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本位产生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基础

第一篇：论官本位产生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基础

论官本位产生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基础 2013年05月28日14:50 来源：共识网

摘要：在我国，“官本位”思想的产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官本位情怀之中最初既包含了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同时也体现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政治理想。而当代官本位思想的蔓延不仅与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性以及民族心理有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体制的选择与改革过程中造成的制度缺陷引起的。

关键词：官本位 入仕 法治

“官本位”不是什么当下的流行语，亦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思想文化观念。官本位见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生不息，是民族的烙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民族文化精神的特殊体现。

追溯官本位的历史渊源，笔者认为，自西汉武帝起，官本位思想真正开始占据民族主流思想地位。汉武帝为在政治上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除了削弱残存的分封制以外，还有一系列的创举，首先开创察举制，举“孝、廉”，为平民知识分子步入仕途开辟了道路，可谓科举制的前身;其次，在中央设太学，为国家储备政治人才，地方上设县学、乡学，初步建成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为培养人才奠定基础。在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使得儒学成为国家正统哲学，为求学者提供知识典范和统一的教科书(儒家六经)，更让儒家的入仕哲学成为主流文化精神。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实质上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而外在的实体表现则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初步形成。在此后的历朝历代发展过程中，科举制的形成与完善、官僚体系日趋健全、儒学的进步与复兴等促成了古代中国建立在以国家公信力为保障的公平考试基础上的人才选拔制度。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的农业社会，读书学习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做官。在这样的一种相对公平的选官制度体系下，平民百姓只要能读得起书，苦读书，往往就能一朝改变命运，从一个“治于人者”变成“治人者”。

说道这里，若是基于国家行政效率、人才选拔的公平性或官僚制度的严谨性等方面，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讲，以科举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是在近代法治社会建立以前世界政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创举之一，然而这也正是官本位形成的历史缘由。这种制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公平性，以标准化的科举考试选拔官员或备用人才;二是平民性，参加考试的人不受出身门第限制，有才皆可有作为，为广大的平民阶层改变命运提供了公平竞争的途径。于是，在儒家入仕哲学的熏陶之下，读书做官成了平民百姓可以实现的理想。在读书人看来，无论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实现自己对国家的政治抱负，还是为了升官发财高人一等，做官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有志之士的高价值追求，是一种远大的理想，而实现理想的大门已向自己打开。从此以官为本，以做官为梦想的官本位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了民族的心理烙印。

经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对官本位下这样一个定义：官本位是已做官为人生发展目标的理性价值判断和普遍价值追求。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如果有这样一种职业，它既能赋予自己适当的权利，帮助自己实现理想和抱负，又能带给自己高尚的社会地位和富足的生活，想必每个人都愿意为此奋斗不已。而在古代中国，“官”就是这样一种职业。因此，实现政治抱负与获得社会地位、荣华富贵是当官的两项最大的福利，也是古代中国人官本位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若再究其根源，官本位则是由古代中国农业社会与人治社会的双重性质决定的。人治社会的性质使得政治受个人的影响颇为巨大，因而入仕哲学才得以发扬光大，读书人将个人政治抱负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而建立在农业社会性质之上的君主专制政体是一种等级制政体，为官者是统治阶层中的一员，一日为官便成为高高在上的“官老爷”。

虽然笔者认为，官本位在某种程度上是或曾经是民族精神的特殊体现，因为它曾包含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政治信仰，可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生产力的进步，时代的进步，这些高尚与成就已然成为过去，官本位无容置疑是旧时代的象征。在现代民主政体下，人治由法治所取代，国家政权机构及其组成人员不再是特权阶层。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人民的限制与监督，人民成为权力的主体。因此，在“民为主，官为仆”的现代社会中，官本位思想本应渐行渐远，然而当下的中国，官本位的价值取向似乎在愈演愈烈。这其中固然有此前所述的历史根源的影响，却更是现实制度缺陷造成的后果。

回顾共和国60余年的历史，除去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期，此后可根据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动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其中1956年-1978年为计划经济时期。1978年至今为市场化改革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失去了自主性，原本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个人，家庭，企业受到严格管理，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活力。经济发展的命脉由政府掌控，进而很自然地导致政府职权范围大幅扩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同时各级企事业单位均实行行政化管理，官本位以一种新的姿态重登历史舞台。这是无疑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缺陷造成的。而自1978年改革直到今天，一方面经济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财富激增;另一方面计划的影子仍在影响着我们，政府简政放权进展较慢，在从管理型政府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现代国家所需要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过程中显示出过多的犹豫。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权过大，不可避免地造成寻租行为的扩大化;同时法治国家建设相对滞后，政府得不到有效监督，部分公务员享受着过高的、不合理的福利待遇。于是，“官”仍然是许多人争相讨好的那么一小撮人，因为“官”有“权”;“官”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金饭碗，因为“官”有“皇粮”作保障。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官本位思想根源于“人治”的社会性质以及社会生产力底下的状况，那么这种根源在当下的表现则是有待健全的法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官本位体现着内外两组矛盾的斗争，其中外在表现是市场调节经济与政府干预经济的矛盾，而内在的则是法治与人治的矛盾。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法律尚未有明文规定或有规定但现实执行力较弱的社会经济领域，政府的管控权得到了强化。一个典型的实例便是当前我国对一些民间投资项目显得繁杂严苛的行政审批以及投资领域的严格设限，其出发点虽在于规范经济运行，减少风险，但其结果却也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市场往往会让位于政府，法治亦会在不经意间让位于人治。官本位正是在这样的博弈中占据了上风。

我国的改革虽已步入深水区，但只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继续简政放权，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健全民主法治，彻底落实依法行政，相信“官本位”终究只是风靡一时，“民本官末”将是必然趋势。(刘畅)

第二篇：历史与现实感悟

历史与现实感悟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段历史，或长或短。我们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自己和其他民族的历史呢？有句古语“以史为鉴”。

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我们可以从其中的一件件事中总结一些东西，可以在现实中更好的帮助我们。

例如我们民族的重要文献《孙子兵法》是军事家的必读之书，现在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许多外国军事学校也把此书作为必修课额来学习、探讨，以提升自己国家的军事水平。再如，我们会经常提起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战役对我们有很大的启迪作用，通过分析他们，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作战的技能和方法，在战争时，我们可以将其运用到实践中。

俗话说：有因必有果。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来分析这些因果关系来提升自己，完善自己。例如，在清朝末年，我们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犯，而且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可以从中分析一下原因。在清朝以前，中华民族的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都在世界前列。但到了清朝，为了和平，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统治者的目的达到了，但是这样做使清朝与世界脱了轨。西方国家的先进的技术、文化无法传到清朝，使其慢慢的落后于西方国家。又因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他们不得不打开中国这个大市场。于是中国近代史就顺理成章的进行了。我们通过分析这些，总结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因此我们现在积极融入到世界这个大家庭中去，不断学习，不断发展，因为我们知道了“落后就要挨打”。

历史和现实是不可分割的，有些时候，通过观察历史我们可以预测未来，也就是将来的现实。

许多事情看似不可能发生，但有一部分想象力极为丰富的人却能猜测到一些事在将来会怎样。以前的科幻书籍、现在的科幻影片中有许多我们无法想像而且想象不到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却正在慢慢的变成现实。在前人看来，机器人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有些人却把机器人想象着在以后的某天能够出现，并写成了科幻书籍。若干年后的今天，机器人出现了，他们的预言成为了现实。

综上可以看出，历史和现实是一个整体，存在着严密的因果关系。并且，历史可以更好的服务于现实。

第三篇：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

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

摘 要: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推动了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保障了抗日 战争的持久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奇耻大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各派政治势力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和进步,促进了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壮大,加快了中国的民主革命的进程。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一国之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合作形式,通过对等谈判处理两党关系的合作途径,“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基本经验,对新时期推进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中国;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历史地位;现实价值

从 1937 年 9 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中 共合法地位的庐山谈话开始,到 1947 年春国民党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的办事处全部撤退为止, 第二次国共合作历时 10 年,贯穿于 8 年抗战历史的始终。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日本对华侵略不断加 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求同存异、相忍为国、相互作出妥协的结果,是在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时期的一个重大 历史事件。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实现近代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进步和人民革命,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历 史贡献,对新时期推进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关系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①。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地位

(一)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前,中国政治局势的基本特点是四分五裂、两党尖锐对立。那时候,“我们国 家不特科学落后,即是真正的统一也没有完全达到” [1]。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在名义上归于统一,但随之而来却是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和派系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 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中国政局更加混乱,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对蒋介石不满,要求改变误国 政策;谋图割据的地方军阀乘机制造分裂,摆脱中央政府控制;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残酷镇压和屠杀共 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两党及其政权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围剿”和“反围剿”成为两党斗争的主要形 式。国家的分裂,两党的对立和日本侵华的深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严峻形势,对中华民族提出了实现国家统一和各派力量联合的迫切 要求。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多次呼吁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中国国民党也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和敦促下,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走上了联共抗 日的道路,最终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普遍欢迎,推动了全民族抗 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等党派,都先 后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并对抗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 7 人从国民党监狱 获释后,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战大团结,更加积极地从事抗日活动。各地方实力派也捐弃前 嫌,不念旧恶,停止内争,一致抗日。在面临日本灭亡中国的大是大非面前,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 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保障了抗日战争的持久坚持和最终胜利

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没有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中国的抗日战争,从 1931 年“九一八

事变”后就 开始了。但那时的抗战,或者是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或者是国民党方面的某些爱国将领单独进行的,或 者是各界民众自发组织的,都只是局部的抗战。只有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才真正实现了全民族的 团结,才使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转变为全民族的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在中国出现了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两个战场,即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 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军队的英勇作战和相互配合,有力地保障了 抗日战争的持久坚持和最终胜利。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配合是十分明显的,不仅有战略上的 配合,而且有战役上的配合。那时,“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曾有相当数量在前 线的国民党军队及地方系军队对敌人进行过积极的抵抗” [3] ,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过淞沪会战、忻 口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打了不少胜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也积极配合正 面战场的作战,予敌以重创。正面战场的作战,不仅打破了日寇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而且支 持和掩护了共产党军队敌后战场的开辟。对此,毛泽东曾有过高度评价:“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 便无以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场;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出于总体战略的考虑,对日抗战日渐消极,反共活动日趋积 极,并制造了如皖南事变这样严重的军事冲突。由于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继续维持,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继续对日作战,先后进行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 18 次重 大会战。正面战场的作战,不仅打击和消耗了侵华日军,也减轻了日军对敌后战场的压力,为抗日战争 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国民党抗日日渐消极之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敌后战场发展成 为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敌后军民的英勇作战,牵制了 60% 左右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在 8 年 抗战中,敌后战场对敌作战 12.5 万次,消灭日、伪军 171.4 万人,其中日军 52.7 万人 [5]。敌后战场的英 勇作战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势力,而且“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 支持了长期的抗战” [2]942 ,对打败日本法西斯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在抗战 6 周年纪念宣言中曾经指出“整个中国战场上:, 6 年的作战,实际上被划分为正面 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 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 [6] 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没有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没有敌 后战场,正面战场难以坚持;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也难以开辟和持久。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相互依 存、相互支持,才使中华民族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洗雪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奇耻大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国共合作进行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完全胜利、日本法西斯的最后失败而结束。这是近百年来 中国人民反对外敌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中国近百年 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受尽外来侵略、凌辱的历史。帝国主义列强连续不断、愈演愈烈的侵略,是造成近代 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它们或联合或单独对中国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野蛮战争,逼迫中国政府签 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侵犯中国的主权,割占中国的领土,掠夺中国的财富,把中国推向山河破碎、人民受难的衰败境地。抗日战争的胜利,打破了近代中国在抵抗外敌侵略中屡战屡败的向例,洗雪了近百 年的民族耻辱,不仅把给中华民族造成最大危害的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而且为最终推翻一切帝国 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国共合作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始终是东方反对日本 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战场。它发动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中国人民以长期的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的 大部分陆军和大量空军,既牵制日军使其不能北攻苏联,又大大减轻了日军对太平洋战场美英等同盟国 的压力,并支援了同盟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在战略上有力

地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 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而调往其他方面来作战? 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 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 举行一个大规模夹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7] 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成就,中国的国际威望与日俱增,国际地位空前 提高,其突出表现有三:(1)中国战区的设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的地位更加受到反法西斯盟 国的重视。1941 年 1 月,经罗斯福提议,在中国战场及缅甸等东南亚战场设立中国战区,蒋介石任最高 统帅;(2)“强国”地位的确立。1942 年 1 月,在 26 国参加签署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中,中国同美、英、苏三国共同领衔,中国“四强”地位得到初步承认。1943 年 10 月,中国被列为莫斯科会议“普遍安全宣 言”的四大发起国之一。1943 年 11 月的开罗会议,进一步确立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大国地位,并 为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奠定了基础;(3)不平等条约的废除。1942 年 10 月,美英为 表示对中国抵抗侵略之崇敬,加强相互间之团结,分别通知中国政府,表示愿意立即废除在华领事裁判 权及其他有关特权。经过三个月谈判, 1943 年 1 月,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相继签字。此后,其他国家如 巴西、比利时、卢森堡、古巴、加拿大、瑞士等国也相继发表声明,放弃在华特权,重订平等互惠条约。无 论是中国战区的设立,“强国”地位的确立,还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从根本上讲,都是国共合作为基础的 中国军民长期浴血奋战的必然结果。

(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和进步

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共产党的影响,容后再论;这里仅论对国民党和中间党派的影响。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国民党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民党的发展和进步。这主要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结束了全国的分裂局面,共产党、中间党派、地 方实力派等各派政治力量纷纷捐弃前嫌,拥蒋抗日,国民党的政治地位、政治威信得以提高;国民党组织 获得较大发展,党员和党部组织的数量有较大增加;在政治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和进步。国民党 在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进步,主要是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比较积极,抗战还比较努力,它 的若干举措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因而得到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支持。此后,国民党方面 虽有倒退,对日抗战日渐消极,专制独裁更加严重,但在抗战胜利时,由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胜利, 其政治影响达到历史的高点。另一方面,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日渐下降。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 段后,由于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由于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 集团,虽然还继续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限共、独裁、消极抗日倾向明显增 长。限共方面,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党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解决共产党问题。为了限制和打击共产党 的发展,国民党曾掀起多次反共活动,甚至发动如皖南事变这样的军事进攻;独裁方面,国民党继续坚持 ***和个人独裁,强化法西斯统治和特务活动,打击破坏民主运动的开展,拒绝“民主联合政府”的 要求;对日消极方面,秘密和日本方面进行交涉,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对日作战中主动出击越来越少。特别是在抗战后期,国民党的反动和腐朽更加暴露无遗,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日渐下降,虽然因 为抗战的突然胜利曾使国民党政权一度信誉大增,但却最终无法改变其积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二 次国共合作对国民党的影响与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密切相关。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国民党 重视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就会从中受益,当国民党漠视甚至破坏国共合作时,国民党也会从中受到严重 损害。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逆转就是最明显的证明。

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中间党派也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有三:(1)使中间党派获得了公开活 动的政治舞台。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前,国民党实行一党训政,禁止并镇压其它任何党派的活动,“七君子 事件”就是显著的一例。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在事实上承认了

共产党合法地位的同时,也被 迫在事实上承认了各中间党派的合法地位。这样,各中间党派便获得了公开活动的政治舞台。(2)推动 了中间党派的进步。中间党派拥护、支持第二次国共合作,主张“团结御侮,抗日救国”。但对国民党和 共产党的态度上,却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抗战初期,中间党派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对蒋介石的合作诚 意估计过高,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 共”的政策,连续制造反共摩擦,同时对中间党派也无情镇压,中间党派开始对蒋介石产生怀疑,并逐步 同情和靠近共产党。抗战后期、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更趋反动,中间党派对蒋介石又有了进一 步的认识。(3)促成了中间党派的团结和壮大。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矛盾和 斗争。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以及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高压,促使中间党派走上 了联合之路。1939 年 10 月,乡村建设派、国家社会党、中华职教社、中国青年党、救国会、第三党及无党 派人士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 年冬,为加强团结合作,调解国共冲突,谋求自身发展,又改 组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 年 9 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中国民主同盟,许多无党无派人士参 加了这个组织,民主党派的力量进一步壮大。

(五)促进了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壮大,加快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

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走向全面成熟,党的政治威信和影响空前提高,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1)中国共产党走向全面成熟。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不依赖别的国家或国际指导中心的发号施令,独立地科学地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深入地研究中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政治上,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在思想上,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在组织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2)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信和影响空前提高。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前,共产党主要活动在一些偏远和落后地区,长期遭受国民党的封锁和“围剿”,广大国统区人 民对共产党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地位得到承认。特别是共产党始终坚持为维护全国团结抗日、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使大多数中国人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也明显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正如周恩来所言:“在 1941 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 1945 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到抗战胜利时,在全国人民中,谁都承认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国内的两大政治力量了,共产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由于世界各国对中国共产党了解的增多,中国共产党开始引起美国等国家的关注,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中共代表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代 表大会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开始步入世界舞台;(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团结、抗战、民主的大旗,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敌后抗日斗争,主张民主建国,从而赢得人民的信任,发展了自己的力量。第二次国共合作前,中国共产党只有 4 万多党员和 4 万多人的军队,而到抗战胜利时,已发展成为拥有党员 120 多万、军 队 120 多万的大党,建立了近100 万平方公里的 19 个根据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壮大,不仅有 力地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现实价值

(一)一国之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合作形式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以党外合作的形式进行的。由于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政治信仰不同, 由于国共两党各自拥有独立的军队和政权,因而在合作中便出现了一国之内两种

政权、两种军队的局 面。在党派问题上,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与国民党合作而不合并,在承认 新三民主义为中国之必须并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同时,仍然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军队问题 上,共产党愿意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但同时保持共 产党的独立指挥权;在政权建设上,共产党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两个政权的敌对状 态,但在边区政府和各地抗日民主政权中,执行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让人民当 家做主;在经济上,共产党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政策;在文化上, 共产党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样,国共两党在团结抗日的同一目标基础上,实行在一个国家 内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实践证明,一国之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合作方式,是国共两党合作抗 战的最好方式。尽管这种合作出现过重大曲折和危机,但终究保持了全民族的团结,赢得了抗日战争的 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 构想,江泽民、胡锦涛也反复强调,按照“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新时期 的“一国两制”和抗战时期的“一国两制”具有许多不同的内涵,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在抗战时期,为了中 华民族的解放,国共两党实现了“一国两制”的合作,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时 期,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共两党理应再度合作;而抗战时期“一国两制”的合作形式为第三次国 共合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二)通过对等谈判处理两党关系的合作途径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几乎所有重大矛盾和纷争,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军 事上的,都是通过谈判来解决的。尽管这些谈判内容每每不同,分歧比比皆是,但谈判的目的却十分明 显:就是为了实现某种程度的谅解与妥协,为了保持某种形式的和平和合作。(1)两党谈判促成了第二 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相继 调整了自己的政策。从 1935 年底开始,国共两党开始了秘密接触,双方就合作抗日问题开始了艰难的 交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领导人开始了直接谈判,先后进行了西安谈判、杭州谈判、两次庐 山谈判、南京谈判。尽管谈判远非尽如人意,但两党的谈判毕竟表明双方合作抗日的诚意,增进了相互 之间的了解,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并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2)两党的谈判维持 了两党的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由于国共两党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地位和社会 基础,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远未解决。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就曾发动过三次反共浪潮。但是,由于 两党始终在努力维护着双方之间的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双方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又总是通过谈判的途径 来协调和解决。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继续通过谈判来解决和平建国问题,并实现了国共两党最高领导 人的直接谈判,使两党合作达到历史的最高峰。两党的谈判,维系了两党长达十年之久的合作。(3)国 民党在谈判中的不平等立场,严重损害国共两党的合作,并最终导致了国共两党的分裂。在第二次国共 合作中,国民党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的立场,采取“融化共党政策” [10] ,极力设法做到“编共 而不容共” [11] ,特别是控制共产党的军队,表现在谈判之中,就是始终不以对等的态度来进行谈判。这 样,谈判也许可以解决两党之间的临时矛盾和冲突,但却不能根本解决两党的关系问题,从而严重地损 害国共两党的合作;也正是因为国民党的这种态度和立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通过对 等谈判处理两党关系问题,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历史经验。这一合作途径教训,同样为第三次国 共合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三)“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基本经验

国共两党是近代中国两个实力最强大的政党。中国之命运如何,两党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顺应历史潮流,捐弃前嫌,合作抗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 大胜利。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以一党私利出发,逆历史潮流而动,发动内战,最终落败而逃。第二次国 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两党合作,相互发展,历史前进,民族之幸;两党分 裂,必战火连年,人民受难,两党受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腾飞,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作出更加辉煌的贡献。

第四篇：爱国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爱国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学院： 外国语学院

班级： 09英教3班

姓名： 骆小林

学号： 2009154329

一、内容提要：1.爱国主义的含义

2.爱国主义者在近代史上做出的贡献

3.我心目中的爱国主义

二、关键词：中华民族、精神支柱、民族团结、力量源泉、鞠躬尽瘁、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李鸿章、百日维新、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同盟会到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袁世凯、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民主和共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小事做起、马克思主义

三、正文

爱国主义是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这里的“祖国”可以是一个区域或者城市，但是爱国主义一般用于某个国家或者联邦。谈到爱国主义这个名词，我们都不陌生，它贯穿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带领着国家走向光明，对于中国来说，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和源泉，也是一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近代史是中国历史上辉煌而黯淡的一页，但是不管怎么样，中间却涌现出了一批批爱国主义分子，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祖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

清政府耗费大量军费，战后又支付巨额赔款，从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广大人民不断奋起反抗。从1840年到1850年的十年间，全国发生了100多次农民起义。此后，洪秀全领导的规模巨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洪秀全对现实逐渐不满。1843年，他创立了“拜上帝教”，用来宣传和 组织群众。他的同学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加入了拜上帝教，金田起义后，建立了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定都天京，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其实是起义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

由于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这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但是它沉重打击了封建阶级统治，强烈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鼓舞了近代中国革命人民的斗争决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洪秀全是近代中国的农民运动领袖,也是最早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对中国封建统治和西方资本侵略者的农民运动,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引以为豪。

2.李鸿章的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了，引起了这一场继承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洋务运动，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措施，推进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其中李鸿章，作为直隶都督，积极创建近代海军、建立北洋水师。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然而，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了目的了，又说哪怕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老人家何等可怜！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可奈何的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虽然屈辱条约已成事实，但是，李鸿章已经奔着效忠圣上的宗旨尽了他的责任，我们更要考虑李鸿章正面的一幕，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都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的特写！

接着是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维新变法失败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3.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袁世凯

从同盟会到辛亥革命，到建立中华民国，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孙中山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袁世凯盗取革命果实，孙中山的让位，举世无双，让我看到了孙中山先生对袁世凯的信任，也展示了孙的绅士风度，更看到了人物中的对比，袁世凯映衬出的是多么渺小和受人鄙视，原因是在他身上欲望的驱使，“皇帝一梦？加上外在力量的推波助澜。而孙中山在流亡他乡的时候，曾被英国软禁，曾吃过多少苦头，始终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以天下为公，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首，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因此，辛亥革命不能单纯用成功或失败来衡量，因为那是为人的智慧结晶，我们所持的是敬畏和爱戴，将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

4.陈独秀新文化运动

真正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是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斗争。发起人和主导人物是陈独秀。他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叫《新青年》，所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共和“。

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一个突出贡献，是以《新青年》为战斗堡垒，培育出一代以改造黑暗中国为已任的新人。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二个突出贡献，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率先向传统封建思想的堡垒发起了猛烈攻击。他反对封建统治，倡导民主政治。他反对封建道德，倡导伦理觉悟。他反对封建迷信，倡导尊重科学。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三个突出贡献，是发动文学革命，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

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四个突出贡献，是锐意改革北大文科，为青年学生开辟了思想自由的新天地。他爱国，并不是空谈口号，空喊我爱自己的祖国，而是通过实际行动和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5.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迎来了新的一页。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经历了国共合作十年的大革命，抗日战争、土地革命、夺取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多少爱国志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共事将近半个世纪，一起打造一个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间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1976年，一个被泪水浸透了的年份！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这三位叱咤风云、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人物相继辞世，三星共陨，是一种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无论如何，三位伟人之间举世罕见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终于画上了句号。也许，在十年浩劫的背影之下，这个句号画得并非完美，带着些许的遗憾，但回望历史，它却依然那么令人感动。随着岁月的流逝与社会的进步，对领袖人物的”神化“固然早已不合时宜，但在商业利益驱使下对领袖人物的”庸俗化“自然也难以让人起敬，而那种怀有别样居心对领袖人物的”丑化"则令人所不齿。历史的河流终将汰除浮渣，沉淀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和几千年来我们无数英雄的祖先一样，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已经深深地汇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意志、情感和文化和象征。

新时期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即承接了理事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又吸纳了鲜活的时代精神，内涵更加丰富。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华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事业。

那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应该如何践行呢？没有战争，是否就没有必要继续继承爱国主义思想呢？不是的，依我看来，作为民族之魂的爱国精神将永恒。时至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它又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高命题；毫不动摇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最集中体现；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最根本的要求；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贡献力量是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最突出的体现。

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的一个儿女，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在国家遭遇他国欺负或不正当的侵犯时，勇敢站出来，不屈凌辱，积极维护国家的名誉。爱国就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这些小事数不胜数，都需要我们留心发现、践行。比如说，积极宣传国家最新的大会主题内容，让国家的进步思想普及全国，争取不让国民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落后于别人。比如说，关心国家最新动态，读报纸、看新闻，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在内心有国家这个神圣的地位。比如说......只要你留心注意身边的事情，你也许就已经在践行爱国主义了，因此，时代需要的不仅是有知识的人，还需要有关心国家，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者！

2010年12月23日星期四

第五篇：历史与现实如何有机结合

模块七

浅谈历史与现实在历史教学中的结合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总的来说，学习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历史经验变为现实财富。

但是历史不是过去，而是鲜活的现在；历史也不是分数，而是让学生体味人生。因此，我们教师要把历史与现实交汇，创造出富有生气的中学历史新课堂，提高历史教学的实用性，使学生真正有收获。那么，在教学中，如何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呢？

1、历史教材和现实生活相结合自然风光、文物古迹、电影电视、图片动画、民情风俗，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的话题等，这些都是历史教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应抓住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契合点，把这些活生生的材料应用到课堂上。这样，学生才能感受到历史是“活生生”的，是“有血有肉”的。

2、历史教学方式和现实生活相结合在历史教学中，我努力让学生带着自己的知识、经验和兴致来参与课堂活动，借助一定的教学手段（如实物、模型、图片、录像、电影、多媒体等），联系学生自己的生活体验，学生才能获得富有真情实感的、能动的、有活力的知识，学生的人格才能真正得到陶冶，才能真正去体验历史。初中学生一般都渴望获得认可与欣赏，喜欢表现自我，所以，我们教师应该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入手在课堂上给他们一个展示的舞台。

3、历史教学活动和现实生活相结合当前，中日关系紧张异常，钓鱼岛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比如，我国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虽然，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知道钓鱼岛历来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为什么它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有证据吗？难道中国倚强凌弱？因此，我们教师在教授古代史知识时，就应该讲清楚这个内容。根据国际通行准则，判断和证明一个国家对一片领土是否拥有主权主要基于两个方面，即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二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历史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历史是现实的过去，而现实则历史的延续。历史讲述着人类的过去，具有的不可逆性，它不能再现，也不会重演。然而，历史又是过去与现在永不休止的对话，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遇到的很多问题，不是瞬间形成的，而是有着各自的历史渊源。人们常常需要“以史为鉴”，来加深对现实的理解，科学地预见未来。在历史教学中，把握时代的脉博，抓住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活跃历史课堂，激发学生探究历史，优化历史教学的一种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