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三线建设评价

第一篇：历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三线建设评价

历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三线建设评价

——基于四川、重庆三线建设的调研

郑有贵/陈东林/段娟

 2013-04-16 17:59:40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京)2012年3期

对于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横贯国家3个五年发展计划，涉及13个省、市、区，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9.01%[2]，有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次民工参加，对我国工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西部地区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三线建设，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未提及，原因是在三线建设的评价问题上争议较多而未能形成共识。中央实施的三线建设项目大多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而四川、重庆又是西南三线建设项目的重点地区，三线建设初期在四川、重庆实施的重点项目有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成昆铁路、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重庆至万县的造船工业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汽车、机械制造、特殊冶金工业，以后又增加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三线建设项目在四川、重庆的实施，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实实在在地加快了西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由此也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鉴此，201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国情调研组对三线建设项目较多的四川省、重庆市的部分三线建设项目进行了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昆铁路、广安市三线建设工业遗产陈列馆、重庆市南川区三线建设项目遗址，先后在攀枝花市、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凉山彝族自治州、重庆市社科院与当地党政有关部门、三线建设亲历者、研究三线建设的专家学者进行座谈，访问三线建设项目区周边群众，查阅相关档案文献。本文基于调研，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视角，对长期争论未果的三线建设评价进行探讨。

一、对三线建设项目的评价不能一刀切

作为中央的重大战略而实施的三线建设已成为历史范畴的概念，但三线建设企业及基础设施项目的历史尚未断裂而得以延续，至今依然存在和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鉴此，为便于对三线建设做出公允评价，本文首先对实地考察及座谈中涉及的三线建设项目的历史与现状做客观陈述。这些三线建设项目大体可分为以下4类。

（一）发展壮大型

攀枝花钢铁、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北碚仪器仪表研发生产、重庆嘉陵机器厂等三线建设项目，建于20世纪60-70年代，经历改革，呈现出发展壮大态势。其中，实地调研的攀枝花钢铁项目是其中的佼佼者。攀枝花钢铁项目自1965年起实施，1970年出铁，1971年出钢，1974年出钢材；1986年启动二期工程并于1997年建成投产；2001年启动三期工程。2008年，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成为四川省首家营业收入突破500亿元的企业（完成营业收入522.6亿元）。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在科技创新上实现多项突破，形成了一些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和特色产品，实现由“钢坯公司”向跨地区、跨行业的现代钢铁企业的跨越，所生产的重轨、板材、管材、棒线材、特钢等产品畅销国内并出口欧美、东南亚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攀枝花钒钛产业园区成为国内最大的钒钛原料基地和钒钛钢生产基地。

（二）搬迁、转产型

三线建设的一些企业，在20世纪80-90年代实施了搬迁。调研组所到的四川省广安市和重庆市南川区的三线建设企业都实施了整体搬迁。

1965年至1972年，国家先后在便于隐蔽和防御、以大巴山山麓的华蓥山为屏障的广安市境内，建成了明光、红光、华光、永光、金光、兴光、江华、长城、燎原、西南玻璃厂等10家军工企业（其中从禄市到溪口一带的山沟里就有8家企业），主要生产为炮配套的光学瞄准仪器等。其中，有8家为中央企业（分别隶属于第五机械工业部和建材部），只有国营长城机械厂、国营燎原机械厂为省属企业（先后隶属四川省国防科技办公室、第五机械工业部重庆五机局、四川省机械厅等）。广安市境内的三线企业门类相对单一，以生产要求空气明净、精密的光学仪器为主，引进了大批先进的生产设备，科技含量较高，其中有许多是当时的特种工艺设备产品，华江、华蓥、华西、珠江、明佳、佳美等多个品牌的军用、民用光学仪器，如照相机、望远镜等质量上乘。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军工企业开始大批量转为生产以放映、摄影器材为主的民用产品，销路较好。此外，农用车、运动气枪弹等民用产品的市场反应良好。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这些企业包括原有生产设备迁往成都、重庆、南充等地，并焕发出生机。如现在的重庆嘉陵华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就是由原设在广安市境内的重庆华光仪器厂改制而成的，传承了原重庆华光仪器厂的光学优势，其中球面透镜、平面棱镜的品种、产量和精度居国内同行业前茅。调研组在广安市只能从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看到往日三线企业的艰辛创业和为国防建设做出贡献的辉煌历史。

重庆市南川区是加工制造枪炮等常规武器的机械工业基地。1992年，经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南川区境内5家三线企业列入国家三线调整迁建计划。令调研组遗憾的是，在原址看不到往日的景象，企业已迁移，厂区建筑设施被闲置或废弃。位于南川区水江镇的临江机械厂已实施迁移，调研组看到原址较大规模的厂房仍保留，但长期空置，已显破旧，周围杂草丛生，部分办公用房被改为监狱，宿舍楼转为当地居民使用。位于鹤公岩山麓的青岩机械厂，曾生产坦克底盘构件，停产后高大的厂房保留完整，被当地民营企业租用，用于生产工艺简单的产品。其他厂房被农民当仓库堆放饲料，框架较好的宿舍楼也闲置。南川区境内的一些三线企业在搬迁后实现了新的发展。1997年，国营红泉、红山、庆岩三厂整体迁往重庆市巴南区渔洞镇（川南区的10个兵工厂均迁建于此），在巴南区形成了渔洞汽车及重型机械加工工业区。1999年至2000年，国营宁江机械厂、天兴仪表厂迁至成都市龙泉驿区，与其他几家调迁到这里的大型军工企业形成了高科技的精密机械和电子工业园区。目前，天兴厂已发展成为规模大和实力强的车用仪表开发和生产基地、中国车用仪表行业“排头兵”、中国车用仪表行业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国营宁江厂发展成为国内车用减震器生产能力最大的企业。

（三）废弃型

三线建设项目也有被废弃的，但数目不多。其中，较大的项目是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的核原料工业基地——816军工洞体。该项目从1966年9月开始建设，历时17年完成。整个洞体总建筑面积10.4万平方米，洞内有大小洞室18个。1984年2月，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民经济战略的调整，根据中央军委的要求，816工程全面停工。由于潮湿和没有采光，20世纪80年代被废弃，工厂迁移到外面，816工厂原职工队伍通过军转民，改建化肥厂，1993年更名为重庆建峰化工总厂。2010年4月816军工洞作为旅游项目向社会开放。

调研组看到，无论是搬迁或转产项目，还是废弃项目，所留资源当前仍然发挥着作用。一方面，这些宝贵的资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如广安市对搬迁企业的实物进行征集与遗址保护，从征集到的1000多件三线遗产实物中精选出15台老生产设备、60件老产品和150张老照片，建成了全国首个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四川广安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作为三线工业遗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列馆生动再现了三线建设的历史，展示了三线工业发展成果，宣传了三线建设精神，发挥了三线工业遗产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三线企业遗址资源发展旅游业。调研组在南川区看到，原设在南川区的三线企业多布局在环境优美的山区，利用这些三线工业遗产资源已开发成金佛山旅游区等。

（四）交通设施型

根据三线建设的总体布局，当时还举办了大量交通设施项目。仅铁路建设方面，新建和扩建了成昆、川黔、贵昆、湘黔和襄渝等5条铁路大动脉。其中，建成的成昆铁路沿线辐射范围13.6万平方公里，包括四川、云南的7个地、市和所属50个县、市。同时，还建设了通往三线建设项目区的公路等。

从上述三线建设项目的历史与现状可见，三线企业有的发展壮大，有的经历搬迁、转产后获得新的发展，也有少数被废弃，因而对所有三线建设项目的评价不能一刀切，或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

二、对三线建设的评价不可回避若干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

在三线建设的评价上，学术界分歧明显，有肯定者，也有否定者。倾向肯定者多着眼于宏观因素如保障国家安全、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等。倾向否定者多着眼于微观因素如企业经济效益低等。40多年过去后，在实地考察三线建设项目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根据实地感受、访谈、座谈、查阅档案，我们认为对三线建设的评价需要重新讨论，尤其是在评价三线建设时不应回避战略构想动因与实现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预期外绩效、当期效率低的缘由及企业的搬迁、转产、废弃等历史与现实问题。

（一）从战略观探讨对三线建设的评价

三线建设是从战略层面提出的。无论是军事上的备战，还是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乃至具体项目实施地的选择，首先是从战略层面进行构想的。在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上，针对内地工业薄弱的问题，毛泽东早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就从处理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的战略考虑，明确提出要加强内地建设。1964年5月，针对当时国际形势，中央从备战的战略考虑，正式启动了三线建设。具体到每一个项目，也都体现了战略思维。例如，在攀枝花钢铁项目建设上，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四川是三线建设的一个重点地区，应该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和相应的交通、煤、铁、电搞起来。”[3]6月6日，他再次对中央领导人说：“三线建设的开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不要毛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4]即便是在项目实施进度上，也是从战略层面考虑的。如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武装流血冲突后，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12月4日周恩来在中央办的四川学习班上指出：要以大局为重，以三线建设为重，要政治挂帅，全力以赴，保证1970年7月1日以前渡口（攀枝花钢铁基地）出铁，成昆铁路全线通车[5]。鉴此，对于三线建设的评价，首先要对这一战略构想予以评判。就战略观而言，需要从当时的世界局势、“两点一线”的构想、资源配置来探讨三线建设的评价问题。

1.从当时世界局势看，对三线建设予以否定有失偏颇。1964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决策，主要原因是国际形势严峻，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包围圈，向三线地区布局生产力，是一种审时度势的选择。毛泽东对中央领导人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6]40多年过去了，战争未曾爆发，但这不等于建设战略后方是错的，也不能排除这种努力是抑制战争爆发的因素之一，进而在实际上实现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意图。

2.从“两点一线”的构想看，在四川、重庆实施三线建设项目的战略意义重大。“两点一线”的生产力布局是一个战略构想。毛泽东自三线建设战略启动起，便把川西作为重点。我们调研所到之处，亲历者们提及较多的一句话，就是1964年毛泽东说要骑着毛驴下西昌，去抓三线建设。1965年，邓小平视察川西地区，确定了“两点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布局，即以攀枝花为中心，通过成昆铁路线，向重庆和六盘水两点做钟摆式辐射。六盘水工业基地的煤炭运到攀枝花，攀枝花的钢铁运到重庆，重庆的机器运到攀枝花和六盘水工业基地。40多年过去了，调研组体验到当年“两点一线”的构想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我们的调研以“两点”中的攀枝花为起点，经成昆“一线”，沿途考察了四川省的西昌、成都、广安和重庆市及其南川等地的三线企业。建成的成昆铁路和青藏铁路（西格段）是中国铁路“三横五纵”格局中最西的两条。调研组看到，现今的“两点一线”区域，铁路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企业和科研机构星罗棋布，崛起了重庆、成都、西昌、绵阳、雅安、乐山等工业城市。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延伸到凉山彝族自治州、成都市、绵阳市及重庆市、广西北海市等地建厂。当年的点线分布，已经扩展为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区。三线建设时开始兴建的内（江）昆（明）铁路，以及2010年开通的“渝—新—欧”国际铁路，成为连接东南亚经济圈的重要国际通道，这凸显了当年实施“两点一线”战略构想的重大意义。

3.从资源开发利用看，资源型三线企业实现了就地开发利用资源的战略构想。在三线建设中，实施了一些就地开发利用资源类项目，促进了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例如，攀枝花钢铁项目决策出台后，围绕攀枝花钢铁厂选址问题发生了较大分歧，主要有乐山太平场、攀枝花弄弄坪两个方案之争。当时毛泽东分析指出：“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攀枝花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7]攀枝花拥有世界罕见的超大型复杂多金属伴生钒钛磁铁矿矿床，被誉为“富甲天下的聚宝盆”。在攀枝花建设钢铁项目，用1965年11月邓小平视察攀枝花时所说的，就是“这里得天独厚”。长期以来，中央始终坚持在攀枝花就地开发利用钒钛资源的战略。1991年4月江泽民视察攀枝花市时题词：努力把攀钢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钢铁钒钛基地。攀枝花钢铁项目的成功实施，与就地开发利用资源的战略选择无不相关。

如上所述，无论从当时的世界局势，还是从“两点一线”的战略构想，或是从资源的就地开发利用战略看，都应当对三线建设的战略予以基本肯定。

（二）从区域协调发展探讨对三线建设的评价

当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虽然没有包含促进西部大开发的设想，但我们今天评价三线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大局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1.三线建设实现了生产力向西部地区的布局。三线建设的实施，使内地的一些省市发展成为各具特点的新的工业基地，改变了工业布局，1978年内地和边疆地区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达到36.7%，比1952年的29.2%提高了7.5个百分点。[8]1965年至1978年，四川省工业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由12.25亿元增加到59.4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加了3.9倍（高于全国的3.4倍）；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份额（按当年价格计算），由2.24%增加到3.7%，即增加了1.46个百分点[9]。三线建设所形成的一大批优秀企业，成为西部大开发的生力军。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不再赘述。调研中我们获悉，从1964年到70年代末期，国家在重庆市投资建设的重点项目共计118个，总投资达42亿元。其中，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就是由三线建设项目重庆嘉陵机器厂发展起来的。即便是广安市、南川区境内实施搬迁的三线企业，前往地还是在四川、重庆两地，即仍在西部，仍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力量。三线建设项目的建成投产，使重庆市形成了以国防工业、民用机械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为骨干，轻纺工业相应发展的工业结构体系，奠定了重庆市工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2.三线建设为西部地区发展奠定了交通设施基础。三线建设中交通设施项目的建成，使贵昆、川黔、成渝铁路相连，构成了西南环状路网，并有宝成、湘黔、黔桂3条通往西北、中南、华南的通道，改变了整个西南地区的交通状况，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座谈中，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同志一致认为，成昆铁路的建成通车，开启了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

3.三线建设为西部地区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国家从各地选派了大量人才支援三线建设，以保障项目的实施。当时的提法是“精兵强将上三线”，“好人好马上三线”。例如，在攀枝花钢铁项目建设早期，全国各地选送几十万工人、干部，其中知识分子有10万；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抽调约5O万优秀的熟练工人、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支持重庆市的三线建设。这些人才向三线建设项目集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保障了三线建设的实施，也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骨干力量。

4.三线建设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攀枝花本是穷山恶水之地，当年的生产方式极其落后，而现在不仅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发展壮大，还通过钢铁建设项目的实施而生长起一座新型的工业城市——攀枝花市（201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23.99亿元、城镇化率达61%），并带动了周边几百公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重庆市经历三线建设，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城市的集聚和扩散作用日益明显。

如上所述，三线建设项目的实施，在西部地区建起一大批骨干企业，无论是发展壮大型、基础设施型，还是搬迁、转产型，乃至废弃型，至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西部大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从效率低下问题探讨对三线建设的评价

三线建设项目实施条件差、投资大、周期长而导致当期效率低是不争的事实。1966-1978年，三线地区每1元基本建设投资提供的国民收入为4.98元，比全国的6.87元低27.6%，比一线地区的9.34元低46.7%；三线地区每1元基本建设投资提供的国民收入增加额为0.309元，比全国的0.406元低23.9%，比一线地区的0.655元低29%。单以1978年重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比较，三线地区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总产值只相当全国的68.7%、一线地区的49%，每百元全部资金实现利税只相当于全国的53.7%、一线地区的38.4%，每百元总产值实现利税只相当于全国的77.8%、一线地区的76.7%。[10]从调研看，三线建设项目当期效率低，既有三线建设自身的因素，也有与非三线建设项目相同的共性因素。

就自身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影响经济效率。第一，三线建设项目在不发达地区的穷乡僻壤，按照“靠山，分散，进洞”方针选择三线企业落户地址。正因为如此，攀枝花市、广安市、南川区等地被选为三线企业落户地。例如，南川区三面环山，一面靠江，三线建设时期交通十分不便，距离重庆市区虽然只有150多公里，但有一部分是山路，在当时的交通状况下，汽车运输需要1天多时间。这样的闭塞条件，有利于战备隐蔽，却导致了企业原材料、产品运输困难且成本高，这对企业的发展不利。[11]第二，三线建设项目多为事关国防和产业安全的重大项目，具有设计规格高、规模大的特点，这使得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而且一些军事项目更是不讲求当期的经济效益。

就共性而言，主要有3个方面的因素影响经济效率：（1）三线建设受当时大的社会秩序影响。在三线建设项目选址上，本是20世纪60年代针对核工业等提出的“靠山，分散，进洞”方针，在片面强调战备要求和“文革”极左思潮影响下，被当作三线企业的普遍选址要求。同时，三线建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缺乏科学论证、摊子铺得过大、进度要求过快、盲目突出政治、不讲经济效益的现象，造成了较大浪费，部分企业产生了难以继续生存发展的问题。（2）政企不分。对于三线企业而言，政企不分所导致的不仅是企业没有自主权的问题，更是导致负担沉重的问题。如攀枝花钢铁项目，不仅要支撑自身发展的问题，还要支撑攀枝花市各项事业的发展。（3）三线企业兴办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但由于地处穷乡僻壤，因而成本高。据初步统计，广安市境内的10家军工企业占地3660亩，建筑面积980000平方米，服务配套设施52个，不仅有职工医院、子弟学校，还有城市企业不需要举办的招待所、职工俱乐部或电影院、百货店、储蓄所、邮电局等。

从发展看，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北碚仪表等不少三线企业，尽管改革前的经济效益低，但经过改革，加上交通条件的改善，经济效益明显提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了较好的发展。

如上所述，对于三线建设项目当期效率低的问题，不完全是三线建设自身因素所致，而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从搬迁、转产、废弃探讨对三线建设的评价

对于三线建设的肯定或否定，还在于如何看待三线企业的搬迁、转产、废弃，这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调研组所见所闻，除个别三线建设项目没有运行外，大多数都有良好运行的历史。例如，广安市境内的10个三线企业，不仅成功建成，而且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例如，三五四厂于1978年被第五机械工业部授予大庆式企业称号；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夺得自选手枪慢射金牌所使用的即是国营燎原机械厂生产的环球牌4.5毫米运动气枪弹；国营明光仪器厂生产的明佳S-207照相机在1989年全国照相机质量评比中荣获单镜头反光类相机类一等奖。然而，这些企业都实施了搬迁、转产等。对于三线建设的搬迁、转产、废弃等，不完全是三线企业自身的原因，主要是条件变化所致。具体而言，有以下因素：

体制变化导致搬迁。三线企业的搬迁，大多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导致三线企业搬迁的主要因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根据国家计划进行配置，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则主要由市场进行配置。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条件下，企业发展面临的物流不便、交通成本高、职工生活条件差等问题日益显化，加之中央有关部门为甩包袱而让企业自寻出路，这些都影响着三线企业的发展。鉴此，中央有计划地实施搬迁计划。调研中得知，南川区境内的三线企业，要求当地政府给一块地，用于该区三线企业建设较集中的职工生活区，以便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未获准许。据当地人分析，如果此方案得以实施，有的企业有可能就不实施搬迁了。

需求变化导致转产废弃。实施三线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备战，1965年至1975年，三线地区投资比例中，包括军事工业、机械工业、冶金工业的重工业占90%以上[12]，因而三线企业生产的军工产品较多。改革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和平的力量日益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三线企业提供的军工产品供大于求，一些三线企业根据这一变化而做出调整，由生产军用产品改为民用产品。换言之，三线企业实行转产是适应市场需求的选择。

如上所述，对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不能因为企业的搬迁、转产、废弃而予以否定。

综上所述，从生产力区域布局的战略构想、促进西部大开发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际绩效看，对三线建设不能予以否定，不但如此，还应当予以积极肯定。至于三线建设项目当期效率低下和搬迁、转产乃至废弃的问题，既有三线建设自身的问题，也有大的经济社会背景及制度变化的问题，否则就难以解释以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为代表的三线企业发展壮大的现象。

三、对三线建设的评价不能遗忘弥足珍贵的经验

三线建设改写了四川、重庆工业化的进程，也改写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留下的宝贵经验，在评价三线建设时不应当将其遗忘。

（一）发挥政府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调研组听到经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的三线建设者们说的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三线建设项目只有在计划经济体制才能成功实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难以实施的。三线建设者们深刻体验所说出的朴素话语，道出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的地理二元结构理论。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中指出，由于经济发展带来商品、资本、人员、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会使先进的地区更先进，落后的地区更落后。为了避免“循环累计因果关系”的影响，防止地区发展中出现两极分化，不能消极等待市场力量发生作用，必须由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刺激和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13]三线建设项目不仅是在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而且是在这些地区的穷困山区，地形艰险，交通不便，原材料运输和吃穿用物资供给都很困难，如果仅仅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这些项目是难以实施的，东西部地区差距必然会比现实更大。三线建设项目的实施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在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上，全国一盘棋，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通过政府对资源的动员和配置，改善生产力的区域布局，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保障三线建设项目的实施，中央领导亲自抓三线建设工作，还形成了有力保障三线建设项目实施的体制机制。例如，在建设攀枝花钢铁项目上，将渡口设为特区，以保障项目的实施；在人才保障上，全国各地的人才向攀枝花调集，在工地上的人口音各异，仅1970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集中分配及相继调到攀枝花市的就有56人[14]。再如，在广安市境内的三线建设中，为协调国家三线建设，行政建制上设立了华云工农区（现华蓥市）；为保障供给，组建了工矿贸易公司、华蓥山矿务局，以及华蓥建筑队、各企业附近的蔬菜队等配套服务单位。从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奠定基础，并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历史功绩分析，应对政府推动三线建设给予积极评价。即使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三线建设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资源配置政策取向依然具有借鉴意义。这就是政府应当发挥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在投入上对西部地区给予倾斜，提供所需的公共品，改善基础设施，为西部地区发展和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创造条件。这也是我们在西部地区调研三线建设时听到的呼声。

（二）科学规划和创新是实现发展的前提

成功的三线建设项目都是因为实施了科学规划和设计。例如，攀枝花钢铁项目不仅选址是经历了争论后确定的，而且还经过科学设计而建成了“象牙微雕”钢城。在东西长只有约2.5公里、南北宽不到1公里、总面积2.5平方公里、前临大江、左右后三面环山、自然地形坡度大、有5条大冲沟和2条断裂带横截场地的弄弄坪，如何建设攀钢厂区成为了难题。如果照搬苏联模式，在如此小的地盘上建设大型钢铁企业只能是一个“传说”。为解决这个难题，冶金部、铁道部的800余名专业设计人员深入现场，反复勘测，先后提出50多个方案，经过多次筛选、修改，最终形成了切合实际和经济合理的，被誉为“象牙微雕”的方案。它与当时国内同规模的钢铁厂相比，工厂用地减少一半，厂区铁路少建约90公里，土石方工程约少2/3。这个成功设计成为奇迹，探索出山区建设大工业的新路。在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国家、企业实施了一系列科技攻关而创新了技术，在制度上也实施了创新，如在项目启动时实施了特区制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及时建立攀枝花市并实行政企分开，在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实施了利润分成制度等改革。攀枝花钢铁项目建设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获得成功，在市场经济下获得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科技和制度创新是发展的动力。

毋庸讳言，受条件所限及“文革”的干扰，一些三线建设项目的计划或规划有所欠缺，甚至是“边规划、边施工、边投产”，造成严重浪费和重大损失。这些教训也应当汲取。

（三）嵌入式发展要实现向融合与内生转变

三线建设项目实施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嵌入式发展，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以中央投资为主，在穷困的山区建设工业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项目实施所需原材料的供给与所生产产品的分配都由国家计划配置，企业还独立办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这种各自独立运行，使中央与地方、三线企业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脱节。

在实施嵌入式发展上，由于以军工项目为主，产品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除对攀枝花市实行党、政、企协调体制外，嵌入的三线企业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太紧密的关系。加之嵌入的三线企业均为当时的高端技术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能形成产业集聚和企业集群。不仅如此，即便是与嵌入的三线企业配套的生产企业也难以发育壮大。这是广安市、南川区境内三线企业逐步搬迁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便是被废弃的三线企业厂房设施等，也有不少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其原因，主要是受产权约束。当年中央实施的三线建设项目由中央直接投资，产权属于各部委特别是国防工业部门，地方无权使用。由此可以看出，当年三线企业难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除生产生活条件差外，还由于缺少与地方经济的融合。即使在三线企业调整改造过程中，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我们调研中看到，三线企业搬迁后的厂房等设施至今尚有不少没有利用起来而仍然荒废。这是在评价三线建设时很少被人提及的一个方面，也是如何利用三线企业发展西部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

与广安市、南川区境内三线企业搬迁不同的是，一些三线企业逐步与当地经济融合，向内生发展转变。例如，国家在实施攀枝花钢铁项目的同时，将其与攀枝花市建设同时实施，特别是近年来与地方经济融合，发挥中央企业辐射、拉动地方经济的作用，实现了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与攀枝花市的共同发展。再如，在重庆市北碚区集中发展仪器仪表企业，以及与之配套的科研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向内生式转变，使该区科研及门类齐全的仪器仪表产业实现集聚和形成企业集群。相反，同样是仪表企业，南川区境内的天兴仪表厂，除了生活条件艰辛外，还由于在市场经济下没有实现向内生型转变而导致迁移。

嵌入式发展还导致嵌入的工业与当地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形成巨大差距。当地人民对三线建设给予巨大支援乃至付出了牺牲，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哺回报，有的甚至还给当地带来污染和环境破坏等负面影响。这是一个不得不令人反思的问题。

（四）三线精神是项目成功实施的动力源泉

神圣的事业造就了三线精神。三线建设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创业奋斗史。在三线建设中，建设者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为国家、为党、为社会主义建设勇于付出乃至牺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团结协作的崇高精神。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三线建设精神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精神动力。以攀枝花钢铁项目的实施为例，如果没有开拓进取精神，在弄弄坪这样一个偏僻而通途又很险峻的地方是无法建成钢铁厂的；在没有火车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团结协作精神，没有5省市1500辆汽车支持项目建设，一期工程也是不可能建好的。调研组无论从发展壮大的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还是实施三线企业搬迁转产的广安市、南川区，看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调研组在广安三线工业陈列馆看到“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主题标语。在参观攀枝花钢铁项目建设的图片中，看到了很多当年的话语，如：“让理想放飞”；“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同帝修反抢时间”；“试看天下谁能敌”。在南川区三线企业的遗址上，我们看到了“树雄心立斗志向科学技术进军”。更让我们感受深刻的是，调研组在与三线建设者的交流中，他们不因为从经济相对发达、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舒适的地方到人烟稀少的深山艰辛创业而怨恨、后悔，反而对奉献终身表现出坦然和欣慰，这是三线精神的创造者、践行者对三线建设精神最朴实的诠释。

三线精神是留给后人的财富。1993年4月9日江泽民对三线建设做了这样的题词：“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三线建设精神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作用，还将激励后人。广安市继2010年建起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后，现又筹划建一个规模更大、更能反映广安三线建设的博物馆。攀枝花市委、政府筹划中的三线建设博物馆，力求建成三线建设者的精神家园，以激励后人。

注释：

[1]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国情调研组于2011年9月赴四川、重庆三线建设调研的主报告。本所武力副所长和郑有贵、陈东林、李正华、陈于武、王瑞芳、钟瑛、冷兆松、叶明勇、段娟、王蕾、付强、张金霞，经济研究所的董志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宋毅军等参加调研和讨论。

[2]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页。

[3] 国务院三线办公室《三线建设》编写组：《三线建设》，第9页。

[4] 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页。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9－1200页。

[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4页。

[8]李悦：《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81年12月15日。

[9]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所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9、12、847、849页数据整理。

[10] 根据马泉山的《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286页数据整理。

[11] 随着经济的发展，三线建设项目区的交通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比如，原来南川区前往重庆市区需要1天时间，而现在高速路通车后只需要1个小时。正因为交通设施的改善，现在一些大型企业又重新进入三线建设项目区。调研组看到，中国铝业重庆分公司就在临江机械厂遗址旁边落户。

[12]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433页。

[13]缪尔达尔：《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国区》，杰拉尔德·达克沃思公司，1957年。

[14] 刘庆华：《最后的贵族》，台海出版社

2010年版，第212、215页。

第二篇：历史与现实如何有机结合

模块七

浅谈历史与现实在历史教学中的结合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总的来说，学习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历史经验变为现实财富。

但是历史不是过去，而是鲜活的现在；历史也不是分数，而是让学生体味人生。因此，我们教师要把历史与现实交汇，创造出富有生气的中学历史新课堂，提高历史教学的实用性，使学生真正有收获。那么，在教学中，如何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呢？

1、历史教材和现实生活相结合自然风光、文物古迹、电影电视、图片动画、民情风俗，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的话题等，这些都是历史教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应抓住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契合点，把这些活生生的材料应用到课堂上。这样，学生才能感受到历史是“活生生”的，是“有血有肉”的。

2、历史教学方式和现实生活相结合在历史教学中，我努力让学生带着自己的知识、经验和兴致来参与课堂活动，借助一定的教学手段（如实物、模型、图片、录像、电影、多媒体等），联系学生自己的生活体验，学生才能获得富有真情实感的、能动的、有活力的知识，学生的人格才能真正得到陶冶，才能真正去体验历史。初中学生一般都渴望获得认可与欣赏，喜欢表现自我，所以，我们教师应该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入手在课堂上给他们一个展示的舞台。

3、历史教学活动和现实生活相结合当前，中日关系紧张异常，钓鱼岛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比如，我国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虽然，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知道钓鱼岛历来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为什么它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有证据吗？难道中国倚强凌弱？因此，我们教师在教授古代史知识时，就应该讲清楚这个内容。根据国际通行准则，判断和证明一个国家对一片领土是否拥有主权主要基于两个方面，即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二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历史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历史是现实的过去，而现实则历史的延续。历史讲述着人类的过去，具有的不可逆性，它不能再现，也不会重演。然而，历史又是过去与现在永不休止的对话，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遇到的很多问题，不是瞬间形成的，而是有着各自的历史渊源。人们常常需要“以史为鉴”，来加深对现实的理解，科学地预见未来。在历史教学中，把握时代的脉博，抓住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活跃历史课堂，激发学生探究历史，优化历史教学的一种正确选择。

第三篇：历史与现实感悟

历史与现实感悟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段历史，或长或短。我们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自己和其他民族的历史呢？有句古语“以史为鉴”。

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我们可以从其中的一件件事中总结一些东西，可以在现实中更好的帮助我们。

例如我们民族的重要文献《孙子兵法》是军事家的必读之书，现在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许多外国军事学校也把此书作为必修课额来学习、探讨，以提升自己国家的军事水平。再如，我们会经常提起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战役对我们有很大的启迪作用，通过分析他们，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作战的技能和方法，在战争时，我们可以将其运用到实践中。

俗话说：有因必有果。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来分析这些因果关系来提升自己，完善自己。例如，在清朝末年，我们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犯，而且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可以从中分析一下原因。在清朝以前，中华民族的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都在世界前列。但到了清朝，为了和平，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统治者的目的达到了，但是这样做使清朝与世界脱了轨。西方国家的先进的技术、文化无法传到清朝，使其慢慢的落后于西方国家。又因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他们不得不打开中国这个大市场。于是中国近代史就顺理成章的进行了。我们通过分析这些，总结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因此我们现在积极融入到世界这个大家庭中去，不断学习，不断发展，因为我们知道了“落后就要挨打”。

历史和现实是不可分割的，有些时候，通过观察历史我们可以预测未来，也就是将来的现实。

许多事情看似不可能发生，但有一部分想象力极为丰富的人却能猜测到一些事在将来会怎样。以前的科幻书籍、现在的科幻影片中有许多我们无法想像而且想象不到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却正在慢慢的变成现实。在前人看来，机器人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有些人却把机器人想象着在以后的某天能够出现，并写成了科幻书籍。若干年后的今天，机器人出现了，他们的预言成为了现实。

综上可以看出，历史和现实是一个整体，存在着严密的因果关系。并且，历史可以更好的服务于现实。

第四篇：结合历史与现实谈谈你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结合历史与现实谈谈你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我认为中日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因此一定要辩证的看待中日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周恩来总理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的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艰辛的一页。两千年间，日本广泛地向中国的汉唐王朝学习，中日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然而，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日本在中国未愈的伤口上又狠狠的捅了一刀。

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屈辱、备受压迫的历史，同时也希望日本能够客观的正视这段历史。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在他大肆宣扬日本军国主义光环的同时重重地给了中国一拳，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认可的，导致中日关系进入僵局。日本修改教科书，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日本没有认真反省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甚至否认侵略、美化侵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使中日和平发展的道路变得曲折难走。

日本引发领土与资源争端：日本采取强硬非法手段，企图霸占中国领土，如钓鱼岛问题，干涉中国海洋资源勘探、开发，如东海资源开发问题。一系列的恶行将中日两国再次推上了对立的巅峰，致使中日之间永远存在隔阂。如果日本不能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中日战争史，始终不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想“建立起融洽的关系”免谈！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处于重要的发展机遇期，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对我有利无害，而与日本的关系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其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技术进口来源国，中国要登上更高的国际地位，就必须在经济上与日本和平共处、共同合作。与日本发展友好关系，亦有助于我国发展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避免了因为与日交恶，而与美欧关系降温或被动与俄罗斯加强关系，甚至公开走上军事同盟的道路；对我国与其它国家发展关系亦有帮助。

然而，中国经济和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同步发展，使双方原有矛盾更加复杂、尖锐。能源领域，日本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加大了与我国的竞争力度。金融领域，日本煽动美欧对我国施压，逼迫人民币升值。东亚经济合作方面，争夺地区合作主导权，排挤我国。

综上，中日关系能否进一步发展，关键在于日本是如何对待中国的。

第五篇：爱国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爱国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学院： 外国语学院

班级： 09英教3班

姓名： 骆小林

学号： 2009154329

一、内容提要：1.爱国主义的含义

2.爱国主义者在近代史上做出的贡献

3.我心目中的爱国主义

二、关键词：中华民族、精神支柱、民族团结、力量源泉、鞠躬尽瘁、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李鸿章、百日维新、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同盟会到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袁世凯、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民主和共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小事做起、马克思主义

三、正文

爱国主义是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这里的“祖国”可以是一个区域或者城市，但是爱国主义一般用于某个国家或者联邦。谈到爱国主义这个名词，我们都不陌生，它贯穿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带领着国家走向光明，对于中国来说，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和源泉，也是一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近代史是中国历史上辉煌而黯淡的一页，但是不管怎么样，中间却涌现出了一批批爱国主义分子，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祖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

清政府耗费大量军费，战后又支付巨额赔款，从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广大人民不断奋起反抗。从1840年到1850年的十年间，全国发生了100多次农民起义。此后，洪秀全领导的规模巨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洪秀全对现实逐渐不满。1843年，他创立了“拜上帝教”，用来宣传和 组织群众。他的同学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加入了拜上帝教，金田起义后，建立了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定都天京，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其实是起义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

由于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这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但是它沉重打击了封建阶级统治，强烈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鼓舞了近代中国革命人民的斗争决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洪秀全是近代中国的农民运动领袖,也是最早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对中国封建统治和西方资本侵略者的农民运动,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引以为豪。

2.李鸿章的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了，引起了这一场继承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洋务运动，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措施，推进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其中李鸿章，作为直隶都督，积极创建近代海军、建立北洋水师。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然而，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了目的了，又说哪怕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老人家何等可怜！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可奈何的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虽然屈辱条约已成事实，但是，李鸿章已经奔着效忠圣上的宗旨尽了他的责任，我们更要考虑李鸿章正面的一幕，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都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的特写！

接着是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维新变法失败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3.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袁世凯

从同盟会到辛亥革命，到建立中华民国，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孙中山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袁世凯盗取革命果实，孙中山的让位，举世无双，让我看到了孙中山先生对袁世凯的信任，也展示了孙的绅士风度，更看到了人物中的对比，袁世凯映衬出的是多么渺小和受人鄙视，原因是在他身上欲望的驱使，“皇帝一梦？加上外在力量的推波助澜。而孙中山在流亡他乡的时候，曾被英国软禁，曾吃过多少苦头，始终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以天下为公，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首，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因此，辛亥革命不能单纯用成功或失败来衡量，因为那是为人的智慧结晶，我们所持的是敬畏和爱戴，将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

4.陈独秀新文化运动

真正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是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斗争。发起人和主导人物是陈独秀。他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叫《新青年》，所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共和“。

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一个突出贡献，是以《新青年》为战斗堡垒，培育出一代以改造黑暗中国为已任的新人。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二个突出贡献，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率先向传统封建思想的堡垒发起了猛烈攻击。他反对封建统治，倡导民主政治。他反对封建道德，倡导伦理觉悟。他反对封建迷信，倡导尊重科学。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三个突出贡献，是发动文学革命，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

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四个突出贡献，是锐意改革北大文科，为青年学生开辟了思想自由的新天地。他爱国，并不是空谈口号，空喊我爱自己的祖国，而是通过实际行动和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5.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迎来了新的一页。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经历了国共合作十年的大革命，抗日战争、土地革命、夺取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多少爱国志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共事将近半个世纪，一起打造一个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间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1976年，一个被泪水浸透了的年份！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这三位叱咤风云、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人物相继辞世，三星共陨，是一种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无论如何，三位伟人之间举世罕见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终于画上了句号。也许，在十年浩劫的背影之下，这个句号画得并非完美，带着些许的遗憾，但回望历史，它却依然那么令人感动。随着岁月的流逝与社会的进步，对领袖人物的”神化“固然早已不合时宜，但在商业利益驱使下对领袖人物的”庸俗化“自然也难以让人起敬，而那种怀有别样居心对领袖人物的”丑化"则令人所不齿。历史的河流终将汰除浮渣，沉淀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和几千年来我们无数英雄的祖先一样，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已经深深地汇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意志、情感和文化和象征。

新时期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即承接了理事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又吸纳了鲜活的时代精神，内涵更加丰富。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华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事业。

那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应该如何践行呢？没有战争，是否就没有必要继续继承爱国主义思想呢？不是的，依我看来，作为民族之魂的爱国精神将永恒。时至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它又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高命题；毫不动摇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最集中体现；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最根本的要求；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贡献力量是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最突出的体现。

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的一个儿女，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在国家遭遇他国欺负或不正当的侵犯时，勇敢站出来，不屈凌辱，积极维护国家的名誉。爱国就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这些小事数不胜数，都需要我们留心发现、践行。比如说，积极宣传国家最新的大会主题内容，让国家的进步思想普及全国，争取不让国民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落后于别人。比如说，关心国家最新动态，读报纸、看新闻，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在内心有国家这个神圣的地位。比如说......只要你留心注意身边的事情，你也许就已经在践行爱国主义了，因此，时代需要的不仅是有知识的人，还需要有关心国家，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者！

2010年12月23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