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概念的历史根源

第一篇：实践概念的历史根源

实践概念的历史根源与发展

实践哲学发端于古代哲人在生活世界中对于生活实践的关注与反思。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 促使了实践哲学思想的萌生。柏拉图在对理想国的构建中提出了早期的实践哲学思想;亚里士多德把实践问题提升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 借助于对人性的理解来把握实践, 分析了实践的若干特征,提出了古希腊实践哲学的基本构架。康德则提出了实践理性的概念,区分了实践活动中的“按照自然概念的实践”和“按照道德概念的实践”。黑格尔则把精神的外向性活动称之为实践。马克思着重从反方面发展了实践的传统,将感性的人的活动纳入实践范畴,并指出实践作为现实社会总体生活的三层含义,从而奠定了科学的“实践”观。

柏拉图对于善、美德、正义等的追寻尤其是对于哲学的理想塑造与教育中, 表达了他的实践思想。柏拉图的实践思想突出地表达在他的社会理想和相应的教育思想中,以至有的人认为《理想国》实际上是一部最重要的早期教育学著作。

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就是“以自身就是目的”的活动。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实践哲学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了实践概念,并构建了历史上第一套实践哲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和当代西方实践哲学都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实践概念有着历史上的渊源”。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的具有开创性和包容性的诸多阐述, 奠定了西方实践哲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对于实践哲学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把实践问题提升为一个哲学问题, 并对其做了系统的论述。“在亚里士

多德哲学中, „实践‟概念还是多义的, 它并不专指人的行为。实践,或行为可用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上帝、众神、宇宙、星星、植物、动物和人, 甚至有生命的东西的部分和器官, 及政治共同体。在宇宙学的语境中, 实践指行为的运动和运动的引起。在有关生物学的语境中, 实践与„生命‟的意思相近。只是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 实践才不再具有宇宙学和生物学的意义, 而成为一个特殊的人类学范畴。”[ 4] ¹由于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对于实践概念的使用比较宽泛, 亚里士多德对于实践(p r a x is)一词的使用也有多重含义, 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加以理解。在最一般的层次上, 实践与运动概念相关, 指运动和运动的引起, 是在宇宙万物中普遍发生的现象, 具有宇宙学的意义。在生物学意义上, 实践与行动(a c t io n)具有等价的意义, 指动作者有意所做的任何事情, 与之相对应的是言说和被动作, 是人类(包括儿童)及人以外的其他动物都能有的行为。[ 5]º在较为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 实践仅限于执行理性的选择,限于那些只有人才能做的事情, 它是行为者深思熟虑的结果, 从而要求行为者对行为的结果负责。在这种意义上, 实践成为道德哲学的中心范畴, 与自由意志和义务问题密切相联。在更为狭窄的意义上, 亚里士多德把实践看作一种目的性行为, 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行为, 它是自足的和合理的, 趋向于美德和至善。在对于实践的以上界说中, 亚里士多德所特别关注和重视的是人类学和伦理学意义上的实践。这与他对于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他的人学思想的内在组成部分。

康德哲学中的实践：首先, 实践是一个伦理学范畴。其次, 实践是一个本体界中的范畴。再次, 实践是一个生存论意义上的范畴。“我将所有通过自由意志而可能的东西称为实践的"这是康德哲学中有关实践的核心定义。我们从康德哲学中抽取出两种意义的实践概念，一种是通常意义的实践,一种是哲学意义的实践。前者是一种其目的的实现被设想为是某种普遍规划过程的结果的原则之后果的活动;后者是实践理性通过作为单纯先天立法形式的道德律而规定意志的道德实践。康德哲学本质上来说是实践的，这是康德自己明文表达过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说,康德哲学本质上就是实践哲学,这是康德哲学的一个自我理解。康德哲学的实践性体现在这种实践的道德性之上。康德对于实践哲学的强调,最为核心的方面可能就是他对于道德的强调。康德相信,如果自己的哲学活动对于恢复人类的权利没有助益的话,自己由此所付诸的生命的价值甚至就不能够与一个普通的工人相提并论。可以说,这是他的哲学的实践性和实践的道德性的体现。康德在《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中对于实践的定义是与理论相对的,并非每种活动都叫做实践。

黑格尔将实践归结为“善”的理念,认为实践“这种包含于概念中的,相等于概念的,把对个别的、外在的现实之要求包括在自身之内的规定性就是善。黑格尔特变强调理性的作用，是因为他把一切都归结为概念的自身运动。而他的实践概念中，这种理性作用就表现为实践的目的性。他的实践概念包含着通过实践达到主客体统一的思想、实践包含理论又高于理论的思想、实践作为检查真理的思想。在他的实践

概念中，以其特有的唯心主义形式发展了实践的能动思想，指出实践的过程是在主体目的指导下对客观世界进行能动改造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性活动。马克思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有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明了实践是感性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强调哲学的重要使命在于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认为实践具有物质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的基本特征。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类的产生、生存和活动是以实践为基本方式和标志的。首先，实践是人所独有的活动。其次，实践集中表现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最后，实践对世界的改造是对象性的活动。从实践出发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一是，实践是使物质世界分化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前提，又是使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通一起来的现实基础；二是，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一切社会现象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找到最后的根源，才能得到最终的科学说明。社会生活的实践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实践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第二，实践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第三，实践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

第二篇：腐败的历史根源

腐败的历史根源

社会转型期滋生腐败。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所有制结构的逐步变革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在这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特别是近几年来，“以权经营”、“官倒”、“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甚至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千方百计逃避法律的惩罚，更是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拉拢腐蚀少数领导干部。这就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土壤。

管理机制不全“孵化”腐败。目前我国的各项管理机制的改革仍然保持着原有的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过程政治和经济上的多重分权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资源。分权使政府权力在横向和纵向上更加独立。由于从来缺乏自下而上的约束，分权后权力的制衡和约束越来越形同虚设，为腐败提供了机会。许多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仍然采用计划体制下的手段来解决，这种新旧体制转轨交替并存，客观上也给腐败现象的滋生留下了可乘之机，使一些腐败官员能够利用计划经济形成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大财，成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经济根源。

权力绝对化导致腐败。过去我们在权力的设置上强调命令贯彻和服从的多，而常常忽略了权力的制衡，在如何保证双方能够健康有序的行使方面考虑较少，制约权力滥用的制度或缺失或不完整、不健全，导致目前权力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和一些领导干部或“一把手”手中被严重地私有化、商品化、绝对化。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来保证领导干部的廉洁，但由于监督缺乏有效手段，使得执行力度不够，监督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一直以来不少单位的纪检、检察对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监督行之有效，而对本单位“一把手”却不敢监督，加上少数“一把手”的自律意识不强，不愿接受监督；一些上级组织重使用、轻管理、疏于监督；同级班子成员碍于情面不愿监督；下级同志怕受到打击报复，不敢监督；尽管这些监督头绪繁多，但监督机制不健全，执行力度不大，导致监督失效。由此可见，我国虽然已建立了权力机关监督、法律监督、党内监督、党外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监督机制，但由于种种原因，监督的合力没有形成，严重影响了监督的实际效果，怎能不会使绝对化的权力导致腐败?

一、生产力既发展又不发达的状况是腐败产生的历史根源

概括而言，腐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不存在腐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存在腐败。因此，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展，人们还没有产生私有观念，也就谈不上“腐败”。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人类的智力不断进化，逐渐产生了私有观念，开始区分“你的”、“我的”、“他的”。生产力的不发达状况，决定了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加上居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逐渐形成和存在，腐败具有了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便具有了现实性。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升华，到共产主义社会，极大的物质财富能够满足人们各种需要，区分“你的”、“我的”这种私有观念已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腐败也就不复存在。

可以看出，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腐败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必要因素，其一是私有观念的存在，其二是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人们没有私有观念，不知道区分“你的”、“我的”、“他的”，腐败的产生便没有可能；如果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切需要和欲望，腐败也就没有产生的必要。在这两个因素具备的条件下，私有制的存在使腐败的产生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或者说，私有制的存在使腐败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从根本上说，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

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这一论断，说明腐败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种认为腐败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观点，认为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和贯穿于整个社会形态的观点，认为腐败贯穿于行使公共权力始终的观点等等，都是错误的。甚至个别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根除腐败的观点，更是极端错误的。这些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更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需要加以反对。

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这一论断，决定了人类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问题，最终要靠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当然，我们同时要注意的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既能创造消除腐败的条件，同时也会为一些新的腐败形成提供土壤。

二、权力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是腐败产生的重要条件

研究腐败，离不开对权力的研究。就一般意义而言，权力具有下列几个特点。首先，权力具有公共性。从本质上来看，权力起源于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对比关系，一种权力的存在意味着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建立起了正式的不平等关系。因此，权力本质上是某一社会集团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现，具有公共性。其次，权力也是一种资源。权力具有能够调动和调整社会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支配力量，即具有资源控制权。同时，基于社会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等的稀缺性，决定了权力同样具有稀缺性。权力的这种稀缺性，是造成权力扩张和权力角逐的根本动因。再次，权力要得到具体的实施，必须通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职位来体现。公共权力的实现必需经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职位这一中介，这就是权力的代理性。

权力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权力具有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即权力的“公共性”与“代理性”的矛盾，或者说是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矛盾。从权力的来源看，权力是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现，应该为特定的社会集团或利益群体所共有，并为特定的社会集团和利益群体服务，这决定了权力不能是某个人的私产，不能用来为个人谋私利。但是，本属于社会集团或利益群体所共有的权力要得到实现，却必须通过具体代理人和具体的职位来进行，必然要打上代理人的烙印。这样，权力的“所有权”与权力的“使用权”便存在着必然的分离。这种分离就蕴含着权力被滥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权力使用者本身存在着“公”与“私”的矛盾。基于权力具有资源性和稀缺性的特点，作为权力代理者的个人，既有可能利用权力来为公共利益服务，也有可能利用权力来为私利服务。

从现实意义上说，腐败是权力的异化。权力所具有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和权力使用者的“公”与“私”的矛盾，决定了在权力所有者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权力行使者就可能利用权力来谋取私利搞腐败，或者为满足私利欲望而扩张和聚敛权力，甚至导致对其他公民权利的剥夺。另外，现代社会中的权力一般并不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而是常常有合法的形式来源。这既保证了权力的权威性，又使权力不容易受到质疑，并受到社会的肯定。这一特点，也有可能使权力行使者打着权力合法性外衣滥用权力，公众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难以察觉和监督。

对权力的特点和矛盾的分析表明，反腐败斗争离不开对权力特性的深入研究，只有深刻洞察和全面把握权力运行的内在规律并加以运用，才能真正建立起权力制约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三、个体需要的无限膨胀是腐败产生的潜在因素

人在世界上首先面对的是要生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就是说，人生存的第一要义首先是要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是由人的自然属性所内在决定的，是内在的必然性。肯定这一点，也就是要肯定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合理性。

当然，人之为人，其本质特点在于人的社会性。就人的需要种类而言，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不仅有个体需要，还有整体需要；不仅有生存需要，还有发展需要等。就需要的满足程度而言，当饥饿和寒冷侵袭时，吃饱穿暖是最迫切的生存需要；当吃穿问题解决后，享受需要又随之产生；在没有对比之前，对某种状态感到很满足，但在比较之后却对自己的状态不再满足等等。恰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已经达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使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人的需要的这种无限性，是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同时，它也是构成人类灾难和困惑的重要根源。

人的需要的社会性，还表现为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需要。甲的需要可能不同于乙的需要，个体的需要可能不同于集体、社会、国家的需要，甚至产生矛盾和对立。另外，人的需要的社会性还表现为满足需要的途径和社会评价上。社会一方面为人们实现各种需要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但同时也决定了人的需要的满足范围和限度，决定了人的需要满足的非随意性和非主观性。同时，个体需要的种类和程度还要受到社会评价的深刻影响。

可见，人的需要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性；既具有主观评价性，又具有社会评价性；既具有无限性，又具有有限性。因此，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构成人的需要的内在矛盾。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主体的需要远超出社会规定的合理限度，就属于膨胀的不合理的需要。对这种不合理需要的追求，往往会成为违法犯罪的动机。反常的、畸形的个体需要常常引发反社会行为。一些个体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不能有效抑制自身膨胀的需要，又不能通过合法途经和手段来满足，就很容易转化为贪污受贿的动机。

对个体需要的分析说明，社会一方面要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同时要加以引导，树立正确的需要观，减少人们产生膨胀需要的条件。

四、私人利益的贪婪追求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动力

利益是能实现和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和条件，或者说，利益是人们需要的社会转化，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的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主体需要。由于主体需要的多样性，利益的内容和形态也是多样的。有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眼前利益、未来利益；现实利益、潜在利益；直接利益、间接利益等等。害处也是一种重要的利益，不过是一种负利益。不同的主体对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价值评价和排列次序。如大多数个体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倾向于选择眼前的物质利益，除非未来的利益足够大且能确定把握得住。

利益是需要的社会化。利益的实现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活动。个人的内在需要要得到满足，就必然获得社会的内容和规定性。人类的劳动和生产是人类实现利益的中介或手段。恰如马克思所说，“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创造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因此，特定主体的利益空间有多大，实现的方式如何，是由一定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具有客观制约性。

由于利益直接涉及主体内在需要与外在对象的关系，决定了利益本身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这种内在的矛盾就是主体的多种需求与社会规定性之间的对立统一。这一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利益主体自我实现的要求与社会实现途径之间的矛盾；利益形式的主观性与利益内容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利益实现的目标性与手段性之间的矛盾；利益的具体有限性与利益发展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等等。对利益的贪婪追求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动力。人的需要是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人的利益追求也具有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个体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利益主体之间及不同利益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很好地对待利益矛盾，就容易采取不劳而获的方法去掠夺他人和社会的财富和利益，从而走向极端行为和违法犯罪。另外，现有的体制和机制若不能很好地达到一种利益均衡状态，也容易使一些人走向错误的道路。

马克思指出：“把人和社会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可以说，利益对人的影响深刻而广泛。通过对利益的深入分析可知，研究和运用利益机制对反腐败倡廉建设具有极可重要的意义。利益既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动力，也可以是遏制腐败的重要手段。如何通过设立有效的“私人利益制衡机制”来预防和惩治腐败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

第三篇：浅谈中国梦的历史根源

浅谈中国梦的历史根源

姓名：刘胜青 学号：201220010127 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就赋予了中国梦以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使中国梦深深植根于历经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史中。

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梦想。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轴心时期”，我们的先人对理想社会就有一个朴素的梦想，这就是对大同理想的向往和憧憬。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自古以来，中国先贤就以“天下大同”即共同社会理想为追求目标。《礼记·礼运》中有一段被后世反复引述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段关于大同社会的经典描述，体现了我们的先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期盼与梦想。

《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理想，虽然是在当时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自然经济背景下产生的，但从思想内容看，它超越了具体的社会形态，带有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性质，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这使得它可以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历久而弥新。事实上，自《礼运》篇正式提出大同理想以来，中国人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吕氏春秋·贵公》明确倡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东汉公羊学家何休提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进化观，其中“升平世”类似于《礼运》篇中的“小康”社会，“太平世”则与“大同”社会相仿。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虚构了一个没有战乱和罪恶、民风淳朴、其乐陶陶的世外桃源.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并以三代之治为范式，试图建立“公天下”的制度体系。对“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清明政治的向往，对“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公平社会的诉求.可以看出，大同理想在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一直是批判社会现实、用于返本开新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

二、到了近代，面临救亡图存的压力，先进的中国人仍未放弃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在欧风美雨洗礼和中西文明碰撞中，传统的大同理想被赋予新的时代特色，转化为批判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资源。旅居英国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王韬在回答英国学生提问时说，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国”，同《礼运》篇中的大同说“颇为契合”，使得提问和旁听的学生与先生“群击叹赏，以为闻所未闻”.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认为大同之制是人类公理，实现大同必须破除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等“九界”，而要“去九界”，必须废君权、兴民权、行立宪。康有为的大同观杂糅了儒家的大同理想，基督教、佛教的博爱教义以及欧洲的乌托邦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反映了大同思想在近代的新变化。再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历代的农民起义多次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的口号，太平天国运动甚至明确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

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多次用大同理想阐释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还试图把大同理想同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结合起来，认为“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这些都表明传统大同理想可以在面对现代文明、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激扬新的生命力，都体现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要求，尽管大同理想是多少代中国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情结, 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无论是两千多年传统社会中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实践，还是近代以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种种尝试，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实现大同理想的现实路径。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到头来却依然“革命尚未成功”。历史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不但没有找到通往大同之路，连最起码的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都无法捍卫，徒留“山河梦断”的惆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一句话，无论是旧式的农民反抗斗争，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的改良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想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更谈不上实现大同理想，中国人仍在漫漫长夜中苦苦挣扎。

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才真正找到了实现民族解放、通往大同理想的现实道路，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的“经过人 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这是一条真正的通往理想社会之路，也是通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路。

为什么自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茫茫前路从此就有了光明、大同理想就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彼岸？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让这么多志士仁人热切拥抱，以虽九死而犹不悔的精神执着追求？很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既占据了人类价值和道义的制高点，又是真正科学的理论，是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自从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大地后，人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为之奋斗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契合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精神信仰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基础，与中国自古以来所倡导和追求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处，因此能够引起普遍的强烈共鸣。然而必须看到两者之间也有着本质区别。传统的大同理想虽然描绘了一幅天下为公的美好图景，但是由于它看不到大同理想不能只建立在均贫富和礼乐教化的基础之上，而是必须以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同时由于历史局限性，也找不到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现实路径，因而终究只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则向人们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进而指出了通往物质和精神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使千百年来人们心向往之的大同理想不再只是空洞的梦想。

“一唱雄鸡天下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使一个古老的泱泱大国重新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我们党带领人民迅速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并开始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当我们壮志冲天、满怀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也犯了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忽视了生产关系必须同生产力相适应这一客观规律，一度大刮“共产风”，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想要早日实现“芙蓉国里尽朝晖”的大同境域的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这些认识和实践严重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超越了历史阶段，使中国人民在追梦的过程中遭遇了严重挫折，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这种距离社会主义理想相去甚远的状况，使党和人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得不重新思考。

四、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迎来了新的历史转折点。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党果断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结合基本国情提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与现阶段共同理想的区分，提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施“三步走”战略。正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的前提是物阜民丰的小康社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小康社会，正是推动社会主义向高级阶段发展的现实路径。如果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脱离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空谈大同理想、共产主义，不仅无法实现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反而会导致离梦想越来越远。只有脚踏实地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奋斗，才能最终实现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广泛深刻、波澜壮阔的巨大变革，使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使社会主义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前两步战略目标，正稳健而又充满自信地朝着第三步战略目标，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大同理想，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五

温古而知今。传统大同理想中闪耀的理想主义色彩，具有不因时代发展而褪色的永恒价值。从古时的大同理想到今日的中国梦，尽管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然而其中所蕴含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人民幸福的追求、对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期盼，却有着一脉相承的连续性。

总书记在为我们描绘中国梦时所谈到的“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不正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无数先人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的积极弘扬者和真正践行者吗？

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在朝着中国梦前行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中国梦是亿万人民自己的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只有切实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保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中国梦才会有坚实的主体。公平正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只有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才能确保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只有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中国梦的实现过程才不至于偏离航向。社会和谐是人们自古以来的不懈追求和由衷向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只有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中国梦的实现才会有坚实的保障。

第四篇：朝韩问题的历史根源

朝韩问题的历史根源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东部，北隔鸭绿江和图们江与中国相接，东北一隅与俄罗斯接壤，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西、南、东分别被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环绕，为中国大陆的左翼，中日之间的跳板，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朝鲜半岛是朝鲜族世代的居住地，历史上建立过多个国家。

一、朝鲜的古代史及近代史

朝鲜历史上先后经历政权更迭，但几乎一直中国中原政权维持藩属关系。到近代，朝鲜的宗主国中国清朝已经落后于时代，西方列强经过两次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力的飞跃。

19世纪，急于获得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的资本主义列强开始觊觎朝鲜。朝鲜的近邻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力迅速膨胀，正交叉进行工业革命，因此扩张欲望强烈。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开朝鲜国门。1882年《朝美修好条约》的缔结标志着朝鲜国门的全面开放，也意味着朝鲜开始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角逐场所。朝鲜也被称为“远东的巴尔干”。

19世纪末列强在朝鲜的角逐并不露骨，但时有冲突。这是因为当时朝鲜的宗主国清朝为了防范列强（特别是日本）对朝鲜的觊觎之心，派袁世凯等人常驻朝鲜，积极经营，因而列强也无从下手。由于朝鲜半岛的战略要冲地位以及列强争夺朝鲜已初见端倪，清廷中一些人已经提出了朝鲜由中、美、英、俄共管的意见，朝鲜内部也逐渐兴起一种中立化的论调，希望朝鲜成为像瑞士联邦一样的永久中立国。但因为周边大国的利益考虑和冲突，这些想法都没能实现。

1894年，蓄意侵略朝鲜的日本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次年战败的清朝在《马关条约》中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日本成功排挤了中国在朝鲜的势力；1897年朝鲜高宗李熙在俄国的支持下自称皇帝，改国号称“大韩帝国”，日本与俄国在朝鲜半岛的角逐日渐白热化，终于引发1904年日俄战争。结果俄国战败，日本又排除了俄国的势力，彻底控制朝鲜半岛。1910年8月日本迫使韩国政府同之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朝鲜半岛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并设立朝鲜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

由此可见，朝鲜半岛由于其背倚中国东北、面向太平洋，夹在中、日、俄三大国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近代以来一直是大国争夺的焦点。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的爆发也是历史的必然。二、二战殖民者日本战败以及被美苏托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意、日法西斯败相明显，美、苏、英、中等主要盟国首脑频繁接触，就战后世界安排进行讨论。美国和苏联在德黑兰会议上同意日本殖民地——朝鲜半岛在“适当的时候”应实现独立。二战即将胜利的时刻，美苏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签定秘密协议，美英以出让中国外蒙古和东北利益换取了苏联对日宣战，并指出了朝鲜半岛因“高丽人（Korean）没有自治能力”故决定应该由美国、苏联、中国和英国实行国际托管。

1945年8月9日，在日本战败投降的前夕，美国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即三八线，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和北部的提议，并得到了苏联的认可。1945年12月29日，美军政府公布了12月27日由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签署的关于对朝鲜半岛进行托管和建立临时朝鲜半岛民主政府的《莫斯科协定》。1946年3月组成了美苏英托管委员会（中国因处在内战边缘未参与），形式上完成了雅尔塔协议中的约定。尽管该委员会的目标是在这个委员会监督下尽快使朝鲜半岛选出自己的合法民主政府，但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均在自己军队的占领范围内分别扶持了服从于自己的政权。处在冷战边缘的美苏两国均吸收了在欧洲的教训，在作为雅尔塔协定中真空区的朝鲜半岛问题上都开始大胆地设立“铁幕”。

1948年5月10日，在军警的严密戒备和监督下，南朝鲜举行了单独选举。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宣告成立。而北方在没有中立国的监督下，则采取了自己单独选举的措施，据苏联称在北朝鲜参加这次选举的选民占99.98%，金日成当选北朝鲜的最高领导人。由此，朝鲜半岛形成了两个意识形态上敌对的政权。但根据历次《大韩民国宪法》以及历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认为朝鲜半岛上只存在一个国家，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之中，国家统一是双方努力追求的目标。

从民族主义的观点看，朝鲜半岛整个民族迈向了分裂，在不同意识形态下相互走向了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强调各自国家的合法性上，韩朝双方都无法以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也是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原因。

从世界冷战史的角度看，比照当时同样作为美苏插手的其它国家，比如希腊、阿塞拜疆、德国和中国来说，朝鲜半岛上的这块铁幕和德国的柏林墙一样又厚又高，达到了民族主义都无法攻破的程度。值得提出的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的远东战略中心在中国，故在对南朝鲜的支持上不及苏联对北朝鲜的。

三、朝鲜战争及战后局势

朝鲜人民军1950年1月以来，在苏联和美国相继撤出在朝鲜和韩国的驻军后，朝鲜政府与苏联领导人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

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之后，金日成下令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了对大韩民国的突然进攻。

由于当时大韩民国国防军三分之二的军队尚未进入战备状态，根本没有招架之力，三天之后，6月27日汉城（今首尔）就失守了。初期北朝鲜占据较大优势，后期由于美国和中国的相继介入而使局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参战迫使美军考虑停火。

几经争端，1953年4月26日停战谈判恢复，6月8日，战俘遣返问题终于达成协议。但是6月18日，李承晚集团在美国警卫部队未加制止的情况下，从战俘营赶走2.7万名战俘，强迫扣留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6月19日，朝，中方面对这一挑衅行为严厉谴责，美国迫使李承晚做出今后执行停战协定的保证。作为交换条件，美国政府应允训练和装备20个师的南韩军队，提供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并签订军事协定。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在板门店，朝，中，美三方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停火协议。

谈判的最终结果是在北纬38°线附近以1953年7月27日22点整双方实际控制线南北各2公里宽设立非军事区。

1954年，苏联官员和在朝鲜半岛参战的各国代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但谈判未达成一个永久和平计划，未能解决朝鲜半岛南北统一问题，直到60年后的今天，朝鲜半岛依然是分裂的两个国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

这场战争本意是希望通过武力手段恢复国家的统一，但三年战争的结果是双方重新回到了三八线。这样，三八线两侧的对峙局面和国家的分裂状态便维持下来了。

1991年朝鲜和韩国签署了一项进行永久和平条约谈判的协议，1992年得到批准。但1991年朝鲜方面开始抵制军事停火委员会，中国于1994年退出该委员会。2009年5月27日朝鲜军方发表声明，宣布朝鲜退出朝鲜停战协定，将不再受军事停战协定约束。

第五篇：新疆**的历史与文化根源

本文作者系长期研究边疆问题的作者，本文写于2012年，当时切糕事件沸沸扬扬，作者已经通过此事判断出新疆社会的危机所在。

昨日昆明火车站发生了持刀砍人的恐怖袭击事件，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反响。今早确认是新疆分裂势力策划组织。在此背景下，我们不该迁怒于新疆人，以及维吾尔族，而是应该正视新疆社会的结构问题。不要把少数极端分子的暴行与无辜的新疆民众去画等号，此为其一。

其二，新疆的恐怖暴力有其滋长的社会土壤，这恐怕不是一纸政令可以解决问题。它是汉人社会问题的延续和发酵。如果看不到症结所在，胡乱用药，只会加深矛盾，无益于安定团结和稳定。

希望此文可以引起各位观众对新疆问题的重视和理解。

作者：黄章晋

新疆民族问题向来十分敏感，特别是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中共对新疆的管控也逐步升级，外界较少能够了解新疆维族社会的真实状态。16万元切糕赔偿事件作爲一个热点或将很快淡出公众视野，但它在被公众讨论时，涉及到的一切可被视为这个社会创口的矛盾和问题，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随时会爆发。“新疆小偷”、“切糕党”这类标签在内地汉族世界，十分普遍呈现的是中国今天民族政策造就的治安问题和由此带来的民族矛盾。但在新疆的维吾尔世界，小偷和切糕党，似乎更应归类为马尔萨斯陷阱的一个表征，在我看，它是一个远比内地汉族社会与新疆人关系如何更为重要的问题。

或许用新疆维吾尔传统社会正陷入一种濒临瓦解崩溃的危局来描述有夸大事实之嫌，但极高的失业率、严重的吸毒贩毒、愈来愈多人群深陷非正当营生、地下宗教的迅速抬头、社会道德瓦解、艾滋病泛滥等现象，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可将之描述为一场严峻的社会危机。而切糕党、小偷仅仅是这个危机溢出到内地的一部分。内地人能看到的，仅仅是水面上的冰山。

我相信在内地的维吾尔族同胞在碰到小偷和切糕党这个问题时，会反覆强调说，这不是维吾尔人的全部，维吾尔人不应被因此妖魔化。但是，如果不正视这类正在日益腐蚀维吾尔社会肌体的现象，尤其是它背后整个的社会危机，维吾尔社会很快会变成一个让人痛惜的沉沦的民族。

在新疆维吾尔主流社会，对各种在内地谋生的维吾尔人统统用“口里齐”这个称呼，“口里”即内地，“齐”即汉语中者的意思。对那些在内地从事正当职业的人来说，被人称呼为口里齐是个非常郁闷的事，因为它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暗示是不良职业从业者。对热爱商贸的维吾尔人来说，并无轻视小商贩的传统社会成见，对口里齐的成见则来自这个群体极大比例在从事非法和灰色的活动。因为他们太熟悉知道周围某个并无一技之长的人从内地回来后突然富起来是因为什麽原因。而南疆的旧手机市场上，那些手机来自哪里，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对在内地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往往他们看到的本民族的非法甚至犯罪活动的普遍程度，要明显高于汉族社会，因为他们才能更敏锐细致地发现哪些小食品店表面上是在卖餐饮，实际上底下是在贩毒或做盗窃团伙的活动据点。而流浪儿的小偷问题，也不仅仅只是拐卖和扒窃，还有吸毒、暴力、家庭瓦解等一系列问题。

官方习惯性的报喜不报忧，甚至讳疾忌医地打击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和暴露者，维吾尔知识分子群体只能在每一轮类似问题发酵在舆论被引爆时进行被动解释时，汉族社会看到的新疆问题只有两个方面：东突问题、犯罪问题，而上述问题真正的社会土壤：维吾尔族的社会危机几乎无法进入公众视野。

我相信今天很多汉族人已经在内心里认为，维吾尔人就是犯罪民族，甚至我注意到许多现在宣称是新疆问题研究者的人，其言语中流露出的观念也是如此。我最担心而且认为事实上可能真是如此的一种情形就是，新疆地方官僚集团会普遍认为，维吾尔社会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未必是他们最在意的工作），仅仅是因为维吾尔人自身的问题，比如他们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的宗教信仰。

这种观念下，甚至可以很好地为遮掩和禁止暴露新疆现在严峻的社会问题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与内地警方对自己眼皮底下从事非法活动的维吾尔族人群视而不见且禁止公开讨论一样，说是为了“不伤害民族感情”。

如果将来注定有更大的灾难，我想这便是最深切的根源。人口和就业双重压力

新疆维吾尔社会今日面临的问题，是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完全无法融入现代社会、按照民族大学伊力哈木先生的说法，就是无法由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

维吾尔族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南疆三地州，700 万人密集居住在几片互不相联的绿洲中，人地矛盾极爲突出。维吾尔族社会平均年龄大大低于汉族，而青少年几乎找不到进入现代工商业的就业机会。南疆小县城里，因爲大量年轻人无所事事，遂有了台球爱好者占人口比例也许是全世界最高的奇观。

此外，内地的廉价而丰富的物资以及规模化的资本在改善其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城市传统手工业和商业为生的人造成最直接的生存冲击。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是新疆维吾尔社会危机的物质因素。

道德和传统价值崩塌

同样严重的是精神因素。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流行和影响，迅速在维吾尔社会依照年龄和身分（吃国家饭与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形成了巨大的观念鸿沟。维系一个社会稳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也因人群不同，或瓦解奔溃，或转身更虔诚地投入宗教的怀抱以寻求慰藉。传统维吾尔社会，阿訇或“长老”是道德秩序的体现者和维系者，今天旧城改造和社会组织的重构，使这种基于熟人社会的道德和价值体系早已无法维系。像吸毒贩毒问题，在第一波经商致富者出现时，就开始出现并四处泛滥。

精神危机的作用，使得今天的新疆维吾尔社会，一方面在乡村和一些城镇，有着远比内地汉族社会更淳朴和善良的民风，另一方面，社会风气和道德败坏，同样远非汉族社会可比。切糕党、小偷、贩毒、卖淫等现象，带有极大的地域性特征，甚至对当地不同职业的居民收入对比，都构成了极大影响。这不能不认为是道德和价值失序、瓦解背景下的坏车示范效应。

不能不提的是，面对现代化冲击的恐慌，对社会礼崩乐坏的排斥，愈来愈多的人只能投身宗教的怀抱以求宁静，这种剧烈的变化，甚至可以从最近几年人们服饰妆扮的变化看出来。宗教的抬头当然会被地方政府视为不安定因素，强力打压就顺理成章在所难免，而民族矛盾的进一步紧张对立则是势所必然。

我个人认为，所谓的东突分离主义远没有人们通过官方描述想象得那么严重，但复杂深切的民族矛盾却要比我们所能感受到的要广泛得多。甚至我曾从内地民间反扒小组那里听来这样的故事，他们在抓获小偷后，居然有人跑来要人，且声称偷点东西为什么要抓，你们从新疆抢了那么多东西，我们偷几个手机有什么不可以的。犯罪活动为自己寻找到了政治上的正当性，你难道仅仅是将之视为一种狡辩麽？我听到的最黑暗的故事，是一位到内地协助打击小偷的维吾尔族警察，从一个受强烈民族自尊心驱使的尽职尽责试图拯救堕落天使的好警察，很快由于绝望压抑最终变成有一大帮小偷的老大。

民族性的“失败社会”

今日中国深陷严重社会危机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像大批人进入内地从事非法活动的问题，当然远非维吾尔人，只不过由于维吾尔人在语言上异于汉人，更容易被观察留意，而其他地方的同类问题，只会在警察那里因为犯罪登记时被注意到，地域性的问题也很难像维吾尔族那样上升为对整个民族的印象。社会问题带有强烈民族性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四川凉山州的彝族，问题还要严重得多。

但两者有大量高度相似的外在表象，比如大量人口贩毒吸毒，大量小孩被拐卖在内地从事扒窃甚至入室抢劫。据一位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统计，凉山被抽检到的孕妇中，HIV 感染者比例已经接近10%。仅从这个数字和成年男性犯罪率来看，说它是个失败社会应无不妥。

两者对比，其高度的共性就是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受巨大冲击的同时，都无法有效融入现代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无法进入汉族人主体的社会分工当中。凉山州彝族社会的问题更大，或许是因爲其人口总量较小，原有的社会组织更脆弱。

急需反思的民族政策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种无法有效融入归结为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直接因素，语言的原因、教育水平的原因、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所以，在新疆，一个补救的措施就是大力推广双语教育。

我们即便不谈双语教育实质上更像强推汉语教育，仅就一刀切政策，使得不具备师资力量的部分贫困落后地区实际上两种语言都无法有效掌握而言，就不能不担心它最终的效果。尤其是，虽然官方大力推行双语教育，但教育资源因民族不同而有极大不平衡的局面并无根本改观。如果涉及到一个传统生产生活的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观念重建、价值重建的种种困惑，这个问题就要更为复杂而艰难。

就今日的汉族社会而言，虽然转型痛苦尚不算严重，但从精神和价值上而言，还不能认为已走出前现代社会。而面临着现代化与汉化无法区分困境的维吾尔精英（官方推进的现代化显然就是汉化），在平衡现代与民族传统上，要解决的问题复杂得多。何况，他们只能自己呆在家里独自思考，在今日的政治环境中，这种公开讨论不可能存在。

至于那些物理上远离现代社会的维吾尔农民，其实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就已注定在信息上与现代文明绝缘。此前，官方在民族问题上的投入，以及汉语世界本身搭载的现代信息和观念就少，维吾尔语和汉语作为渠道，在接受现代信息上差别不算太大，但此后，市场的伟力使汉语成为一个搭载现代信息和观念极高的平台，至于维吾尔语，严厉的市场管制和官方投入的减少，维吾尔人已很难从其精英那里获得现代信息。他们是一个被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抛弃的人群。小偷和切糕党，是这个社会能自发找到的极少数融入其中的手段。

寂寞梁门人去后

章立凡

2010年11月2日上午，前往世纪坛医院送别梁从诫先生。越靠近目的地越难走，交通台的广播说，复兴路一带已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此前章诒和曾告诉我，梁家只想办一个小范围的告别；消息在虚拟世界以几何级数传开以后，居然引发了现实中的某种紧张。

一个家族的背影

医院终于到了，进门后直奔告别室小院。送别者有秩序地排队静候，满院密密麻麻排列着各种字体的挽联挽幛，在寒风中飘荡，绝大部分是“自然之友”等环保NGO及志愿者敬献的，他们要通过这种集体表达方式，向这位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开创者致以最后的敬意。

我与内子手持菊花走近告别室，梁先生的公子梁鉴很快发现了我们，随后又见到了梁夫人方晶女士和小女梁帆，章诒和、蒋彦永、牟广丰等友人也陆续到达。据广丰说，正在帮梁家寻觅一片林地树葬，以了却逝者守护大自然的心愿。我提起香山梁启超先生墓园，里面不是还葬有梁氏家族的后人吗？他说墓园已经交公，现在无法安葬族人了。

10点整，告别的时刻来临，先是梁氏族人入内告别，很快轮到我们。

鲜花丛中，梁先生的遗容比生前清癯，头颅微微后仰，嘴好像没有完全闭上，就定格在灵魂离去的时刻了。三鞠躬后，依次将菊花献上；环绕一周行将走出时，我停步回望逝者，觉得他仿佛挣扎着，要为保护地球母亲发出最后吼声……

其实这只是我的想象，梁先生在去世前好几年，就无法正常思考了。我们和梁先生等几家朋友，每年照例有几次聚会，直到有一回发现他反应迟钝，往后的聚会就无形中停止了。后来得知，他得了阿尔兹海默氏症。

从告别室出来，听蒋大夫追述了梁先生辞世的经过，相对唏嘘而别。途中取出仪式上分发的纪念折端详，上有生平简述、生活照、亲友的送别寄语，以及梁太夫人林徽因女士在他出生后写的一首小诗，母亲深情地对儿子吟唱：“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绿地封面上是梁先生的遗照，一副孩童般的笑靥，用调皮的眸子凝视着我，也回望着人世间。

梁从诫的逝世，唤起了人们对一个近代名门的历史记忆：梁启超，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梁思庄……这些在中国知识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到他这辈已是第三代了。梁从诫留下的“三代人都是失败者” 这句话，此刻正被热议且令人永远痛心，他自己也曾总结说，悲剧的成因是由于“选择空间越来越小”。

消逝的空间

梁启超先生是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和学术宗师。他出生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受过完备的儒家传统教育，在中西文明对撞的历史环境中成长。清王朝前期曾有严酷的文字狱历史，但自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在强势的工业文明冲击下落败，国人逐渐睁开眼睛看世界。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办报、结社、讲学成为社会风气，戊戌政变后虽一度处于低潮，但在国难深重的背景下，改革专制制度、实行宪政逐渐成为朝野共识。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后，颁布了《结社集会律》和《报律》，后来在舆论的强烈批评下，修改了其中某些限制人民自由的条款。《报律》令国人办报有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注册登记手续极为简单，言论相当自由，举凡时政、制度、法律、政策、腐败、社会黑幕等等，包括圣旨在内，皆可公开批评。《结社集会律》打破有清以来严禁结社集会的罗网，只要不是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和会党，一切公开的政党和团体均有合法存在的权利。

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政闻社，尽管因清廷对康、梁的通缉令而无法登记，但仍可凭借报刊的平台发表大量言论，并与革命派展开论战。民国成立以后，他不像康有为那样敌视民国，坚持保皇复辟，而是组织进步党继续参政，在议会政治中与国民党分庭抗礼。袁世凯称帝时，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策动蔡锷发动反袁起义，保卫了共和政体。

或许正是由于经常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梁启超才能保持逆向思维，并在思想学术领域大放异彩。他深刻认识到“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以“作育新民”为己任，大量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以极富感染力之文笔，发表《少年中国说》、《新民说》、《新大陆游记》等政论、散文，率先批判消极落后的“国民性”，提出政治、宗教、民族、生计的四大自由，提倡“新文明再造”。晚年脱离政治后所撰《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学术名著，将中国历史置于人类文明史的视野中研判，从方法到观点，开新史学之一代先河，对后世影响甚巨。

应该看到，当年的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其终极目标都是宪政，惟方法手段有别。梁启超与革命党人虽政见分歧，私谊仍在，保持了君子风度。孙中山逝世时，他还亲往吊唁。党派利益的极端化，是引入苏俄政治模式之后的事，变成了两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党派政治的一元化意识形态，令从清末到新文化运动所开辟的多元文化空间逐渐缩小。

生于1901年的梁思成，属于新文化运动背景下造就的一代学人。多元文化空间中百家争鸣的学术气候，涌现出胡适、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一批学术大师，梁思成也是其中之一。身为建筑学家，他不像父亲那样在政治和学术两个空间中自由行走。而是在专业领域内，将自己的才华发挥到极致，至少前半生是如此。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即便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那样的独裁，有《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等钳制言论自由的法规，但学者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仍享有较大的学术自由空间，即便是李达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还是有著书执教的环境。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都不是热衷政治的人。北平围城期间，他们被未来领袖保护故都古迹的诚意深深打动；然后与无数善良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时代满怀憧憬，热心地设计了新国家的国徽。江山定鼎之后，意识形态彻底定于一尊，不容任何异见，即便是专业人士的学术见解，也会作极度政治化的解读。梁氏夫妇在内战中保护了北京城，进入和平年代，却为了同样的原因遭遇厄运，眼睁睁地看着古城墙被一步步毁掉，同时被摧毁的，还有自己的学术生命。如果能学某文化大佬摧眉折腰，或许能坐享安贵尊荣到老；但梁启超的后人不是这种人，既然别无选择，就只有坚守学术良心。

无异见则无大师

纪念折的寄语中说：“梁先生，您在六十岁时放弃学术研究，选择了民间环保之路，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国家角度来说，都可谓从零开始……。”

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人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了几十年。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降生在错误的空间。1932年生于北京的他，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如果没有各种政治运动及其后的选择，他应该是我的同行。在有限的生命被浪费之后，他没有继续历史研究，却选择了历史使命，在新一轮改革潮中成为民间环保的先驱。

我1979年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打工时，梁从诫正主持《百科知识》杂志。在同事口碑中，他是一个对工作要求相当苛刻的人。如今回想，他应该是继承了母亲林徽因的完美主义个性，对他人、对自己、对环境都是如此。他曾不顾情面地指责破坏生态人文环境的大小官员，曾骑着老旧自行车去政协开会，曾回收使用别人丢弃的的家具和文具……，有次他留给我一张名片，还特地说明是用再生纸印的。

有朋友调侃说，梁从诫是位没有著作的大师。我凭吊他留下的博客，人去楼未空，里面的文章寥寥可数，其观点中不乏异见，但也确是真知灼见。梁先生是梁门理念的践行者，从争取结社自由而言，他创立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从争取言论自由而言，他不断推广自己的理念，将中国民间的环保声音变成了政协提案（尽管效用有限），传达到各种国际性会议和组织。他以花甲之年从零开始的生命行走，浇铸了一本大书。

梁先生当了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自称是“爱国的反对派”，也曾对我谈及政协官员对他的“善意警告”。在“政治养老院”中，他只是思想解放年代的孑遗标本，“歌德派”稳居主流，理性的“爱国反对派”越来越少。耐人寻味的是，随着民族主义声浪的勃起，社会上“爱国愤青”越来越多……

梁门祖孙三代中，都出了“反对派”：梁启超想通过改良拯救中国，梁思成要通过保护北京城拯救中国文化，都失败了；轮到梁从诫，想通过保护中国生态拯救地球。他的抱负其实比前两辈人都大，奔走守护十八年，辞世之际，大陆生态环境已到了空前危急的程度；一地烂污中，横陈着无数GDP数字和官员们“不容置疑”的政绩……。

望着梁门三代人寂寞的背影，感叹大师辈出的时代已成历史。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是对人类有限知识的怀疑与拷问；所谓大师，就是一批有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他们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发出质疑，不断提出新解读、新主张、新方案。一个失去了文化多元性且不容异见的社会，不会有思考与进取，不会有文明的创造力，也不会产生大师。

2010年11月23日 风雨读书楼

《文史参考》2010年第23期（发表时有删节）

“蝴蝶效应”与反腐前景

章立凡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2月17日

“蝴蝶效应”是混沌学上的一个比喻：“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如今，又有一只蝴蝶在加勒比海上扇动翅膀，而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大陆，空气中弥漫着飓风的气息。据说，这是一只“转基因蝴蝶”。

加勒比海上的英属维尔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又译“英属处女群岛”，缩写：BVI），是一处度假胜地，有着美丽的珊瑚礁和沙滩，浴场、酒吧，生意兴隆。旅游业和金融服务业被称为当地经济的“两大支柱”。旅游业占当地收入的45%。主要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就业；而在经济层面上，金融服务业更加重要，近50%的政府收入直接来自离岸公司的牌照费。这里是加勒比海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离岸公司的注册为群岛带来相当可观的收益。截止2008年6月，有逾823,502所公司在当地注册。据毕马威会计师楼在2000年为英国政府就离岸司法所作的调查所示，全球41%的离岸公司皆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由于在群岛注册公司后可省免不少税项，当地一直被称为“避税天堂”。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也起而仿效，纷纷成立离岸金融中心。

自上世纪末开始，中国大陆的权贵富豪们蜂拥而至，在加勒比地区注册离岸公司，为当地的GDP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来自中国的离岸资金，有的直接在海外投资，有的变身“外资”回流本土。中国大陆楼市、股市和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的游资，很大程度上与这类回流资金有关。公民注册离岸公司并不违法，但其资金来源是否合法，则需具体分析，其中有富人的合法经营所得，亦不乏权贵贪官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脏钱，离岸洗白后成为合法投资。

2013年9月3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的决定”：“拥有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中国居民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申报其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有关情况。”这个将于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规则，其实是一柄双刃剑。

自2013年中石油窝案曝光后，年底前，种种反腐的矛头都指向了一只“大老虎”，纷传“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将被打破。2014年1月22日，加勒比蝴蝶的翅膀开始摆动。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宣布，次日将在离岸金融解密数据库中添加37,000多个中国内地、香港以及台湾的离岸投资者名单。该数据库于去年6月首次发布，有70,000多个名字。新资料显示，多名中国权贵的亲属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库克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持有离岸公司。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有爆料称“大老虎”系中纪委“二号专案”，“一号专案”另有其人；1月18日，香港报纸公布了前总理温家宝致老友吴康民的私信；19日，人民网重新发表了关于温氏家世的一篇旧闻。21日，中国互联网突然发生大面积瘫痪，坊间怀疑与反腐形势变化有关；22日党媒报导称，异常来源是海外某翻墙软件公司，但该公司予以否认，指事件主因是网络封锁升级时操作错误所致。当日接受媒体访问时，我对离岸账户事件有所解读，大体内容如下：

几日来的种种怪事，或可由此见微知著：按例私人信件未经授权不会被公开，温下台前曾希望人们忘记自己，此番高调公布私信自证清白，乃不得已而采取的防御措施，然效果或适得其反；家世旧闻被热炒引发舆论关注，背景耐人寻味；“翻墙”是中国网民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手段，网络大面积瘫痪令人浮想联翩……

绑架亲属是最经济的牵制战术。从已披露的政要亲属名单看，其他各家算是陪绑，主打目标定位于温、习，前者确有软肋可击，但对后者威胁不大，“老虎”一方则未被涉及。据称名单内有中国大陆官员、富豪数万人，此刻只公布了其中的极少数。当晚会有许多人睡不着觉，通过各种渠道向高层进行关说，阻止打虎行动殃及自身。日后须围观主政者如何应对，若打虎行动就此被牵制住，则说明其权威尚未强大到足以运掌全局。

反腐表象背后，是不同政治联盟的博弈；利用外媒爆料，是权力斗争中惯用的“出口转内销”战略。我愿意相信ICIJ的公正性，但不排除有人“借鸡下蛋”。此项调查一年前已经开始，当时“老虎”一方尚未被围困，有机会预先“喂料”布下险棋。当此生死存亡之际，出狠招围魏救赵，阻击牵制分化对手，目标在于逼和。

当下的博弈，如同两拨水手争夺一艘航船的控制权。任何一方失利，都会被扔到海里。目前航船在争斗中已严重受损，处于下风的一方，采取了不惜炸掉全船同归于尽的策略，以迫使对方罢手。博弈成败在此一举，预计双方回旋余地不大，或已接近摊牌。

事件严重伤及体制自身形象：最高领导人宣示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反腐败，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新公民运动”人士却被交付审判；此番爆料或令公众有理由怀疑：不敢公布财产的反腐是有选择的反腐，甚至只是一种权斗手段。

本人发表上述观点之后，两周间形势微妙：坊间翘首以盼的“大老虎”，千呼万唤未出来；以砍伐前朝故都梧桐闻名的南京市长季建业，于旧历除夕被立案侦查；ICIJ进一步发布信息：发生了多起贪腐丑闻的中国石油业与离岸中心有密切联系。中国三大石油国企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与ICIJ密档中的数十家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有关联。

2月2日，刚受到最高领导人表扬的中纪委，通过其研究室发“狠话”：必须落实“两个为主”：一是“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二是“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必须落实“两个全覆盖”：一是“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二是“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中纪委研究室承认：“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言语间透露出某种无力感。最近习近平在俄罗斯接受访问，也谈到进入“改革深水区”的感受：“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他再度强调“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没有宪政的“笼子”，靠内部自查自纠难以禁锢老虎。历史上前车之鉴颇多，远的不说，六十五年前蒋经国“打虎”沪上，也曾是雄心万丈，一旦牵扯到自家亲戚，亦难免黯然收兵。二十八年前胡耀邦清查高干子女不法经商，批准搜查政治局委员住宅，一年后他自己被迫下台……

缺乏监督和竞争的党国体制，造成中央对地方失控，高层对中基层失控，处处是“小国之君”和背景深厚、盘根错节的“窝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政党强力部门的“四面出击”，触动了公务员阶层的全体利益，势必在体制内遭遇消极抵抗，而对权贵则碍难伤筋动骨。

在普遍贪腐的体制内，大家都有辫子可抓。以打虎反贪名义进行的高层权斗，若就此进入胶着状态，势成骑虎之局，打不死老虎，难免有被虎吃掉的危险。春节已过，“两会”临近，央视突爆东莞淫业，警方紧急扫黄，坊间顿生“打虎转拍蝇”之惑。

加勒比蝴蝶舞动双翅，超级飓风万里奔袭；中途会不会减弱为热带风暴？气象云图诡异莫测……

2014年2月9日 完稿

2014年2月12日 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