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动乱的历史与文化根源

第一篇：新疆动乱的历史与文化根源

本文作者系长期研究边疆问题的作者，本文写于2012年，当时切糕事件沸沸扬扬，作者已经通过此事判断出新疆社会的危机所在。

昨日昆明火车站发生了持刀砍人的恐怖袭击事件，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反响。今早确认是新疆分裂势力策划组织。在此背景下，我们不该迁怒于新疆人，以及维吾尔族，而是应该正视新疆社会的结构问题。不要把少数极端分子的暴行与无辜的新疆民众去画等号，此为其一。

其二，新疆的恐怖暴力有其滋长的社会土壤，这恐怕不是一纸政令可以解决问题。它是汉人社会问题的延续和发酵。如果看不到症结所在，胡乱用药，只会加深矛盾，无益于安定团结和稳定。

希望此文可以引起各位观众对新疆问题的重视和理解。

作者：黄章晋

新疆民族问题向来十分敏感，特别是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中共对新疆的管控也逐步升级，外界较少能够了解新疆维族社会的真实状态。16万元切糕赔偿事件作爲一个热点或将很快淡出公众视野，但它在被公众讨论时，涉及到的一切可被视为这个社会创口的矛盾和问题，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随时会爆发。“新疆小偷”、“切糕党”这类标签在内地汉族世界，十分普遍呈现的是中国今天民族政策造就的治安问题和由此带来的民族矛盾。但在新疆的维吾尔世界，小偷和切糕党，似乎更应归类为马尔萨斯陷阱的一个表征，在我看，它是一个远比内地汉族社会与新疆人关系如何更为重要的问题。

或许用新疆维吾尔传统社会正陷入一种濒临瓦解崩溃的危局来描述有夸大事实之嫌，但极高的失业率、严重的吸毒贩毒、愈来愈多人群深陷非正当营生、地下宗教的迅速抬头、社会道德瓦解、艾滋病泛滥等现象，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可将之描述为一场严峻的社会危机。而切糕党、小偷仅仅是这个危机溢出到内地的一部分。内地人能看到的，仅仅是水面上的冰山。

我相信在内地的维吾尔族同胞在碰到小偷和切糕党这个问题时，会反覆强调说，这不是维吾尔人的全部，维吾尔人不应被因此妖魔化。但是，如果不正视这类正在日益腐蚀维吾尔社会肌体的现象，尤其是它背后整个的社会危机，维吾尔社会很快会变成一个让人痛惜的沉沦的民族。

在新疆维吾尔主流社会，对各种在内地谋生的维吾尔人统统用“口里齐”这个称呼，“口里”即内地，“齐”即汉语中者的意思。对那些在内地从事正当职业的人来说，被人称呼为口里齐是个非常郁闷的事，因为它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暗示是不良职业从业者。对热爱商贸的维吾尔人来说，并无轻视小商贩的传统社会成见，对口里齐的成见则来自这个群体极大比例在从事非法和灰色的活动。因为他们太熟悉知道周围某个并无一技之长的人从内地回来后突然富起来是因为什麽原因。而南疆的旧手机市场上，那些手机来自哪里，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对在内地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往往他们看到的本民族的非法甚至犯罪活动的普遍程度，要明显高于汉族社会，因为他们才能更敏锐细致地发现哪些小食品店表面上是在卖餐饮，实际上底下是在贩毒或做盗窃团伙的活动据点。而流浪儿的小偷问题，也不仅仅只是拐卖和扒窃，还有吸毒、暴力、家庭瓦解等一系列问题。

官方习惯性的报喜不报忧，甚至讳疾忌医地打击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和暴露者，维吾尔知识分子群体只能在每一轮类似问题发酵在舆论被引爆时进行被动解释时，汉族社会看到的新疆问题只有两个方面：东突问题、犯罪问题，而上述问题真正的社会土壤：维吾尔族的社会危机几乎无法进入公众视野。

我相信今天很多汉族人已经在内心里认为，维吾尔人就是犯罪民族，甚至我注意到许多现在宣称是新疆问题研究者的人，其言语中流露出的观念也是如此。我最担心而且认为事实上可能真是如此的一种情形就是，新疆地方官僚集团会普遍认为，维吾尔社会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未必是他们最在意的工作），仅仅是因为维吾尔人自身的问题，比如他们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的宗教信仰。

这种观念下，甚至可以很好地为遮掩和禁止暴露新疆现在严峻的社会问题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与内地警方对自己眼皮底下从事非法活动的维吾尔族人群视而不见且禁止公开讨论一样，说是为了“不伤害民族感情”。

如果将来注定有更大的灾难，我想这便是最深切的根源。人口和就业双重压力

新疆维吾尔社会今日面临的问题，是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完全无法融入现代社会、按照民族大学伊力哈木先生的说法，就是无法由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

维吾尔族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南疆三地州，700 万人密集居住在几片互不相联的绿洲中，人地矛盾极爲突出。维吾尔族社会平均年龄大大低于汉族，而青少年几乎找不到进入现代工商业的就业机会。南疆小县城里，因爲大量年轻人无所事事，遂有了台球爱好者占人口比例也许是全世界最高的奇观。

此外，内地的廉价而丰富的物资以及规模化的资本在改善其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城市传统手工业和商业为生的人造成最直接的生存冲击。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是新疆维吾尔社会危机的物质因素。

道德和传统价值崩塌

同样严重的是精神因素。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流行和影响，迅速在维吾尔社会依照年龄和身分（吃国家饭与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形成了巨大的观念鸿沟。维系一个社会稳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也因人群不同，或瓦解奔溃，或转身更虔诚地投入宗教的怀抱以寻求慰藉。传统维吾尔社会，阿訇或“长老”是道德秩序的体现者和维系者，今天旧城改造和社会组织的重构，使这种基于熟人社会的道德和价值体系早已无法维系。像吸毒贩毒问题，在第一波经商致富者出现时，就开始出现并四处泛滥。

精神危机的作用，使得今天的新疆维吾尔社会，一方面在乡村和一些城镇，有着远比内地汉族社会更淳朴和善良的民风，另一方面，社会风气和道德败坏，同样远非汉族社会可比。切糕党、小偷、贩毒、卖淫等现象，带有极大的地域性特征，甚至对当地不同职业的居民收入对比，都构成了极大影响。这不能不认为是道德和价值失序、瓦解背景下的坏车示范效应。

不能不提的是，面对现代化冲击的恐慌，对社会礼崩乐坏的排斥，愈来愈多的人只能投身宗教的怀抱以求宁静，这种剧烈的变化，甚至可以从最近几年人们服饰妆扮的变化看出来。宗教的抬头当然会被地方政府视为不安定因素，强力打压就顺理成章在所难免，而民族矛盾的进一步紧张对立则是势所必然。

我个人认为，所谓的东突分离主义远没有人们通过官方描述想象得那么严重，但复杂深切的民族矛盾却要比我们所能感受到的要广泛得多。甚至我曾从内地民间反扒小组那里听来这样的故事，他们在抓获小偷后，居然有人跑来要人，且声称偷点东西为什么要抓，你们从新疆抢了那么多东西，我们偷几个手机有什么不可以的。犯罪活动为自己寻找到了政治上的正当性，你难道仅仅是将之视为一种狡辩麽？我听到的最黑暗的故事，是一位到内地协助打击小偷的维吾尔族警察，从一个受强烈民族自尊心驱使的尽职尽责试图拯救堕落天使的好警察，很快由于绝望压抑最终变成有一大帮小偷的老大。

民族性的“失败社会”

今日中国深陷严重社会危机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像大批人进入内地从事非法活动的问题，当然远非维吾尔人，只不过由于维吾尔人在语言上异于汉人，更容易被观察留意，而其他地方的同类问题，只会在警察那里因为犯罪登记时被注意到，地域性的问题也很难像维吾尔族那样上升为对整个民族的印象。社会问题带有强烈民族性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四川凉山州的彝族，问题还要严重得多。

但两者有大量高度相似的外在表象，比如大量人口贩毒吸毒，大量小孩被拐卖在内地从事扒窃甚至入室抢劫。据一位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统计，凉山被抽检到的孕妇中，HIV 感染者比例已经接近10%。仅从这个数字和成年男性犯罪率来看，说它是个失败社会应无不妥。

两者对比，其高度的共性就是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受巨大冲击的同时，都无法有效融入现代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无法进入汉族人主体的社会分工当中。凉山州彝族社会的问题更大，或许是因爲其人口总量较小，原有的社会组织更脆弱。

急需反思的民族政策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种无法有效融入归结为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直接因素，语言的原因、教育水平的原因、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所以，在新疆，一个补救的措施就是大力推广双语教育。

我们即便不谈双语教育实质上更像强推汉语教育，仅就一刀切政策，使得不具备师资力量的部分贫困落后地区实际上两种语言都无法有效掌握而言，就不能不担心它最终的效果。尤其是，虽然官方大力推行双语教育，但教育资源因民族不同而有极大不平衡的局面并无根本改观。如果涉及到一个传统生产生活的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观念重建、价值重建的种种困惑，这个问题就要更为复杂而艰难。

就今日的汉族社会而言，虽然转型痛苦尚不算严重，但从精神和价值上而言，还不能认为已走出前现代社会。而面临着现代化与汉化无法区分困境的维吾尔精英（官方推进的现代化显然就是汉化），在平衡现代与民族传统上，要解决的问题复杂得多。何况，他们只能自己呆在家里独自思考，在今日的政治环境中，这种公开讨论不可能存在。

至于那些物理上远离现代社会的维吾尔农民，其实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就已注定在信息上与现代文明绝缘。此前，官方在民族问题上的投入，以及汉语世界本身搭载的现代信息和观念就少，维吾尔语和汉语作为渠道，在接受现代信息上差别不算太大，但此后，市场的伟力使汉语成为一个搭载现代信息和观念极高的平台，至于维吾尔语，严厉的市场管制和官方投入的减少，维吾尔人已很难从其精英那里获得现代信息。他们是一个被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抛弃的人群。小偷和切糕党，是这个社会能自发找到的极少数融入其中的手段。

寂寞梁门人去后

章立凡

2010年11月2日上午，前往世纪坛医院送别梁从诫先生。越靠近目的地越难走，交通台的广播说，复兴路一带已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此前章诒和曾告诉我，梁家只想办一个小范围的告别；消息在虚拟世界以几何级数传开以后，居然引发了现实中的某种紧张。

一个家族的背影

医院终于到了，进门后直奔告别室小院。送别者有秩序地排队静候，满院密密麻麻排列着各种字体的挽联挽幛，在寒风中飘荡，绝大部分是“自然之友”等环保NGO及志愿者敬献的，他们要通过这种集体表达方式，向这位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开创者致以最后的敬意。

我与内子手持菊花走近告别室，梁先生的公子梁鉴很快发现了我们，随后又见到了梁夫人方晶女士和小女梁帆，章诒和、蒋彦永、牟广丰等友人也陆续到达。据广丰说，正在帮梁家寻觅一片林地树葬，以了却逝者守护大自然的心愿。我提起香山梁启超先生墓园，里面不是还葬有梁氏家族的后人吗？他说墓园已经交公，现在无法安葬族人了。

10点整，告别的时刻来临，先是梁氏族人入内告别，很快轮到我们。

鲜花丛中，梁先生的遗容比生前清癯，头颅微微后仰，嘴好像没有完全闭上，就定格在灵魂离去的时刻了。三鞠躬后，依次将菊花献上；环绕一周行将走出时，我停步回望逝者，觉得他仿佛挣扎着，要为保护地球母亲发出最后吼声……

其实这只是我的想象，梁先生在去世前好几年，就无法正常思考了。我们和梁先生等几家朋友，每年照例有几次聚会，直到有一回发现他反应迟钝，往后的聚会就无形中停止了。后来得知，他得了阿尔兹海默氏症。

从告别室出来，听蒋大夫追述了梁先生辞世的经过，相对唏嘘而别。途中取出仪式上分发的纪念折端详，上有生平简述、生活照、亲友的送别寄语，以及梁太夫人林徽因女士在他出生后写的一首小诗，母亲深情地对儿子吟唱：“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绿地封面上是梁先生的遗照，一副孩童般的笑靥，用调皮的眸子凝视着我，也回望着人世间。

梁从诫的逝世，唤起了人们对一个近代名门的历史记忆：梁启超，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梁思庄……这些在中国知识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到他这辈已是第三代了。梁从诫留下的“三代人都是失败者” 这句话，此刻正被热议且令人永远痛心，他自己也曾总结说，悲剧的成因是由于“选择空间越来越小”。

消逝的空间

梁启超先生是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和学术宗师。他出生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受过完备的儒家传统教育，在中西文明对撞的历史环境中成长。清王朝前期曾有严酷的文字狱历史，但自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在强势的工业文明冲击下落败，国人逐渐睁开眼睛看世界。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办报、结社、讲学成为社会风气，戊戌政变后虽一度处于低潮，但在国难深重的背景下，改革专制制度、实行宪政逐渐成为朝野共识。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后，颁布了《结社集会律》和《报律》，后来在舆论的强烈批评下，修改了其中某些限制人民自由的条款。《报律》令国人办报有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注册登记手续极为简单，言论相当自由，举凡时政、制度、法律、政策、腐败、社会黑幕等等，包括圣旨在内，皆可公开批评。《结社集会律》打破有清以来严禁结社集会的罗网，只要不是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和会党，一切公开的政党和团体均有合法存在的权利。

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政闻社，尽管因清廷对康、梁的通缉令而无法登记，但仍可凭借报刊的平台发表大量言论，并与革命派展开论战。民国成立以后，他不像康有为那样敌视民国，坚持保皇复辟，而是组织进步党继续参政，在议会政治中与国民党分庭抗礼。袁世凯称帝时，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策动蔡锷发动反袁起义，保卫了共和政体。

或许正是由于经常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梁启超才能保持逆向思维，并在思想学术领域大放异彩。他深刻认识到“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以“作育新民”为己任，大量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以极富感染力之文笔，发表《少年中国说》、《新民说》、《新大陆游记》等政论、散文，率先批判消极落后的“国民性”，提出政治、宗教、民族、生计的四大自由，提倡“新文明再造”。晚年脱离政治后所撰《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学术名著，将中国历史置于人类文明史的视野中研判，从方法到观点，开新史学之一代先河，对后世影响甚巨。

应该看到，当年的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其终极目标都是宪政，惟方法手段有别。梁启超与革命党人虽政见分歧，私谊仍在，保持了君子风度。孙中山逝世时，他还亲往吊唁。党派利益的极端化，是引入苏俄政治模式之后的事，变成了两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党派政治的一元化意识形态，令从清末到新文化运动所开辟的多元文化空间逐渐缩小。

生于1901年的梁思成，属于新文化运动背景下造就的一代学人。多元文化空间中百家争鸣的学术气候，涌现出胡适、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一批学术大师，梁思成也是其中之一。身为建筑学家，他不像父亲那样在政治和学术两个空间中自由行走。而是在专业领域内，将自己的才华发挥到极致，至少前半生是如此。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即便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那样的独裁，有《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等钳制言论自由的法规，但学者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仍享有较大的学术自由空间，即便是李达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还是有著书执教的环境。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都不是热衷政治的人。北平围城期间，他们被未来领袖保护故都古迹的诚意深深打动；然后与无数善良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时代满怀憧憬，热心地设计了新国家的国徽。江山定鼎之后，意识形态彻底定于一尊，不容任何异见，即便是专业人士的学术见解，也会作极度政治化的解读。梁氏夫妇在内战中保护了北京城，进入和平年代，却为了同样的原因遭遇厄运，眼睁睁地看着古城墙被一步步毁掉，同时被摧毁的，还有自己的学术生命。如果能学某文化大佬摧眉折腰，或许能坐享安贵尊荣到老；但梁启超的后人不是这种人，既然别无选择，就只有坚守学术良心。

无异见则无大师

纪念折的寄语中说：“梁先生，您在六十岁时放弃学术研究，选择了民间环保之路，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国家角度来说，都可谓从零开始……。”

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人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了几十年。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降生在错误的空间。1932年生于北京的他，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如果没有各种政治运动及其后的选择，他应该是我的同行。在有限的生命被浪费之后，他没有继续历史研究，却选择了历史使命，在新一轮改革潮中成为民间环保的先驱。

我1979年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打工时，梁从诫正主持《百科知识》杂志。在同事口碑中，他是一个对工作要求相当苛刻的人。如今回想，他应该是继承了母亲林徽因的完美主义个性，对他人、对自己、对环境都是如此。他曾不顾情面地指责破坏生态人文环境的大小官员，曾骑着老旧自行车去政协开会，曾回收使用别人丢弃的的家具和文具……，有次他留给我一张名片，还特地说明是用再生纸印的。

有朋友调侃说，梁从诫是位没有著作的大师。我凭吊他留下的博客，人去楼未空，里面的文章寥寥可数，其观点中不乏异见，但也确是真知灼见。梁先生是梁门理念的践行者，从争取结社自由而言，他创立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从争取言论自由而言，他不断推广自己的理念，将中国民间的环保声音变成了政协提案（尽管效用有限），传达到各种国际性会议和组织。他以花甲之年从零开始的生命行走，浇铸了一本大书。

梁先生当了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自称是“爱国的反对派”，也曾对我谈及政协官员对他的“善意警告”。在“政治养老院”中，他只是思想解放年代的孑遗标本，“歌德派”稳居主流，理性的“爱国反对派”越来越少。耐人寻味的是，随着民族主义声浪的勃起，社会上“爱国愤青”越来越多……

梁门祖孙三代中，都出了“反对派”：梁启超想通过改良拯救中国，梁思成要通过保护北京城拯救中国文化，都失败了；轮到梁从诫，想通过保护中国生态拯救地球。他的抱负其实比前两辈人都大，奔走守护十八年，辞世之际，大陆生态环境已到了空前危急的程度；一地烂污中，横陈着无数GDP数字和官员们“不容置疑”的政绩……。

望着梁门三代人寂寞的背影，感叹大师辈出的时代已成历史。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是对人类有限知识的怀疑与拷问；所谓大师，就是一批有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他们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发出质疑，不断提出新解读、新主张、新方案。一个失去了文化多元性且不容异见的社会，不会有思考与进取，不会有文明的创造力，也不会产生大师。

2010年11月23日 风雨读书楼

《文史参考》2010年第23期（发表时有删节）

“蝴蝶效应”与反腐前景

章立凡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2月17日

“蝴蝶效应”是混沌学上的一个比喻：“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如今，又有一只蝴蝶在加勒比海上扇动翅膀，而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大陆，空气中弥漫着飓风的气息。据说，这是一只“转基因蝴蝶”。

加勒比海上的英属维尔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又译“英属处女群岛”，缩写：BVI），是一处度假胜地，有着美丽的珊瑚礁和沙滩，浴场、酒吧，生意兴隆。旅游业和金融服务业被称为当地经济的“两大支柱”。旅游业占当地收入的45%。主要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就业；而在经济层面上，金融服务业更加重要，近50%的政府收入直接来自离岸公司的牌照费。这里是加勒比海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离岸公司的注册为群岛带来相当可观的收益。截止2008年6月，有逾823,502所公司在当地注册。据毕马威会计师楼在2000年为英国政府就离岸司法所作的调查所示，全球41%的离岸公司皆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由于在群岛注册公司后可省免不少税项，当地一直被称为“避税天堂”。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也起而仿效，纷纷成立离岸金融中心。

自上世纪末开始，中国大陆的权贵富豪们蜂拥而至，在加勒比地区注册离岸公司，为当地的GDP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来自中国的离岸资金，有的直接在海外投资，有的变身“外资”回流本土。中国大陆楼市、股市和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的游资，很大程度上与这类回流资金有关。公民注册离岸公司并不违法，但其资金来源是否合法，则需具体分析，其中有富人的合法经营所得，亦不乏权贵贪官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脏钱，离岸洗白后成为合法投资。

2013年9月3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的决定”：“拥有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中国居民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申报其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有关情况。”这个将于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规则，其实是一柄双刃剑。

自2013年中石油窝案曝光后，年底前，种种反腐的矛头都指向了一只“大老虎”，纷传“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将被打破。2014年1月22日，加勒比蝴蝶的翅膀开始摆动。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宣布，次日将在离岸金融解密数据库中添加37,000多个中国内地、香港以及台湾的离岸投资者名单。该数据库于去年6月首次发布，有70,000多个名字。新资料显示，多名中国权贵的亲属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库克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持有离岸公司。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有爆料称“大老虎”系中纪委“二号专案”，“一号专案”另有其人；1月18日，香港报纸公布了前总理温家宝致老友吴康民的私信；19日，人民网重新发表了关于温氏家世的一篇旧闻。21日，中国互联网突然发生大面积瘫痪，坊间怀疑与反腐形势变化有关；22日党媒报导称，异常来源是海外某翻墙软件公司，但该公司予以否认，指事件主因是网络封锁升级时操作错误所致。当日接受媒体访问时，我对离岸账户事件有所解读，大体内容如下：

几日来的种种怪事，或可由此见微知著：按例私人信件未经授权不会被公开，温下台前曾希望人们忘记自己，此番高调公布私信自证清白，乃不得已而采取的防御措施，然效果或适得其反；家世旧闻被热炒引发舆论关注，背景耐人寻味；“翻墙”是中国网民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手段，网络大面积瘫痪令人浮想联翩……

绑架亲属是最经济的牵制战术。从已披露的政要亲属名单看，其他各家算是陪绑，主打目标定位于温、习，前者确有软肋可击，但对后者威胁不大，“老虎”一方则未被涉及。据称名单内有中国大陆官员、富豪数万人，此刻只公布了其中的极少数。当晚会有许多人睡不着觉，通过各种渠道向高层进行关说，阻止打虎行动殃及自身。日后须围观主政者如何应对，若打虎行动就此被牵制住，则说明其权威尚未强大到足以运掌全局。

反腐表象背后，是不同政治联盟的博弈；利用外媒爆料，是权力斗争中惯用的“出口转内销”战略。我愿意相信ICIJ的公正性，但不排除有人“借鸡下蛋”。此项调查一年前已经开始，当时“老虎”一方尚未被围困，有机会预先“喂料”布下险棋。当此生死存亡之际，出狠招围魏救赵，阻击牵制分化对手，目标在于逼和。

当下的博弈，如同两拨水手争夺一艘航船的控制权。任何一方失利，都会被扔到海里。目前航船在争斗中已严重受损，处于下风的一方，采取了不惜炸掉全船同归于尽的策略，以迫使对方罢手。博弈成败在此一举，预计双方回旋余地不大，或已接近摊牌。

事件严重伤及体制自身形象：最高领导人宣示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反腐败，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新公民运动”人士却被交付审判；此番爆料或令公众有理由怀疑：不敢公布财产的反腐是有选择的反腐，甚至只是一种权斗手段。

本人发表上述观点之后，两周间形势微妙：坊间翘首以盼的“大老虎”，千呼万唤未出来；以砍伐前朝故都梧桐闻名的南京市长季建业，于旧历除夕被立案侦查；ICIJ进一步发布信息：发生了多起贪腐丑闻的中国石油业与离岸中心有密切联系。中国三大石油国企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与ICIJ密档中的数十家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有关联。

2月2日，刚受到最高领导人表扬的中纪委，通过其研究室发“狠话”：必须落实“两个为主”：一是“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二是“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必须落实“两个全覆盖”：一是“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二是“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中纪委研究室承认：“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言语间透露出某种无力感。最近习近平在俄罗斯接受访问，也谈到进入“改革深水区”的感受：“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他再度强调“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没有宪政的“笼子”，靠内部自查自纠难以禁锢老虎。历史上前车之鉴颇多，远的不说，六十五年前蒋经国“打虎”沪上，也曾是雄心万丈，一旦牵扯到自家亲戚，亦难免黯然收兵。二十八年前胡耀邦清查高干子女不法经商，批准搜查政治局委员住宅，一年后他自己被迫下台……

缺乏监督和竞争的党国体制，造成中央对地方失控，高层对中基层失控，处处是“小国之君”和背景深厚、盘根错节的“窝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政党强力部门的“四面出击”，触动了公务员阶层的全体利益，势必在体制内遭遇消极抵抗，而对权贵则碍难伤筋动骨。

在普遍贪腐的体制内，大家都有辫子可抓。以打虎反贪名义进行的高层权斗，若就此进入胶着状态，势成骑虎之局，打不死老虎，难免有被虎吃掉的危险。春节已过，“两会”临近，央视突爆东莞淫业，警方紧急扫黄，坊间顿生“打虎转拍蝇”之惑。

加勒比蝴蝶舞动双翅，超级飓风万里奔袭；中途会不会减弱为热带风暴？气象云图诡异莫测……

2014年2月9日 完稿

2014年2月12日 修订

第二篇：新疆的历史与文化范文

新疆的历史与文化

高二（19）班——周婵

新疆是我国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总面积16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是全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在这片广裹的大地上,生活着47个民族,其中世居的民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等13个。众多的民族、悠久的历史,为新疆带来了丰富多彩而又底蕴厚重的特色民族文化,而且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繁荣和发展,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构建新疆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要了解现今社会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全貌,就必须对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过程分析,其中既有对多元文化奠定基础的古代元素,也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期”;又有多元文化繁荣和发展的现代元素,也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黄金时期”。尤其后者是现今研究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及其构成元素的基本依据。

一、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过程分析

(一)新疆文化多元性的古代元素———多民族文化的演进

新疆古称西域,自进入有史的时期以来,就是一个多种部落、部族、民族共存,多种语言、文字同在,多种宗教并列的多元文化的区域。从先秦开始至清代,在西域生活和活动的有过众多部落、部族和民族。它们主要是:古代的塞人、汉人、匈奴人、羌人、乌孙人、大月氏人、吐火罗人、鲜卑人、柔然人、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蒙古人以及清代以来形成的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古代的游牧部落、部族进入天山以南绿洲农耕区后,转变成了农耕定居居民,其生产生活方式及习俗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疆自古代就有绿洲农耕民和草原游牧民,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文字。从出土文献可知,自西汉时期始,于阗国使用塞语塞文,龟兹国使用吐火罗语文,鄯善国使用汉语文和佉卢文。自魏晋以后,高昌国先是使用汉语文,后又使用回鹘语文。6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突厥势力进入西域。突厥语文开始流行起来。成吉思汗西征后,蒙古语也成为西域的语种之一。自清乾隆年间起,奠定了西域诸多民族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和印欧语系的语言文化格局。两千多年间,语言的融合现象时时在发生,同时某一个民族的人们通晓数种语言的情形也十分普遍,说明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有了族际间的交流和交往。新疆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处的富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地域文化之一,由于它的多民族性、多语种性、多宗教性和多元文化形态性,它是一种多源发生、多维发展的多元文化。

以新疆宗教文化为例,它的多元性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自史前的原生性宗教到文明时代的创生性宗教都曾存在过;二是指某一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信仰也并非单一,如回鹘人就曾信奉过萨满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历史上,新疆诸多部族宗教信仰改宗的事情不断在发生,改宗本身就表明,新疆诸多部落、部族、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多元而非一元。新疆多元民族文化格局的正式确立是在汉代。因为凡是影响以后新疆地区民族文化发展面貌的古代因素皆肇始于此。

第一,我国史籍对新疆文化主体的族属有明确记载是在汉代。

第二,张骞“凿空”,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从而为东西文化大规模的交流提供了基础条件和保障。第三,印度佛教传入西域,并逐渐发展成为前伊斯兰时期(公元10世纪以前)在西域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在佛教文化的侵蚀下,当时的西域民族文化带有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西域经历了分裂与统一的曲折发展过程。在今新疆境内,民族迁徙异常频繁,民族融合不断发生,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面貌在发展中出现了变异,其表现就是民族文化开始了突厥化、回鹘化与伊斯兰化的过程,这一进程导致西域人文景观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历史步入隋唐以后,西域在隋朝时期主要处于西突厥的控制之下。唐朝建立后,突厥政权衰落,西域进入以唐朝为主,各种势力争夺的历史时期。唐朝时期,大批中原内地的汉人西迁定居西域,汉人在西域的数量骤增,分布区域遍及天山南北,尤以三州(伊州、西州、庭州)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后改为碎叶))为多,汉文化又一次以强劲之势传播到西域,而且以汉文典籍、边塞诗、汉族习俗礼仪等在西域著称。蒙元时期。西域逐渐形成操突厥语和汉语的成分为主体民族的格局。佛教、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西域通行,不论在草原地区还是在绿洲地区,伊斯兰教都呈现出从西向东扩展的趋势。在语言文字上,畏兀儿以西、天山以南地区和葱岭以西地区的回回知识分子将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作为书面语,并逐渐创制出波斯文字母拼写突厥语东部方言的察合台文;畏兀儿人使用畏兀儿文。

明清时期。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新疆一些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形成。而且,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的强力推行下,伊斯兰教成为西域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统一,使一种新的合成式的文化产生,并因此促成了近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最终形成。截止到清末,维吾尔人主要分布在南疆地区,哈密、吐鲁番及伊犁地区,并且随着北疆地区农业开发和社会发展,不断定居北疆地区,逐渐发展成为新疆的主体民族。正是由于两千多年来新疆多民族的政治经济交往与思想文化交流,使其在封建社会逐步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从一开始新疆民族文化在古代元素的演进中就带有多元气息,为形象地加以表述特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期”。

(二)新疆文化多元性的现代元素———多民族文化的定型

解放后,国家积极支援边疆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现实容貌基本确定。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随后很多解放军官兵(绝大多数是汉族)就地转业,分布于新疆各地,组建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10余个师和100多个农牧团场(这也是现在的兵团雏形),这是解放后首次大批汉族人迁入新疆。1952年,兵团从上海、湖南、湖北、山东等地招调女兵并派有干部及其家属进疆,1958年到1959年,山东、安徽、江苏支边青年来新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内地大批汉族人自发来疆,1964年至1965年又有大批上海、天津、四川支边青年来疆,1966年有大批河南人来疆,这些内地群众的进入基本上改变了新疆“少汉族”的局面,直接影响到新疆多民族文化的变迁和演进,为现今新疆形成各民族的杂居文化和多样文化奠定了基础。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疆汉族一度跃居人口数量的第二位,人口数量仅次于维吾尔族。截止2004年,汉族的人口有780余万人,占全疆总人数的39.75%[2]。而且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向全社会正式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兵团总人口为248.05万人,比1954年兵团成立时的人口总数增加了230多万人,目前,兵团汉族人口占到了新疆汉族人口的近三分之一[3]。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汉民族群众在新疆地位的稳固,不仅有力地支援了边疆经济建设,而且随着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杂居和频繁往来,又丰富着新疆文化民族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内容。这些就是推动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现代元素,由于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的发展成绩斐然,因此也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黄金时期”。

二、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文化元素构成分析

现今,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已经在各个方面有所展现,而本文所谈到的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不仅包括以维吾尔族为主导的伊斯兰传统文化,还包括以汉文化、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等,这些文化的交流、并存,融为一体但又不丧失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才是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真实内涵,当然这一文化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迁,要论证和研究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影响文化多元的几个元素———民族意识、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族际交往、民族节日和民族风俗等进行分析,进而才能得出在当代新疆民族文化是多元民族文化这一结论。

(一)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也称“民族性格”、“民族统统心理素质”,是把一个民族的成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巨大的精神凝聚力。一般来说,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民族的民族意识较弱,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落后民族的民族意识较强;单一民族聚居地区民族意识比较弱,民族杂居地区民族地区比较强。在新疆,这种民族意识的存在表现非常明显,尤其是维吾尔族的民族意识要远远强于其他民族包括汉族。以维吾尔族的民居文化为例,伊斯兰教自唐宋传入中国以后,至明清两代在中国逐渐成为10个民族的共同信仰。这些民族为了适应各地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建筑文化,在与其他民族的交融过程中,既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特色,又融入了阿拉伯民居文化的色彩,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民居文化意识。他们的民居在地域和空间分布上的布局多是围绕清真寺而分布居,其形态具有群落性,构成了显明的特点与个性(如喀什的高台民居)。这主要因为,一是由于他们在其民族内部普遍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宗教内涵及较为强烈的民族凝聚力;二是利于加强穆斯林内部的团结和联系,抵御外部的压迫和歧视。此外,由于伊斯兰教在色彩上是尚绿和尚白的,许多后世的建筑中都有绿色(如喀什的香妃墓)。那富有生机的绿意和纯洁无染的白色,呈现着伊斯兰教的圣俗,绿色是人类生命源泉的象征,是大自然勃勃生机的展现,看见了绿色,就联想到伊斯兰。因此,喜欢绿色是维吾尔民族传统之一,而且这一传统的民族意识一直延续至今。

(二)宗教信仰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宗教信仰和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差异性一起构成了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化。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如目前新疆主要的少数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宗教都经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信教人数逐渐减少。第二,宗教仪式简化。但是,新疆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且多数群众都信仰某一种宗教,信教群众数量基数较大,宗教的影响甚至渗透到生活习惯、思想意识、民族心理之中,因此,新疆的宗教发展及其带来的影响具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殊性。

目前,伊斯兰教是新疆信奉人数最多的宗教,共有10个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占新疆总人口的58.3%[4]。在南疆地区,宗教对当地的人文、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以喀什地区为例,该地区伊斯兰教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伊斯兰教存在时间长,影响大,信教人数多,宗教与民族结合最紧密的地区之一,伊斯兰教在这里非常典型:第一,清真寺多。喀什地区清真寺约占全新疆清真寺总数的42%,喀什巿就有六百多座。第二,穆斯林人口多。喀什地区信教群众近300万人。第三,宗教职业者多。按照伊斯兰教规定,每个清真寺至少要有一名宗教职业者管理清真寺,在礼拜时领拜,以及处理和婚丧有关的事情。第四,学经人员多。喀什地区学经人员较多,学经一般几个月或在经文学校是三年,毕业以后,能够在清真寺工作。第五,朝觐人员多。朝觐是伊斯兰教的天命,伊斯兰教义规定凡是身体健康、经济条件许可的穆斯林一生中都应该去麦加朝觐一次,对穆斯林来说朝觐的吸引力很大。在新疆,若要研究和探讨民族文化,就不可回避这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就既要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关注宗教,认识到宗教对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殊意义,又要尊重其作为新疆民族文化特殊性的现实影响力。

(三)民族语言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它又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今社会,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不与周围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交往,只要交往语言就成为第一需要。在我国,科技文化经济等主要信息载体是汉语,在获取传播信息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在经济飞速发展、科技知识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不学汉语就无法面向全国,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省区,2006年全区总人口2010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61%。截止2005年底,全区各级各类在校学生441.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58%[5]。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保障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力,在新疆各地无论民族大小,使用母语人数多少,国家和自治区都予以提供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学习的基础条件。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从小接受的主要是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以至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创新,不懂得汉语成为掌握和知晓新技术、新信息的一大障碍。在这一形势下,2004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在总结原有“双语”教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提出“民汉兼通”的目标,旨在逐步推进双语教学工作,不断扩大“双语”教学的范围和规模,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教学质量。这一决定的实施,全疆的少数民族群众送子女学汉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南北疆各地包括到乡镇一级的不少汉语学校,民族学生的比例普遍超过了20%,许多学校达到了50%以上。在汉语教学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像莎车县佰什坎特镇“双语”实验小学和乌什县阿合雅乡中心小学那样创造条件实施“双语”教学的学校。这对于和谐新疆建设、实现新疆与全国同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新疆范围内普及汉语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同时,新疆在少数民族教育中大力推进“双语”教学,这势必又将会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发展造成一定程度影响。这种以“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言并行”的双语模式,就是既要尊重和维护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或多元性,又要坚持民族文化的一体性或统一性。因此,这种特色鲜明的“双语”模式,正体现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变迁。

(四)族际交往

族际交往的前提是居住格局,它是某一区域内人口构成及其居住区域的空间组合方式。一个区域内各民族的居住格局是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新疆自解放以来形成了各民族杂居的居住格局,只有维吾尔族还有相对集中的居住区。有了各民族的杂居,族际交往成为可能和必需,通过族际交往方式使得原有文化得以变迁和改造,这是各种不同文化相互传播、相互采借、相互交流的过程。比如在新疆一直有族际通婚的事实,这种“混合家庭”其实就是一种“混合型的多元文化”,而这种族际通婚的状况和程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新疆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变迁轨迹。

据中国新疆网的报道,在伊宁市,汉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现象增多。伊宁市民政局的一份统计显示,不同民族通婚数量自2001年突破100对达到115对后,不同民族通婚的数量开始逐年增长。2003年有135对, 2004年增加到149对。而2006年,通婚的数量则达到了243对[6]。但同时,根据新疆社会科学院关于族际通婚的调查分析显示,各民族间均有通婚发生,但数量多少有所差别。

主要表现为:(1)以汉族为通婚对象的民族群体最多,汉族的族际婚姻数量最大。

(2)散居民族的族际婚姻发生率较高,如散居在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塔城市的锡伯、达斡尔、蒙古等民族。

(3)文化相近的民族之间更容易通婚,如维吾尔与乌孜别克、塔塔尔间,哈萨克与塔塔尔、乌孜别克间,汉与满、蒙、回等民族间的通婚较多[7]。而且还分析说,族际通婚难度最大的是维吾尔族与汉族的通婚。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以不同民族间通婚为表现的族际交往,就是新疆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和碰撞的过程,汉族群众由于民族风俗意识的转变较快,而且不受宗教信仰因素的制约,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直接体现就是同其他民族通婚的比例要高于其他民族;相反,其他民族尤其在维吾尔族集中的地区,由于强烈的民族传统意识,再加之有宗教信仰,使他们一时很难完全接受另一种文化。这种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思维和行为方式,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五)民族节日

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直接表象,在新疆这更能说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比如新疆各少数民族民族的节日,就有20个之多,本文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节日———古尔邦节,来说明其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差异。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是新疆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传统盛大节日。时间为肉孜节后的第70天,即伊斯兰教历的12月10日。按照习俗,穆斯林人家在节日中都要宰杀活畜庆祝。过节前,家家户户都把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忙着精制节日糕点。节日清晨,穆斯林要沐浴馨香,严整衣冠,到清真寺去参加会礼。新疆的维吾尔族在古尔邦节时,无论是城市或农村的广场上都要举行

盛大的麦西来甫歌舞集会。广场四周另有一番景象:色彩缤纷的伞棚、布棚、布账、夹板房内,铺设着各式各样的木桌、板车、地毯、毛毯、方巾,上面备有花式繁多的食品小吃。解放后,为了照顾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过节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月12日颁布了《关于伊斯兰教的人民在其三大节日屠宰自己食用的牛羊应免征屠宰税并放宽检验标准的通令》,允许免税屠宰自己的牛羊。新疆各地区在传统的“古尔邦”民族节日来临前夕,牛羊活畜市场人声鼎沸,买卖双方交易火爆,洋溢着热烈的节日气氛。

而新疆的汉族群众仍同全国其他省份的汉族民众一道过着自己的传统佳节,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和中秋佳节。从2008年起,端午节和清明节、中秋节被列入国家法定节日,这样使得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民族都可以享受这些节日,对于其他民族而言这些法定节日的推广就意味着他们要尊重和接受汉民族文化。正如少数民族在节日上有一些庆贺和饮食禁忌一样,在新疆法定的肉孜节和古尔邦节日期间,汉族群众也通常在少数民族节日期间给予形式各异的祝福,以此表达对其他民族风俗文化的尊重,无形之中这种礼节上的相互尊重本身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试想若是在单一民族或者主要是单一民族为主的地区,没有文化上的差别,这种“尊重文化”的心理和行为就无从发生和出现。所以,通过民族节日祝福表现出来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尊重习俗,又印证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深刻内涵。

(六)民族风俗

民族风俗,是指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在服饰、饮食、婚嫁、丧葬、礼仪等方面的习惯做法。新疆的多数少数民族不仅在外貌、语言、宗教方面特色鲜明,而且其丰富多彩、习惯独特的民俗民风,更展现了新疆多民族文化是一个色彩斑斓、纷繁绚丽的多元文化。这里选取比较突出的几个方面来说明。

民俗民风。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关于饮食的禁忌习俗。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以面粉、大米为主食,主要吃牛、羊肉,禁食猪肉、驴肉、食肉动物及凶禽猛兽,禁食猪肉和一切动物的血。在待人接物方面,少数民族很重礼节。亲友见面,一般都要握手问候。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的群众在遇到长辈或朋友时,习惯把右手按在前胸中央,然后把身体向前倾斜30°,并连声地说:“撒拉买里孔木(意为'祝您平安')!”此外,在丧葬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人死后一般都实行土葬。出葬时不许妇女和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到墓地去。死后的第7天、第40天和1周年,家属均要举行悼念活动,此项仪式叫“乃孜尔”。民族服饰。新疆少数民族的服饰色泽艳丽、五彩缤纷,华丽堂皇,种类繁多。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妇女爱着彩色连衣裙,戴鲜艳或洁白的头巾,喜爱耳环、耳坠、项链、手镯、戒指等装饰物,显得雍容华贵、仪态万方。男性爱穿绣花衬衫或袷袢等,维吾尔族男子还多喜欢在腰间系一条腰带。戴绣花帽几乎是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共同爱好,但又随民族与地区不同而互有差异。如维吾尔族男女都喜欢戴绣工精致的小花帽;哈萨克族姑娘喜戴猫头鹰羽花帽;柯尔克孜族青年妇女则喜欢戴红色丝绒圆顶花帽;塔塔尔族妇女尤其喜欢戴镶有彩珠的花帽等。蒙古族男子爱戴呢料大檐礼帽,显得潇洒大方;回族男性则为黑白小圆帽,显得整洁庄重。每逢喜庆节日,各民族都穿上民族盛装,色彩斑斓,令人目不暇接。民族歌舞。新疆自古就有“歌舞之乡”的美称。歌舞艺术历史悠久,维吾尔族民歌《新疆是个好地方》《阿拉木汗》《达坂城的姑娘》《青春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哈萨克族民歌《玛依拉》《在那遥远的地方》;塔吉克族民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乌兹别克族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等一批世代流传的民族歌曲,已伴随着丝路驼铃,蜚声中外,名扬天下。新疆歌舞以动听优美的音乐,绚丽多姿的舞蹈,深刻反映了西北边陲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被誉为音乐之母的维吾尔族古典乐曲《十二木卡姆》集音乐、舞蹈、演唱、文学、生活为一体,规模宏大、思想深邃,集中体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音乐创作的非凡才能,2005年11月25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即都是通过内外两个方面来显现。民族文化也不例外,若用内在性和外在性来描述民族文化的几个元素,除民族意识、宗教信仰、族际交往外,那么民族风俗元素就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外在展现。总而言之,在新疆的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成员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可谓“十八般武艺”,个个精彩、个个绝妙,可以确定地说这就是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现代元素,这必将对今后新疆的文化策略产生巨大影响

第三篇：新疆历史与文化读后感

从公元前60年到公元2008年，从西域都护府到新疆人民政府，从匈奴帝国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13个民则大杂居到55个民族小聚居，从一条古丝绸之路到8个国际通商口岸，从不可能变为可能……新疆人民在为人民生活奋斗，新疆人民在为国际和平尽力!纵观新疆地方史，是一个灿烂而且神秘的足迹。它记录着新疆人民的历史进程。在这片广阔富饶的土地上居住着由古老的塞人、月氏、乌孙、羌人、汉人及匈奴人等各大小部落。他们在战争中成长，在和平中发展。是他们建立了古老的西域。随着中原地带对新疆的发展与管辖，历代皇帝在新疆特派使者设立军事机构及驻军。他们认为，只要控制新疆的治安就能保证天下的苍生，就能维护边疆的稳定。至今，我国任然将保卫新疆的安全稳定作为首要问题，维护祖国边疆的稳定就是维护民族的发展，就是国家前进的前提，所以，新疆不容任何分-裂势力的干扰，新疆肩负着和平事业的重担。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地域性决定着民族的多样性。也就是决定了新疆民族的多样性及复杂性。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疆已经是主要由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哈萨克族及蒙古族等十三个常住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这个占全国总面积六分之一的广阔地域，却凝聚着五千年辉煌的文化。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互帮互助，公共为了新疆的明天努力着，为了世界的文化努力着。因为这里没有民族的界限，没有歧视更没有纠纷，新疆，一片欣欣向荣。

通过对马克思理论的学习研究，中国人民用智慧总结了其核心，又根据中国当前现状，研制出了专门针对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理论内容提到：第一，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充分认识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第二，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原则;第三，通过社会改革引导翻身解放的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各民族社会经济全面进步和共同繁荣;第四，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第五，改革开放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域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六，坚持国家统一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第七，不断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民族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第八，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

就当前新疆的发展状况而言，各民族之间互帮互助，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见到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帮助的实例。“好心的维吾尔族的哥见义勇为”“善良的新疆姑娘为少数民族青年无偿捐献肾脏”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如果你是从外地来的，那你更会被新疆人的热情所感染。听“欢迎你来我们新疆!”热情的维吾尔族大叔那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看，好客的哈萨克大妈端上了热腾腾的奶茶。感动从心底交融，热情在指尖迸发，弹起手鼓唱起歌，新疆人民欢迎您的到来!揭开神秘的面纱，大漠的孤烟连通着天地。四周一片荒芜。远方传来一阵舒缓的驼铃声，楼兰古城那神秘的钟声载着历史厚重的车轮向前，蹒跚而行。古兰经的奥义孕育着信仰伊斯兰的圣徒们在新疆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成长。是宗教教会他们待人，是宗教哺育他们思维。

早在隋唐时期，新疆人民就已经形成了多种宗教并存的形式。其中以伊斯兰教最为广泛。人民在宗教的教诲下进行着和睦的发展，没有暴-力和背叛。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新疆后，党中央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权益，根据其深远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特制定出了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其中以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管理的政策、独立自主自办的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策，以及加强对爱国宗教人士团结教育的政策等等。这些政策为新疆少数民族团结一心、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扎实的基矗

新疆之人

误解给新疆带来了不为人所知，带来了委屈，因为天价“切糕”、极端恐怖„。甚至人们都对新疆避而远之，来游访的游客少了，新疆人民的收入少了，但当“家徒四壁”的鲁湿穆孜克地老人崛强的拿出家中为数不多的美食招待你，当乡河小畔边姑娘身着艾德莱斯丝绸衣裙诉说新疆的文化传奇，当人们娱乐排遣的寄托于熙熙攘攘的巴扎中时，你又会作何感想？

新疆之景

在新疆的土地上，遥望着帕米尔高原，一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雨淋头，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月开头。奇山怪石，奇花异草，看牧场点缀雪岭山谷，品文化遗址散落巍峨冰峰，驰骋骏马于天地，而与看云水漂流，让时光静静地走，日出带来时间的静止，日落划破天际的云晕，听着塔吉克人那口口相诉的古老传说，我想没有人会不留恋！

新疆之玉

喀什，新疆“金玉之邦”的摇篮起源之地，“丝路明珠”就此展开，两千年的美玉文化之基，自古以来那玉的玉洁冰清的灵魂，儒雅翩翩的气度，内涵深邃的修养令人陶醉，新疆的采玉人跋涉在数千米的崇山峻岭之中，采回完好无损的玉石，在湍急的水流中踩踏，以脚证玉，“拾玉”的契机带来不一样的美，美玉之乡——莎车，中西方文化在此交融，泽普县玉石一条街、喀什玉石古玩一条街，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淘金者在这里汇聚。

新疆之节

当穆斯林坚持沿用自己的希吉拉历起，诸如古尔邦节、肉孜节、诺茹孜节，就开始遵循了，被誉为穆斯林的新年狂欢——古尔邦节上信徒沐浴朝圣，诵读《古拉经》，亲朋好友相聚一堂，宰牲仪式的隆重召开，唤醒了沉睡的穆斯林们；被誉为斋戒之后的盛大庆典——肉孜节上，立于清真寺下的虔诚教众，密如潮水的人群却悄无声息，叼羊特殊的活动骑手们的荣光在此一搏；被誉为春雨时节的叙写史诗——诺茹孜节上，狂欢的气息蔓延，迎春节的召开带来丰收的开端，诺鲁孜饭的喷香弥漫在空气中，千人同味，万人共食，为来年祈福。

第四篇：浅析太极拳文化根源与儒家思想

太极拳的文化根源与儒家思想

——陈家沟太极拳馆合肥分馆整理

一、儒家思想核心

仁：爱人既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宽恕、容人之意。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悌：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孔子非常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

二、儒家思想与太极拳

儒家文化作为封建社会伦理文化的主体, 注重人事、血缘、社会, 成为中国典型的传统文化形式之一.从西周的以德配天、养吾浩然之气到明清时的禁欲主义、气者, 理之依也的演绎过程为中国其他传统文化的构建与形成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理论根基.产生于明清时期的太极拳也深受其濡染.作为一种身体文化符号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合体的太极拳文化, 不仅对中国传统武术的理论实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而且它的文化价值对现代健身、休闲理念的构建与形成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太极拳是一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 在其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是以诸多文化为其理论实质.这些文化对现代体育文化的拓延与外放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尽管太极拳门派有别，具体动作架式也有出入，但基本要领是大同小异的，如眼神、腿劲、动作转换、协调等，都闪耀着夺目的哲学光芒。下面看看太极拳与儒家思想的一致性。

（一）太极拳“礼让”伦理观与儒家核心思想

仁义、礼义和智信相互渗透并充斥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骨架, 这虽说是古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一种观点与看法, 但作为几千年的文化内涵中的一部分, 它充实了太极拳的拳性、拳理, 使太极拳除了形成修养身心的价值功能之外, 为太极拳社会职能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养料。太极拳的“礼让”也是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

（二）太极拳的具体动左传承儒家思想

太极拳遵循天人不分、两者合一的古典哲学思想, 完成了哲理到拳理的过渡.这是传统儒家天人文化对古代体育项目的理论丰富与发展.太极拳每招每式的习练特征是以传统哲学为文化依据, 是中国儒家思想在肢体运动上具体表现.太极拳的要求如同儒家思想所说人与自然建立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 保持一种良性的生态平衡, 是对征服自然错误理念的反思和纠正, 继而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共存共处、和谐发展的新型关系.1、眼神

太极拳的目光内敛折射出中国人平和的心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天人合一心态在太极拳一个小小动作要领中的浓缩。目光内敛，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收敛，而是一种爆发力极强的警惕性内敛，因为它要求习练者用眼睛余光去留意180度视力范围内的边缘地带以待应对危险的人或物对自己的突然性不利行为，这种静态的警惕，是为了静观其变，保存自我的精力与实力，以使自己的有限精力与实力用在对手最薄弱的进攻环节上，做到后发制人。

2、动作转换

任何武术套路都是由一个个单式动作连缀而成的，而如何转换连缀，观察之，亦可发现期间所蕴含的许多哲学道理。以单鞭动作为例，动作定式后前进不得后退不了，如何摆脱困境？此时，可进身跟步以膝攻击对方，也可内转提手上式既而手挥琵琶，甚至可以稍微变换一下手势，外转履合然后直上步撇身捶。真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太极拳单式动作的连接让我们的思维不断地与智慧撞击火花，它让体悟者相信：在逆境时不可丧失自信，暂时偏离目标的迂回也是可以达到目的的；若只想勇往直前直指目标的话，将死胡同凿了一个洞却也能豁然开朗，跨进另一个洞天！这种体悟就是太极拳“由妙阶及神明”的境界！

3、协调性

练好太极拳要求习练者有相当娴熟的协调性，以沉身采手为例，完成这个动作其实有四个小动作要同时完成，即沉身、采手、落步、转腰。它们同时启动，虽然所运行的路线长短是完全不同的，却要在相同的时间内完成，即四个小动作同时到位。四个小动作各安本份，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最终合作完成了一个更大的动作。太极拳以人体的灵活沉稳动作给世人以儒家中庸和谐的哲理启迪，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仍焕发着它独特的智慧光芒！当然，太极拳动作的严谨和协调，它所展示出的和谐之美也给世人以无穷的审美享受。

（三）太极拳养练的理论内核

在人格修养中, 研修正心诚意、改过迁善、致中和的涵养工夫,这种神明观在农耕时几乎浸染到各个领域, “粗俗”的古代武术也为此被托附上了许多文化、甚至是神话的色彩.太极拳无不例外, 不敬则外慢师友, 内慢身体, 心不敛束;不可满, 满则招损等等的道德规范极大地丰富太极拳的文化属性, 太极拳这种诉诸于“拳”与“心”的合一和自己的本体所潜藏着“内圣外王”的势能和持之以恒的工夫, 显示出了物化自己、人化自然修养法则.太极拳正是在这种法则的影响下, 形成了以内养外、以外养内、内外兼修的养练思想和形神俱备、艺德双修的艺用思想.这与萌发于以商贸业、航海业为主的古希腊人的外向性、易思变, 好冲动和勇于冒险的精神[2]形成了一个显明的对比.因此, 当从事奥林匹克的人为表现更快、更高、更强、更难、更新、更美的挑战和自我价值时, 对自身所发出负作用, 让人们不得不更加理性地思考太极拳的人性魄力.太极是中国的基础哲学，也是中华文化的根源。太极拳是阴阳虚实的身体力行和实践哲学。一个小小的太极拳动作蕴涵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习练者是通过身体力行来学习中华文化，来感悟其中的哲理与美感，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习练者某些不良的行为动作，甚至改变气质。习练者在渐知渐行中，将太极精神涵化于自身灵魂深处，而这就是我中华太极武艺能够代代传承的原因所在。

第五篇：腐败的历史根源

腐败的历史根源

社会转型期滋生腐败。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所有制结构的逐步变革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在这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特别是近几年来，“以权经营”、“官倒”、“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甚至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千方百计逃避法律的惩罚，更是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拉拢腐蚀少数领导干部。这就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土壤。

管理机制不全“孵化”腐败。目前我国的各项管理机制的改革仍然保持着原有的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过程政治和经济上的多重分权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资源。分权使政府权力在横向和纵向上更加独立。由于从来缺乏自下而上的约束，分权后权力的制衡和约束越来越形同虚设，为腐败提供了机会。许多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仍然采用计划体制下的手段来解决，这种新旧体制转轨交替并存，客观上也给腐败现象的滋生留下了可乘之机，使一些腐败官员能够利用计划经济形成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大财，成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经济根源。

权力绝对化导致腐败。过去我们在权力的设置上强调命令贯彻和服从的多，而常常忽略了权力的制衡，在如何保证双方能够健康有序的行使方面考虑较少，制约权力滥用的制度或缺失或不完整、不健全，导致目前权力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和一些领导干部或“一把手”手中被严重地私有化、商品化、绝对化。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来保证领导干部的廉洁，但由于监督缺乏有效手段，使得执行力度不够，监督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一直以来不少单位的纪检、检察对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监督行之有效，而对本单位“一把手”却不敢监督，加上少数“一把手”的自律意识不强，不愿接受监督；一些上级组织重使用、轻管理、疏于监督；同级班子成员碍于情面不愿监督；下级同志怕受到打击报复，不敢监督；尽管这些监督头绪繁多，但监督机制不健全，执行力度不大，导致监督失效。由此可见，我国虽然已建立了权力机关监督、法律监督、党内监督、党外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监督机制，但由于种种原因，监督的合力没有形成，严重影响了监督的实际效果，怎能不会使绝对化的权力导致腐败?

一、生产力既发展又不发达的状况是腐败产生的历史根源

概括而言，腐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不存在腐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存在腐败。因此，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展，人们还没有产生私有观念，也就谈不上“腐败”。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人类的智力不断进化，逐渐产生了私有观念，开始区分“你的”、“我的”、“他的”。生产力的不发达状况，决定了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加上居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逐渐形成和存在，腐败具有了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便具有了现实性。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升华，到共产主义社会，极大的物质财富能够满足人们各种需要，区分“你的”、“我的”这种私有观念已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腐败也就不复存在。

可以看出，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腐败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必要因素，其一是私有观念的存在，其二是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人们没有私有观念，不知道区分“你的”、“我的”、“他的”，腐败的产生便没有可能；如果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切需要和欲望，腐败也就没有产生的必要。在这两个因素具备的条件下，私有制的存在使腐败的产生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或者说，私有制的存在使腐败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从根本上说，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

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这一论断，说明腐败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种认为腐败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观点，认为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和贯穿于整个社会形态的观点，认为腐败贯穿于行使公共权力始终的观点等等，都是错误的。甚至个别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根除腐败的观点，更是极端错误的。这些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更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需要加以反对。

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这一论断，决定了人类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问题，最终要靠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当然，我们同时要注意的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既能创造消除腐败的条件，同时也会为一些新的腐败形成提供土壤。

二、权力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是腐败产生的重要条件

研究腐败，离不开对权力的研究。就一般意义而言，权力具有下列几个特点。首先，权力具有公共性。从本质上来看，权力起源于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对比关系，一种权力的存在意味着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建立起了正式的不平等关系。因此，权力本质上是某一社会集团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现，具有公共性。其次，权力也是一种资源。权力具有能够调动和调整社会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支配力量，即具有资源控制权。同时，基于社会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等的稀缺性，决定了权力同样具有稀缺性。权力的这种稀缺性，是造成权力扩张和权力角逐的根本动因。再次，权力要得到具体的实施，必须通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职位来体现。公共权力的实现必需经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职位这一中介，这就是权力的代理性。

权力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权力具有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即权力的“公共性”与“代理性”的矛盾，或者说是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矛盾。从权力的来源看，权力是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现，应该为特定的社会集团或利益群体所共有，并为特定的社会集团和利益群体服务，这决定了权力不能是某个人的私产，不能用来为个人谋私利。但是，本属于社会集团或利益群体所共有的权力要得到实现，却必须通过具体代理人和具体的职位来进行，必然要打上代理人的烙印。这样，权力的“所有权”与权力的“使用权”便存在着必然的分离。这种分离就蕴含着权力被滥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权力使用者本身存在着“公”与“私”的矛盾。基于权力具有资源性和稀缺性的特点，作为权力代理者的个人，既有可能利用权力来为公共利益服务，也有可能利用权力来为私利服务。

从现实意义上说，腐败是权力的异化。权力所具有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和权力使用者的“公”与“私”的矛盾，决定了在权力所有者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权力行使者就可能利用权力来谋取私利搞腐败，或者为满足私利欲望而扩张和聚敛权力，甚至导致对其他公民权利的剥夺。另外，现代社会中的权力一般并不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而是常常有合法的形式来源。这既保证了权力的权威性，又使权力不容易受到质疑，并受到社会的肯定。这一特点，也有可能使权力行使者打着权力合法性外衣滥用权力，公众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难以察觉和监督。

对权力的特点和矛盾的分析表明，反腐败斗争离不开对权力特性的深入研究，只有深刻洞察和全面把握权力运行的内在规律并加以运用，才能真正建立起权力制约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三、个体需要的无限膨胀是腐败产生的潜在因素

人在世界上首先面对的是要生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就是说，人生存的第一要义首先是要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是由人的自然属性所内在决定的，是内在的必然性。肯定这一点，也就是要肯定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合理性。

当然，人之为人，其本质特点在于人的社会性。就人的需要种类而言，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不仅有个体需要，还有整体需要；不仅有生存需要，还有发展需要等。就需要的满足程度而言，当饥饿和寒冷侵袭时，吃饱穿暖是最迫切的生存需要；当吃穿问题解决后，享受需要又随之产生；在没有对比之前，对某种状态感到很满足，但在比较之后却对自己的状态不再满足等等。恰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已经达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使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人的需要的这种无限性，是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同时，它也是构成人类灾难和困惑的重要根源。

人的需要的社会性，还表现为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需要。甲的需要可能不同于乙的需要，个体的需要可能不同于集体、社会、国家的需要，甚至产生矛盾和对立。另外，人的需要的社会性还表现为满足需要的途径和社会评价上。社会一方面为人们实现各种需要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但同时也决定了人的需要的满足范围和限度，决定了人的需要满足的非随意性和非主观性。同时，个体需要的种类和程度还要受到社会评价的深刻影响。

可见，人的需要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性；既具有主观评价性，又具有社会评价性；既具有无限性，又具有有限性。因此，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构成人的需要的内在矛盾。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主体的需要远超出社会规定的合理限度，就属于膨胀的不合理的需要。对这种不合理需要的追求，往往会成为违法犯罪的动机。反常的、畸形的个体需要常常引发反社会行为。一些个体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不能有效抑制自身膨胀的需要，又不能通过合法途经和手段来满足，就很容易转化为贪污受贿的动机。

对个体需要的分析说明，社会一方面要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同时要加以引导，树立正确的需要观，减少人们产生膨胀需要的条件。

四、私人利益的贪婪追求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动力

利益是能实现和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和条件，或者说，利益是人们需要的社会转化，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的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主体需要。由于主体需要的多样性，利益的内容和形态也是多样的。有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眼前利益、未来利益；现实利益、潜在利益；直接利益、间接利益等等。害处也是一种重要的利益，不过是一种负利益。不同的主体对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价值评价和排列次序。如大多数个体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倾向于选择眼前的物质利益，除非未来的利益足够大且能确定把握得住。

利益是需要的社会化。利益的实现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活动。个人的内在需要要得到满足，就必然获得社会的内容和规定性。人类的劳动和生产是人类实现利益的中介或手段。恰如马克思所说，“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创造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因此，特定主体的利益空间有多大，实现的方式如何，是由一定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具有客观制约性。

由于利益直接涉及主体内在需要与外在对象的关系，决定了利益本身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这种内在的矛盾就是主体的多种需求与社会规定性之间的对立统一。这一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利益主体自我实现的要求与社会实现途径之间的矛盾；利益形式的主观性与利益内容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利益实现的目标性与手段性之间的矛盾；利益的具体有限性与利益发展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等等。对利益的贪婪追求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动力。人的需要是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人的利益追求也具有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个体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利益主体之间及不同利益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很好地对待利益矛盾，就容易采取不劳而获的方法去掠夺他人和社会的财富和利益，从而走向极端行为和违法犯罪。另外，现有的体制和机制若不能很好地达到一种利益均衡状态，也容易使一些人走向错误的道路。

马克思指出：“把人和社会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可以说，利益对人的影响深刻而广泛。通过对利益的深入分析可知，研究和运用利益机制对反腐败倡廉建设具有极可重要的意义。利益既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动力，也可以是遏制腐败的重要手段。如何通过设立有效的“私人利益制衡机制”来预防和惩治腐败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