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梦的历史根源

第一篇：浅谈中国梦的历史根源

浅谈中国梦的历史根源

姓名：刘胜青 学号：201220010127 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就赋予了中国梦以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使中国梦深深植根于历经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史中。

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梦想。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轴心时期”，我们的先人对理想社会就有一个朴素的梦想，这就是对大同理想的向往和憧憬。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自古以来，中国先贤就以“天下大同”即共同社会理想为追求目标。《礼记·礼运》中有一段被后世反复引述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段关于大同社会的经典描述，体现了我们的先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期盼与梦想。

《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理想，虽然是在当时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自然经济背景下产生的，但从思想内容看，它超越了具体的社会形态，带有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性质，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这使得它可以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历久而弥新。事实上，自《礼运》篇正式提出大同理想以来，中国人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吕氏春秋·贵公》明确倡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东汉公羊学家何休提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进化观，其中“升平世”类似于《礼运》篇中的“小康”社会，“太平世”则与“大同”社会相仿。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虚构了一个没有战乱和罪恶、民风淳朴、其乐陶陶的世外桃源.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并以三代之治为范式，试图建立“公天下”的制度体系。对“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清明政治的向往，对“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公平社会的诉求.可以看出，大同理想在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一直是批判社会现实、用于返本开新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

二、到了近代，面临救亡图存的压力，先进的中国人仍未放弃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在欧风美雨洗礼和中西文明碰撞中，传统的大同理想被赋予新的时代特色，转化为批判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资源。旅居英国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王韬在回答英国学生提问时说，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国”，同《礼运》篇中的大同说“颇为契合”，使得提问和旁听的学生与先生“群击叹赏，以为闻所未闻”.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认为大同之制是人类公理，实现大同必须破除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等“九界”，而要“去九界”，必须废君权、兴民权、行立宪。康有为的大同观杂糅了儒家的大同理想，基督教、佛教的博爱教义以及欧洲的乌托邦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反映了大同思想在近代的新变化。再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历代的农民起义多次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的口号，太平天国运动甚至明确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

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多次用大同理想阐释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还试图把大同理想同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结合起来，认为“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这些都表明传统大同理想可以在面对现代文明、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激扬新的生命力，都体现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要求，尽管大同理想是多少代中国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情结, 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无论是两千多年传统社会中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实践，还是近代以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种种尝试，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实现大同理想的现实路径。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到头来却依然“革命尚未成功”。历史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不但没有找到通往大同之路，连最起码的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都无法捍卫，徒留“山河梦断”的惆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一句话，无论是旧式的农民反抗斗争，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的改良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想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更谈不上实现大同理想，中国人仍在漫漫长夜中苦苦挣扎。

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才真正找到了实现民族解放、通往大同理想的现实道路，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的“经过人 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这是一条真正的通往理想社会之路，也是通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路。

为什么自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茫茫前路从此就有了光明、大同理想就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彼岸？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让这么多志士仁人热切拥抱，以虽九死而犹不悔的精神执着追求？很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既占据了人类价值和道义的制高点，又是真正科学的理论，是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自从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大地后，人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为之奋斗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契合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精神信仰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基础，与中国自古以来所倡导和追求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处，因此能够引起普遍的强烈共鸣。然而必须看到两者之间也有着本质区别。传统的大同理想虽然描绘了一幅天下为公的美好图景，但是由于它看不到大同理想不能只建立在均贫富和礼乐教化的基础之上，而是必须以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同时由于历史局限性，也找不到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现实路径，因而终究只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则向人们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进而指出了通往物质和精神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使千百年来人们心向往之的大同理想不再只是空洞的梦想。

“一唱雄鸡天下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使一个古老的泱泱大国重新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我们党带领人民迅速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并开始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当我们壮志冲天、满怀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也犯了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忽视了生产关系必须同生产力相适应这一客观规律，一度大刮“共产风”，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想要早日实现“芙蓉国里尽朝晖”的大同境域的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这些认识和实践严重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超越了历史阶段，使中国人民在追梦的过程中遭遇了严重挫折，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这种距离社会主义理想相去甚远的状况，使党和人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得不重新思考。

四、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迎来了新的历史转折点。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党果断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结合基本国情提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与现阶段共同理想的区分，提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施“三步走”战略。正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的前提是物阜民丰的小康社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小康社会，正是推动社会主义向高级阶段发展的现实路径。如果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脱离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空谈大同理想、共产主义，不仅无法实现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反而会导致离梦想越来越远。只有脚踏实地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奋斗，才能最终实现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广泛深刻、波澜壮阔的巨大变革，使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使社会主义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前两步战略目标，正稳健而又充满自信地朝着第三步战略目标，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大同理想，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五

温古而知今。传统大同理想中闪耀的理想主义色彩，具有不因时代发展而褪色的永恒价值。从古时的大同理想到今日的中国梦，尽管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然而其中所蕴含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人民幸福的追求、对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期盼，却有着一脉相承的连续性。

总书记在为我们描绘中国梦时所谈到的“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不正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无数先人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的积极弘扬者和真正践行者吗？

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在朝着中国梦前行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中国梦是亿万人民自己的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只有切实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保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中国梦才会有坚实的主体。公平正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只有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才能确保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只有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中国梦的实现过程才不至于偏离航向。社会和谐是人们自古以来的不懈追求和由衷向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只有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中国梦的实现才会有坚实的保障。

第二篇：历史材料分析题中国梦

40（25分）中国人的“中国梦”，历经艰辛与坎坷，却从未停止。这些梦想将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连成一线。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9世纪中期)运动倡导者的梦想，主要是为了使国家能够抵御外来侵略、镇压国内动荡并加强他们自己的权位。他们从未梦想要把中国锻造成一个近代化的新式国家。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 1933年的新年，上海《东方杂志》推出了一个“新年的梦想”特刊，国内各界人士同做一场“中国梦”。在各色的梦里，20多位教授、作家梦想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没有阶级压迫的平等社会；有人梦想整个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国共两党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94岁高龄的马相伯梦想：“未来的中国，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

——《一个时代的“新年梦想”》

材料三

中国的革命正是由这样两种梦想推动着：一是爱国主义者想看到一个新中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地位，消除古代旧有的„„社会差别。

——费正清《观察中国》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运动倡导者的梦想”带来的积极影响。(4分)作者认为“他们从未梦想要把中国锻造成一个近代化的新式国家。”这一观点是否正确?(2分)简要说明理由。(2分)

(2)据材料二，人们提出了哪些“新年梦想”?(4分)当时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新年梦想”?(4分)

(3)材料三中的“两种梦想”，今天正在变为现实。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为实现第二个“梦想”所采取的措施。(4分)

(4)中国人的梦想，生生不息、永无止境。作为一名新时代的中学生，你拥有怎样的“中国梦”?(5分)

40“中国梦”,折射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主线,描绘了近现代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求索的历史。阅读材料，回答问题。近代――“百年坎坷寻梦”

材料一 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个人 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把我 们国家的自由恢复起来，就要集合自由成一个很坚固的团体，中国国家自由了，中华民族才 真能自由。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孙中山文集》

材料二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中国是由于日本的大举入侵和举国抗战体^制的形成,才在 当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统一，国人的民族意识也因此得以极大提升。我们说，抗日战争使近百年饱受分裂之苦的中国重新统一起来了，增强了国民对国家认同的程度和对政府 的监督程度，它自然也就促进了国民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关心和参与，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复 兴的重要枢纽。

――杨奎松《抗战燃起中国现代国家梦想》 现代――“梦想照进现实”

材料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在考虑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时，认识 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方针，制定发展战略。1979年12 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来华访问，在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战略—— “小康战略”。小康战略是不断充实和发展的，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认“温饱（到1990)— 小康（到2000)—基本现代化（到2050)”的三步走战略 ――何爱国《重探新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演变》(1)据材料一，概括孙中山的主要思想观点。（6分）

(2)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抗日战争为什么“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枢纽”？(6分）(3)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小康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6分）(4)关于“百年坎柯寻梦”到“梦想照进现实”的曲折历程，谈谈你的认识。（4分）

40．参考答案：

（1）环保思想： 儒家：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道家：“道法自然”；

法家：严刑峻法保护自然。（一点2分，任意2点4分）

环境保护的措施：立法保护，禁止过度开采；设立相关机构和官职，加强政府的干预； 垄断重要资源。（一点2分，任意2点4分）

（2）原因：①工业化道路消耗大量的资源，破坏了环境；

②改革开放后，工业迅速发展，加剧了环境破坏（或回答乡镇企业的发展）；

③50年代大跃进，毁坏山林大炼钢铁，造成环境破坏；

④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

⑤人口的迅速增长，加速了环境的破坏；

⑥百姓的环保意识淡薄；

⑦政府的监管力度不够；（一点2分，任意5点10分）

（3）启示：改革粗放型经济模式，实现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控制人口增长；发展适 应环境要求的新技术和产业；加强政府对环境的监管力度；制定相关法律，并严格执行；通过各种途径增强民众的环保意识；（任答4点7分）

40、(1)影响：引进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4分)

观点：正确。(2分)理由：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2分)

(2)梦想：实现社会平等；实现民族团结；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建立民主法治国家。(言之有理，答对两条即可得4分)

原因：社会存在阶级压迫；国家处于内战状态；日本扩大侵略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缓慢；民主思想传播；人们渴望民族振兴等。(言之有理，答对二条即可得4分)

(3)措施：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言之有理，答对二条即可得4分)(4)本题为开放性试题，考生答案只要符合“中华民族振兴”的主题即可得5分。

第三篇：腐败的历史根源

腐败的历史根源

社会转型期滋生腐败。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所有制结构的逐步变革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在这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特别是近几年来，“以权经营”、“官倒”、“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甚至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千方百计逃避法律的惩罚，更是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拉拢腐蚀少数领导干部。这就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土壤。

管理机制不全“孵化”腐败。目前我国的各项管理机制的改革仍然保持着原有的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过程政治和经济上的多重分权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资源。分权使政府权力在横向和纵向上更加独立。由于从来缺乏自下而上的约束，分权后权力的制衡和约束越来越形同虚设，为腐败提供了机会。许多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仍然采用计划体制下的手段来解决，这种新旧体制转轨交替并存，客观上也给腐败现象的滋生留下了可乘之机，使一些腐败官员能够利用计划经济形成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大财，成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经济根源。

权力绝对化导致腐败。过去我们在权力的设置上强调命令贯彻和服从的多，而常常忽略了权力的制衡，在如何保证双方能够健康有序的行使方面考虑较少，制约权力滥用的制度或缺失或不完整、不健全，导致目前权力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和一些领导干部或“一把手”手中被严重地私有化、商品化、绝对化。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来保证领导干部的廉洁，但由于监督缺乏有效手段，使得执行力度不够，监督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一直以来不少单位的纪检、检察对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监督行之有效，而对本单位“一把手”却不敢监督，加上少数“一把手”的自律意识不强，不愿接受监督；一些上级组织重使用、轻管理、疏于监督；同级班子成员碍于情面不愿监督；下级同志怕受到打击报复，不敢监督；尽管这些监督头绪繁多，但监督机制不健全，执行力度不大，导致监督失效。由此可见，我国虽然已建立了权力机关监督、法律监督、党内监督、党外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监督机制，但由于种种原因，监督的合力没有形成，严重影响了监督的实际效果，怎能不会使绝对化的权力导致腐败?

一、生产力既发展又不发达的状况是腐败产生的历史根源

概括而言，腐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不存在腐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存在腐败。因此，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展，人们还没有产生私有观念，也就谈不上“腐败”。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人类的智力不断进化，逐渐产生了私有观念，开始区分“你的”、“我的”、“他的”。生产力的不发达状况，决定了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加上居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逐渐形成和存在，腐败具有了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便具有了现实性。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升华，到共产主义社会，极大的物质财富能够满足人们各种需要，区分“你的”、“我的”这种私有观念已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腐败也就不复存在。

可以看出，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腐败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必要因素，其一是私有观念的存在，其二是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人们没有私有观念，不知道区分“你的”、“我的”、“他的”，腐败的产生便没有可能；如果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切需要和欲望，腐败也就没有产生的必要。在这两个因素具备的条件下，私有制的存在使腐败的产生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或者说，私有制的存在使腐败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从根本上说，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

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这一论断，说明腐败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种认为腐败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观点，认为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和贯穿于整个社会形态的观点，认为腐败贯穿于行使公共权力始终的观点等等，都是错误的。甚至个别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根除腐败的观点，更是极端错误的。这些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更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需要加以反对。

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这一论断，决定了人类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问题，最终要靠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当然，我们同时要注意的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既能创造消除腐败的条件，同时也会为一些新的腐败形成提供土壤。

二、权力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是腐败产生的重要条件

研究腐败，离不开对权力的研究。就一般意义而言，权力具有下列几个特点。首先，权力具有公共性。从本质上来看，权力起源于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对比关系，一种权力的存在意味着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建立起了正式的不平等关系。因此，权力本质上是某一社会集团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现，具有公共性。其次，权力也是一种资源。权力具有能够调动和调整社会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支配力量，即具有资源控制权。同时，基于社会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等的稀缺性，决定了权力同样具有稀缺性。权力的这种稀缺性，是造成权力扩张和权力角逐的根本动因。再次，权力要得到具体的实施，必须通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职位来体现。公共权力的实现必需经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职位这一中介，这就是权力的代理性。

权力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权力具有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即权力的“公共性”与“代理性”的矛盾，或者说是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矛盾。从权力的来源看，权力是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现，应该为特定的社会集团或利益群体所共有，并为特定的社会集团和利益群体服务，这决定了权力不能是某个人的私产，不能用来为个人谋私利。但是，本属于社会集团或利益群体所共有的权力要得到实现，却必须通过具体代理人和具体的职位来进行，必然要打上代理人的烙印。这样，权力的“所有权”与权力的“使用权”便存在着必然的分离。这种分离就蕴含着权力被滥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权力使用者本身存在着“公”与“私”的矛盾。基于权力具有资源性和稀缺性的特点，作为权力代理者的个人，既有可能利用权力来为公共利益服务，也有可能利用权力来为私利服务。

从现实意义上说，腐败是权力的异化。权力所具有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和权力使用者的“公”与“私”的矛盾，决定了在权力所有者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权力行使者就可能利用权力来谋取私利搞腐败，或者为满足私利欲望而扩张和聚敛权力，甚至导致对其他公民权利的剥夺。另外，现代社会中的权力一般并不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而是常常有合法的形式来源。这既保证了权力的权威性，又使权力不容易受到质疑，并受到社会的肯定。这一特点，也有可能使权力行使者打着权力合法性外衣滥用权力，公众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难以察觉和监督。

对权力的特点和矛盾的分析表明，反腐败斗争离不开对权力特性的深入研究，只有深刻洞察和全面把握权力运行的内在规律并加以运用，才能真正建立起权力制约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三、个体需要的无限膨胀是腐败产生的潜在因素

人在世界上首先面对的是要生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就是说，人生存的第一要义首先是要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是由人的自然属性所内在决定的，是内在的必然性。肯定这一点，也就是要肯定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合理性。

当然，人之为人，其本质特点在于人的社会性。就人的需要种类而言，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不仅有个体需要，还有整体需要；不仅有生存需要，还有发展需要等。就需要的满足程度而言，当饥饿和寒冷侵袭时，吃饱穿暖是最迫切的生存需要；当吃穿问题解决后，享受需要又随之产生；在没有对比之前，对某种状态感到很满足，但在比较之后却对自己的状态不再满足等等。恰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已经达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使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人的需要的这种无限性，是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同时，它也是构成人类灾难和困惑的重要根源。

人的需要的社会性，还表现为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需要。甲的需要可能不同于乙的需要，个体的需要可能不同于集体、社会、国家的需要，甚至产生矛盾和对立。另外，人的需要的社会性还表现为满足需要的途径和社会评价上。社会一方面为人们实现各种需要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但同时也决定了人的需要的满足范围和限度，决定了人的需要满足的非随意性和非主观性。同时，个体需要的种类和程度还要受到社会评价的深刻影响。

可见，人的需要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性；既具有主观评价性，又具有社会评价性；既具有无限性，又具有有限性。因此，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构成人的需要的内在矛盾。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主体的需要远超出社会规定的合理限度，就属于膨胀的不合理的需要。对这种不合理需要的追求，往往会成为违法犯罪的动机。反常的、畸形的个体需要常常引发反社会行为。一些个体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不能有效抑制自身膨胀的需要，又不能通过合法途经和手段来满足，就很容易转化为贪污受贿的动机。

对个体需要的分析说明，社会一方面要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同时要加以引导，树立正确的需要观，减少人们产生膨胀需要的条件。

四、私人利益的贪婪追求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动力

利益是能实现和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和条件，或者说，利益是人们需要的社会转化，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的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主体需要。由于主体需要的多样性，利益的内容和形态也是多样的。有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眼前利益、未来利益；现实利益、潜在利益；直接利益、间接利益等等。害处也是一种重要的利益，不过是一种负利益。不同的主体对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价值评价和排列次序。如大多数个体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倾向于选择眼前的物质利益，除非未来的利益足够大且能确定把握得住。

利益是需要的社会化。利益的实现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活动。个人的内在需要要得到满足，就必然获得社会的内容和规定性。人类的劳动和生产是人类实现利益的中介或手段。恰如马克思所说，“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创造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因此，特定主体的利益空间有多大，实现的方式如何，是由一定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具有客观制约性。

由于利益直接涉及主体内在需要与外在对象的关系，决定了利益本身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这种内在的矛盾就是主体的多种需求与社会规定性之间的对立统一。这一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利益主体自我实现的要求与社会实现途径之间的矛盾；利益形式的主观性与利益内容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利益实现的目标性与手段性之间的矛盾；利益的具体有限性与利益发展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等等。对利益的贪婪追求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动力。人的需要是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人的利益追求也具有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个体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利益主体之间及不同利益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很好地对待利益矛盾，就容易采取不劳而获的方法去掠夺他人和社会的财富和利益，从而走向极端行为和违法犯罪。另外，现有的体制和机制若不能很好地达到一种利益均衡状态，也容易使一些人走向错误的道路。

马克思指出：“把人和社会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可以说，利益对人的影响深刻而广泛。通过对利益的深入分析可知，研究和运用利益机制对反腐败倡廉建设具有极可重要的意义。利益既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动力，也可以是遏制腐败的重要手段。如何通过设立有效的“私人利益制衡机制”来预防和惩治腐败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

第四篇：中国法治建设遇阻的历史根源

我国建设法治国家遇阻的历史原因分析

早在人类文明蒙昧之时，在古老的中国，皋陶借獬豸断案的传说中，“法”就已经藉着公正的神明裁判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随着文明的发展和国家形式的出现，围绕法与国家权力孰轻孰重的思考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然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治”思想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直到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法治”才终于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诞生。法治，意味着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需要服从法，体现的是与“人治”所不同的公平，正义与自由，而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必需的尊严。因此，它迅速成为了一个被人们长久关注和讨论的概念。

一．近现代中国的法治进程

“法者，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古代中国，有法制而无法治，法只是人治的工具。到了近代，西方“法治”理念逐渐渗透到中国；而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彻底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人。由于司法主权的丧失动摇了传统中华法系的根基，有识之士们开始接受并试着贯彻西方的法治理念，然而，这种尝试一直缺乏持续性。康梁尽管高举法治大旗，力图把中国改良为“以法为治之国”的法治国，却因统治阶级镇压而夭折；孙中山尽管强调法律为体，政权为用，法大于权，并设计《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中国有了法律形式的宪法，却也因各种原因使革命成果丧尽。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制定了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以法律对人民基本权利给予保障。然而随后长期的阶级斗争剥夺了法律的地位，践踏了人民的尊严，法治成果也被破坏殆尽。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长期被“理论禁区”禁锢的法学界得到解放，学界开始呼吁改变有法制无法治的状态，并很快得到中央的积极回应。1982年第四部宪法颁布，总纲第五条明确指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恢复了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标志着中央公开承认“法治”的必要性。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确认“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开始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中共的一项民主任务。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标志着国家从法律上承认了人权。2009年中国政府颁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是中国政府制订的第一个以人权为主的国家规划，它代表着中央从实践层面保障人权，建设法治国家的决心。

然而在肯定当今中国法治建设进步的同时，也要正视其中遇到的问题。一方面，法律受到政府公权力的压制，时常沦为官员实现其各类需要的工具；另一方面，法律受到强大民意的冲击，过分顾及判决的社会效果而忽视了司法的程序正义。处于官与民夹缝中的法律实际仍未取得至高无上的独立地位。

二．中国法治难以实现的原因

日本著名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法的独立存在仅以近代国家的强制力是不够的，近代社会其他的重要侧面即自主的个人人格的确立也构成其基础”。国家将法律加以制度化的推行，这一点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当今中国都做到了；因此，自主的个人人格缺失就是中国法治进程艰难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缺乏自主的个人人格的原因需溯源于传统文化。中国社会起源于建立在自然血缘之上的家族关系，表现在国家组织形式上就是夏商周的宗法制国家，而建立在血亲等级关系之上的周礼成为当时的道德规范。进入青铜器时代，随着生产力发展，宗法制国家逐渐解体，天下大乱。这一时期，孔子及其儒家文化以稳定社会为目的，宣扬“克己复礼”，“君臣父子”等思想，将周礼上升为规范整个社会的庞大而繁琐的行为准则体系。这一转折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自然血亲天生具有等级差别，将建立于此之上的家族关系放大到国家的范围，就会建成一个家国不分，等级森严的身份社会，而个人的地位则被忽视。这种身份社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纵向权力体系，它主张富而且贵，剥夺了平民经济上的自律，也就不会产生欧洲历史上富与贵两大社会集团的对峙，从而不会产生孕育法治社会的权利意识和自主人格。

孔子之后，从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神化君权开始，一直到封建社会结束，对于这种等级制度的修补一直没有间断。在这期间，一方面，礼教的巨大影响摧毁了中国古代法保持独立性的可能，“礼入于法”，“德主刑辅”，突出的是礼对于法的支配，道德和法律的界限变得模糊，法律道德化使判决公正与否完全不在于法律本身，而在于判官自身的素质；道德的法律化使伦理纲常成为强制性规范，它规定人必须做什么，严禁做什么，然而，它从未提及人能够做什么，因此，“权利”的概念在古代中国从未出现过，“保护人民权利”这一现代法的根本职能也就丧失了根源。另一方面，“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礼教构建的等级制度使人民不敢也不会铤而走险去“告官”，因为人民只是纵向等级制度的最下层。同时，由于法只

被看做镇压的工具，它主要表现为刑，这使古代中国人对法畏惧，产生一种“厌讼思想”，遇到纠纷尽量以和解的方式解决，个人的权利主张进一步被抑制。

虽然经过百年的努力，封建制度已经瓦解，一系列现代法律围绕一部理论健全的宪法建立起来，然而法治精神欠缺的影响仍然存在，它已成为当今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最大阻碍。

三.传统思想流弊对中国法治进程的阻碍

传统思想流弊首先存在于政府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的思想中。我们常说，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服从整体利益，这本无错。然而，许多官员将公民权利与个人利益等同起来，就产生了一系列侵权行为。比如一些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官员就很乐于以“对抗公共利益”为由给“钉子户”扣帽子，给强拆找好借口。黑龙江东宁县县长任侃公然告诫“钉子户”，“不要与东宁人民为敌”，就是对这一观念最生动的注脚。这种一味强调国家利益而践踏个人权益的国家主义本位观，正是由封建社会埋没个人的家国一体政治所造就，与当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完全相背离。

民间力量是近几年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受传统思想流弊影响，公民对法律的不信任和对特权的依赖，成为民间路径推动法治的阻碍。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桂维民曾说：“人们要讨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往往合情却不合法。因此还想在法外求情，再讨一个说法，这跟现在人们没有把司法判决作为最终裁决的观念有关。人们想求助一种人治，求哪个大领导说句话，好法外开恩。”人民对法律的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封建文化对人民正义观的影响。封建社会时所谓法只是权力的特殊运用，本身并无独立地位，而身份关系自身却有一套法外调节手段，“它将管理体制人格化，官职乃至普通职务都能变成身份，转化为特权”，因此人们更愿意将维护公正的希望寄托在现实的权力之上而不是虚设的法律。另外，人们追求的“公正”，往往“合情却不合法”，这看似与法律作为正义象征的形象不符。然而很多时候，问题并不在法律不公正，而是人民内心的道德“法律化”了，人民心中自己有一本由道德支配的法，它与真正的法律互相冲突。这种道德的法律化正是过去长期“礼入于法”造就的传统法意识的一部分。

对中国法治问题历史性根源的分析，可以为我国针对性改善法治进程中的问题提供合理建议。例如，通过教育普及，促进人民现代化法意识的觉醒，以民间宪政的形

式主动依法维权；同时，建立具体、可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坚决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唯此，才能让人民看到制度维权的希望。

第五篇：一道中国梦的历史分析题

一道中国梦的历史分析题

中国人的“中国梦”，历经艰辛与坎坷，却从未停止。这些梦想将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连成一线。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救国之梦】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泱泱文明古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中华民族陷入苦难的深渊。中国人民在抗争，仁人志士在求索。黑暗中，产生了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他是孙中山。

(1)孙中山的 “救国之梦”指导思想是什么?最突出的贡献是什么?(2分)

【建国之梦】毛泽东从欧洲借来的不是机器、宗教或自由制度的蓝本，而是共产主义。他借助于技术和灵活性，对症下药，使一位病八膏肓的病人——中国起死回生。

(2)结合材料指出毛泽东为实现“建国之梦”探索出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是什么?该道路开始的标志是什么?(3分)

【强国之梦】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

(3)邓小平理论是在什么会议上成为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辉旗帜？为什么称“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3分）

【我的中国梦】

(4)中国人的梦想，生生不息、永无止境。作为一名新时代的中学生，你拥有怎样的“中国梦”?(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