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体制根源（精选）

第一篇：党国体制根源（精选）

黄卧云：党国体制探源

发布时间:2011-10-18 09:24 作者:黄卧云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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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们通常认为党国体制是“以俄为师”的结果，按照这种解释，该体制就完全是外来之物，外在于中国的历史和环境。不可想象的是，一种外来的政治制度，尤其是一种并不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制度，能够如此适应中国土壤，而且扎根得如此之牢。我们必须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中去寻找和发现党国体制的渊源，外来因素顶多只能被视为催化剂的作用。

中国自清朝覆亡后王朝世袭制度结束了，中国政治步入政党政治阶段，但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在1912年和1913年的中国只作了短暂的停留，尔后，完全迥异于西方政党的形态、适宜于中国土壤条件的政党，即军事化政党诞生了，并且由它最终决定了中国近现代的面貌，家天下体制也由此演变为党天下体制。

探讨党国体制的起源重要的是探讨中国政党的产生。中国政党脱胎于会党，这应成为理解中国政党的基本事实，两者不但产生于相同的社会基础，共享同一文化传统，而且中国政党的先驱组织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同盟会，都是以秘密结社的会党形式出现的，被称为新会党。民间的秘密社会如天地会、哥老会、小刀会等会党组织，在清朝数百年间，尤其是乾隆之后，一直极为活跃，其活动遍布于中国南部、西南部和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它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极大地扩散了自己的影响。太平天国时期，会党风起云涌；辛亥革命中，会党举足轻重，它为革命者提供了现成的武装力量，不但是发动起义的重要依靠，并且在颠覆清朝的最后决战时刻大显身手，四川保路运动、武昌首义、湖南和陕西光复，会党的作用和地位都至关重要。而后在共产党领导的农工运动和武装割剧中，会党再一次起到了开路先锋作用。

会党在中国近代极深地介入重大政治事件，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它对中国政治产生的重大影响是，使中国政党脱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当政党成为国家权力的组织者时，国家的政治制度就刻上了它的特色和意志。

二

结社是一种世界现象，人们对结社的需要，不但反映了存在于人类内心中的一种普遍的情感需要，也是社会交往中追求共同利益的需要，但以兄弟结拜的形式结会树党，则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是中国家族主义文化的产物。刘、关、张桃源结义，梁山泊的水浒英雄，通过兄弟结拜成为生死与共、一起打江山的核心集团，被传为历史佳话，到了清代，异姓结拜则变得异常活跃。

家族观念支配下的结会树党，使陌生人或非家庭成员通过结拜，创造一种新的家庭关系，也就是创造彼此间的信任关系。

中国传统中的家族主义貌似于西方的集体主义，但它不但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也区别于集体主义。一方面它没有个人主义对自由的诉求，另一方面它又没有集体主义对普遍利益的关注。它关注的核心利益是自我利益。美国学者福山指出，中国人对家庭的依赖，根源在于封建帝王统治下的那种任意的、剥削性的制度，因为只有法治才能在陌生人之间创造信任的基础。在没有法治的环境中，只有在家族成员之间才能建立起充分的信任和合作关系。

会党成员中，相当一部分是流动人口，诸如肩挑负贩、纤夫水手，以及看相算命者，居于社会的最底层。乾隆以后，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水路贩运贸易的发达，人口流动显著增加。但这种流动性并没有带来财富的扩张，而是把更多的人驱赶到社会的边缘，被迫背井离乡寻找生计，他们加入会党以求相互保护。

结拜仪式宣告一个成员进入了“家庭”，因此对入会仪式对会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歃血盟誓是最具意义的一个重要环节。新入会的成员用针刺破手指，或者杀鸡取血，将血滴入酒中，共饮血酒，同时宣读誓词，如天地会的一份盟书的誓词是这样的：“今夜歃血拜盟，结为同胞兄弟，永无二心„„如有泄漏根机，含血喷天，全家灭亡。自今既盟后，前有私仇挟恨，尽泄于江海之中，更加和好。有善相劝，有过相规，缓急相济，患难相扶。”

滴血饮酒则对创造家庭关系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同时也给当事者制造强烈的心理感受，他们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具有血缘般的特性，牢不可破。当然，这一仪式并不是牢靠的“家庭”纽带，为了进一步强化它的内聚力，每个入会者不但要宣誓效忠组织，遵守誓言，并必须严格遵守秘密会党的制度。它的帮规规定，一旦拜把之后就“不许擅散”，每个人必须始终保持对组织忠诚。帮规规定，入帮之人如果要否认自己是帮中弟子，是犯了欺师灭祖之罪，必须严厉处治，情节严重的用火烧死，轻则责打。

三合会的誓词里规定了成员之间的十分广泛的相互帮助的义务。凡入会之后，“尔父母即是我父母，尔兄弟姊妹即是我兄弟姊妹”，就承担了彼此帮助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资助穷兄弟料理父母的后事，向外来的自家兄弟提供食宿方便，妥善保管兄弟托付照顾的财物，兄弟被人打骂时上去帮忙，如被官兵捉去，其他众兄弟要替他照看家庭老小等等，如有规避义务者，要被追究相应的惩罚，鞭笞，割下耳朵，直至被处死。

对忠诚的绝对要求，是会党追求物质利益和其秘密的性质决定的。一部分成员的不稳定，其他成员的生计和利益就会受到威胁，退出江湖的会员既可能由于告密而出卖兄弟们，也可能由于破坏了组织的稳定性而影响了整体利益。

与法律制度创造的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和合作相比，歃血结盟创造的信任看上去有更加牢靠的纽带，前者建立的信任与合作并不影响各自的自由行动，后者建立的信任与合作却使双方失去了行动自由；前者只要求相对的信任，不妨碍相互之间的适当防范，双方保持着理性的关系，后者要求的团结、合作和信任是绝对的，毫无保留的，因而必须用严厉的强制性措施以保证这种绝对性。

三

基于家族观念的结会树党，必然是一种有着强烈排他性的团体。在家族主义观念中，人们根据同自己的亲疏关系，把人的世界分为内部人和外部人，对内和对外分别采用两套完全不同的待人规则。对内部，对自己人，强调互相帮助，利益共享，不分彼此，亲密无间，纪律严明；对外部人，对陌生人，则会为了自身利益不问青红皂白以强凌弱，以小欺大，利益之争也常常导致家族之间的流血械斗。

帮会组织都灌输“在帮的都是一家人”的观念，而且在会党内部常常实行某种形式的共产供给制，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当一些人以为中国文化是以集体主义为内核，区别于以个人主义为内核的西方文化时，他们错误的在家族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画上了等号。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在金田起义之前，就实行了“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由公款开支”的共产制。眼前具体的物质诱惑和“有官同做，有马同骑”的物质理想，使秘密结拜组织对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有很大而且持久的吸引力。

会党的财富并不来自于生产，而是来自抢劫掠夺，致使会党成员间的互助包含了很强的暴力色彩。卑微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现实，使他们在由官方主导的社会秩序中毫不受人重视，无权无势，而歃血立盟给了他们团结一致的力量感，这种力量感是他们在加入组织前所没有的，促使他们在从事抢劫、侵夺等暴力犯罪时更为大胆，更加放纵不羁，甚至共同抗击官府。

对于秘密社团的组织和行为特点，研究者杰弗里·亚历山大在其一篇论述市民社会的论文中指出，秘密社团不会建立开放和信任的关系，而是对他人疑心重重。他们会遵从秘密社团中的权威，但对他们的小群体之外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是贪婪和自利，并将他们群体外面的人视为敌人。他们建立的内部制度强调粗暴强力而不是法律，强调等级而不是平等，是排他性的而不是包容的，促进的是个人化的忠诚而不是非个人化的责任。

家长制便是秘密会党组织的当然体制。为建立上对下的绝对权威，它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权力机构，组织内论列辈分，实行严格的帮规帮纪。

四

原不过是一些“好事争奇”的无赖少年，后来却在100多年的时间里给大清王朝带来无尽的麻烦，这完全是清政府不曾想到的，因为政府从很早开始就对会党采取极力绞杀的残酷政策，不但下决心要清除秘密组织，连结会“恶习”也要严加根除，以绝后患。但这适得其反。据加拿大研究者王大为得出的研究结论，正是统治者镇压查拿，使得18世纪专事互助和犯罪活动的结拜组织，转而成为19世纪立志反满的秘密会党，是清政府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支它无法扑灭的反对力量，直到王朝覆灭。绞杀者最后被绞杀。

早期会党虽然由于其互助性质还没有惊动朝廷，但会党分子经常不法滋事，扰乱社会治安，挑战正统社会秩序，已使地方官感到有加以整治的必要了，如17世纪80年代，台湾诸罗知县就发布了严禁结拜的告示：“近今以来，（结拜）竟为恶俗，二三少年无赖，好事争奇，动辄焚香酹酒，称哥呼弟，求其贵贱相亡，贫富相恤，忧乐相共，存亡相顾，绝不概见，甚至一言不合，即相仇杀。”该官员进一步分析原因认为，这些人本来只是出于好名好势之心聚集一起，一旦发生利害冲突就会翻脸，甚至大打出手。

中国历朝政府都是禁止民间结社的，它习惯性地把一切不在自己掌控之内的活动均视为对现有政治社会秩序的威胁，因而是需要坚决取缔的非法组织。顺治初年的刑律中就规定：“凡异姓人结拜兄弟者，鞭一百。”不久后又作了修改：“凡歃血为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异姓结拜均以“谋叛”罪论处。仅仅是一种叫魂的巫术，就导致了乾隆盛世的一场全国性清剿异端的行动，僧人和乞丐成为重点打击和专政对象，孔飞力在其《叫魂》的专著中，为我们展示了清政府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的来龙去脉。按《大清律例》，“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候”，该条款后又改为“斩立决”。在统治者看来，这些术士（尽管只是僧人、乞丐）具有“煽惑”人民叛乱的可能和图谋，政府的打击目标继而扩大到所有未经官方许可的祭祀活动。

台湾天地会成员林爽文发起的反叛席卷了整个台湾，招来了清政府此后对会党的严酷镇压。这次事变并非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叛乱，而是一起被动地、仓促应对事态变化的突发性事件。就像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情况一样，某一很不起眼的小事引起了一次巨大历史事变。煽起林爽文起事的那只蝴蝶，竟是一个普通农户的家庭冲突。诸罗县的杨文麟对两个儿子（一是收养的杨光勋，一是亲生的杨妈世）厚此薄彼，致使杨光勋心怀怨恨，他于是纠伙组织“添弟会”积蓄力量，接着杨妈世也组织“雷公会”相对抗。很快地方当局就知道了这事，于是派兵捉拿，一些案犯逃逸到林文爽的村里，林于是也成为官兵捉拿的对象，官逼民反的传统大戏就此拉开了序幕，起义军发布告示称：“今据台湾皆贪官污吏，扰害生灵，本帅不忍不诛，以救吾民，特兴义兵，当天盟誓，不仁不义，亡于万刀之下。”

清政府在镇压了林爽闻起义后，开始了大规模的高压清算，四处搜捕天地会成员，从台湾到大陆东南沿海全面追查，几乎到了滥捕滥杀的地步。许多人被处以极刑。天地会成员躲避追杀的过程，也是天地会向外流传的过程。天地会越出其原有的活动范围--台湾、闽南、粤北一带，朝广西、江西、湖南、以及云贵一带扩展，一个原本地方性组织进而成为全国性组织。天地会以外的会党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除了继续武装劫掠，秘密会党活动已经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嘉庆初年，天地会的盟书、诗歌中出现反清复明的内容，如“转换江山归汉室，明臣公侯李朱洪”，“扶明绝清登龙位，同心协力讨江山”。在反清复明的口号下，会党从此“专务攘除胡貉”（章太炎语）。

林爽闻起义是会党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从一个经济性和互助性组织趋向军事化反叛。

五

会党成员称羡梁山好汉的威风，千军万马的气概，宋江的仁义。会党把自己的反叛赋予一种浪漫的英雄主义色彩，如洪门子弟在一首诗中这样描写自己：“单刀认洪英（洪英，传说中的天地会始祖--引用者），双刀复大明。相逢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从事反清活动要求它更有隐秘性和组织性，以强化军事力量。天地会、三合会采取分房、分省、分部、但各个山堂又独立行事的组织方法，形成既相互联结、便于协调又彼此独立的内部指挥系统。1831年，湖广道的一位官员在奏折中这样写到会党：“其尤可虑者，闻匪徒纠结多年，勾连凡五六省，名曰三合会，人数不可计其极。其党分为五房，福建为长房，广东为二房，云南为三房，湖广为四房，浙江为五房。每房各有头目，以五色分为旗帜„„万一蠢动，一呼百和，六省声气相连，其患不浅。”

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天地会为主的秘密会党组织在两广、湖南等地四处蔓延，“数百为群，公然白昼结拜”，“拜台结党„„几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由于会党势力很大，处处都有，以致不愿意入会的人或慑于压力，或寻求保护，而不得不加入组织。以秘密会社为中心的农民起义频繁发动，有的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如1847年湖南新宁雷再浩起义，聚集了数千之众，反叛队伍实行五营五旗的军事编制。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中心活动区金田紫金山地区的四周广大范围内，会党起义此起彼伏，有广西天地会连连起义，有与广西相连的湖南西南部接连发生的起义，使清政府应接不暇。在太平天国进军湖南、南京的途中，会党分子大量涌入太平军，使洪杨的队伍迅速得以扩大规模。在太平天国期间，秘密会党在两广的反清活动更是达到了高潮。

洪杨的太平天国被灭之后，会党成为反清的主要力量，它越来越把自己看成是一种政治力量，因而会党的内部管理也趋于严格，比如哥老会就规定严禁窃攘，不害良民，“惟袭劫不义之豪富，与铲除不义之官吏”。会党的与历代农民起义相比，却清代统治者面对的会党要难对付得多。扑灭一次起义往往不难，但要扑灭会党却已不可能。会党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种组织形式，一种武装组织形式，作为反正统社会的力量，它与政府的正统力量能够分庭抗礼，以致朝廷“剿之而不畏，抚之而无术”（曾国藩语）。

六

会党从劫掠到夺权和革命的身份转换，是在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时期完成的。

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在第三次参加最低一级的科举考试失败后精神几乎崩溃，经历了一次奇异的、浑浑噩噩的精神幻觉，病情好转之后，他说自己梦见了上帝，在幻觉的启示下皈依了基督教，并在1844年与其好友同时也是远亲的冯云山去广西山区农村传教，在那里他们创立了秘密结社--拜上帝会。此时的广西山区不但反清的天地会（三合会）十分活跃，各种武装团体的暴力活动也盛行一时；两广、湖南等地以秘密组织为中心的反政府斗争进入高潮，1836年到1855年的20年间，这些地区的反清起事达1200多次。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借用了西方“上帝”的名称，但其实质仍是中国的，它采用会党的组织方式，并走向了军事化的道路。拜上帝会的另外几名广西当地的领袖，也都出身低微，已经表现出了勇气和很强的权欲。后来被封为东王的杨秀清是一名烧炭工，从小就成了孤儿，长期的营养不良造成他身材矮小，脸色清白，胡须发黄，但性格倔强，瘦小的躯体内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以致于缺少与之相匹配的胸怀。

造反者或革命者号召和鼓动人民不外乎，其一，用眼前的物质利益吸引他们，其二，向他们许诺美好的长远目标。太平军在起事之初就公布了对穷人十分有吸引力的“均产制度”，如清朝官员报告的那样，到处张贴告示，“以‘薄赋税、均贫富’二语煽惑愚民”。《天朝田亩制度》更是为民众描绘出了一幅幸福的共产远景图画：“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

革命者通常还要为社会建立新的道德标准。为了表明新政权比它要推翻的那个社会更优越，随着新社会的降临，人民将奉行严格的道德生活。太平军既然发布檄文历数满人种种淫秽龌龊之事，决心解民于倒悬，那么这个现世的天国就理应成为道德生活的样板。它在南京城推行的清规戒律具有浓郁的禁欲主义特色，不准抽烟饮酒，严禁吸食鸦片，对两性实行隔离。

当然，上层人物完全可以不受这些制度的约束，这也是他们的重要特权之一。他们制定的制度仅仅是用来管理被管理者的。太平天国的高级文武官员无不生活奢华，且都是多位妻妾，并且按等级分配：“天王定诏东西王各娶十一人，南王至豫王六人，高级官三人，中级二人。”拥有女色，在中国历来都是被当作特权和财富的标志。

暴得大权的拜上帝会领袖由造反者成为最高统治集团，很快就学会了统治者的各种享受方式，学会了显示威仪的礼仪，还复制了王朝的等级制度和君主世袭制度。下层社会出身的人们不但显示出极为娴熟的弄权天赋，杨秀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轻而易举就掌握了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

过上上层社会的生活，是造反者追求的终极目标。“扶回大明江山，共享荣华乐太平”，“他朝我主登龙位，洪英齐唱乐荣华”这一类的诗句，在有关会党的资料中常常可见。辛亥革命时，长沙光复后洪江会的“龙头老大”焦达峰担任了湖南军政府的都督，会党成员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的天下了”，要求改善会众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

七

由物质利益联结、暴力反抗既存秩序、仿效家族关系建立系起来的会党组织与来自西方的政党在20世纪初相遇，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会党活动的主要区域在南方这一事实，决定了南方成为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近代革命的中心位置。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在广东，黄兴为首的华中会在湖南，陶成章等人为首的光复会在浙江，广泛联络会党举行反清起义，最终推翻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国民党从南方挥师北阀，统一全国；共产党在南方建党，并创立它最初的权力根据地。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推翻现政权的尝试，并取得了成功。其实，知识分子还不能很好概括他们的特殊性，这个团体的主要领导人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更是一批向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西方制度使中国第一次有可能在王朝循环之外找到另外的制度出路；同时他们还是真诚的爱国志士，有可贵的自律精神，一个特殊的历史机缘把他们集中推倒了历史前台，使其领导的辛亥革命保持了精神高度，走出“打天下，坐江山”的历史轮回，民主政治的曙光得以在这片黑暗的大陆边缘耀眼地闪烁。

政党是西方的产物，它是指“一个在选举系统中表达全面的问题并提出候选人的集团”。尽管对它的定义会有不同，但它的基本性质却是清楚的，它不同于武力集团，它是观点的联合，它通过说服和观点的竞争争夺选票，从而获取执政的资格；它也不同于宗派组织，宗派集团是为了个人利益而结成的派别，政党是服务于集体的福祉，虽然政党的成员和政客不是利他主义者，政党也存在自私和无耻的动机，但作为组织它有约束利己主义的程序和制度，并保持约束机制运作良好。这套程序就是民主制度。梁簌溟认为，民主制度是一种进步的团体生活，团体尊重个人自由，并以团体公事付之公决。

西方政党的上述基本特点，在中国的家族式团体--会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从目的上看，它不是以社会整体福祉、而是以本团体利益为根本指针。从起源上看，两者也大相径庭。会党从底层社会中崛起，西方政党则从一开始就是肇始于议会和上层统治者之中，作为“陛下的反对党”出现的。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是英国议会中的两个派别，美国最早的政党是在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中形成的--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同以杰弗逊、麦迪逊为首的共和党人之间的对立。政党的这一产生背景决定性地确立了它的一些显著特点，首先，政党是观点和意见的分野；第二，做忠诚的反对党，始终诉诸和平手段处理分歧；第三，公开和自由辩论，使政党组织朝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健康方向发展；第四，政党谋求执政权，不谋求财富；第五，有规则意识，政党并根据规则从事政治活动；第六，党的成员可以自由进出，因为这对组织的其他成员不会产生根本性的损害。

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邵梓捷

第二篇：263党国体制述评

党国体制述评

党国体制，熟视无睹，官作民赖，习以为常。然而，它却是政体之弊，改革之纲。

一、中外渊薮

党制是社会进步之果，而与国结为一体，并驾驭其上，必然酿成灾难。列宁所建苏联，即是党政军高度统一，党权高于一切，典型的党国体制。对内镇压，死亡数以千万计；对外扩张，兼并十数国之多。孙中山以俄为师，引进党国体制。1920年声明：“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后又解释，“民智太幼稚”，所以，训政时期，党在国上。蒋介石继承民国，更是党政军一体，军人要为“党国”效劳。党国体制是黑暗腐败之源，本应抛弃，然而，新中国却误入其中。

二、弊在极权

党国体制弊端，在于极权。列宁、孙中山、蒋介石，无一不是极权者。列宁之剑，人人惧怕，其导师普列汉诺夫，只能以“遗言”方式，死后对他批评。孙中山则要求党员，按手印入党，对他本人宣誓“效忠”。蒋介石奉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要求国人对他绝对效忠。

对于“以党代政”，毛泽东曾经指出：“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府机关搁置一边。„„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而当他掌握全国政权之后，也没能避免党国体制。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工农商学兵，党政军一体，实行“一元化”领导。

这种极权体制，导致领袖不受监督，出现严重失误。人民公社、大跃进，造成三年困难时期，死人数以千万计。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十年内乱。

三、催生民主

党国极权体制，为人诟病。民主共和，令人向往。

西方宪政民主体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两党制，一党台上执政，一党台下监督，相互制约。使民主成为现实，使自由得以保障。

当然，民主不一定照搬，但应有所借鉴。温家宝总理指出政体改革的迫切性，并警告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他呼吁党政分开，司法独立。然而，他没有时间了，已经卸任。况且，政体改革困难重重。

四、步履维艰

政体改革，担心共产党失权。然而，任何一个政党，最终都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只是退出方式不同。实现宪政民主的退出，是最体面的方式。如果说，经济改革是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那么，政治改革就是共产党领导实现宪政民主。

用不着党争，党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一党台上执政，一党台下监督，是最好的方式。美国即是如此，由华盛顿革命集团一党独大，分裂为民主党与共和党。日本的两党制，也是由自民党的一党分化而形成的。越共总书记，也是由党内两派各自选出代表，竞选而出任的。习李当政，提出“把权力关进笼子”，是向着民主制约方式进步。

今后，党国体制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2014-1-26

第三篇：“一肩挑”模式效果迥异背后的体制根源

“一肩挑”模式效果迥异背后的体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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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行村民自治之后，出现了“两委”关系不协调的现象，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难以发挥。为解决这一问题，实践中产生了党组织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一肩挑”的模式，但实际效果好坏迥异，其根源在于体制上未从二元权力结构模式向三维权力结构模式转变。只有从党组织、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委会三维权力结构中定位党组织的角色和功能，才能真正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关键词：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一肩挑”；体制根源

中图分类号：D26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0）06-0008-04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大课题，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就是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实现了由人民公社体制到村民自治的根本性转换，农村权力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即从党组织一元化领导模式向党组织和村委会并存的二元权力模式转变。由于农村内部的权力资源和公共利益资源有限，这种二元权力结构在现阶段的农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村委会和党组织围绕农村内部权力资源和利益资源的控制权之间的博弈。在当前村民自治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村委会和党组织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即所谓“两委争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就成为一个在实践中需要不断探索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

要厘清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认识，需要从农村权力结构模式的历史变迁入手。建国以后，我国建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权力实际上都集中在党的各级组织部门。这种党政不分的体制片面地强调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权。1958年起实施的人民公社体制，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功能于一体，兼有基层行政管理与社会生产管理的双重功能，其显著特点是领导权力高度集中，由党组织自上而下地支配公共资源，使得党组织角色被极端地泛化，功能被过分地夸大。这样，在基层农村实际上的权力中心只有党组织，而没有其他的组织。这就是所谓的一元权力结构模式。上世纪八十年代撤社建乡以后，村委会逐渐发展起来。村委会的建立，使农村基层权力结构由一元结构转变为二元结构。在村委会取得法律地位特别是在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行后，村民直选得以确立，两委关系问题随即出现，可以说两委关系问题是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产物，也是党政分离在农村引发的必然结果。由于“两委”的性质和权力来源不同，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村党组织“越权”、村委会“夺权”以及村委会和党组织“争权”等关系不协调的问题。显然，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不能很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为使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能够有效得以发挥，各地都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进行过积极的创新和探索，核心问题是解决在村委会实行民选情况下农村党组织权力合法性的制度化途径问题。无论从哪种意义来解释民主，治者的权力均需被治者的同意或认可，投票选举就是表达这种政治认可的一种制度化渠道。与民选的村委会相比，党组织的权力还缺乏这样的制度机制，因而许多村庄的村民认为上千人选出的村委会主任当然比几十人选出的党组织书记更有权威。部分村民和村委会不服从村党组织领导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因此，解决党组织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把村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机制纳入党组织的选举过程，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制度化途径。就目前的情况看，这种创新探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由山西河曲县首创的“两票制”，又称“两推一选制”。所谓“两票制”，指凡是党组织选举的候选人，首先都要在村民代表会议上进行推选，让村民投信任票，获得50%以上选票的党员才有资格参加党组织选举。这种做法的立意是要解决党组织选举的民意基础问题。1990年“莱西会议”以来，山东省莱西市逐渐形成的从“三配套”到“三结合”再到“三三制”的“莱西模式”，针对“两委”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在村党组织选举中普遍推行了“两推一选制”，并一直坚持先选村委会，后选党组织，最大程度地把村党组织成员交给群众去检验、去选择，以扩大村党组织的民意基础[1]。目前，这种制度创新得到了普遍认同，在实践中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是起源于广东和山东的“一肩挑”，或称“二选联动机制”，也称“两委合一”模式。这种做法将两种权力的人格化代表重合，使两种权力集于一身。其具体的运作方法是：鼓励在职的党组织书记竞选村委会主任，如果当选了，在获得群众投票的基础上一身二任。如果是一个普通党员当选村委会主任，因其民意基础强于在职的党组织书记，通过党内民主选举程序由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出任党组织书记。如果是非党员当选村委会主任，则将其作为重点入党培养对象，发展入党，并争取培养成党组织书记。“二选联动机制”的实质就是“一肩挑”，又称“两委合一”。这种模式解决了人格化权力的矛盾，使得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在人际关系方面的矛盾得以化解。“‘两委合一’意味着党支部直接行使管理职能，减少了党支部和村委会两者分立情况下的摩擦，提高了党支部的管理效力。也减少了乡村干部的职数，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2] 因此，有些地方采用这种模式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在村民自治的条件下的领导作用。

不可否认，在一些村民自治活动开展较早、较好的地方，村党组织和村委会之间相互尊重、互相配合，协商一致开展工作，促进了乡村经济和社会各项工作的开展，上级布置的任务也能较好地落实，既体现了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又展示了村委会的作用，真正体现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村民自治精神，达到了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但是，这种模式在不少地区实际运行的结果并不理想，学界对这一模式也存有异议。这种模式“虽从表面上化解了村‘两委’矛盾，但也使辛辛苦苦选出的村委会失去存在的必要，二十多年来国家与政府‘还政于民’的努力也付诸东流，又回到党政不分的计划经济年代，使‘村民自治’名存实亡，其实质就是取消村民自治，其结果必然是对村民民主权利的一种制度性的侵犯。同时，也存在着‘一肩挑’的人有可能独断专横，在当前农村政治格局中难以实施有效监督等问题”[3]。“一肩挑”虽然化解了村委会主任和党组织书记在人际关系上的矛盾，但还存在不少问题。“第一，自上而下的权力和自下而上的权力统一在一个人身上以后，在有些情况下可以做出很好的协调，做到上下都满意，但有些情况下，他必须有所倾斜；或者说，有的人可能会向上倾斜，有的人可能会向下倾斜。第二，两种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如果来自选民的监督很软弱，甚至没有什么监督的时候，新的‘一言堂’领导就要产生了，一些地方已经出现这种问题，农民对于干部的不满比选举前更加激烈。”[4](P473)??并且这种选举办法如果被制度化，或者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推行，“它会使基层党组织将内在地产生一种新的冲动，即党组织的重要工作将是为保证自己的候选人当选为自治组织的负责人而努力，党组织的一部分功能将演变为竞选机器的功能。”[4](P473)?? 在这种情况下，对基层党组织角色和功能的认识实际上是向一元权力结构模式下的认识复归，造成党组织角色和功能的无限扩大和泛化。

二

为什么同样一种模式，实际运行的效果却截然不同呢？深入分析会发现，大凡运行效果比较好的地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较好，农村社会公共资源相对充裕；当选的党组织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具有较高个人素质和政策水平。而运行效果较差的地区，一般缺乏这些主客观因素。不难看出，由于各地主客观因素的差异，造成了“一肩挑”模式运行效果迥异，使其不能保证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和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因此，要有效地解决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问题，不能建立在上述主客观的偶然因素上，必须深入到根本体制的层面上去思考。而从体制层面上看，“一肩挑”的模式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是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解决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问题是走集权的路子，还是走分权的路子？如果从党中央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大思路来分析，调整党组织和村委会的关系，走分权的路子似乎更符合党中央的精神，即“明确划分出各自不同的活动领域，使两者的权力在不同事务范围内有效，双方不可以随便进入对方的领域。”[4](P472-473)??

二是这里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村民自治的权力归属问题，即在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下，决定村级公共事务的最高决策权的归属问题。如果把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理解为党组织拥有对村级公共事务的最高决策权的话，这显然反映的是在一元权力结构下对领导作用认识的思维定势，已经不符合村民自治形势发展的要求。如果是在党组织和村委会的关系之间去探讨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问题，当然很有意义，但是，我们从上述“一肩挑”的模式中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个认识误区，即把党组织和村委会谁具有领导权的争论理解为谁具有对村级公共事务的最高决策权和管理权的争论。“一肩挑”的模式只是解决了“两委”矛盾的问题，但村民自治的一个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即村级公共事务的最高决策权的归属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所谓“两委”矛盾，说到底无非就是党组织和村委会在争夺村级公共事务的决定权、拍板权和管理权。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规定，在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下，党组织所具有的是领导权，而不是决策权；村委会则不但没有领导权，而且也没有决策权，只具有执行权和管理权。按照民主政治建设要实现“由民作主”的目标和“还权于民”的要求来看，真正具有村级公共事务最高决策权的，应当是全体村民。

于是，我们在探讨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体制环境时，所面对的就不仅是二元权力结构，而是三维权力空间了，即在党组织、代表全体村民的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委会三者的体制架构之中去思考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问题。

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天津市武清区沿着这一思路，将制度建设的重点由党组织、村委会转向了第三极――村民代表会议，大胆地进行了制度创新。在三维权力结构的思维下，天津市武清区创立了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代表会议为权力中枢、村委会为执行机构的村民自治机制的制度框架，在这种创新的制度框架下去思考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问题。

这种三维权力结构的制度框架是一种分权的制度框架。这种制度设计十分清晰地表明：村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具有对村民自治的领导权；村民代表会议是权力中枢，具有对村级公共事务的最高决策权；村委会是执行机构，具有行政管理权。由此也不难看出，这种制度安排是对党组织领导权内涵的明确厘定，即不能把领导权理解为对村级公共事务的拍板权、决策权和行政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即是说，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并不体现在对村级公共事务的直接拍板决策和具体管理上，而是体现在领导全体村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村上。

天津市武清区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形成了《村民自治示范章程》等一整套村民自治制度体系，被誉为武清区自已的“小宪法”。在这部“小宪法”中，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村党组织书记兼任村民代表会议主席。村民代表会议主席有权召集村民代表会议，对村政事务进行表决，并在决策过程中把关定向。为从体制上消除“两委”不和谐的弊端，促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法的转变，保证村民自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党的领导下健康运行，武清区在研究探索和有效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开展了村党组织书记兼任村民代表会议主席的新尝试，并具体明确了村民代表会议主席的主要职责。各村村民代表会议主席定期和适时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内重大事项；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组织的决议决定，对村民代表会议有关决议进行把关定向；组织村民代表贯彻执行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决定，并做好宣传解释工作；随时听取和反映村民代表的意见、建议；定期组织村民代表学习，教育引导他们依法依规进行科学民主决策等。村党组织书记兼任村民代表会议主席，既充分地发挥了村民代表会议的职能作用，又使党的领导更加具体、紧密地融入到村民自治之中，强化了党对村级事务的管理，巩固和加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二是党组织有权提出并统一受理村级决策议案。村党组织可以提出村级民主决策的议案，各个村级组织和个人提出的议案都要交由村党组织统一受理。

三是党组织书记主持“两委”联席会。村党组织书记是“两委”联席会的召集人，主持研究村里各项工作。受理的议案，要由党组织在“两委”联席会上进行说明，确定村民代表会将要议定的事项和决议草案。

四是对村民自治的实施进行监督把关。实行村务公开，每季度首月10日为上季度村务活动内容“统一公开日”，一般村务事项在公开日公开，日常性、临时性工作随时公开，重要村政事务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全程公开。对村级财务实行“两笔一章一把关”：“两笔”即村书记、村主任两人同时在收支票据上签字；“一章”即村民理财小组审核无异议的，加盖小组专用章下账；“一把关”即村财镇代管把关。遇到大额度资金支出和“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等重要财务活动，提前介入，随时审核，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参与。

上述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避免了党的领导被虚化的倾向，将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落到了实处，同时也避免了党组织把握村民自治决策权、执行权和管理权的权力泛化现象。武清区在村民自治实践中形成的认识是：在党组织对村委会的领导核心作用体现上，主要是三个方面：政治领导、工作指导、思想引导。在基层党组织工作定位上，坚持领导不包办，把握方向不旁观，保障自治不违法，支持工作不拆台。

参考文献

[1]从“三配套”到“三结合”再到“三三制”，山东莱西村级组织建设的创新实践.[DB/OL].[2008-11-15].http:∥news.sohu.com/20081115/n260652157.shtml.[2]党国英.两委合一是个好办法[J].中国改革（农村版），2004，（2）.[3]任旭东，舒军.村民自治背景下村“两委”班子矛盾问题的研究.[DB/OL].[2003-08-19].http://www.xiexiebang.com.[4]徐勇，徐增阳.乡土民主的成长[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责任编辑：李放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0年第6期

第四篇：分析根源

二、问题根源不可忽视

涉农资金监管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涉农资金管理部门的职能交叉重叠。从目前情况看，涉及政府财政部门、计划管理部门及扶贫办、农业综合开发办；行业主管部门又涉及农业、林业、水利、畜牧、农机、民政、科技等部门。这些部门对同一类型资金或项目实行多头管理，如果协调不好、缺乏科学统筹，就成了“都管都不管”的空白地带，造成资金投入分散、难以集中办大事，影响使用效果。

二是地方财政困难，农业投入力量不足。目前，大多数农业专项资金都规定了各级财政配套资金的比例，而很多市级以下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运转困难，难有财力配套。地方政府为了争取上级对农业的投入，只得采取虚报地方财力、编制虚假报告。为应对上级的检查和验收，也只得搞虚假配套、虚假自筹、虚列工程支出等活动。

三是资金管理监督机制不健全。由于政府管理部门自身资金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等投入都依赖于上级财力，部分单位想方设法争取项目，取得资金。一旦争取资金成功，就挤占、挪用来弥补机关经费不足，导致管理出现问题。这主要在于没有建立严格的资金或项目管理的监督检查机制，缺乏一整套全程的监控措施。

四是行政干预影响监管执法的独立性。涉农资金监管工作中所涉及的问题，也是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各级政府、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极为关注。但由于受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影响，过多考虑当地利益，怕给当地政府和领导捅漏子，对问题不能如实上报和公开，往往内部消化、内部处理。或者是对违法违纪问题不以为然，认为“法不责众”，只要截留、挤占挪用的资金不落入“个人腰包”便不予处理处罚，即便做出处理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缺乏力度，影响执法的公正性、严肃性。

三、方法对策值得探究

涉农资金监管中存在着矛盾和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各地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解决的方法和对策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应着力强化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强化思想认识，确立涉农资金监管工作的基础地位。涉农专项资金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解决“三农”问题、实施强农惠农政策的具体体现，做好涉农专项资金的安排使用，确保涉农资金切实发挥效益和安全运行，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经济问题，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政治问题。这就要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加强领导，高度重视涉农资金，严格按照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强化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确立涉农资金监管工作的基础地位。

二是强化前瞻性，填补涉农资金监管的“空白”地带。对涉及国家农业资金的非国有经济组织，只要存在涉农资金分配

制约关系和涉农项目审批监督制约关系的，必须开展延伸监管。要从涉农资金分配拨付的源头查起，或从资金使用的基层单位、个人逐级核查，资金运行到哪里，就追查核实到哪里。同时还可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按照政府的要求进行监管，或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进行查证，填补涉农资金监管的“空白”地带。三是强化源头管理,拓展涉农资金监管领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源头为抓手，按照分级负责和条块管理的原则，分别建立涉农资金和项目档案，对其实行备案制、公示制和责任追究制；涉农项目、资金的管理部门应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切实加强系统内的层级管理和监督，形成监管合力。同时，针对涉农资金结构性变化的新情况，要以国家预算安排的农业专项资金为主线，延伸监管其他涉农资金。在确保监管覆盖面的基础上，要抓住资金源头，从“大”处做文章，在“细”上下功夫。要按照使用范围和流向跟踪，对那些掌握涉农资金数量多、项目多、资金活动频繁，与农村农业关系密切的部门和单位，进行重点监管，促使涉农资金的安全正常运行。

四是强化督办力度，确保涉农资金的安全完整和规范高效。对涉农资金中发现的违法违纪行为要加大查处力度，做到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各级政府对查出的问题要不捂不漏不袒，必须坚决纠正，整改到位，防止屡查屡犯。如对挤占挪用涉农资金的必须如数追回；对查出问题未落实或未完全落实的，应要求有关部门收回国家投资、核减下年拨款或取消扶持；对个人行为、长官意志造成的决策失误、损失浪费等，必须追究个人责任。同时，还要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从根源上找原因、查漏洞,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尽量减少资金运行中的“跑冒滴漏”。同时，建立健全审计与财政、监察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协作，进一步发挥合力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广泛开展警示教育，逐步完善涉农资金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从而提高涉农资金监管的规范性和实效性，确保涉农资金真正发挥作用。

第五篇：剖析根源

剖析根源

以上方面存在的问题，静下心来分析存在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说到底还是自己的私心杂念在作怪，归根结底，还是自己党性观念不强、党性修养不够。

1、思想上放松了学习。没有认识到学习是提高理论水平、提高工作水平、增强政治观念和大局意识的根本所在，所以造成被动学习，马虎应付，缺乏学习的主动性。

2、对自身要求还不严。尽管自己工作比较勤恳，但总认为自己农村工作时间比较长，思想上有所滑坡，平时工作偏重依赖分工，主动工作的积极性不够。在做完工作之余，做为人大主席、党委副书记和纪委书记，没有能够很好的关心协作其他班子成员完成其他工作任务。同时对村干部的日常管理还缺少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

3、开拓进取心还需加强。满足于已有的成绩，思想上有等待和观望的情绪，主动打开工作局面的意识需进一步增强，遇着问题还存在推着干的思想，工作上采取新思路、新方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