系问题上，对商人的要求便是：要重信义，守然诺，不刻剥；强调君子之财，取之有道。

关于商人的职业道德和道德规范方面，商书强调艰苦创业，节俭为本。

因商业经营的特殊性，商人们大多在财利场中应付周旋，无时不受风流场所“酒池肉林”的诱惑。因此，在个人修养方面，商书反复告诫人们要洁身自好，不能贪图奢侈生活享受。

在经营理念方面，中国传统伦理中所提倡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①的信用为本的诚信观尤受重视。商书反复强调不仅要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而且要诚实无欺，重恩守信。

同时，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匡扶正义、扶弱济贫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传统的中国商人，商书中不时可见“救困扶危存博济，莫因倾倒共推人”、“轻炎拒势，谓之正人；济弱扶倾，方 ① 《礼记·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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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杰士”、“趋显者防败，附势者必危”、“倚官势，官解则倾”的训诫。

综观明清时期的商书，可以看出，商书非常注重对商人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的培养，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对其影响至深，中国传统文化、人伦道德的规范作用，在明清商人的意识形态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从经济学的角度言之，市场经济的运行是需要一系列社会秩序作保证的；而社会秩序是一个需要多元支撑的系统，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支柱，都会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市场交易始终缺乏相关的法律条文和制度机制的保护，如果再没有信用支撑，那么市场运作的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无任何效率可言。透过明清商书中的谆谆教诲，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对维护正常的商业运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法律条文和制度保护成为市场经济中稀缺资源的情况下，儒家伦理中重德重于重利的教诲，以义取利的诸多训诫和诚信为本的伦理提倡，成为市场交易的无形约束，对保证传统中国社会正常的商业经济运作，具有重要意义。

三、经营环境与商人意识形态

经营环境对商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能忽视。明清各类商书中，多处可见著述者对经商不易之感叹。这中间既有对春夏秋冬漂泊异乡之辛劳的感慨，更有对经营途中骗子盗贼之觊觎的提防。从万历间的《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商旅门·客商规鉴论》，至清乾隆间吴中孚的《商贾便览·江湖必读原书》、赖盛远的《示我周行·江湖十二则》，无不多次郑重告诫经商者，从经商外出的结伴搭伙，到路上住店行船等等，要时刻注意人身财产安全。程春宇《士商类要·为客十要》的前三要便首谈安全问题。

如果说客观上的生活环境令商人们缺少安全感，外出经营如履薄冰，那么制度保障上的缺陷则直接影响了明清商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国古代始终缺乏完整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律制度，这一点到明清时期也未有大的改观。虽然清代政府的工商政策趋向宽松，各级官员的“恤商”思想也有所发展，政府时有恤商、宽商之诏谕，可以说提供了一种比较有利于工商业发展和提高商人地位的制度环境，但并没有明确保护商人利益的相关法律或制度保障机制。明清时期民间的商事纠纷，仍然多由各级地方官员依据具体情况，“酌以情理”断案。这一制度环境对商人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便是明清商书中所体现的商人普遍敬官、畏官及至依赖于官的现象。他们时常不得不对当权者要谦卑恭敬，或者通过与之结合，“官商融合”，以期获得经营的成功。

商书中对经商人员的告诫也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商人时常处于一种矛盾的两难之中，一方面，传统的伦理道德轻视附炎趋势、倚官仗势之辈，尤将那些附炎趋势之辈视同小人，另一方面，“官无大小”，“权可制人”的现实，又令他们不得不“是官当敬”，谨小慎微，甚至委曲求全。在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社会环境中，商人们最终仍多有“万般惟有读书高”之感慨。最终，明清时期的商人意识形态，也只能局促于这一社会体制之下，难以超越社会制度的局限，商人们在对自己社会角色的认知上，便难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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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商规鉴论》与《生意世事初阶》的代表性意义

明清时期的商品贸易，大多借区域间的距离赚取商品差价，或低买贵卖，囤积居奇，把持行市，这是众多商人获取利润的主要方法。因此，商人特别需要注意各种物产的季节、产地、价格、品质、年成丰歉等信息。为此，商书时时告诫人们，经商不是简单的买卖，必须掌握基本的专业知识，顺应天时地利，审时度势，胆大心细，勤访多问。同时，商海风云，诡谲多变。“货有盛衰，价无常例”，稍有不慎，经营不当，便会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因此，商书特别强调对经商者基本素质的重视，强调要掌握市场信息和变化规律，审时度势，灵活经营。在这方面，万历间《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客商规鉴论》和王秉元的《生意世事初阶》颇具代表性。

《三台万用正宗·商旅门·客商规鉴论》是现存明代最早的一篇有关商业经营规范的篇章，其基本内容是关于客商应有的姿态、作为商人必须具备的商品知识及思想准备，它非常概括地论述了经商的基本原则与要求，规范了经商的行为准则，是一篇非常典型的商人入门的必读文。它从出门亦始所需注意之安全、结伴搭伙之事项，到经商途中的投宿问店，及至必备的经商专业知识，均有涉及。其中对商人的职业道德尤为强调，即商人要注重自身的修养，戒骄戒奢，勤俭朴素；商业经营要合乎规范，诚实不欺人，特别强调不能见利忘义。后来几乎所有商书有关商业经营内容和商人的道德要求都由此而延伸、衍生、释绎出来。《客商规鉴论》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商业在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后，开始进入了一个自身要求必须规范化的新阶段，表明明清商人日趋成熟，其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注重自身的修养和培养新生商贾。

《生意世事初阶》作为培养“坐贾”的专业商书，同样强调对经营人员在人品、能力等基本素质方面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客商规鉴论》和《生意世事初阶》做为较具代表性的商业书，它们特别强调从业者要善于察言观色，处理好各方面的人事关系。换言之，商书认为当时客商的主要困难不仅仅是路艰程远，更主要的还是人事关系，并将此视为经商成败与否的关键。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商人眼中，诸种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的处理，远胜于经营过程的技术管理，并成为经商获利的关键，这确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业活动中值得探讨的一种社会现象。

①①此书系抄本，署名为句曲（按句曲为江苏句容县的古称）王秉元开初氏纂集，沙城西麓主人汪淏增订。从书中汪淏序中得知，它是汪淏依据王秉元之书重加增删润色而成，而王秉元之成书时间，当在乾隆五十一年以前。详见罗仑、范金民《清抄本<生意世事初阶>述略》，文载《文献》，1990年第2期。此后，在王秉元此稿本的基础上，又有《贸易须知》（上海图书馆藏光绪五年刊本），该本题有嘉庆十四年王秉元序，道光24年杭州项名达续刊；光绪五年蠡城言慎金在王、项两刊本基础上，“不揣鄙陋，重加厘订”，再刊。内容多与《生意世事初阶》相似。还经清代山西商人在“《生意世事初阶》基础上增删而成的更适合山西人使用”的（炳记）《贸易须知》，主要内容也与之类同，见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335页，附录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民国十一年，上海宏大善书局石印《生意经络》（不分卷）（上海图书馆藏本），封面为“王秉元著”，卷内又名《贸易指南》（不分卷），“句曲王秉元著”。较之《生意世事初阶》，所论学徒规矩相同之处甚多，只是内容更加丰富，增加了“如何辨识洋钿”、“鸦片之危害”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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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思想遗产与商人意识形态

严格地说，商书应以商业经营为主要内容，应含商业经营思想、体制、职业道德、方法、知识等方面的内容。但是，仔细翻阅明清时期的各类商书，我们又会发现，这些商书内容非常庞杂，凡是与商业有关联者均采撷其中，还包容旅游、交通、气象、养生、卜验、交际应酬、安全、文化娱乐等，成为应用性很强的商业百科全书。这也说明，当时商业思想还没有完全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意识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仍然是按传统的经验亦或感觉行事。此外，在名目繁多的日用类书中，有关经商知识的内容分布则显得颇不平均。如《商旅门》，其在明代仅见于《三台万用正宗》一个版本；发展至清代版本中，则不论是前期的三十卷版本或后期的二十卷版本，均未设有专门的商旅门，亦不见于其它类目中刊载相关内容。可见商业门类在民间日用类书并非普遍的内容，这说明商业活动在明清时期虽较以往来得活泼热络，商人地位亦较以往提高许多，然商业活动涉及许多专业知识的配合，非一般的叙述或说明能交代清楚。真正欲从事商业活动者仍应透过专门的商业书，经由一定的训练过程，由学徒而正式行走江湖。这种情况直到清末才有改观。

此外，商业书的最大特色是将视点著重在经营、致富的方法上，提出了对经商能力和品德的要求，认为这是经商致富之法，但对于商人应如何使用财富，尤其是如何利用已取得的财富进行“二次创业”，如扩大经营规模、投资扩大再生产等，则很少触及。“总之，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企图建立超越伦理观的经商之道和积极地为商人在买卖中获得利益提供理论的动机，这就必然使他们的著作在对现实生活中的商人提出要求时，局限于单纯的品德和个人的机智方面”，而缺少经营管理的技术角度的分析与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商书中所体现的“商人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还是比较有限的。

日本学者泰萨·莫里斯—铃木指出，经济思想的产生与社会背景的密切相关，“在不同国家和历史的不同阶段，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思想一再被创造出来。然而它们所具有的相对的重要性是受地域的和暂时的经济环境的影响的”。同时，“新经济观念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受产生这些思想观念的知识遗产的限制”，还受经济理论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的影响③②

①。从这个角度言之，也就不难理解明清时期商人思想意识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窘境了。

在思想观念上，尽管明清时期儒学思想有所变化，更趋于入世和务实，直接推动了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并间接影响到明清商人的商业行为和伦理，出现了“工商皆本”、“士好言利”的社会思想及至“弃儒从商”的社会现象，但“士农工商”仍作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明清时期综合性、系统性地反映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客观要求的思想还不多见，不仅当时思想界主流对商品经济发展的认识相对来讲是滞后的，即便已有的一些比较开明的经济思想（如工商皆本、奢能致富、敢于言利等）也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或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传统“士农工商”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式，成为商人们观念更新的最 ①④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第218—219页。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1年7月 ②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第六章，第298页。张正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③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第3—4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

④ 对此，笔者另有专文《明清商品经济思想的总体评述》予以分析。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参会论文

终桎梏。这便是明清时期商人们所面临的“知识遗产”的限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无法超越这一限制。

此外，就经济环境与政策环境而言，在中国封建社会，政府较早地开始能充分地运用经济与市场手段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封建官府的干预控制与抑商政策（主要是抑制民间商人的发展），加之浓厚的伦理道德规范与轻商观念，是明清商人所无法逾越的传统制度的“结构性制约”。仔细探讨明清时期所出现的各种重商思想，其主要内容大多为商贾的“末业”地位鸣不平，其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也莫过于于“工商皆本”，在士商观方面并没有大的突破。在官方宣扬的社会准则方面，商人和农工的平等地位尚不可得，而和高踞于四民之“长”的士相比就更有天壤之别了。在这种氛围里，商贾尽管腰缠万贯，也始终无法获得政治地位上的认同。而轻商传统的严重后果之一，便是“历史上少有独立之商务经营与成就之记录，凡有一麟半爪之出现，均不免于附丽于政治问题之中。是以中国史上本有之工商家英杰贤士，其能为人所知者，却少而又少。„„商人经验、成就与贡献，商业经营、规制与方法，既无学术记录流传，一切多留存于心摹口授之间，在中国史上自亦难有商学一门之出现。”

这一特点在明清商书中表现的尤其明显。明清商人们自己编纂的、最能体现商人“意识形态”的商书，最主要的是将经商视为一种正常的谋生之略，而缺少对自身职业社会功能、社会意义的深刻认知，更少有汪道昆“良贾何负闳儒”之自豪感叹。其表现出的诸多商人意识，并未超越同时期的文人传记文集、商人墓志铭等所体现的商人“自足”世界，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还要保守一些。

“知识遗产”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制约，经济环境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明清商人意识形态发展境遇的先天不足。鸦片战争后，随着大量外国资本的强行进入，中国的传统工业面临严峻挑战，中国知识分子也广泛醒悟，并发出了“商战”的应对口号。但据王尔敏先生研究，直至19世纪后期，在他所统计的提出“商战”口号的二十五人中，大多数为受传统教育之知识分子，并且多为科甲出身。纯为商人者，仅有郑观应、鄢廷辉2人。商人群体思想意识上的局限性，最终限制了商人们在经济转折时期的创业意识。因此，中国“近代商人精神”——世界市场观念、竞争精神、赢利与投资意识、科学管理观念、公平观念等等，只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入而移植进来，并伴随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峙、抗争和渗透融合而逐渐发展。这一点，从最能反映明清商人意识形态的商书中已窥见端倪。

作者：张海英，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工作单位：上海市 复旦大学历史系，邮政编码：200433； E—mail: haiying6563@sohu.com ③

②

① ①②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20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8月 王尔敏前引书，第221页。③马敏前引书，第23页。

第三篇：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 教学设计

《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教学设计

【课题概述】

《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是高中地理必修二第二章第三节的内容，在课标中对应的要求为“举例说明地域文化对人口或城市的影响”。本节内容看似简单，但内含丰富，在地理学中对于文化的理解是较宽广的，它包括思想观念、社会组织形式、工艺技术，等等。因此，地理学中的文化是指与自然相对应的广义的人类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心理文化和制度文化。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地域聚集的特定文化现象。学习地域文化对城市影响主要是帮助学生理解不同城市景观和城市地域结构特色的形成，从而丰富学生对“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理解，并树立保护地域文化的观念。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了解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形成的作用； 能举例说明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影响；

感受文化的地域差异并探究差异形成的原因。2.过程与方法

列举身边的实例或利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城市景观图片、城市空间布局图或相关资料，分析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影响。

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多种手段收集信息，并学会对信息进行整理、分析； 能利用信息技术将整理的信息表达、交流，形成自己的学习成果和见解。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认识城市的很多特点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城市文化是城市发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树立保护地域文化的观念；

通过感受文化的地域差异，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激发探究地理问题的兴趣和动机，培养科学精神； 养成学生与人交流、分享和合作的习惯。【课时安排】 本小节教材内容安排2课时，本课为第二课时。

【学情分析】

本校属于全国内地西藏班校，高中全部为藏族学生，生源来自西藏自治区和全国不同地区的西藏班校。由于西藏自治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内地西藏班特殊的教育教学体制所限，学生在初中阶段的地理知识储备和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储备极其贫乏，在学习本节课内容时，由于背景材料的缺乏，往往容易出现只读书本、人云亦云的现象。基于这个特殊情况考虑，网络媒体以其庞大的信息容量和可交互性，既满足了学生渴望了解世界的意愿，又对于藏族学生获取信息、交流信息，理解本节内容，有很大的帮助。

西藏学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有限，较汉族学生还有很大差距，加之语言障碍，打字速度也不快。因此在信息技术操作上，设计流程要相对简单、易操作，减少文字输入的量。

【教学策略与教学活动设计】

教学策略： 开放、自主、互动

开放——课本不是唯一的信息来源；教师不是唯一的信息传递者 自主——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自主选择完成学习任务的方向 互动——在教学中突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流 教学活动设计：

学生通过教学网站，自主选择感兴趣的材料，结合自身知识分析，自主生成问题与答案。通过网络发表各自的见解。

除自主学习外，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通过网络媒介，进行合作探究。

【教学资源和工具设计】

资源：教材、不同城市与地域文化相关的资料，学生提供的照片等 工具：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教学网站 学习环境和支持：学校网络机房

网站设计为可交互性，除提供大量信息资料外，给学生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1 能够实现提交的学习成果实时存储，实时呈现。

由于藏族学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还有待提高，网站设计的操作环节相对简单，学生具有日常浏览网站的技能即可操作。既免除复杂的计算机培训，又锻炼了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教学过程设计】

情景导入：

从学生身边的生活场景导入，展示一张拉萨的城市景观图片，再展示一张天津的城市景观图片，（均可以由学生提供，更增熟悉感）。

思考1：观察以上景观反映哪里的地域文化特点？

[设计意图：让学生感受地域文化的不同，从而从感性上认识地域文化对城市景观有影响。] 思考2：以上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地理环境有什么关系？

[设计意图：复习“地域文化”的概念，地理环境是地域文化形成的基础，从而引出，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影响必然包含着地理环境的因素，因此，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应该要从地理环境入手分析，教给学生学习方法，同时将新旧知识有机结合。] 小结（板书）：地理环境不同→地域文化不同→城市的差异

转承：

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同时也赋予了城市鲜明的城市地域文化，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影响。

学生活动：

让学生进入教学网站，打开“城市案例”页面，在给出的所有城市中，任意选取一个你感兴趣的城市进行分析，给学生一个开放、自主学习的空间。

教师适时引导学生，按照“地理环境不同→地域文化不同→城市的差异”这个思路去分析。

学生阅读自己所选取的城市的相关资料、图片等信息，在教师的引导下，采 2 取小组合作的形式，自由结合，4~5人一组，逐步回答下列问题，通过网络提交答案。

1． 选取材料中的一句话，概括该城市的地域文化特点。

[设计意图：让学生对某个城市地域文化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抓住其要点，利于后边的分析和合作探究。] 2． 分析形成该地域文化的地理环境要素

（引导学生从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两个方面去考虑，自然地理环境侧重考虑气候、地形、水文等要素，人文地理环境侧重考虑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民族宗教等要素）

[设计意图：地理条件影响着地域文化的形成，是地域文化形成的基础，探讨此题，有助于学生理解地理环境、地域文化、城市之间的关系。] 3.你认为在该城市中，突出体现地域文化特点的是城市中哪个方面？ 提供选项：建筑、交通工具及道路、饮食、服饰、习俗、居民心理 [设计意图：目的是让学生注意到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在某一个方面会得到突出的体现。] 4.对以上你所选的方面进行简要概述。

（因藏族学生汉语表达水平有限，此处可以自己总结，也可以从材料中直接摘录。）

[设计意图：目的是培养学生获取资料、分析资料、整合资料的能力和地理语言表达能力。]

5.你是否愿意移居到这个城市？ 选项：是、否

（通过网络统计出最后结果，愿意移居的和不愿意移居的大致比例。）[设计意图：此问题的设计意图是为了说明地域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新的移民必然会带来这个城市地域文化的改变，但在一定阶段地域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6.对于该城市，向你的同学或老师提出一个问题

[设计意图：此题完全体现了开放性，是学生通过学习，自主生成的，充分体现了学生主动性和师生间的互动。对教师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注意课堂现 3 场的应变和把握。] 通过以上自主阅读和分析，引导学生归纳出：地域文化对城市是有影响的，不同城市在自身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

在教师的引导下，同时要让学生认识到：城市的很多特点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城市文化是城市发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树立保护地域文化的观念。

合作分析：

通过之前的自主阅读分析，选择两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城市进行对比，重点比较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建筑风格、城市空间布局的影响。

由于之前已经有学生单独自主的城市分析，此时由教师进行引导，师生共同合作，将多个学生的自主分析结果，整合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对比结果，更突出了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对城市的影响十分明显。

回归理论：

理论知识是分析实际问题的基础，案例分析暂告一段落，下面回归理论。结合刚才分析的案例，根据教师的提示，在课文中，将重要的理论勾画下来并快速阅读记忆。

巩固练习：

然后，请同学们打开网站中“课堂练习”的页面，巩固理论知识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并通过网络即时进行反馈，以便教师掌握学生学习情况。

弹性延伸阅读：教材P44《徽州文化》案例研究。

该案例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并具有一定跨学科性质，对学生能力的要求较高，视学生接受能力和课程进度，设计为弹性教学，如学生对本节课接受的较好，并且进度允许，则对该案例进行课堂分析。如未能达到较好的预期，则对该案例进行简单处理，留待课后供学有余力的学生研究。

本课小结：

本节课我们通过不同城市的案例，了解了造成地域文化差异的因素多且复杂，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今后无论我们到了哪一个城市，希望大家都能多关注那个城市的地域文化，感受城市的发展变化，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课后作业：

选取教材中的典型例子，分析比较其地域文化与城市景观的异同。

【学习评价和反馈设计】

通过网络交互性设计，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进来，并进行实时课堂评价及自我评价。即通过网络数据库将学生提交的答案储存起来，并及时呈现出来。

对于“课堂练习”，在学生做完题目提交的同时，通过预设的参考答案，对学生的练习结果进行实时反馈和统计，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成果“心知肚明”。

因为本课信息容量大，课程当中只能对一两个城市案例进行学习分析，利用网络的自由开放性，学生在课后仍能随时访问，可以继续学习巩固和进行课后反馈。

【设计总结】

通过学生网络资源浏览的学习，能初步了解地域文化与城市之间的关系。通过学生对提出的问题进行网络资源的获取、研究、整理、应用，学生能初步掌握“获取信息—分析信息—整理信息—应用信息”的自行探究科学的方法，发展想象能力和推理能力以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激发学生探究地理科学的兴趣，渗透科学的自然观、人文观和环境观教育； 学生通过网络进行自主学习，提高提高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

【课后反思】

本节课的课程活动设计，充分利用了信息技术的优势，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全员参与，自主学习，体现了“师主导，生主体”的角色转变，透过事实的互动和反馈，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效益。同时，注意了信息技术与课程是“整合”而非“替代”，引导学生在利用信息技术的同时，不能忽略了教材的重要性。

不足之处是课堂时间有限，组内直接交流比较多，但组间直接交流相对少一些，只能通过学生课后回顾继续交流，在今后的课程整合的时间和探索中，应注意丰富学生合作的形式，形成长期良好的合作探究氛围。

第四篇：地域文化与建筑设计

地 域 文 化 与 建 筑 设 计

班级：建筑09-1班学号： 姓名：

日期：2013|3|10

摘要：从明清时期的中国到现在的中国，随着其发展，各类型建筑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改善了大家的居住环境，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中国这么大的领域内，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建筑特色越来越不鲜明，由中国地域特色的建筑却很快被拆迁，损毁？我们能不能采取主动措施减少城市文明的继续破坏，我们中国的建筑文明是否能延续传统文化特色并紧跟现代潮流，本文主要介绍了王澍带给我们对地域文化与建筑设计的思考。

关键词：王澍，地域文化，建筑设计，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

说起地域文化与建筑设计，不得不聊起这个人：王澍

王澍，一个60年代出生的建筑家，他的建筑活动就如其所生的年代一样矛盾而敏感。虽然我没有身临其境的体会过他的建筑，但是他的《设计的开始》却让我受益匪浅，他建筑的特点：中国造园式现代建筑。

在建筑师同行里，王澍被公认是最有中国文人气的。而他也是很早就对中国的现代建筑提出尖锐看法的人之一。王澍在中国建筑师中的名气，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国际上受到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另类。他是把建筑带入大学的引路人，但他又一直表现着对于庙堂规则的不屑。当年，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他对着老先生说，“如果说中国有现代建筑师，那只有一个半，半个是我导师，一个就是我。”

但是，就是这个看起来有些狂妄的建筑师，一直以来却又在传统的中国建筑中寻求着艺术之根。他把中国古代“造园”的手法和方式融入现代建筑。在别人看来，王澍已然是中国建筑师的一个代表，很多人把他的作品当作某种形态的哲学表现去关注，而他自己却只是用古代工匠的手法去诠释着自己心中的当代建筑。

建筑师，首先得是个文人。

不谈建筑，只谈房子，所以就是业余的，业余建筑。

这是王澍喜欢说起的两句话，在我看来这基本上是王澍的建筑观。前一句，表现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与认同。“寻根”在他们那代知识分子心里是难以割舍的。而无论是苏州的园子还是从白居易到李渔等文人的文章，都在感染着他、召唤着他。王澍，学贯东西方，所以他更能从比较中去感知那以远去中国的美。古人造园的足迹也影响着他的建筑，去鼓励他去承袭与发展我们的华夏建筑。后一句，则

道出他对当下的批判。把建筑看的太神圣是会曲解建筑、扭曲建筑的。抱着平常心，真心诚恳的对待建筑。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把乐趣带进建筑里，开开心心的设计。对于文化，建筑其实不大，尤其在文学已经杀死建筑的今天。是先文化，再建筑；而不是为了建筑，去套文化，谓之概念。

宁波美术馆—1 2005年10月，宁波美术馆落成，它是由轮船码头航运大楼改建而成，规模仅次于北京中国美术馆。整座美术馆外墙由青砖、木材、钢材构成，像一艘即将远航的轮船，给人的印象是沉稳、内敛、厚实，又略带几分神秘。开馆以来，平均每天都有200人光临这个艺术殿堂。

宁波美术馆—2 作为三江文化长廊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波美术馆也是国内乃至国际上为数不多的拥有码头的江边美术馆。据了解，该馆总投资1.2亿元，分大小展厅9个，占地面积1.5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31万平方米，集收藏保护、陈列展览、学术研究、艺术交流、艺术教育、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是现代化、高品位的造型艺术博物馆，同时也是一座既有港口特色、富有现代气息，又具备中国气派的公共建筑。

由宁波航运大楼改建的宁波美术馆。在长宽各4米、高1米的红砖展台上，六只模型演绎着整个设计的过程。而看上去，这些美术馆的木制模型比老的航运大楼更像航运楼，一些标志性的符号，譬如码头，不是被抹去，而是被强化了。在王澍看来，码头是宁波这座港口城市最有活力的东西，体现着城市生活的延续性。

宁波美术馆—3 宁波美术馆的前身是宁波港客运码头的候船大厅。如果鸟瞰这座建筑，它的外观依旧是一个线条和结构都极为简单的长方形盒子。

要说在这样一个乏善可陈的结构中再造艺术风格独特而又极具实用价值的美术馆，实非易事。然而，就是在这个被废弃的庞然旧物上，建筑师王澍挖掘出了他的艺术空间。

外立面的木墙和钢柱，色调单纯，尺度超常，带给你视觉的冲击和不同凡响的感受。整个建筑的体量在浑然不觉中增大了许多。光线的介入是打破单调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让不同材质更显柔和协调的一个手段。干净的线条，简约的色块，光的参与，影的投射，人的渺小感„„这一切竟让你凝神无语。

如果说现代建筑主要还是一种“雕塑”的思维方式，那宁波美术馆偏重“空间”和“场所”的思考则明显地具有了“后现代”的意味

宁波美术馆—4 不要以为这仅是在尺度上取胜。如果亲临这木墙和钢柱间长长的廊道，你会发现“木墙”原是一扇扇通高的“巨门”。在许多扇门板的脚下，细心的你还会发现长长的插销，当你得知这些“巨门”竟然可以一扇扇打开，定会另有一番惊喜。二维的平面转而成了通向另一个未知空间的通道。显然，设计师对艺术空间的创造往往需要观赏者的体验和阅读来完成。所谓移步换景，空间的知觉，是在时间的向度上完成的。有人说这些巨幅的门象征着古老店铺的“门板”，此意象不妨看作是对宁波历史悠久的商业文化的一种暧昧的隐喻。这种“文脉主义”式的解读，使这个实体空间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1期---1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的王澍在该校象山校区的规划与设计中，成功地把中国传统的空间概念、传统的诗意与审美带入当代建筑，以达到平衡一座规模庞大的校园与一座不甚高大的山的目的。

理解象山校园，先要理解王澍对时间和传统的感情。2002年，杭州南山路开始改建，杭州市政府想把这条路建成上海的衡山路，西湖边上的很多民居就开始拆毁。为了阻止这一切，王澍沿西湖拍了400多张幻灯片，一张一张地讲给负责改建的官员看:每一幢房子，都带着不同历史时期的风格，他说:你们知道南山路的历史有多久吗？从你们改建完成那天起，南山路的历史就只有1年了。

象山校园正是建立在王澍对时间和传统的理解之上。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1期---2 一个外来者对象山校园的惊奇，一定是从大门开始的。象山校园的大门不是“门”，而是“墙”。是没有围合的墙的自然延伸，墙身矮得经常让人有翻过去的冲动。但这是一堵砖砌的墙，那砖也不是普通的砖，而是从乡下拆房现场收上来的老砖。

这座带着时间的象山校园，建筑占一半，自然景观占一半。校园中心是葱郁温婉的象山，山脚下一弯流水，10座已完工的建筑像书法笔触一般顺着水势面山而建，建筑群随山体扭转、断裂。王澍说，“这首先在于一座规模庞大的校园与一座不大的山的共存，因为那山是先

在的”。

象山脚下的这片空地，开工之前，原本是一片平坦的水稻田。但王澍运用了传统园林建筑中“平地起坡”技法，顺着山势和水势做出坡度。王澍说，中国人盖任何房子都会讲究一个势。第一期完工的建筑是教学楼等公共建筑，在山的北面，地势是北高南低，北边的房子要高，这是一个合院的基本语言。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1期---3 南方民居中常见的砖、瓦、檐、竹、木，让王澍的建筑充满了江南的灵性。整个象山校区的建筑，片片鳞瓦，铺陈栉比;重重密檐，错落有致。“你知道，南方诗歌文化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是下雨，以及下雨之后看到雨水从哪里下来。”他说，做瓦檐的时候，一直在想象学生们从窗外看着雨水从瓦檐上滴落的浪漫场景。另外，瓦檐还有着奇妙的实用价值。瓦片间充满了交叠出的缝隙，这是天然的空调机，夏天的时候，风从缝隙间吹出来，自然地形成习习凉风;而冬天，这些缝隙又会对风力形成自我调节。

运用既实用又富有趣味性。在每一个“合院”中，王澍都利用石头基座等营造出地势落差，造了很多“下沉的院落”。这些院落的灵感来自传统建筑中的“天井”。院落种着葱翠的树木和修竹，地面是古老的青砖，青砖的缝隙里长着很多青苔，踩上去滑滑的，心里却有一种沉沉的踏实。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1期---4 王澍对传统的运用并不拘泥，所有的合院都不是闭合的;在有的院子里，王澍把面山的一面彻底打开，而在图书馆这处院落里，围合处会有一个缺口，种上一棵树。王澍说，等树长大，学生们会在树荫下看书。而在建筑的内部，所有的内部设计，都非常现代主义:线条感极强的灯、屋顶的水泥质感、管道和线路的裸露。

在象山建筑中，王澍最大的突破，在于尺度。中国传统合院尺度是很小的，但王澍的建筑尺度观念即使在现代建筑里也是相当大胆的。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1期---5 在象山校园中，刻意简化处理的立面、为满足功能要求而略显庞大的建筑体量，都与自然和土地有一种亲近的交接，普遍种植的燕麦增进了环境的“中国”品质。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自然环境之间的微小差异，较之文化之间的差别，更能赋予环境乡土的特质。黑瓦、石墙、长草、斑驳的泥土、水渍和青苔、有意营造的粗犷，这一切都在灰绿色的天空下塑造着淡远的荒疏。这是有节制的荒凉，有别于日本式园林的无所不在的精致，是地道的中国风味。与自然风物之间的对话，并不是观光客般的欣赏、或风水先生般的推算。场所感的营造需要的不是理性而是感触，这一点，在王澍不乏诗意的自述中，我们可以清楚的读到。

宁波五散房---画廊

五散房是5处小公建，一共才2000平方米，是一次小实验。五散房分为茶室、画廊、咖啡厅、管理用房等。分别用了5种不同的建筑类型和建造方法。

咖啡厅屋面地面均为曲面，柱子微微倾斜，桌椅均根据地面的变化特殊设计;

茶室采用合院形态，6米高的院子中围着一个3米高的青砖台，种着两棵大树，树影随风移动;

另一个茶室的屋面由钢构玻璃建造，南面有一小荷塘，经一小桥直入;

总结：王澍秉持着将地域文化即中国传统特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并创新，建筑师又是文人，中国文人看待所处世界的“观点”，一个人与自然生态相互平衡的位置。

我们要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并将其传承，我们期待着属于自己的舞台„„

参考文献：

■《设计的开始》王澍

■ 《三联生活周刊》总364期(2005-12-12出版)；

■ 《时代建筑》2005年第4期；

■ 王澍的博客：http://wangshu.jianzhuw.com ■ www.xiexiebang.com ■ www.xiexiebang.com ■ www.xiexiebang.com

第五篇：方言与地域文化

方言与地域文化

按照中国的习惯，方言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话。就一般情况来说，在一定的地域形成了方言，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其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前者是整体，后者是分体，二者之间是大同和小异的关系。

因此，研究语言，不了解民族文化就不能有真切的理解，研究方言也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一个角度看，要了解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透过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便是一条便捷的途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正是许多交叉学科相互渗透、共同努力的结果。本文讨论方眼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希望学语言学的扩充文化的思路，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也来留意自己的方言母语，共同作些考察和交流。

一、方言与地方历史

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现存的方言的许多特征只有联系地方史料才能正确理解。闽方言的语音以保存上古音多而著称，滂读同庞，展读同典，就是“古无轻唇、古无舌上”的留存。为什么全国方言中唯独闽方言保留这两个上古音的特点呢？这就要从闽语的形成时代以及后来偏安一角、又逐渐走出海洋向外发展的历史去寻找解释。东南方言的单音词多、音节界线分明，应该同古百越语及后来的壮侗、苗瑶诸语言的共处有关；北方汉语的翘舌音多以及轻声、儿化等现象，可能与阿尔泰语言的影响有关，这是民族共处和融合对语言的作用。桌子在东南方言中叫枱（上海、广州）、床（潮州、海南）、盘（邵武）。这是古来桌子的制作史的记录，先秦席地而坐，以盘为桌，汉唐的床和几一样矮，可卧可坐，可写字办公，以后有了长腿才叫卓（桌是后起字）,卓就是高的意思。称为“枱”，可能反映的是倚墙所制的固定的桌子。至今普通话的“琴床”、山西长治说的“盘床”、浙江绍兴说的“桌床”也还都保留了“床”的旧制或旧义。

从潮州到海南，那里的人都自称祖上来自福建莆田，然而在正史、野史中都难以找到具体记载，但是一些方言词汇却明白反映了潮州、雷州、琼州的闽南话是和莆田、仙游一致、而和漳泉不一致的事实：除桌子称床之外，还有白肉（肥肉）、地生（花生）、沸水（开水）等。原来莆田也属于闽南话，宋以后才同泉州分立，而潮州、琼州各地闽南话连早期莆仙话的特点也保留下来了。可见，口口相传的方言词有时比地下文物和史籍更能说明历史。

北京市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中可以发现100多条与森林和动物有关的地名（榆林、梨园、黑枣沟、鹿叫、豹峪），说明早期的京畿是林木繁茂、虎豹出没的地方。广东中部则有许多像白鹤洞、鹤边、鹤州、鹤溪、鹤田等地名，有的学者以为与粤中古俗“鸡卜”“鸟田助耕”的传说有关。这说明方言地名往往是当地历史事实的见证。

二、方言与地理环境

人类各种群落的社会生活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的，语言和文化的形成和演变打上了这种环境的深刻烙印。不同的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反映在方言中则有不同词汇手段的称述。随着环境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迁，方言词汇有的相应地更替了，有的则固执地传承下来。不论是不同地理环境造成的方言差异，或者是不同时代的环境因素造成的语言变迁，对于方言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就文化史的方面说，从方言词汇也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由于气候的不同，南方种水稻、牛拉犁、吃大米，有关水稻耕作的各种名物、农事、主副食品各称及其制作方法等，各地有同有异，名目繁多。北方以麦类为主，驴马赶脚，吃面食，所用方言词是另外一套，而且同是官话区内又有各种不同。在日常生活里也有许多类似的反映。北方说洗澡、抹澡，“澡”的本义只是洗手而已，从吴语而南，说洗浴、汰浴、洗身、洗汤，“浴”的本义才是洗身；到了回归线以南就说冲凉了。与此相关，南方不见冰雪，管冰叫霜（厦门），或叫雪（广州），哪怕是后起的新词也要按照原来的套路创造，广州话还说雪条（冰棍儿）、雪糕（冰淇淋）、雪柜（冰箱）、雪藏（冰镇）、雪屐（冰鞋）、雪茸（刨冰）；而在哈尔滨，各种不同形状的冰雪的名称不下数十种：冰渣儿、冰脑子、冰流子、冰层，雪糁子、鹅毛雪、冒烟儿雪、大片雪、小清雪等等。在居处方面，北方的窑洞和火炕、窝棚、瓦房、大院，南方的木屋、石枋厝、草寮，以及与此相关的建筑材料、构造方式，都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和说法。

三、方言与地方习俗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广大农村的小农经济的历史背景之下，我国各地形成了许多有同有异的习俗。各种习俗在不同方言中都有不同的名堂。从命名称谓、红白大事、四时节庆到民间信仰、地方神祗、行业褒贬，名目之多，难以计数。清明上坟或称扫墓、醮地、拜山、挂纸、献纸、祀地；七月十五的祀鬼，或称鬼节、七月半、普渡（在闽南，也许是因为出洋而葬身大海的人多，有初普、重普、水普、陆普各种说法，各村约定一日，轮流祭祀，邻里之间相互走访、宴请，活动十分隆重）。端午节单是节日名称就有端阳、重午、五月节、五日节、五月初五等说法。闽台共祀的地方神祗单是妈祖就有“天妃、祖妈、圣母、湄洲妈、姑 妈、娘妈、开台妈、崇福夫人”等名称；吴真人则有“吴真君、医神、真人仙师、吴公真仙、医灵真人、大道公、帝君公、紫微帝君”等等。

自古以来，为了趋吉避凶，人们创造了不少语言避讳现象。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避讳。在以姓氏聚居的地方，村里人都是同姓族亲，姓氏常避同音讳。如长汀陈姓在过渡时只能自称姓浮（陈、沉同音），闽南卖苦瓜的到许厝村只能喊“卖红洋”（许音同苦），到洪姓村庄则要喊“卖苦瓜”（洪、红同音）。病、死是大家都不喜欢的，普遍有避讳的说法。病说不舒服、不安逸、艰苦、难受、吃亏，连喝药也改说喝茶。死则说老了、去了、走了、过面了、没了，在福州连小动物死了也改说“生去了”。火灭了不说熄、灭，二说“暗去、继去”。不过也不尽然，在避諱上也有因地而异的情况。闽南话连钟停了都说成死。潮州话形容词后面常常带上“死绝”作补语，表示程度很深。在广州话里，不但可说“热到死”（热死了）、“话死都唔听”，还可以说“死人！”（糟了！），死气气（丧气）、死咁做（拼命）、死桥（绝招）。

客家人入住赣、闽、粤之后，为了在客地立足，便造围屋，聚姓而居，特别讲究家族的内聚力，同宗都是“自家人”，族亲之间祖辈称公婆，父辈称伯、叔、[弥女](上下结构)，平辈则称哥、嫂，不论长幼一概不容僭越。故有“白头哥、坐地叔”的说法（白了头的是侄，地上爬的是叔）。家族之内尊奉的信条是“手指向内弯，拳头向外打”、“瓜爱连藤，人爱寻根。”

四、方言与文化心态

这里说的文化心态指的是在一定地域里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这种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当然有许多是同全民族相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在本地社会生活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

广州作为对外开放的南大门不自今日始。早在唐代，广州就是一个对外贸易的港口。那里的商业运作早已十分惯练，商品经济意识可谓广泛地深入人心，粤语口语中的一些说法就是它的表现，并且成为培育这种意识的教材。“利市”意为发红包，给红包在其他地区通常理解为送人情，在这里是希图带来更多的市场上的赢利。“着数”是对上了账，这账并不是中性的、客观的，而是有利于自己的，用普通话来解读就是“合算”。“发”、“发达”在广州话只指“发财”，看来，发财为大，其余都是次要的派生的。“卖广告”就是登广告，明明是拿钱付出的，只要有人看了、买了，广告便有了赢利的效应，粤语的这个说法是充满商业意识的。“揾钱”是找钱，这说明商业经营最重要的是找到门路，获得市场要求的信息，而不能守株待兔、坐等获利。这类方言词还有很多：“帮衬”意为光顾，“唔聚财”意为看不顺眼，“断市”是脱销，“发市”就是成交、买卖兴隆，“发钱寒”是财迷心窍，“吉屋”是空屋（空、凶同音避讳）。“交吉”是交付新房，“猪利”是猪肝（南昌话说招财，客家话说猪口赚），“走宝”是失去利益和机会。看来，生意场上是有运气的，广府人不怕死，却怕衰。在广东话，衰的本义是运气不好、倒霉，也引申为糟糕、缺德、下贱，并常用来骂人：衰人、衰公、衰

仔、衰婆、衰女、衰神都是骂人话。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喜欢研究地域文化、分析不同城市及其市民的性格，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北京人的大气，上海人的精明，广州人的奔波，已经很有名气，厦门和成都人的闲适，也很容易理解，一说成都话谁都知道“安逸”这个多义词，和“上茶馆、吃火锅、摆龙门阵” 这几个常用词。厦门话则见面就说：请坐、泡茶、化古、仙公（闲聊）。看来，联系方言研究地域文化、体察乡情，确是一条便捷的路。

五、方言文化类型及其历史背景

所谓方言的文化类型是对于方言的文化属性的归类。方言的文化属性是从文化的视角看方言的外部特征，也可说是它的社会性格。考察方言的文化属性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

1、从方言成分的结构关系考察方言的整合力。

任何方言都是历史上多来源、多层次形成的，在形成的过程中，有的整合力强，因而内部结构规律就比较严整，这种方言可称为单纯型方言。有的整合力弱，内部结构就松散而杂乱，这种方言是驳杂型方言。凡是形成过程中某一阶段人口多、势力大、文化高，其结构依此而定型，则成为单纯型方言，如粤语是两宋时期的移民在珠江三角洲独占优势时最后定型的，粤语的主流也以此为准，是单纯型方言。若是历史上变动大，层次复杂或周边方言影响多，则方言结构可能杂乱，这是驳杂型的，比如徽州方言，它以吴语为基础，在皖南定型后，受到下江官话及赣语的影响，就变得驳杂。

2、从方言区的内部关系考察方言的聚合力。方言分布于或大或小的区域，必由许多小方言组成一个区。区内的小方言之间有的彼此比较接近，有一种权威口音，有的则分歧大而缺乏权威方言。前者可称为向心型方言，后者是离心型方言。就其历史背景而言，凡是区内的方言单纯，又有历史久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便容易成为向心型方言，如粤东的客家话，因有嘉应州的历史文化影响，各地口音和用语并无重大差异，彼此很容易通话；而粤北土话的周围，除客话之外尚有来自赣语的、粤语的以及少数民族的语言，区内又无历史文化名城，粤北土话就成了离心型方言。

3、从方言间的接触考察方言的竞争力。

近代以来，社会生活变动大，不同方言之间接触多，相互影响也大，在接触中，强势方言在社会生活里十分活跃和能产，对别的方言影响也多，是扩展型方言；弱势方言则呈现萎缩状态，受别方言的影响也大，是萎缩型方言。方言的强弱势取决于该分布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和文化的影响力，也与分布地域大小、人口多少、以及交通状况有关。珠江三角洲方言 由于历来处于经济发达地区，政治文化势力也强大，对粤西粤语、粤北土话乃至粤东的客家话、潮州话都有明显的优势和影响。在湖南和广西，湘南土话，桂北平话都属于弱势方言，就抵挡不住当地的强势方言西南官话及粤语的影响，它们的竞争力就不强，因而处于萎缩之中。

六、联系方言状况看福建的文化类型区

为大大小小的地域文化分区，概括其文化特点，虽然可以从方言文化类型、表现地方风物的方言词汇尤其是当地的民间谚语中得到许多启发，但是还必须联系该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地理环境因素及文化的表征进行考察，也要着重考察该地区的经济主体、择业取向、崇尚的精神及人际关系等因素。这里以福建境内的几个文化类型区作一简略介绍。

闽东方言区是江城文化。闽江下游的“十邑”是闽东方言的主体，这里的数百万人口居住在闽江口上，靠闽江上溯二十多个县，沟通近半个省，加以福州古城是千年府城，旧福州靠闽江飘下的木排盖楼，在江岸、江洲种粮种果；有文化的往往占据许多肥缺（除在衙门任职之外还有海关、银行、邮电三行业）；劳动者则靠手艺营生（理发刀、厨刀、剪刀号称“三把刀”），生活可谓安稳。因此，本地人并不爱离开自己的家乡。谚语说：“七溜八溜不离福州”，五口通商之后，从福州港北上宁波、上海，南下厦门、广州，虽无太大商业运作，也曾繁荣一时。

闽南方言区（含早期属于闽南话的莆仙方言）是海洋文化。这里从宋代起就有精耕细作的农业，人口繁衍迅速，很快就显得人多地少，资源短缺。宋元泉州港培育了造船业和航海业。惠安人谢履的《泉南歌》说：“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写照。一千年来，从泉州港到漳州月港、厦门港出发，闽南人的足迹不但遍及粤、琼、台三省沿海，还远涉东南亚各国，在那里繁衍了数千万人。远渡重洋谋生是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的，无数的灾难形成了闽南人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在这种剧烈竞争的过程中，也养成了团结互助的江湖义气。中华文化传统和乡土情缘又使他们开拓、发达之后不忘回归。漳泉厦的千万华侨历来都十分注重和家乡的联系，用外面挣来的钱带动本乡和周边的农村的建设，被人为是好汉们干的风光的事。

多闽北人的人生哲学。闽西客家山村是移垦文化。这些中原流民的后裔在那里定居后，向土著学会了刀耕火种，环境越来越差，只好不断迁徙，俗谚说，“命长唔怕路远”，这是对客家移垦文化的最好的注脚。身处客地，为了立足，他们必须崇尚正统的中原文化以增强自己的信心，以耕读为本，重农轻商、重义轻利，以维系良好的地缘；固守亲缘，坚持丧葬祭祀诸礼，以维系大小家族的团结。坚持说客家话，固守语缘，来维系族群的向心力。这许多鲜明的客家传统也正是由许多褒贬义十足的语词和俗谚来传承和固守的。“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宁卖身，不卖音”就是客家地区常有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