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

第一篇：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法学80801吴彪080001130

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

【内容提要】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法治理论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重视和实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

【关 键 词】中国法治发展阶段

健全的法制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石。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法治建设的完善、法学的昌隆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追求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现代法治国家，无数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了心力。但是，在内忧外患不断的情况下，我们追求依法治国的理想一再破灭，包括法学研究、法学教育等重要内容在内的法治建设事业也与整个国家一起走过了漫长、曲折和艰辛的历程。直到本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民从政治动荡的阴影中走出来，开始用更深邃的目光审视我们周围的世界，用更理性的态度思考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包括立法、司法、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也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充满希望的境界。在此，对新中国法治60年作一总体回顾，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新中国法治的创立时期（1949年10月至1957年5月）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最初几年，全国人民以饱满的政治激情投身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建设中，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法治，也在蓬勃兴旺的建设浪潮中逐渐成型。这种开创性的建设，其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在创立时期的种种创造，往往最让人难以忘怀。

1954年9月20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还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将国家机构和司法机关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随着国家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常轨道，新中国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也次第展开。1950年，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正规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正式招生。自1954年，一些政法院系经过重新组合以后也陆续开展工作。但由于受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左倾”思想和“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当时的法治建设与法学研究、法学教育也存在不少欠缺。例如在法学研究方面，不仅受前苏联的法学体系、观念的影响较大，泛政治化乃至“左倾”的痕迹也比较明显。在法学教育方面，不仅规模小，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也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至深。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为当时有代表性的高等法学教育单位。

二、新中国法治的曲折发展时期（1957年6月至1966年4月）

由于种种原因，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党内左倾错误和个人崇拜等不良因素逐渐膨胀，开始给包括法治建设在内的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害。在党内，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日益发展起来。这些不良因素对当时法治建设也产生严重的侵蚀。主要表现在：

（一）党的“政策”取代国家法律

党的政策是制定国家法律的依据，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并领导人民执行法律。由于我党历史上习惯于用政策来指导革命，而这段时间进行的接二连三的群众运动又使政策比法律显出更多的优越性。领袖个人与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使人们更容易产生“政策至上”的观念。政策从背后直接走到前台便是理所当然的，政策向法律转化的程序性规定便是多余的了。

（二）法治建设的停滞不前

对法治建设的忽视首先是因为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严重的失误。反右斗争开始后，毛泽东同志不断修正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将社会的主要矛盾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并把阶级矛盾扩大化和绝对化。

关于法治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在1958年曾说过：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都应采取整风的办法来解决。在当时党内高层，认为法治的功能仅仅限于对敌专政、惩罚犯罪分子。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即使在对敌专政领域，《宪法》和《法院组织法》中规定的一些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也被当作“右派错误”而加以批判。

在司法制度方面，则表现为初步正规化的，比较合理的司法组织机构被不正常的合并、精简或取代。继1957年8 月铁路与水上运输法院被撤销之后，1959年4月，司法部、监察部也被撤销。196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公安部合署办公，由公安部党组统一领导，从而在最高层次上进一步削弱了司法体制，1954年《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以及其他法律和法规共同确立的司法独立原则，被批判为“右派分子借口审判独立，反对党的领导，以法抗党”。检察机关的“垂直领导”制度也被改为“双重领导”。伴随“忽视法治的群众性”的声讨，一度形成国家司法机关和人民群众共同“办司法”的超常格局。1957年7月，中央规定地方司法机关向地方党委负责。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批判为“替坏人说话，敌我不分，为阶级敌人开脱、掩护”。“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被指责为“抹杀法律的阶级性，同反革命讲平等”。强调依法办事和司法独立被批判为“法律至上”的资产阶级观点，是“不要党的政策，搞法律孤立主义”。

（三）法律理论与现实的矛盾

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对基本的法律理论和原则，先是理论上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加以批判，继而在实践上放弃乃至公开违反，使现实与法律理论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如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之一便是“监督宪法的实施”（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而实际上，宪法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首先便表现在这一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上。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的任期都超过了法定期限，在1957年至1965年这段时间，全国人大共召开了六次会议，包括一届第五次会议，二届第一、二、三、四次会议和三届第一次会议。六次会议都没有严格地完成听取和审议有关工作报告和决定重大事项的职责。其中二届第三、四次会议还被严重推延。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作用被严重削弱。

总之，在这段时期里，宪法及其规定的一些基本制度及公民的基本权利都还在，但部分由于左倾思想的错误和群众运动的事实，部分由于现实物质条件的欠缺，许多宪法规定在现实中得不到实现。宪法在现实中的状况，使人们对宪法由崇拜、满怀希望而变为失望乃至不信任。同时，对宪法态度的改变又助长了“法律虚无主义”的思想。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实际情况，再加上对一系列正确的法治原则的错误批判，使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断，并开始了对民主法治的严重破坏，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10年中社会的动荡和混乱。

三、新中国法治的全面破坏时期（1966年5月至1976 年10月）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学事业很快被**的狂涛所淹没。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的各项政治成果，包括尚未成熟的法治事业，在长达10年的**中被破坏殆尽。

（一）立法工作陷于停顿，司法依据混乱

“文化大革命”10 年中，作为唯一享有国家立法权的全国人大除1975年1月通过了一部充满浓厚“左倾”色彩的《宪法》外，未制定任何法律。1966年7月，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3 次会议决议无限期地延期召开全国人大三届二次会议。从1967年初开始，随着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地方人大的法定地位和权力也被取代。“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司法依据使用的，除个别从“文化大革命”前沿用下来的法规外，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制定的政策性“文件”。如1967年1月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公安六条》等，这些“文件”数量多、内容杂，大多是随着运动的进展，按照各个时期的需要制定的，因而时间性十分明

显，同类内容的文件往往集中在同一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国家处于波动状态，各方面情况容易发生变化，而这类文件又大多是针对特定情况下的特定事项而发的，所以有效期一般较短，且常有昨是今非、彼此抵触的情况。严格地讲，这些文件都不具备作为法律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其中多数也不是由有立法权的机关制定或授权制定的。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它们确实具有类似法律，甚至超越法律的效力。公安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所依据的首先是这些文件的规定，其次才是国家常规法律，这些文件实际上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别法”。

（二）司法系统遭到破坏，工作质量降低

由于公、检、法系统曾因被否定而受到冲击批判，再加上大环境的影响，司法系统受到很大破坏。不仅在机构和人员方面元气大伤，本来就不十分健全的制度也被冲得零落不堪，办案效率和质量都比“文化大革命”前下降，不能正常发挥其应有的职能。社会秩序的混乱，也给司法工作造成种种困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即便是有完备的法律，也很难正常实施。民事司法进一步萎缩，刑事司法因上述原因，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从1967年开始，全国出现了一股“砸烂公、检、法”的潮流。有些省报还专为此发表社论。一时间，司法系统的许多人员被戴上了“特务”、“反革命”等反动分子的帽子。如北京市公安局有1693人被戴上“特务”和“反革命”的帽子，其中72人被隔离审查；而广东省有22％的法院人员被隔离审查；陕西省281个公安部门、111个检察机关、61个法院受到冲击。直到1971年才相对有所恢复。

四、新中国法治的恢复和发展时期（1976年10月至1999年）

1976年，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中国人民开始用清醒的头脑思考国家民族的未来。一场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时机开始到来。1978年5月1日

《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标志着一场深刻的、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这种思想解放，为新时期法治建设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法治问题。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为此后20 年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建设，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指明了道路。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中国法治建设20年的新发展

1、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基本方略和全社会共识。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普遍增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

2、全民接受依法治国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法治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60年法治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制到法治”，依法治国的精神理念得到传播和弘扬。依法治国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等理念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

3、国家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

1982年宪法突出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从1954年宪法

第三章改为第二章，放在更加显著的位置。2004年修宪，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成为宪法原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4、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民主法治向着“三者有机统一”的方向迈进。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第二，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第三，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先进文化按照人民的期待和要求进行。第四，依法治国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发展氛围。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为目标，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三大目标。依法执政是党执政转型的三大目标之一，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和深化，是从依法治国出发对党执政转型提出的必然要求，是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依法执政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丰富和发展，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注入了新的活力，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应当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法律，在法治建设过程中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要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一环[1]。首先，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依法治国要求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崇法治的氛围；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其次，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长期重视政策而轻视法律，依靠政策而不是法律治理国家，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推动社会变迁，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的产生。只有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才可能成为人民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治国理政方略。再次，依法治国为依法执政提供氛围，对依法执政提出新的时代要求。依法执政随着依法治国的发展而形成和不断完善。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化认识，伴随的是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转型。真正落实依法执政，我们党在执政方式上应当实现三大转变：即从主要依政策执政向主要依法律执政转变；从强调严格遵守法律执政向既严格遵守法律、又主动创制和运用法律执政转变；从加强自身制度建设与领导国家法治建设分头实施向两者同步推进，统一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转变[2]。依法治国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为促进依法执政，促进党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不断提出新的时代要求和使命。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在“三者有机统一”原则和思想的指导下，从实践中探索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循序渐进的成功模式，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路径、内容、原则更加清晰了。

5、立法成绩显著。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目前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式形成。

坚持制定法律与修改法律并重，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社会关系不断变迁，加之法律观念的转变和立法技术的提高，导致法律修改的任务越来越重，制定法律与修改法律并重，成为60年立法的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

6、依法行政稳步展开。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依法行政从多方面稳步展开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近5年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飞速发展，继续推动廉政高效的政府法治向前发展。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我国为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救济、矫正行政失误的重要机制。根据纲要的要求，建设法治政府必须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制度建设质量，理顺执法体制，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3]。这也是今后法治政府建设的方向和道路。

7、司法改革初见成效。

中国不断建立和完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努力通过公正司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公平正义，司法改革初见成效。2007年9月，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认为，十六大以来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司法改革又有新进展。

首先是死刑复核制度的改革。根据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和法律规定，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结束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26年的历史，顺利实现死刑复核权的回收。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死刑复核裁判方式做出重大改革，规定对于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原则上只能做出核准死刑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只有在少数特定情况下，可以依法改判。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要求切实把好死刑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适用法律关，使办理的每一起死刑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规定还要求，执行死刑应当公布，禁止游街示众或者其他有辱被执行人人格的行为，禁止侮辱尸体。死刑复核权收回是中国司法改革的突破性举措，标志着司法改革在朝向公平正义目标上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标志着中国人权的巨大进步。

其次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2004年12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正确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严厉打击，决不手软；同时，要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才能取得更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司法政策和行刑政策[4]。近年来刑事司法都是围绕宽严相济展开的，而且它是今后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反思，是对刑法机制改革的回应，也是刑事政策合理性的追求。从逻辑和历史发展来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延续与改革

[5]。

8、法律服务日益增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服务的发展，主要体现了三条主线：一是专业化，即对法律服务人员的学历、专业知识有越来越高的要求。二是正规化，即加强了法律服务的制度化建设，在机构设置、职业准入、执业许可、市场监管、纪律惩戒等方面，都加强了规范化建设。三是市场化，法律服务从国家机关逐步转变为社会服务行业，人事管理、经营机制方面逐步实现市场化。我国的律师制度、基层法律服务、公证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均取得了长足进展。

9、法学教育迅猛发展。

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全国只有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吉林大学法律系尚在培养法学专业学生，1978—1987年，中国法学教育进入全面恢复和快速发展时期，招收法学本科专业学生的院校从1978年的6所迅速增加到1988年的106所，10年间增长了17.67倍；到1998年，法学院系增加到214所，较10年前增长了2.02倍；截止2008年10月，法学院系达634所，较10年前增长了2.96倍，改革开放30年增长了105.67倍。

（二）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建立

30年改革开放，造就了开放且充满生机的中国法学，法学工作者一直以极大的责任心服务于现代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30年中，在国家和社会每一个重大转折点上，法学工作者的前瞻性研究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最初关于人治和法治、法的阶段性和社会性、中外合资企业和经济特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强经济法治的讨论，到呼吁公民、企事业组织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独立民事主体地位及其财产权保护；从以人权保护为契机而强调无罪推定、法无明文不为罪，到依法行政、致力于司法公正，把依法治国作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方略，乃至最终实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宪政”。在这些国家和社会的历史性进步之中，都留下了法学家们的足迹。法学在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和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

1.法学学科体系逐渐完备

法学学科体系完善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经过30年的实践和探索，我国法学学科体系在不断调整和适应中走向完善和成熟，1997年国家教委根据法学学科发展情况，对原有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适当调整，使法学各学科的布局更加合理和科学。同时，国家教委经过充分论证，已经确定了法学专业本科教学的14门核心课程，包括法理学，中国法制史，中国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等。加上其他必修、选修课程的配合，形成了一个传统与革新并重，既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又具有中国特色，能够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完整的学科体系。在法学研究不断发展的同时，我国法学研究的队伍也在不断地壮大，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许多领域，我国的研究者已经完全具备了与世界接轨的水平和实力。

2.法学教育事业空前发展

法治建设的基础在于法律人才的培养。作为国民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学教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良好社会环境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个以培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需人才为宗旨，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时代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3.中国法学面临的挑战和前景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这些变化必将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包括中国法学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学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我们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和振奋。因为我们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走过了别的时代、别的国家需要百来年时间才走过的道路。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应该首先归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立的正确方针和邓小平理论，归功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但是，如果从更长远的眼光看，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过去30年的努力，仅仅是为国家的发展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近年来国家、社会的进步已经清楚地说明，更艰巨、更复杂的任务正在等待着我们。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总结了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审时度势，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绘制了更宏伟的蓝图。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把“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宏伟社会工程，中国的法学将面临更繁重的任务。

回顾中国百年来的强国之路，回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30年中国法学所走过的辉煌历程，我们有理由为中国法学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和自豪。伴随着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吴邦国同志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正式形成，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中国法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注释:

[1] 李步云：中国法治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展望[J].法学，2007，(9)：34.[2] 杨绍华：十六大以来我国依法治国的新发展——访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袁曙宏[J].求是，2007，(14)：41.[3] 汪永清：坚持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学习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J].求是，2005，(2)：30～31.[4] 马克昌：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J].中国法学，2007，(4)：120.[5] 蒋熙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法治改革[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3)：69.

第二篇：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成就

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法治理论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重视和实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

一是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基本方略和全社会共识。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普遍增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

二是全民接受依法治国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法治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60年法治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制到法治”，依法治国的精神理念得到传播和弘扬。依法治国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等理念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

从1985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5个在全民中普及法律知识的决定，并已连续实施了4个五年的普法规划。目前，“五五”普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普及法律知识的对象是全体公民，重点是国家公务人员。对普通公民，普及法律知识的目的不仅是要让每个公民知法守法，更重要的是让广大公民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国家公务人员，要求他们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更加自觉地依法办事;对于全社会，则要求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

中国始终强调普及法律知识与依法治理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省”、“依法治市”等活动，使法治建设融入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日常工作和公民的生产生活之中，努力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水平，实现学法和用法的结合。当今中国，普及法律知识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行动。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组织了20多次有关法治的集体学习，对推动全社会特别是国家公务人员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治观念，起到良好示范作用。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国务院常务会议、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举行了一系列法治学习，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集体学习法律知识已形成制度。

三是国家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

1982年宪法突出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从1954年宪法第三章改为第二章，放在更加显著的位置。2004年修宪，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成为宪法原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政治权利是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法律规定县、乡两级人大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和省、自治区、2

直辖市的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大代表、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员，一律由差额选举产生。为了加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其违法和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人身权是关于人身、人身健康、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等的权利，是享有其他基本人权的前提。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由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公民的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讯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对于拘留、逮捕、搜查、取证等涉及人身自由和安全的强制方法和手段作了严格规定。1996年和1997年我国先后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进行了修改。有关人权保障的两点重要修改，一是刑法总则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二是刑事诉讼法总则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为了保证司法公正，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国家还通过修改法律，改革司法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公开审判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辩护制度、法律监督制度、死刑复核制度、诉讼代理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

重视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经济权利方面，宪法规定，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还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在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方面，宪法规定，国家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

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国家建立健全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依据宪法，国家制定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以保障劳动就业、生产安全和退休、失业职工以及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国家制定了产品质量法、食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沙治沙法等，以保障人民的生存环境和健康权。国家制定了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科学教育普及法、体育法等，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知识。

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保障。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汉族占全国人口的92%，其他55个民族占8%。国家一贯重视各民族平等和团结，宪法对少数民族的事务和权利作了更详细的规定。依据宪法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标志着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法治化阶段。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自治机关既有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自治机关享有较其他地方国家机关大的地方法规和单行条例的制定权和经济管理权。少数民族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各级权力机关的权利，一直受到特殊照顾，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每届均大大高于占全国总人口8%的比例。

妇女、儿童和残疾人权利的法律保障。宪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依据宪法规定，国家颁行婚姻法、继承法、选举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母婴保健法等法律，对妇女、儿童的权利保障作了重要规定。

四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民主法治向着“三者有机统一”的方向迈进。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第二，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第三，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先进文化按照人民的期待和要求进行。第四，依法治国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发展氛围。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为目标，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三大目标。依法执政是党执政转型的三大目标之一，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和深化，是从依法治国出发对党执政转型提出的必然要求，是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依法执政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丰富和发展，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注入了新的活力，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应当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法律，在法治建设过程中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要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一环。首先，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依法治国要求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崇法治的氛围;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其次，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长期重视政策而轻视法律，依靠政策而不是法律治理国家，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推动社会变迁，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的产生。只有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才可能成为人民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治国理政方略。再次，依法治国为依法执政提供氛围，对依法执政提出新的时代要求。依法执政随着依法治国的发展而形成和不断完善。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化认识，伴随的是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转型。真正落实依法执政，我们党在执政方式上应当实现三大转变：即从主要依政策执政向主要依法律执政转变;从强调严格遵守法律执政向既严格遵守法律、又主动创制和运用法律执政转变;从加强自身制度建设与领导国家法治建设分头实施向两者同步推进，统一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转变。依法治国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为促进依法执政，促进党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不断提出新的时代要求和使命。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在“三者有机统一”原则和思想的指导下，从实践中探索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循序渐进的成功模式，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路径、内容、原则更加清晰了。

五是立法成绩显著。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目前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截至2008年2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29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国务院制定了600多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近7 0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6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依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现行有效法律各部门立法数量的多少来排序，它们所占的百分比分别是：行政法79件，占现行有效法律的34.49%;经济法54件，占现行有效法律的23.58%;宪法及宪法相关法39件，占现行有效法律的17.03%;民商法32件，占现行有效法律的13.97%;6

社会法17件，占现行有效法律总数的7.42%;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7件，占现行有效法律的3.0%;刑法1件，占现行有效法律的0.43%。

坚持制定法律与修改法律并重，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社会关系不断变迁，加之法律观念的转变和立法技术的提高，导致法律修改的任务越来越重，制定法律与修改法律并重，成为60年立法的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现行有效的229件法律中，有71件法律被修改，占现行有效法律总数的31%。按照7个法律部门进行统计，其修改多寡的排序是：刑法1件，修改1件，修改率100%;民法商法32件，修改15件，修改率46.8%;经济法54件，修改21件，修改率28.8%;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7件，修改2件，修改率28.5%;行政法79件，修改22件，修改率27.8%;宪法及宪法相关法39件，修改7件，修改率17.9%;社会法17件，修改3件，修改率17.6%。从年份来看，现行有效法律的修改情况是：1978—1982年制定法律22件，没有修改法律，制定与修改之比率为0;1983—1992年制定70件，修改1件，制定与修改之比率为1.42%;1993—2002年制定98件，修改33件，制定与修改之比率为33.67%;2003—2008年32件，修改37件，制定与修改之比率为115.62%。

六是依法行政稳步展开。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依法行政从多方面稳步展开并取得了巨大成绩。

从1979年到2008年11月底，国务院共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法律议案226件，制定行政法规1 116件;国务院部门和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共制定规章26 000多件。

其中，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诉讼与日俱增，“民告官”作为一项诉讼制度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并列;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首次明确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要承担赔偿责任，为政府责任和人权保障提供了法律依据;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规范了行政处罚的设定权、行政处罚的程序，为行政处罚确立规矩，建章立制;1999年的行政复议法规定当事人可以就具体行政行为向上级部门申请复议;2003年的行政许可法明确了行政许可的创设以及范围，规范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推动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005年的公务员法规定竞争上岗、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等制度，充分体现了“责任行政”的理念。行政立法在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救济法三个领域都构建了基础性的法律，而且在国防、外交、海关、人事、民政、侨务、公安、安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城市管理、环境保护、医药卫生、食品安全等各个领域都已制定了相应的行政法律法规，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行政法律体系，体现了规范行政权力、制约行政权力的行政法治理念。权力来自人民，应当为人民服务，因此要通过立法加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障权力为民所用，为民谋利。

1999年，国务院召开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将依法行政的各项要求具体化。2004年3月，国务院颁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进行整体布局。纲要对严格行政执法提出明确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纲要规定要采取措施，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加快行政程序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主要措施包括：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清理和监督红头文件。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近5年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飞速发展，继续推动廉政高效的政府法治向前发展。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我国为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救济、矫正行政失误的重要机制。根据纲要的要求，建设法治政府必须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制度建设质量，理顺执法体制，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这也是今后法治政府建设的方向和道路。

在建设法治政府进程中，加强对制定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2008年1月15日，国务院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对截至2006年底现行行政法规共655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对主要内容被新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所代替的49件行政法规予以废止;对适用期已过或者调整对象已经消失，实际上已经失效的43件行政法规，宣布失效。国务院在加强法规、规章备案审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三级备案”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体制，促进地方各级政府依法行政。2003年3月至2007年底，国务院对有立法权的地方和国务院部门报送备案的8 402件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和国务院部门规章进行了审查，对存在问题的323件法规、规章依法进行了处理。国务院制定了《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并积极探索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加强各级行政复议工作人员能力建设。自1999年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全国平均每年通过行政复议解决8万多起行政争议。

七是司法改革初见成效。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司法改革主要是学术界和媒体谈论的话题。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任务。此后，各个部门开始出台系统的改革方案，如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推出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2000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出了《检察 9

改革三年实施意见》(2000—2004);各地方法院、检察院也纷纷出台了相关的改革方案。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根据党的十六大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决策，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于2004年底出台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成立了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分别推出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和《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2005—2008)。2006年5月，中央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目前司法改革已成为中央主导的、各部门紧密配合的、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讨论的国家统一行动。司法改革是改革开放的逻辑结果，是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体制转轨和民主与法治建设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司法改革是中国法治进程的集中体现，是透视中国法治发展状况的一个聚焦点。

中国不断建立和完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努力通过公正司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公平正义，司法改革初见成效。2007年9月，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认为，十六大以来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了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一些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通过进一步完善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所)务公开等司法公开制度，人民群众的参

与权、知情权、诉讼权有了更好的保障。法律监督机制逐步健全，司法机关接受监督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全国绝大多数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在讯问嫌疑人时实行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进一步规范了执法行为，涉及检察人员办案不文明、不规范的投诉明显减少。加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司法腐败犯罪得到遏制。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平稳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进一步完善。

2.通过改革完善刑事司法制度，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上取得了新进展。改革死刑核准制度，从2007年1月1日起，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原则。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一步落实，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进一步完善，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侦查、批捕、起诉和审判方式逐步建立。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更加规范，超期羁押由2004年的4 947人(次)下降为2006年的210人(次)。监狱体制改革试点稳妥推进，监狱科学文明执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教育改造质量进一步提高，依法维护了在押犯人的合法权益，罪犯脱逃率和狱内发案率大幅度下降。积极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仅为0.21%。加强和改进劳动教养审批工作，推出律师代理、全面实行聆询制度、缩短劳教期限、扩大所外执行范围及强化监督等改革措施，有效维护了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

3.通过改革和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提高了司法效率。目前，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已达38.87%，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商事案件达到71.26%。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法庭实现了直接立案，设置了11 220个固定巡回审判点，方便了当事人尤其是偏远地区当事人的诉讼。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2006年，全国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民间纠纷400多万件，95%以上的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化解。积极推进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正在逐步形成，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现象得到初步改变。大力开展信息化建设，以科技促效率。

4.进一步加大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力度，有效缓解了打官司难、执行难问题。2007年施行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平均降低诉讼费用60%，全国每年约减收诉讼费80亿元。2006年施行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严格收费程序，严惩违法违规收费行为。中央政法机关发布了刑事、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规定，进一步扩大了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的范围，全国法院在降低诉讼费用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仅从2005年5月至2006年9月，就为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393 271人(次)，减免缓诉讼费22.6亿元。2006年，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18 514件，接受法律援助咨询3 193 801人(次)，同比分别增加256%、19.9%，其中为125 290名农民工提供了法律援助服务，同比增加65%。采取这些举措，缓解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打不起官司和打官司难的问题。各地通过改革和完善执行体制，开展清理执行积案专项活动，下大力气解决执行难。

5.改革和完善干部管理体制，政法队伍的政治素质进一步提高。党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地方公安机关领导干部任职条件》，把政治上强、熟悉业务、作风务实、实绩突出的干部及时提拔到各级政法领导岗位。《关于缓解西部及贫困地区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法官、检察官短缺问题的意见》，对初任法官、检察官选拔任用做出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进一步完善了司法行政工作与审判、检察业务相分离的管理制度。颁布实施的《公安机关组

织管理条例》，对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实行科学的分类管理。中央政法部门相继制定完善了公开招考、竞争上岗、干部交流等制度，制定实施了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确保政法队伍清正廉洁。

6.改革和完善司法保障机制，为政法机关履行职责提供了更多保障。司法机关所需经费由县级以上财政保证，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司法所经费列入县级财政预算。为了更好地保障县级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县级政法机关的正常运行，财政部与中央政法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制定县级政法经费基本保障标准，凡地方财政达不到保障标准的，由省级和中央财政予以补助。中央财政进一步完善了专项转移支付方式，并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近年来，国家和地方财政对政法机关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为政法机关履行职责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保障。中央和地方编制部门为各级政法机关增加了编制，有效缓解了警力不足的状况。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司法改革又有新进展。

首先是死刑复核制度的改革。根据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和法律规定，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结束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26年的历史，顺利实现死刑复核权的回收。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死刑复核裁判方式做出重大改革，规定对于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原则上只能做出核准死刑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只有在少数特定情况下，可以依法改判。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要求切实把好死刑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适用法律关，使办理的每一起死刑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规定还要求，执行死刑应当公布，禁止游街 13

示众或者其他有辱被执行人人格的行为，禁止侮辱尸体。死刑复核权收回是中国司法改革的突破性举措，标志着司法改革在朝向公平正义目标上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标志着中国人权的巨大进步。

其次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2004年12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正确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严厉打击，决不手软;同时，要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才能取得更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司法政策和行刑政策。近年来刑事司法都是围绕宽严相济展开的，而且它是今后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反思，是对刑法机制改革的回应，也是刑事政策合理性的追求。从逻辑和历史发展来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延续与改革。

八是法律服务日益增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服务的发展，主要体现了三条主线：一是专业化，即对法律服务人员的学历、专业知识有越来越高的要求。二是正规化，即加强了法律服务的制度化建设，在机构设置、职业准入、执业许可、市场监管、纪律惩戒等方面，都加强了规范化建设。三是市场化，法律服务从国家机关逐步转变为社会服务行业，人事管理、经营机制方面逐步实现市场化。我国的律师制度、基层法律服务、公证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均取得了长足进展。

九是法学教育迅猛发展。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www.xiexiebang.com(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15

第三篇：论建设法治监狱

论建设法治监狱

一、前言

法治作为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已经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并渐渐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理念。在当今社会高扬法治理念旗帜的时候，监狱的活动同样置于法治的调整之中，依法治监、实现监狱工作法制化，是我国监狱行刑发展的必然选择。监狱既要惩治犯罪、保护社会，又要充分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既要实施对犯罪人的惩罚，又要确立并贯彻改造罪犯的根本宗旨。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努力建设法治中国，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观点和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根本路径和努力方向。

习近平同志指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主张法治，反对人治，是西方崇尚法治第一人。他第一个为“法治”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这是对法治的一个全面定义，已成为经典，后世的法治理论基本都是在这一框架内展开的。概括地说，做到法治，第一要制定一个好法，即合乎正义的法，良好的法律是法治的前提，专制政体法律不是良法，而是恶法，它本身就是同法治背道而驰的。第二，这个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所谓“普遍的服从”，当然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内。

二、建设法治监狱的价值

法治监狱是指监狱法制、依法治监的过程、状态和结果等符合法治的精神，其精神在于实现正义、权利、秩序、文明等这些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一）建设法治监狱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关于监狱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是我们认识监狱的科学依据。监狱并不是永恒存在的，它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而消亡，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国家的实质是暴力，而监狱正是国家暴力的体现。在国家机器运行机制中，监狱以其特有的职能发挥着保卫社会的重要作用。监狱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建设法治监狱实际上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问题，是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同时，它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又是实现依法治国、实现国家现代文明进步和有序管理、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法律秩序、法治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建设法治监狱的状况和水平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进步程度，尤其是民主状况和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监狱在社会进步发展中的状况相适应，建设法治监狱在整个国家、社会法治化进程中往往总是处于相对滞后的情形之中。事实上，在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中，监狱总是相对落后于国家、社会文明进步和民主法治的现实水平，作为一个窗口，它从另一个侧面逆向映射着国家与社会文明进步和民主法治的程度。１９９４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为监狱在中国社会民主与法治进程中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动力牵引，使其有机会和条件步入现代文明的殿堂。

（二）建设法治监狱是保证国家刑罚权实现的重要保障 刑罚权是指国家依法享有的运用刑罚制裁手段惩治刑事违法犯罪的权力，它是国家权力在国内行使的最严厉形态和国家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基本手段。为了确保刑罚权科学、民主和合理、有效地运用，国家刑罚权的运作机制，通常情况下划分为制刑、求刑、量刑和行刑四个阶段。它们紧密衔接，相互依存，既完整地反映了刑罚权运用的循序的过程，又体现了相互联系，不可或缺的。刑罚权力和刑罚效益必须通过行刑活动来实现。行刑最终完成了刑罚由立法制刑时的规范形态，到司法求刑、量刑时的宣告形态，最后通过行刑转化为现实状态的完整过程。

任何一项活动都讲究效益，行刑活动也不例外。行刑活动在充分体现法治精神下要注重刑罚经济的原则---以最少的刑罚资源投入，获得预防犯罪和改造罪犯的最佳效果。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提高“改好率”，减少重新犯罪的比率，充分发挥刑罚控制和减少犯罪的效能；二是建立良好的内部运行机制，使得刑罚能够得到准确、合法有效的运行。监狱法律对刑罚权的保障作用也体现在限制行刑中可能出现的过度、滥用和法外用刑等情况的发生。从一定意义上说，建设法治监狱的着重点应是规制国家行刑权，理由在于监狱的存在是为了满足国家用刑罚惩治犯罪，保护社会的需求。但这种功利的需求必须从合理性的角度予以约束。如果只从功利角度出发，把监狱的功能、目的只确定为威吓、报复、惩罚、专政工具、国家机器、保护社会等等，那么没有这些法律法规约束，监狱可以更有效率、更加灵活地实现上述功能和目的，其威慑力将更加突出。

（三）建设法治监狱有利于预防犯罪和改造罪犯

建设法治监狱建立的重要价值基础之一便在于行刑地位的明确。这种情况本身已经表明由于刑罚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出现了对刑罚效益即对罪犯改造和预防等目的的价值理性追求。正是这些才使得行刑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的必然附属中解脱出来，一举成为独立的并且是日益重要的国家刑事司法权、刑罚权活动。同样，监狱也从行政机关的附属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国家刑事司法活动主体。建设法治监狱作为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成果，同时要求保护罪犯的合法权益，体现人权与人道的精神和犯罪预防与改造的思想。中国监狱法律坚持“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这也是监狱行刑乃至整个刑事司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随着建设法治监狱化步伐的加快，应该从法律、物质、组织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罪犯的人权保障，使其真正体会到党和国家的关怀，从而提高改造积极性。正如英国监狱学家麦克诺基所言：“如果让一个人掌管着自己被囚的监狱的钥匙，他很快就会把钥匙插进锁里。”

三、如何建设法治监狱

（一）完善的监狱法律体系是实现监狱法治的前提 1.加强立法工作

《监狱法》作为建设法治监狱的部门法律本身不够完善。如《监狱法》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但没有规定一个强有力的措施，对不执行这一规定会有什么样的责任追究，监狱人民警察的经费、罪犯改造的经费问题无法得到切实保障与落实。例如，虽然《监狱法》规定了：“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的规定执行；在季节性生产等特殊情况下，可以调整劳动时间。” 但是法律并没有对“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的规定执行” 做出规定，参照的标准如何，参照哪些规定如何。

2.建立侵犯罪犯权利的问责制度

法律术语的问责制称之为法律责任的追究。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政治权力应该属于人民。这就是宪法的人民主权原则。政府是由人民选出来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该作为的时候要作为，还要按标准地去作为，不该作为的时候不能作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还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以保证责任的实现。

我国《监狱法》虽然规定了“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和“对于罪犯的申诉，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处理”，但是对于检察院和法院具体该怎么对待罪犯的申诉却没有明确规定，或者没有处理罪犯的申诉该负什么责任也没有规定，这也成了检察院和法院互相推诿的借口。在实践当中，很多时候，对于罪犯的申诉，法院和检察院是没有回复的。所以应该在法律上明确不作为所要负的具体责任。

在此可以借用一下“律师提前介入”机制。我认为，律师基于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生存动力，可以扮演这个外力的角色，推进问责制度的落实。

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新刑诉法吸收了《律师法》的规定，把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正式确立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的地位。

新刑事诉讼法作出律师提前介入的规定,标志着我国诉讼制度向民主化、法制化迈出重要一步,同时也是我国走向法治的必由之路。在保障在押罪犯人格尊严权方面，有必要借鉴这一制度，并制定法律使得这一制度得以实现。在押罪犯的人格尊严权收到侵犯时律师可以代为申诉、控告。使得罪犯的权利在专业律师的帮助下得到有效的保障。3.提高民警的执法水平

提高民警执法水平是实现监狱法治的根本要求。监狱人民警察是监狱的执法主体，是依法治监的具体实践者，其执法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和决定着行刑活动的效益以及刑罚实现的效果。各级监狱机关要坚持不懈地培养监狱人民警察的法律意识，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水平，培养成良好的法治环境，把干警的一切行为纳入法制轨道。

建设法治监狱的核心是公正文明执法，这充分体现了监狱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协调统一。一次不公正的执法足以摧毁千百次的教育。实现建设法治监狱要求监狱各项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宪法、法律的规定进行运作；要求监狱人民警察依法、科学、严格、文明管理，克服工作中的随意性，实现监狱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4.培养在押罪犯的公民权利意识

在进行罪犯教育改造的过程当中，加大对罪犯的公民意识教育。教育其拥有哪些权利，当权利收到侵犯时应该如何维权。遇到不法侵害不是隐忍，而是寻求法律的帮助。在其权利受到侵犯后积极主张维权。

很多监狱工作人员认为，如此一来，岂不成了“监狱颐养罪囚，人亦何乐而不犯罪”。其实在清朝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监狱，建立模范监狱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反对声音。但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人生最宝贵的是自由，人生没有哪一种追求值得用自由去交换。也有人说罪犯知道的法律知识越少越好，这样就更有利于监狱开展工作和维护监狱的安全稳定。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愚民政策是和这个时代的不相适合的。现代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也是一个大数据时代，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住。这样的错误理念背离了对罪犯实行“惩罚与改造”原则，罪犯知道的越少，则意味这其在改造的过程中凡错误的几率就高，即使刑满释放，步入社会，重新犯罪的几率也高，这和监狱提出的“提高改造质量”的宗旨是矛盾的。

其实，监狱应该把罪犯维权意识看成一只“牛虻”，把它看成促进工作的运作的一种监督。这样才能不会纵容侵害，避免侵害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香港的监狱管理部门现在称为“惩教署”。是由原先的“监狱署”更名而来的，从名称的更换也体现了香港监狱管理理念的转变，监狱由原来的单纯的关押罪犯，向感化矫正罪犯转变，这是一个质的飞跃。监狱管理部门掌握着国家的公权力，在法律上，罪犯的法律地位是不可能与之同日而语的，社会上普遍会受古代把监狱以及影视的影响，先入为主地认为罪犯的权利容易受到侵犯，罪犯也会遇到申诉无门的境地。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香港建立了囚犯权利的保障机制。

为保证罪犯有畅通的申诉渠道，能够提出申诉并能得到有效的解决，香港政府设立了专门外部申诉机制。主要有五种外部途径：太平绅士、立法会议员、政府官员、申诉专员和非政府组织。申诉专员的工作最规范，也成为了囚犯投诉的主要渠道。

仅仅有好的制度还不行，整个香港社会具有良好的法治环境，市民普遍公民权利意识素养很深，香港的监狱对监狱的工作人员的教育也很到位，也很在意培养罪犯的权利意识，所以罪犯的权利意识很强，常常为一些很小的事而提出申诉。

5培养罪犯的守法意识

近期以来，在押罪犯普遍存在讲权利，不讲义务的思想。针对这样现象，必须对罪犯进行法制教育，打击其有法不依，有规不遵的不良倾向。为了增强罪犯的守法意识，对罪犯的改造必须同法制、道德、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对罪犯进行法制、道德教育，重点是进行认罪服法、道德修养和人生观教育。目的是使罪犯知法、守法、服法和提高道德水平。

法制教育主要是组织罪犯学习《宪法》、《刑法》、《刑事讼诉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以使其了解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犯罪的刑事责任等刑法的基本内容、刑事诉讼制度，以及关于婚姻、家庭、人身和财产权利等民事基本法律。在此基础上使他们分清合法与违法行为的界限、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界限，充分认识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责任，从而认罪服法，自觉接受改造。

道德和人生观教育主要是抓住与罪犯切身利益最为密切的问题，如理想、幸福、良知、苦乐、荣辱、前途、婚恋、家庭等问题，教育他们懂得什么是正确的社会公德和价值观念，从思想上划清光荣与耻辱、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卑劣、美好与丑恶的界限。同时密切联系本人的情况，总结他们犯罪的教训，进行个别的、有针对性的教育，有效地转化罪犯的思想。

第四篇：建设新中国

建设新中国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当这首歌的歌声激荡在祖国的蓝天时，我不由得心潮澎湃，神采飞扬，虽然我不曾专门学过，但我却会唱，因为我的心声与歌声产生了共鸣，更因为我也是龙的传人。

每当东方放出了鱼肚色，大地刚刚醒来之时，一队队少先队员，一排排青少年聚集在五星红旗下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随着那激越的歌声，我仿佛看到祖国儿女沸腾的热血，那跳动着的火红的心房。中国红是祖国的庄严与尊贵，我爱祖国，我爱祖国这鲜艳而又庄严的红色。每当红日冉冉升起，在那红色笼罩下的绿色大地——墨绿的大山，青绿的草原，碧绿的湖泊小溪，绿的是那样浓郁，那样秀丽，站在这充满生命力的绿色大地上，心中有一种汹涌的力量在冲击着我的心田，催我奋发向上，去努力，去创造，去开拓。我爱我的祖国，我爱祖国这浓郁而又秀丽的绿色。

晴空万里，当天空一片蔚蓝时，祖国向每一个中华儿女伸出自己的臂膀，敞开博大的胸怀，让她的儿女尽情发挥自己的才干。“巡天遥看一千何”，英雄儿女杨利伟第一个登上太空，实现了千年飞天的梦想。“天宫”在太空巡游，“嫦娥”与广寒宫接吻。在人们欢呼之际，我的心中又迸发出那同一个声音：我爱我的祖国，我爱祖国这深沉而又神秘的蓝色。

然而，并不是每天的天空都是一片碧蓝，它有雪花纷飞，也有阴雨蒙蒙。当天空降下了铅灰色的帷幕，祖国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孩子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历史上的劫难，也不要忘记我们因发展而埋下的祸根，更不要忘记祖国虽然已初步摆脱了极贫极弱，但那些所谓的“民主战士”正虎视眈眈伺机造乱。要牢记“落后就要挨打”这一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爱我的祖国，我爱祖国给予我们警策的灰色。

孩提时代，我只知道尽情地游戏，尽情地欢笑，尽情地依偎，随着跨入初中的那一天开始，通过学习《语文》、《思想品德》、《历史》------，我不由得不陷入深思，一种新的感情在心中悄悄生长，妈妈给了我生命，是为了让我分享前辈们创造的红日、蓝天、绿地，还是要我们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前景。满足时停滞不前的表现，而奋斗是自己终生努力的方向。今天的我们学知识长本领，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今天我们明事理长见识，是为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坚强战士鲁迅的“寄意寒心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永远激励着我们这一代青少年。“从我做起，振兴中华”建设新中国创造新辉煌，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祖国人民对我们充满了期盼，因为我们是“龙的传人”。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的擦亮眼”，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任重道远，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向祖国庄严宣誓：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为祖国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这一天并不遥远！

第五篇：新中国60年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发展

新中国

60年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发展奇迹。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也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开创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成功道路，谱写了人类法治史上光彩夺目的辉煌篇章。

一、在创建新中国的进程中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国民党旧法统，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框架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权基础。我们党领导人民，围绕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迅速着手创建社会主义法制，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

彻底摒弃剥削阶级的法律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主义法律思想和原则。首先，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价值。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其次，创立了比较系统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毛泽东同志深刻揭示了国体和政体的科学内涵与阶级本质，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思想。他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就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第四，确立了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则。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则，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坚决废除国民党旧法统，构建以“五四宪法”为统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府的旧法统，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清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正式颁布，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体制。毛泽东同志曾说，这部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新中国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迅速制定颁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规，同时抓紧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构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确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旧的国家机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土崩瓦解，建立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法治建设的迫切任务。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从《共同纲领》、五四宪法的颁布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施行，新中国在法制的框架内实现了由多党合作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到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体系的平稳过渡，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得以建立。

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的法学教育、研究体系，培养了10多万法学法律人才。在全面废除旧法统的同时，新中国也抛弃了旧的法学教育制度，在学习借鉴苏联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研究机构和队伍。从1949年到1957年，新中国建立了10个全国高等政法院系，政法院校毕业生达13000多人，研究生近300人，轮训了10多万名司法干部。同时，各法学学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发表了很多

著作和论文，一些法学刊物纷纷创刊。这些成就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法学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复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础。

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恢复和发展法治，确立法律的崇高地位和权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上来，并围绕这一重大转变致力于法治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开创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时期。

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拨乱反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法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产生了新的历史飞跃。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还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下，1982年宪法作出庄严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

重点抓立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具规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现行《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试行）》、《行政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制定颁布了三资企业法等涉外经济法律法规。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94件、行政法规598件，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重要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建立健全司法机构、行政执法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文革”期间，我国法律机构基本瘫痪。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重建检察机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人民法院进行了恢复整顿，1979年9月重建司法部。随着行政管理领域单行法律、行政法规相继出台，工商、税务、土地、卫生等行政执法机构恢复运转。同时，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机构也得以重建。到1982年底，各级各类法律机构基本得以恢复和建立，全国法律工作人员超过了100万。

大力发展法学教育和研究，持续实施五年普法规划。“文革”结束后，受到重创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一个比较完整、以专门政法院校和综合大学法学院（系）学位教育为主的多层次、多途径、多形式的法学教育体系初步建立。各级法学会、各种法学研究机构、各类法学法制报刊应运而生。法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成果丰硕。为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和法治意识，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施了4个五年普法规划，目前已进入“五五”普法阶段，通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民普法工作，有力推动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提出并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提出实行依法

治国的基本方略，开始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阶段。

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依法治国、实行法治越来越重要而紧迫。1996年，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和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认下来，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治国理政模式的根本转变，意义重大而深远。

加强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要抓紧制定和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法规。按照这一要求，我国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环节，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公司法》、《合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劳动法》、《对外贸易法》等各类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完善宏观调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对外贸易等方面的重要立法陆续颁布，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与此同时，《宪法》修正案出台，《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重新修订，《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等综合性行政法律颁布实施。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件，行政法规353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成为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1993年3月，国务院明确提出：“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行政。此后，我国规范行政行为的立法步伐明显加快，规范行政执法和制约行政权力的力度明显加大，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取得重要进展。1999年11月，为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作出了重要部署，标志着我国依法行政开始向重在“治官”和全方位推进转变。

积极运用法治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主权，妥善处理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根据《宪法》，先后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依据宪法和上述两个基本法于1997年和1999年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有力推动了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2001年，我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开始更加主动和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处理涉外经济关系和经济纠纷，大规模清理、修订、废除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冲突的法律法规，制定了《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及相关司法解释，法治在促进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确立党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位一体推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新世纪新阶段，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确立依法执政，实现了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与法治的关系既是整个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党的建设及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关键问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执政经验和法治建设经验上，积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作出的一个战略性论断。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党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第一次科学解决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问题。

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2004年对宪法进行了重大修改，颁布宪法修正案14条，修正条文数是现行宪法4次修改之最，并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制定《监督法》、《反分裂国家法》、《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等法律89件（含修改），《信访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行政法规180件。宪法及相关法、行政法、民商法、社会法、经济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共七大部门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与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基本健全。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提出与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为法治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指明了前进方向。2005年底，党中央在总结我国法治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大战略决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2007年底，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以法治保障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为适应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要求，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首次明确提出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标志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开始步入全面规划和整体实施的新阶段，在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了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国务院又先后重点抓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复议、市县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等工作，在2008年5月颁布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法治建设，凝聚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智慧和不懈探索实践的心血。其间虽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权威得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中国共产党人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规划和加快推进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努力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到新水平和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