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新疆问题的根源探析

第一篇：造成新疆问题的根源探析

造成新疆问题的根源探析

新疆的“三股势力”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暴力恐怖主义势力，实际上就是一股势力，即分裂主义势力，同时也都是极端主义势力，是极端独占主义势力——因为他们企图实现新疆独立，而这是超越其自身占有力极限的占有行为，是不可能实现的。

新疆独立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也不符合新疆各族人民的最大利益。新疆各族人民只有生活在祖国的大家庭中，每个人的需要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得到满足。

为了让维吾尔族“觉醒”，“三股势力”提出了很多理由煽动人们憎恨政府，其中包括“新疆经济落后”、“维吾尔人生活贫困”、“民族歧视”、“民族不平等”、“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等等。很多维吾尔群众并没有被煽动起来，倒是一些汉族人被煽动起来了，一副很“觉醒”的样子也跟着“三股势力”一起大合唱：有人认为新疆暴力恐怖事件不断是由于政府做得不够好才造成的，认为只要政府在方方面面做得够好，暴力恐怖事件就不会发生了，“三股势力”就会很快自然消失。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三股势力”想要什么，自作多情地以为只要不把“新疆独立”这个东西给他们，把其他东西多给他们一些，他们就不会闹独立了，就不会搞恐怖破坏了。

导致新疆暴力恐怖犯罪高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新疆经济落后，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就业难、有些人的生活还比较贫困、一些干部作风简单粗暴、社会分配不公、官僚腐败等等，这些问题肯定会引发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在某种因素的刺激下会使一些人产生反社会、反政府的极端行为，甚至会组建或加入暴力恐怖团伙，蜕变成恐怖分子。不可否认，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干部作风、完善社会利益关系、清除腐败等，都会对减少暴力恐怖犯罪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以上原因绝不是暴力恐怖犯罪多发的根本原因。

对于“三股势力”来说，“新疆独立”是他们的独占性需要，也是不可替代性需要，同时也是不可替代性物，只有“新疆独立”这个不可替代性物才能满足其“新疆独立”这个不可替代性需要，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无论你给他们什么，无论政府做得多么完美，只要不允许其独立建国，他们就不会满意，就会继续搞分裂、搞恐怖破坏。在他们看来，实现“新疆独立”的目标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只要有了“新疆独立”这个东西，其他什么东西都自然会有，而且也不用其他人为他们操闲心，因为“新疆独立”后一切就由他们自己决定了。所以，无论给予他们什么东西都不可能使他们放弃“独占”新疆的梦想。

即使新疆人每天三顿吃手抓肉，也会有人搞分裂、搞恐怖活动；即使新疆人顿顿吃烤全羊，也会有人搞分裂、搞恐怖活动；即使新疆实行所谓“高度自治”，也同样还会有人搞分裂、搞恐怖活动；即使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同样也还会有人搞分裂、搞恐怖破坏活动；即使假定新疆独立了，同样还会有人搞分裂、搞恐怖活动，也同样会在内地制造恐怖破坏事件。这是“三股势力”的极端本质决定的。谁不相信这一点，谁就是不懂新疆问题。

对“三股势力”来说，虽然“新疆独立”被视为不可替代性需要，但也不是绝对不变的，也是有可能放弃的。只要看不到“新疆独立”有一丝希望，这个需要就会被放弃；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导致一些人出现误判，以为“新疆独立”是有希望的。在他们眼里，新疆与内地的经济差距、群众对腐败现象的憎恨、很多人对宗教的崇拜，等等这些因素，都是可以利用的因素，以此煽动教民与政府对立，企图依靠“群众力量”实现“新疆独立”的梦想。

打击“三股势力”的重点和难点，不是发现和打击敌人，而是让敌人绝望。为什么在战争中会有一些人投降？因为这些人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凡是看到胜利就在眼前的人，是绝不会投降的。让“三股势力”彻底绝望，应该是我们制定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反恐维稳的中心任务。只有让“三股势力”彻底绝望，让他们看不到丝毫成功的希望，才能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的目标。

第二篇：恶性食品问题根源

新闻事件背景回放

2008年三鹿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出现了有关对食品安全的一些调侃：

1、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

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

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

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

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

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

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

而三鹿事件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

2、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

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

3、日本人口号：一天一杯牛奶，振兴一个民族

中国人口号：一天一杯牛奶，震惊一个民族

三鹿系列刑事案件中一干涉案人员最后被依法严惩，田文华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468.7411万元。生产、销售 “蛋白粉”（掺含三聚氰胺）的被告人高俊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缓，被告人张彦章、薛建忠以同样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15名被告人各获二年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透过三鹿“毒奶粉”事件，以数万名儿童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给中国上了一堂生动的食品安全教育课。事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地方政府、乳制品行业等都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做出了各种承诺和表态。但是食品安全问题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仅2011年以来多个地方再度曝出食品安全问题，河南瘦肉精事件闹得沸沸扬扬，10年间瘦肉精屡禁不绝；随后重庆“毒花椒”事件、广东中山墨汁粉条事件、湖北宜昌“毒生姜”事件、辽宁沈阳毒豆芽事件、江苏丹阳西瓜膨大剂事件、上海染色馒头事件以及最近席卷全国的地沟油事件……

风起云涌的食品安全事件，像一双双粗重的钢琴手，一次次肆虐地撩拨人们敏感的神经，更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4月22日在清华大学演讲末尾，谈及食品安全，朱镕基尖锐地说了句：“食品工业，现在什么敢吃啊？吃什么都有致命的添加剂。”胡锦涛总书记4月底在天津考察食品质量监督检测机构时谆谆叮嘱大家：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大事。你们是食品安全的守卫者，一定要坚决执行食品安全法，严格把好食品安全关，确保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吃上放心的食品。温家宝总理则斥责这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以上表态均已显示政府高层已经真正认识到，食品安全问题已是一种国家乱象，食品治理与维稳相关，刻不容缓。

然而社会公众却认为：在历次食品安全事件中，我们听到了道歉，但没看到更多人受严惩；我们听到了表态，但没看到具体的解决措施；我们感受到了沉痛和反思，但没看到这些转化成更强大的改革推动力。于是公众从生气到愤怒、再到无奈和漠然，人们在反复遭遇打击时，通常都有这样的心路历程。大众心态正经历从愤怒到无奈的微妙过渡，更多人面对这些新闻的反应却是见怪不怪、无奈调侃。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及产生原因

层出不穷的一件又一件事情的背后，暴露了太多太多的问题。如此以来，我们应当回头审视，我们曾经以生命为代价的教训，究竟有多少被汲取，又有多少被遗忘。以前经济条件不好“没得吃”，现在生活富裕了反而“不敢吃”，我们苦苦追问：还有什么食品是值得相信的?我们又应该吃什么呢？在达到温饱之后能否解决吃得好、吃得安全的要求？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针对“你最担忧的安全问题是什么”，前一段时间新浪网调查结果显示，30.7%受调查者认为是食品安全，位居第一。据记者走访发现，当前食品安全存在“四宗罪”，最令消费者感到担忧。

一宗罪：“药你命”。蔬菜、水果残留农药超标，部分食品中非法使用、滥用添加剂，危害消费者健康。

二宗罪：“黑心肠”。每年有大量食品从“黑作坊”“黑工厂”“黑市场”“黑窝点”流向市场，环境脏乱差，生产不规范，质量不达标。

三宗罪：“假面具”。部分食品生产、销售者“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变着花样对食品弄虚作假，令消费者难辨真伪，上当受骗。

四宗罪：“玩概念”。各种贴着高科技标签的转基因食品、纳米技术食品、有机食品等大行其道，其中不乏模糊标注、不规范产品，往往使普通消费者不明就里花钱，稀里糊涂消费。

谈及如何根治“四宗罪”，受访消费者有“三盼”：一盼杜绝“软监管”。二盼食品行业重建诚信体系。三盼自身提高监督和维权意识。（以上信息来源自2011年9月9日现代快报）

就食品安全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问题食品的涉及面越来越广。问题食品已从过去的粮油肉禽蛋菜、豆制品、水产品等传统主副食品，扩展到水果、酒类、干货类、奶制品、炒货食品等，呈立体式、全方位态势。二是问题食品的危害程度越来越深，已从食品外部的卫生危害走向了食品内部的安全危害。过去只注意食品细菌总数，现在是深入食品内部的农药、化肥、化学品残留。三是制毒制劣手段越来越多样、越来越“深入”、手法越来越隐蔽，从食品外部的走向内部的、从物理的走向化学的。从曝光的有毒有害食品看，犯罪分子制毒制假手法花样翻新、五花八门，难以想象，已到了“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的地步。

（二）产生原因

来自权威部门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有关部门共检查各类食用农产品、食品及相关产品生产经营单位3552万户次，查处各环节违法违规行为13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8人，取缔和停产违规企业单位10万余家（来源新华社2011年5月5日电）。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副检察长邱学强介绍，去年9月以来，最高检共对76件重大影响的制售假冒伪劣食品案件进行挂牌督办。今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及食品安全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37件57人，其中渎职犯罪者39人（来源自2011年5月23日法制晚报）。由此可见，食品安全的整顿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有毒食品的“生命力”并没有明显衰退的迹象，为何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频现？

有毒食品层出不穷，完全无视从中央到地方的三令五申，成为“打不死的小强”，这其中既有制度缺失、执法不严、官员政绩等因素，更有道德因素。经过分析比较，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没有行业准入门槛，生产经营者良莠难分，特别是原来食品免检制度的存在，放任企业胡作非为，留下了诸多监管空白。加上目前我国的法律对于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较轻，不痛不痒的起不到“杀鸡儆猴”的效果，现在我们是“拔鸡毛给猴子看”，企业的违法成本太低，这使得许多企业存在侥幸心理。

2、多头监管，执行不力。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是一种“分段管理为主，品种管理为辅”的模式，导致食品安全管理出现条块分割、沟通不畅。由于这些部门管理体制不同，人、财、物的主管部门各有其主，因此，“机构云集”增加了政府对食品安全工作的管理难度。多个部门监管一个方面的事务往往需要政府协调，提高了管理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卫生部分分合合的历史表明，国家建立独立食品安全监督部门的思路似乎并不十分清楚，这不仅影响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效力，更造成了问责不明确的弊病。

3、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与国际标准不能接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结构设计不够合理，对标准的深人研究不够，部分标准的实施较差，甚至强制性标准也未得到很好的实施等。如7月修改出台的《乳业行业标准》就被专家评价为“倒退了25年，堪称全球最差”，并称中国被“个别大企业绑架，是全球最差标准”。

4、政府监管食品安全需要运用法律法规及相应的政策工具，目前政策法规不健全，无法做到法规化，制度化，缺乏长效机制。面对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往往采取“救火”式的治理，哪里发生问题治哪里，事情过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从而导致制假售假屡治不绝，屡禁不止，甚全有愈演愈烈之势。

5、财政投入不足，检测机构资源配置不合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财力不足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国家财政投入的不足，引发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国家急需的部分检测项目能力不足。如食品中不明有毒有害物质的鉴定技术、违禁物品、激素、农药残留、兽药残留、二恶英、疯牛病的检测、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等，监督检验能力与国际水平差距逐渐加大，制约了食品卫生监督管理水平的提高。二是利益驱动导致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产生偏差。如有的执法机构偏重于有经济利益的执法行为，以罚代刑、以罚代管，一罚了之，监督执法工作时紧时松，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有的甚至为不法经营者充当保护伞。三是基层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的设置和技术人员配备不能适应监督工作开展的需要。

6、食品生产和经营者诚信缺失，道德观扭曲。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眼睛盯着的只有钱，丧失道德底线，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顾法律禁令，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屡禁不止。目前，不管政府部门还是消费者掌握企业食品卫生质量的信用状况难度很大，很难起到消除信息不对称、鼓励守信者、打击遏制失信者、追溯责任、形成诚信经营氛围的作用。

白岩松在微博上发表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现在都是原告，也都是被告。卖猪肉的人用夹杂瘦肉精猪肉挣来的钱，兴高采烈地出来买馒头，没想到馒头被别人染了色；然后卖染色馒头的人出来给孩子买奶粉，里面有三聚氰胺。每个人都在害别人，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二、消费者个体维权的困境

尽管监管部门一再呼吁市民要对食品问题主动举报，但由于对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协会存在不信任情绪，加上这些部门往往奉行“谁投诉、谁举证”的原则，导致普通市民往往无能力或不愿花费精力物力在举证方面，没有相关民间组织为依托，普通市民对食品安全的监督效果非常有限。

1、繁琐的民事诉讼程序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所存在的制度性缺失也使得消费者维权之路存在诸多困难。食品安全纠纷多数是规模性的群体纠纷。虽然在我国现有的立法框架下可以采取的诉讼形式有一对一的诉讼、共同诉讼、第二人参加的诉讼和代表人诉讼等，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些诉讼形式都有其现实问题。不仅因为大规模单个诉讼，影响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对于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件的解决并非最合适的法律模式。还因为我国集体诉讼制度是一个立法空白。集体诉讼制度设计出现的空白，也给我国消费者维权方式的选择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繁琐的诉讼程序、漫长的诉讼时间和高额的诉讼成本限制了诉讼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最后防线的作用。目前食品安全纠纷在法院诉讼中仍然作为一般的民事纠纷处理。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消费者需要对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对其身体健康造成了损害及因果关系等提供证明。这对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过重的负担。另外，食品安全问题损害的一般是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利益，漫长的诉讼时间对消费者而言不仅是医药费难以获得及时赔偿的问题，而且还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

2、消费者维权面临技术障碍

食品安全纠纷所涉及的各种复杂的专业检测、认证决定了势单力薄的消费者难以独立地与生产经营者通过和解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当消费者提出食品不符合基本安全标准的主张时，生产经营者可以轻易地以其他同类消费者没有发现问题而予以否认。消费者个人很难提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这使得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在谈判过程中更加被动。即使有一些消费者联合起来与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协商，生产经营者出于声誉考虑可能会给予一定的补偿，但这种补偿也很难说是公允的，而且食品安全的问题仍然存在，生产经营者与潜在的消费者之间的食品安全纠纷仍未得到解决。

3、消费者维权组织的作用尚待加强

消费者协会作为专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性组织，难以有效发挥民间调解的作用。消费者协会作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社会性组织，只是为纠纷解决提供一个平台，并不掌握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相关信息，因而难以消除消费者与食品生产经营者之间经济实力和信息占有量的差距。消费者协会的调查虽然能够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力，但是并不具有强制力。这样，寄希望于消费者协会来平衡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力量以更加公平地解决纠纷的预期也很难得到实现。另外，调解程序的启动需要有当事人的合意才能进行，而且民间调解结果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这使得纠纷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

四、国外经验借鉴：全程监控

外加巨额赔偿

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健康，也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在世界许多国家，食品安全事故也时常发生，像德国在2010年年底相继在鸡蛋、猪肉和鸡肉等食品内发现致癌的二恶英；截止2011年10月4日美国“毒香瓜”疫情蔓延19州，致死17人，84人染病。相比而言，这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从田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保障系统，但食品安全事故仍然时有发生，可见根治食品安全问题任重道远，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招数是值得借鉴的。第一招：严把源头关——监管触角伸向产地

从食品供应的源头开始，实行严格的监控措施。供食用的牲畜如牛、羊、猪都会挂有识别标签，并由网络计算机系统追踪监测。屠宰场还要保留这些牲畜的详细资料，并标定被宰杀牲畜的来源。肉制品上市要携带“身份证”，标明其来源和去向。

第二招：重视流通环节——为每份食品“建档案”

米面、果蔬、肉制品和乳制品等农产品的生产者、农田所在地、使用的农药和肥料、使用次数、收获和出售日期等信息都要记录在案。相关部门收集这些信息整理成数据库并开设网页，为每种农产品分配一个“身份证”号码，供消费者查询。农产品有了“身份证”后，可追溯管理模式就变得易于操作。

在德国，食品的食物链原则和可追溯性原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以消费者在超市里见到鸡蛋为例，每一枚鸡蛋上，都有一行红色的数字。比如说：2-DE-0356352，第一位数字用来表示产蛋母鸡的饲养方式，“2”表示是圈养母鸡生产；DE表示出产国是德国；第三部分的数字则代表着产蛋母鸡所在的养鸡场、鸡含或鸡笼的编号。消费者可以根据红色数字传递的信息视情况选购。

如果出现食品安全危机，也可以根据编码迅速找到原因。2010年12月底，德国安全食品管理机构在一些鸡蛋中发现超标的致癌物质二恶英，引起德国上下的极大关注。通过对有毒鸡蛋的追查，有关机构顺藤摸瓜将焦点快速锁定在了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施泰因州的一家饲料原料提供企业身上。这家公司将受到工业原料污染的脂肪酸提供给生产饲料的企业，才导致了其下游产业产品二恶英超标。随后，德国政府迅速隔离了4700个受波及的养猪场和家禽饲养场，强制宰杀了超过8000只鸡。

第三招：食品造假要出狠招重罚

在食品安全制度相对先进的发达国家，食品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各国为此都加大了惩罚力度，其中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德国：刑事诉讼外加巨额赔偿

2010年底，德国西部北威州的养鸡场首次发现饲料遭致癌物质二恶英污染。今年1月6日，德国警方即调查位于石荷州的饲料制造商“哈勒斯和延奇”公司。7日，德国农业部宣布临时关闭4700多家农场，禁止受污染农场生产的肉类和蛋类产品出售。

对于这次二恶英事件中的肇事者，德国检察部门提起刑事诉讼，同时受损农场则拟提出民事赔偿，数额可能高达每周4000万至6000万欧元，完全可能让肇事者破产。

韩国：造毒食品10年内禁营业，还附以高额罚款。法国:卖过期食品立刻关门 第四招：食品召回构筑最后屏障

问题食品召回制度是发现食品质量存在缺陷之后采取的补救措施，是防止问题食品流向餐桌的最后一道屏障。

对于不合格食品召回，德国食品安全局和联邦消费者协会等部门联合成立了一个“食品召回委员会”，专门负责问题食品召回事宜。2004年，在“食品召回委员会”监督下，亨特格尔公司调查发现，该公司生产的孕产妇奶粉和婴儿豆粉中有“坂歧氏肠杆菌”，威胁消费者尤其是婴儿健康。事件发生后，亨特格尔公司以最快速度召回了产品，另外还向消费者支付了1000万欧元的赔偿金。第五招：完善食品安全法 用法律来保障

美国于2009年加快了食品安全立法进程，继《2009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后，又通过了几经修改的《2009年食品安全加强法案》。没有什么制度是万能的，美国相对先进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仍需不断完善，今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迎来一次大变革。奥巴马政府的这次改革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对美国食品安全体系进行的一次调整。100多年来，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在不断改进中日渐成熟。

英国和德国的食品监管体系同样经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和发展。英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食品标准署成立于2000年。此前，英国在1990年颁布《食品安全法》，对食品质量和标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而《食品安全法》又是在1984年的《食品法》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再往前追溯，还可以找到一些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而德国食品法的历史则最早可追溯到1879年。迄今，德国关于食品安全的各种法律法规多达200多个，涵盖了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运输、贮藏和销售所有环节。由此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对食品安全的重视源远流长，而且相关法律和监管体系在与时俱进地不断修订和完善。

五、对整治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构想和建议

我们要确立“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健康”和“谨慎义务”的执政理念，真正把消费者作为上帝来对待。保护消费者健康，仅允许提供安全的食品；保护消费者不受欺骗，严格防止欺诈；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向消费者提供实事求是的信息。具体构想和建议如下：

1、完善立法和食品安全标准。按照《食品安全法》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要求，打造一种无缝监督与管理体制，形成一个科学合理、层次分明的完整的法律责任体系，为追究食品安全责任和补偿食品安全问题受害当事人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要尽快完善标准体系，全面清理整合现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食品卫生、食品质量标准和行业标准，加快解决标准缺失、重复和矛盾问题。一时难以出台国家标准的，要先行制定地方标准或产品安全、生产工艺、检验方法的规范性要求，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和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防止出现监管空白。

2、加强行政管理，通过对监管制度的整合，既要避免出现监管空白，提高监管效率，节约监管资源，又要防止出现职能交叉，相互掣肘，更好地发挥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效能。强化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加强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领导，克服地方保护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干扰。须把食品安全作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支持监管部门正确履行职责，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要求各监管部门恪尽职守，密切配合，责任到位，相互衔接，形成完整的监管链和责任追究体系。食品行业产业链条长、环节多，监管力量分散，必须形成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我们常说食品安全问题是„九龙治水‟，为什么？这在经济学上存在着„搭便车‟的尴尬。食品的监管部门众多，每个监管环节都会认为，我这里没管住，自然会有别人来管；反过来，如果我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去管，食品安全不出问题反让其他部门“搭便车”，破除这种职权交叉的体制势在必行。

3、延长和完善监管产业链。食品质量监督要覆盖整个产业链。实施“全产业链”，“从田野到餐桌盘”的食品质量及制造食品的原料进行检验和监督。有必要在立法上明确各监管部门的职能范围、明确追究责任的程序，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建立跨部门的食品监督机构，统一协调管理各个流程的食品安全，以杜绝机构间的相互扯皮推诿的困境。尤其需要对监管部门的失职渎职进行明确界定，一旦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对相关责任人严惩不贷。可以参考的例子是，在一些西方国家，一旦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最高到卫生部长，最低到相关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必须为此负责而引咎辞职。

4、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社会力量介入食品问题治理，应该受政府的欢迎和提倡，并做相关的制度设计。

面对一波波重大食品安全问题的冲击而无法有效解决，很多学者认为，由于食品问题涉及各种利益关系和行为主体，单一地突击哪一方都不能有效解决，而必须具备综合的“社会治理”观念，即在社会利益和主体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政府只有让企业、民间组织、社区等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运用法律、市场、协商、行政等手段，才能有效地治理社会，因此，食品问题的治理，不仅急需对生产者、监管者、销售者等多个主体进行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立法跟进，更需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的监督监管。相比之下，后者更急需发展。

就食品安全领域来说，要重视行业协会在制定行业标准以及规范行业自律方面的作用和独立性，但目前行业协会所能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此外，还要特别重视媒体在食品安全监督方面的职能，媒体可以和高校食品安全研究机构合作，适时发布来自权威研究机构的食品安全相关信息，从而对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压力。

5、提高食品安全违法的成本

必须坚持重典治乱，提高违法的成本，增加违法者的痛感。生产者之所以敢铤而走险，在于其铤而走险的收益远远大于违法成本，正是这种经济利益让生产者在诱惑面前放弃了道德理性。因此，食品安全法也应该通过惩罚性的赔偿，来增加生产假冒伪劣食品者的成本，以经济杠杆促使生产者由经济人向道德人转变。具体而言，可以提高赔偿的额度和处罚的力度。现有的 10 倍赔偿显然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额度，因为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他们维权的成本就可能超过了 10 倍赔偿的数额，而一次 10 倍赔偿的数额也可能伤不了故意生产者的筋骨。

6、建立企业诚信制度

赚钱是企业经营的目的固然重要，但企业生产的产品是面向广大人民的，不能因一己私欲，而生产损害人民群众生民健康的产品。而加强企业内部的管理，塑造一个诚信的企业可以从源头上防止食品安全的产生。诚信建设，说到底就是法制建设，诚实信用，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是传统美德的法律化。今后应当把企业或经营者的诚信建设当做一项基础的，常规的工程，建立量化考核体系，坚持不懈，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只有这样，企业，商人才会把消费者当做真正的上帝，食品安全才会有保证。

7、按照查获情况重奖举报者，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力量，让不良分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无藏身之地，从而净化食品市场。

8、加强基层监管部门人力、设备和经费保障力度，让罚款与部门利益脱钩，严禁罚款返还、变相“坐收坐支”。我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工作。绝大多数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在基层，也解决在基层，地方政府是否建立了工作责任制、经费保障落实情况应当是近期检查和问责的重点。结语 要提升消费者信心，政府就得有实在的举措。“零容忍”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该惩罚的，罚他个倾家荡产；该追究的，不能不了了之。违法成本远远大于违法收入，才能形成“高压线”、带来威慑力。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政府和国家的形象。食品安全已成为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社会管理水平和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食品安全与人民生命财产息息相关。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们相信，只要有关部门严格监管，市场积极配置资源，企业的诚信经营，食品安全问题终会解决，让我们企盼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们都可以吃上放心的食品。

第三篇：改革开放造成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逐步显露出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问题，地区发展差距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行业垄断问题，工人下岗失业问题，城乡社会保障问题，教育、医疗改革问题等。只有在认清问题、吸取教训的前提下，才能深化改革，有利于以后经济、政治等工作的展开。

一、官员贪污腐化，引发各种冲突

贪污是每个国家都会存在的问题，历史由来已久。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贪污问题越来越严重。2009年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一年，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官员贪污腐化，滋生了众多社会问题。群体性事件的对立双方往往是人民和警察或者是政府，这就说明人民对政府的做法感到不满，人民对政府感到失望，而这不满和失望的根源往往是贪污腐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的利欲心被快速发展的经济所激发，面对物欲横流，立场不坚定的掌权者往往会做出贪污的事，并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整个社会对政府的信仰缺失。民众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或者说不相信政府，只能采取上访、聚集在一起闹事等手段，这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出现众多假恶丑现象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劳动致富，致富光荣的观念深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这就导致了很多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致富。这几年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整体道德信仰的缺失。

三、城乡、东西部和社会各阶层的贫富悬殊，激化了很多矛盾

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总有一天会演变成两极分化。封建社会里农民造反的例子不胜枚举了。在那时候，当贫富差距到达顶点的时候，就会发生社会**甚至引起改朝换代。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中国目前的社会构成已经与封建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家做主。那种封建社会的剥削方式不会回来，人民的政治以及文明意识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当然不会发生封建社会下才有的**之类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是相似的，中国的农民还是处在社会的底层，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都是社会的底层。

贫富的悬殊激化了中国人的仇富心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仇富心理，加之贫富悬殊，将会引起很大的社会问题。据有关数据，中国还有9000万人达不到一天一美元的购买力标准。这应该足以引起社会的重视。说严重一点，在目前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的背景下，农民越来越穷，这么多人就是社会不安的一颗定时炸弹。

四、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为了发展经济，人们往往忽略了环境的保护，导致了诸多问题，如沙尘暴、水污染、大气污染等。

五、科学认识并正确对待这些问题和矛盾

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些矛盾、困难和问题是在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出现的，是支流而不是主流。其次，我们要看到这些矛盾、困难和问题都是属于体制内的，是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来获得解决的。再次，我们还要看到这些矛盾、困难和问题是前进中的、发展中产生的，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得到解决。”

改革开放作为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担负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同任何伟大变革一样，这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艰难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不遇到困难和问题。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没有可供参考的现成答案，要靠我们大胆地探索和试验。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困难和问题，有的是旧体制下积累和潜伏的，有的是新旧体制交替和摩擦产生的，也有的则可能是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带来工作失误而造成的。

改革开放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一定时期内手段和条件的成熟程度制约着我们对矛盾、困难和问题的解决程度。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任何急于求成，希望一蹴而就，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

第四篇：新疆**的历史与文化根源

本文作者系长期研究边疆问题的作者，本文写于2012年，当时切糕事件沸沸扬扬，作者已经通过此事判断出新疆社会的危机所在。

昨日昆明火车站发生了持刀砍人的恐怖袭击事件，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反响。今早确认是新疆分裂势力策划组织。在此背景下，我们不该迁怒于新疆人，以及维吾尔族，而是应该正视新疆社会的结构问题。不要把少数极端分子的暴行与无辜的新疆民众去画等号，此为其一。

其二，新疆的恐怖暴力有其滋长的社会土壤，这恐怕不是一纸政令可以解决问题。它是汉人社会问题的延续和发酵。如果看不到症结所在，胡乱用药，只会加深矛盾，无益于安定团结和稳定。

希望此文可以引起各位观众对新疆问题的重视和理解。

作者：黄章晋

新疆民族问题向来十分敏感，特别是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中共对新疆的管控也逐步升级，外界较少能够了解新疆维族社会的真实状态。16万元切糕赔偿事件作爲一个热点或将很快淡出公众视野，但它在被公众讨论时，涉及到的一切可被视为这个社会创口的矛盾和问题，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随时会爆发。“新疆小偷”、“切糕党”这类标签在内地汉族世界，十分普遍呈现的是中国今天民族政策造就的治安问题和由此带来的民族矛盾。但在新疆的维吾尔世界，小偷和切糕党，似乎更应归类为马尔萨斯陷阱的一个表征，在我看，它是一个远比内地汉族社会与新疆人关系如何更为重要的问题。

或许用新疆维吾尔传统社会正陷入一种濒临瓦解崩溃的危局来描述有夸大事实之嫌，但极高的失业率、严重的吸毒贩毒、愈来愈多人群深陷非正当营生、地下宗教的迅速抬头、社会道德瓦解、艾滋病泛滥等现象，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可将之描述为一场严峻的社会危机。而切糕党、小偷仅仅是这个危机溢出到内地的一部分。内地人能看到的，仅仅是水面上的冰山。

我相信在内地的维吾尔族同胞在碰到小偷和切糕党这个问题时，会反覆强调说，这不是维吾尔人的全部，维吾尔人不应被因此妖魔化。但是，如果不正视这类正在日益腐蚀维吾尔社会肌体的现象，尤其是它背后整个的社会危机，维吾尔社会很快会变成一个让人痛惜的沉沦的民族。

在新疆维吾尔主流社会，对各种在内地谋生的维吾尔人统统用“口里齐”这个称呼，“口里”即内地，“齐”即汉语中者的意思。对那些在内地从事正当职业的人来说，被人称呼为口里齐是个非常郁闷的事，因为它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暗示是不良职业从业者。对热爱商贸的维吾尔人来说，并无轻视小商贩的传统社会成见，对口里齐的成见则来自这个群体极大比例在从事非法和灰色的活动。因为他们太熟悉知道周围某个并无一技之长的人从内地回来后突然富起来是因为什麽原因。而南疆的旧手机市场上，那些手机来自哪里，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对在内地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往往他们看到的本民族的非法甚至犯罪活动的普遍程度，要明显高于汉族社会，因为他们才能更敏锐细致地发现哪些小食品店表面上是在卖餐饮，实际上底下是在贩毒或做盗窃团伙的活动据点。而流浪儿的小偷问题，也不仅仅只是拐卖和扒窃，还有吸毒、暴力、家庭瓦解等一系列问题。

官方习惯性的报喜不报忧，甚至讳疾忌医地打击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和暴露者，维吾尔知识分子群体只能在每一轮类似问题发酵在舆论被引爆时进行被动解释时，汉族社会看到的新疆问题只有两个方面：东突问题、犯罪问题，而上述问题真正的社会土壤：维吾尔族的社会危机几乎无法进入公众视野。

我相信今天很多汉族人已经在内心里认为，维吾尔人就是犯罪民族，甚至我注意到许多现在宣称是新疆问题研究者的人，其言语中流露出的观念也是如此。我最担心而且认为事实上可能真是如此的一种情形就是，新疆地方官僚集团会普遍认为，维吾尔社会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未必是他们最在意的工作），仅仅是因为维吾尔人自身的问题，比如他们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的宗教信仰。

这种观念下，甚至可以很好地为遮掩和禁止暴露新疆现在严峻的社会问题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与内地警方对自己眼皮底下从事非法活动的维吾尔族人群视而不见且禁止公开讨论一样，说是为了“不伤害民族感情”。

如果将来注定有更大的灾难，我想这便是最深切的根源。人口和就业双重压力

新疆维吾尔社会今日面临的问题，是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完全无法融入现代社会、按照民族大学伊力哈木先生的说法，就是无法由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

维吾尔族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南疆三地州，700 万人密集居住在几片互不相联的绿洲中，人地矛盾极爲突出。维吾尔族社会平均年龄大大低于汉族，而青少年几乎找不到进入现代工商业的就业机会。南疆小县城里，因爲大量年轻人无所事事，遂有了台球爱好者占人口比例也许是全世界最高的奇观。

此外，内地的廉价而丰富的物资以及规模化的资本在改善其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城市传统手工业和商业为生的人造成最直接的生存冲击。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是新疆维吾尔社会危机的物质因素。

道德和传统价值崩塌

同样严重的是精神因素。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流行和影响，迅速在维吾尔社会依照年龄和身分（吃国家饭与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形成了巨大的观念鸿沟。维系一个社会稳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也因人群不同，或瓦解奔溃，或转身更虔诚地投入宗教的怀抱以寻求慰藉。传统维吾尔社会，阿訇或“长老”是道德秩序的体现者和维系者，今天旧城改造和社会组织的重构，使这种基于熟人社会的道德和价值体系早已无法维系。像吸毒贩毒问题，在第一波经商致富者出现时，就开始出现并四处泛滥。

精神危机的作用，使得今天的新疆维吾尔社会，一方面在乡村和一些城镇，有着远比内地汉族社会更淳朴和善良的民风，另一方面，社会风气和道德败坏，同样远非汉族社会可比。切糕党、小偷、贩毒、卖淫等现象，带有极大的地域性特征，甚至对当地不同职业的居民收入对比，都构成了极大影响。这不能不认为是道德和价值失序、瓦解背景下的坏车示范效应。

不能不提的是，面对现代化冲击的恐慌，对社会礼崩乐坏的排斥，愈来愈多的人只能投身宗教的怀抱以求宁静，这种剧烈的变化，甚至可以从最近几年人们服饰妆扮的变化看出来。宗教的抬头当然会被地方政府视为不安定因素，强力打压就顺理成章在所难免，而民族矛盾的进一步紧张对立则是势所必然。

我个人认为，所谓的东突分离主义远没有人们通过官方描述想象得那么严重，但复杂深切的民族矛盾却要比我们所能感受到的要广泛得多。甚至我曾从内地民间反扒小组那里听来这样的故事，他们在抓获小偷后，居然有人跑来要人，且声称偷点东西为什么要抓，你们从新疆抢了那么多东西，我们偷几个手机有什么不可以的。犯罪活动为自己寻找到了政治上的正当性，你难道仅仅是将之视为一种狡辩麽？我听到的最黑暗的故事，是一位到内地协助打击小偷的维吾尔族警察，从一个受强烈民族自尊心驱使的尽职尽责试图拯救堕落天使的好警察，很快由于绝望压抑最终变成有一大帮小偷的老大。

民族性的“失败社会”

今日中国深陷严重社会危机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像大批人进入内地从事非法活动的问题，当然远非维吾尔人，只不过由于维吾尔人在语言上异于汉人，更容易被观察留意，而其他地方的同类问题，只会在警察那里因为犯罪登记时被注意到，地域性的问题也很难像维吾尔族那样上升为对整个民族的印象。社会问题带有强烈民族性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四川凉山州的彝族，问题还要严重得多。

但两者有大量高度相似的外在表象，比如大量人口贩毒吸毒，大量小孩被拐卖在内地从事扒窃甚至入室抢劫。据一位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统计，凉山被抽检到的孕妇中，HIV 感染者比例已经接近10%。仅从这个数字和成年男性犯罪率来看，说它是个失败社会应无不妥。

两者对比，其高度的共性就是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受巨大冲击的同时，都无法有效融入现代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无法进入汉族人主体的社会分工当中。凉山州彝族社会的问题更大，或许是因爲其人口总量较小，原有的社会组织更脆弱。

急需反思的民族政策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种无法有效融入归结为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直接因素，语言的原因、教育水平的原因、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所以，在新疆，一个补救的措施就是大力推广双语教育。

我们即便不谈双语教育实质上更像强推汉语教育，仅就一刀切政策，使得不具备师资力量的部分贫困落后地区实际上两种语言都无法有效掌握而言，就不能不担心它最终的效果。尤其是，虽然官方大力推行双语教育，但教育资源因民族不同而有极大不平衡的局面并无根本改观。如果涉及到一个传统生产生活的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观念重建、价值重建的种种困惑，这个问题就要更为复杂而艰难。

就今日的汉族社会而言，虽然转型痛苦尚不算严重，但从精神和价值上而言，还不能认为已走出前现代社会。而面临着现代化与汉化无法区分困境的维吾尔精英（官方推进的现代化显然就是汉化），在平衡现代与民族传统上，要解决的问题复杂得多。何况，他们只能自己呆在家里独自思考，在今日的政治环境中，这种公开讨论不可能存在。

至于那些物理上远离现代社会的维吾尔农民，其实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就已注定在信息上与现代文明绝缘。此前，官方在民族问题上的投入，以及汉语世界本身搭载的现代信息和观念就少，维吾尔语和汉语作为渠道，在接受现代信息上差别不算太大，但此后，市场的伟力使汉语成为一个搭载现代信息和观念极高的平台，至于维吾尔语，严厉的市场管制和官方投入的减少，维吾尔人已很难从其精英那里获得现代信息。他们是一个被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抛弃的人群。小偷和切糕党，是这个社会能自发找到的极少数融入其中的手段。

寂寞梁门人去后

章立凡

2010年11月2日上午，前往世纪坛医院送别梁从诫先生。越靠近目的地越难走，交通台的广播说，复兴路一带已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此前章诒和曾告诉我，梁家只想办一个小范围的告别；消息在虚拟世界以几何级数传开以后，居然引发了现实中的某种紧张。

一个家族的背影

医院终于到了，进门后直奔告别室小院。送别者有秩序地排队静候，满院密密麻麻排列着各种字体的挽联挽幛，在寒风中飘荡，绝大部分是“自然之友”等环保NGO及志愿者敬献的，他们要通过这种集体表达方式，向这位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开创者致以最后的敬意。

我与内子手持菊花走近告别室，梁先生的公子梁鉴很快发现了我们，随后又见到了梁夫人方晶女士和小女梁帆，章诒和、蒋彦永、牟广丰等友人也陆续到达。据广丰说，正在帮梁家寻觅一片林地树葬，以了却逝者守护大自然的心愿。我提起香山梁启超先生墓园，里面不是还葬有梁氏家族的后人吗？他说墓园已经交公，现在无法安葬族人了。

10点整，告别的时刻来临，先是梁氏族人入内告别，很快轮到我们。

鲜花丛中，梁先生的遗容比生前清癯，头颅微微后仰，嘴好像没有完全闭上，就定格在灵魂离去的时刻了。三鞠躬后，依次将菊花献上；环绕一周行将走出时，我停步回望逝者，觉得他仿佛挣扎着，要为保护地球母亲发出最后吼声……

其实这只是我的想象，梁先生在去世前好几年，就无法正常思考了。我们和梁先生等几家朋友，每年照例有几次聚会，直到有一回发现他反应迟钝，往后的聚会就无形中停止了。后来得知，他得了阿尔兹海默氏症。

从告别室出来，听蒋大夫追述了梁先生辞世的经过，相对唏嘘而别。途中取出仪式上分发的纪念折端详，上有生平简述、生活照、亲友的送别寄语，以及梁太夫人林徽因女士在他出生后写的一首小诗，母亲深情地对儿子吟唱：“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绿地封面上是梁先生的遗照，一副孩童般的笑靥，用调皮的眸子凝视着我，也回望着人世间。

梁从诫的逝世，唤起了人们对一个近代名门的历史记忆：梁启超，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梁思庄……这些在中国知识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到他这辈已是第三代了。梁从诫留下的“三代人都是失败者” 这句话，此刻正被热议且令人永远痛心，他自己也曾总结说，悲剧的成因是由于“选择空间越来越小”。

消逝的空间

梁启超先生是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和学术宗师。他出生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受过完备的儒家传统教育，在中西文明对撞的历史环境中成长。清王朝前期曾有严酷的文字狱历史，但自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在强势的工业文明冲击下落败，国人逐渐睁开眼睛看世界。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办报、结社、讲学成为社会风气，戊戌政变后虽一度处于低潮，但在国难深重的背景下，改革专制制度、实行宪政逐渐成为朝野共识。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后，颁布了《结社集会律》和《报律》，后来在舆论的强烈批评下，修改了其中某些限制人民自由的条款。《报律》令国人办报有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注册登记手续极为简单，言论相当自由，举凡时政、制度、法律、政策、腐败、社会黑幕等等，包括圣旨在内，皆可公开批评。《结社集会律》打破有清以来严禁结社集会的罗网，只要不是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和会党，一切公开的政党和团体均有合法存在的权利。

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政闻社，尽管因清廷对康、梁的通缉令而无法登记，但仍可凭借报刊的平台发表大量言论，并与革命派展开论战。民国成立以后，他不像康有为那样敌视民国，坚持保皇复辟，而是组织进步党继续参政，在议会政治中与国民党分庭抗礼。袁世凯称帝时，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策动蔡锷发动反袁起义，保卫了共和政体。

或许正是由于经常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梁启超才能保持逆向思维，并在思想学术领域大放异彩。他深刻认识到“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以“作育新民”为己任，大量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以极富感染力之文笔，发表《少年中国说》、《新民说》、《新大陆游记》等政论、散文，率先批判消极落后的“国民性”，提出政治、宗教、民族、生计的四大自由，提倡“新文明再造”。晚年脱离政治后所撰《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学术名著，将中国历史置于人类文明史的视野中研判，从方法到观点，开新史学之一代先河，对后世影响甚巨。

应该看到，当年的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其终极目标都是宪政，惟方法手段有别。梁启超与革命党人虽政见分歧，私谊仍在，保持了君子风度。孙中山逝世时，他还亲往吊唁。党派利益的极端化，是引入苏俄政治模式之后的事，变成了两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党派政治的一元化意识形态，令从清末到新文化运动所开辟的多元文化空间逐渐缩小。

生于1901年的梁思成，属于新文化运动背景下造就的一代学人。多元文化空间中百家争鸣的学术气候，涌现出胡适、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一批学术大师，梁思成也是其中之一。身为建筑学家，他不像父亲那样在政治和学术两个空间中自由行走。而是在专业领域内，将自己的才华发挥到极致，至少前半生是如此。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即便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那样的独裁，有《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等钳制言论自由的法规，但学者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仍享有较大的学术自由空间，即便是李达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还是有著书执教的环境。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都不是热衷政治的人。北平围城期间，他们被未来领袖保护故都古迹的诚意深深打动；然后与无数善良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时代满怀憧憬，热心地设计了新国家的国徽。江山定鼎之后，意识形态彻底定于一尊，不容任何异见，即便是专业人士的学术见解，也会作极度政治化的解读。梁氏夫妇在内战中保护了北京城，进入和平年代，却为了同样的原因遭遇厄运，眼睁睁地看着古城墙被一步步毁掉，同时被摧毁的，还有自己的学术生命。如果能学某文化大佬摧眉折腰，或许能坐享安贵尊荣到老；但梁启超的后人不是这种人，既然别无选择，就只有坚守学术良心。

无异见则无大师

纪念折的寄语中说：“梁先生，您在六十岁时放弃学术研究，选择了民间环保之路，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国家角度来说，都可谓从零开始……。”

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人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了几十年。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降生在错误的空间。1932年生于北京的他，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如果没有各种政治运动及其后的选择，他应该是我的同行。在有限的生命被浪费之后，他没有继续历史研究，却选择了历史使命，在新一轮改革潮中成为民间环保的先驱。

我1979年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打工时，梁从诫正主持《百科知识》杂志。在同事口碑中，他是一个对工作要求相当苛刻的人。如今回想，他应该是继承了母亲林徽因的完美主义个性，对他人、对自己、对环境都是如此。他曾不顾情面地指责破坏生态人文环境的大小官员，曾骑着老旧自行车去政协开会，曾回收使用别人丢弃的的家具和文具……，有次他留给我一张名片，还特地说明是用再生纸印的。

有朋友调侃说，梁从诫是位没有著作的大师。我凭吊他留下的博客，人去楼未空，里面的文章寥寥可数，其观点中不乏异见，但也确是真知灼见。梁先生是梁门理念的践行者，从争取结社自由而言，他创立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从争取言论自由而言，他不断推广自己的理念，将中国民间的环保声音变成了政协提案（尽管效用有限），传达到各种国际性会议和组织。他以花甲之年从零开始的生命行走，浇铸了一本大书。

梁先生当了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自称是“爱国的反对派”，也曾对我谈及政协官员对他的“善意警告”。在“政治养老院”中，他只是思想解放年代的孑遗标本，“歌德派”稳居主流，理性的“爱国反对派”越来越少。耐人寻味的是，随着民族主义声浪的勃起，社会上“爱国愤青”越来越多……

梁门祖孙三代中，都出了“反对派”：梁启超想通过改良拯救中国，梁思成要通过保护北京城拯救中国文化，都失败了；轮到梁从诫，想通过保护中国生态拯救地球。他的抱负其实比前两辈人都大，奔走守护十八年，辞世之际，大陆生态环境已到了空前危急的程度；一地烂污中，横陈着无数GDP数字和官员们“不容置疑”的政绩……。

望着梁门三代人寂寞的背影，感叹大师辈出的时代已成历史。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是对人类有限知识的怀疑与拷问；所谓大师，就是一批有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他们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发出质疑，不断提出新解读、新主张、新方案。一个失去了文化多元性且不容异见的社会，不会有思考与进取，不会有文明的创造力，也不会产生大师。

2010年11月23日 风雨读书楼

《文史参考》2010年第23期（发表时有删节）

“蝴蝶效应”与反腐前景

章立凡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2月17日

“蝴蝶效应”是混沌学上的一个比喻：“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如今，又有一只蝴蝶在加勒比海上扇动翅膀，而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大陆，空气中弥漫着飓风的气息。据说，这是一只“转基因蝴蝶”。

加勒比海上的英属维尔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又译“英属处女群岛”，缩写：BVI），是一处度假胜地，有着美丽的珊瑚礁和沙滩，浴场、酒吧，生意兴隆。旅游业和金融服务业被称为当地经济的“两大支柱”。旅游业占当地收入的45%。主要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就业；而在经济层面上，金融服务业更加重要，近50%的政府收入直接来自离岸公司的牌照费。这里是加勒比海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离岸公司的注册为群岛带来相当可观的收益。截止2008年6月，有逾823,502所公司在当地注册。据毕马威会计师楼在2000年为英国政府就离岸司法所作的调查所示，全球41%的离岸公司皆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由于在群岛注册公司后可省免不少税项，当地一直被称为“避税天堂”。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也起而仿效，纷纷成立离岸金融中心。

自上世纪末开始，中国大陆的权贵富豪们蜂拥而至，在加勒比地区注册离岸公司，为当地的GDP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来自中国的离岸资金，有的直接在海外投资，有的变身“外资”回流本土。中国大陆楼市、股市和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的游资，很大程度上与这类回流资金有关。公民注册离岸公司并不违法，但其资金来源是否合法，则需具体分析，其中有富人的合法经营所得，亦不乏权贵贪官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脏钱，离岸洗白后成为合法投资。

2013年9月3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的决定”：“拥有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中国居民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申报其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有关情况。”这个将于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规则，其实是一柄双刃剑。

自2013年中石油窝案曝光后，年底前，种种反腐的矛头都指向了一只“大老虎”，纷传“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将被打破。2014年1月22日，加勒比蝴蝶的翅膀开始摆动。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宣布，次日将在离岸金融解密数据库中添加37,000多个中国内地、香港以及台湾的离岸投资者名单。该数据库于去年6月首次发布，有70,000多个名字。新资料显示，多名中国权贵的亲属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库克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持有离岸公司。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有爆料称“大老虎”系中纪委“二号专案”，“一号专案”另有其人；1月18日，香港报纸公布了前总理温家宝致老友吴康民的私信；19日，人民网重新发表了关于温氏家世的一篇旧闻。21日，中国互联网突然发生大面积瘫痪，坊间怀疑与反腐形势变化有关；22日党媒报导称，异常来源是海外某翻墙软件公司，但该公司予以否认，指事件主因是网络封锁升级时操作错误所致。当日接受媒体访问时，我对离岸账户事件有所解读，大体内容如下：

几日来的种种怪事，或可由此见微知著：按例私人信件未经授权不会被公开，温下台前曾希望人们忘记自己，此番高调公布私信自证清白，乃不得已而采取的防御措施，然效果或适得其反；家世旧闻被热炒引发舆论关注，背景耐人寻味；“翻墙”是中国网民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手段，网络大面积瘫痪令人浮想联翩……

绑架亲属是最经济的牵制战术。从已披露的政要亲属名单看，其他各家算是陪绑，主打目标定位于温、习，前者确有软肋可击，但对后者威胁不大，“老虎”一方则未被涉及。据称名单内有中国大陆官员、富豪数万人，此刻只公布了其中的极少数。当晚会有许多人睡不着觉，通过各种渠道向高层进行关说，阻止打虎行动殃及自身。日后须围观主政者如何应对，若打虎行动就此被牵制住，则说明其权威尚未强大到足以运掌全局。

反腐表象背后，是不同政治联盟的博弈；利用外媒爆料，是权力斗争中惯用的“出口转内销”战略。我愿意相信ICIJ的公正性，但不排除有人“借鸡下蛋”。此项调查一年前已经开始，当时“老虎”一方尚未被围困，有机会预先“喂料”布下险棋。当此生死存亡之际，出狠招围魏救赵，阻击牵制分化对手，目标在于逼和。

当下的博弈，如同两拨水手争夺一艘航船的控制权。任何一方失利，都会被扔到海里。目前航船在争斗中已严重受损，处于下风的一方，采取了不惜炸掉全船同归于尽的策略，以迫使对方罢手。博弈成败在此一举，预计双方回旋余地不大，或已接近摊牌。

事件严重伤及体制自身形象：最高领导人宣示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反腐败，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新公民运动”人士却被交付审判；此番爆料或令公众有理由怀疑：不敢公布财产的反腐是有选择的反腐，甚至只是一种权斗手段。

本人发表上述观点之后，两周间形势微妙：坊间翘首以盼的“大老虎”，千呼万唤未出来；以砍伐前朝故都梧桐闻名的南京市长季建业，于旧历除夕被立案侦查；ICIJ进一步发布信息：发生了多起贪腐丑闻的中国石油业与离岸中心有密切联系。中国三大石油国企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与ICIJ密档中的数十家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有关联。

2月2日，刚受到最高领导人表扬的中纪委，通过其研究室发“狠话”：必须落实“两个为主”：一是“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二是“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必须落实“两个全覆盖”：一是“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二是“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中纪委研究室承认：“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言语间透露出某种无力感。最近习近平在俄罗斯接受访问，也谈到进入“改革深水区”的感受：“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他再度强调“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没有宪政的“笼子”，靠内部自查自纠难以禁锢老虎。历史上前车之鉴颇多，远的不说，六十五年前蒋经国“打虎”沪上，也曾是雄心万丈，一旦牵扯到自家亲戚，亦难免黯然收兵。二十八年前胡耀邦清查高干子女不法经商，批准搜查政治局委员住宅，一年后他自己被迫下台……

缺乏监督和竞争的党国体制，造成中央对地方失控，高层对中基层失控，处处是“小国之君”和背景深厚、盘根错节的“窝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政党强力部门的“四面出击”，触动了公务员阶层的全体利益，势必在体制内遭遇消极抵抗，而对权贵则碍难伤筋动骨。

在普遍贪腐的体制内，大家都有辫子可抓。以打虎反贪名义进行的高层权斗，若就此进入胶着状态，势成骑虎之局，打不死老虎，难免有被虎吃掉的危险。春节已过，“两会”临近，央视突爆东莞淫业，警方紧急扫黄，坊间顿生“打虎转拍蝇”之惑。

加勒比蝴蝶舞动双翅，超级飓风万里奔袭；中途会不会减弱为热带风暴？气象云图诡异莫测……

2014年2月9日 完稿

2014年2月12日 修订

第五篇：风险问题的产生根源

风险问题的产生根源

采取的措施

个别单位思想发动还不够深入，领导重视程度还不够，深入开展创业服务年活动的氛围还不够浓厚。我们要通过今天的再动员，全面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服务意识，解决突出问题，不断加强公司内质外形建设，树立国家电网品牌形象，切实为广大客户服好务，为全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作出新贡献。

通过实施创业服务年活动和供电服务提升工程，以优质、规范的供电服务赢得客户的信赖和支持，塑造统一的服务文化，打造一流的员工队伍，铸造卓越的供电服务品质，有利于促使公司“三个建设”的决策部署在公司系统落地生根，有利于增强服务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有利于提高员工队伍的战斗力和执行力，有利于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加强明察暗访和供电服务考核，加强各部门协作，提升工作质量，减少客户投诉，努力把供电服务问题的苗头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进一步畅通渠道，通过95598热线、行风投诉信箱、领导对外接待日等多种形式，受理客户投诉举报，并按照“三不放过”的原则严格考核、积极整改。

一是明确目标、坚定信念。公司系统各单位、各部门和全体员工，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按照秦总在公司二届一次职代会上提出的争创第一的既定目标，扎扎实实地组织实施好创业服务年活动和供电服务提升工程。我们要保持行风建设、“满意工程”、“机关效能年”活动与创业服务年活动和供电服务提升工程的连续性、一贯性，要像抓“机关效能年活动”一样，切实抓好创业服务年活动，既要克服懈怠情绪，找准活动的切入点；更要克服自满情绪，不陶醉于已有的成绩。应该看到，今年我们面临的工作难度和压力非常大：一方面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参加测评的其他部门、公共服务类单位今年的工作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同时各级监测点、广大客户监督和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对供电服务的要求和满意度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各单位千万不可盲目乐观，要按照既定的工作目标和分阶段、分步骤要求，结合实际情况，扎扎实实、脚踏实地做好工作。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发动，要求覆盖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员工，不留死角，在公司系统营造人人讲服务、处处抓服务和勇争第一的浓厚氛围。

二是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要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全员参与、严格奖惩的原则，健全组织机构，明确工作分工，层层落实责任。各单位要把开展创业服务年活动和供电服务提升工程作为一项全局性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活动的组织领导，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是创业服务年活动和供电服务提升工程的第一责任人，对工作要“亲自抓、负总责”，对重大问题要亲自过问、亲自研究、亲自部署，带头做工作的实践者、示范者和推动者。分管领导要抓好自己分管范围内的工作，做到思想认识到位、组织领导到位、工作措施到位。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制订具体的工作方案，抓好职责、任务的分解落实，明确各项工作进度节点，把创业服务年活动和供电服务提升工程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为保障工作既定目标的实现，公司将加大考核力度，年终对活动进行总结、表彰和奖励，对开展不力、影响公司活动成绩的单位予以通报批评。

三是协调配合，齐抓共管。活动各牵头部门要加强平时的相互协作配合，主动、超前地开展工作，牢牢把握活动工作重点和关键，深入一线，加强调研，指导基层和一线工作开展，认真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各单位、各部门要统筹协调、有机衔接，将创业服务年活动和供电服务提升工程与公司电网发展、企业文化建设、队伍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建立有效的工作协调机制，做到上下联动，快速响应，及时化解活动中的各类矛盾、问题。要坚持立足当前、谋划长远、分步实施、逐步推进的原则，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确保活动有序、深入开展。

四是强化督查，注重实效。公司将进一步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对各单位创业服务年活动和供电服务提升工程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各单位要充分运用日常督查、明察暗访、效能监察、受理投诉等手段，及时发现并解决创业服务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各单位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与地方效能办和省公司监察部、营销部等职能部门的沟通，及时掌握各级综合监测结果和工作要求，认真研究、分析存在问题及改进办法，进一步提升监测点和广大客户的满意率。

五是创新举措，健全机制。各单位在开展创业服务年活动和供电服务提升工程中，要善于创新、总结，及时将服务创业实践中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进行宣传推广、完善提高，充分利用服务工作实践，不断丰富、深化“三个建设”，同时不断健全完善其他相关制度，持续提升服务品质，为优质服务常态化提供长效机制。

六是加大宣传，引导舆论。各地市公司要结合下一步省公司与地方政府的会谈工作，加强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走访、沟通，增进政府对电网建设等方面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各种载体，继续加大活动的宣传力度。对内要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持续报道活动的进展情况，大力发掘和宣传服务创业的典型事例及工作经验，带动全员服务；对外要重点宣传供电优质服务的新亮点，反映电网建设的新成就，展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举措，树立国家电网品牌的新形象，不断提高社会满意率、知名度和美誉度。

品牌服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公司系统全体干部员工要积极投身到创业服务年活动和供电服务提升工程中，确保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为实现江西进位赶超、跨越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