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文化及发展

第一篇：新疆文化及发展

新疆文化及发展

新疆是我国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总面积16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是全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在这片广裹的大地上,生活着47个民族,其中世居的民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等13个。众多的民族、悠久的历史,为新疆带来了丰富多彩而又底蕴厚重的特色民族文化,而且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繁荣和发展,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构建新疆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要了解现今社会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全貌,就必须对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过程分析,其中既有对多元文化奠定基础的古代元素,也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期”;又有多元文化繁荣和发展的现代元素,也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黄金时期”。尤其后者是现今研究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及其构成元素的基本依据。

一、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过程分析

(一)新疆文化多元性的古代元素———多民族文化的演进

新疆古称西域,自进入有史的时期以来,就是一个多种部落、部族、民族共存,多种语言、文字同在,多种宗教并列的多元文化的区域。从先秦开始至清代,在西域生活和活动的有过众多部落、部族和民族。它们主要是:古代的塞人、汉人、匈奴人、羌人、乌孙人、大月氏人、吐火罗人、鲜卑人、柔然人、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蒙古人以及清代以来形成的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古代的游牧部落、部族进入天山以南绿洲农耕区后,转变成了农耕定居居民,其生产生活方式及习俗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疆自古代就有绿洲农耕民和草原游牧民,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文字。从出土文献可知,自西汉时期始,于阗国使用塞语塞文,龟兹国使用吐火罗语文,鄯善国使用汉语文和佉卢文。自魏晋以后,高昌国先是使用汉语文,后又使用回鹘语文。6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突厥势力进入西域。突厥语文开始流行起来。成吉思汗西征后,蒙古语也成为西域的语种之一。自清乾隆年间起,奠定了西域诸多民族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和印欧语系的语言文化格局。两千多年间,语言的融合现象时时在发生,同时某一个民族的人们通晓数种语言的情形也十分普遍,说明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有了族际间的交流和交往。新疆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处的富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地域文化之一,由于它的多民族性、多语种性、多宗教性和多元文化形态性,它是一种多源发生、多维发展的多元文化。

以新疆宗教文化为例,它的多元性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自史前的原生性宗教到文明时代的创生性宗教都曾存在过;二是指某一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信仰也并非单一,如回鹘人就曾信奉过萨满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历史上,新疆诸多部族宗教信仰改宗的事情不断在发生,改宗本身就表明,新疆诸多部落、部族、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多元而非一元。新疆多元民族文化格局的正式确立是在汉代[1]。因为凡是影响以后新疆地区民族文化发展面貌的古代因素皆肇始于此。第一,我国史籍对新疆文化主体的族属有明确记载是在汉代。

第二,张骞“凿空”,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从而为东西文化大规模的交流提供了基础条件和保障。第三,印度佛教传入西域,并逐渐发展成为前伊斯兰时期(公元10世纪以前)在西域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在佛教文化的侵蚀下,当时的西域民族文化带有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西域经历了分裂与统一的曲折发展过程。在今新疆境内,民族迁徙异常频繁,民族融合不断发生,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面貌在发展中出现了变异,其表现就是民族文化开始了突厥化、回鹘化与伊斯兰化的过程,这一进程导致西域人文景观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历史步入隋唐以后,西域在隋朝时期主要处于西突厥的控制之下。唐朝建立后,突厥政权衰落,西域进入以唐朝为主,各种势力争夺的历史时期。唐朝时期,大批中原内地的汉人西迁定居西域,汉人在西域的数量骤增,分布区域遍及天山南北,尤以三州(伊州、西州、庭州)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后改为碎叶))为多,汉文化又一次以强劲之势传播到西域,而且以汉文典籍、边塞诗、汉族习俗礼仪等在西域著称。蒙元时期。西域逐渐形成操突厥语和汉语的成分为主体民族的格局。佛教、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西域通行,不论在草原地区还是在绿洲地区,伊斯兰教都呈现出从西向东扩展的趋势。在语言文字上,畏兀儿以西、天山以南地区和葱岭以西地区的回回知识分子将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作为书面语,并逐渐创制出波斯文字母拼写突厥语东部方言的察合台文;畏兀儿人使用畏兀儿文。

明清时期。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新疆一些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形成。而且,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的强力推行下,伊斯兰教成为西域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统一,使一种新的合成式的文化产生,并因此促成了近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最终形成。截止到清末,维吾尔人主要分布在南疆地区,哈密、吐鲁番及伊犁地区,并且随着北疆地区农业开发和社会发展,不断定居北疆地区,逐渐发展成为新疆的主体民族。正是由于两千多年来新疆多民族的政治经济交往与思想文化交流,使其在封建社会逐步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从一开始新疆民族文化在古代元素的演进中就带有多元气息,为形象地加以表述特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期”。

(二)新疆文化多元性的现代元素———多民族文化的定型

解放后,国家积极支援边疆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现实容貌基本确定。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随后很多解放军官兵(绝大多数是汉族)就地转业,分布于新疆各地,组建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10余个师和100多个农牧团场(这也是现在的兵团雏形),这是解放后首次大批汉族人迁入新疆。1952年,兵团从上海、湖南、湖北、山东等地招调女兵并派有干部及其家属进疆,1958年到1959年,山东、安徽、江苏支边青年来新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内地大批汉族人自发来疆,1964年至1965年又有大批上海、天津、四川支边青年来疆,1966年有大批河南人来疆,这些内地群众的进入基本上改变了新疆“少汉族”的局面,直接影响到新疆多民族文化的变迁和演进,为现今新疆形成各民族的杂居文化和多样文化奠定了基础。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疆汉族一度跃居人口数量的第二位,人口数量仅次于维吾尔族。截止2004年,汉族的人口有780余万人,占全疆总人数的39.75%[2]。而且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向全社会正式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兵团总人口为248.05万人,比1954年兵团成立时的人口总数增加了230多万人,目前,兵团汉族人口占到了新疆汉族人口的近三分之一[3]。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汉民族群众在新疆地位的稳固,不仅有力地支援了边疆经济建设,而且随着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杂居和频繁往来,又丰富着新疆文化民族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内容。这些就是推动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现代元素,由于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的发展成绩斐然,因此也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黄金时期”。

二、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文化元素构成分析

现今,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已经在各个方面有所展现,而本文所谈到的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不仅包括以维吾尔族为主导的伊斯兰传统文化,还包括以汉文化、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等,这些文化的交流、并存,融为一体但又不丧失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才是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真

实内涵,当然这一文化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迁,要论证和研究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影响文化多元的几个元素———民族意识、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族际交往、民族节日和民族风俗等进行分析,进而才能得出在当代新疆民族文化是多元民族文化这一结论。

(一)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也称“民族性格”、“民族统统心理素质”,是把一个民族的成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巨大的精神凝聚力。一般来说,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民族的民族意识较弱,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落后民族的民族意识较强;单一民族聚居地区民族意识比较弱,民族杂居地区民族地区比较强。在新疆,这种民族意识的存在表现非常明显,尤其是维吾尔族的民族意识要远远强于其他民族包括汉族。以维吾尔族的民居文化为例,伊斯兰教自唐宋传入中国以后,至明清两代在中国逐渐成为10个民族的共同信仰。这些民族为了适应各地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建筑文化,在与其他民族的交融过程中,既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特色,又融入了阿拉伯民居文化的色彩,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民居文化意识。他们的民居在地域和空间分布上的布局多是围绕清真寺而分布居,其形态具有群落性,构成了显明的特点与个性(如喀什的高台民居)。这主要因为,一是由于他们在其民族内部普遍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宗教内涵及较为强烈的民族凝聚力;二是利于加强穆斯林内部的团结和联系,抵御外部的压迫和歧视。此外,由于伊斯兰教在色彩上是尚绿和尚白的,许多后世的建筑中都有绿色(如喀什的香妃墓)。那富有生机的绿意和纯洁无染的白色,呈现着伊斯兰教的圣俗,绿色是人类生命源泉的象征,是大自然勃勃生机的展现,看见了绿色,就联想到伊斯兰。因此,喜欢绿色是维吾尔民族传统之一,而且这一传统的民族意识一直延续至今。

(二)宗教信仰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宗教信仰和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差异性一起构成了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化。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如目前新疆主要的少数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宗教都经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信教人数逐渐减少。第二,宗教仪式简化。但是,新疆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且多数群众都信仰某一种宗教,信教群众数量基数较大,宗教的影响甚至渗透到生活习惯、思想意识、民族心理之中,因此,新疆的宗教发展及其带来的影响具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殊性。

目前,伊斯兰教是新疆信奉人数最多的宗教,共有10个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占新疆总人口的58.3%[4]。在南疆地区,宗教对当地的人文、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以喀什地区为例,该地区伊斯兰教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伊斯兰教存在时间长,影响大,信教人数多,宗教与民族结合最紧密的地区之一,伊斯兰教在这里非常典型:第一,清真寺多。喀什地区清真寺约占全新疆清真寺总数的42%,喀什巿就有六百多座。第二,穆斯林人口多。喀什地区信教群众近300万人。第三,宗教职业者多。按照伊斯兰教规定,每个清真寺至少要有一名宗教职业者管理清真寺,在礼拜时领拜,以及处理和婚丧有关的事情。第四,学经人员多。喀什地区学经人员较多,学经一般几个月或在经文学校是三年,毕业以后,能够在清真寺工作。第五,朝觐人员多。朝觐是伊斯兰教的天命,伊斯兰教义规定凡是身体健康、经济条件许可的穆斯林一生中都应该去麦加朝觐一次,对穆斯林来说朝觐的吸引力很大。在新疆,若要研究和探讨民族文化,就不可回避这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就既要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关注宗教,认识到宗教对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殊意义,又要尊重其作为新疆民族文化特殊性的现实影响力。

(三)民族语言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它又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今社会,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不与周围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交往,只要交往语言就成为第一需要。在我国,科技文化经济等主要信息载体是汉语,在获取传播信息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在经济飞速发展、科技知识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不学汉语就无法面向全国,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省区,2006年全区总人口2010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61%。截止2005年底,全区各级各类在校学生441.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58%[5]。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保障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力,在新疆各地无论民族大小,使用母语人数多少,国家和自治区都予以提供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学习的基础条件。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从小接受的主要是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以至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创新,不懂得汉语成为掌握和知晓新技术、新信息的一大障碍。在这一形势下,2004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在总结原有“双语”教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提出“民汉兼通”的目标,旨在逐步推进双语教学工作,不断扩大“双语”教学的范围和规模,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教学质量。这一决定的实施,全疆的少数民族群众送子女学汉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南北疆各地包括到乡镇一级的不少汉语学校,民族学生的比例普遍超过了20%,许多学校达到了50%以上。在汉语教学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像莎车县佰什坎特镇“双语”实验小学和乌什县阿合雅乡中心小学那样创造条件实施“双语”教学的学校。这对于和谐新疆建设、实现新疆与全国同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新疆范围内普及汉语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同时,新疆在少数民族教育中大力推进“双语”教学,这势必又将会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发展造成一定程度影响。这种以“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言并行”的双语模式,就是既要尊重和维护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或多元性,又要坚持民族文化的一体性或统一性。因此,这种特色鲜明的“双语”模式,正体现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变迁。

(四)族际交往

族际交往的前提是居住格局,它是某一区域内人口构成及其居住区域的空间组合方式。一个区域内各民族的居住格局是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新疆自解放以来形成了各民族杂居的居住格局,只有维吾尔族还有相对集中的居住区。有了各民族的杂居,族际交往成为可能和必需,通过族际交往方式使得原有文化得以变迁和改造,这是各种不同文化相互传播、相互采借、相互交流的过程。比如在新疆一直有族际通婚的事实,这种“混合家庭”其实就是一种“混合型的多元文化”,而这种族际通婚的状况和程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新疆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变迁轨迹。

据中国新疆网的报道,在伊宁市,汉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现象增多。伊宁市民政局的一份统计显示,不同民族通婚数量自2001年突破100对达到115对后,不同民族通婚的数量开始逐年增长。2003年有135对, 2004年增加到149对。而2006年,通婚的数量则达到了243对[6]。但同时,根据新疆社会科学院关于族际通婚的调查分析显示,各民族间均有通婚发生,但数量多少有所差别。主要表现为:(1)以汉族为通婚对象的民族群体最多,汉族的族际婚姻数量最大。

(2)散居民族的族际婚姻发生率较高,如散居在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塔城市的锡伯、达斡尔、蒙古等民族。(3)文化相近的民族之间更容易通婚,如维吾尔与乌孜别克、塔塔尔间,哈萨克与塔塔尔、乌孜别克间,汉与满、蒙、回等民族间的通婚较多[7]。而且还分析说,族际通婚难度最大的是维吾尔族与汉族的通婚。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以不同民族间通婚为表现的族际交往,就是新疆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和碰撞的过程,汉族群众由于民族风俗意识的转变较快,而且不受宗教信仰因素的制约,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直接体现就是同其他民族通婚的比例要高于其他民族;相反,其他民族尤其在维吾尔族集中的地区,由于强烈的民族传统意识,再加之有宗教信仰,使他们一时很难完全接受另一种文化。这种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思维和行为方式,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五)民族节日

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直接表象,在新疆这更能说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比如新疆各少数民族民族的节日,就有20个之多,本文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节日———古尔邦节,来说明其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差异。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是新疆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传统盛大节日。时间为肉孜节后的第70天,即伊斯兰教历的12月10日。按照习俗,穆斯林人家在节日中都要宰杀活畜庆祝。过节前,家家户户都把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忙着精制节日糕点。节日清晨,穆斯林要沐浴馨香,严整衣冠,到清真寺去参加会礼。新疆的维吾尔族在古尔邦节时,无论是城市或农村的广场上都要举行

盛大的麦西来甫歌舞集会。广场四周另有一番景象:色彩缤纷的伞棚、布棚、布账、夹板房内,铺设着各式各样的木桌、板车、地毯、毛毯、方巾,上面备有花式繁多的食品小吃。解放后,为了照顾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过节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月12日颁布了《关于伊斯兰教的人民在其三大节日屠宰自己食用的牛羊应免征屠宰税并放宽检验标准的通令》,允许免税屠宰自己的牛羊。新疆各地区在传统的“古尔邦”民族节日来临前夕,牛羊活畜市场人声鼎沸,买卖双方交易火爆,洋溢着热烈的节日气氛。

而新疆的汉族群众仍同全国其他省份的汉族民众一道过着自己的传统佳节,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和中秋佳节。从2008年起,端午节和清明节、中秋节被列入国家法定节日,这样使得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民族都可以享受这些节日,对于其他民族而言这些法定节日的推广就意味着他们要尊重和接受汉民族文化。正如少数民族在节日上有一些庆贺和饮食禁忌一样,在新疆法定的肉孜节和古尔邦节日期间,汉族群众也通常在少数民族节日期间给予形式各异的祝福,以此表达对其他民族风俗文化的尊重,无形之中这种礼节上的相互尊重本身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试想若是在单一民族或者主要是单一民族为主的地区,没有文化上的差别,这种“尊重文化”的心理和行为就无从发生和出现。所以,通过民族节日祝福表现出来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尊重习俗,又印证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深刻内涵。

(六)民族风俗

民族风俗,是指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在服饰、饮食、婚嫁、丧葬、礼仪等方面的习惯做法。新疆的多数少数民族不仅在外貌、语言、宗教方面特色鲜明,而且其丰富多彩、习惯独特的民俗民风,更展现了新疆多民族文化是一个色彩斑斓、纷繁绚丽的多元文化。这里选取比较突出的几个方面来说明。

民俗民风。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关于饮食的禁忌习俗。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以面粉、大米为主食,主要吃牛、羊肉,禁食猪肉、驴肉、食肉动物及凶禽猛兽,禁食猪肉和一切动物的血。在待人接物方面,少数民族很重礼节。亲友见面,一般都要握手问候。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的群众在遇到长辈或朋友时,习惯把右手按在前胸中央,然后把身体向前倾斜30°,并连声地说:“撒拉买里孔木(意为'祝您平安')!”此外,在丧葬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民

族,人死后一般都实行土葬。出葬时不许妇女和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到墓地去。死后的第7天、第40天和1周年,家属均要举行悼念活动,此项仪式叫“乃孜尔”。民族服饰。新疆少数民族的服饰色泽艳丽、五彩缤纷,华丽堂皇,种类繁多。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妇女爱着彩色连衣裙,戴鲜艳或洁白的头巾,喜爱耳环、耳坠、项链、手镯、戒指等装饰物,显得雍容华贵、仪态万方。男性爱穿绣花衬衫或袷袢等,维吾尔族男子还多喜欢在腰间系一条腰带。戴绣花帽几乎是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共同爱好,但又随民族与地区不同而互有差异。如维吾尔族男女都喜欢戴绣工精致的小花帽;哈萨克族姑娘喜戴猫头鹰羽花帽;柯尔克孜族青年妇女则喜欢戴红色丝绒圆顶花帽;塔塔尔族妇女尤其喜欢戴镶有彩珠的花帽等。蒙古族男子爱戴呢料大檐礼帽,显得潇洒大方;回族男性则为黑白小圆帽,显得整洁庄重。每逢喜庆节日,各民族都穿上民族盛装,色彩斑斓,令人目不暇接。民族歌舞。新疆自古就有“歌舞之乡”的美称。歌舞艺术历史悠久,维吾尔族民歌《新疆是个好地方》《阿拉木汗》《达坂城的姑娘》《青春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哈萨克族民歌《玛依拉》《在那遥远的地方》;塔吉克族民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乌兹别克族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等一批世代流传的民族歌曲,已伴随着丝路驼铃,蜚声中外,名扬天下。新疆歌舞以动听优美的音乐,绚丽多姿的舞蹈,深刻反映了西北边陲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被誉为音乐之母的维吾尔族古典乐曲《十二木卡姆》集音乐、舞蹈、演唱、文学、生活为一体,规模宏大、思想深邃,集中体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音乐创作的非凡才能,2005年11月25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以上都是新疆的发展与文化，从新疆的发展来看中国梦主要体现在新疆的文化产业发展与旅游也以及现代化程度。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三年来的实践，是我们的治疆方略不断深化、提升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疆的实践过程。新疆近年来发生的历史性变化，都有力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正确性，生动而具体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也丰富了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基本遵循和本质特征。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央推动新疆工作的力度之大、出台政策之多、投入资金之大、建设项目之多、惠及民生之广，在新疆历史上都前所未有。中央高度重视并始终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出发谋划新疆工作，就是要使新疆的发展和稳定事业更加紧密、更加直接地融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应当从这样战略高度，深刻理解中央对新疆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在实现新疆两大历史任务的实践中努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凝聚整体合力。新疆的发展稳定牵动全局，没有新疆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新疆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对口援疆工作将会贯穿实现“两个百年”和民族复兴的全过程。这是一项着眼全局、立足新疆、长期合作、互利共赢的系统工程，因而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起强大整体合力的过程。

从全国来看，新疆工作的体制和发展格局十分独特，地方、兵团、央企等多元开发建设主体共同参与，是新疆区域经济的鲜明特征，也是新疆未来发展的突出优势。特别是新一轮对口援疆的深入开展，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特点更加鲜明，这就为凝聚强大整体合力，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把长治久安工作搞扎实，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实现“中国梦”，在新疆的具体体现就是进一步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建设繁荣富裕和谐稳定的美好新疆。实现这一目标，归根结底还要靠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发挥的主体作用，同时要着力提高新疆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包容性，把借助外力和练好内功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增强新疆自我发展的内在创造活力。

一要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我能行”树立 的主体意识，激发科学跨越、后发赶超的雄心壮志，坚定和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更加自觉地融入到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

二要强化责任担当。要自觉树立“我为国家作贡献”的意识，勇于承担历史责任，把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事业融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潮流中来，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三要优化发展环境。从改进工作作风、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完善市场机制入手，为国内外各类经济实体融入新疆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四要大胆开拓创新。要紧密结合新疆实际，放大优势，弥补短板，以更加开放、包容的胸襟，着力创新多元主体融合发展、互利共赢的体制机制，凝聚起强大整体合力，扎实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第二篇：新疆多元文化

一、新疆文化的多元 1.新疆史前文化的起源 2.新疆文化类型及特征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国土面积166.49万平方公里，分别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八国接壤。新疆，古称“西域”，是古代联结欧亚大陆的主要通道和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新疆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传播和交汇的地区，是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要冲，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灿烂，有“世界民族博物馆”和“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交河故城、楼兰遗址、克孜尔千佛洞等蜚声中外。

一、新疆多元文化的历史演革

新疆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多元文化的初兴、发展、交融、确立等过程，具有显著的多元文化并存、交融与互补特征。

据考古研究，距今4000年前，新疆即有人类活动。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新疆与世界同步进入了青铜文化时代。新疆地形地貌大致为“三山夹两盆”，北有阿尔泰山，南有昆仑山，天山横亘中部。天山把新疆分为南北东三部分，天山南坡及以南为南疆，天山北坡及以北为北疆，天山以东的哈密和吐鲁番地区为东疆。生活在南疆绿洲地区从事农业、半农半牧经济的人们过着定居生活，他们受自然地理条件所限，主要生活在绿洲或山间盆地中。北疆以畜牧业为主的人们有固定的放牧草场，游动放牧业大多是草场的转移，逐水草而居也是相对的。南疆的绿洲和北疆的草原使新疆文化在形成时期即呈现出以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为主的多元特色。这种多元文化的汇集，是新疆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交流的基础。

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新疆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交流阶段，以高昌、鄯善、于阗等

文化为代表的绿洲文明凝聚了当地、中原和南亚及中亚乃至欧洲众多的文化因素，使新疆文化在多元中得到发展。在北疆地区，乌孙、匈奴、柔然、突厥等游牧文化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相互影响，使北疆文化在游牧文化状态下也呈现出多元的特色。而随着汉人和吐蕃人的进入，中原文化和吐蕃文化也成为新疆文化的主要构成因素，使新疆文化在众多文化因素的交融中更加绚丽夺目，不断发展。

宋至明时期，新疆文化依然呈现多元的特点，一方面回鹘、契丹、蒙古等民族先后进入新疆，为新疆文化带来了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因素，不同的文化开始在这里汇集、融合；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并在传播的过程中对新疆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最终随着维吾尔等民族的形成使新疆文化具有了鲜明的伊斯兰特色。

清代是近代新疆多元文化并存格局的确立阶段，以绿洲维吾尔文化、草原卫拉特文化、满汉文化为主体，包括众多其他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最终确立。

二、新疆多元文化的形成因素与特点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是人类为适应特定的地理环境而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文化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是导致文化出现的主要因素。

一是地理地貌复杂独特。新疆地势大起大落，气势磅礴的高山雪峰、浩如烟海的沙漠戈壁与低于海平面的低洼盆地相间。在“三山夹两盆”的地形中，中部天山和南部“万山之祖”——昆仑山之间的塔里木盆地中部静卧着世界第二大沙漠、我国第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绵延数千里我国最长的内陆河、新疆人民的母亲河——塔里木河穿行于盆地内部。北部阿尔泰山和中部天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中部盘居着我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新疆绿洲主要分布于盆地边缘和河流流域，绿洲面积只占全区面积的4.2%，森林覆盖率2.94％。1.86万条大小冰川及雪水、湖泊等哺育着天山南北2000多万各族儿女。人均耕地3.49亩，有辽阔的草原，为全国五大牧区之一。野生植物3500多种，脊椎动物近700种，无脊椎动物约1.5万种，有许多国际濒危野生动物，如蒙古野马、藏野驴、藏羚羊、雪豹、棕熊、白肩雕、藏雪鸡、黑项鹤、白鹤等。还有一些我国仅分布于新疆的特有动物，如四爪陆龟、新疆北鲵、塔里木兔、新疆大头鱼等。

二是经济类型多样共存。新疆地域辽阔，环境各异，不同地区适合不同经济形态的发展。分布于南疆塔里木盆地周围及其他盆地的绿洲、河谷地带，这些地区适宜农业生产，因而形成了具有农业特色的文化，如汉代的“城邦诸国”。北疆草原地区适宜牧业发展，因而形成了具有游牧特征的文化，如汉代的乌孙、大宛等。东疆有些地方则适宜多种经济类型发展，因而形成了即有农业特色，也有牧业特点的文化，如汉代的鄯善“少田”、“民随畜牧逐水草”

这些因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具有不同经济特点的文化，随着屯垦活动的加剧，农业区不断扩大，北疆以牧业为主的地区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北疆文化也因之具有了农业文化的特点。

三是各个民族共存共荣。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新疆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新疆历史上多民族共存格局的不断演变和相互影响，多民族的共存发展是多元文化产生的前提。新疆的早期文化是由塞人、羌人创造的，而依据学者对古人类遗骨的研究，史前新疆古人类具有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及两类人种的混合型三个不同的类型。进入汉代以后，南疆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东西文化交融为特征的高昌文化圈，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于阗—龟兹文化圈，以及东疆两种文化体制并行的鄯善文化圈等绿洲文化。北疆则由于乌孙、匈奴、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存在和迁入和汉唐时期汉人和吐蕃人的迁入而呈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特征。唐代以后，回鹘人的西迁和伊斯兰教的传入，与契丹、蒙古等民族的迁入，使新疆文化的多元性更加突出。进入清代，新疆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基本确立，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13个世居民族的并存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新疆文化依然具有多元的特征。

四是多种宗教并立共存。宗教是人类历史上古老而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也是至今依然存在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客观现实。在新疆历史上，曾经有着众多具有不同特点的宗教，原始宗教、萨满教、袄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先后在新疆广泛传播。新疆古代作为联结欧亚大陆的主要通道和枢纽，东西方经济、文化传播和交汇的地区，不同的宗教往往在这里交汇，之后再传播到内地或其他地区。民族是宗教文化的载体，但由于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同，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因而宗教的分布和民族或民族政权的分布存在密切关系，新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由此也导致了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也正是有了多宗教并存的状况，历史上新疆文化呈现出绚丽夺目的色彩。

五是多种语言共存通用。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其语言文字也呈现多元的特点。仅仅就文字来讲，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摩尼文、梵文、汉文、突厥文、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察合台文、满文、托忒等众多文字都是历史上聚居在新疆境内的民族所使用过的文字。就目前新疆主要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来讲，除汉语、回族、满族通用汉语言文字以外，其他民族都有本民族通用的语言，其中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俄罗斯等民族还有自己通用的书写文字。从语言学的角度讲，这些不同的民族语分属于汉藏、阿尔泰、印欧三大语系，其下又可以分为不同的语族、语支和语组。

六是民族风俗互尊相融。各个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因地理风貌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差异，历史、文化渊源不一，形成了各具特点的生活习惯、乡约民规、风俗风情。新

疆民族传统的节日就有古尔邦节、肉孜节、诺鲁兹节、东归节等等。新疆素有“歌舞之乡”美称，维吾尔族的赛乃姆舞、刀郎舞，塔吉克的鹰舞，蒙古族的沙吾尔登舞等精美绝仑。民族音乐、民族史诗、民族乐器、传统体育、古典巨著和民间文学等独特奇绝。服饰、居住、饮食习俗、手工艺、装饰等风情浓郁、特色鲜明。

从而使新疆多元文化具有如下鲜明特征：第一、博大与极致。新疆文化，作为新疆地理空间物质与精神的符号表达，透过广袤的土地，首先传达着一种博大的精神。除了指人文的稀少与地域的辽阔外，更喻示着一种大气、俯视、君临性的自然精神。身处欧亚大陆腹地的新疆，以棕色基调标志的干燥区域，自然精神是极致、简约的，有着直观的纯粹性和极端性，直指本性。第二，严峻与哲思。新疆的冰山雪峰、大漠落烟、浩瀚沙海、辽阔草原等自然景观，及历史上战火纷飞、自然变迁的遗迹，使老百姓的生活呈现出脆弱、动荡不定、受偶然事件支配、生死未卜等特点，因此形成了流浪、不安、忧患、悲壮等人文精神。而平稳时期，那广袤的土地、荒凉的戈壁、距离的遥远、相对的封闭等，也造成人们生活单调，充满没落气息，略显忧伤气质，使人更专注于内心思索，造就人与自然的张力结构，在浅表的、风俗的东西背后，存在着内在的、根本的对人类灵魂深处的、“至上”问题的思考。新疆的宗教与歌舞、民间口传文学、说唱艺术等格外发达。多个民族都有自己史诗般的文学作品，玛纳斯、江格尔、格萨尔等艺术巨著彰显原始、高贵、神秘和牺牲色彩，有着鲜明的信仰力度。第三、热烈与忧伤。新疆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昼夜温差大，日照强烈，严寒、酷暑、沙尘等恶劣天气对人们的生产、生活负面影响很大，自然风土与沉重的生存累积，形成了人们既积极、热情面对生活，又对自然伟力深怀敬畏的复杂心境。它的欢乐与忧伤、热情与冷漠、沉醉与清醒、现实与梦幻，像起伏不定的波浪在人群中掠过，歌舞艺术的热情奔放、深情忧伤与对宗教信仰的执着、坚定，形成奇妙的结合。第四，保守与开拓。绿洲生活的“孤岛”决定了它的封闭性和孤立性，形成了人们安于现状的思想观念。而游牧生活的迁徙与游居，在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文化继承方面的困难，使人们纽带松散、地缘关系微薄，主要和自己的畜群一块儿过着朴素、孤独、单一的生活。特定的游牧情境不仅是民歌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它抒情形式得以展开的重要依据。如民歌中那内在心事的咏叹，随意而为的自然泄露，是独自性的生存昭示。同时，新疆有着很长的开荒、屯垦历史，形成了一种开拓者的精神。垦荒者来到这里，远方的血统渐渐淡漠，焦灼的心灵安顿下来，邻居、朋友、战士逐渐代替同乡同族的位置。口音开始改变，不伦不类中产生新的传统，生活习惯发生新的整合，各民族习俗中的吻合点越来越多，扬弃与重生。第五、丰富与诗性。新疆地广人稀，各个民族、文化、语言、信仰上的混杂与多元性质处于支配地位，相异与差别的特征突出。各种文化的接触与影响呈一种自然的状态，具有典型的文化的分散性、差异性、丰富性。民间文化内容

丰厚，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的倾向强盛。诗性中那透着痛楚、牺牲意识和内在忧伤，倾重理想，信仰执著，世俗的快乐与浪漫被蒙上神圣的色彩。当人们听着《塔里木河》的歌声和《十二木卡姆》的传唱时，心灵被深深地震撼着。

三、新疆多元文化的现代化之路

新疆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过程中的“变压器”和“蓄水池”，有效地传递过非常重要的文明信息。这些信息影响着东西方文明的面貌，自身沉淀多元丰富的文化内容，是民族、宗教、语言和文化的博物馆。自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来，新疆趋于沉寂，繁盛的光景潮水般退去。新疆文化，作为我国西部文化的一部分，与中亚的文化与历史一样，是世界史学界、文化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面对日益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面对市场化、技术化的发展，面对网络化、虚拟化的时代，新疆文化的民间性、边疆性、乡土性，已然演化为唯美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的符号表征，如何面对现实而不断发展，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

新疆文化的现代化，需要我们以开放的胸怀，以平等的视角，与各种文化形态进行多样的、多层次的沟通与交流，借鉴乃至吸纳其他各种文化的优秀成分，深化对自然界的认识，增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深刻认识新疆文化的优势与潜质，留存新疆文化中健康、自然、开放、多元的文化品质，把最简单与最神奇放在一起，把热情与悲伤放在一起，把生与死放在一起，启迪人的心智，滋养人的精神，使人知善恶、辨真假、明美丑。认识新疆文化，需要有一种对民族感情、民族宗教与民族生活的基本尊重，同时在考虑民族心理、民族文化、民族自尊心及民族自我评价中学会尊重、理解、沟通与融合。承认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并积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沟通，促进新疆文化整体大发展，也是中华文化面对国际社会形成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认同的基础与前提。

3.新疆文化的历史轨迹

二、新疆绿洲农耕文化 1。于阗文化

2。龟兹文化

龟兹古国是古代西域之大国，地处丝绸之路上的中西交通要冲，连接东西方之贸易，传载东西方之文明，在世界经济、文化历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现今这里保存着包含古代印度犍陀罗、龟兹、吐番、中原汉地文明的大量文化遗存，对研究、发掘龟兹石窟的文化艺术内涵，以及对中亚、西亚乃至东亚古代文化渊源有着重要的意义。早在公元三世纪时，佛教就经丝绸之路传至丝路重镇龟兹，并在龟兹地区广为传布，僧俗造寺、开窟、塑像、绘画、供佛等活动已很频繁。据文献记载，到了公元四世纪时，龟兹佛教已达到十分兴盛的程度，成为西域佛教的一个中心。这一时期，在龟兹还出现了不少高僧大德，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鸠摩罗什便是其中之一。至唐玄奘西行去印度取经途经龟兹时，龟兹佛教已是“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切有部”、“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鸠摩罗什（334～413年），又译鸠摩罗什婆、鸠摩罗耆婆，略作罗什，师徒所译经论《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花经》、《金刚经》、《阿弥陀经》、《维摩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及《十诵论》等共74部384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因为罗什对龙树中观学作有系统的翻译，中国佛教由此进入了新的境界。总体而说，因罗什娴熟汉语，博学多闻，故其译文采意译方式，重视简练精粹，深达原旨，流畅易读，在译经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是历代最受欢迎的译师，其译本流传最广，后世尊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在中国译经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龟兹文化最辉煌的时期应该是在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然而龟兹文化经过历史沧桑，遭到的破坏很严重。如今的文化遗存，满目疮痍。从上世纪80年代起，龟兹文化遗产开始得到较为有效的保护和管理，国家已投入巨资维修石窟和文化遗址。但是古龟兹地域较广，遗产分散，仅龟兹石窟，就分布在方圆100多平方公里内，人员偏少，管理困难。另外，石窟外部维修取得很大成果，但石窟内部的“病害”比较严重。如不加强维护，壁画将有逐渐消失的危险。

3.楼兰一鄯善文化

楼兰文化是罗布泊地区最具特色的、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类型，是古西域历史文化典型代表之一，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2100多年前就已见诸文字的古楼兰王国，在丝绸之路上作为中国、波斯、印度、叙利亚和罗马帝国之间的中转贸易站，当时曾是世界上最开放、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公元500年左右，古楼兰王国一夜之间在中国史册上神秘消失。

楼兰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与敦煌邻接，公元前后与汉朝关系密切。古代楼兰的记载以《汉书·西域传》、法显还有玄奘的记录为基础。《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四万四千一百。”法显谓：“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毯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玄奘三藏在其旅行末尾作了极其简单的记述“从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 楼兰原是一个随水而居的半耕半牧的小部落。通过发现的楼兰古墓及罗布泊地区发现的大量细石器表明楼兰人本为游牧人，丝绸之路开通后，域处文明尤其是汉文明传入楼兰才加速了楼兰人发展城市文明。

4。高昌文化

高昌回鹘文化是古代光辉灿烂的西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是一种沐浴着东风西雨，以游牧与定居共存为显著特征的融合混同性文化。高昌回鹘时期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无不浸透着这一显著特点，高昌回鹘文化的形成和变化极大影响了后来西域文化的演变和走向，对于近代维吾尔等民族心里的形成以及文化的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高昌回鹘在吐鲁番盆地定居以后，其发展起来的农业、畜牧业以及手工业的生产，都已基本上摆脱了过去在漠北时期以游牧为主的内容，而具有西域的特点。

在农业生产上，放弃过去在漠北草原上的游牧生活而以经营定居的农业为主，地产五谷，产葡萄酒，在种植棉花并织成布方面有长远的传统，梧桐的树脂称为梧桐泪，可做药用及工业上金属的焊剂。在农业上利用水力，引导天山上的雪水以灌田园，造作水佑硙即水磨，便于粮食加工，因地制宜，用骆驼耕田，也有一部分畜牧业。在手工业上，丝织品有兜罗、锦、纻丝、熟绫。棉、毛织品有斜褐、白布、绣文花蕊布。矿物中有著名的硇砂，是一种氯化钠，为制皮革不可缺少的原料。铁制品中，回鹘人已有镔铁即钢，当时回鹘人手工业操作的各种器械，许多得用钢铁才能制成。

在商业上，从其和内地商业的往来频仍可以看出商业之发达。回鹘人多到辽南京（今北京）做买卖，善于鉴别珍宝。也常到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进行贸易，辽朝特别在上京南城设立”回鹘营“作为居留地。与五代、北宋也进行贸易。向宋的洛阳、开封源源不绝地输送马匹，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元丰八年（1085）将战马24000匹送抵开封。又如棉布（白布）一项，后周广顺元年（951），一次运到开封的就达1329段，这也说明当时内地植棉业还很不发达。

在回鹘文书方面，除零星契约及文书外，主要的有回鹘文的《玄奘传》，原译本为10世纪中别失八里回鹘佛僧详古舍利所译，1930年在新疆出土，现已整理。《金光明经》（汉文译者为唐高僧义净）的回鹘文译本（译者同《玄奘传》），是从汉文译本转译的，另从梵文本添译了好多处，成为研究古代维吾尔语和宗教（佛教）的基本材料。《乌古斯可汗传说》，这是未经14世纪波斯史家拉施特·丁掺入伊斯兰色彩的、维吾尔族最早有关其自己始祖的民间传说。传说写成的时间大约在10世纪，地点在天山南路，为一佚名回鹘人的手稿，现收在拉得洛夫氏的《福乐智慧·导言》之中。

吐鲁番古代各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中，早有成熟的医药（如唐代的《西州续命汤》）。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高昌回鹘境内龟兹进奉使李延庆等36人到宋朝献香药。元代畏兀儿人军医月举连赤海牙曾在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山，“奉命修麴药以疗师疫”。

高昌回鹘人在宗教信仰上，先信最早从波斯传来的摩尼教，而后信佛教。所以，在今新疆吐鲁番西的木头沟或吐峪沟的墙壁上或废墟内，已发现大量回鹘人的宗教壁画，表现出与波斯文化融合的倾向。高昌回鹘人“乐多琵琶、箜篌”，“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高昌壁画中，经常有天堂中跳舞的画面。塔里木盆地的戏剧表演，在汉代已产生，这由20世纪在吐鲁番、哈密发现的译成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抄本的残卷、写本，以及近代在库车出土的有关当时戏剧演出的场面和文物可以证明。

19世纪末，法国人伯希和曾在我国敦煌千佛洞发现几百个属于元朝初年回鹘文木刻活字。据研究，这些回鹘文木刻活字很可能是元朝初年因在敦煌、吐鲁番一带大量翻译佛典，就参考同时代王祯那一套汉文活字印书的办法，用于畏兀儿地区所留的痕迹②。在唐代，已从内地传去七曜历，有十二地支及生肖，这由我国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吐鲁番得到的回鹘文历书残页（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可以证明。

5.维吾尔文化

维吾尔族是一个多源民族，最主要的来源有两支：一支是来自蒙古高原的回鹘人；另一支是南疆绿洲上的土著居民。这两部分人于公元840年大规模汇合，至16世纪初完全融合成现代维吾尔族。

三、新疆草原游牧文化 1.早期草原游牧文化 2.突厥文化 3.蒙古文化

4.哈萨克文化与柯尔克孜文化

哈萨克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她由古代许多部落和部族逐步融合而成。古代塞种、乌孙、克烈、乃蛮等均为哈萨克族族源部族，历来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据汉文史籍记载，塞种人原名“允戒”，世居敦煌，后被月氏排挤而西迁，游牧与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到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的广大地区。《汉书·西域传》在涉及到哈萨克族的主要源流之一的乌孙时亦云：“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这也说明哈萨克族中有古代塞种人的成分。克烈是今哈萨克族中玉兹的一个大部落，主要居住在阿勒泰地区，另外塔城、哈密、昌吉等地区也有。但克烈部早在蒙古兴起之前，便闻名于世。辽金时期，克烈部游牧于杭爱山与肯特山之间的鄂尔浑河和图拉河流域，西与篾儿乞惕和吉利吉斯部为邻。从此看来，哈萨克族游牧生活历史悠久，在悠悠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特有的转场文化。

哈萨克族作为一个草原游牧民族，一年四季都在不同的时节转场，逐水草而居。但是我们不能将哈萨克族的转场视作简单的换季换草场的举动。哈萨克族人的转场具有独特的文化蕴味，既有科学性和合理性，更重要的是转场赋予了人们无穷的精神食粮。也因此，哈萨克族人的转场文化代代相传，沿袭至今。

转场景象由于过于引人入胜，因此讲究转场队伍必须整齐划一。其中，转夏牧场和秋牧场的队伍更是热闹非凡。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骑着骏马，运驼上盖着各色花毡，热热闹闹的转场，远处看去犹如南归的大雁。

部落首长骑着宝马，跨着镀金马鞍，身穿十分华丽的服饰，肩背弓，腰配剑，一手举白肩雕，一手拿金灿灿的马鞭，走在转场队伍前面，颇是威风凛凛。而夫人头带白色盖头巾，身披刺绣长袍，手牵转场头驼。部落首长和夫人身边簇拥着部落里的长者和能人，场面颇为壮观。在转场途中，部分男人负责勘察道路，整理运驼货物平衡；而能歌善舞的青年男女们相互戏耍，开着得体的玩笑，时而高声歌唱，时而男女对唱，竞相表演技艺，将枯燥乏味的转场变成了移动的舞台，绚丽多姿，美妙无比……

哈萨克族转场过程中还有这样的传统习俗，当地居住的部落要为转场经过的驼队提供食物和饮品。这种习俗也有自身的讲究，给转场队伍拿饮食的人到了转场队伍跟前时，首先要对转场的人们道平安，之后，将所带饮食提供给带队的首长和长者。首先接过饮品的人口中说着：“布斯木拉依热合曼热合依木”（经文，意为愿安拉保佑一切平安），先对着马鬃滴几滴饮品，后自己再饮两口，再转给其他身边的人饮用。身边的所有人品尝问之后，转给牵头驼的夫人，再转给转场中的其他人员。

如果转场队伍中有年轻的媳妇和妇女，转场队伍在经过古坟或有名望的部落时，她们会下马步行通过。她们双手接过送来的饮品，下马站在地上品尝。送饮品的人返回时，转场队伍中的妇女们往乘饮品的容器内放置银扣等物品，绝不让对方空手而回。转场队伍每到一处扎营地时，当地村落的人们会争先恐后的帮助转场队伍搭建毡房，送来美味佳肴，宰杀牲畜盛情宴请转场队伍。同样，转场队伍进餐完毕后，赠送丰厚的礼物作为回报。从此，可以看出哈萨克族是一个讲求团结，讲求和睦，讲求和谐的豁达民族。

四、新疆屯垦文化 1.汉唐时期的屯垦文化 2.清代屯垦文化 3.兵团文化

五、新疆宗教文化 1.原始宗教文化 2.火祆教文化

祆教是最早传入新疆的外来宗教之一, 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时,随着一部分信仰祆教塞种人的活动,祆教已经在新疆的大地上开始留下了自己的踪迹。

祆教在新疆各地的流行情况,据《魏书》、《北史》记载高昌国“俗事天神,兼信佛法”;《魏书》、《周书》记载焉耆国“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旧唐书》、《新唐书》记载“疏勒国俗事天祆神”,“俗祠祆神”等;《旧唐书》、《旧五代史・外国列传》记载“于阗国好事火祆神”、“于阗,其俗好事祆神”;《宋史・于阗传》记载:“俗事祆神”。又据《宋会要・蕃夷四》之《龟兹传》记载:“太平兴国六年(976年)五月,西州龟兹遣使易难与婆罗门波斯外道来贡”。《宋史》记载高昌国“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诵外道者也”,《宋会要・蕃夷四》之《高昌传》记载:“雍熙元年(984年)五月,西州回鹘与婆罗门及波斯外道阿里烟朝贡。”这里的“波斯外道”、“波斯僧”即指祆教和祆教徒。

新疆各地祆教的情况比较复杂。各地虽“俗事祆神”,但不能因此认为该教已得到广泛普及。因为除祆教外,各地还有流行已久的各种自然崇拜、萨满崇拜,特别是2世纪以后,佛教逐渐在各地盛行起来,各地王室、贵族大都崇奉佛教,并加以推导。佛教已居主导宗教的地位。祆教的流行,主要是在农村和民间,在民间形成风俗。尤其是拜火仪式,引人注目,所以常为史籍所载。各地祆教徒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经商而来的波斯人和粟特人,粟特人有一部分已移居各地,他们带来的祆教信仰具有粟特(河中)本土色彩;另一种是受其影响而信仰祆教的当地其他成分的居民,这些人也只是部分地接受了祆教教义,如对祆神阿胡拉・马兹达为最高主神的崇拜思想、向善思想、具有祆教特点的祭火仪式,以及一些较适合当地居民习俗的礼仪、节日等。但诸如“天葬”、“九日濯之礼”和其他过于繁复的礼俗、仪式,并未被吸收。

流行了一千多年,10世纪以后逐渐在各地消失。原因除因伊斯兰教的传播取代了各地祆教之外,也有祆教自身的原因。不传教,不译经,祭司们没有传播教义的义务,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祆教的传播发展;其次,祆教有极严的教规,教徒若触犯教规,便要受“烧铁烙舌”的酷刑惩罚;第三,祆祠为禁地,外人不许进入,使人不容易了解祆教。第四,祆教礼仪十分繁复,有“仪式宗教”之谓,如欲加入祆教,则更须经过极复杂严格的洁净规定,一般人难以接受。此外,在政治上,祆教并未得到各地统治上层的支持,经济上没有如佛教、伊斯兰教那样的寺院经济作为支撑,所以只能逐渐萎缩,自生自灭,成为民间宗教信仰和习俗的一部分

祆教虽然失传,但由于在民间流传时间较长,并且与各地古代居民崇奉的自然崇拜有许多共同之处,经过长期相互融合吸收,形成某些固有的信仰习俗,有些带有祆教色彩的习俗被保留至今。

3.佛教文化

公元前1世纪，佛教经克什米尔首先传入信教于阗。不久，又经中亚传入疏勒。此后佛教沿着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传播到且末、若羌、莎车、叶城、库车、阿克苏、焉稽、吐鲁番、哈密等塔里木盆地周围各个绿洲。佛教传入后，新疆正 处于奴隶占有制发展阶段，在天山南北建立了数十个“城郭之国”。

这些所谓“城郭之国”，只是一些大大小小的、互不属统的地方割据政权。他们互相攻伐，不断进行兼并战争，破坏了经济发展，造成社会动荡。匈奴贵族集团对各地的残酷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苦难。汉朝政府驱逐匈奴的斗争，虽然给新疆人民带来了休养生息的时机，但未彻底接触战争和阶级压迫给他们造成的痛苦，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尖锐激烈。所以，提倡忍耐、安于命运的佛教传入后，很快就受到各地统治者的欢迎。他们希望借助这一新宗教来消除劳动人民的不满和反抗，维护自己的统治，对佛教大力予以复制和推行。长期遭受匈奴贵族忽然本国统治阶级压迫剥削和奴役，生活性爱水生火热中的广大劳动人民，也把改变自己命运、摆脱痛苦的希望寄托在对佛教的信仰上。

佛教传入各地后，受到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底层劳动人民的普遍欢迎，信者日众。因而佛教在各地得以迅速传播开来，并遂最终取代萨满教、袄教。成为各地的主要宗教，从而在新疆形成了一佛教为住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

佛教在各地统治者的大力推行下，发展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佛教鼎盛时期，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佛寺林立，僧尼众多，还形成了于阗，疏勒，龟兹，高昌等著名的佛教中心。新疆佛教在造像，绘画，音乐，舞蹈，寺院和石窟建筑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中国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佛教在新疆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佛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当时各绿洲地区佛寺林立，僧侣成群，宗教活动规模宏大。

佛教寺院的修建，既是宗教活动的需要，有时弘扬佛教文化、宣传佛教教义的要求，也是信仰者的一项众要的功德。新疆佛教十分重视寺塔的修建。于阗作为新疆佛教的首传之地和佛教中心，不仅佛教佛塔的数量多，而且建筑规模大。晋代西行求法的高僧显在途经于阗时看到，“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还有“不可计数”的大小寺院。据后人考证，当时和田地区具有一定规模的寺院达4000于所，兰若小塔逾5000个。城内著名寺院有14座，其中法显所具之寺有“三千僧”，可见规模之大。另一座时位于城西七八里的王新寺，规模更大。该寺由三代和天王历时80年才建成，高25丈，雕刻精美，金碧辉煌，气势宏伟。佛教另一中心龟兹，仅城内就有“佛塔千所”。

大规模佛事活动更反映了当时佛教的鼎盛。于阗举行一种名为“行像”的大型佛事活动，从四月一日开始，“成立便扫洒道路，庄严巷陌”。城门上支起大帐篷，国王和夫人及采女就住在帐篷里。行像，在离城三四公里的地方做一个状如行殿，高三丈多的四轮像车，把佛像立于车中。像车距离城门一百步时，国王脱掉王冠，换上新衣，赤足持香，出城迎接。像入城时，梦楼上夫人、采女纷纷向下抛洒鲜花。这种盛大的行像活动，共进行14天，由于阗的14座大寺轮流举行。国王自始至终参加，直到整个行像活动结束，才和夫人等一起返回王宫。当健陀罗佛教艺术兴起的时候，佛教的传播区域也在逐步扩大，从公元前三世纪始，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斯库鲁阿布上游的巴米扬摩崖石窟开始兴建，佛教造像艺术活动也借助于佛教在各个地区的逐渐流行而发展起来。东汉永元二年至建和元年（90－147），新疆库车“森木塞姆千佛洞”开凿。东汉初平元年至唐天佑四年（190－907），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开凿。东汉建安六年至北魏太平真居十一年（201－450），新疆鄯善吐峪沟千佛洞开凿。东汉建安六年至唐天佑四年（201－907），新疆库车库木吐拉千佛洞开凿。西晋泰始元年至唐天佑四年（265－907），新疆焉耆锡克沁千佛洞开凿。西晋泰始元年至北魏泰常五年（265－420），库车克孜朵哈千佛洞开凿。

4.摩尼教文化

摩尼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源起在波斯，由教主摩尼（Ｍａｎｉ）创于３世纪中叶。３—１５世纪曾在亚非欧三大洲很多地区流行，吸收了不少东西方宗教思想，形成二宗三际的独特教

义后，又影响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一些教派，甚至与佛教也有交互影响，但是摩尼教（东方教区）佛教化的程度远过于佛教中吸纳摩尼教的成份。

新疆的古代遗迹与文书中有不少摩尼教的踪迹。考古工作成果可分为两次大的发现，即２０世纪初德国人的发现及８０年代以来中国人的发现。德国人在吐鲁番考察时发现的摩尼教法堂遗迹，最重要的莫过于在高昌摩尼教城发掘的Ｋ与α遗址，这两个地方原来都曾是摩尼寺，虽然以后改为佛寺，但仍然发现了摩尼教壁画，出土绢麻纸画以及文献；同时发现还有伯孜克里克石窟第３８号（当时编为２５号）洞窟，此窟曾被封存的主壁面，原画有“礼赞生命树”，因而俄国人１９１４年的考察

报告，比定为摩尼教石窟。上述寺窟遗址与交河故城及吐峪沟等处发现的摩尼文献残

件数量上千，且有多种语言形态，如古伊朗语系中古波斯文（ＭＰ）、帕提亚文以及粟特文，还有古突厥文，回鹘文、龟兹文及汉文等。同时一时期，在敦煌的藏经洞也发现了汉文与回鹘文的摩尼教译经。５０年代在福建泉州发现摩尼教草庵，近年又有浙江苍南、湖北英山的法堂与墓地等。至８０年代吐鲁番又新发现了出土文献，是摩尼教徒以粟特文与回鹘文所写的信札，石窟考察方面亦兴起了探查研考热潮。

摩尼教的艺术文化遗迹，集中发现在高昌故城的两个寺址、交河故城、伯孜克里克与吐峪沟石窟。在古城寺址与石窟遗迹中所出土的诸种文献，往往十分精致，不少文献附有插图或卷首扉页画，表现出摩尼教艺术文化的特色，且与摩尼本人善于以画技宣教，作过传教图册的传统相关。

高昌古城Ｋ遗址出土过一件写着回鹘可汗的王统世系，背面画着细密画的摩尼教文书，说明其应是回鹘时期的王家寺院。遗址居中的几间斋戒大厅有最重要的壁画，壁面上创始教主摩尼赫然在目，摩尼僧众簇拥在侧（图

１）。摩尼头戴华丽的高冠，身着边饰的宽领衣，长面细目，微髭尖须。头后显示其神圣的项光，是一轮弯月与淡色的红日相结合而画成的。摩尼身后先排列着一列列男教徒，紧随其后的是女教徒，装束均略近于教主，其后又有身着红格花和深灰衣衫的人，衣服为窄袖圆领束腰式。摩尼教信徒分为五个层次，即慕阇（传法教道者），拂多诞（侍法者），法堂主，纯善人，听众。其纯善人以上的四个层级属于“选民”，相当于出家僧侣，都穿着白色法衣；最基层的“听众”仍为俗人，身着俗装，因而此画反映了“僧俗两界”、高低多层的教徒信众。α寺址也是一座出土有摩尼教画的王家寺院。伯孜克里克第３８窟的

“礼赞生命之树”壁画，中间三株主干升起，树叶锦簇，异果垂重。树下有各式人物，如戴凤冠、人身象头、肩生翅的守护灵等等，均双手合十或笼袖，十分虔敬地向树或跪拜或立敬（图

２）。此窟年代约定在９、１０世纪之交。另外在２７号 窟也有类似画面，且与３５号可能属于摩尼教原创窟，而发现摩尼教徒信札的新编２号也可比定为摩尼窟。

回鹘为维吾尔族的先民，他们曾在８世纪中至１０世纪初近２００年时间信奉摩尼教。漠北《九姓回鹘可汗碑》、吐鲁番回鹘文的《牟羽可汗入教记》都明载回鹘族先民改宗摩尼教的事件。回鹘人改宗摩尼，缘于牟羽可汗出兵助平安史之乱后皈依了摩尼教。唐宝应二年（７６３）牟羽携四位摩尼法师，由洛阳返回漠北鄂尔浑河草原，由此时起奉摩尼教为回鹘的国教。回鹘可汗在８０３年时就曾由漠北来吐鲁番访摩尼师，此时回鹘势力已至吐鲁番，此前这里聚居的粟特人就有奉摩尼教者。８４０年回鹘由漠北迁至吐鲁番，建高昌回鹘国初期，摩尼教已很兴盛，吐鲁番地区出土不少回鹘文摩尼教文献可为明证。随后，他们处于既信摩尼教又信佛教的阶段，这可以从摩尼教经典混入佛教内容，佛教经典也掺入摩尼教内容证明。总之，从出土文物等情况推断，摩尼教在此于１０世纪上半叶达于鼎盛。至会昌五年灭法后，三夷教（摩尼、祆教、景教）在汉地一蹶不振，摩尼教在会昌三年

（８４３）就被禁止。但在高昌回鹘，摩尼仍盛，佛、景、祆等并存。至１０世纪末的癸末年（９８３），特勤王子奉阿斯兰毗伽天可汗之命，于旧城毁摩尼寺，改为佛寺，标志此时民族信仰又一次改宗。

现存的纸质书卷插图之中，有一张正反两面画，一面反映可汗皈依摩尼教的场面，另一面画有摩尼教庇麻节内容。归依图中心部位，身着华丽的饰边法衣者———应为承法传道的大慕阇等级人物，与身着铠甲的王者，双手紧握，这应是皈依改宗的象征。可汗身后有着胡须世俗人物。法师慕阇身后为着白衣的

选民僧侣，其前方有象头狮面的护法以及菩萨形貌的人。庆贺庇麻圣节—— —摩尼教重大节日，画面也有中心人物，应是坐在一台座上，着法衣的大慕阇。他的周围有身着法衣的摩尼僧侣成排而列，身后下两排有戴样式色泽不同的帽子的人，或为低级僧侣，或为信众。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其面前的奉献者与奉献物。有两个领头的僧侣，趋向前方，手捧一部经书，前方的台上，有方形大果盘与高足圆果盘，盛满了瓜与葡萄（图３）。还有一些画，也十分精致美观。如描画书写僧的，白色法衣僧侣们坐案前，手中持红色的笔，有人还拿着两支。此图极具波斯细密画的特点，色泽富丽，构图均衡。另外还有麻布幡画上的男女选民等，有趣的是画女选民的幡布，不仅题有诸侯夫人之名，而且两面均绘同一人，或着法衣或穿俗装。

5.景教文化

景教即基督教派别聂斯托里派，是我国对该派的一种称谓。“景”字含有“光明广大”之意，源自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聂斯托里即该教的创始人。

景教传入新疆地区的时间，因无确凿史料，也只能作出大致的推测，约在公元6世纪中后期至7世纪初。按照西方宗教陆路传入我国的一般规律来看，应当是早于我国内地，而略晚于中亚诸地。

高昌地区是景教的一个传播中心。在高昌故地的考古发掘曾发现有景教寺院遗址，出土有景教文献。景教在天山北部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轮台（今乌鲁木齐附近）、阿力麻里（今伊梨霍城县境内）等地都建有景教大教堂，并有自己的主教。元初，道教首领邱处机西行至轮台时，有“迭屑头目为迎”，迭屑是元代文献对景教徒的称谓。由景教头目出面迎接成吉思汗的这位贵客，足以说明景教在该地的势力和地位绝非一般。景教在西北操突厥语和蒙古语的游牧部落如克烈、乃蛮、汪古、篾儿惕等部中，都有大量信徒。有些部落酋长和上层贵族也信奉该教，使景教在游牧部落中取得了很高的地位。马可波罗称克烈部酋长王罕为“长老约翰”，由此而在西方基督教界引起了东方有大量基督教徒等各种传说，天主教会纷纷派出传教士来西域传教。据考古发现，在伊梨地区，七河以及其它游牧人活动的地方，有大量画有十字的元代景教徒墓石和刻石出土，证实了景教在游牧民中间确有一个兴盛时期。

14世纪中叶以后，景教在西域整个地区衰落。

6.伊斯兰教文化

10世纪初，伊斯兰教经中亚首先传人新疆喀什地区，经过几个世纪的传播，到16世纪时已取代佛教成为天山南部地区的主要宗教。伊斯兰教与佛教地位在这一地区的转换，是新疆宗教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仅改变了新疆传统的宗教格局，也改变了新疆的政治格局，更对改信了伊斯兰教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六、转型期的新疆各民族文化 1.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

2.新疆文化资源与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第三篇：浅谈新疆发展

浅谈新疆发展

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疆工作的总目标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要抓住这个总目标，起一个领头作用，其他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目标来展开和推进。”这是党中央根据新疆形势和全国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对于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新疆发展稳定，事关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是我国西北的战略屏障、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战略资源的重要基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进程中关系重大、影响重大。如果没有稳定的局面，不仅新疆改革发展难以正常推进，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也要受到影响。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由于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宗教极端思想的存在，长期以来，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一直不绝。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亚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并建立分裂中国领土的政权，沙俄则出兵强占了伊犁地区。1933年，“东突”分裂势力建立了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上世纪40年代，“三区革命”后，新疆围绕“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上世纪50年代，新疆发生了一系列叛乱**等重大事件，分裂和反分裂斗争相当激烈。1962年，发生了伊塔事件，1968年，“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在南疆煽动叛乱，1969年，南疆阿洪诺夫集团煽动**。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斗争更是接连发生。历史和现实表明，新疆的分裂和反分裂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根深蒂固，现阶段这个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也更加复杂。从2013年发生的巴楚“4·23”事件，到今年发生的昆明“3·01”事件、乌鲁木齐“5·22”事件，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而且其活动正在从新疆向内地蔓延，已经影响到全国大局的稳定。

正是在科学分析形势、深刻把握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这一特殊矛盾的基础上，中央明确提出，新疆工作做得好不好，衡量的标准可能很多，但最根本的是要看反分裂斗争搞得怎么样，是不是保持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而新疆的反分裂斗争搞得怎么样，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抵御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最根本的是教育引导群众、争取凝聚人心。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打击敌人和教育群众两手都要硬，一个不能缺。总书记指出：“心病还需心药医。对新疆来说，这副‘心药’就是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就是中华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用这味药扶正祛邪、健体强心。”我们必须以抵御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渗透为重点，大力加强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旗帜鲜明地批判“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错误思潮，深入开展“去极端化”工作，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筑牢新疆长治久安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必须处理好五大问题，就是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推动科学发展。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后发优势，总结借鉴其他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经验，吸取教训，努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二是着力改善民生。把民生问题摆到优先位置，着力抓好教育、社保、医疗、养老等各项社会事业，切实解决各族群众的后顾之忧，让各族人民共享现代文明生活，享受公平和尊严，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三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把改革作为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思想要更加解放，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搭建更加开放的平台，发挥地缘优势，提升开放水平。

四是不断增进民族团结。各民族人民只有在祖国大家庭中和睦相处，抱成一团，幸福生活才有希望。要进一步促进各民族群众之间的团结、交流、交融，使新疆成为各民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大家庭。

五是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要充分认识到，团结稳定是福，分裂**是祸。要防范和严厉打击“三股势力”各种形式的渗透、破坏、分裂活动，妥善化解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着眼于长治久安的发展，是新疆社会稳定的重要源泉，是民族团结的强大支撑，是改善民生的根本保证。只有把发展同稳定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从整体上更加有力有效地做好新疆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定位不是弱化了，而是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一定要围绕稳定谋发展，通过发展促稳定，做到稳定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一定要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和部署，让新疆发展体现新要求，开创新局面；要更加重视贴近百姓，有利于改善民生、赢得民心；更加重视惠及当地，有利于带动地方经济和财力增长；更加重视保护环境，有利于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加重视改革开放，有利于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更加重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增进民族团结和繁荣进步。通过推进参与式发展、包容性发展、融合式发展，让发展更加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好地惠及新疆各族群众，促进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

民族团结的精神历经千年沧桑，已经深深植根于各族人民心底，流淌在中华儿女血液中。新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更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民族团结大好局面，始终坚持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团结稳定，更加自觉地做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不动摇，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不动摇，坚定不移地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紧紧围绕新疆工作的总目标，让民族团结之花开放得更加艳丽多彩。

第四篇：新疆跨越式发展

新疆的跨越式发展

跨越式发展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跨越式发展不仅包括实现经济增长速度的跨越，而且还应包括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跨越和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十二五”时期是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修订和编制“十二五”规划必须作到三个对接。而搭建一个援疆省市和受援地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综合服务平台，则是创新对口援疆机制的重要途径

作为区域建设一大热点，我区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为指导，针对本地区实际状况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五”时期的有关规划和工作做出了部署。未来五年，新疆将加速新型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进程，计划累计完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6万亿元，相当于“十一五”实际完成量的近3倍，其中工业和能源投资将占据四成以上。煤炭、石油、天然气、矿产开发、纺织、钢铁、建材、化工、农牧产品加工等当地传统优势产业将成为新疆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的一大“主战场”，在目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大做强，率先实现跨越式发展。包括铁路、公路、民航、管道等在内的交通建设，水利工程建设，以及通信设施建设等也将在未来五年加速推进。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是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新疆发展与稳定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的新形势下召开的。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是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主题或主线，也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新疆工作的主题或主线。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进一步凸显了新疆在国家发展与安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殊战略地位；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要举全国之力，把新疆这块伟大祖国的宝地建设得更加美好的宏伟目标，会议始终贯穿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这个主线。为实现到2020年新疆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会议提出一系列促进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指导思想、战略布局及各项优惠政策。随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全面贯彻，随着新一轮全国对口援疆工作的全面展开，新疆将进入一个大开放、大建设、大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新阶段。

新一轮全国19省市对口援疆，是实现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的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中央提出的“举全国之力，把新疆这块伟大祖国的宝地建设得更加美好”的决心。新一轮全国19省市对口援疆的有序展开，一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重大援疆项目的开工建设，再一次使新疆各族人民群众亲身感受到生活在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亲身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之间的兄弟情谊，并通过援助和受援地区对口学习交流，进一步加深了新疆与祖国内地全方位的交流。因此，我们要紧紧抓住新一轮全国对口援疆的机遇，不断增强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活力，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帮扶只能解决济贫问题，而只有抓住全国对口援疆带来的机遇，不断增强地区经济发展自身的活力，才能实现强区富民的宏伟目标。为了抓住新一轮全国对口援疆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思维定式，坚持把“输血”功能和“造血”功能结合起来，把发挥自力更生的精神和用好援疆资金结合起来，从积极被动的接受对口援疆省市的援助，向充分利用好对口援疆省市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管理优势特别是在国内外的市场优势，搭建一个全方位的引进技术人才、引进资金、走向国内外和市场的综合服务平台，走出一条把援疆省市的综合市场竞争优势和受援地区的资源和地缘优势结合起来，互利双赢的新型对口援疆新模式，最终实现新疆的跨越式发展。

第五篇：新疆台球发展

新疆台球发展

台球运动在新疆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随着近几年各项台球大赛在新疆的举办，大大推动了新疆台球运动普及和提高，从而使新疆台球运动排位在全国前三名。新疆台球运动的快速发展与社会各界的支持分不开，尤其是2005年丁俊晖和潘晓婷来疆参赛，对正在发展的新疆台球起到了“助燃”作用；2009年中国斯诺克巡回赛为新疆蓄势待发的台球运动再添一把火，新疆本土选手抓住机遇奋力直追，终于实现了一个个进步。如今，国内斯诺克积分32强中有4名新疆籍运动员，中国台球有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新疆风”。为了使这场“台球风”刮得更猛烈，新疆体育部门积极搭建平台，给台球俱乐部创造机会，鼓励他们多举办台球赛事，推广台球运动，发现优秀的台球人才，培养高水平的台球运动员参加全国赛，进一步促进新疆台球运动长足发展。

自治区台球协会副秘书长张恩伟告诉记者：“一年之计在于春，本次比赛也是出于两个目的。其一，新疆台球运动员偏好斯诺克项目，美式九球和美式八球的水平相对落后。为了在我区全面推广台球运动，挖掘和培养新疆女子台球爱好者，为备战2014年全国体育大会台球比赛储备人才。其

二、统一和完善新疆红球的规则，在以全疆台球爱好者通行的民间规则为基础，避除其中可利用犯规获利的陈旧规则弊端，形成一个全疆统一的规则。这样，将在一定程度上利于在全疆业余台球爱好者普及推广台球运动。”

2009年12月中国职业斯诺克巡回赛在乌鲁木齐龙族国际台球会所开杆，届时，丁俊晖、梁文博等国内顶尖明星选手都将参赛。

随着国内顶尖明星来乌鲁木齐，国外顶尖明星也相继来到乌鲁木齐。

2010年12月或许是新疆球迷的热情感动老天，12月21日一场大雪让原本早晨就要离开亨德利在新疆多停留了 几个小时。12月20日晚，即将离开的亨德利在谈起这次新疆之行的感受时，开心地对记者说：“一切都让我感到有些吃惊。在来新疆之前，我有很多顾虑。我之前了解到的信息，新疆属于中国相对落后的地区，我担心这里的条件很差，并且已经做好吃点苦的准备。但是，在我这几天的行程中，关于新疆一切的一切都让我和马克都感到吃惊。”说到这，他向活动工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

从最初对新疆的怀疑，到对新疆的逐步了解，到最后对新疆的赞不绝口，亨德利只用了七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遇到了一个又一个意外和惊喜。

球迷是追星，球员也是追星兼求技。这次“亨德利新疆行活动”主办方组织了“现亨德利面对面教授小球员”以及“本土球员挑战亨德利”活动，这让新疆众多斯诺克的职业选手和年轻的小球员受益匪浅。

对于新疆乃至中国的斯诺克竞技水平，亨德利也给予了很高评价：“20年前，没人会相信今天在中国发生的一切。然而今天前，在这里，我输了球，我还看到了好几个14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水平。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里还仅仅是中国的一小部分，俊晖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5个球员之一，斯诺克运动的未来一定在中国。丁我想这里的一切，让我相信，今后的某一天，来自新疆的球员或许会成为世锦赛冠军。我不会退役，我今后还会继续参加比赛，希望能见证这一切。”

通过翻译，亨德利告诉工作人员：“在这里我看到了为数众多热情并且十分专业的球迷。每次在比赛中，每当有人打出漂亮的击球时，都会有掌声，而到了我打出制胜一球后，掌声会更加热烈。他们都是很懂斯诺克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项运动在这里的普及程度。

2011年7月 总是带着迷人的微笑，总是像个孩子一样咬着指头，不时和周围的人开个玩笑、搞怪，这就是奥得威签约球手、英格兰斯诺克台球名将马克-塞尔比昨天这位目前世界排名第三的球星出现在首府恒动力台球俱乐部的开业典礼上，对于新疆台球和中国台球，塞尔比给与了很高评价，“中国是个世界大国，中国人对这项运动的热情很高，中国这几年发展很快，不仅仅是丁俊晖，中国选手越来越多、水平也越来越高，在中国举办的赛事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商家也在赞助这项赛事。这对斯诺克的发展会有极大的帮助。”

通过几天全程近距离接触，使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塞尔比先生高超的球技，更领略到了他作为一名国际斯诺克巨星所特有的强大人格魅力。在塞尔比先生身上体现了台球运动的娱乐精神及其所包含的巨大商业价值。虽然，近几年通过全国各界的大力支持，斯诺克运动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丁俊晖、梁文博等选手的斯诺克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级，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斯诺克大师出现。

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世界顶级台球明星来到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