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建设遇阻的历史根源

第一篇：中国法治建设遇阻的历史根源

我国建设法治国家遇阻的历史原因分析

早在人类文明蒙昧之时，在古老的中国，皋陶借獬豸断案的传说中，“法”就已经藉着公正的神明裁判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随着文明的发展和国家形式的出现，围绕法与国家权力孰轻孰重的思考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然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治”思想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直到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法治”才终于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诞生。法治，意味着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需要服从法，体现的是与“人治”所不同的公平，正义与自由，而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必需的尊严。因此，它迅速成为了一个被人们长久关注和讨论的概念。

一．近现代中国的法治进程

“法者，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古代中国，有法制而无法治，法只是人治的工具。到了近代，西方“法治”理念逐渐渗透到中国；而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彻底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人。由于司法主权的丧失动摇了传统中华法系的根基，有识之士们开始接受并试着贯彻西方的法治理念，然而，这种尝试一直缺乏持续性。康梁尽管高举法治大旗，力图把中国改良为“以法为治之国”的法治国，却因统治阶级镇压而夭折；孙中山尽管强调法律为体，政权为用，法大于权，并设计《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中国有了法律形式的宪法，却也因各种原因使革命成果丧尽。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制定了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以法律对人民基本权利给予保障。然而随后长期的阶级斗争剥夺了法律的地位，践踏了人民的尊严，法治成果也被破坏殆尽。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长期被“理论禁区”禁锢的法学界得到解放，学界开始呼吁改变有法制无法治的状态，并很快得到中央的积极回应。1982年第四部宪法颁布，总纲第五条明确指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恢复了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标志着中央公开承认“法治”的必要性。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确认“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开始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中共的一项民主任务。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标志着国家从法律上承认了人权。2009年中国政府颁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是中国政府制订的第一个以人权为主的国家规划，它代表着中央从实践层面保障人权，建设法治国家的决心。

然而在肯定当今中国法治建设进步的同时，也要正视其中遇到的问题。一方面，法律受到政府公权力的压制，时常沦为官员实现其各类需要的工具；另一方面，法律受到强大民意的冲击，过分顾及判决的社会效果而忽视了司法的程序正义。处于官与民夹缝中的法律实际仍未取得至高无上的独立地位。

二．中国法治难以实现的原因

日本著名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法的独立存在仅以近代国家的强制力是不够的，近代社会其他的重要侧面即自主的个人人格的确立也构成其基础”。国家将法律加以制度化的推行，这一点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当今中国都做到了；因此，自主的个人人格缺失就是中国法治进程艰难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缺乏自主的个人人格的原因需溯源于传统文化。中国社会起源于建立在自然血缘之上的家族关系，表现在国家组织形式上就是夏商周的宗法制国家，而建立在血亲等级关系之上的周礼成为当时的道德规范。进入青铜器时代，随着生产力发展，宗法制国家逐渐解体，天下大乱。这一时期，孔子及其儒家文化以稳定社会为目的，宣扬“克己复礼”，“君臣父子”等思想，将周礼上升为规范整个社会的庞大而繁琐的行为准则体系。这一转折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自然血亲天生具有等级差别，将建立于此之上的家族关系放大到国家的范围，就会建成一个家国不分，等级森严的身份社会，而个人的地位则被忽视。这种身份社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纵向权力体系，它主张富而且贵，剥夺了平民经济上的自律，也就不会产生欧洲历史上富与贵两大社会集团的对峙，从而不会产生孕育法治社会的权利意识和自主人格。

孔子之后，从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神化君权开始，一直到封建社会结束，对于这种等级制度的修补一直没有间断。在这期间，一方面，礼教的巨大影响摧毁了中国古代法保持独立性的可能，“礼入于法”，“德主刑辅”，突出的是礼对于法的支配，道德和法律的界限变得模糊，法律道德化使判决公正与否完全不在于法律本身，而在于判官自身的素质；道德的法律化使伦理纲常成为强制性规范，它规定人必须做什么，严禁做什么，然而，它从未提及人能够做什么，因此，“权利”的概念在古代中国从未出现过，“保护人民权利”这一现代法的根本职能也就丧失了根源。另一方面，“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礼教构建的等级制度使人民不敢也不会铤而走险去“告官”，因为人民只是纵向等级制度的最下层。同时，由于法只

被看做镇压的工具，它主要表现为刑，这使古代中国人对法畏惧，产生一种“厌讼思想”，遇到纠纷尽量以和解的方式解决，个人的权利主张进一步被抑制。

虽然经过百年的努力，封建制度已经瓦解，一系列现代法律围绕一部理论健全的宪法建立起来，然而法治精神欠缺的影响仍然存在，它已成为当今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最大阻碍。

三.传统思想流弊对中国法治进程的阻碍

传统思想流弊首先存在于政府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的思想中。我们常说，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服从整体利益，这本无错。然而，许多官员将公民权利与个人利益等同起来，就产生了一系列侵权行为。比如一些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官员就很乐于以“对抗公共利益”为由给“钉子户”扣帽子，给强拆找好借口。黑龙江东宁县县长任侃公然告诫“钉子户”，“不要与东宁人民为敌”，就是对这一观念最生动的注脚。这种一味强调国家利益而践踏个人权益的国家主义本位观，正是由封建社会埋没个人的家国一体政治所造就，与当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完全相背离。

民间力量是近几年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受传统思想流弊影响，公民对法律的不信任和对特权的依赖，成为民间路径推动法治的阻碍。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桂维民曾说：“人们要讨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往往合情却不合法。因此还想在法外求情，再讨一个说法，这跟现在人们没有把司法判决作为最终裁决的观念有关。人们想求助一种人治，求哪个大领导说句话，好法外开恩。”人民对法律的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封建文化对人民正义观的影响。封建社会时所谓法只是权力的特殊运用，本身并无独立地位，而身份关系自身却有一套法外调节手段，“它将管理体制人格化，官职乃至普通职务都能变成身份，转化为特权”，因此人们更愿意将维护公正的希望寄托在现实的权力之上而不是虚设的法律。另外，人们追求的“公正”，往往“合情却不合法”，这看似与法律作为正义象征的形象不符。然而很多时候，问题并不在法律不公正，而是人民内心的道德“法律化”了，人民心中自己有一本由道德支配的法，它与真正的法律互相冲突。这种道德的法律化正是过去长期“礼入于法”造就的传统法意识的一部分。

对中国法治问题历史性根源的分析，可以为我国针对性改善法治进程中的问题提供合理建议。例如，通过教育普及，促进人民现代化法意识的觉醒，以民间宪政的形

式主动依法维权；同时，建立具体、可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坚决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唯此，才能让人民看到制度维权的希望。

第二篇：食品包装机械行业发展遇阻

食品包装机械行业发展遇阻

近几年，我国食品包装机械发展速度迅猛，也逐渐涌现许多大规模、效益好的龙头企业。据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食品和包装机械行业规模有望突破6000亿元，每年平均增速将达到16%。食品加工和包装机械制造业逐步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支柱产业之一。

我国的食品加工和包装机械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非常薄弱。起步较晚、技术资源不够集中等原因导致我国食品包装机械的发展举步维艰。

我国的食品包装机械行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展至今，全国食品和包装机械生产企业有近6000家，但其中约有2000家不够稳定，每年有近15%的企业转产或倒闭，同时又有约同等数量的新企业进入这个行业。在这个行业里年销售额超过亿元的仅十几家，年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的企业约有50家，行业内75%的出口产品是由这50家企业生产的。我国食品包装机械行业落后发达国家近20年。

目前，我国食品包装机械品种约有1300多种，缺少高科技、高精度、高质量配套产品，产品性能低，稳定性和可靠性差，寿命短，表面处理粗糙，造型不美观。产品开发上，还基本停留在测试仿制阶段，自行开发能力不强，科研投入少，经费仅占销售额的1%，而发达国家高达8%~10%。

长期以来，我国食品包装机械行业产品技术水平低、产业机构不合理、标准化程度低、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严峻，同质化、低水平恶性竞争，市场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大型化、智能化高端食品和包装机械主要依靠进口。而目前，新一轮的以信息技术、材料技术为先导的技术革命将进一步拉大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甚至危及国家食品安全。

第三篇：浅谈中国梦的历史根源

浅谈中国梦的历史根源

姓名：刘胜青 学号：201220010127 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就赋予了中国梦以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使中国梦深深植根于历经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史中。

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梦想。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轴心时期”，我们的先人对理想社会就有一个朴素的梦想，这就是对大同理想的向往和憧憬。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自古以来，中国先贤就以“天下大同”即共同社会理想为追求目标。《礼记·礼运》中有一段被后世反复引述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段关于大同社会的经典描述，体现了我们的先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期盼与梦想。

《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理想，虽然是在当时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自然经济背景下产生的，但从思想内容看，它超越了具体的社会形态，带有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性质，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这使得它可以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历久而弥新。事实上，自《礼运》篇正式提出大同理想以来，中国人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吕氏春秋·贵公》明确倡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东汉公羊学家何休提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进化观，其中“升平世”类似于《礼运》篇中的“小康”社会，“太平世”则与“大同”社会相仿。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虚构了一个没有战乱和罪恶、民风淳朴、其乐陶陶的世外桃源.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并以三代之治为范式，试图建立“公天下”的制度体系。对“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清明政治的向往，对“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公平社会的诉求.可以看出，大同理想在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一直是批判社会现实、用于返本开新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

二、到了近代，面临救亡图存的压力，先进的中国人仍未放弃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在欧风美雨洗礼和中西文明碰撞中，传统的大同理想被赋予新的时代特色，转化为批判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资源。旅居英国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王韬在回答英国学生提问时说，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国”，同《礼运》篇中的大同说“颇为契合”，使得提问和旁听的学生与先生“群击叹赏，以为闻所未闻”.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认为大同之制是人类公理，实现大同必须破除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等“九界”，而要“去九界”，必须废君权、兴民权、行立宪。康有为的大同观杂糅了儒家的大同理想，基督教、佛教的博爱教义以及欧洲的乌托邦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反映了大同思想在近代的新变化。再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历代的农民起义多次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的口号，太平天国运动甚至明确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

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多次用大同理想阐释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还试图把大同理想同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结合起来，认为“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这些都表明传统大同理想可以在面对现代文明、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激扬新的生命力，都体现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要求，尽管大同理想是多少代中国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情结, 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无论是两千多年传统社会中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实践，还是近代以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种种尝试，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实现大同理想的现实路径。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到头来却依然“革命尚未成功”。历史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不但没有找到通往大同之路，连最起码的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都无法捍卫，徒留“山河梦断”的惆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一句话，无论是旧式的农民反抗斗争，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的改良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想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更谈不上实现大同理想，中国人仍在漫漫长夜中苦苦挣扎。

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才真正找到了实现民族解放、通往大同理想的现实道路，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的“经过人 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这是一条真正的通往理想社会之路，也是通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路。

为什么自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茫茫前路从此就有了光明、大同理想就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彼岸？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让这么多志士仁人热切拥抱，以虽九死而犹不悔的精神执着追求？很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既占据了人类价值和道义的制高点，又是真正科学的理论，是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自从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大地后，人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为之奋斗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契合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精神信仰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基础，与中国自古以来所倡导和追求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处，因此能够引起普遍的强烈共鸣。然而必须看到两者之间也有着本质区别。传统的大同理想虽然描绘了一幅天下为公的美好图景，但是由于它看不到大同理想不能只建立在均贫富和礼乐教化的基础之上，而是必须以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同时由于历史局限性，也找不到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现实路径，因而终究只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则向人们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进而指出了通往物质和精神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使千百年来人们心向往之的大同理想不再只是空洞的梦想。

“一唱雄鸡天下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使一个古老的泱泱大国重新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我们党带领人民迅速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并开始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当我们壮志冲天、满怀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也犯了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忽视了生产关系必须同生产力相适应这一客观规律，一度大刮“共产风”，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想要早日实现“芙蓉国里尽朝晖”的大同境域的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这些认识和实践严重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超越了历史阶段，使中国人民在追梦的过程中遭遇了严重挫折，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这种距离社会主义理想相去甚远的状况，使党和人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得不重新思考。

四、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迎来了新的历史转折点。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党果断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结合基本国情提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与现阶段共同理想的区分，提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施“三步走”战略。正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的前提是物阜民丰的小康社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小康社会，正是推动社会主义向高级阶段发展的现实路径。如果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脱离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空谈大同理想、共产主义，不仅无法实现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反而会导致离梦想越来越远。只有脚踏实地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奋斗，才能最终实现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广泛深刻、波澜壮阔的巨大变革，使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使社会主义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前两步战略目标，正稳健而又充满自信地朝着第三步战略目标，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大同理想，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五

温古而知今。传统大同理想中闪耀的理想主义色彩，具有不因时代发展而褪色的永恒价值。从古时的大同理想到今日的中国梦，尽管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然而其中所蕴含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人民幸福的追求、对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期盼，却有着一脉相承的连续性。

总书记在为我们描绘中国梦时所谈到的“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不正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无数先人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的积极弘扬者和真正践行者吗？

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在朝着中国梦前行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中国梦是亿万人民自己的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只有切实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保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中国梦才会有坚实的主体。公平正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只有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才能确保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只有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中国梦的实现过程才不至于偏离航向。社会和谐是人们自古以来的不懈追求和由衷向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只有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中国梦的实现才会有坚实的保障。

第四篇：访民参选人大代表遇阻记

访民参选人大代表遇阻记

2011-05-26 10:05:22 来源: 财经杂志(北京)

5月15日，江西访民刘萍在当地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为自己投下一票。自她开始参选，便遇到了当地警方和政府的百般阻挠，曾被拘留10日，24小时被监视并被抄家。

5月15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然而，“独立参选人”刘萍在这一天却被困在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新钢）良山铁矿招待所。虽然在警方的控制下，但她坚持要求投票，最后通过流动票箱为自己投了一票。

“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胜了。”5月18日凌晨，失去自由五天后重返家中的刘萍如是说。

其独立参选之路始于“维权”。2010年初，原为新钢设备材料部员工的刘萍被迫从单位内退，月收入从原本1900元降为每月领取内退金435元。她通过自学法律，认为“企业未经本人申请强制员工内退严重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但由于起诉无门，刘萍多次到北京上访。

她的奔走并非徒劳无功。2010年11月15日，新钢结束了从1993年开始的内退员工年龄一刀切政策，将年限延缓到三年，并将1万多人的内退金提高到每月660元。刘萍由此获得了众多内退同事的认同。同年12月，新钢为刘萍安排了装卸工的工作，月薪1300元。但在上访途中几次被遣散、拘留，并曾绝食对抗的刘萍意识到作为一名普通工人维权之难，她决定参选区人大代表。在竞选演讲视频中，她说：“人大代表的权限是非常大的，可以联名罢免不合格的领导。我的权利一直被侵害，我被代表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利用手中的武器，也就是选票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在4月15日渝水区选民名单公榜后，刘萍利用空闲时间到麻将馆、菜市场、居委会等公共场所演讲拉票，同时开通微博及时发布参选进展和竞选提纲，获得选民和普通网民的广泛关注。

根据《选举法》，“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刘萍表示，自己于4月19日与27日分别递交两份选民推荐表，推荐者均超过法定人数，理应获得候选人资格。

然而4月30日公布的初步候选人名单上，并没有刘萍的名字。她致电新钢选举办主任杨剑云，对方回应“根据你的前期表现，认为不适合当选人大代表”。所谓“前期表现”，指的是上访与拉票。杨剑云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此前刘萍多次鼓动或参与非正常上访，我们核实发现，2010年7月至10月，刘萍先后三次进京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三次；当年10月，刘萍因在北京非正常上访，被新余市袁河公安分局拘留10日。”

杨剑云列出的另一原因是联名推荐刘萍的17人中，5人不是选区选民，3人退出签名，2人在新钢选区查无此人，所以有效推荐的只有7人，没有达到法定十人以上的人数规定。

此说亦遭到刘萍的质疑。她指出，当地警方曾约谈推荐自己的选民并施压。

5月7日，正式候选人出榜。刘萍不得已放弃向政府部门讨要说法，但并未停止努力。她每个夜晚都出现在人流密集的沁园桥上，告诉人们在选票的“另选他人”一项上写下她的名字。

刘萍告诉《财经》记者，自4月30日起，自己的行踪、电话就被当地警方24小时监控。5月12日，新余市公安局袁河分局铁山派出所以“涉嫌破坏选举”传唤刘萍；5月13日凌晨1点，警方又以“涉嫌藏匿危险宣传品”而对其进行“抄家”。当场没收了刘萍参与竞选的所有宣传单页名片与两部手机，同时断电断网。5月13日晚6时，在饭桌边的刘萍被袁河分局警察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带走，并软禁五天。投票期间，刘萍竞选伙伴、同为渝水区独立候选人的魏忠平和李思华亦与外界失去联系。

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发表微博为刘萍助选：“她是位被国企内退的普通女工，为了维护自己和工友的权益曾经上访，现在她希望通过独立竞选区人大代表来改变这个社会。虽然有人对她监视控制，有人公然辱骂，但她坚持理性地到选民中去演讲。她在用自己的行为捍卫着宪法，在为我们的未来而战。”

(本文来源：财经杂志)

第五篇：水泥行业销售遇阻

水泥行业销售遇阻？

一年前，有人根据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认为从事水泥行业的销售确实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今，一年过去了，还会认为从事水泥行业的销售工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或许有人会说，水泥行业接触客户一般是一些大的地产开发商或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人员，接触面比较广且做的好的话，工资应该不成问题，不过干销售一行贵在坚持，不见得一些像水泥行业这样冷门的行业就没有发展前景。

而众观各种行业，每个行业都是大起大落，而水泥行业，这种不冷不热的行业，人们就会认为没有发展前景，但到底有没有发展前景，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各个行业都是贵在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