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中小农制分析探讨

第一篇：历史与现实中小农制分析探讨

中国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农制国家，几千年来都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和经营。但进入清代中叶以后，我国人地比率已下降至“维生型小农经济”的临界点，标志着传统小农制的破产和瓦解。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由于长期实行以自然村落为单元“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土地”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其所隐含的“集体成员权平等”和“产权虚置”的农地平

分机制，导致明清以后出现的“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的发展趋势更加凸显。当今中国农业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各级政府应当抓住这样的历史性契机，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和扶持，并通过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来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隐性失业问题和农业的低收入问题。

【关键词】小农制；维生型小农经济；人地比率；平分机制；适度规模经营

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农制国家。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1]（p934）。但时至今日，在我国13多亿人口中仍有9.49亿农民和2.6亿多个小农户分散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其中包括了63%的农业人口、60%的劳动年龄人口、66%的老年人口和70%的少儿人口[2]。如何认识和看待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小农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制演变轨迹及其评价

马克思指出：“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各国，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3]（p909）。然而在过去的很长一个时期，我国理论界并不承认自耕小农经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为：“中国历史上主要是封建地主制度，小农为数甚少，无足轻重，且缺乏稳定性，在态度上保守落后，这是封建社会停滞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4]（p209）。但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旧中国，占全国农户总数6%～10%的地主和富农，只占有28-50%的耕地；而90%～94%的中农、贫农、雇农，实际上也拥有50%～72%的耕地”[5]。也就是说，“在旧中国的小自耕农至少占有全部耕地的40%左右”[6]（p73）。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制演变轨迹进行系统梳理和重新评价。

（一）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制政策起源及其形成 中国历史上推行家庭小型农场制的政策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有的学者提出，“从文献上判断，春秋时期已经实行了家庭农场制，即分田到户；到了战国时期，分田到户的土地已经逐渐地私有化”[4]（p212）。比如在《吕氏春秋•审分》中记载，“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这说明了，我国古人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井田制下“民不肯尽力于公田”的制度弊端，因而推行家庭农场制有利于激发小自耕农的内生活力。所以，在《管子•乘马》中说：“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到了战国时期，秦国的著名政治改革家商鞅提出“制土分民之律”，即“为国任地者，山陵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恶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此先王之正律也。……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开则行倍”[7]（商君书•算地第六）。这种动态意义上的人地平衡观（即视土地与人口的比例和各类耕地类型的不同组合而定），与古希腊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的的绝对人口数（5040人）”相比，显得更具有全面性、动态性、灵活性和实际可操作性[8]。

事实上，我国小自耕农经济最早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而到秦汉时期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比如战国初期的魏国贤相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7]（卷二十四•食货志）。到了西汉的文帝时期，晁错也说过：“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9]（卷二十四•食货志）。总之，我国的小自耕农制的典型形态是“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至于是否拥有土地私有权皆然。但由于各地自然地理条件、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小自耕实际拥有的耕地面积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且在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差

异。比如汉代的一个五口之家，“南方人均垦田23小亩，亩产量1.37石，总产量32石；中部人均垦田30小亩，亩产量1.5石，总产量45石；西北部屯田卒人均垦田74小亩，亩产量0.4石，总产量29石”[10]。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情况大体是一致的，即“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巴蜀平原，民食稻鱼，无凶年忧”；

“鲁地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齐地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文采布帛鱼盐”；“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7]（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二）中国历史上绵延上千年的“维生型小农制经济”

我国自汉唐时期至明清之际的1800余年间，虽然传统的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突破，但是由于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压力，逐渐形成了以高劳动投入和节约耕地型为基本特征的精耕细作农业，基本维持了中国历史上绵延上千年的“维生型小农制经济”。这一时期，中国历代官方记录的总人口大体保持在6000万人上下（比如公元2年为5959万人，280年最低为1616万人，1109年最高为12100万人，1602年为5631万人），耕地总面积基本保持在8亿亩左右（比如公元2年为8.27亿亩，976年最低为2.95亿亩，1581年为7.01亿亩，1602年最高为11.62亿亩）[11]，人地比率大约在8亩/人以上（比如公元2年为9.15亩/人，140年最高为10.7亩/人，1393年最低为8.62亩/人）[12]（p96）。虽然这一时期的人口和耕地都是趋于增加的，但是由于二者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人口增长往往快于耕地增长一倍左右（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和0.55‰），因而人地比率变动总趋势是下降的，且呈现出波浪式升降的历史特征（比如公元2年为9.15亩/人，146年最高为10.7亩/人，961年为7.96亩/人，1109年为5.5亩/人，1393年为5.69亩/人，1592年最低为4.16亩/人）[12]（p98-99）。因此，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农业精耕细作的许多方面都可以追溯至最早的时候，比如养蚕酿酒、种瓜栽豆，起始于商代；播种施肥、深耕细作，普及于战国；镰斧犁铧、锹铲锄靶，初见于西汉”[13]（p61）。而进入北宋以后，“促进农业生产的核心技术是耕作制度，即通过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和提高复种指数，足以使农业的前沿地带越来越离开低地、盆地和谷地，而进入较干旱的丘陵和山区”[13]（p169）。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农作物复种指数极有可能在北宋时期就大于1，至迟在明清时期已超过1”[14]（p98）。从总体上看，“中国在西汉、唐朝、宋朝、明朝等几个主要的朝代，粮食总产量已分别达到591.4亿斤、664.7亿斤、1205亿斤、1453亿斤，粮食平均亩产分别达到264市斤、334市斤、309市斤、346市斤，农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3341市斤/人、4261市斤/人、3862市斤/人、3726市斤/人”[15]（p195）。因此，美国学者西奥多•舒尔茨曾经指出：“中国传统农业可能是贫乏的，但其效率是很高的。农业生产要素的使用较少有不合理的低效率现象，小农作为‘理性经济人’毫不逊色于资本主义企业家”[16]（p37）。

特别是中国自北魏至隋唐300余年间，历代统治者都积极推行“均田制”，不仅使政府控制的小自耕农人数大大增加，而且也保证了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的赋税来源和经济基础。比如，唐朝的“百亩授田制”规定：“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17]（卷五十一•食货志一）。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产而取以给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为用度之数。是三者常相须以济而不可失，失其一则不能守其二”[17]（卷五十一•食货志一）。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既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地矛盾的技术问题，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分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问题，因此“中国历代的人口循环、耕地增减循环和社会治乱循环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就不是偶然的现象”[12]（p179）。

（三）中国历史上的小自耕农命运及其小农制的瓦解

进入清代中叶以后，我国小自耕农的命运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转折，小农制趋于瓦解。比如在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中国人口已增至1.77亿人，嘉庆五年（1800年）增至2.95亿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增至4.3亿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增至5亿人 [18]（p401）。这一时期，我国耕地面积虽然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比如1776年为9.89亿亩，1893年增至12.45亿亩，1933年增至14.7亿亩），但是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耕地面积的增长，人地比率在1776年下降到3.7亩/人，1893年仅为3.23亩/人，1933年只有2.94亩/人，已经低于清代人口学家洪亮吉提出“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维生型小农经济的临界点[12]（p292）。而随着人地矛盾日益加剧，小自耕农的劳动效率不断下降（比如明朝时期为3726市斤/劳，而到清朝中叶仅为2094市斤/劳）[12]（p216）。所以，有的学者提出：“清康、雍、乾三朝，比较过的是有秩序承平的日子；然到乾隆中叶以后，清室即入衰运”[19]（p865）。也就是说，“进入清中叶以后，我国北方的人地比率已低于4亩/人，南方的人地比率已低于2亩/人，这是引发白莲教起义和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起义的经济根源”[20]。总的看，“在1350年至1950年长达6个世纪的蓬勃的商品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中国小自耕农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已经陷入到一个高土地产出率与低劳动生产率并存的‘均衡陷阱’。假如把不同的复种指数计算在内，每亩耕地平均产量就等于216～247斤或每英亩647～740公斤，比美国的每亩133斤或每英亩400公斤高出甚多，但中国每英亩小麦所投入的人工是美国的23倍，每英亩高粱则是美国的13倍”[21]（p13）。这样，“正当西欧的小农经济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改造时，中国的小农经济却在日益内卷化。而当西欧的小农社会正在经历阶级分化和全面向资本主义转化时，中国仍停留在小农社会阶段。尤其是当西欧越来越多的小农正在转化为新兴的无产阶级成员时，中国的小农仍旧是小农，只是经历了部分的无产化。这些差别是双方财富与势力的不均衡，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害的社会经济背景，同时也是促成十九、二十世纪大规模农民运动的乡村危机的根源”[21]（p301）。正如英国社会学家r•h•托尼对1931年中国小自耕农的生存状态所作出的形象描述，“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景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腰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22]（p1）。这种“小片的土地、古老的耕作技艺、变幻莫测的气候以及国家强征的徭役、恭金、贡品等，使每个村头都可见到饥饿的幽灵，有时还发生饥荒，他们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22]（p1）。比如仅就我国人均占有原粮的数量分析，“战国时期为921市斤/人，秦汉时期为963市斤/人，唐朝为1256市斤/人），宋朝为1159市斤/人，清中叶为628市斤/人。而到20世纪上半期已经跌入低谷（1947年仅为417市斤/人），这是战国以来最坏的状况”[15]（p195）。可见，“这个半无产化了的小农经济的形成，正是中国解放前农村数世纪以来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21]（p317）。

二、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小农制变态及其面临的困境

如上所述，中国的小农制至迟在清代中期以后就出现了危机和瓦解。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我国长期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平均地权政策，这种以自然村落为单元“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土地”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隐含着“集体成员权平等”和“产权虚置”的农地平分机制，由此导致明清以后出现的“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的发展趋势更加凸显。因此，我国现实生活中的小农制演变趋势与发展现代农业是“二律背反”的。

建国初期（1949～1952年），中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和新疆外）普遍进行了一次土地产权革命，“使占乡村人口总数60%-70%的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免除了他们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700亿斤粮食的超重地租”[23]（p82），由此建立起了以农民私有土地为主和部分公益性土地属于国有的二元复合型土地产权制度，国家法律允许农村土地自由买卖、出租、典当、抵押、继承等，构建起了一种比较适合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微观制度基础。据统计，1952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3.14%，棉花产量平均每年增长43.15%，农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和提高。但在土改工作结束后不久，一些地方出现的农业生产要素集中现象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的苗头加以制止和批判，而这种重新复活的“汪洋大海一般”的小农经济格局，也与新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是矛盾的和对立的，因而从1953年开始我国对小农制继续进行改造，逐步形成了以“农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农民集中统一劳动”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这一时期虽然从形式上看不到“小农的影子”，但是中国总人口由1953年的5.88亿人增加到1978年的9.63亿人，净增加了将近4亿人，而耕地面积却从1957年的峰值23.34亿亩减少到1978年的21.47亿亩，净减少了将近2亿亩，人地比率也由1953年的3.96亩/人下降到1978年的2.23亩/人。这主要是由于农村人口过快增长（占91.83%）和耕地面积减少（占8.17%）双重因素导致的结果[12](p115)。因此在这一时期，尽管我国农作物复种指数“到1952年已提高至1.3（130.9%），1957年提高至1.4（140.6%），1976～1978年间进一步提高至1.5（151%）的创历史记录水平”[12](p141)，“农民劳动天数由1950年代的119天增加到1970年代的300天左右，粮食单产由50年代初期的56.6公斤提高到70年代末期的176.1公斤，增长了2.1倍”[12](p303)，“农业总产出增加了3倍”[24](p12)，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水平却几乎全然没有改进。直到1978年底，“中国11亿人口中仍有8亿多农民长年搞饭吃，而国家每年仍需进口大批粮食和棉花弥补缺口。全国平均一个农业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仅为1000千克左右，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的商品粮只有70千克，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07千克，几乎和1956年一样多。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的全年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的全年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还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25](p832)。因此，尽管当时我国有不少地方的农民依靠开垦农田以外的所谓“拾边地”（包括地边、场边、路边、沟边、塘边、圩边、岩边、屋边、坟边、篱边等）以求得生存，但是全国504万个生产队中仍有1/3以上变成了“三靠队”（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农民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占27.3%，50～100元的占50%左右，100元以上的不到1/4，其中有2.5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于是到了人民公社后期，“工分制”开始出现贬值，广大社员中间普遍存在着“集体偷懒”和“免费搭车”的现象，不同农户之间开展“集体博弈”（主要靠家庭劳动力的人数比例和强弱程度）活动的结果是“收入拉平效应”（因为当时生产队按人头和劳动量分配集体收入的比例已调整为3：1），以至使几亿农民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化”种植模式下出现了土地报酬递减、甚至为零或为负数的情况[26]。这说明了，“在中国特定的人地关系下，改造传统农业虽然必要，但不可能迅速得到改造，它还取决于诸多因素如技术进步条件、人力资本形成、工业化发展等。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单纯地依靠组织变革、制度创新，虽能在形式上改造农业中的土地分散经营形式，但不可能真正达到改造传统农业的目的”[12]（p239）。

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至今），我国对小农制的改造大体可分为三大步骤：“第一步，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第二步，实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第三步，实行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这三步改革始终贯穿一条红线，就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7]。但是从1978年至2006年末，中国总人口由9.63亿人增加到13.14亿人，而耕地面积却减少了2亿亩以上（其中1986年至1995年减少6789.6万亩，1996年至2006年减少1.24亿亩），人地比率由2.23亩/人下降为1.39亩（其中全国有14个省份人均耕地不到1亩，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已经低于联合国确定土地对人口最低生存保障0.8亩/人的警戒线[28](p111)。这主要是由于国家非农建设用地增加（占82.76%）和农村人口增长惯性（占17.24%）双重因素所导致的结果[12](p116)。据有关专家预计，到2030年全国耕地资源将减少5450万亩，平均每年仅各项建设农用地至少需要400万亩左右，下一步如何保住“18亿亩耕地”这条生命红线仍是一个大难题[29]。总的看，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仍将取决于如何消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而限制农地流转的土地制度设计，又进一步加剧了耕地的细碎化经营，比如目前平均每个农户承包耕地9.2亩，被细分为8.99块，平均每个地块也只有1.02亩，已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体制障碍。同时，“我们在农村实行土地大包干虽然解决了13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耕地之外广大的国土资源（包括42.7亿亩林地、60亿亩草原、42亿亩大陆架渔场），在相当程度上还处于权责不清、主体不明、利用不够、经营粗放的状态。这已严重地制约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效益的提高和农民增收的步伐”[30]。因此，邓小平同志早在1990年代就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31](p355)。当今中国农业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面对这样的历史性契机，各级政府应当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和扶持，并通过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来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隐性失业问题和农业的低收入问题。

第二篇：历史与现实感悟

历史与现实感悟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段历史，或长或短。我们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自己和其他民族的历史呢？有句古语“以史为鉴”。

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我们可以从其中的一件件事中总结一些东西，可以在现实中更好的帮助我们。

例如我们民族的重要文献《孙子兵法》是军事家的必读之书，现在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许多外国军事学校也把此书作为必修课额来学习、探讨，以提升自己国家的军事水平。再如，我们会经常提起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战役对我们有很大的启迪作用，通过分析他们，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作战的技能和方法，在战争时，我们可以将其运用到实践中。

俗话说：有因必有果。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来分析这些因果关系来提升自己，完善自己。例如，在清朝末年，我们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犯，而且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可以从中分析一下原因。在清朝以前，中华民族的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都在世界前列。但到了清朝，为了和平，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统治者的目的达到了，但是这样做使清朝与世界脱了轨。西方国家的先进的技术、文化无法传到清朝，使其慢慢的落后于西方国家。又因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他们不得不打开中国这个大市场。于是中国近代史就顺理成章的进行了。我们通过分析这些，总结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因此我们现在积极融入到世界这个大家庭中去，不断学习，不断发展，因为我们知道了“落后就要挨打”。

历史和现实是不可分割的，有些时候，通过观察历史我们可以预测未来，也就是将来的现实。

许多事情看似不可能发生，但有一部分想象力极为丰富的人却能猜测到一些事在将来会怎样。以前的科幻书籍、现在的科幻影片中有许多我们无法想像而且想象不到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却正在慢慢的变成现实。在前人看来，机器人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有些人却把机器人想象着在以后的某天能够出现，并写成了科幻书籍。若干年后的今天，机器人出现了，他们的预言成为了现实。

综上可以看出，历史和现实是一个整体，存在着严密的因果关系。并且，历史可以更好的服务于现实。

第三篇：历史与现实视野中的依法治国

历史与现实视野中的依法治国

于志刚 《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2日02 版）

编者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一年后，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北京。10月20日至23日举行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依法治国的历史经验是什么？现实意义在哪里？又将如何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报特开辟“依法治国系列谈”专栏，纳专家建言，听百姓心声，共同迎接“法治中国”的到来。

正在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首次在中央全会上专题研究依法治国议题，因此备受瞩目。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对历史教训的反思。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法制建设：开国大典前夕的《共同纲领》将革命胜利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大政方针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1954年宪法则全面规定了人民享有的各项权利，等等。然而，我国此后在治理国家的道路上走了很多弯路，在一段时间付出了惨重代价。在对历史教训的反思和总结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对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总结与凝练。我国改革首先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就没有有序的市场秩序。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既是对改革路线的延续，也是国家治理方式的重大转变，中国在初步实现了从“无法之治”到“有法之治”的基础上，开始进入到从“静态法制”到“动态法治”的转变中。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将“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全面落实”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再次体现了党的治国理政理念质的提升，由此，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和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以说，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从“法治国家”到“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我们党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对“依法治国”内涵的认识更加深刻。

法治是推进改革最稳定、最有效的保障力量，因此是中国未来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如何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构想，如何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如何形成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等，恐怕都需要全面统筹和规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能否最终固定下来，要看法治改革的成败，两个一百年宏伟蓝图能否实现，也要看法治改革的成败。法治改革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法治国家，将夯实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法治改 革的成败。法治改革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法治国家，将夯 实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第四篇：爱国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爱国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学院： 外国语学院

班级： 09英教3班

姓名： 骆小林

学号： 2009154329

一、内容提要：1.爱国主义的含义

2.爱国主义者在近代史上做出的贡献

3.我心目中的爱国主义

二、关键词：中华民族、精神支柱、民族团结、力量源泉、鞠躬尽瘁、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李鸿章、百日维新、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同盟会到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袁世凯、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民主和共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小事做起、马克思主义

三、正文

爱国主义是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这里的“祖国”可以是一个区域或者城市，但是爱国主义一般用于某个国家或者联邦。谈到爱国主义这个名词，我们都不陌生，它贯穿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带领着国家走向光明，对于中国来说，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和源泉，也是一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近代史是中国历史上辉煌而黯淡的一页，但是不管怎么样，中间却涌现出了一批批爱国主义分子，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祖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

清政府耗费大量军费，战后又支付巨额赔款，从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广大人民不断奋起反抗。从1840年到1850年的十年间，全国发生了100多次农民起义。此后，洪秀全领导的规模巨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洪秀全对现实逐渐不满。1843年，他创立了“拜上帝教”，用来宣传和 组织群众。他的同学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加入了拜上帝教，金田起义后，建立了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定都天京，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其实是起义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

由于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这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但是它沉重打击了封建阶级统治，强烈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鼓舞了近代中国革命人民的斗争决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洪秀全是近代中国的农民运动领袖,也是最早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对中国封建统治和西方资本侵略者的农民运动,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引以为豪。

2.李鸿章的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了，引起了这一场继承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洋务运动，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措施，推进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其中李鸿章，作为直隶都督，积极创建近代海军、建立北洋水师。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然而，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了目的了，又说哪怕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老人家何等可怜！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可奈何的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虽然屈辱条约已成事实，但是，李鸿章已经奔着效忠圣上的宗旨尽了他的责任，我们更要考虑李鸿章正面的一幕，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都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的特写！

接着是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维新变法失败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3.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袁世凯

从同盟会到辛亥革命，到建立中华民国，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孙中山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袁世凯盗取革命果实，孙中山的让位，举世无双，让我看到了孙中山先生对袁世凯的信任，也展示了孙的绅士风度，更看到了人物中的对比，袁世凯映衬出的是多么渺小和受人鄙视，原因是在他身上欲望的驱使，“皇帝一梦？加上外在力量的推波助澜。而孙中山在流亡他乡的时候，曾被英国软禁，曾吃过多少苦头，始终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以天下为公，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首，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因此，辛亥革命不能单纯用成功或失败来衡量，因为那是为人的智慧结晶，我们所持的是敬畏和爱戴，将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

4.陈独秀新文化运动

真正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是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斗争。发起人和主导人物是陈独秀。他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叫《新青年》，所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共和“。

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一个突出贡献，是以《新青年》为战斗堡垒，培育出一代以改造黑暗中国为已任的新人。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二个突出贡献，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率先向传统封建思想的堡垒发起了猛烈攻击。他反对封建统治，倡导民主政治。他反对封建道德，倡导伦理觉悟。他反对封建迷信，倡导尊重科学。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三个突出贡献，是发动文学革命，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

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四个突出贡献，是锐意改革北大文科，为青年学生开辟了思想自由的新天地。他爱国，并不是空谈口号，空喊我爱自己的祖国，而是通过实际行动和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5.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迎来了新的一页。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经历了国共合作十年的大革命，抗日战争、土地革命、夺取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多少爱国志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共事将近半个世纪，一起打造一个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间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1976年，一个被泪水浸透了的年份！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这三位叱咤风云、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人物相继辞世，三星共陨，是一种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无论如何，三位伟人之间举世罕见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终于画上了句号。也许，在十年浩劫的背影之下，这个句号画得并非完美，带着些许的遗憾，但回望历史，它却依然那么令人感动。随着岁月的流逝与社会的进步，对领袖人物的”神化“固然早已不合时宜，但在商业利益驱使下对领袖人物的”庸俗化“自然也难以让人起敬，而那种怀有别样居心对领袖人物的”丑化"则令人所不齿。历史的河流终将汰除浮渣，沉淀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和几千年来我们无数英雄的祖先一样，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已经深深地汇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意志、情感和文化和象征。

新时期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即承接了理事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又吸纳了鲜活的时代精神，内涵更加丰富。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华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事业。

那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应该如何践行呢？没有战争，是否就没有必要继续继承爱国主义思想呢？不是的，依我看来，作为民族之魂的爱国精神将永恒。时至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它又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高命题；毫不动摇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最集中体现；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最根本的要求；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贡献力量是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最突出的体现。

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的一个儿女，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在国家遭遇他国欺负或不正当的侵犯时，勇敢站出来，不屈凌辱，积极维护国家的名誉。爱国就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这些小事数不胜数，都需要我们留心发现、践行。比如说，积极宣传国家最新的大会主题内容，让国家的进步思想普及全国，争取不让国民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落后于别人。比如说，关心国家最新动态，读报纸、看新闻，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在内心有国家这个神圣的地位。比如说......只要你留心注意身边的事情，你也许就已经在践行爱国主义了，因此，时代需要的不仅是有知识的人，还需要有关心国家，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者！

2010年12月23日星期四

第五篇：历史与现实如何有机结合

模块七

浅谈历史与现实在历史教学中的结合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总的来说，学习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历史经验变为现实财富。

但是历史不是过去，而是鲜活的现在；历史也不是分数，而是让学生体味人生。因此，我们教师要把历史与现实交汇，创造出富有生气的中学历史新课堂，提高历史教学的实用性，使学生真正有收获。那么，在教学中，如何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呢？

1、历史教材和现实生活相结合自然风光、文物古迹、电影电视、图片动画、民情风俗，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的话题等，这些都是历史教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应抓住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契合点，把这些活生生的材料应用到课堂上。这样，学生才能感受到历史是“活生生”的，是“有血有肉”的。

2、历史教学方式和现实生活相结合在历史教学中，我努力让学生带着自己的知识、经验和兴致来参与课堂活动，借助一定的教学手段（如实物、模型、图片、录像、电影、多媒体等），联系学生自己的生活体验，学生才能获得富有真情实感的、能动的、有活力的知识，学生的人格才能真正得到陶冶，才能真正去体验历史。初中学生一般都渴望获得认可与欣赏，喜欢表现自我，所以，我们教师应该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入手在课堂上给他们一个展示的舞台。

3、历史教学活动和现实生活相结合当前，中日关系紧张异常，钓鱼岛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比如，我国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虽然，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知道钓鱼岛历来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为什么它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有证据吗？难道中国倚强凌弱？因此，我们教师在教授古代史知识时，就应该讲清楚这个内容。根据国际通行准则，判断和证明一个国家对一片领土是否拥有主权主要基于两个方面，即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二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历史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历史是现实的过去，而现实则历史的延续。历史讲述着人类的过去，具有的不可逆性，它不能再现，也不会重演。然而，历史又是过去与现在永不休止的对话，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遇到的很多问题，不是瞬间形成的，而是有着各自的历史渊源。人们常常需要“以史为鉴”，来加深对现实的理解，科学地预见未来。在历史教学中，把握时代的脉博，抓住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活跃历史课堂，激发学生探究历史，优化历史教学的一种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