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当代中国推进法治建设的途径2

第一篇：浅论当代中国推进法治建设的途径2

浅论当代中国推进法治建设的途径

摘要：法律是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它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意志，它有利于调整社会关系，在维护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推进和完善国家法治建设便成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它的法治建设状况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本文就如何推进中国法治建设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关键字： 中国法治建设途径

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为各国人民所向往追求。我国的法治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

〔1〕设的新纪元，到1996年党中央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路，揭开了中国法治的新篇章，再到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迈向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台阶。在这六十年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在探讨中摸索，摸索中发展，发展中前进。在这过程中，如何推进中国法治建设怎样进行法治建设一直是法学界学者探讨的问题。

一，“法治”含义的探析

法治一词由来已久，对于法治一词作出早期经典的解释和阐述的是古罗马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他指出法治就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2〕。其含义有三层，第一，法治是一种理性客观的代表。第二，法治是以民主为基础。第三，法治内含着民主、平等、自由、正义等社会价值。到了近代法学家对法治又有了不同的理解，但却都有共同的体现，都认为法治都必须是“法律至上”。他们都认为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以法律至上的权威来保障维护自由平等的正义。近代法学思想家们对法治的探讨，丰富了法治的内涵，发展了法治的含义。

法治含义进一步发展是1959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上通过的《德里宣言》确认了法治为一个“能动的概念”他不仅用来被用来保障和促进公民个人的民事和政治权利，而且要创造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文化的条件，使个人的合法愿望和尊严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3〕。同时《德里宣言》还确认了法治的若干原则，它们共同赋予了法治新的内容，即维护人的尊严，防止滥用行政权利，要求司法独立公正和律师自由。

在中国，法治主要着眼于“依法治国”，提出了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而中国学者也从依法治国的角度对法治进行了阐释。“依法治国中的治就是法治，治的根本首先是指国家机器而后才指人民，不先治好国家机器和官员，人民是治不好的〔4〕。这就是法治的关键在于依法治权治官。

通过上述法治含义分析，可以看出法治它不仅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也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法治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代都有共同意义；同时法治又具有特殊性，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法治精神。不同国家、地区，法学家对法治概念又有不同的解释，然而这些解释又有共同存在的真理。﹙1﹚法治必须以法律至上为前提，必须树立和尊重法律的权威性，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2﹚法律的公平正义的品质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树立权利本位观念是法治的价值取向。﹙4﹚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公开是实行法治的有效保障。﹙5﹚独立、民主、自由是实现法治的基础。“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法治是以反映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依据，以权力本位观念观念为知道的治理国家，并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协调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稳定有序的社会状态，其包括一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以民众为基础。﹙2﹚以权力本位为指导。﹙3﹚以社会主义法律为保障。﹙4﹚与社会各方面发展相协调。﹙5﹚以稳定有序的社会状态为表现形式。因此，我国所期望的法治既包括法治的普遍精神，同时又蕴含着中国特有的思想内涵，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特色〔5〕。”

二、我国推进法治的措施

阐释法治含义的目的在于明确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以便更好的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只有明确了目标才能更好的促进法治建设。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可以从多层次多方位来整体构建，实现法治的条件和路线。

1、必须树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为出发点的指导思想，推进法治建设。

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同时依法治国的理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所提出和发展的。实现法治又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的，又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我国现阶段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法律制度、司法制度、民主制度和法律普及还不成熟，在选择法治的途径时必须考虑到我国法治水平，选择合适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实现法治必须树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出发点的指导思想。

2、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繁荣法学研究，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

通过法律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是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法治的基本要素之一。法律通过调控社会关系来体现和实现国家意志〔6〕。国家要更好的调控社会和体现国家意志就必须做到有法可依，加强立法工作完善法律法规，使依法治国的方针等到更好的全面的落实。围绕改革发展主题，深入系统地研究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提高法学研究水平，同时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推进依法治国。

3、政府机关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做到和加强依法行政，从严执政，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行具有决定作用。行政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执行机关，行政权力的运用关系着社会公共关系和公民个人利益。因此行政机关必须做到依法行政从严执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作为政府机关人员，就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相结合，其根本目的在是人民群众真正成国家的主人〔7〕。

4、司法机关要做到司法公正，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立法律至上的权威，加强司法监督，积极推进司法改革，促进司法独立。

司法公正是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群众和社会各界十分关心的一个“热点”，司法公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法律权威的重要手段，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做到司法公正就要加强司法监督。以司法监督来促进司法公正是一个有效而又可靠措施。“司法独立是依法

〔8〕治国的前提”。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推进，司法

制度的改革也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9〕。司法制度的弊端，尤其是司法的独立性不仅影响到司法人员的独立司法和公正司法，也严重影响到了法律的权威性。因此，进行司法改革，实现司法独立，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且必要措施。

5、全面展开普法教育，加强法律宣传力度，提高普法工作的水平，增强人民的法律意识、民主意识和国家主人翁意识。

在党的十四大提出“要把法制实践同民主法制教育相结合，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同时也指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依法治国的进程〔10〕。而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是不可能自发形成和发展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缺少民主法制传统的国度中，更需要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和培养。

6、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

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方略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伟大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辛的道路，这是因为他受到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制约〔1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治建设是上层建筑的其中之一。一个较好的物质基础的国家，其法治建设的成果是显著的。一个物质基础薄弱的国家，开展法治建设是艰难的。只有将经济搞好，为法治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才能更好开展法治建设。

综上所述，通过对法治内涵的深析，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明确目标和方向。同

时推进我国法治建设，需要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整体的来构建。我国实现法治之路是艰辛而漫长的。短短六十载，我国法治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相信在今后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许多凝结着中国人民智慧的新构想新思路将注入到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来，促进法治建设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的法治建设[N]，来源：中国政府门户网站，2008年2月28日，网址：

〔6〕夏勇．依法治国——国家与社会[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27页 〔7〕依法治国——高级干部谈法制建设[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24，25页

〔8〕江启疆．法治中国——现实与选择[M]群众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65页 〔9〕何勤华 任超．法治的追求——理念、路径与模式的比较[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月第1版，第152页

〔10〕朱力宇．依法治国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598页

〔11〕郝铁川．秩序与渐进——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法治国研究报告[M]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页

第二篇：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保驾护航

摘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中国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重要目标，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障。法治中国对于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助推改革走向深入，保障改革平稳进行具有十分重大且深远的意义。本文从为什么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战略的发展以及如何依法治国等方面进行了部分讨论。

关键字：法治中国，深化改革，法制建设，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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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中国是2013年1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中做出的重要指示中首次提出的一个法治建设新目标。“法治中国”是自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方略的升级版；是将法治的共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综合体。“法治中国”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方向和道路，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一、为什么要依法治国

欧美等现代化国家法治等比较完善，而在我国由于建国时短且部分历史原因，导致在改革开放后才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战略。随着国家经济和各个方面的发展，要求国家实行依法治国，因为只有依法治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才能维护国家稳定以及人民的安居乐业。

实行依法治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的目标，但市场经济绝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它是一整套经济运行的理念和模式，属于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因此必然要求改革上层建筑以适应其需要，健全的法制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中的核心部分。

实行依法治国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条件。建设精神文明、两手抓成为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工作重点。但是这项常抓不懈的工作成效不彰也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就在于法制建设的不力。搞精神文明的一种常规作法是大力宣传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号召广大人民学习。然而，在一个贪污腐化者、坑蒙拐骗者弹冠相庆，诚实守法者吃亏上当的社会中，模范人物有多大感召力令人怀疑。事实上，在一个基本法律规范都得不到尊重的时代，让人们去学习先进模范无私奉献、忘我工作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想要搞好精神文明，必须先下大力气搞好法制建设。

实行依法治国是维护国家稳定，社会长治久安的要求。依法治国就是指按一套相对固定的原则规范来管理国家，从而使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得以在比较稳定的基础上运行而不致有太大的动荡。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法律以及与其相关的法制体系与军队、警察一样是保证社会正常稳定运行的基本机制。而这种机制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显得尤其重要。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化的巨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利益结构的变迁、国家控制力的减弱，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新贫与新富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贪污腐败、黑社会等丑恶现象层出不穷。不仅如此，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和具体化，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则因此变得难以预测。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对秩序的呼唤理应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而在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中，法制无疑是唱主角的。

二、依法治国战略的发展

中国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为了体现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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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放在“国家机构”之前，改变了以往放在“国家机构”之后的惯例。虽然只是次序的调整，但它反映了法治国家一个基本原则——公民权利优于国家机构的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国家机构是用来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的工具。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还特别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将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其鲜明地突出了对“法治”的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合乎逻辑地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是中央对这一问题长期思索的结果，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需要：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还把依法治国作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内容。

201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决定》在10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通过。10月23号，全会闭幕当天已经发布了一个全会公报，与之相比，公报是关于依法治国的大纲和精神要旨的阐述，《决定》则是一部更全面、具体、更有针对性的依法治国路径图。

三、如何建设法治中国

坚持以法治为最可靠保障。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及扩大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以法治为最根本手段和最可靠保障。法治中国是十八大报告所阐述的“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的升级版。在当下中国，法治是提高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可靠教材，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唯一途径，是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根本保障。

法治中国必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让法治成为国民的信仰。法治本质上是规则之治，宪法和法律是一国的根本规则。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立国宪章，国之根本法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各种基本法律是国家这一共同体的基本规范准则。法律是宪法的具体化，亦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只有牢固确立和尊崇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才能在国家树立一个最高的是非判断标准，才能建立稳定可靠的制度预期，才能引导国民遵守规则、信仰法治。

法治中国必须规范公权力运行，保障私权利实现。制约和规范公权力运行，保障和实现私权利价值是现代法治的两大使命。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由法律所授予，也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运行。应将权力关进法律化的制度之笼，坚持用法律化的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通过法治化的途径监督权力，让权力在法制的轨道内运行。公权力具有天然的侵犯私权利的属性，制约和规范公权力运行的目的，在于保障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私权，否则公权力的存在将毫无意义。

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严格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须通过一个法治的政府才能实现，这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依法行政是规范公权力运行，保障私权利实现的首要保障。当前社会矛盾多发，信访不断，多与依法行政不到位有关。只有坚持依法行政，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最大程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依法行政也是创新社会治理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不管何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包括新型的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机制，皆代表国家对社会管理的方法或者态度，都涉及到公权力的运用，因此必须坚持依法而为;未得到法律授权的任何公权力运用都是非法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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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买平安”、“摆得平就是水平”都是非法治的权宜之计，应予以坚决摒弃。

法治中国必须强化司法权威，保障司法独立。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维护人民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是公平正义实现的最后一道关卡。当民众普遍感到公平正义难以获得的时候，将导致社会不稳。理想的法治状态下，一切纠纷皆可通过司法获得解决，民众能够从司法获得最后的公平正义。司法要承担守护民众公平正义的使命，要求司法必须有权威，强化司法权威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司法权威来源于独立和公正，应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下大力气根除制约司法权依法独立运行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司法权依法独立运行与坚持党的领导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就是对党和人民意志的最好贯彻和落实。目前存在诸多如“信访不信法”等消减司法权威的不利因素，亟需得到纠正。

现今，我们正面临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这是巨大挑战，更是推动中国继续美好前行的重大战略机遇。当前形势和任务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改革总体推进方略。法治中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支撑，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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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习近平.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N].人民日报,2013.[2]李清伟.通过改革迈向法治中国[J].环球法律评论,2014,(1):19-22.[3]王紫零.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开启法治中国新征程[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4,(1):31-34.[4]姚忠伟.中国梦的法治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建设法治中国的论述与解读[J].山东青年,2014,(3):153-153,154.[5]邱成梁.法治中国与改革共识的法治进路[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4):79-83.[6]李林.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努力建设法治中国[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1(3):37-45.5

第三篇：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张恒山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六大原则，其中民主法治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要要素。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立法、执法、司法体制基本健全。但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也面临着许多困扰，其中最突出的是人们的法治理念对法治运作存在阻扰。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律运作体制基本健全的情况下，人们的法治理念，尤其是各级党政干部的法治理念，对法治运行具有决定性意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要求党政干部、人民群众普遍地树立起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相适应的法治理念。这是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文化观念基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些理念是通过对一些具体的有关法律的认识、观念而得以体现的。

一、关于法的观念——法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

目前，我国法理学教科书中流行的主流观点认为，从本质上看，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我们把它称为统治阶级意志论。在我国，从五十年代以来，它一直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实际上，这个观点是前苏联学者在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所作的不适当的总结。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析实证法学的国家意志论的变种。实际上，这种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 理，也不符合我国现实，更不利于我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一）统治阶级意志论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法本质定义

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是由前苏联学者提出的、在五十年代输入中国的关于法本质的定义性认识。

由前苏联学者提出的这个关于法本质的定义，据说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从表面上看，维辛斯基的定义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有共同之处，但实际上，两者有重大不同。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不是给法下定义，甚至也不是给资产阶级的法下定义，而是附带地论及资产阶级的法。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是一种特定的法，而不是普遍的法，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扩大解释以致适用到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法，并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法的定义，这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即使这种扩大解释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种合理的推论，它毕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的完整意思应当是：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同样地，表面上看来法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那个阶级的意志、而 实际上法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恰恰是：法是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表现一定阶级的意志只是表面现象。这样的翻译和理解才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

法本质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既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意，现在应当是我们摒弃前苏联学者的这种解说，摒弃对前苏联学者的盲从的时候了。

（二）统治阶级意志论不利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指导下的时代，人们不容易看出“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的错误和危害。自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种观念不能适用到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如果硬性地用这种理论观念来理解、解释当代中国的法，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的法治建设都有严重的危害性。

首先，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之所以不能适用于当代中国法治，是因为依据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现实无法作出统治阶级的划分。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是以将社会成员们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为前提的，而这种政治上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划分是以在经济生活中双方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划分为依据的。根据我党《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判断以及我国宪法的表述，我国社会已经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而人民这一概念包括社会主义劳动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 的爱国者。这四种人几乎占全国总人口之全部。在这四种人中，不能划分出一个独立的、相对于其它阶级而言的统治阶级。如果要硬性地在上述五种人中划分出统治阶级来，就会在客观上制造人民内部的政治分裂。

其次，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之所以不能适用，是因为依据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现实也无法作出被统治阶级的划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总是相对而言的。就象钟乳石和石笋一样，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一个社会中的一对共生事物，或一对共生阶级。有统治阶级就必然应当有相应的被统治阶级；没有统治阶级就没有被统治阶级。如前所述，既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五种人中不能划分出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来，就应当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也不存在一个被统治阶级。这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结论。

有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逻辑上的缺憾，于是把少数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政权的敌对分子、企图制造祖国分裂的卖国者、少数间谍特务和刑事犯罪分子说成是被统治阶级。这种解释并不能说服人。因为上述几种人并不能构成一个统一的阶级，也不能各自独立地构成几个阶级。另外，就在所谓的“被统治阶级”中占绝大多数的刑事犯罪分子而言，他们并不是在刑事犯罪之前就被认定为“被统治阶级”。在刑事犯罪之前他们都是人民的成员，都处于人民的行列，甚至其中的大多数人在刑事犯罪之后，虽然受到刑事处罚，只要还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就应当认为还是人民的成员。并且，绝大多数刑事犯罪分子在经劳动改造、刑满释放之后，仍然要回到社会中，作为人 民的成员之一分子而工作、生活。我们在理论上或宣传上有意或无意地将刑事犯罪分子视为“被统治阶级”，这种认识和观念极为有害。此外，所谓被统治阶级是法律之外的概念，是先于法律而存在的概念。而刑事犯罪是后于法律而出现的现象––––没有刑事立法就没有刑事犯罪。所以，将各种刑事犯罪置于被统治阶级的范畴，其本身就是一种牵强的说法。

由一种先定的观念出发去硬性地寻找被统治阶级是一种非常有害、甚至非常可怕的做法。“文化大革命”中，为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口号的正确性就必须证明阶级斗争继续存在、阶级敌人继续存在，就必须寻找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当继续被革命、继续被专政的对象。结果寻找出来的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知识分子。在上述九种人中，在当时能真正构成一个社会阶层或阶级的就是知识分子。所以，作为一个阶层或阶级而遭殃的就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专政的恶果及由此派生的恶果既然结出，对它们就挥不去、摆不脱，只好留给后来的好几代人去皱着眉头、慢慢地品尝、体味、消化。

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坚持法本质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仍然要硬性地寻找出一个被统治阶级。我耽心：在这种思维逻辑的支配下，哪个倒霉的阶级或阶层的成员们在某一个阴霾密布的早晨起床后会忽然发现自己不幸被划入“被统治阶级”之列。

第三，法本质的统治阶级意志论之所以不能适用于当代中国法治，是因为这种观念不利于人们形成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尊重 认同的态度。

在本体意义上，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是在将社会划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基础上，强调法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不体现被统治阶级的意志。被统治阶级之所以要遵守法，完全是被迫的，是统治阶级将本阶级的意志以法律的名义强加于被统治阶级。所以，对法的这种本体论的解释不利于社会普通群众在心理上形成对法或法律的认同。由于“统治”与掌握国家权力有着必然的联系：统治必然意味着掌握国家权力，或者说，只有掌握国家权力才谈得上对社会的统治，所以，对于中国的普通群众来说，在直观上极容易用是否直接掌握、行使国家权力为标准来区分统治与被统治。根据这样的标准来看待自己的地位、身份，他们很容易将自己视为被统治成员，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视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并将法律视为不体现自己意志的外在的强加、强迫。我们继续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的宣传，必然在客观上强化普通群众对法律的这种不信赖、不认同的心理和情感。

在功能意义上，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是在将社会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基础上，强调法的功能重在于统治、压迫被统治阶级，维护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在将“统治”与掌握国家权力相联系的思维逻辑的支配下，对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视为被统治阶级成员的普通群众来说，从这种功能论会产生出自己是被治对象的认识，会产生出对法律反感、厌恶。在这种厌恶心理支配下，休想指望他们会自觉地遵守法律。

在效力意义上，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是在将社会划分为统治阶 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基础上，强调因为统治阶级凭借所掌握的国家政权和国家的有组织的暴力对被统治阶级加以强制来使得被统治阶级遵守法。根据这种统治阶级意志论，法之所以要被遵守，不是因为它自身内含着什么正义、道理，不是因为它自身就“应当”被遵守，而是因为统治阶级凭借国家暴力或武力强迫人们遵守。在这种观念的光照下，法没有正义、没有道理可言，只有令人憎恶的凶巴巴、恶狠狠的面孔。尽管当代中国许多学者发现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在法的效力论问题上的弊端，力求在法的暴力要素之外引入道德、理性、道理等概念成分，但这些概念是不能由统治阶级意志论中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来的，只能由人来生硬地嵌入法理学体系。又由于道德、理性、道理等概念是人为地嵌入的，它们同在统治阶级意志论这一基本观念基础上所建构起来的法理学体系难以相容。面对我们自己所描绘出的这种凶恶的法，我们如何能指望普通群众对它有亲近感、认同感？如何指望普通群众自觉地遵守它？

任何社会中的法律归根到底是要靠普通民众中的绝大多数人去自觉遵守的。没有大多数人的自觉遵守，法就沦为一页废纸或无谓的空气振动。但要想大多数人能自觉地遵守法，前提是法自身要符合大多数人所认同的道理，要使大多数人对法有认同感、亲近感。如果我们所宣传的法的最基本观念本身就宣扬法不讲道理、怂恿人们憎恶法、讨厌法，同时我们又企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第四，法本质的统治阶级意志论之所以不能适用当代中国法治，是因为这种观念不利于在国家官员队伍中形成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身应当守法的意识。

如前所述，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在法的功能问题上强调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压迫、强制，其自身逻辑中并不包含统治阶级也应当遵守法律的命题。从这种统治阶级意志论出发很容易产生出法律是掌握权力者手中的工具、法是用以治民（普通民众）的工具的认识，就是不会产生出自己应当自觉地遵守法律、以法律约束自己的权力和行为的认识。如果说在国家官员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应当自觉地遵守法律的认识，那一定是根据另外的理论逻辑而产生的认识，决不会是因信奉统治阶级意志论的结果。

另外，统治阶级意志论在同国家意志论相结合的基础上，在直观上容易给人造成国家可以随意立法的错觉。对于大多数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法学理论教育的干部们和普通群众来说，在不可能聆听学者们的详细讲述和论证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通俗的理论逻辑对这种统治阶级意志论加以理解：统治阶级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制订和运用法律。

当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国家各机关、国家机关的所有的官员都应当受到法律约束。从人类文明史来看，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官员们受到法律约束固然要靠一种合理设计的权力结构机制作保证，但国家机关的官员们自身对法律的信仰、高度的自觉守法意识也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因素。如果我们关于法和法治建设的基本观念不利于、无助于国家官员们守法意识的形成，这种基本观 念就是失败，就不能适用。

当代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确立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法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

由法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这一观念，一方面，要求我们在立法过程中要尽可能地体现和实现人民意志，要求我们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提高人大代表素质和立法能力，完善立法程序，使人大代表们要真正地体现民意，真正地代表人民立法；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在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中要忠实地遵循法律。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集中体现就是人民选举代表集会立法，并且要求国家各机构依照法律办事、履行职责。所以，我们在执法司法中贯彻法律，就是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

二、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党的执政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观念 法同国家现象密切相关。对国家的产生、国家权力的来源问题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法的理解和态度。

在我们的传统政治法律文化观念中，认为国家权力是来自于武力、暴力的。也就是说，国家政权可以通过暴力去获取，依靠暴力来维护。这种观念很危险。在一个和平、稳态发展的社会，这种观念将为野心和阴谋提供冒险得逞的机会。

针对“君权神授论”、“君主主权论”、“国家权力暴力论”等理论观念，近代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他们提出的两大判断却被认为是当代法学政治学的基本公理，这就是：——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权者；国家各机关的权力、任何政党的执政权力都是 来自于人民的暂时性授权、委托。————对这两大公理性的论断，不可怀疑，不可争论、不可反驳。

由于中国传统的国家权力依据暴力的观念，在近代没有被清算，以致许多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论断，认为我们党执政的依据就是枪杆子，就是武力。这是对我们的权力依据的严重误解。

毫无疑问，毛泽东同志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真理性认识。这一真理性认识的前提条件是，它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而言的。国民党的反动、反人民、反民主政权依靠反动武装来维护，你不打，它就不倒。所以，蒋介石发动“

4、12”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是被迫领导中国人民拿起枪杆子，用暴力推翻旧政权。

但是，枪杆子、暴力的真正作用是推翻旧政权来为新政权的建立清理场地、创造条件。

枪杆子摧毁了旧政权，使人民获得了政权。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人民又通过将权力委托给自己的信任者，来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作为共产党人而言，我们掌握政权的合法依据只能是人民的授权和同意。我们之所以取得政权，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在战争时代，人民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选择、支持和拥护。这就是，当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实行战略决战时，人民用送情报、送军粮、做军鞋、运军火、抬伤员、送子弟参军等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的支持拥护。据统计，在解 放战争期间，华北近100万人，东北约160万人参加了解放军。1946年－－1948年，仅仅山东就有近600万人随解放军出征，冀中有近500万人当支前民工。所以，这是中国人民用汗水、鲜血、用生命所表达的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同意、拥护。

中国人民不仅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我们党的信任，也通过法律的形式表达了对我们党的执政授权。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我们党倡导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该会议的参加者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民主党派代表、民主人士代表、各民族代表等。这是一个人民代表性质的会议。该会议制订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中央人民政府中占多数。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从那一次选举开始的。事实上，在后来的历届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中，在国家各职能机关担任领导的干部，中国共产党党员代表总是占大多数。这表明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委托。

我们中国共产党执政是由于人民给我们委托，给我们授权。我们对人民不能说我们的权力来自于枪杆子。

我们只有抛弃这种权力来自武力、暴力的观念，才能真正地谨慎地行使我们手中的权力，才能真正牢记，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如果我们还是认为，我们的权力来自枪杆子，来自武力暴力，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尊重人民的权力，不可能真正地尊重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而设计的这一套法律制度，不可能防范和停止我们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自己谋利。

三、执政者权力受约束和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观念

从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不重视法律的作用，不重视法制建设。这使我们最终一度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

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率先思考和探索在中国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新的方式，在我党最先表述了加强民主、法制的思想。“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97年，党的第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次确定，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依法执政。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时，提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决定》郑重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依法执政首先意味着，执政者的权力要受法律的约束和限制。

执政者的权力要受约束和限制，这也是人类在长期的对政治文明探索中形成的一个进步观念。

人类为什么形成国家组织，形成这个凌驾于普通社会成员之上 的公共管理机构？简单地说，人类最初形成国家组织主要是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防御外来入侵、保卫共同安全；一个维持社会内部秩序，防止社会成员们相互欺凌，尤其是防止在社会生活中强者欺侮弱者。就维护社会内部秩序而言，国家组织是以凌驾于普通社会成员之上的公正者的面目出现的。

但是，国家组织出现之后，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当社会成员们相互欺凌时，虽然有国家机构来维护正义、公平，但在国家机构本身欺凌普通社会成员时，普通社会成员能向谁求助？谁来解决问题？谁来维护公正?

这就是，如何防止国家机构、国家官员、执掌国家政权者，欺侮、侵犯普通社会社会成员？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奴隶制国家中存在、封建制国家中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同样存在。所以，它是所有国家组织面临的共同性问题。

人类文明的大多数国家，大多数时间里，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机构、国家官员、执政者是否欺侮普通老百姓，取决他们自己的良知、良心，而不存在客观的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机构对国家机构、国家官员的监督。在中国古代，反复地倡导德治，就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对官员们的良心、道德上。但是，良心道德因人而异，不总是可靠的。

在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们提出这个问题，并企图加以解决。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是：国家机构、国家官员、执政者的权力必须受到约束、限制。不能容许不受约 束的国家权力的存在。这是原则。

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方案：一是法治；一是分权。法治，是将所有的国家机构的权力范围、权力行使方式程序、各机构的官员产生方式、违法行使权力的责任都用法律加以规定，要求所有的国家机构、官员们遵守法律。这通常表现为国家的立宪。分权，就是将国家的不同职能分配给不同的机构，使每一个机构只行使某种特定的职能权力，并使不同的机构相互间牵制、相互约束，不允许任何一个机构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

在我们国家，现在是完全接受了法治主张，在国家政权运作的一些特定的领域也接受了分权主张，譬如，在刑事诉讼领域，我们实行的是公、检、法三家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原则。

同时，执政者的权力要受到约束、监督，已经被我们党的理论所接受。这就是我们最近提出依法执政的道理所在。胡锦涛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依法执政的本质就是，在我们运用人民委托给我们的国家权力时，必须受到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所约束，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

一个党的执政要接受法律约束限制，就必然要求代表着党执政的各部门、各级别的官员们行使的权力都要接受法律约束限制。

当然，对权力的约束、限制，也要依照法律规定来进行，不能 对合法的行使职权行为随意干预。

四、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要求确立的另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观念。

“人权”虽然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的概念，但它是标志着人类思想观念进步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对推动人类政治法律文明进步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

但这种人权观念直到现在对我们许多同志来说是非常陌生的。

首先，我们国家传统的政治理论不包含人和人平等观念——这是承认人权的前提观念。主宰我们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数千年的儒家学说，就是认为人和人分为等级，不承认人和人平等。建国以后，我们长期坚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坚持认为人和人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和阶级之间只有压迫和被压迫、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不可能存在平等关系。这种斗争学说不可能容忍人权学说。

其次，我们国家传统的政治理论不存在政府建立、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个人人权的观念。不存在这种人权是目的、政府是手段的观念。我们传统的政治理论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的土地、人身、财产都是属于君主制的政府的。个人从属于政府，这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先于政府的权利。新中国建立之后，长时间里，我们在理论宣传上，过分地强调国家至上、集体至上，过分地强调个人对政府的服从性，强调个人是螺丝钉，是手段，不承认或很少承认个人有自己的正当的利益追求。在这种观念下，也 不可能承认人权概念。所以，在我们国家，人权学说、人权概念是长期受到批判的。尽管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客观上已经在许多方面改善了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但有没有对人权概念的认识和人权保障的自觉意识，在政治和社会实践上是有重大区别的。

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认识到人权概念的价值，开始展开对人权概念的研究。在这种研究和宣传的基础上，我们国家的宪法，到2004年第四次修宪，才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虽然来到的晚了一些，毕竟体现了观念上的重大进步。

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不等于真的被人们普遍接受，不等于真的深入人心，不等于已经成为现实。所以，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人权概念的认识，普及尊重和保障人权观念。

尊重和保障人权观念的核心是尊重每一个个人权利。

以我国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的规定为例，每个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分别包括：

1、公民的人身权利

它包括公民的人身不受侵犯，不受任何非法搜查、拘禁、逮捕、剥夺、限制和侵害；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2、政治权利和自由。它包括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批评、建议权，检举、控告权，申诉权和取得赔偿权。

3、公民的精神自由。

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

公民的通信自由与秘密受法律保护

宗教信仰自由

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4、公民的经济社会权利。包括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休息权；财产所有权；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婚姻、家庭、母亲、儿童、老人、华侨受到国家保护的权利；

5、公民的文化教育权利。它包括公民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科研、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五、守法的绝对义务观念

所谓义务观念是指重视诺言、遵守既定规则。法治要求人们绝对遵守法律义务，而不能规避法律义务。对义务的遵守是无条件的，不管这对自己是否有利。如果信守诺言、遵守规则要讲条件，要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为前提，那就不是义务观念，而是功利观念。这种功利观念的特点是，以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为最高行为准则；对自己有利的就做，对自己不利的就不做。

中国封建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文化遗产就是不重视义务，极端轻视规则。统治阶级在治民时，讲规则，即要求别人守规则，自己却不愿意受规则的约束。普通民众在直接面对暴力的强制时，被迫服从规则，一旦没有这种暴力强制，就逃避或破坏规则。

直至现在，这种无视规则的现象仍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遵守规则，是法治国家的成员必须具备的基本观念。没有自觉遵守规则的观念，不可能有法治国家存身之地。

第四篇：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研究!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研究

刘恩强

内容提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国内外环境复杂，挑战更多，法治建设已成必然趋势。然而法治建设中，体制不顺，基础薄弱，氛围不浓等问题，与我们党提出的依法治国相违背。因此，在法治建设中政府应首当其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必须解决的大课题，它们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发展，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广大人民幸福安康。关键词：法治建设

践行

核心价值观

一、我国法治建设现状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早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奴隶制的习惯法。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中国开始制定成文法，出现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唐朝（618年－907年）时，中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封建法典，并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传承和发展。中华法系成为世界独树一帜的法系，古老的中国为人类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命运，一些仁人志士试图将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国，以实现变法图强的梦想。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他们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当代中国奋发向前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方略愈加清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必须解决的大课题，它们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发展，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广大人民幸福安康。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彰显，法治必须且必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法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了许多新思想，采取了许多新举措，取得了法治建设新成效。这就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里的“全面”，就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生活各方面、各环节，就是一视同仁、一以贯之，决不允许有法外之地和不受法律约束之人。

二、法治基础的瓶颈效应

商鞅变法首开中国法治建设之先河，随后也出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平等思想，清朝末期，一些仁人志士试图变法强国，然而几千年来得封建君主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在中国法治谈法治无异于纸上谈兵。新

中国成立后，中国法治建设才得以健康发展，但在法治建设进程中，仍面临两大瓶颈：

一是理论基础薄弱。截止2011年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法律240件，国务院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706件。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法规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构成，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但仍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从宪法来说，我们现在最大的欠缺就是缺乏落实一些政治权利的若干法律制度；在经济法方面我们还欠缺宏观调控的法律；在行政法方面，“行政程序法”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程序正义往往代表法律的正义，如果没有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限制，那么它所做出来的决策就可能有问题等等。

二是立法存在缺陷：一是立法缺乏科学性。据《南方都市报》报导，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被江泽民称为“凤毛麟角”，她也是中国唯一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她说55年来“从没投过反对票，对党和国家一直拥护”。法律是一门严肃的学科，当人大代表更是一件关系到千千万万生灵的大事。在这里，我没有贬低申纪兰的意思，但其人格的高贵，并不能说明她有资格成为一个合格的人大代表。再比如社区矫正工作，2002年8月在上海率先试点，后来逐步全国铺开，但其法律依据呢？直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首次将社区矫正纳入刑法，对判处管制、缓刑、假释的犯罪的，依法实行社区矫正。2012年，刑法诉讼法再次明确了社区矫正的范围和执行主体。社区矫正法仍然没有出台。目前社区矫正工作执行是两高两部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二是立法缺乏透明度。西方国家任何一个立法都有立法报告书，都是透明的。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只是一个法律委员会负责人报告这个分多少章节，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很粗糙，很粗线条的。三是授权立法的缺陷性。授权立法在市场经济的初期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还没有多少经验，所以授权国务院可以在某些领域自己制定一些规则。但是后来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了，部门立法等于说是授权给国务院各个部门自己来起草法律，铁路法当然是铁道部来制定，环保法当然是环保局来制定。每一个部门的立法都有局限性，因为它有部门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摆脱部门的利益就很困难了，因为我们国家过去也有过专家立法，但是终究这些专家并不是这些部门的实际管理者、操作者，所以专家起草的条文往往会脱离实际，不能够被实际所接受。

三、法治实践的多米洛效应

东北汉子周起财因为地产商以暴力强行拆迁，放火烧房，周母在此过程不明不白死亡而试图以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在四年里，起诉了7个国

家机关，周起财的带孝之诉也让人震撼。周起财四方奔走，耗资几十万，他几乎在所有环节上都依靠合法程序，可是几乎所有努力都在程序的非法操作中化为乌有。周起财遇到了一面铜墙铁壁，是最具典型意义的行政执法图景之一。本案从一开始就因为南岗区公安局不作为而引发了四年来一系列的行政诉讼案件，我们无法猜度南岗区政府一系列违法行为是否与黑社会有关。但是可以看到南岗区公安局的第一次行政不作为以后，各级政府的某些部门连续发生了12次重要的行政不作为或者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南岗区法院、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在最初的案件审理中都违反法定程序枉法裁判，周起财仅有一次要求哈尔滨市检察院立案，检察院也未予理睬，哈尔滨市中级法院至今已有三次违反法定程序的枉法行为，周起财冲破重重阻力固然有其自身坚忍不拔的精神起作用，但是如果没有中央政府、黑龙江省政府的干预，1998年12月10日黑龙江省高院的公正司法和1999年1月21日哈尔滨道里区法院的重审就很难发生。在如此众多的有法不依行为中，只要周起财气馁了，或者上级的干预毫无作用，那么上述任何一项违法行为都足以使此案不了了之

由于部门利益的作祟，有法不依的行为会成为相关利益者纷纷效仿的行为，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只要倒下第一块，最后一块也会倒下。然而，“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可否认，同立法取得巨大成就相比，我们在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现实生活中，不懂法、不尊法，以身试法、知法犯法;搞变通、打折扣，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随大溜、存侥幸，视法律为儿戏，藐视、践踏法律等现象和行为皆有之。这不仅影响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而且损害公平正义和人民利益。

四、法治氛围的对比效应

法治建设需要良好的法治氛围，从历史、国外、个案的对比来看，我国的法治建设还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乾隆和华盛顿，两个同在1799年去世的人身上的现代性实在相差太大。大而言之，这也就是两个国家的现代性。

大清帝国前后延续了268年，总共有10个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在位的100多年被称为康乾盛世，然而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17世纪中期以后，历史开始跑步前进。其后的100多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工农业产量成百倍、千倍增加。与此同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样迅猛，西方各国人民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了法律的笼子里。

乾隆留给儿子嘉庆两个重要的“遗产”：一是百年康乾盛世的巨大光环，二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贪官、也是当时的全球首富和珅。在地球的另一端，乔

治·华盛顿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另外两份遗产：《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宪法中，起草者明确了制定宪法的两个目的——限制政府的权利和保障人民的自由。

乾隆留下来的两份遗产，经过两百多年的历史演变，“康乾盛世”的光环反而成为阻碍社会变革的“精神枷锁”，一个和珅倒下了，千千万万的和珅在成长。现今的中国，即使经济再如何实现“腾飞”，物质生活再如何“富裕”，均经受不起现有制度下和珅们的侵蚀，人民得不到多少好处。政府的权力高高在上，无边无际，没有受到任何束缚，人民没有享受到彻底的自由，真真正正地当家作主。事实证明，社会越是发展越需要法治，法治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上，必须落实到行动中。

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法治政府之我见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一种观念的改变，也不仅仅是几个人的责任，这一切都需要全社会上下全员参与，尤其是政府，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自觉践行依法治国。“惟有信念，才能坚持；惟有实干，才能成事”。

1、推进“公正司法、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行政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成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有效工具，又可能成为侵害公民个人权利的手段。要确保行政权力的设立和运作真正顺民心、合民意，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最根本的还是要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真正做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一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为经济建设服务；恪守信赖保护原则。确保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必须全面、准确、真实；行政机关发布的政策和作出的决定要保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确需改变的要尽可能给相对人合理的预期，由此造成相对人受损害的，行政机关要依法予以补偿；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凡是需要老百姓知晓执行的政策、决定都要公开；凡是老百姓比较关注且需要他们遵守执行的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应当多听老百姓的意见。公开透明还要求行政机关的信息资源应当尽量共享，这是树立规则权威、克服部门保护主义、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的基础；建立规则导向型的管理方式。即在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之间，注重间接管理；在静态管理和动态管理之间，注重动态管理；在事前管理和事后管理之间，注重事后管理；在管理与服务之间，注重服务。

二是提高制度建设质量。提高制度建设质量，首先要科学安排制度建设项目。要统筹考虑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继续加强有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方面制度建设的同时，更加重视有关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制度建设。制度是要解决问题的，是反复、普遍适用的。对需要用制度调整的事项，也要作出适时地调整。其次，要确保制

度建设的科学性。只有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握规律，才能确保制度建设的质量。再次，要提高公众对制度建设的参与程度。要建立公开征求意见和听证制度、制度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专家咨询制度、争议协调制度和定期清理制度，以保证制度建设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三是理顺执法体制。就行政机关而言，确保法律实施，需要从理顺体制、完善机制着手，需重点解决以下问题：（1）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积极探索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政许可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改变行政执法 “上下一般粗”的状况。要使行政执法权与执法者的利益彻底脱钩，执法经费必须予以保障。要下大力气建设清正廉洁、专业化的高素质的执法队伍。（2）行政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必须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严格按程序办事。要克服“运动式”执法的弊端。要公平、公正执法，平等对待当事人，不得滥用权力。在执法过程中，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3）要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执法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力，应当由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未经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4）要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这是确保法律实施的重要举措。（5）要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要积极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探索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奖惩办法；要强化行政复议监督；要加强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要强化社会监督，完善群众举报违法行为的制度，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六是要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

四是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法律素养的提高是一个漫长过程。当前，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需要把握以下几点：（1）掌握法律知识，既包括规范行政机关共同行为的普通法律知识，也包括各行政机关从事本部门工作的部门专业法律知识。通过掌握这些知识，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知道手中的权力从哪里来，权力边界在哪里。（2）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法律的信仰与忠诚。法律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也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3）培育法律思维的能力，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能用法律思维研究情况、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2、完善监督问责体系，建设“责任政府”。群众知道的法律和权利越多，但不能兑现的失望感也越重，反而可能削弱法律权威，进而削弱政府的诚信。因此，首先要建立自下而上、由公民到政府的真正有效的问责制度，并贯穿到日常的行政管理中去。要使问责制度常态化，并成为悬在每个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让官员提高责任意识、风险意识、民本意识，切实依法行政，心有忌惮，减少乱作为、不作为。同时也要防止大量被问责官员风头过后移地为官的制度化安

排，让问责制在构建官员能上能下、优胜劣汰的有效机制中发挥作用。其次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问责制，昭示着政府运作模式的转型和变迁，通过责任机制的约束和具体责任的追究，唤起政府官员对自身权力来源、权力行使的宗旨和如何行使手中权力的深刻认识和反省，并内化于政府日常工作中，转化为对人民负责的自觉行动。通过完善问责制度，使其规范化和制度化，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的政体改革，更加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3、服务民生，保障民权，建设“服务政府”。民生工作是政府的大事，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老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尤为突出。加强民生工作，强化政府服务职能。把扶助弱势群体纳入法制轨道，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加大对经济确有困难群众的司法救济力度，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诉求。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扩大受援面，做到应援尽援。

4、规范制约公共权力、建设“廉洁政府”。以强化人大监督为重点，构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的全方位监督体系，完善制度，规范程序，加强监督，保证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5、化解矛盾纠纷，建设“和谐政府”。在全面开展矛盾纠纷排查的基础上，创新矛盾调解方式，要由单兵作战逐步向联动调处转变，逐步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统筹协调，相互策应、有序运作、功能互补的“三调联动”机制；要由部门作战逐步向联合调处转变，逐步形成“医患”、“交通”、“劳动争议”、“边界矛盾纠纷”等以职能部门为主，多部门配合的“大调解”机制。

6、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阳光政府”。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我们应结合实际着重抓好如下六个“公开”：一是政府文件公开。行政机关所制定的一般性政策法规，都应在报刊或政府网站上公开，公众可以查阅和复制。二是决策过程公开。凡政府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公开，广泛征求意见，实行科学民主决策。三是政务活动公开。政府各部门的各项重大业务活动、建筑工程、重大财政开支以及其他政府的重大事项要采取适当的形式，接受群众监督，从源头上防止违法乱纪行为发生。四是办事程序公开。政府各部门都要在本单位最显眼的地方将办事程序公开，方便群众办事及监督，并实行首问负责制和“面对面”直接办事，使群众感到平等、亲切、公正、透明。五是收费公开。要实行一个“窗口”收费，收费项目、标准要经过审批，向社会公开，使群众清清楚楚交费，明明白白办事。六是处理结果公开。凡是决策、办事、处理问题等，其结果要公开，给群众一个交代，即使暂时不能解决的，也要给群众解释清楚，真正树立“阳光政府“形象。

最后，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与深厚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如果我们能够在总结中国固有法律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弘扬中华民族的和谐、团结、互助、注重个人道德修养、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优良传统，自觉践行依法治国，开辟出一条融合中国优秀的法律文化传统与西方法治精神于一体的独特的中国法治之路，那不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对人类法治文明的贡献。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愿望，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趋势，必将为我国法治建设注入新的强大动力，也必将使社会主义中国行稳致远、走向繁荣昌盛，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五篇：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奋斗目标，积极回应了社会各界对司法公正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关注和期待。这也表明，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法治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和社会活动各方面基本实现“有法可依”的历史背景之下，法治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将从加强立法转向更加注重法的实施，强调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实现建设法治中国的总体目标。这为我们明确了新时期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总体思路，对下一阶段的法治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以来，我国法制建设总体采取的是“立法先行”发展模式。在当时法制基础相当贫乏的条件下，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当务之急就是加强立法、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这种发展模式适应了当时的历史需要，通过短时期大规模立法迅速扭转了“无法可依”局面。

立法是法治运行过程的起点，而执法、司法、守法是对其的延续和发展。法治的目标与价值最终需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来实现。如果立法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实施，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那么法律将形同虚设，民众就会失望，法律的权威就树立不起来，法治建设也将陷入“口惠而实不至”的境地。

一言以蔽之，建设法治中国不仅仅是加强立法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形成立法与执法、司法的有效对接与贯通，是要把“纸面上的法”通过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真正转化为“行动中的法”。为此，十八大报告在提出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工作总体布局之后，专门强调要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八届三中全会也着重阐述了当前保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主要目标与任务。

法的生命在于被赋予真正意义上的实施。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多次就法律实施问题发表重要阐述。在纪念现行宪法颁行30周年纪念会上，总书记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就为新时期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指明了方向和基本思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进一步保证宪法法律的实施进行了工作部署，指出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

这表明，我们已经深刻意识到，能否实现“法治中国”的梦想，能否真正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不仅仅在于我们有无法律，更决定于这些法律能否得以真正意义上的实施，取决于这些法律能否通过执法和司法过程真正作用于社会生活。

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对于保证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实施意义更为凸显。这是因为，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民众尊重和信赖司法，这种尊重和信赖将有助于克服政府执法的缺陷;如果他们失去了对司法的信任和尊重，则他们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将会消失，从而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故可言，司法无公正即法律无公正，司法无权威即法律无权威，法律无公正无权威即无法治。如果司法缺乏公信力、权威性，存在大量徇私枉法、司法腐败现象，那么立法乃至整个法治建设的成效将丧失殆尽。鉴于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与任务进行了详细而深刻的阐述，为当前的司法工作明确了方向和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