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朝韩问题的历史根源
朝韩问题的历史根源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东部，北隔鸭绿江和图们江与中国相接，东北一隅与俄罗斯接壤，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西、南、东分别被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环绕，为中国大陆的左翼，中日之间的跳板，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朝鲜半岛是朝鲜族世代的居住地，历史上建立过多个国家。
一、朝鲜的古代史及近代史
朝鲜历史上先后经历政权更迭，但几乎一直中国中原政权维持藩属关系。到近代，朝鲜的宗主国中国清朝已经落后于时代，西方列强经过两次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力的飞跃。
19世纪，急于获得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的资本主义列强开始觊觎朝鲜。朝鲜的近邻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力迅速膨胀，正交叉进行工业革命，因此扩张欲望强烈。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开朝鲜国门。1882年《朝美修好条约》的缔结标志着朝鲜国门的全面开放，也意味着朝鲜开始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角逐场所。朝鲜也被称为“远东的巴尔干”。
19世纪末列强在朝鲜的角逐并不露骨，但时有冲突。这是因为当时朝鲜的宗主国清朝为了防范列强（特别是日本）对朝鲜的觊觎之心，派袁世凯等人常驻朝鲜，积极经营，因而列强也无从下手。由于朝鲜半岛的战略要冲地位以及列强争夺朝鲜已初见端倪，清廷中一些人已经提出了朝鲜由中、美、英、俄共管的意见，朝鲜内部也逐渐兴起一种中立化的论调，希望朝鲜成为像瑞士联邦一样的永久中立国。但因为周边大国的利益考虑和冲突，这些想法都没能实现。
1894年，蓄意侵略朝鲜的日本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次年战败的清朝在《马关条约》中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日本成功排挤了中国在朝鲜的势力；1897年朝鲜高宗李熙在俄国的支持下自称皇帝，改国号称“大韩帝国”，日本与俄国在朝鲜半岛的角逐日渐白热化，终于引发1904年日俄战争。结果俄国战败，日本又排除了俄国的势力，彻底控制朝鲜半岛。1910年8月日本迫使韩国政府同之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朝鲜半岛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并设立朝鲜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
由此可见，朝鲜半岛由于其背倚中国东北、面向太平洋，夹在中、日、俄三大国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近代以来一直是大国争夺的焦点。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的爆发也是历史的必然。二、二战殖民者日本战败以及被美苏托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意、日法西斯败相明显，美、苏、英、中等主要盟国首脑频繁接触，就战后世界安排进行讨论。美国和苏联在德黑兰会议上同意日本殖民地——朝鲜半岛在“适当的时候”应实现独立。二战即将胜利的时刻，美苏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签定秘密协议，美英以出让中国外蒙古和东北利益换取了苏联对日宣战，并指出了朝鲜半岛因“高丽人（Korean）没有自治能力”故决定应该由美国、苏联、中国和英国实行国际托管。
1945年8月9日，在日本战败投降的前夕，美国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即三八线，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和北部的提议，并得到了苏联的认可。1945年12月29日，美军政府公布了12月27日由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签署的关于对朝鲜半岛进行托管和建立临时朝鲜半岛民主政府的《莫斯科协定》。1946年3月组成了美苏英托管委员会（中国因处在内战边缘未参与），形式上完成了雅尔塔协议中的约定。尽管该委员会的目标是在这个委员会监督下尽快使朝鲜半岛选出自己的合法民主政府，但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均在自己军队的占领范围内分别扶持了服从于自己的政权。处在冷战边缘的美苏两国均吸收了在欧洲的教训，在作为雅尔塔协定中真空区的朝鲜半岛问题上都开始大胆地设立“铁幕”。
1948年5月10日，在军警的严密戒备和监督下，南朝鲜举行了单独选举。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宣告成立。而北方在没有中立国的监督下，则采取了自己单独选举的措施，据苏联称在北朝鲜参加这次选举的选民占99.98%，金日成当选北朝鲜的最高领导人。由此，朝鲜半岛形成了两个意识形态上敌对的政权。但根据历次《大韩民国宪法》以及历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认为朝鲜半岛上只存在一个国家，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之中，国家统一是双方努力追求的目标。
从民族主义的观点看，朝鲜半岛整个民族迈向了分裂，在不同意识形态下相互走向了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强调各自国家的合法性上，韩朝双方都无法以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也是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原因。
从世界冷战史的角度看，比照当时同样作为美苏插手的其它国家，比如希腊、阿塞拜疆、德国和中国来说，朝鲜半岛上的这块铁幕和德国的柏林墙一样又厚又高，达到了民族主义都无法攻破的程度。值得提出的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的远东战略中心在中国，故在对南朝鲜的支持上不及苏联对北朝鲜的。
三、朝鲜战争及战后局势
朝鲜人民军1950年1月以来，在苏联和美国相继撤出在朝鲜和韩国的驻军后，朝鲜政府与苏联领导人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
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之后，金日成下令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了对大韩民国的突然进攻。
由于当时大韩民国国防军三分之二的军队尚未进入战备状态，根本没有招架之力，三天之后，6月27日汉城（今首尔）就失守了。初期北朝鲜占据较大优势，后期由于美国和中国的相继介入而使局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参战迫使美军考虑停火。
几经争端，1953年4月26日停战谈判恢复，6月8日，战俘遣返问题终于达成协议。但是6月18日，李承晚集团在美国警卫部队未加制止的情况下，从战俘营赶走2.7万名战俘，强迫扣留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6月19日，朝，中方面对这一挑衅行为严厉谴责，美国迫使李承晚做出今后执行停战协定的保证。作为交换条件，美国政府应允训练和装备20个师的南韩军队，提供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并签订军事协定。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在板门店，朝，中，美三方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停火协议。
谈判的最终结果是在北纬38°线附近以1953年7月27日22点整双方实际控制线南北各2公里宽设立非军事区。
1954年，苏联官员和在朝鲜半岛参战的各国代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但谈判未达成一个永久和平计划，未能解决朝鲜半岛南北统一问题，直到60年后的今天，朝鲜半岛依然是分裂的两个国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
这场战争本意是希望通过武力手段恢复国家的统一，但三年战争的结果是双方重新回到了三八线。这样，三八线两侧的对峙局面和国家的分裂状态便维持下来了。
1991年朝鲜和韩国签署了一项进行永久和平条约谈判的协议，1992年得到批准。但1991年朝鲜方面开始抵制军事停火委员会，中国于1994年退出该委员会。2009年5月27日朝鲜军方发表声明，宣布朝鲜退出朝鲜停战协定，将不再受军事停战协定约束。
第二篇：腐败的历史根源
腐败的历史根源
社会转型期滋生腐败。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所有制结构的逐步变革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在这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特别是近几年来，“以权经营”、“官倒”、“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甚至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千方百计逃避法律的惩罚，更是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拉拢腐蚀少数领导干部。这就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土壤。
管理机制不全“孵化”腐败。目前我国的各项管理机制的改革仍然保持着原有的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过程政治和经济上的多重分权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资源。分权使政府权力在横向和纵向上更加独立。由于从来缺乏自下而上的约束，分权后权力的制衡和约束越来越形同虚设，为腐败提供了机会。许多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仍然采用计划体制下的手段来解决，这种新旧体制转轨交替并存，客观上也给腐败现象的滋生留下了可乘之机，使一些腐败官员能够利用计划经济形成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大财，成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经济根源。
权力绝对化导致腐败。过去我们在权力的设置上强调命令贯彻和服从的多，而常常忽略了权力的制衡，在如何保证双方能够健康有序的行使方面考虑较少，制约权力滥用的制度或缺失或不完整、不健全，导致目前权力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和一些领导干部或“一把手”手中被严重地私有化、商品化、绝对化。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来保证领导干部的廉洁，但由于监督缺乏有效手段，使得执行力度不够，监督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一直以来不少单位的纪检、检察对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监督行之有效，而对本单位“一把手”却不敢监督，加上少数“一把手”的自律意识不强，不愿接受监督；一些上级组织重使用、轻管理、疏于监督；同级班子成员碍于情面不愿监督；下级同志怕受到打击报复，不敢监督；尽管这些监督头绪繁多，但监督机制不健全，执行力度不大，导致监督失效。由此可见，我国虽然已建立了权力机关监督、法律监督、党内监督、党外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监督机制，但由于种种原因，监督的合力没有形成，严重影响了监督的实际效果，怎能不会使绝对化的权力导致腐败?
一、生产力既发展又不发达的状况是腐败产生的历史根源
概括而言，腐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不存在腐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存在腐败。因此，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展，人们还没有产生私有观念，也就谈不上“腐败”。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人类的智力不断进化，逐渐产生了私有观念，开始区分“你的”、“我的”、“他的”。生产力的不发达状况，决定了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加上居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逐渐形成和存在，腐败具有了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便具有了现实性。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升华，到共产主义社会，极大的物质财富能够满足人们各种需要，区分“你的”、“我的”这种私有观念已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腐败也就不复存在。
可以看出，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腐败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必要因素，其一是私有观念的存在，其二是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人们没有私有观念，不知道区分“你的”、“我的”、“他的”，腐败的产生便没有可能；如果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切需要和欲望，腐败也就没有产生的必要。在这两个因素具备的条件下，私有制的存在使腐败的产生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或者说，私有制的存在使腐败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从根本上说，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
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这一论断，说明腐败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种认为腐败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观点，认为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和贯穿于整个社会形态的观点，认为腐败贯穿于行使公共权力始终的观点等等，都是错误的。甚至个别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根除腐败的观点，更是极端错误的。这些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更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需要加以反对。
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这一论断，决定了人类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问题，最终要靠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当然，我们同时要注意的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既能创造消除腐败的条件，同时也会为一些新的腐败形成提供土壤。
二、权力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是腐败产生的重要条件
研究腐败，离不开对权力的研究。就一般意义而言，权力具有下列几个特点。首先，权力具有公共性。从本质上来看，权力起源于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对比关系，一种权力的存在意味着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建立起了正式的不平等关系。因此，权力本质上是某一社会集团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现，具有公共性。其次，权力也是一种资源。权力具有能够调动和调整社会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支配力量，即具有资源控制权。同时，基于社会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等的稀缺性，决定了权力同样具有稀缺性。权力的这种稀缺性，是造成权力扩张和权力角逐的根本动因。再次，权力要得到具体的实施，必须通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职位来体现。公共权力的实现必需经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职位这一中介，这就是权力的代理性。
权力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权力具有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即权力的“公共性”与“代理性”的矛盾，或者说是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矛盾。从权力的来源看，权力是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现，应该为特定的社会集团或利益群体所共有，并为特定的社会集团和利益群体服务，这决定了权力不能是某个人的私产，不能用来为个人谋私利。但是，本属于社会集团或利益群体所共有的权力要得到实现，却必须通过具体代理人和具体的职位来进行，必然要打上代理人的烙印。这样，权力的“所有权”与权力的“使用权”便存在着必然的分离。这种分离就蕴含着权力被滥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权力使用者本身存在着“公”与“私”的矛盾。基于权力具有资源性和稀缺性的特点，作为权力代理者的个人，既有可能利用权力来为公共利益服务，也有可能利用权力来为私利服务。
从现实意义上说，腐败是权力的异化。权力所具有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和权力使用者的“公”与“私”的矛盾，决定了在权力所有者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权力行使者就可能利用权力来谋取私利搞腐败，或者为满足私利欲望而扩张和聚敛权力，甚至导致对其他公民权利的剥夺。另外，现代社会中的权力一般并不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而是常常有合法的形式来源。这既保证了权力的权威性，又使权力不容易受到质疑，并受到社会的肯定。这一特点，也有可能使权力行使者打着权力合法性外衣滥用权力，公众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难以察觉和监督。
对权力的特点和矛盾的分析表明，反腐败斗争离不开对权力特性的深入研究，只有深刻洞察和全面把握权力运行的内在规律并加以运用，才能真正建立起权力制约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三、个体需要的无限膨胀是腐败产生的潜在因素
人在世界上首先面对的是要生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就是说，人生存的第一要义首先是要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是由人的自然属性所内在决定的，是内在的必然性。肯定这一点，也就是要肯定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合理性。
当然，人之为人，其本质特点在于人的社会性。就人的需要种类而言，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不仅有个体需要，还有整体需要；不仅有生存需要，还有发展需要等。就需要的满足程度而言，当饥饿和寒冷侵袭时，吃饱穿暖是最迫切的生存需要；当吃穿问题解决后，享受需要又随之产生；在没有对比之前，对某种状态感到很满足，但在比较之后却对自己的状态不再满足等等。恰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已经达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使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人的需要的这种无限性，是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同时，它也是构成人类灾难和困惑的重要根源。
人的需要的社会性，还表现为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需要。甲的需要可能不同于乙的需要，个体的需要可能不同于集体、社会、国家的需要，甚至产生矛盾和对立。另外，人的需要的社会性还表现为满足需要的途径和社会评价上。社会一方面为人们实现各种需要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但同时也决定了人的需要的满足范围和限度，决定了人的需要满足的非随意性和非主观性。同时，个体需要的种类和程度还要受到社会评价的深刻影响。
可见，人的需要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性；既具有主观评价性，又具有社会评价性；既具有无限性，又具有有限性。因此，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构成人的需要的内在矛盾。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主体的需要远超出社会规定的合理限度，就属于膨胀的不合理的需要。对这种不合理需要的追求，往往会成为违法犯罪的动机。反常的、畸形的个体需要常常引发反社会行为。一些个体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不能有效抑制自身膨胀的需要，又不能通过合法途经和手段来满足，就很容易转化为贪污受贿的动机。
对个体需要的分析说明，社会一方面要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同时要加以引导，树立正确的需要观，减少人们产生膨胀需要的条件。
四、私人利益的贪婪追求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动力
利益是能实现和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和条件，或者说，利益是人们需要的社会转化，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的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主体需要。由于主体需要的多样性，利益的内容和形态也是多样的。有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眼前利益、未来利益；现实利益、潜在利益；直接利益、间接利益等等。害处也是一种重要的利益，不过是一种负利益。不同的主体对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价值评价和排列次序。如大多数个体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倾向于选择眼前的物质利益，除非未来的利益足够大且能确定把握得住。
利益是需要的社会化。利益的实现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活动。个人的内在需要要得到满足，就必然获得社会的内容和规定性。人类的劳动和生产是人类实现利益的中介或手段。恰如马克思所说，“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创造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因此，特定主体的利益空间有多大，实现的方式如何，是由一定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具有客观制约性。
由于利益直接涉及主体内在需要与外在对象的关系，决定了利益本身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这种内在的矛盾就是主体的多种需求与社会规定性之间的对立统一。这一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利益主体自我实现的要求与社会实现途径之间的矛盾；利益形式的主观性与利益内容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利益实现的目标性与手段性之间的矛盾；利益的具体有限性与利益发展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等等。对利益的贪婪追求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动力。人的需要是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人的利益追求也具有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个体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利益主体之间及不同利益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很好地对待利益矛盾，就容易采取不劳而获的方法去掠夺他人和社会的财富和利益，从而走向极端行为和违法犯罪。另外，现有的体制和机制若不能很好地达到一种利益均衡状态，也容易使一些人走向错误的道路。
马克思指出：“把人和社会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可以说，利益对人的影响深刻而广泛。通过对利益的深入分析可知，研究和运用利益机制对反腐败倡廉建设具有极可重要的意义。利益既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动力，也可以是遏制腐败的重要手段。如何通过设立有效的“私人利益制衡机制”来预防和惩治腐败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
第三篇：思想汇报版“浅谈朝韩炮击”
今天好不容易创了我寒假期间自然起床时间最早的记录~不过就在一个半小时以前，娜姐给我打电话，说急需一篇寒假期间的见闻感想（每年都是如此），还说最好11点之前上交，思想汇报版“浅谈朝韩炮击”。于是我寥寥改了改博客里的“浅谈朝韩炮击”这一文章，草草了事。虽说有现成的就是方便，不过还是眼睁睁地将早点熬成了午饭。改完之后，发现思想汇报版的“浅谈朝韩炮击”精简良多，不过也因受制于一些政治语言而略显蹩脚，因此决定拿出来晒晒，跟原版对比一下~大三的寒假转眼飞逝，历数在这短短假期的所见所闻，引发了我许多思考。在此我想就自己最关注的朝韩炮轰事件深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朝韩炮轰事件。这是自去年年末就开始纠缠不清的问题。到底谁先开的炮、为什么要开炮、以及事后双方行动等等，成了进来东亚问题的一个焦点。表面上看虽然只是两个国家的事，实际上却涉及到了中、美、日这三个国家政治立场和利益关系，且美国是这个问题的串联点。我们都知道，美国是朝鲜的死对头，韩国的扶持者。这场炮轰无论是蓄意还是无心，在政客手中都可以成为攻击对方的筹码，只是要看怎么运用了。朝鲜方面，经常向美国挑衅。不过这次与以往的核威胁不同，单从这之后它的被动地位即可看出，朝鲜心里早已很明白光靠自己有多少胜算，思想汇报《思想汇报版“浅谈朝韩炮击”》。既然自己敌不过美韩日的联合，那就必然要拉中国下水。记得听过一种说法，说朝鲜这么做是“草船借箭”。我的理解是，朝鲜以炮击事件借来中国的“船”，再次提高了美国对于东亚问题的关注，从而引来美国的“舰”，当然再以中国身上被刺的“箭”，引起中国的反应，来回击美国。中国之所以被利用作“船”，是因为朝鲜很清楚，无论是从社会体制还是地缘政治，中国需要朝鲜这个硬疙瘩来与美国抗衡，并需要他的土壤隔离开与作为老美附庸国的韩国，以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求得和平稳定发展。朝鲜便在通过这次炮击事件带来的中美关系对立矛盾的凸现中，得到本不想惹是非的中国的支持。虽然中国官方称希望朝韩问题回到纸面上解决，但实际暗地里的操作绝非那么简单，必然免不了要为朝鲜的这次挑衅买单。在中美复杂的关系中凸显中方对美国的威胁，通过中国抑制美国——这也正是朝鲜想要的。而韩国方面，我们知道韩国本身想惹事的可能性并不大。就像朝鲜清楚自己实力而不敢独立开战一样。虽然目前的38线依然处于备战状态，关于海域的争议也迟迟没有解决，但是双方心理应该明白，如果真惹出什么事端，都会有大国来帮忙，最后自己大不了成为那些把朝韩问题提升到为了自己利益而展开的大国之间斗争的筹码，然后从它们角逐的牙慧中为自己拾得利益。如果认定韩国方面想开战的话，那么与其说是韩国想开战，不如说是美国很想让韩国帮自己演一段双簧。无论如何，老美最终还是带着它的豪华舰队来到这里，分别与日本韩国同台上演了一幕幕寒光四射的军演。如果前面的假设成立，那么很明显，美国只是想以这一事件为借口，来继续增加它在东亚的军备力量，从而压制朝鲜，压制中国。这种种问题的背后，写着的是中美二字。从朝韩炮轰事件折射出了中美关系的势态。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美作为GDp第一、第二名的世界两大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微秒之极。随后胡锦涛访美，美国以及其盛大的场面来迎接，仅从这一点即看出中国之于美国的重要性。中美双方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但也更是彼此强悍的竞争对手。
第四篇：恶性食品问题根源
新闻事件背景回放
2008年三鹿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出现了有关对食品安全的一些调侃：
1、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
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
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
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
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
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
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
而三鹿事件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
2、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
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
3、日本人口号：一天一杯牛奶，振兴一个民族
中国人口号：一天一杯牛奶，震惊一个民族
三鹿系列刑事案件中一干涉案人员最后被依法严惩，田文华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468.7411万元。生产、销售 “蛋白粉”（掺含三聚氰胺）的被告人高俊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缓，被告人张彦章、薛建忠以同样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15名被告人各获二年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透过三鹿“毒奶粉”事件，以数万名儿童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给中国上了一堂生动的食品安全教育课。事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地方政府、乳制品行业等都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做出了各种承诺和表态。但是食品安全问题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仅2011年以来多个地方再度曝出食品安全问题，河南瘦肉精事件闹得沸沸扬扬，10年间瘦肉精屡禁不绝；随后重庆“毒花椒”事件、广东中山墨汁粉条事件、湖北宜昌“毒生姜”事件、辽宁沈阳毒豆芽事件、江苏丹阳西瓜膨大剂事件、上海染色馒头事件以及最近席卷全国的地沟油事件……
风起云涌的食品安全事件，像一双双粗重的钢琴手，一次次肆虐地撩拨人们敏感的神经，更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4月22日在清华大学演讲末尾，谈及食品安全，朱镕基尖锐地说了句：“食品工业，现在什么敢吃啊？吃什么都有致命的添加剂。”胡锦涛总书记4月底在天津考察食品质量监督检测机构时谆谆叮嘱大家：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大事。你们是食品安全的守卫者，一定要坚决执行食品安全法，严格把好食品安全关，确保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吃上放心的食品。温家宝总理则斥责这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以上表态均已显示政府高层已经真正认识到，食品安全问题已是一种国家乱象，食品治理与维稳相关，刻不容缓。
然而社会公众却认为：在历次食品安全事件中，我们听到了道歉，但没看到更多人受严惩；我们听到了表态，但没看到具体的解决措施；我们感受到了沉痛和反思，但没看到这些转化成更强大的改革推动力。于是公众从生气到愤怒、再到无奈和漠然，人们在反复遭遇打击时，通常都有这样的心路历程。大众心态正经历从愤怒到无奈的微妙过渡，更多人面对这些新闻的反应却是见怪不怪、无奈调侃。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及产生原因
层出不穷的一件又一件事情的背后，暴露了太多太多的问题。如此以来，我们应当回头审视，我们曾经以生命为代价的教训，究竟有多少被汲取，又有多少被遗忘。以前经济条件不好“没得吃”，现在生活富裕了反而“不敢吃”，我们苦苦追问：还有什么食品是值得相信的?我们又应该吃什么呢？在达到温饱之后能否解决吃得好、吃得安全的要求？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针对“你最担忧的安全问题是什么”，前一段时间新浪网调查结果显示，30.7%受调查者认为是食品安全，位居第一。据记者走访发现，当前食品安全存在“四宗罪”，最令消费者感到担忧。
一宗罪：“药你命”。蔬菜、水果残留农药超标，部分食品中非法使用、滥用添加剂，危害消费者健康。
二宗罪：“黑心肠”。每年有大量食品从“黑作坊”“黑工厂”“黑市场”“黑窝点”流向市场，环境脏乱差，生产不规范，质量不达标。
三宗罪：“假面具”。部分食品生产、销售者“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变着花样对食品弄虚作假，令消费者难辨真伪，上当受骗。
四宗罪：“玩概念”。各种贴着高科技标签的转基因食品、纳米技术食品、有机食品等大行其道，其中不乏模糊标注、不规范产品，往往使普通消费者不明就里花钱，稀里糊涂消费。
谈及如何根治“四宗罪”，受访消费者有“三盼”：一盼杜绝“软监管”。二盼食品行业重建诚信体系。三盼自身提高监督和维权意识。（以上信息来源自2011年9月9日现代快报）
就食品安全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问题食品的涉及面越来越广。问题食品已从过去的粮油肉禽蛋菜、豆制品、水产品等传统主副食品，扩展到水果、酒类、干货类、奶制品、炒货食品等，呈立体式、全方位态势。二是问题食品的危害程度越来越深，已从食品外部的卫生危害走向了食品内部的安全危害。过去只注意食品细菌总数，现在是深入食品内部的农药、化肥、化学品残留。三是制毒制劣手段越来越多样、越来越“深入”、手法越来越隐蔽，从食品外部的走向内部的、从物理的走向化学的。从曝光的有毒有害食品看，犯罪分子制毒制假手法花样翻新、五花八门，难以想象，已到了“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的地步。
（二）产生原因
来自权威部门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有关部门共检查各类食用农产品、食品及相关产品生产经营单位3552万户次，查处各环节违法违规行为13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8人，取缔和停产违规企业单位10万余家（来源新华社2011年5月5日电）。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副检察长邱学强介绍，去年9月以来，最高检共对76件重大影响的制售假冒伪劣食品案件进行挂牌督办。今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及食品安全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37件57人，其中渎职犯罪者39人（来源自2011年5月23日法制晚报）。由此可见，食品安全的整顿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有毒食品的“生命力”并没有明显衰退的迹象，为何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频现？
有毒食品层出不穷，完全无视从中央到地方的三令五申，成为“打不死的小强”，这其中既有制度缺失、执法不严、官员政绩等因素，更有道德因素。经过分析比较，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没有行业准入门槛，生产经营者良莠难分，特别是原来食品免检制度的存在，放任企业胡作非为，留下了诸多监管空白。加上目前我国的法律对于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较轻，不痛不痒的起不到“杀鸡儆猴”的效果，现在我们是“拔鸡毛给猴子看”，企业的违法成本太低，这使得许多企业存在侥幸心理。
2、多头监管，执行不力。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是一种“分段管理为主，品种管理为辅”的模式，导致食品安全管理出现条块分割、沟通不畅。由于这些部门管理体制不同，人、财、物的主管部门各有其主，因此，“机构云集”增加了政府对食品安全工作的管理难度。多个部门监管一个方面的事务往往需要政府协调，提高了管理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卫生部分分合合的历史表明，国家建立独立食品安全监督部门的思路似乎并不十分清楚，这不仅影响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效力，更造成了问责不明确的弊病。
3、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与国际标准不能接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结构设计不够合理，对标准的深人研究不够，部分标准的实施较差，甚至强制性标准也未得到很好的实施等。如7月修改出台的《乳业行业标准》就被专家评价为“倒退了25年，堪称全球最差”，并称中国被“个别大企业绑架，是全球最差标准”。
4、政府监管食品安全需要运用法律法规及相应的政策工具，目前政策法规不健全，无法做到法规化，制度化，缺乏长效机制。面对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往往采取“救火”式的治理，哪里发生问题治哪里，事情过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从而导致制假售假屡治不绝，屡禁不止，甚全有愈演愈烈之势。
5、财政投入不足，检测机构资源配置不合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财力不足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国家财政投入的不足，引发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国家急需的部分检测项目能力不足。如食品中不明有毒有害物质的鉴定技术、违禁物品、激素、农药残留、兽药残留、二恶英、疯牛病的检测、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等，监督检验能力与国际水平差距逐渐加大，制约了食品卫生监督管理水平的提高。二是利益驱动导致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产生偏差。如有的执法机构偏重于有经济利益的执法行为，以罚代刑、以罚代管，一罚了之，监督执法工作时紧时松，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有的甚至为不法经营者充当保护伞。三是基层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的设置和技术人员配备不能适应监督工作开展的需要。
6、食品生产和经营者诚信缺失，道德观扭曲。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眼睛盯着的只有钱，丧失道德底线，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顾法律禁令，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屡禁不止。目前，不管政府部门还是消费者掌握企业食品卫生质量的信用状况难度很大，很难起到消除信息不对称、鼓励守信者、打击遏制失信者、追溯责任、形成诚信经营氛围的作用。
白岩松在微博上发表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现在都是原告，也都是被告。卖猪肉的人用夹杂瘦肉精猪肉挣来的钱，兴高采烈地出来买馒头，没想到馒头被别人染了色；然后卖染色馒头的人出来给孩子买奶粉，里面有三聚氰胺。每个人都在害别人，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二、消费者个体维权的困境
尽管监管部门一再呼吁市民要对食品问题主动举报，但由于对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协会存在不信任情绪，加上这些部门往往奉行“谁投诉、谁举证”的原则，导致普通市民往往无能力或不愿花费精力物力在举证方面，没有相关民间组织为依托，普通市民对食品安全的监督效果非常有限。
1、繁琐的民事诉讼程序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所存在的制度性缺失也使得消费者维权之路存在诸多困难。食品安全纠纷多数是规模性的群体纠纷。虽然在我国现有的立法框架下可以采取的诉讼形式有一对一的诉讼、共同诉讼、第二人参加的诉讼和代表人诉讼等，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些诉讼形式都有其现实问题。不仅因为大规模单个诉讼，影响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对于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件的解决并非最合适的法律模式。还因为我国集体诉讼制度是一个立法空白。集体诉讼制度设计出现的空白，也给我国消费者维权方式的选择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繁琐的诉讼程序、漫长的诉讼时间和高额的诉讼成本限制了诉讼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最后防线的作用。目前食品安全纠纷在法院诉讼中仍然作为一般的民事纠纷处理。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消费者需要对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对其身体健康造成了损害及因果关系等提供证明。这对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过重的负担。另外，食品安全问题损害的一般是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利益，漫长的诉讼时间对消费者而言不仅是医药费难以获得及时赔偿的问题，而且还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
2、消费者维权面临技术障碍
食品安全纠纷所涉及的各种复杂的专业检测、认证决定了势单力薄的消费者难以独立地与生产经营者通过和解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当消费者提出食品不符合基本安全标准的主张时，生产经营者可以轻易地以其他同类消费者没有发现问题而予以否认。消费者个人很难提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这使得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在谈判过程中更加被动。即使有一些消费者联合起来与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协商，生产经营者出于声誉考虑可能会给予一定的补偿，但这种补偿也很难说是公允的，而且食品安全的问题仍然存在，生产经营者与潜在的消费者之间的食品安全纠纷仍未得到解决。
3、消费者维权组织的作用尚待加强
消费者协会作为专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性组织，难以有效发挥民间调解的作用。消费者协会作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社会性组织，只是为纠纷解决提供一个平台，并不掌握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相关信息，因而难以消除消费者与食品生产经营者之间经济实力和信息占有量的差距。消费者协会的调查虽然能够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力，但是并不具有强制力。这样，寄希望于消费者协会来平衡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力量以更加公平地解决纠纷的预期也很难得到实现。另外，调解程序的启动需要有当事人的合意才能进行，而且民间调解结果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这使得纠纷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
四、国外经验借鉴：全程监控
外加巨额赔偿
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健康，也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在世界许多国家，食品安全事故也时常发生，像德国在2010年年底相继在鸡蛋、猪肉和鸡肉等食品内发现致癌的二恶英；截止2011年10月4日美国“毒香瓜”疫情蔓延19州，致死17人，84人染病。相比而言，这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从田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保障系统，但食品安全事故仍然时有发生，可见根治食品安全问题任重道远，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招数是值得借鉴的。第一招：严把源头关——监管触角伸向产地
从食品供应的源头开始，实行严格的监控措施。供食用的牲畜如牛、羊、猪都会挂有识别标签，并由网络计算机系统追踪监测。屠宰场还要保留这些牲畜的详细资料，并标定被宰杀牲畜的来源。肉制品上市要携带“身份证”，标明其来源和去向。
第二招：重视流通环节——为每份食品“建档案”
米面、果蔬、肉制品和乳制品等农产品的生产者、农田所在地、使用的农药和肥料、使用次数、收获和出售日期等信息都要记录在案。相关部门收集这些信息整理成数据库并开设网页，为每种农产品分配一个“身份证”号码，供消费者查询。农产品有了“身份证”后，可追溯管理模式就变得易于操作。
在德国，食品的食物链原则和可追溯性原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以消费者在超市里见到鸡蛋为例，每一枚鸡蛋上，都有一行红色的数字。比如说：2-DE-0356352，第一位数字用来表示产蛋母鸡的饲养方式，“2”表示是圈养母鸡生产；DE表示出产国是德国；第三部分的数字则代表着产蛋母鸡所在的养鸡场、鸡含或鸡笼的编号。消费者可以根据红色数字传递的信息视情况选购。
如果出现食品安全危机，也可以根据编码迅速找到原因。2010年12月底，德国安全食品管理机构在一些鸡蛋中发现超标的致癌物质二恶英，引起德国上下的极大关注。通过对有毒鸡蛋的追查，有关机构顺藤摸瓜将焦点快速锁定在了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施泰因州的一家饲料原料提供企业身上。这家公司将受到工业原料污染的脂肪酸提供给生产饲料的企业，才导致了其下游产业产品二恶英超标。随后，德国政府迅速隔离了4700个受波及的养猪场和家禽饲养场，强制宰杀了超过8000只鸡。
第三招：食品造假要出狠招重罚
在食品安全制度相对先进的发达国家，食品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各国为此都加大了惩罚力度，其中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德国：刑事诉讼外加巨额赔偿
2010年底，德国西部北威州的养鸡场首次发现饲料遭致癌物质二恶英污染。今年1月6日，德国警方即调查位于石荷州的饲料制造商“哈勒斯和延奇”公司。7日，德国农业部宣布临时关闭4700多家农场，禁止受污染农场生产的肉类和蛋类产品出售。
对于这次二恶英事件中的肇事者，德国检察部门提起刑事诉讼，同时受损农场则拟提出民事赔偿，数额可能高达每周4000万至6000万欧元，完全可能让肇事者破产。
韩国：造毒食品10年内禁营业，还附以高额罚款。法国:卖过期食品立刻关门 第四招：食品召回构筑最后屏障
问题食品召回制度是发现食品质量存在缺陷之后采取的补救措施，是防止问题食品流向餐桌的最后一道屏障。
对于不合格食品召回，德国食品安全局和联邦消费者协会等部门联合成立了一个“食品召回委员会”，专门负责问题食品召回事宜。2004年，在“食品召回委员会”监督下，亨特格尔公司调查发现，该公司生产的孕产妇奶粉和婴儿豆粉中有“坂歧氏肠杆菌”，威胁消费者尤其是婴儿健康。事件发生后，亨特格尔公司以最快速度召回了产品，另外还向消费者支付了1000万欧元的赔偿金。第五招：完善食品安全法 用法律来保障
美国于2009年加快了食品安全立法进程，继《2009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后，又通过了几经修改的《2009年食品安全加强法案》。没有什么制度是万能的，美国相对先进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仍需不断完善，今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迎来一次大变革。奥巴马政府的这次改革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对美国食品安全体系进行的一次调整。100多年来，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在不断改进中日渐成熟。
英国和德国的食品监管体系同样经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和发展。英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食品标准署成立于2000年。此前，英国在1990年颁布《食品安全法》，对食品质量和标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而《食品安全法》又是在1984年的《食品法》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再往前追溯，还可以找到一些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而德国食品法的历史则最早可追溯到1879年。迄今，德国关于食品安全的各种法律法规多达200多个，涵盖了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运输、贮藏和销售所有环节。由此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对食品安全的重视源远流长，而且相关法律和监管体系在与时俱进地不断修订和完善。
五、对整治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构想和建议
我们要确立“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健康”和“谨慎义务”的执政理念，真正把消费者作为上帝来对待。保护消费者健康，仅允许提供安全的食品；保护消费者不受欺骗，严格防止欺诈；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向消费者提供实事求是的信息。具体构想和建议如下：
1、完善立法和食品安全标准。按照《食品安全法》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要求，打造一种无缝监督与管理体制，形成一个科学合理、层次分明的完整的法律责任体系，为追究食品安全责任和补偿食品安全问题受害当事人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要尽快完善标准体系，全面清理整合现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食品卫生、食品质量标准和行业标准，加快解决标准缺失、重复和矛盾问题。一时难以出台国家标准的，要先行制定地方标准或产品安全、生产工艺、检验方法的规范性要求，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和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防止出现监管空白。
2、加强行政管理，通过对监管制度的整合，既要避免出现监管空白，提高监管效率，节约监管资源，又要防止出现职能交叉，相互掣肘，更好地发挥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效能。强化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加强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领导，克服地方保护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干扰。须把食品安全作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支持监管部门正确履行职责，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要求各监管部门恪尽职守，密切配合，责任到位，相互衔接，形成完整的监管链和责任追究体系。食品行业产业链条长、环节多，监管力量分散，必须形成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我们常说食品安全问题是„九龙治水‟，为什么？这在经济学上存在着„搭便车‟的尴尬。食品的监管部门众多，每个监管环节都会认为，我这里没管住，自然会有别人来管；反过来，如果我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去管，食品安全不出问题反让其他部门“搭便车”，破除这种职权交叉的体制势在必行。
3、延长和完善监管产业链。食品质量监督要覆盖整个产业链。实施“全产业链”，“从田野到餐桌盘”的食品质量及制造食品的原料进行检验和监督。有必要在立法上明确各监管部门的职能范围、明确追究责任的程序，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建立跨部门的食品监督机构，统一协调管理各个流程的食品安全，以杜绝机构间的相互扯皮推诿的困境。尤其需要对监管部门的失职渎职进行明确界定，一旦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对相关责任人严惩不贷。可以参考的例子是，在一些西方国家，一旦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最高到卫生部长，最低到相关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必须为此负责而引咎辞职。
4、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社会力量介入食品问题治理，应该受政府的欢迎和提倡，并做相关的制度设计。
面对一波波重大食品安全问题的冲击而无法有效解决，很多学者认为，由于食品问题涉及各种利益关系和行为主体，单一地突击哪一方都不能有效解决，而必须具备综合的“社会治理”观念，即在社会利益和主体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政府只有让企业、民间组织、社区等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运用法律、市场、协商、行政等手段，才能有效地治理社会，因此，食品问题的治理，不仅急需对生产者、监管者、销售者等多个主体进行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立法跟进，更需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的监督监管。相比之下，后者更急需发展。
就食品安全领域来说，要重视行业协会在制定行业标准以及规范行业自律方面的作用和独立性，但目前行业协会所能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此外，还要特别重视媒体在食品安全监督方面的职能，媒体可以和高校食品安全研究机构合作，适时发布来自权威研究机构的食品安全相关信息，从而对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压力。
5、提高食品安全违法的成本
必须坚持重典治乱，提高违法的成本，增加违法者的痛感。生产者之所以敢铤而走险，在于其铤而走险的收益远远大于违法成本，正是这种经济利益让生产者在诱惑面前放弃了道德理性。因此，食品安全法也应该通过惩罚性的赔偿，来增加生产假冒伪劣食品者的成本，以经济杠杆促使生产者由经济人向道德人转变。具体而言，可以提高赔偿的额度和处罚的力度。现有的 10 倍赔偿显然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额度，因为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他们维权的成本就可能超过了 10 倍赔偿的数额，而一次 10 倍赔偿的数额也可能伤不了故意生产者的筋骨。
6、建立企业诚信制度
赚钱是企业经营的目的固然重要，但企业生产的产品是面向广大人民的，不能因一己私欲，而生产损害人民群众生民健康的产品。而加强企业内部的管理，塑造一个诚信的企业可以从源头上防止食品安全的产生。诚信建设，说到底就是法制建设，诚实信用，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是传统美德的法律化。今后应当把企业或经营者的诚信建设当做一项基础的，常规的工程，建立量化考核体系，坚持不懈，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只有这样，企业，商人才会把消费者当做真正的上帝，食品安全才会有保证。
7、按照查获情况重奖举报者，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力量，让不良分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无藏身之地，从而净化食品市场。
8、加强基层监管部门人力、设备和经费保障力度，让罚款与部门利益脱钩，严禁罚款返还、变相“坐收坐支”。我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工作。绝大多数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在基层，也解决在基层，地方政府是否建立了工作责任制、经费保障落实情况应当是近期检查和问责的重点。结语 要提升消费者信心，政府就得有实在的举措。“零容忍”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该惩罚的，罚他个倾家荡产；该追究的，不能不了了之。违法成本远远大于违法收入，才能形成“高压线”、带来威慑力。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政府和国家的形象。食品安全已成为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社会管理水平和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食品安全与人民生命财产息息相关。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们相信，只要有关部门严格监管，市场积极配置资源，企业的诚信经营，食品安全问题终会解决，让我们企盼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们都可以吃上放心的食品。
第五篇：浅谈中国梦的历史根源
浅谈中国梦的历史根源
姓名：刘胜青 学号：201220010127 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就赋予了中国梦以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使中国梦深深植根于历经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史中。
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梦想。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轴心时期”，我们的先人对理想社会就有一个朴素的梦想，这就是对大同理想的向往和憧憬。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自古以来，中国先贤就以“天下大同”即共同社会理想为追求目标。《礼记·礼运》中有一段被后世反复引述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段关于大同社会的经典描述，体现了我们的先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期盼与梦想。
《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理想，虽然是在当时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自然经济背景下产生的，但从思想内容看，它超越了具体的社会形态，带有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性质，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这使得它可以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历久而弥新。事实上，自《礼运》篇正式提出大同理想以来，中国人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吕氏春秋·贵公》明确倡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东汉公羊学家何休提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进化观，其中“升平世”类似于《礼运》篇中的“小康”社会，“太平世”则与“大同”社会相仿。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虚构了一个没有战乱和罪恶、民风淳朴、其乐陶陶的世外桃源.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并以三代之治为范式，试图建立“公天下”的制度体系。对“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清明政治的向往，对“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公平社会的诉求.可以看出，大同理想在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一直是批判社会现实、用于返本开新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
二、到了近代，面临救亡图存的压力，先进的中国人仍未放弃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在欧风美雨洗礼和中西文明碰撞中，传统的大同理想被赋予新的时代特色，转化为批判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资源。旅居英国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王韬在回答英国学生提问时说，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国”，同《礼运》篇中的大同说“颇为契合”，使得提问和旁听的学生与先生“群击叹赏，以为闻所未闻”.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认为大同之制是人类公理，实现大同必须破除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等“九界”，而要“去九界”，必须废君权、兴民权、行立宪。康有为的大同观杂糅了儒家的大同理想，基督教、佛教的博爱教义以及欧洲的乌托邦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反映了大同思想在近代的新变化。再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历代的农民起义多次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的口号，太平天国运动甚至明确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
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多次用大同理想阐释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还试图把大同理想同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结合起来，认为“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这些都表明传统大同理想可以在面对现代文明、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激扬新的生命力，都体现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要求，尽管大同理想是多少代中国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情结, 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无论是两千多年传统社会中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实践，还是近代以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种种尝试，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实现大同理想的现实路径。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到头来却依然“革命尚未成功”。历史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不但没有找到通往大同之路，连最起码的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都无法捍卫，徒留“山河梦断”的惆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一句话，无论是旧式的农民反抗斗争，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的改良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想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更谈不上实现大同理想，中国人仍在漫漫长夜中苦苦挣扎。
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才真正找到了实现民族解放、通往大同理想的现实道路，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的“经过人 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这是一条真正的通往理想社会之路，也是通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路。
为什么自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茫茫前路从此就有了光明、大同理想就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彼岸？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让这么多志士仁人热切拥抱，以虽九死而犹不悔的精神执着追求？很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既占据了人类价值和道义的制高点，又是真正科学的理论，是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自从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大地后，人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为之奋斗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契合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精神信仰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基础，与中国自古以来所倡导和追求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处，因此能够引起普遍的强烈共鸣。然而必须看到两者之间也有着本质区别。传统的大同理想虽然描绘了一幅天下为公的美好图景，但是由于它看不到大同理想不能只建立在均贫富和礼乐教化的基础之上，而是必须以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同时由于历史局限性，也找不到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现实路径，因而终究只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则向人们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进而指出了通往物质和精神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使千百年来人们心向往之的大同理想不再只是空洞的梦想。
“一唱雄鸡天下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使一个古老的泱泱大国重新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我们党带领人民迅速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并开始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当我们壮志冲天、满怀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也犯了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忽视了生产关系必须同生产力相适应这一客观规律，一度大刮“共产风”，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想要早日实现“芙蓉国里尽朝晖”的大同境域的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这些认识和实践严重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超越了历史阶段，使中国人民在追梦的过程中遭遇了严重挫折，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这种距离社会主义理想相去甚远的状况，使党和人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得不重新思考。
四、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迎来了新的历史转折点。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党果断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结合基本国情提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与现阶段共同理想的区分，提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施“三步走”战略。正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的前提是物阜民丰的小康社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小康社会，正是推动社会主义向高级阶段发展的现实路径。如果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脱离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空谈大同理想、共产主义，不仅无法实现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反而会导致离梦想越来越远。只有脚踏实地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奋斗，才能最终实现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广泛深刻、波澜壮阔的巨大变革，使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使社会主义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前两步战略目标，正稳健而又充满自信地朝着第三步战略目标，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大同理想，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五
温古而知今。传统大同理想中闪耀的理想主义色彩，具有不因时代发展而褪色的永恒价值。从古时的大同理想到今日的中国梦，尽管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然而其中所蕴含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人民幸福的追求、对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期盼，却有着一脉相承的连续性。
总书记在为我们描绘中国梦时所谈到的“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不正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无数先人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的积极弘扬者和真正践行者吗？
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在朝着中国梦前行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中国梦是亿万人民自己的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只有切实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保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中国梦才会有坚实的主体。公平正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只有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才能确保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只有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中国梦的实现过程才不至于偏离航向。社会和谐是人们自古以来的不懈追求和由衷向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只有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中国梦的实现才会有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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