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之中，意料之内,—— 对 李 慧 娟 现 象 的 思 考（模版）

第一篇：情理之中，意料之内,—— 对 李 慧 娟 现 象 的 思 考（模版）

资兴市政府法制办 郭 昌 明

近来全国部分媒体报道了洛阳市中级法院一起种子纠纷案。在这起普通的民事纠纷案背后隐藏着不“寻常”，引发不“寻常”的是洛阳市中级法院对该其种子纠纷一审判决中书（[2003]洛民初字第26号,以下简称该民事判决书）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种子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自然无效……”，正是这句话，该案不仅遭到了河南省人大的质疑，而且主审该案的女法官法学硕士李慧娟面临撤销审判长和调离审判岗位的处分。社会各界对此也褒贬不一，从而引发了法学界对国内法律冲突适用的再思考。这我们称之为“李慧娟现象”

2003年11月26日，《法制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种子官司的意外绽放》的文章报道此事。该文指出“……这起种子官司，给了人们丰富的讨论空间，从下位法和上位法冲突到司法审查，到法制的统一性……，这起种子官司‘绽放’太多的意外。”对此，笔者认为，该起种子官司绽放太多的“意外”均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内。

一 该民事判决书，确有错误

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审判工作的实质，就是一个法律适用过程，即在现行有效法律框架内，将法律意图最大限度的贯彻落实。其特征有三：一是法院的审判工作是一个法律适用程序；二是法院审判工作的准绳是现行有效的法律框架内的法律；三是法院审判工作不能改变法律意图。就这起种子官司而言，洛阳市中级法院错误有三：

1、审判工作越权

法院的审判工作是一个适用法律的程序，也就是说法院工作的职责是在程序上保障法律意图的贯彻落实，而非在实体上对法律意图的进行裁判。如果法院对法律意图进行评判的话，则法院审判工作有越权之嫌。

就本案而言，洛阳市中级法院就案件所涉《种子法》和《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种子条例》）的适用上，只能依法作出适用选择，而不能该民事判决书中作出实体裁判：“……《河南省种子条例》……与《种子法》向冲突的条自然无效……”。这样的裁判无疑是以判决书的形式在实体上向社会宣告——《种子条例》的相关法律条款无效。这显然是一种越权行为。严重背离了法院审判工作的职责。

2、法理司法化

法理与法律是两个不同概念。法理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律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正因为如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才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也就是说法院的审判工作必须限定在现行有效法律框架内，法理不得作为民事案件审理的依据，不得司法化。

从该民事判决书中我们不难发现，洛阳市中级法院裁判《种子条例》相关条款自然失效的理由是“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这一理由显然是是法理中的国内法律冲突的适用理论，而不是法律规定。因此洛阳市中级法院的这一裁判行为明显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是“法理司法化”。

3、推不出

《立法法》在第五章适用和备案中，第七十八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第八十条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这一系列的法律的适用条款，仅仅只说明——在国内法律冲突的适用上，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优先适用。我们无法从中推出——与上位法相冲突的下位法就得失效，这一判断。质言之，与上位法相冲突的下位法并非一定失效。

再回到本案中来，在现行有效法律框架内，洛阳市中级法院根据法律意图，根本推不出《种子条例》“……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自然无效……”这一判断，只能得出《种子条例》相关条不适用的结论。

因此，洛阳市中级法院该民事判决书，遭到河南省人大的质疑，是在情理之中，毫不意外。

二 国内法律冲突，能依法解决

在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框架内，法律为我们解决此类问题，提过了两种途径。

1、治标法

法院仅在法律适用的程序上，依据《立法法》对法律适用的规定，直接对冲突的国内法律规范的适用作出选择。虽然这种方法不能从实体上纠正下位法的违反上位法现象，但是极为经济，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

基于此，洛阳市中级法院对此案涉及国内法律冲突部分的裁判可以作出如下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法律，《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是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地方性法规。由于在价格方面《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不相吻合（也可以写明具体的冲突条款序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被告提出在种子的价格方面适用《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这样处理，洛阳市中级法院既避免了“法理司法化”也避免了从实体上裁判《种子条例》“相关条当然失效”，且又又将自己的审判行为切实置于现行有效法律框架之内。

2、治本法

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中止本案审理，依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将冲突的法律提请有关部门作出实体处理。这种方法能够彻底解决下位法和上位法的冲突问题，但诉讼成本高，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

基于此，洛阳市中级法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对本案作出中止审理的裁定，同时依据《立法法》第八十七条、八十八条规

定将《种子法》和《种子条例》转送有关机关处理。待处理完结后，再恢复本案的审理。

由于洛阳市中级法院绕过现行有效法律框架，而应用“法理司法化”的手段，来解决国内法律冲突问题，所以难免会产生“今后对下位法和上位法冲突作类似处理仅在法理之中”的意外。

透过本案，我们所注重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内法律冲突问题，更重要的是，法院审判工作突破现行有效法律框架的“法理司法化”给法律秩序所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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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对李慧娟事件的宪法思考范文

张小玲

引子：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女法官李慧娟在判决书上宣布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法《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某一条款与上位法冲突而自然无效，省人大主任会议作出要求地方人大对李慧娟法官免职的严肃处理的宣告。这一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有四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效力，贺卫方，蔡定剑，董皞等著名教授在各大报纸上发表评论。作为一个有着一定法律信仰，追求公正，公平法律的本科大学生，这起事件也引起了我的思考。

对李慧娟事件的宪法思考

李慧娟事件首先让我想起了我国的法治状况，它折射出了我国整个法治建设中的很多问题。目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可谓是轰轰烈烈，锣鼓震天。可究竟法治是什么，我们离法治还有多远？亚里士多德说：“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

（一）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它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其它任何法律，法令不得与之抵触，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人都必须以之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得到保障。

（四）国家机关的权力必须受法律的制约。

（五）司法独立。

下面我将针对李慧娟事件，从法治的几个基本内容分析一下其所反映出来的宪法问题和提出我的建议。

一.从人大行为上分析

根据宪法第99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立法法》规定，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在《种子法》于2000年12月1日施行后，依照法律和《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应属无效，省人大应当及时的予以修改或者废止。在这点上省人大不作为，当法官提出法律冲突后省人大依然不作为，没有对自己的法律合法性进行审查，事后却分别向省高级法院和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发出上述“通报”，要求省高院对洛阳中院的“严重违法行为作出认真、严肃的处理”，请洛阳市人大常委会“纠正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违法行为，对直接责任人员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通报洛阳市有关单位”。这是否太专制，太霸道不合情理呢？对人大的不作为是否也应给予处分呢？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为什么人大有如此特权？

其次，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第24次主任会议认为，洛阳中院的行为，“其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而要求对洛阳中院进行严肃处理，对李慧娟法官进行严肃处理。是否也越权了呢？第一，从资格和程序上看，根据法律精神，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不是人大的一个权力机构，它无权对外发出任何有法律意义的文件指令。而且，要作出决定也需要一定的程序。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卓林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证实，对赵、李二人的处分需要提请人大常委会讨论，现在尚未履行这一法定程序。第二，从人大监督的内容上看，根据宪法，人民法院由人大选举产生，对人大负责，受其监督。人大对法院有当然的监督权，但同时，宪法也规定了法官有独立审判权，不受任何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的干涉。也就是说，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应保持在对审判权监督的范围之外，如法官的贪污受贿，怠工渎职等行为。否则，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会形同虚设，更别谈司法独立，法治建设了。

二.从李慧娟法官的行为分析

这个事件发生后，有很多人指责李慧娟法官越权，也有很多人从我国的现行体制和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方面为她辩护同情她。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她错了越权了。我个人认为李慧娟法官是对的，理由如下：

（一）根据我国 《立法法》规定，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抵触，否则无效。最高法院也一直在强调要在民商事审判活动中加强裁决文书的说理，以保证判决的公正，公平，合理，提高审判的质量。法官对其所依据的 法律应做公开解释。宪法第5条规定（在上文已提到）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1.要维护宪法的权威和法制的统一。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法律的统一又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必要条件。只有法律统一，人们才能真正生活在同一法律准则下，法官在选择法律时才不会有分歧，造成不平等。李慧娟法官不过是在按照法律的要求在做了。就这个案件双方争执的焦点，也就是《种子法》和《条例》到底该用哪一个，这直接涉及到当事人的权利，在判决书中充分阐述适用法律的理由。即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说明《条例》的有关条款因为与上位法相抵触而自然无效。她这样做不仅充分说明了判决的理由，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法律的统一。何错之有呢？她积极的根据立法精神判案，违反了什么法？

（二）很多学者教授都在呼唤违宪制度的建立。其实我国早已有了这个制度，只是不够完善，审查范围窄，又缺乏程序保障，在现实生活中，权力主体又不作为，因而影响不大。依据1982年宪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家赔偿法》，我国建立了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相结合，事先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统一的违宪审查模式：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

人大常委会讨论，现在尚未履行这一法定程序。第二，从人大监督的内容上看，根据宪法，人民法院由人大选举产生，对人大负责，受其监督。人大对法院有当然的监督权，但同时，宪法也规定了法官有独立审判权，不受任何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的干涉。也就是说，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应保持在对审判权监督的范围之外，如法官的贪污受贿，怠工渎职等行为。否则，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会形同虚设，更别谈司法独立，法治建设了。

二 从李慧娟法官的行为分析

这个事件发生后，有很多人指责李慧娟法官越权，也有很多人从我国的现行体制和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方面为她辩护同情她。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她错了越权了。我个人认为李慧娟法官是对的，理由如下：

（一）根据我国 《立法法》规定，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抵触，否则无效。最高法院也一直在强调要在民商事审判活动中加强裁决文书的说理，以保证判决的公正，公平，合理，提高审判的质量。法官对其所依据的 法律应做公开解释。宪法第5条规定（在上文已提到）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1.要维护宪法的权威和法制的统一。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法律的统一又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必要条件。只有法律统一，人们才能真正生活在同一法律准则下，法官在选择法律时才不会有分歧，造成不平等。李慧娟法官不过是在按照法律的要求在做了。就这个案件双方争执的焦点，也就是《种子法》和《条例》到底该用哪一个，这直接涉及到当事人的权利，在判决书中充分阐述适用法律的理由。即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说明《条例》的有关条款因为与上位法相抵触而自然无效。她这样做不仅充分说明了判决的理由，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法律的统一。何错之有呢？她积极的根据立法精神判案，违反了什么法？

（二）很多学者教授都在呼唤违宪制度的建立。其实我国早已有了这个制度，只是不够完善，审查范围窄，又缺乏程序保障，在现实生活中，权力主体又不作为，因而影响不大。依据1982年宪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家赔偿法》，我国建立了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相结合，事先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统一的违宪审查模式：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的合宪性进行监督审查。２.司法机关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合宪性，合法性问题进行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由于没有严格的程序保障，它本身又担负着沉重的立法任务，且违宪审查的专业性很强，工作量又大，人大没有能力，精力和时间去对所有的法律进行监督审查。也就是说人大在这方面只能无作为。那为什么不让司法机关来有所作为，来填补这个空白呢？而且我们只要做一个小小的扩大解释，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司法机关对国家机关的行为有违宪审查权，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对国家机关的行为的合法性与合宪性”扩大解释为“包括国家机关的行为及其行为的内容的合法与合宪性”。权力机关也是国家机关，司法机关当然可以对其立法行为及其内容进行监督审查了。李慧娟法官宣布与国家法相冲突的某个地方法条无效，并没有越权。何况完全可以理解为是法官基于自己对法条的理解进行的判断。这是法官的一项权力，错在哪里呢？

（三）面对法律冲突，在省人大又不审查自己制定的法律，而法官又不能拒绝受理的情况下，法官只有三种选择：第一，绕道而行对法律冲突视而不见，对双方当事人争论的焦点充耳不闻，也不对适用的法律进行任何解释，随便拣一个用。这时她又有两个选择，（1）适用地方法规。这样对法官也许还可以带来某些利益（地方法官与地方人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2）适用国家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第二，裁决案件中止审理，在裁决中阐述理由，依照法定程序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裁决。第三，像李慧娟法官一样大胆的在判决书上公开阐述适用法律的理由。

第一种方法要么忽视了当事人的权利，要么不利于维护法律的统一；第二种方法无疑损害了当事人的权利和办案的效率。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2个月才开一次会，一次会5-7天，有大量的问题要讨论解决。等到裁决下来案卷上的灰尘不知有多厚了，对当事人已毫无意义了。不过这是大多数学者认同的，他们认为牺牲效率来维护法律的统一与严肃是非常有必要的。可是光是这样成效有多大？即使是孙志刚事件这么严重的案子反映出的明显法律冲突，法院都不敢说话，最后还是几位学者提出要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有关条款进行审查。其影响仍是如此的有限。现在，法律冲突的案子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已到了只要对法律有所接触的人都能列举一二的程度。李慧娟法官的做法首先是在形式上维护了法律的统一，在客观上引起了社会反响，使更多的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必将推动立法，她的强烈也没有错。

最后，我想谈一下的进步。所以从客观影响来看从这个事件中所想到的一些需要通过立法来完善和规范的地方。

第一，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在前面我已经讲到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制度的缺陷，使得其名存实亡。对于这一点，很多学者专家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我个人比较同意把违宪审查权给司法机关。在司法机关内部设立专门进行违宪审查的法院，因为法院的专业化水平比较高，专事专办且有程序保证，可以有效的保障审查的质量。其次，又可避免监督者自己监督自己的尴尬。因为法院必须依法律办事。

第二，调整人大的权力。一方面，对那些对其权力机关性质影响不大，而通过一定的改革后仍很难或无能行使的权力应下放给司法和行政机关，特别是司法机关，因为我国目前司法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权力最弱小，而这将直接影响我国的法治建设。另一方面，对于它的性质和保障其权力有效行使的权力，如立法权，监督权等要切实有效的行使。对过去不能行使而被其他机关行使，现在或将来通过一定的改革后有能力行使的，要收回，如财政权等。

第三，改革法官任免体制。法官任免的地方化必然导致法官的地方化，这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和法官独立的实现。既然法官和检察官都是司法人员，法官的任免制度完全可以仿效检察官的任免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法官由院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一阵优同级人大任免，并须报

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请该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其他组成人员由院长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这样既可以照顾人大的监督权，又使得人大对法院法官的影响有限，有利于司法独立的实现。

张小玲

2003年11月22日于中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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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李慧娟案

河南种子案——李慧娟事件再调查

一年前，因在判决书中“自然无效”的表述，被地方人大定性为涉嫌“违法审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年轻的女法官李慧娟面临被撤职的命运。

五一黄金周后的第一天，李慧娟如常回到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班。李慧娟事件似乎轻轻划上了一个句号。然而事件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法官的命运问题，更折射出建设法治中国的许多新老问题。法官面对法律冲突的抉择时怎么办，人民法院是否应享有有限司法审查权？

李慧娟事件再调查

第一次听说李慧娟是在去年11月，当时清华大学法学院邀请记者参加一场关于“法院与司法审查”的研讨会，此成为记者关注此起也被称为“河南种子案”的开始，然后就陆陆续续知道，李慧娟事件成为了各大媒体的焦点，并成为“2003年末最热点法治事件”。第一次正式与李慧娟接触，已是在今年5月8日。今年1月初，因为身体原因，李慧娟休假回到北京。4月初，洛阳中院打来电话催促她尽快回来上班。所以五一黄金周刚过，她就乘坐火车回洛阳。返豫前，记者与李慧娟约定了采访的时间。

李慧娟，女，刑法学硕士，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就是外表文静柔弱的她，在去年5月27号对一宗代繁种子纠纷的案件进行审理的判决书说――“《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自然无效„„”，此判决一出，开始在河南、继而在全国引发轩然大波。

惹“祸”的判决

事情的起因是一宗代繁种子纠纷的“小”官司，李慧娟是此案的审判长。一份认定《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与《种子法》冲突而“自然无效”的判决，为这位年轻的女法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2003年5月27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种子赔偿纠纷案时，遭遇法律冲突问题。在庭审中，就赔偿损失的计算办法原、被告争议激烈，原告主张适用《种子法》，以“市场价”计算赔偿数额；被告则要求适用《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以“政府指导价”计算。面对摆在眼前的法律抵触问题，承办该案的女法官李慧娟在院审委会的同意下，支持了原告的主张，并在判决书中做了“《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抵触的条（款）自然无效”的表述。

这一表述激起河南省人大的强烈反响，河南省人大认为这样的表述“其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严重违法行为。” 10月18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违法宣告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问题的通报》，要求河南省高院对洛阳市中院的“严重违法行为作出认真、严肃的处理，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洛阳市中院党组根据要求作出决定，撤销判决书签发人民事庭赵广云的副庭长职务和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该决定只是尚未履行提请洛阳市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法定程序。

“李慧娟事件”由此拉开序幕。

而由于事件在舆论和专家、学者、法律界人士的关注下逐渐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和趋向明朗化，提请洛阳市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法定程序就一直没有进行。李慧娟也一直没有收到法院送达的任何书面处理意见。4月初，院里电告她如果身体允许，希望她尽快回来上班。置身繁华的北京街头，呼吸雨后清新的空气，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李慧娟感慨良多，心里甚至漾起不真实的感觉，事情真的就这样过去了吗？

法官面对法律冲突的抉择

回首往事，李慧娟告诉记者，她自始至终在尽自己作为一个人民法官的责任。但是分析事件的原委，我们不难理解当时的她面对法律冲突的慎重与判决后面临的尴尬境地。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负责种子管理的隋司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种子法》出台的精神就是市场化，现在种子没有政府指导价，都由市场定价。各地有关和《种子法》冲突的规章的条款都应修改、废止。”在这一点上，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冲突无疑存在。

在我国，由法院直接宣告地方性法规某些条款无效并不多见。但近年来，由于下位法即地方条例、规定与上位法即国家法律发生抵触较多，法官该如何选择适用法律的问题却逐渐增加。法院有权拒绝适用地方性法规吗？法官有权宣布地方性法规条款无效吗？面对地方条例与国家法律有抵触的时候，法官该怎么办？“河南种子案”，一桩普通的合同纠纷演变为一场法律“地震”就缘于此。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曾经不止一次的法律冲突摆在众多的法官面前，但他们中大多数不得不选择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行。在此案中，李法官没有停止审理，她无意中直面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法律冲突问题，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法官的做法。

李慧娟法官惹“祸”，却带来了一场关于司法实践的务实的大讨论。来自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专家，以及长期从事法律实务的律师、法官们，纷纷予以极大的关注。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认为，李慧娟事件是我们促进统一法治秩序和统一市场秩序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入世前中央已经在对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包括地方法规进行了清理，而且从2000年至去年的清理力度更大，很有成效。但问题依然很多，具体表现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缺少统一市场秩序的市场经济，没有一个在一个主权国家中应有的以宪法法律尊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记者最新获悉，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3月30日《关于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河南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上是这样说的，《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

（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性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依据”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应当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这个批复所传达的信息，无疑是比较明确的。

李慧娟事件似乎就这样轻轻划上了一个句号。

一个法官的命运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也许算不得什么，但却颇具意味。

链接: 人民法院应享有有限司法审查权

2003年11月19日，肖太福、涂红兵、陈占军、朱嘉宁四位律师依据立法法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递交了“关于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建议书”。建议有两条：一是依法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法律效力，并向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二是尽快审查和清理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各地的地方法规，责令制定机关废止或修改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

2000年3月通过的《立法法》为法律冲突提供了解决的途径和机制，即允许有关国家机关或者公民、组织在认为法规和宪法、法律相抵触时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请处理。但《立法法》实施至今，公民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提出审查法律、法规是否违宪、违法的申请并不常见。

一直参与并关注事件发展的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副主任、北京中孚律师事务所肖太福律师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在目前我国宪法框架和司法体制下，人民法院没有合宪性审查权是毫无疑问的，但人民法院有无合法性审查权却是值得深思的。当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时，司法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可以选择三种方式：其一，中止审理，逐级上报，等候裁决。其二，直接使用上位法，避开下位法。其三就是行使“有限司法审查权”，审查下位法的效力，适用上位法。即在判决中明确审查下位法，指出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地方，并根据宪法的精神和立法法的依据宣称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条款无效。这种方式是对双方当事人的一种同等对待，通过解释法理和法律，明确告诉当事人判决的理由，使当事人心服口服。对于“有限司法审查权”，肖太福是这么定义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法院应当享有的对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权力。由于合宪性审查权在我国法律中明确赋予给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因而，各级人民法院没有合宪性审查权，只有合法性审查权，即对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是否符合法律的审查权力。这种只有法规合法性审查权的司法审查权就是有限司法审查权。“与完整的司法审查权相比，有限司法审查权有以下特点：

1、没有合宪性审查权，只有合法性审查权；

2、限于对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以及各种规章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没有对法律和宪法进行评判的权力；

3、对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以及各种规章的合法性所作的审查和评判，效力只限于具体个案，对其他法院和案件没有必然的效力；

4、限于对与法律相抵触条款的效力作出评判，对整部行政法规、地方法规或规章的效力不做评判；

5、所作评判不是最终的，当事人和制定机关有异议，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申请对争议中的法律条款做出最终裁决。”

第四篇：周慧娟：对生命许一个承诺

周慧娟：对生命许一个承诺

周慧娟总是默默地和队员们一起加班，直到把最后一名患者送走。图为周慧娟在纳米比亚为当地患者进行拔罐治疗。

小小的个子，忙碌的身影，甜甜的笑靥„„刚刚获得2015年“浙江省优秀护士”称号的周慧娟，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单位，都是最努力的那一个。

“我是护士长，这事我做最合适”

在周慧娟眼中，翻看科室里患者的病历就犹如在看一本本“沉甸甸的血泪史”。因为这里的住院患者几乎都是肿瘤晚期，无法手术，只能保守治疗。在我们的想象中，肿瘤患者大抵是悲观甚至绝望的群体，但在周慧娟26年的护理生涯中，她遇到的哪怕是癌症晚期多发转移的患者，都对“活着”抱有莫大的渴望。

15年前，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收治了一名卵巢癌晚期的患者，患者已到了最后的癌痛阶段，连喝水也只能一小口一小口吞，且每一小口都要间隔一段时间。即使是这样，患者的求生欲望一直很强，每天只在实在疼得受不了的时候才让护士打一针吗啡。临近岁末，监护室里情况稍好的病人都陆续回家过年了，只剩下她一个。尽管大家都知道她的病已然没有任何好转的可能，但就为着一句“医生，我想多活几天”，周慧娟还是留了下来，带领整个科室为了这仅有的一位患者轮流值班，直到过了正月十五，这位患者带着对人世间的无限眷恋安详地离开。

当时，为了患者，周慧娟和她的团队连续工作了72小时。病人走了，家属们悲恸欲绝，病房里乱作一团。周慧娟让几个护士姐妹在一旁安慰家属，自己则默默地做起了尸体护理。她先将抢救仪器从病人身体上移除，再用温热的毛巾把病人的污血擦拭干净，小心翼翼地缝合好伤口，将寿衣一件件整整齐齐地替病人穿上„„忆及当时的情景，周慧娟说：“病人走了我很难过，但家属更难过。如果此时让家属亲手去护理病人，肯定会造成心理的二次伤害。而且护士们年纪都很小，害怕或有顾忌也是正常的，我是护士长，这事我做最合适。”

“戴上口罩和燕尾帽一定很好看”

周慧娟踏进临床护理这个门槛的机缘，其实颇为偶然。那时的她还在上初中，老师看她眼睛大大的，还有两个小酒窝，猜想着“戴上口罩和燕尾帽一定很好看”。就是因为这无心插柳的一句话，周慧娟带着对白衣天使的崇敬和向往，懵懵懂懂走上了学医的道路。

1990年，19岁的周慧娟从杭州卫校毕业，被分配到了浙江省肿瘤医院。“爱学”是大家对她的一致评价。虽然毕业了，但周慧娟一踏上护理岗位，就又参加业余学校的英语学习，从护理大专一路读到护理本科。和她搭夜班的护士都知道，周慧娟永远是上两个后夜班的。当时，医院位于城市的偏僻角落，往返市区只有两趟公交车，周慧娟每天都要等上半个多小时才能等来一辆，车程一个多小时，再步行半个小时才能到学校上课。不仅如此，对于每一次外出学习的机会，周慧娟也都异常珍惜。在邵逸夫医院进修的时候，为了不影响学习和工作，她趁休息日就把婚匆匆结了，晚上还穿着新娘装去夜大读书，最终圆满地完成了进修任务。

多年临床一线的工作经历，使周慧娟在肺癌护理、食管癌护理、老年患者术后监护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多年来，她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相关文章，成了护理部名副其实的“女秀才”。她坚持认为必须以充分止痛为前提，强调有效的呼吸道护理才是科学可行的方法，提出针对术后并发症排查的逆向思维法，为临床医生取得了第一手资料，为患者赢得了宝贵的亚危重可逆期。

1997年年底，还在家中休产假的周慧娟被高票提名为科护士长。当时，她年仅26岁，也因此成为了省肿瘤医院里最年轻的护士长。

“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如今虽已年过不惑，但周慧娟依然保持着一份孩子般的纯真与美好。对于曾经的一段参加援非医疗队的经历，她举重若轻地说起了最初的原因：“就像那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一样。而且自己也能顺便学习一些中医中药方面的知识，多好啊！”

经过层层筛选和考核，周慧娟终于如愿踏上了那片土地。纳米比亚是一个艾滋病、疟疾肆虐的地方，周慧娟的病人有30％是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针灸治疗过程中针刺伤很容易发生，即使防范再严密也有很大风险，周慧娟就曾无意中发现自己手指有破损的情况。“当时我想如果感染上了艾滋病我就不回国了，永远留在这里当护士算了。”周慧娟云淡风轻地笑了。

面对可能被传染的危险，队员们没有退缩，反而在纳米比亚首都的公立医院开设了一间中医诊室，为当地患者进行针灸拔罐治疗，也为华人华侨和中资机构提供综合医疗服务。在四人医疗队里，周慧娟除了负责诊室的日常工作外，还充当着“老大姐”和“兼职会计”的角色，她的手机 24小时开机，任何时间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她曾多次参与集体食物中毒的抢救直到深夜，双休日时则背着医药箱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服务。

一传十、十传百，来诊室求医的患者络绎不绝，许多人甚至不远千里。在纳米比亚，车是稀缺资源，大部分人出行仅仅依靠双腿，有的甚至是走了几天几夜才勉强赶到，却早已错过了诊疗时间。每当这时，周慧娟总是不忍心拒绝，而是默默地和队员们一起加班，直到把最后一名患者送走。

周慧娟在援外期间的突出表现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我国大使馆的高度赞扬。纳米比亚国父努乔马总统盛情邀请周慧娟参加家宴，大使馆和中资机构向她颁发了中纳友谊特别贡献奖，我国驻纳米比亚大使还特地发函赞美周慧娟的仁心仁术。

当鲜花和荣誉如潮水般涌来，周慧娟却认为，收获了当地老百姓对中国医生和中医中药的信任才是最宝贵的财富。纳米比亚物质匮乏，土著居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们每次来看医生都坐在狭窄的走廊里默默等待着，安静而虔诚。甚至有时，护士稍有一些小差错，病人也能够体谅。有一次，一位中年妇女穿着“层峦叠嶂”的民族服饰来扎针灸，底下是一件蓬蓬的衬裙，护士忙碌中竟然将一根针落在了她身上没有拔出。第二天，这位淳朴的妇女居然将这枚针用手帕一层一层包好，特地送还到医疗队，丝毫都没有责怪的意思。这件事对周慧娟触动很大，尽管不是她犯的错，但之后却时常提醒自己，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纰漏。“这位病人让我想起了一句话：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能救那孩子就好啊”

2014年6月5日，周慧娟结束援外任务回到了祖国，在新一轮竞聘中担任医院综合病区护士长。一边身体状态还未恢复，一边新的工作环境需要适应，她病倒了，瘦了6斤，却依然没有休息。

9月的一天，周慧娟忽然接到中华骨髓库打来的电话。原来，多年前她曾填写过一张自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表格，而今天一位白血病患者竟然与她配型成功了。电话那头有些迟疑，因为他们不知道时隔多年后周慧娟是否依然愿意履行当年的诺言。

听到这个消息，周慧娟毫不犹豫答应了。但家人却都因为担心她的身体状况而不赞同，七旬老母甚至老泪纵横。为此，周慧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慢慢说动了老母亲。可老人家此时还不知道，女儿早在杭州护校时还填写过一份遗体捐赠书，自愿捐献眼角膜。

经过高分辨检测和全面体检，周慧娟和患者的配型非常成功。12月19日，周慧娟住进了浙江省中医院，由于她的血管细、流速慢，而受捐方体重偏重，整个采集过程长达4小时之久。当爱人为她读着患者家属写来的感谢信时，周慧娟露出了笑容：“能救那孩子就好啊。”肿瘤医院的领导送来了慰问金，没想到周慧娟一转手又赠给了患者家属。周慧娟说，这么多年她一直没有换过手机号，就是因为怕需要配型的患者找不到她。

“作为省肿瘤医院的一名医务人员，我见到过太多的生离死别，知道配型成功对肿瘤患者而言意味着什么。曾经说过的话，就是对生命许下的承诺。”

第五篇：对城管现象的思考

对城管执法乱象的思考

在城市管理执法中，执法人员与被执法者的冲突屡屡发生，城市管理执法陷入了城管暴力执法与百姓暴力抗法的怪圈中。随着城管执法中冲突的升级这一现象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所以改善城管与被执法者的关系，推行文明执法对于构建和谐文明的城市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城管执法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起源于1996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该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它把原来分属于环保、环卫规划、工商等职能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全部或部分集中于一个机构，即把一些职能部门所拥有的管理权、审批权和处罚权中的处罚权分割出来，以履行城市管理中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职责，完成对违反城市管理法规的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维护城市管理秩序的任务。

城管执法以来对于城市的综合管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获得了一定的好评，但是由于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起步晚，相关法律不健全，城管执法人员素质普遍不高，队伍建设不成熟，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导致在执法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加上目前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滥用职权、执法违法、随意收费、任意罚款、以权谋私、作风粗暴、态度蛮横等现象屡见不鲜导致民众对城管群体不满。

城管的暴力执法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表现在：

1、加重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暴力执法，会带来暴力抗法。由于城管执法的对象主要是下岗工人、无业市民和农民等为生计而从事“违法”经营的摊点商贩，这些人一般素质较低，且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所以暴力执法的直接逻辑结果便是暴力抗法，以及社会大众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而对城管执法工作的不满甚至愤懑。这种以暴制暴的执法方式，一方面会导致执法对象的暴力抗法，引发一系列执法者与被执法者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另一方面，会引起全社会对城管部门执法工作的不支持，给执法工作带来巨大的阻力，这将严重威胁一个城市的社会秩序和稳定发展。

2、削弱法律权威，损害政府形象。城管本是相关法规的捍卫者，是国家在城市管理方面的执法者，然而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执法犯法，野蛮执法偏离正常轨道，有悖于国家相关的法律精神，这会削弱城管在执法中的法律权威。同时城管是代表政府进行城市管理的执法，在执法中的不当行为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形象，影响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城管执法出现如此多问题的原因在于：

城管执法制度上的缺失是根源首先城管执法制度使城管处于不利的地位。城管执法行使的是一种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由城管局统一行使若干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有关行政机关则不再行驶相关职权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和国务院的要求，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对城管执法机关履行职责的活动，原来的有关行政执法部门要积极支持、配合。但是在实际的城管执法过程中，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对原归属其管辖的违法现象不闻不问，市城管执法得不到其他相关部门的支持。另一方面，城管执法制度使城管执法既处于城市管理的末端，又是城市管理的第一线。使得执法者既要直接面对被执法对象并行使自由裁量权，又成为裁量结果的直接实施者。既开罚单又当面索要罚款的执法方式在程序上存在不合理性，不利于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

其次，城管执法制度的相关法规不健全，虽然城管队伍经历了13年的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全国仍然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独立的法律文件产生。除法律缺失外，城管执法更没有规范的执法程序可以遵循，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随意性，自主性很大，执法过程难以做到公平、公开、公正。此外针对城管执法的相关监督机制没有建立，使得执法过程中超越法律范围的事时有发生。

执法主体不文明是主观原因，由于城管执法队伍建设起步较晚，执法队伍在构成上比较复杂，其中一些人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基本素质培训，少数执法人员的个体素质与执法要求差距较大。另外，部分执法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公仆意识差，执法观念不强，作风纪律松懈，甚至作风霸道。不文明的执法现象在城管执法工作中普遍存在。许多城管执法人员在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制止时往往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城管打人的暴力案例屡屡发生。城管执法主体的不文明执法是激化城管执法主体与执法相对人间的矛盾，导致暴力执法的主观原因。

执法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是可观原因由于城管执法队伍建设起步较晚，执法队伍在构成上比较复杂，其中一些人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基本素质培训，少数执法人员的个体素质与执法要求差距较大。另外，部分执法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公仆意识差，执法观念不强，作风纪律松懈，甚至作风霸道。不文明的执法现象在城管执法工作中普遍存在。许多城管执法人员在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制止时往往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城管打人的暴力案例屡屡发生。城管执法主体的不文明执法是激化城管执法主体与执法相对人间的矛盾，导致暴力执法的主观原因。

分析上述原因，要解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过程中的这些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

1、转变城管执法理念现代城市管理的目标是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当人们的需求与城市管理的要求想矛盾时“人的需求”应放在第一位，实现“人性化”管理。城市管理既要体现对强者的肯定，又要对弱者进行有效的照顾和关怀，既要满足城市管理秩序的要求，也要满足城市弱势群体的生存需求，体现和谐社会的宽容精神，以人为本，树立市民主体的观念。城管部门要从原有的不文明执法中吸取经验，转变城管执法的理念，成为为人民服务，为弱势群体解决实际困难的好公仆。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就体现为从“只堵不疏”到“堵疏结合”，为城管相对人谋出路。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百姓需求是政府的责任，而照顾社会弱势群体，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更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只有政策引导得当，城管执法相对人才会选择合作守法的生活方式。以在个城市普遍出现的夜排档为例，一些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可以根据市民需要，指定时间、地点经营，为流动商贩向坐商转化提供条件。而在一些小城镇，可以在城郊威震写分散在城市中心商贩建立集中经营的场所，既可以减少与流动商贩“打游击”，美化市容，又可以是商贩们的生计问题得到解决，并满足市民的需求，融洽市民与政府的关系。

2、完善城管执法相关法规，针对城管执法部门法律地位不明确和在执法过程中缺乏执法依据的现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制定出一部专门的有关城市管理的综合执法的法律，使城管执法部门能够得到城管相对人更大的认同。同时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使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具体的处罚标准，压缩自由裁量权弹性，避免出现随意收费、任意罚款、滥用职权的“城管现象”，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的质量和水平。另外，城管执法行使执法权，不仅要严格遵守实体法，而且要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法。程序合法是实体合法的保障，在实体合法的基础上重视程序，才能保证行政执法行为的公正、合理，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应有一套切实合理的程序可循。如调查取证制度、公开制度、公正制度、回避制度、时效制度、听证制度、辩论制度、审查决定制度、处罚决定备案制度等，并用有关监督力量保障各项制度规范化运行。城管执法机关要确定一套具体且有操作性的行政执法决定程序和执行程序，如行政处罚决定程序中的易程序应遵循的实施步骤表明身份、指出违法事实，说明处罚理由和依据；告知当事人权利；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制作笔录，填写处罚决定书，交付处罚决定书，备案。

3、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城市管理部门必须高度重视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道德素质和专业技能，录用管理人员必须要严格要求，让高素质的人员进入城管队伍，把不合格的人员及时清理，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加强执法人员的自制通过思想教育纠正工作中的不正之风

4、加强城管执法的宣传，提高公民的文明意识是实现城市管理制度化的文化基础，因此必须重视市民的法制教育，增强城管法制意识，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让群众了解城管执法，支持城管执法。

通过采取转变城管执法理念、在具体政策上更多地体现执法相对人和公众的权益、加强非政府组织在城管执法中的运用、完善城管执法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配套制度的建设等对策,可以有效地使城管执法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