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减免农业税意义重大

第一篇：党国英：减免农业税意义重大

党国英：减免农业税意义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2004年，中央决定在前几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并在5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这一做法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取消农业税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建立和谐社会的要义之一是公平正义。向农民征

收农业税是不公正的，更谈不上正义。纳税的本质是公民向政府“购买”政府的公共服务，而中国农民从政府得到的公共服务远远少于城市居民。大量农民事实上没有得到政府的公共服务。

而另一方面农民却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经济学上所说的“外部收益”，例如良好环境、廉价食物和战略物资等。为此，政府本来应该向农民提供补偿，而不是要他们纳税。当农民收入提高以后，他们从政府获得公共服务会增加，这个时候他们可能要向政府交纳所得税，而所得税与农业税根本是两回事。

其次，取消农业税是缓减农村社会矛盾的需要。以往的经验证明，在农业税存在的情况下，因为农民社会在结构上的缺陷，地方政府事实上向农民征收过多的税费，中央政府常常无法对地方政府实行节制，产生了农民的极大抱怨，也引起政令不统一的危机。取消农业税，来一个釜底抽薪，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最后，取消农业税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需要。农民收入水平本来很低，农民积累能力很弱，农产品市场又往往是买方市场，农业的风险很大，总体上说，农业是一个不挣钱的行业。政府取消农业税，并给予可能的补贴，提高一点农民的积累能力，无疑会推动农业的成长。取消农业税并给农民种粮提供补贴，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意味着中国开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反哺农业的政策已经初露端倪。

党国英指出，有些人对取消农业税存在一些疑虑，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担心庞大的乡村债务没有办法解决。当然，取消农业税之后，一些地方的债务压力会加剧，全国乡村两级债务达数千亿元。但这个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关键是不能发生新的债务。旧债务可以在中央、地方和乡村几个级别的财政上分开来负担。

二是担心农村公共品的供应能力会下降，农民将得不到很好的公共服务。公共品的供给当然需要政府，但不一定需要一个大政府。大量的公共事务在民间组织那里也可以处理。取消农业税引发的乡镇改革并不见得不要政府，关键问题在于政府如何产生，职能如何确定。民间组织不需要农民纳税，职能和产生方式变化以后，政府不见得要花多少钱才能运转。不能把教育方面花的钱看作是政府自身花的钱，教育、医疗、防疫和部分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应该依靠更高层次的政府财政。

三是担心农民的纳税意识的丧失。公民纳税，是对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一种费用。只是因为征税成本的因素以及现代社会的某种价值观的影响，公民的纳税数量与他享受到的公共品数量常常不成比例。但如果一国的公民太穷，纵使他们有纳税意识，收税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现代国家在设置收入税时总会确定一个起征点，使穷人不去纳税。

概言之，我们没必要担心农民缺乏纳税意识。如果以后农民的经营规模扩大，农业收益提高，征收农民的所得税有了可能性，农民自然会交纳所得税。法律的力量由不得农民不交这个税。

第二篇：农业税减免 问题 对策

《 减免农业税政策 》

5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白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实行了48年之

久的《农业税条例》，标志着在全国范围内提前全部免征农业税。

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加快减免农业税步伐。在全国大范围、大幅度

减免农业税。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征农业税。全部免征牧业税。因减免农（牧）

业税而减少的财政收入，主要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予以补助。今年中央财政为此

新增支出140亿元，用于这方面的支出总额将达到664亿元。明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

业税。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继续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增

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对重点粮食品种继续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采取综合措施，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中央财政还将安排150亿元，增加对产粮大县和财政困

难县的转移支付。这项政策对于这些地区的基层建设和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摘自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本文来源：中国政府网）

农业税开始征收：

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6次会议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为何取消农业税：

早在汉代，我国曾废止过农业税。“上复从其（晁错）言，以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

年，遂除民田之租税”；“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田之租”。但当时属于暂时停征，而我们这次属于永久免除。

现在，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彻底取消这个曾经是王朝国家主要财政支

柱的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

首先，国家有钱了，而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小。2003年，我国财政收超

过2万亿元，2006年，达到4万亿元，而农业税只有400多个亿，所占比重为百分之一从

古代历史上的第一税种下降成为一个小税种。因为国家有钱了，所以，取消农业税对国家政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政府已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税而不至于影响国家全局发展的经济能

力。

其次，国家的财政基础发生了变化。国家财政主要不再依赖农业，而是非农产业，包括工

业、商业和服务业，以农业为基础的时代已经结束。非农产业提供的税收，工商业方面的税

收以及关税、个人所得税等构成国家税收的主体

再次，税收观念发生了变化。长期以来，税收都是有权的人和有钱的人剥夺穷人的手段。农民一直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又是收入增长最缓慢、生活最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上，政府收缴农业税、农民交纳农业税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不管是干部还是农民，都非常明确地认可所谓的皇粮国税。中国一直都是向穷人收税，来养活富人。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他国家在税收的观念上早已发生了变化。税收不再是向穷人剥夺的手段，而是成为了调节两极分化的手段；从向穷人征税转变为向富人征税；不再是穷人口袋里的钱流向富人，而是富人口袋里的钱流向穷人。当然，2002年以后，国家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了一种全新的税收观念，和其他国家一样，税收越来越成为国家调节两极分化的基本手段。相关政策：

财政部、农业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最近联合发出通知，明确了2004年农业税减免政策。财政部、农业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发出通知，明确2004年在吉林、黑龙江两个粮食产省先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河北、内蒙古、辽宁等11个粮食主产地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并主要用于鼓励粮食生产；其余地区总体上降低农业税1个百分点。沿海及其他有条件地区可以根据地方财力进行免征农业税试点。征收牧业税的地区，要按照农业税税率降低的幅度，降低负担水平。因免征和降低农业税而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由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通知要求各地将降低税率后的农业税及其附加张榜公布，公示时间不得少于10天。在得到农民认可之后，再将纳税通知书下达到农户。

解决的问题：

一、在当前农民收入水平总体偏低、农民负担过重，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全面取消农业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使广大农民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从改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二、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农业面临严峻挑战。取消农业税，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强农业竞争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三、取消农业税，有利于加快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步伐，逐步实现基层政府运转、农村义务教育等供给由农民提供为主向政府投入为主的根本性转变，有利于推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加快解决三农问题。

四、取消农业税是缓减农村社会矛盾的需要。以往的经验证明，在农业税存在的情况下，因

为农民社会在结构上的缺陷，地方政府事实上向农民征收过多的税费，而中央政府常常无法对地方政府实行节制，农民产生了极大抱怨，也引发政令统一的危机。干脆取消农业税，不失为一个釜底抽薪之举，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农业税的遗留问题：

(一)县乡财政压力加大，公共品供需矛盾突出县乡财政收入萎缩，基层政府运转困难。加大了省市县各级财政支出的压力。公益事业负担重，基层财政难以承受。

(二)土地矛盾日益凸显，承包纠纷明显增多

(三)集体经济的原始积累萎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已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四)乡村集体债务沉重，依靠自身财力化解债务的难度很大

(五)制约惠农政策落实的因素依然存在，农民增收的形势不容乐观农业税免征后，农民的其他税收负担仍然存在。农民的其他负担仍然很重

解决免征农业税后所出现的新问题的对策建议 ：

(一)积极推进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农村公共资金筹集机制

(二)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

(三)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四)构建城乡一元化的税收体系，减轻农民税收负担

问题补充：

问：减免农业税对总税收的影响？

增加的财政负担如何解决？

答：国家有钱了，而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小。2003年，我国财政收超过2万亿元，2006年，达到4万亿元，而农业税只有400多个亿，所占比重为百分之一从古代历史上的第一税种下降成为一个小税种。因为国家有钱了，所以，取消农业税对国家政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政府已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税而不至于影响国家全局发展的经济能力。

国家的财政基础发生了变化。国家财政主要不再依赖农业，而是非农产业，包括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以农业为基础的时代已经结束。非农产业提供的税收，工商业方面的税收以及关税、个人所得税等构成国家税收的主体。

第三篇：减免农业税的另一种思路

减免农业税的另一种思路

目前三农问题、农业税问题履见报端，各级政府也为了建设合谐社会、缩小城市农村收入差距在制定各项政策，温家宝总理连续两年将三农问题及相关政策作为国务院的1号文件下发，显示出了国家对改善农村、农业及农民问题的决心。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党的政策永远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在两会期间，我们常听到某省省长、市长或县长说农业税的减免能够为农民减负多少多少亿，乍一听，我们也觉得很高兴。因为农民要赚一点钱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脸朝黄土背朝天，一颗汗粒掉下来摔八瓣，辛苦一年也没有多少收入。如今政府一下子就减了几百亿，这要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喜讯啊。

但是单纯的减免一些农业税能起到什么关键性的作用吗？我是农村出生，在农村长大的，在农村生活了十八年，我对农村的情况太了解了。虽然说光减免农业税一项就能减轻农民几百亿的负担，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农民头上，变成了多少呢？我国农民的基数大啊。平均下来，是每个人50元钱，还是60元钱呢？如果我反问大家一下，不管是农民，还是城镇户口，如果每年让你多收入这50、60元钱，对你的生活会起到什么巨大的作用吗？50元钱能干什么？能多吃一个星期的饭吗？能买到一袋饲料吗？能买到一袋化肥吗？能买到一袋种子吗？能买到一瓶农药吗？那减免50元钱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我想无论是谁，仔细的想一下这个问题，可能都会得出一个结论来：那就是这个农业税的减免不会给农村的人均收入带来多大的影响，也不会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富裕。相反的，可能还会有一些很严重的负面作用，最为突出的是可能会导致乡、村等基层组织的瘫痪，很多诸如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停滞不前。

既然减免农业税又不会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实惠，又有如此严重的负面影响，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执行呢？我想，用两个字可以来概括，就是“德政”。因为我国农民的数量太大，这部分人的人心又最容易得到满足，所以执行这个政策，再加上舆论的炒作，就将这个“德政”一下子深入人心了，就更可以体现出我党的光辉形象了。

实际上，我想，即使不减免农业税，我国的农民，绝大多数的农民也是非常感谢党的。在我的记忆中，我小时候就没吃过细粮，那时候我的家里很穷，一年到头也吃不着几次肉。所以那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因为一过年就有好多西吃，有新衣服穿。但是自从1982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的生活就逐渐的好起来了，吃穿不愁，很多人都盖了新房，买了很多的农业机械，逐渐的传统的耕种方式也被现代化的种植方式所取代，这些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说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感谢党的。

但这么多年了，我每次回家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现在的农村仍然停留在吃穿不愁的阶段，也就是温饱阶段上，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变化最大的就是平常的时候，农村的壮劳力基本上都不在家，大多进城务工了。这些年来党中央及各级政府制定过很多的农村产业政策，为了农村的发展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很多的政策仅是政策，口号的性质多了一些，可操作性及具体可行的办法少了一些。当然了，仅靠国务院或者是最高领导人来制定这些具体可行的办法是不现实的，他们即使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但各级政府呢，数量庞大的专家及学者队伍呢，经济学家呢，企业家呢，他们为什么不提出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来呢？

我记得前几年电视上宣传的是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我每看一次，就会提一次，大家都说调整，可是应该怎么调整呢？让农民自己来调整吗？每家只有三五亩地，可供使用的积蓄只有几千块钱（这还是多的），你让他怎么调整？要信息，农村的信息渠道是最不畅通的；要技术，农民的教育水平是最低的；要营销渠道，农村早已经习惯了春种秋收，然后把粮往粮库一送的形式。怎么办呢？

我提出一种方案，虽然我并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也没有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我希望我提的方案能够引起争论，并做为抛砖引玉，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提出建议或意见。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由政府主导，由专家、学者、经济学家、营销大师、企业家等来研究并制定方案，最后由企业家及农民来实施。各省、市、县都有着自己的历史记载，对于各地的资源、气候、什么样的作物适合生长等应该是有据可查的。这些数据建立一个集中的数据库，由政府牵头，由各行业的专业人士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要涵盖可用的资源、市场的调查研究、国际国内的需求及产品质量检验标准、生产者的情况、各产品的生产规模等一系列的情况，制定可行性方案，在各方案中优中选优，最后落实。关于经费的来源问题，我想如果能把现在减免的农业税的额度投入到这里面应该是足够的了。

把农业税减免政策落到实处

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三农”问题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农村税费改革从2000年开始试点，2003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2004年加大改革力度，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日，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发布，对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提出新的要求。预计今年将在去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减免力度。在592个国家扶贫重点县实行免征农业税试点，在其他地区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牧业税；对国有农垦企业实行与所在地同等的税收减免政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自主决定农业税免征试点。据新华社报道，截至1月24日，全国已有黑龙江、吉林、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福建、广东、江苏、河南、浙江、四川、山西、海南、宁夏、贵州、重庆、安徽、湖南、江西、青海等25个省、市、自治区宣布取消农业税，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加大农业税减免力度，对于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今年1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去年，全国减轻农业税负担220亿元，加上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年农民税负减轻280亿元。这成为去年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的一大亮点。今年，国家将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加大农村税费减免力度，必将有力地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取消国家贫困县的农业税，可使贫困地区农民休养生息，加快脱贫致富步伐；进一步降低其他地区农业税税率，可以更广泛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为全年的农业丰收奠定基础；取消牧业税，有利于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做大做强畜牧业，促进牧区经济加快发展；对国有农垦企业实行与所在地同等的税收减免政策，可以减轻农垦企业负担，加快改革步伐，增强农垦企业的竞争力，更好地发挥国有农垦企业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示范带动作用。

———有利于建立城乡统一税制。减免农业税，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城乡统一税收制度，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有助于在宏观调控中加强和巩固“三农”。建立城乡统一税制，也是为了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建立城乡统一税收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加大减免农业税力度，为最终建立城乡统一税制创造了条件。

———有利于改善农村干群关系。多年来，沉重的税费负担成为影响农村干群关系的重要因素。税改后，干部不再上门催粮催款，因农民负担重而造成的恶性案件大幅减少，干群关系得到缓解。农民说，以前看到干部上门，大家都躲出去了，怕他们来“要钱、要粮、要命”；现在干部到村里来，不是来收钱，而是来送钱。这样的好事儿，千百年来只有共产党能办到。

当前最重要的是把中央的农业税减免政策落到实处。

第一，要广泛开展政策宣传。采取多种形式把中央的农业税减免政策宣传到村到户，做到家喻户晓，让农民了解政策的基本内容，体会到党对他们的关怀。只有政策宣传到位，才能更好地推动政策落实。

第二，要认真做好政策实施工作。制定可行的操作方案，查账对账，实事求是地把减免税数额核算到户，张榜公布，得到群众认可。只有把工作做深做细，才能把减免农业税的实惠真正落到农民头上。

第三，要严格把握政策界限。在减免税过程中，不允许挪用、克扣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能违反规定抵顶农民历年陈欠。部分地方要注意与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的政策相互衔接，该给农民的补贴要直接给农民，该减免的税要减免在明处。只有采取群众认可的办法，才能避免在政策执行中产生新的矛盾。

第四，要加强政策落实的检查监督。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采取明察暗访等行之有效的形式，深入农村、深入农户摸清情况，了解实情。对落实得好的，要总结推广；对落实得不好的，要切实纠正。只有严明纪律，严格检查，才能保障政策的顺利实施。

第五，加快推进配套改革。减免农业税，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经济基础，还涉及上层建筑。目前，农业税的征收，关系到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关系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在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等配套改革还不到位的情况下，仅把农业税一免了之，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当前要积极稳妥地搞好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和县乡公共财政制度改革，切实巩固农民减负基础，防止农民负担反弹，为及早实现最终全面取消农业税创造条件。

减免农业税政策一年到位 农民种地实惠

黑龙江省全部减免农业税和对农民实行补贴等政策的实施，使各地农民干劲倍增，连日来，铁力、汤原等地的农民在忙着备耕的同时，还纷纷算起了效益帐。铁力市年丰乡年丰村三组的农民蒋永变这些天显得格外高兴，他今年包了180亩水田，目前已经打好了苗床，浸了种吹了芽，只要天气稍一转暧，就能马上摆盘下籽育苗。老蒋还粗略地算了一笔帐，他今年的180亩地大约减免农业税近5000元，还可得到国家粮食补贴近2000元，这样今年较往年可增加收入7000元。汤原县竹帘镇吉利村农民张书印去年只种植了15十五亩水稻，今年他一下子增加了45亩，他给自己算了一笔帐，种植一亩水田过去要交25.13元的农业税，今年我种植60亩就是1507.80元，取消了农业税，就等于多收入1500元。前两天，张书印又与黑龙江省香兰米业公司和汤原县新发粮库签订了水稻收购订单，水稻还没下种，就找到了销路，张书印手里掐着订单，心中更充满了希望。高树文是黑龙江省肇东市臻柴村有名的种田大户，今年他家不但购买了大型农机具，还新打了一眼水井。这两天正忙着购买优质种子、化肥和农药。按照国家直接政策，高树文给自己算了一笔帐，以每亩补贴10元计算,今年他可以得到1250元。肇东市五里明镇财税所所长曾祥臣这几天成了大忙人，来向他咨询减免农业税和实行补贴等相关政策的农民络绎不绝。

第四篇：取消农业税的意义

取消农业税的意义

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上，政府收缴农业税、农民交纳农业税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历朝历代，只有过局部减轻包括农业税在内的税赋的举措，还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先例。农民一直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又是收入增长最缓慢、生活最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因此，取消农业税，首先体现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的施政理念。

取消农业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在我国，农业征税、缴税成本太大，这种成本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税收本身。以农业税为载体，派生出从农民、农村、农业摄取剩余的税费的品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农业税的取消，使这种到处向农民伸手的体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农村税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设立的。这种两线并行的税制结构，再加上城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对中国农民形成了极不公平的税收负担。我国由7%的主税及其20%的附加合成的农业税税率达8.4%。据了解，对特定人群进行税收，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才存在。因此，取消农业税政策的提出，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性的变化，是中央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是对农民在税负上与城市居民平等地位的恢复。

取消农业税，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项巨大成果。四百亿的农业税虽然只占国家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二点几，但今后这笔税收不但没有了，国家还要从财政中拿出一笔钱来支付农村基层的财政开支，这在以前即使想做也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农业税的取消，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经济结构在升级的过程中，农业的比重正在逐步降低；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目前已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税而不至于影响国家全局发展的经济能力。

取消农业税，对小区域经济中的财政税收结构的影响是最大的，特别是县域经济。对于许多农业县、农业区域来说，财政税收中的农业税仍然是很大的比重。农业税的取消，使得这些地方的财政税收结构面临着重大的变革，并进而将影响到更大的区域甚至是国家财政税收结构的变革。因此，取消农业税，实际上是对财政税收结构、小区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是国家宏观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的开始，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已开始走向最艰巨的领域。

取消农业税以及中央政策向“三农”倾斜，并不损害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的利益。相反，还将最终促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浅显的道理：全国13亿人中的9亿多农民增收了，消费水平提高了，必将促进城乡市场的畅旺，拉动内需，城镇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等环节也将随之步入良性循环，进而加快城市工业化的步伐。同时，城乡差距的缩小，还会促使农村社会更加稳定，并有助于全社会的稳定。一句话，中国的改革，都是从解放农民开始的。没有富裕的农民，就没有富裕的中国；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和谐的中国社会。

农业税这项“千年古制”的最终废除，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其意义是空前的，并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取消农业税，并不仅仅是中国农民的福音，更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福音。

第五篇：党国英：谁是小岗村的榜样.

党国英：谁是小岗村的榜样

像华西、南街这样的明星村，应该是农村城市化的榜样，而不是农村建设的榜样。农村建设，是要解决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如何改变落后面貌的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响亮起来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先生们似乎突然迷失了农村发展的方向，找不到前进的榜样了。

先是媒体报道，说著名的安徽小岗村的领导人在走访更为著名的河南省南街村时，表示小岗村将结束土地承包经营制度，重新走回原来的集体经营制度。这消息多少让人惊愕。后来的报道让人宽慰了许多，因为小岗村并没有强制农民进入一个什么样的“集体”，农民可以有选择的权利，而多数农民选择了把自己的承包土地租给那个“集体”。农民对“集体”在心里还有一个“怕”字。

然而，舆论还是显得迷惘。小岗村最早走上了解散集体、承包土地的道路，但它没有富裕起来，而富裕起来的似乎是那些坚持了集体经济道路的村庄。难道小岗村错了？难道全国几十万个村庄错了？难道改革开放后所农村的方向错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榜样就是江苏的华西、河南的南街、北京的韩村河这样的村庄？前两年，江苏在全省基本完成了农村产权改革，除少数村庄之外，其余大部分乡镇企业都实现了民营化，难道这也错了？

明星村模式能否复制？

依我看，所有对承包制发生怀疑而要倒回去走集体农业道路的先生们，都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

中国农村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搞承包制，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食品供应问题，农村贫困人口越来越少，而相比之下，我们在此前的二十多年里搞集体化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样一个巨大的“面”上经验，我们能拿几个“点”的经验来简单否定么？

其实，少数几个村庄富裕起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搞土地大包干。国务院财经办原副主任段应碧讲得好，这些少数村庄是因为他们的工业发展了才允许他们对农业进行补贴，把集体耕作方式坚持下来。集体耕作的方式使他们能有计划地利用土地搞工业开发，而不是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农业经济效益的证明，最终要看投资收益率，要看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不是看每亩的单产。

少数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形成发达的工业经济有多方面的特殊原因，包括带头人的个人魅力，带头人营造的对农民的特殊控制方式等。有的村庄大量使用国家贷款也是经济快速成长的重要原因。这些村庄的共同特点是对拥有个性的领导人的依赖，他们的去留将决定村庄未来的命运。不止一个这样的村庄为了防止权力分散引发的控制力减弱而采取了家族内部继承权力的做法。这些村庄的决策是更集中了，还是更民主了，也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这些村庄还有一个资源是“明星村”带来的广告效应，如果带头人能审慎地利用好这种效应，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集体企业(或共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孰优孰劣不能简单而论。如果私人权力侵入了公共领域，控制了公共品的供给，那不仅是经济上的低效益，还可能是政治上的灾难。同样地，如果公共权力在私人领域取得了控制地位，也会有可怕的后果。两种权力，两种所有制，各有自己的控制边界，这种边界在历史上是变化的，但在一个时期里是稳定的，也是可以由法律来规范的。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在确定这种边界上面有了巨大的进步，由此确定了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方针，并把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作为农村经济的基本制度，我以为这样的制度完全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我衷心地祝愿我国少数几个明星村能蒸蒸日上，继续保持繁荣。国家的改革应该给些村庄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只是他们应该和其他村庄平等竞争，而不应受到特殊关照。

我甚至认为像华西、南街这样的村庄应该先行“村改市”试点，因为这些村已经有数万人口，如果按照城市标准去建设，未来的发展情形会有很大的不同。全国如果有5000个建制镇和明星村按照小城市的模式去发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建造别墅上相互攀比，那会节约多少土地！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又会提高多少！

在整个苏南，在华西村的旁边，经济实力强大的村和镇多得不计其数，只是它们中的多数没有明星的帽子，而以私营企业为主。浙江的许多地区以私人企业为主，那里的老百姓很富裕，生活过得又有很大的自由度，它们没有明星村镇的品牌，但能做到藏富于民，也是值得赞赏的。中国的土话说的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如果让这些镇和村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竞争，体制优劣也许更会一目了然。

榜样应该多元化

明星村已经被社会树成了榜样，这应该是好事。但我认为榜样也应该多元化，选择学习的榜样也应该有自由，特别应该有老百姓的自由，而不能是少数村干部说了算。

就我的个人的看法，像华西、南街这样的明星村，应该是农村城市化的榜样，而不是农村建设的榜样。农村建设是要解决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如何改变落后面貌的问题。这些地方没有发展起来工业，农村的进一步发展要靠国家支持，而明星村是把自己的工业和农业捆绑在一起，直接实现了“以工补农”。我相信，大部分农业村庄还是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间接地实现“以工补农”。这些村庄的发展最终要靠两个办法，一个是促进劳动力转移，让剩下的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来实现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另一个办法还是农民兼业。即使农民户均实现了20～30亩地耕作面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要以非农收入为主。要让农民获得充分的兼业机会，必须依赖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然而，中国的一些农村精英似乎很着急，心里盼着快快像明星村那样富裕起来。但如果守着土地搞农业，农民要很快发达起来还就是不容易。土地资源质量不高，户均耕作面积很小，依靠农业很难过上富裕日子；交通条件和人力资源的限制，又使多数农区难以发展工业经济。依靠劳动力转移也只能让农民攒一点盖房娶媳妇的钱。让中国每一个村都办起相当规模的工厂是不可能的事情，经济规律决定了工业集中到城市和其周边地带。经济成长的最高阶段是剩下少数农民搞农业，让农业成为城市的一个食品生产“车间”，而不是把农村变成工厂。落后的农业居民要致富，最捷径的办法是走出去，走到城市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平均工资”的规律要起作用，农民想穷也难。但发展到这一步需要时间。

就说小岗村吧，他们目前的选择究竟能不能让小岗村的农民很快富裕起来，还真令人生疑。可以计算，一户农民将自己的5亩地租给农业公司，每亩500元，获得2500元；农民每个家庭有两个劳动力再被农业公司雇佣，每月得到1200元，每年则得到14400元，总共是16900元。如果让农民自己耕作，每年只能得到大概2000元，一下子翻了大约8.5倍！如果他们不是租地而是以土地入股，收入似乎还要多！这农业公司简直是神仙下凡！这样的“回归集体”简直就是“点石成金”！当然，这个神话是不会出现的。农业公司吸收的劳动力一定会比它所占用的土地上排挤出的劳动力要少得多，农民还是要走上打工的道路，区别是他的土地租给了农业公司！历史就是这样，多数人的命运归于平淡，奇迹只发生在少数人那里。

我们正在完成新农村的建设任务，主流的做法还是要按一般规律来。我们相信那些已经显示了效力的东西，那是给我们带来丰衣足食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我们也相信给世界人民带来丰衣足食的东西，那是受到保护的土地财产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