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革命的影响

第一篇：光荣革命的影响

光荣革命的影响

17世纪光荣革命过程中司法权与王权的斗争就是通常所说的普通法与衡平法之间的斗争。这两者在斗争中孕育了法律至上这一重要的基本原则，法律至上原则又是以保护个人利益为根本目的的，这三方面是融会贯通的。

普通法院当时在英国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其实从法律上来讲它也是王室法院。早在中世纪，普通法院甚至视国王为“一国之父”，国王担当着保护社会福祉的责任，但他也要受基本法律准则的约束，以防止国王侵害人的天赋人权，但是不久，这一保护社会福祉的王权便与这一准则相冲突，因为国王总是竭尽全力通过王权来实现社会的增长，这是与普通法的初衷相背离的。普通法院要防止那些本用于增强社会福祉的权力被滥用，以达到保护社会利益的目的。

衡平法院是英王根据自由的特权新建起来的两个法院之一，其本质是用以扩大自己的权力，削弱普通法院的权力以及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因此它是王权的象征。然而随着衡平法院的发展，其管辖权不断膨胀，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

对于究竟是王权至上还是法律至上这一问题，双方的支持者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辩论。支持王权至上的人认为人们把国王奉为社会利益的保护神而授予其审判权，国王的意志就是法律，法官仅仅作为国王的代表来行使审判权，所以国王作出的决定法院都有义务去执行。而以爱德华柯克为代表的法官则认为根据英格兰法律，国王无权审理任何案件，所有案件都应该依照法律和国家惯例交给法院审理，案件并不是按天赋理性而是按人为理性和法律来决断的，只有那些经过特殊训练的人才能胜任审判工作。

两者之间的冲突成为后来英国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光荣革命过程中及其以后的时期内，两者却相互妥协取得谅解得以共存发展。衡平法院是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唯一罗马化的法院，但它在革命后沿着普通法的途径逐渐转变而存续，以致最后演变为一个普通法院的英国法院，同时，那些罗马化的大法官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原则也被普通法系所吸收融合。

在这场斗争中，普通法所运用的主要武器，也是斗争的焦点，就是法律至上原则，这一原则又是以保护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强调建立法院和法律的功用就是保护个人及其应有的权利，防止其功能转为压迫人民和剥夺个人权利的机器。

总之，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能够相互并存协调发展也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表现。

第二篇：英国光荣革命为何获得完美成功

英国光荣革命为何获得完美成功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因为它保留了帝制，而法国大革命则是一场彻底的革命，因为它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这种认识的依据源于帝制意味着专制、腐朽、没落，而共和制则体现了自由、民主、进步。可历史的本来面目却是，英国革命使议会对国王的斗争最终以胜利而告结束，它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政权的更替，使得‚议会至上‛原则和他们前辈不懈争取的其他宪政原则终于得以确立，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成为人类宪政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在光荣革命前，国王詹姆斯二世由于违反前王国政府制订的有关限制不从国教者和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法律，委任天主教徒到军队、政府、教会担任要职，支持任命天主教徒出任大学教授，撤销限制不从国教者和天主教权利的法令（不从国教者和天主教被贵族们认为具有激进和暴力倾向）。詹姆斯二世并且宣扬‚君权神授‛，逮捕新教徒，实行专制统治，导致与议会的斗争加剧。这使反对詹姆斯二世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人面临选择，废除帝制是否能够成功暂且不说，引发剧烈社会动荡是肯定的，即将‚把国家投入到血泊之中，把他们的宗教、法律和自由带回到刚刚逃出的那种危险之中‛。而且即使废除帝制，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革命者想要达到的目的。殷鉴不远，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议会在与国王查理一世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将国王送上断头台，宣布建立共和。可是共和制并没有使人民企望的权利得到落实，克伦威尔利用通过战争积累起来的无法制约的权力武力解散了国会，以‚护国公‛的名义对国家实行了更为严厉的军事独裁统治。因此，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选择了妥协，推翻詹姆斯二世以后，他们同意新教徒玛丽和其夫君威廉共同继承王位，由于威廉之妻玛丽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儿，使得王位的继承具有了合法性的成分。但他们向威廉提出了一系列继位的先决条件，限制其作为君主的权力，即要求王位的继承者威廉签署由议会提出的《权利宣言》。内容包括：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的效力；詹姆斯二世的行为是破坏法律的行为；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向国王请愿是臣民的权利，侵犯即为非法；新教臣民可以配备武器；国会内演说、辩论及议事自由，不应在国会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弹劾或讯问；议员选举自由。威廉接受了宣言，并经议会正式批准定为法律，即《权利法案》。政治需要妥协，而光荣革命被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奉为人类史上政治妥协的经典案例。

一

经验告诉我们，任何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都不是无中生有的，它们都有其深厚的背景，这种背景反映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研读英国的政治发展史可以发现，其法治文明是如此久远，在1688年之前，英国已经为其实现宪政完成了必要的铺垫，可以说，光荣革命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早在八世纪，英王在登基之前就要举行加冕宣誓：‚保证教会、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保证维护法律‛，‚在司法审判中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如果国王违背誓言则被视为‚违法行为‛，有可能被废黜，甚至招致杀身之祸。自十二世纪起，他们就提出：‚在法律面前，各种身份、各种阶级一律平等。‛法律至上的观点在十二至十三世纪时已经成为多数英国人的共同信念，‚国王不应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因为法律创造了国王，国王必须遵守法律‛。

1215年，在贵族们发出对国王宣战的压力下，约翰王被迫签署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宪法性质的文件——《大宪章》。《大宪章》明确了法律至上、王权有限的原则，界定了王权，对封臣的权利作了全面的承认，明确了人民的财产权及继承权、自由人的自由及自由习惯。如，把自由权‚授予吾王国一切自由人（至少授予贵族）‛；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凡自由人未经其同级贵族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不得被处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或被处以放逐、伤害、搜查或逮捕‛。约翰保证，‚我们不愿向任何人出卖权利或正义，不愿对任何人拒绝权利或正义，更不愿迟延权利或正义的实现‛。《大宪章》还规定，设立一个监督机构，通过贵族推举由二十五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以监督《大宪章》的执行，并把武力作为最后的保留手段。《大宪章》在爱德华一世（1239—1307）时被最终确定；爱德华一世时，还制定条例，规定贡税或补助金，未经本王国大主教、主教、伯爵、男爵、骑士、市民及平民中其他自由人同意，国王或其嗣君不得征收之。

《大宪章》以书面形式对王权作了限制，对人民的自由权作了明确规定，但它所体现和宣告的宪法原则要能真正发挥实际效能，必须借助一定的有形力量作支撑。几乎与《大宪章》颁布的同时，一套全国统一的法系——普通法开始形成。普通法由普通诉讼法庭、王座法庭、财政法庭和巡回法庭所组成的专职司法组织，以及由职业法官和职业律师组成的职业法律阶层实施，因而，普通法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对独立于王权之外的特征。随着普通法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维护公平、正义的衡平法，以作为对普通法的补充和救济，并确立了衡平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

在贵族的压力下,1258年亨利三世签署了‚贵族请愿书‛——《牛津条例》，该条例规定，议会每年举行三次会议，由此，一个定期开会议政的机构——议会——开始形成。议会成员不仅有贵族、主教、大法官、各郡骑士，而且包含了市民阶层的代表——市民和下级教士。在中世纪的英国人看来，议会是改进行政和司法，分配正义的机构，承担外交、征税、司法上诉等工作。到爱德华一世时，议会已经塞满了经过英国法和罗马法训练的人员，能够非常专业地应付议会的所有事务。这使得英国的议会具有广泛民意基础，得到民众广泛的拥护，成为制约和平衡王权的有效力量，虽然在与国王的斗争中，时而处于弱势地位，有时甚至被强行解散，但相对议会，国王很早就不具有绝对的权力，大多数时间里，国王已不能离开议会独立行事。所以，在英国法治进程中，议会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各阶层通过议会来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使得社会的张力及时得到释放。

在1275年至1290年间，议会制定了三个《威斯敏斯特条例》，规定了保护国民不受政府官员之侵害，教会的财产、地产完全保有的自由以及财产的继承和转让的权利。十四世纪，议会权力得到明显增强。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议会拒受王权的限制，甚至推翻能力薄弱的国王，如爱德华二世和理查二世。爱德华三世（1312—1377）时，下议院开始单独开会。议 会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借贷款于君主或捐献于国王；任何人除经依法律正当程序审判，不得将其驱逐出国，或强使其离开所居住之采邑，不得予以逮捕、拘禁或取消其继承权，或剥夺其生存之权利。‚未经议会同意的所有税制都是非法的；下议院有权调查和纠正滥用职权的行为；检查公共财务和拨款，以弊政为由弹劾国王的大臣‛。1341年，‚议会要求国王对议会负责，法官和大臣由议会委任，得到了国王的认可‛。理查二世（1367—1399）末年，议会坚持‚国王应依靠自己的收入生活‛。兰卡斯特王朝（1413—1461）时期，议会以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两大原则：‚各种财政案的决议，归下院主管；任何议案，非经上下两院同意，国王不得予以重视或表示赞同。‛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言论自由的权利逐渐在议会得到确认。十七世纪初，英国法院和下议院分别宣布，反对特许任何人包括国王对生产、经营的垄断和控制。在一著名的‚垄断案‛中，法院指出，特许生产任何产品的排他性权利是‚对普通法及臣民自由的侵犯‛。自此以后，关于将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贫民的要求成了议会反对国王目的的主要武器。詹姆斯一世时代，议会对未经它议决的税收加以反对，并凭借弹劾权制约着各大臣的活动。1628年，查理一世接受了议会提出的《权利请愿书》，请愿书‚请求国王未经《议会法》许可不得强迫任何人缴纳任何款项，任何人不因与此相关的事情或拒付而受到侵扰；任何自由人不得像从前那样被国王随意监禁或拘留；不得安排士兵或海员入住不欢迎他们的人家‛。1679年，议会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人身保护令修正法》，以此限制王权，保障公民有反对自己认罪和‚以惩罚对付犯罪‛的权利。

无论是从英国法律的历史发展还是日常适用来看，英国‚法律至关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对最高法院的判决，哪怕是独任法官的地位及其尊严的维护和坚决服从‛。另一方面，英国议会与法院表现了相互支持的特征。如，1637年法官就英国绅士汉普登拒绝交纳筹款一案宣布，‚非经议会批准，国王筹款是非法的‛。1660年，‚威斯敏斯特议会宣言‛规定：‚任何涉及本国每个自由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诉讼，都应当依本国的法律进行裁定，而且议会不得干预日常行政，也不得干涉司法机构活动‛。这就明确了‚权力分立‛原则。詹姆斯一世时代，议会主张有权宣告议员选举的效力，保护法院对于国王的独立。

个人财产权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石。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在英国法治史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认为‚大财主至少会成为国家这艘船的压舱石‛。英国议会对个人财产权予以了足够的重视，通过一系列保护个人财产权的法律，并且取得了控制税收、拨款的权力。伯克描述到：‚在英国的议会里，对一块菜园的租赁权、一间茅舍一年的利润，对一座小酒馆或面包店的信用、对侵犯所有权的最微不足道的迹象，都比法国对属于那些最可尊敬的人物的最古老、最有价值的地产或对法国整个商业金融界的处理要更郑重得多。‛英国人对立法权的权威怀有高度的尊重，但从未梦想过议会有任何权利去侵犯财产权，压倒惯例法。

与之相比较，法国议会（贵族、僧侣、平民组成）虽然形成于十四世纪，但没有定期会议制度，1614年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直到1789年大革命爆发前再未召开。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却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一个无法无天的狂乱组织。追求所谓的‚生而平等‛，国民议会成了‚抄没者集团‛，成千上万的人不经起诉、听证和审判就被全部没收了财产，最后，全体法国国民的财产权遭到了剥夺。那些品位崇高、职责神圣、受人尊敬的社会贤达，沦落为一种贫困、卑贱、受人鄙视和受人施舍的状态，变得一文不值。

由此可以看到，在光荣革命前，英国人的基本自由权和财产权已得到实现，分权与制衡的宪政框架基本建立，法律至上、王权有限的原则得到了确立。需要指出的是，英国虽然发生过清教战争，但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其残烈程度和持续的时间都要小得多和短得多，并且，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法律的产生都是国王与贵族或议会通过谈判达成妥协而得到解决。人类的历史说明，利益的结合与对立，权力的相互争斗、作用和反作用，可以得出社会的和谐。引用伯克的话，互相对立和互相冲突的各种利益‚是对付一切鲁莽的决策一道有益的障碍，使得深思熟虑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使得一切变化都成为一种妥协的课题，自然而然就会得出节制；它们形成了种种气质可以防止粗暴的、鲁莽的无法无天的改革，并可以使得少数人或者多数人一切的为所欲为、不顾一切地运用权力永远成为行不通的事。社会的各个成员和各种利益的分歧，使得普遍自由的安全性得到增强‛。

二

英国革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英国革命发生不久，就相继发生了两场革命——美国革命（1775年）和法国大革命（1789年），但它们遭遇了不同的结果，美国获得了成功，实现了其宗主国信奉的自由价值观，而法国却遭到了惨败。对此进行探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以为可以归纳为下面几方面因素。

宗教因素。宗教源于人类对所处世界的无力、无知和无奈，只得把希望寄托于物质以外的世界，以求获得上帝的救赎。人类希望通过宗教约束人的行为，限制人性之恶，获得某种归宿，抚慰人类脆弱的心灵。

英国宗教表现了两个特征，一是宗教是英国社会的基础。英国人把世间万物看作神的旨意或神的安排，特别强调国家是造物主的最重要安排。他们认为，‚宗教是在一切事物中显著地体恤和保护全人类的无所不在的仁慈的主所赐予我们的最有价值的恩典‛；正义和仁慈是宗教的本质，‚没有宗教不可能使人清除自己对私欲的种种迷恋‛；认为教会对他们的国家‚不是一种方便，而是一种本质‛。教会方式和体制有利于道德和纪律，教会与国家是不可分离的，教会是整个宪法的基础，借助于宪法，可以支撑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因而，英国从幼儿到成年的所有阶段的教育都完全掌握在教士手里，人们的精神领域受到教会的教导，不受世俗政权的控制。宗教信仰使得英国人包括其统治者变得谦卑、自律和自制，他们不会认为自身无所不能而变得目空一切，无所禁忌，恣意妄为。

英国教会独立于国王和贵族之外，教会的地产被认同为私有财产，国家只是他们的‚护卫者和调节者‛。他们认为把‚把教会和教会的财产委诸捉摸不定的民事或军事机构的任何部分，也就是委诸个人的捉摸不定的贡献，乃是不明智之举……当教士的影响力依赖于王权时，他们将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栗，而当教士沦于依附王权之外的任何其他人的时候，其内部就必然会分裂、混乱，他们就会因公共的安宁受到教士派系之争而战栗‛。

二是英国的宗教始终具有独立性。始于罗马帝国的天主教，在欧洲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教皇既是最高宗教领袖，又拥有世俗权力。英国也不例外，在十六世纪之前，其基督教会一直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一部分。但由于英国独特的地理位臵，其宗教始终表现了独立性，天主教影响式微，直至发展出自己的宗教。在1107年，亨利一世在与教皇的斗争中达成一个妥协，国王放弃授予权杖和加冕仪式，但保留了在不受主教干预的情况下要求封建领主臣服的的权利。选择主教的自由在《大宪章》里得到了确认。到十四世纪，英国国王不顾教皇的反对，取得了任命主教辖区主教的权利。此外，数个教皇尊信罪法案禁止将罗马的教皇敕令引入英国，否则要受到国王的惩罚。亨利八世（1509—1547）时期，英国教会摆脱罗马天主教教会的管辖，创立了新国教，英国国王取代罗马教皇，成为英格兰新国教的首脑，王室控制了英国教会的一切行政和管理事务。这使得英国早早地就避免了与罗马天主教廷的争端，特别是世俗的利益之争。

在同时期的法国，教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教会是同人民隔绝的一个政治实体。社会受无神论主导，认为教士只是一种虚构的人格，是国家的创造物，因此是可以废弃的，教士所拥有的财富并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创造出这个神话的国家的。因此，法国十八世纪原先由教会掌管的基础教育这块‚禁猎地‛渐渐移交给俗权，由总督管辖。法国大革命期间，狂热分子相信，一个国家没有任何宗教要比有一个宗教可以生存得更好。教会财产被宣布归国家所有，神职人员实行薪俸制；教会人士的圣职授予权被剥夺，取而代之的是教职选举制。由此，教士不再能依靠自己的地产维生，失去了独立性，失去了信仰，也失去了对公共精神的指导权（被俗界控制）；他们不再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超脱现实世界，而是依附于世俗政权，为了主教或牧师的职位而变得低贱、卑鄙。以慷慨输捐著称的巴黎大主教像逃离一群饿狼般地逃往国外。

尊重传统和惯例。一个社会，秩序是自由的条件，没有秩序只能是一片强暴和混乱。由于人性的局限性和复杂性，社会秩序很容易遭到人性这种局限性和复杂性的颠覆，使国家分崩离析，人类的长期智慧毁于一旦。英国人认为，维持秩序的唯一补救之道是求助于传统和惯例。他们认为自然是上帝的安排，是不假思索而又超乎思索之上的智慧。传统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上帝的安排，是人类最可宝贵的财富，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唯一保证。社会秩序有赖于传统来维系，自由有赖于传统来维系。因此，尊重传统和惯例很早就支配了英国社会。他们视传统为宗教，对其保持虔诚之心。他们认为有些传统是可以变化的，有些传统则必须永恒保留和遵循。英国人的社会理论源于他们的社会实践，他们认为由经验所产生的手段比计划所设计的手段，能更好地适合于政治目的。因此，英国人更重视政治家的实践，而非理论家的创新，在伯克看来，‚创新的精神一般都是一种自私的气质和局限的眼光的结果。凡是从不向后回顾自己祖先的人，也不会向前瞻望自己的子孙后代‛。‚任凭心血来潮的异想 天开和赶浪潮，毫无原则的轻易改变国家，整个国家的链条和延续性就遭到了破坏，一个世代就不能与另一个世代相衔接了，人类就变得不会比夏天的苍蝇好多少‛。伯克从人道主义角度审视传统对人类的意义，‚当我们拆除和建造的主体并非是砖石而是有知觉的生命时，那么，由于他们的处境、条件和习惯的突然改变，大批的人就可能沦于悲惨的境地，因此，周密和审慎就应该成为责任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立法者必须拥有人道情怀，热爱和尊重他的同类，对自身要保有戒惧之心。

光荣革命十一年后法国发生的大革命则完全相反，法国人要摧毁一切传统，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是在超越英美，创立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新世界，结果触犯了神明，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个人权利受到肆意践踏，各种不同的利益再也无法互相调和、各得其所。

对待传统的态度，使得当时的英国社会相对比较宽容。英国在1642—1648年期间发生宗教战争以后，虽然对激进的不从国教者施加了限制，但远比天主教国家宽松，仍然允许它们的存在，出版其他国家无法出版的书籍，自然神论者和加尔文宗能够公开、直接地发表他们的观点。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对加尔文宗不从国教者子女拒之门外，但他们可以建立各种学院，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大学水平的教育，由此造就了一些著名的启蒙知识分子，促进了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发展。

同时期的法国，异教则受到严厉的限制，造成宗教之间严重对立。法国天主教会和王室成员对出版物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自然神论不时会因亵渎上帝的罪名受到起诉和审判。为了是由天主教还是由加尔文宗统治法国，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血腥战争。在十七世纪对加尔文宗胡格诺派教徒严格限制，实施监禁、流放等残酷的镇压。1685年，路易十四干脆废除了赋予胡格诺派教徒有限宽容和公民权的《南特敕令》，结果导致大多是成功商人、实业家、律师和知识分子的胡格诺派教徒大批逃离法国，影响了法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宽容的价值在于，由于人性的局限性，现实世界有它的种种问题，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它的种种弊病，所以现实世界必定总是好与坏、善与恶相互掺杂并交织在一起。如果人们一味追求纯之又纯的完美，反而是只能导入歧途的欺人之谈，并且产生专制和腐化。所以，伯克写道：‚宽容不是因为喜欢它们，而是担心更糟糕的东西，我们宽容它们，因为财产和自由在某种程度上要求有这种宽容。‛宽容的价值还在于，现实世界并不是一元的，在于事物的是非善恶并不都是可以判别的，即使能够辨别它们，往往也需要一个过程，通过共存和相互竞争，才有可能得出好与坏、善与恶的结论。

尊重传统也反映在英国人对待人权的看法上。他们一般接受演化论的观点，即人权主观上讲是天赋的，但客观上却是长成的，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人的权利受到特定条件、客观环境的制约，在它还没有长成的时候,不可能人为去实现。因此，在他们看来，人权应该是实际的，而非抽象的，来源于人们的事先约定。伯克认为，英国人的公民权得自他们祖先的 遗产，英国人的‚自由有一部家谱和显赫的祖先们，有它的支柱以及它的徽符，有它的肖像画廊、它的铭文、它的记载、物证和勋衔。我们是根据自然在教导我们要尊敬个人这一原则而学习到对我们的公民基本原则的尊敬的。我们选择了它们来作为我们的权利和特权的伟大的培养室和贮存库‛；他们‚宁愿要成文的、有记录可查的、世袭的资格，而不愿要那种暧昧的思辨的权利——那权利把他们确凿的遗产暴露在争权夺利之下，并且被各式各样穷凶极恶、争论不休的精神撕裂得体无完肤‛。伯克不无自豪的宣称，我们有一个世袭的王位，一种世袭的贵族制，以及从一个漫长的祖先系列那里继承特权、公民权的下院和人民。

对传统的尊重，使得英国人政治上倾向于保守。他们尊重和认同王权的世袭和血缘性，认为‚世袭的观念提供了一条确凿的保守原则和一条确凿的传递原则，正如享受并传递我们的财产和生命一样，起码能够保障所获得的东西‛。‚王位世袭继承制度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国王与国家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是对宪法所有其余组成部分的稳定性与持久性的一种保证；看作是他们自由的保证而不是奴役的标志‛。‚保持陛下在他们祖先的宝座上君临着我们，乃是一种神奇的天意，是上帝对这个民族的仁慈和善意，为此，应从内心深处报之以最谦卑的感激和赞美；英国的统一、和平和安宁，在上帝之下，完全有赖于‘保存’其王位继承的确定性。‛从诺曼征服到光荣革命的六百多年时间内，英国基本保持了王权的延续性、稳定性和世袭的传统。激进的社会变革虽曾发生过，如清教革命废黜了君主制，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实行了短暂的独裁统治，但英国人很快意识到君主制对于秩序和保障公民权利不可或缺的意义，从法国请回了查理一世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并鉴于清教徒的激进、狂热和不容异说所带来的危害，圣公会对清教进行了多方面的限制，以防止革命的再度爆发。

英国的宗教变革也表现了这种特征，虽然早在亨利八世时期英国即确立独立于罗马天主教的清教为国教，但其在教义上依旧与罗马天主教保持紧密的关系，沿袭了原来的组织体制，保留了天主教礼拜仪式和行政管理的诸多方面，并且罗马天主教作为一个独立的基督教组织被允许在英国继续存在。

英国人的保守倾向并不意味故步自封，墨守陈规。实际上，英国的宪法总是处在不断的修正和补充之中，努力争取国家适应时事的变化，在每个历史的重要关头总能把握时机。他们把国家视为上帝的造化，尊国家为神圣，采取审慎缓慢的改良，而非推倒重来；他们认为任何社会的变革必须保留旧的秩序中有用的东西，并使加上去的东西适合于被保留下来的东西。如伯克阐明的，社会‚经历一个缓慢而维持得良好的过程，每一个步骤的效果都能被人注意到。第一步的成败就照亮着第二步，这样我们就在整个系列中安全地被引导着，从光明走向光明‛。可以想象，这种对传统的处理方式，相较于打破传统，否定一切，在实践中更需要智慧和用心。

封建制度因素。封建制度源于一国君主对做出杰出贡献人士封以土地（领主）和授予贵族称号的一种奖赏。诺曼征服之前，英国已有较完善的封建制度，诺曼征服之后，威廉一世发展了这一制度。在封建制度下，国王向封臣授以土地，封臣将领得的土地再分封给自己的 附庸。概括地讲，贵族制度源于封建制度，而贵族制度又造就了等级制度。这一制度表现了以下特征：

一是国王与封臣保持着一种习惯性的政治契约关系，或者说，贵族与国王形成了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国王作为最高领主必须承担率军作战、维护正常秩序、保护贵族们的人身及土地财产安全的义务，而贵族则必须承担效忠国王、提供军役、缴纳各种封建捐税、应召出席国王法庭等义务。因此，国王与贵族之间不是绝对的支配和服从关系，而是建立在相互依存、彼此利用基础上的契约关系。

二是领主是其所管辖区域的最高统治者，享有免受皇室官员管辖的特权，所辖地区的法院享有民事和刑事管辖权，各个封建领主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保护农人。并且，每一个领主都有义务组建一支由自己领导的部队。随着时间的推移，领主所管辖的区域逐渐成为一个权力中心，就是说，贵族逐渐作为一个有力量的实体而存在，从而发展出地方自治。

三是领主拥有维护自己权利的机构。在诺曼登陆之前，领主与廷臣官员一道组成贤人会议,享有咨议、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权,甚至可以议立或废除国君。诺曼征服以后,贤人会议逐渐发展成议会组织。所以，长期以来，贵族始终不是通过个人力量，而是通过一个组织即形成为一个阶级来实现自身的权利主张，他们‚以集体管理国政为目的而不是以扩张自己采邑上的权力为目的‛。

四是等级和世袭制度。英国早期贵族的称号和领地需经国王亲自赐予，但随着封建制度的延续，王权的衰弱及大贵族权势的膨胀，贵族领地和称号逐渐演变为世袭。与此同时，一些战功卓著、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也及时获封，进入贵族行列，使得英国贵族制度保持了生机和活力。

虽然等级制度由封建制度而来，但英国社会认同等级制度，而法国大革命则上演了一出平均主义闹剧。英国人认为等级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为维持秩序所必需。由于人的状况不同，‚使得人类有如不同的动物品种一样的繁多‛。一味追求平等会使人躁动不安，社会就会不稳定，因此，不得不把公民安臵到不同的阶级里去，放臵到国家中不同的位臵上，使他们各得其所；并提供给‚他们不同的适当的特权，以确保他们特殊的境况所需要的东西，从而能在由所有复杂的社会中所必定存在而且必定相互争斗的利益分歧所引起的冲突之中保护他们‛。

另一方面，每个社会阶层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话语和行为方式，如果硬要将这些客观存在的差异搅和在一起，社会将由群氓所统治，接受其价值观，那么，一个文明社会就永远建立不起来。

五是英国贵族重视个人操守。贵族形成了世袭制以后，贵族后裔受到系统严格的教育，一般毕业于牛津、剑桥大学，毕业后在欧洲大陆旅游学习，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由于有这样的经历，英国贵族不因循守旧，始终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因势利导。如历史学者所分析的，英国贵族把自己的荣誉和公共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他们信奉建功立业，虽然沉默寡言、矜持傲慢，但彬彬有礼，具有绅士风度，尊重妇女，经常施舍，支持公益活动，很 少做坏事，使得英国贵族成为社会道德的楷模。

此外，英国贵族虽然是世袭，但和欧洲大陆贵族不同，不享受‚免赋税‛特权，而是照章纳税，并且缴税多，要缴纳济贫稅。

英国贵族制度的这些特征使得其能够得到一般民众的尊重、认同，英国贵族不只是一个社会等级，更表现为一个阶级，一个领导阶级，人民的代表，可以以人民的名义同国王抗衡。英国的政治文明史，是国王与贵族或议会的斗争史，光荣革命可以称之为一场贵族革命。历史上历次关键性时刻，贵族领导的起义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参与，它不仅顶住了王权的侵犯，而且实现了自己的权利主张，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如托克维尔所分析的，贵族社会倾向于地方治政，而民主社会倾向于中央集权政府。贵族制度逐渐发展出宪政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分权和制约。傅勒引用基佐的话，‚英国有两种社会力量、两种公共权力，一是贵族，一是国王，两者彼此需要，而且往往被迫共同行动‛。在法定组成的贵族阶级的英国男爵和法定组成的君主政体的国王之间，相互斗争产生了一系列宪章之后又产生制度，即一个‚自由的国家政府‛。

伯克对英国贵族这样描述到：‚贵族是社会秩序中一件优美的装饰品，是一个优雅社会的科林多式建筑的雕花柱顶。被英国世代所产生的法律、舆论和长期形成的习惯所赋予的荣耀乃至特权，绝没有可以激起任何人的恐惧和愤怒的东西。‛

与英国相比较，法国贵族基本上是世袭的，是一个社会等级，倾心于自身的特权。他们是‚一些高于人民的权贵‛，‚一个自私的贵族阶层‛。从十八世纪开始，法国人通过卖官鬻爵获得贵族称号，它不是论贡献而是论金钱册封贵族，那些对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士没有进入贵族行列的机会，或者说，平民没有成为贵族进而通过议会等组织参与国家政治、表达自己政治诉求、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这种现实造成公民社会与贵族制度的对立，也使得这一贵族制度无法与时俱进，适时纠正贵族自身的错误，导致法国社会不认同贵族及贵族制度。所以，虽然法国贵族源于封建制度，但并未发展出贵族政治，在政治上成为一个阶级，即领导阶级，贵族无力以人民的名义同国王抗衡，相反，贵族‚被褫夺了在地方上的行政权‛，‚被国王这位一手遮天的封建君主捏在手心……国家机构里根本没有贵族‛。

地缘因素。为什么英国光荣革命能够取得成功而法国大革命却以失败告终，地缘可能是最根本性的因素。亚当〃斯密通过对英国经济的感悟发现，货物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足以使国家走向富裕，产生自由和文明，由此写出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他认为，仁慈、利他主义等都是不稳定的、偶发的、非持久性的心理驱动力，传统的道德说教方式——树立圣人、英雄人物，以其所谓的先进事迹教育大众的方式也无济于事。这样的理想，在现实中不过是不正常的特例而已。他认为，‚美德存在于对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的追逐之中，节俭、勤勉、诚实等美德一般是从利己的动机中养成‛。而市场经济正是实现人类‚利己心‛本能的手段，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交易主体皆基于‚利己心‛而行动。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本身又是培育和实现良好道德、伦理的场所，它不仅拥有自动调节社会资源分配的经济力量，还具有 自动调节人性，使之趋向公益的道德力量，人们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进行了道德修炼；人们只要遵守法律，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富裕与道德就可以同时实现。

英国作为一个岛国，需要通过对外贸易和航海活动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在罗马时代，伦敦就成为北欧最重要的贸易中心，贸易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的发展，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围绕保护个人财产权的道德规范、公民意识、自治观念、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等市场经济原则，这些规范和原则构成了英国习惯法的基础，它们无须强制，即被所有社会成员包括国王普遍认同、尊崇。另一方面，作为岛国，其疆域较为固定且有英吉利海峡作为安全屏障，不会与大陆国家发生领土纠纷及不易受到异族的入侵，这使得英国缺少形成中央集权的外部压力，使得市场经济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管制经济在英国得以延续和发展，即使在诺曼征服英国后，仍延续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经济特征。在英国历史上，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奉行重商主义政策，但更多的是奉行重农主义即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由于经济自由的确立，促使政治自由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权力架构也就应运而生。英国能够发展出独立于罗马天主教的新国教，可以说，与其所处的地理位臵也不无关系。

而在欧洲大陆国家，则没有这样的地理条件，他们为了防范外敌的侵犯，需要在本国建立一种自上而下的统一力量，消除‚离心离德‛的分散力量，征服地方势力尤其是征服大领主势力，建立一个臣服中央政权的官僚体制，从而形成绝对君主制。

所以，许多人感叹，英国能够先于其他国家实现宪政，不能不说是上苍的赐福。

第三篇：光荣革命以来英国的王室和贵族

光荣革命以来英国的王室和贵族

光荣革命以来英国的王室和贵族高全喜

伊丽莎白二世（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现英国女王

(采访：黄晓峰，董成龙)

第三十届奥运会目前正在伦敦举行，可是据调查，英国民众认为2012年最重要的事是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六十周年。自从光荣革命奠定英国君主立宪制以来，英国的王室和贵族在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为何如此受民众的爱戴和尊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全喜教授指出：英国的国王、贵族并非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们恰恰是英国现代民主制下，承载人们对文明、秩序、传统的寄托。

英国光荣革命之后，他们的贵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高全喜：英国前现代社会的贵族，也就是标准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的贵族，是旧贵族；现代社会中的贵族，是新贵族。在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的两大皇族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爆发玫瑰战争，导致旧贵族所剩无几。因此，伴随光荣革命新兴的上层中产阶级，以及旧贵族中的小贵族，两者合流就构成了新贵族。通过剥夺旧王权制下的天主教财产，以及给予当时国教新财富和新特权，新贵族真正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贵族，而不再是以土地经营方式为主的封建贵族。

王权作为贵族制的象征，而新贵族是两方势力的合流，在英国转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代替了旧制度中的老贵族，另一方面也不同于新兴的市民阶级，成为英国社会转型期的中坚力量。新贵族代表了当时最有创造力的生产方式，当时的贵族是土地所有者、国教人士、军官、银行家、大商人，是英国持续近百年过程中的精英团体，是社会的主导。

其实美国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贵族政治，属于隐秘的贵族政治。因为美国是新世界，没有历史包袱，所以不存在封建贵族，但这并不表明美国不会在自我生长中发展出精英力量。美国没有英国那样因为血统而产生的权力精英，但美国仍然是精英统治，美国总统的权力要远远大过英国国王。只是美国的参议员、众议员和其他政治家不由血缘关系连接，他们仍然是少数人，仍然遵循着“精英”圈子的特定规则。

在英国社会，贵族与国王和人民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高全喜：英国议会有三个部分：国王(王在议会)、贵族院(上院)和平民院(下院)。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人民主权以议会主权的形式出现，因此议会的组成也就是“人民”的内涵，“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议会中。因此，议会的三部分也就自然地成为英国“人民”的三个肉身。国王、贵族并非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而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都是人民主权的代表，国王是象征性代表，议院是选举性代表。

在这个意义上讲，英国议会内部的斗争与妥协，始终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十七世纪是建立君主立宪制，实现了君主、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平衡；十八世纪就完全是虚君共和了，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壮大，平民院成为主导，组织责任内阁，三方权重向资产阶级倾斜，这也就促成贵族与国王的联合。十八世纪末著名的英国父子首相皮特，就是当时兴起的资产阶级杰出代表。十九世纪之后，无产阶级兴起、壮大，工人运动兴起，妇女权、劳动保护权等问题也不断提出来，促成国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但他们仍然向无产阶级妥协，权重逐渐向无产阶级倾斜，《济贫法》等社会福利政策出台。到了二十世纪时，他们又与无产阶级和解，建成福利国家。不管各方势力的意见分歧有多大，辩论多么激烈，国王和贵族始终都是人民的一部分。虚君只是共和国的一个侧影而已。换言之，光荣革命后，君主制在英国不是政治问题，而很好地转化为文化问题；贵族不再是一种权力阶层，而是一种尊称，一种社会秩序的象征。他们维护了文明、礼仪、等级制下的尊严感，在这个符号下逐渐沉淀为文化传统的普遍认同。就像荀子说的“化性起伪”。有了这种绅士阶层的担当，社会便不会出现资产阶级的狂飙突进。

我们可以看出，近现代以来英国几乎是各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只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的阶级问题，促进社会转型。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光荣革命是渐进式的，一轮一轮的，仍在进行着。它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一劳永逸，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努力消解而不是破除一个问题。

而法国则不同，国王路易十四彻底制服贵族，贵族成为国王的从属，直接面对的是第三等级的兴起，贵族(教会和土地所有者)被排斥，只有第三等级才是人民，其他等级都是人民的敌人。法国大革命推翻了贵族制，国王自然也被推翻，人民随后又分裂，各个自称代表人民的派系在争夺“谁是人民的真正代表”。最后拿破仑顺势而起，消弭人民的分裂。拿破仑败后共和国又起，但共和国是疲软的，拿破仑三世上台，又恢复贵族制。自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社会总是经历着贵族制的反复、战争与和平的反复，却从没取得过国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三方妥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弑君换来了虚君共和，而法国大革命的弑君则换来了更激烈的斗争哲学，不断地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

因为贵族制是君主制的最后依托，没有贵族制就无所谓君主制，贵族必然需要君主做象征，而君主没有贵族则丧失权力依托。因此，法国大革命中贵族制的反复，也是对君主制的反复。

英国的宪法制度总是能够吸纳社会结构中的变化，通过法律变革有效调整各阶层主体的权重。所以英国宪制是一个柔性的和解性的制度。而法国相对则是刚性的结构，以破坏现有制度为手段建立新制度，又不足以使新制度稳定持续地生长、发展，也就会导致新的反动。

那么，英国没有极端的保守势力或要求废除君主制的激进势力吗？

高全喜：光荣革命前后，英国也有激进势力。像克伦威尔的激进共和主义、像边沁的社会功利主义，都有激进的色彩。英国也有斗争，像宪章运动，但它不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运动。英国各势力的斗争中彼此会激烈辩论，但到政治抉择的时候则会相互妥协；更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已经把这种斗争和妥协以制度的形式固定化了。

保守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法国迈斯特尔式的保守主义，主张所谓“神圣同盟”，是依附于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旧贵族模式；另一种是英国制度内在包含的保守主义，因为英国已经没有老贵族了，所以它没有迈斯特尔的思想，并非要回到前现代社会的贵族制中。

法国的保守主义就是极端贵族主义，反革命，也反拿破仑，完全要恢复到现代社会变革之前的十五、十六世纪，甚至更早的贵族制。这种保守主义才是真正阻碍现代社会的一股力量。不过，这股力量很小，也很快消沉，不再有社会力量支持。只是他们一些思想资源在现代社会会成为可以调用的一些资源。就像民国时期，主要是国共两党的斗争，前清遗老遗少早已没有力量了，但他们的想法与国共两党都不一样，可以提供一些思想资源。比如现在有些人借助列奥·施特劳斯，试图调用这一资源，其实早就没有社会基础了。

至于废除君主制的说法，并不是没有，但是我们要看到，社会变革的动力是新的社会阶级兴起、发展。英国很好地处理了这个动力与其他传统因素在一个制度框架下较好的结合。对待王室也是如此，纯粹君主制的问题在英国历史上就不是一个中心问题。英国实质的结构就是现代的民主制、共和制，而君主制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了文明、文化、传统价值的寄托，这是个锦上添花的事情，所以到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要废除君主制，不是主流。英国王室在英国国民心目中的尊崇地位，是历史的延续，美好的东西能寄托其中。

我们是否可以说，英国的贵族和王室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精英统治呢？

高全喜：一个社会总是有精英和普通老百姓，社会的治理，总是要由精英来立法和治理，这是一个优良的政府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等于反文明啊！人民寻找出最优秀的群体和个人来治理国家，符合最大的民主原则。治理者只是受托者，而不是主人。不过要强调一点，精英的这种优秀，不是基于血缘的，而是基于能力和德性的，而且人民可以罢免。因此，它虽然是精英制的，但是却向所有的人敞开。十八世纪之后，英国社会中血统论已经淡化了。英国贵族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这当然是靠血缘关系的。但并非所有的贵族都是贵族院成员，在贵族中也进行选择，或曰贵族内部也要采用代议制。

而且，随着历史推演，上院的权力逐渐缩小，因为政治活动的主体——政党和内阁都在下院。上院变成象征性、荣誉性的机构，但从权力配置来说，他们的作用还是必要的，当一些重大法律事件，如罢免、弹劾时，上院就能成为制约选举政治、政党政治的有效因素。这正是人民所希望的。因为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有其短视性和一时的激情，需要受到制约。到布莱尔为首的英国工党推行了一系列限制上院的法案，上院的权力就所剩无几了。

您之前提到法国对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反复，这似乎反衬出英国对传统的独特态度。

高全喜：西方现代政治思想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研究路向，将国家比喻为身体(bodypolitics)，一个社会就像一个生命有机体。霍布斯、卢梭都曾很生动地使用这种譬喻。国家就像身体，社会转型就像治病救人，不能依靠割除某个器官而改变，而是通过缓慢的新陈代谢，让血液更新，这就使历史性不被中断，使文明和生活方式在既有生命的延续中变化。也就是说，真正富有成效的、目前已经胜出的、具有扩展优势的现代社会一定要有保守性的内在品质，而非以否定性为前导的、破坏性的、革命式的暴风骤雨、闪电霹雳，这是目前对现代化的历史性理解中忽略的一点。英国就是以这样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完成了变革，我称之为保守的现代性、渗透了传统精神的现代生活；光荣革命就是“革命的反革命”——它在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的意义上，起到了革命的意义，同时却抑制了激进革命的发生。这是英国人作为政治成熟、文明发达的民族所具有的智慧，以审慎原则完成了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而法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方式是疾风骤雨的大革命，其诉求是斩断传统，建立全新世界，但迎来的却是社会的持续动荡不安，它的结果是法国几百年都不能被整合起来。它高昂的革命成本最终没有实现旧貌换新颜。直到二战后，法兰西民族才真正建立较稳定、优良的政治体。虽然二战后，英国本土由日不落帝国降格为世界二流国家，但它的这种现代社会创制模式却得到全球普遍推广，成为社会治理的一般模式，实际上扩展了英国的政治生命。还须牢记的是，虽然全球社会是多元文明的，但它的基本底色是英国所提供的。比如，唯有英国在退出殖民地之后，为殖民地留下稳定持续的繁荣，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我们今天去英美，往往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不是震惊于摩天大楼和先进的科技，而是在现代生活中看到了没有被断裂的传统生活方式，这种传统不是贫瘠、愚昧和迷信的，这种传统的脉脉温情与现代文明的理性机器很好地融于一处。换言之，现代的传统和传统的现代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社会转型，在与传统亲密无间的点滴中完成社会进步。

在社会转型中，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英国的历史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

高全喜：向现代转型有三个标志性的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三种革命就是代表性的现代社会建立模式——以光荣革命和独立战争为代表的英美模式，以法国革命和普鲁士崛起为代表的欧陆模式。这两种模式有几个主要内容，一是基本的社会结构及其形成的秩序和规则，二是人的生活方式——理念、文明文化的生长，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这两种模式直至二十世纪下半叶才真正合流。

许多人以为出国留学、旅行就是理解西方。这并不完全，这种对西方的平行观感并不是西方的全部，我们看到的西方只是当代西方，要去捕捉它的演变过程，即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现代社会在一些方面优越于古典城邦社会和封建社会——无论是物质财富的生产、社会治理的效能，还是个人权利的保障。这是大的叙事模式，是进步论的叙事，我基本认同这一抽象勾勒。这不表明我认可进步论叙事和革命叙事所得出的结论：现代就必然是反传统的，传统就必然是反现代的。理解现代国家中的传统因素极有助于我们研究西方社会。

每个国家的转型都有其特殊性，英国自然不例外，但不可把这一观点推行极端，过分强调英国独特论。整体来看，英国是从前现代到现代社会转型的典型代表，在这一转型中蕴含了普遍性的制度原理、生活方式的变迁、价值观念的演变，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为标志，西方进入真正开始塑造现代社会的过程。在这之前，可以称之为现代社会的酝酿期。此后，无论是社会结构、法律制度，还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甚至包含人性的变化，西方全面进入到现代市民社会。

总之，透过英美现代社会，应意识到固然有民主议会、选举制度、发达的商业运作，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内涵，但这不足以成为真实的现代。真实的现代还需要传统的因素渗透其中，作为精神内涵，调整现代性的路径不使其迷失方向。

第四篇：电子商务影响

对企业的影响

1电子商务降低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使企业给消费者带来了多种多样的消费渠道。2电子商务则减少了中间的所有环节，直接是生产商和消费者的交易，从而隆低了中间环节的交易成本。3同时电子商务降低了企业的采购成本，扩大了企业的市场，使产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销售。4电子商务可以使消费者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根据消费者的需求，企业可以通过电子商务让消费者参与生产过程中策划自己所需的产品。5电子商务促使了虚拟产品的产生，减少了企业库存商品的积压，提高了交易的效率。6电子商务给企业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区域内进行交易，从而扩大了企业的交易市场。

电子商务对个人的影响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电了商务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它不仅可以娱乐消遣，而且对我们的学习和工作起着不可乎视的作用。在工作方面，人们可以在网上洽谈工作。甚至还可以足不出户的了解天下事。通过网络领导层可以在公司真正做到遥控指挥。可以促进人们的工作效率以及工作量的提高。总而言之，电子商务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和娱乐形式。它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多姿多采，而且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电子商务对社会的影响

随着电子商务魅力的日渐显露，虚拟企业、虚拟银行、网络营销、网上购物、网上支付、网络广告等一大批前所未闻的新词汇正在为人们所熟悉和认同，这些词汇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电子商务正在对社会和经济产生的影响。

电子商务对社会的影响

随着电子商务魅力的日渐显露，虚拟企业、虚拟银行、网络营销、网上购物、网上支付、网络广告等一大批前所未闻的新词汇正在为人们所熟悉和认同，这些词汇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电子商务正在对社会和经济产生的影响。总而言之，作为一种商务活动过程，电子商务将带来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会远远超过商务的本身，除了上述这些影响外，它还将对就业、法律制度以及文化教育等带来巨大的影响。

第五篇：居民生活影响

房价上涨对居民生活水平影响的社会实践报告

此次实践的目的是了解房价上涨的原因，对人们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抑制房价过快增长的相关措施和方法

暑假期间，针对房价持续上涨事件与其对居民生活构成的影响做了一项调查。调查内容如下：

1您的性别是：2您的年龄段是3您居住的城市是：4您现在是否拥有自己的房产：5您比较倾向的付款方式是：6若贷款买房，您会不会感到压力大：7符合您需要的住宅面积是：8您能接受每平米的价格是：9您对今年房地产价格上升幅度的看法是：10房价上涨对您的影响是：11对于国家宏观调控房价，您的看法是：12您是否认为买房是一生中必须的事情：13 您认为房价将来的走向如何：14您目前从事的工作及月收入是 15您买房的目的是16您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是否满意

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对这一调查填写，我们可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调查分析发现，目前房地产商将25．93％的财力和物力投入在高档住宅即公寓和别墅上，使得整个楼市高档楼盘比重偏大，房产均价被抬高。与此同时，针对中低收入家庭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因投资回报比例不如商品房，相应建设和供应过少，造成了中低价位住房大都处于偏僻地区，中低收入阶层不愿买，从而形成了高收入阶层有能力购买多处住房，低收入阶层买不起房的格局。同时，在之前对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报告中还有如下发现，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很多，而房价的影响肯定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在洞口县这个小县城里房价倒不是很高，但涨的幅度还是很大的。洞口县从2005年的830元每平米到2007年的1050元，再到2009时已达到1600元，现今平均房价已是稳定在2300元左右。短短6年时间涨了1200元，将近是2005年价格的3倍，虽然涨幅很大，但这和一些大城市的房价是无法比较的，它们的房价在很早些年就远高于我县的价格，如果年轻的一代愿意留在这个小地方，一套房子奋斗个几年也不是件很难事，但奋斗这么年钱就花在这个小县城心有不甘。现今又有几个人愿意留在这个并不是先进的小县呢？他们纷纷涌入一个个大城市，本已是苟延残喘还要负担着住房这座大山。所以，蚁族、窝居这些新的词眼出现在很多报道上。尤其在上海这个城市，房价将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从目前上海楼市的情况看，自2000年上海楼市开始启动到2005年初达到顶峰以来，上海居民在房价方面的幸福度可以说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来自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海市住宅销售均价从2000年的3326元，涨到2002年的5118元，2003年的5881元，直到2004年上海住宅商品房价格上涨至每平方米6385元的高位。在这几年间，上海住宅商品房价格几近翻番；而同期上海GDP平均增幅为11.46％。房价上涨对于上海居民来说并不是坏事，随着价格的上扬，持有物业的居民资产增加了，生活水平同时提高，幸福感也随之增加。但是过快过高的涨幅却给更多居民带来了消费的压力。如果说2000年到2002年之间的房价上涨还有理性和合理成分在其中的话，居民的幸福感是在与房价上涨成正比的。但是，从2002年开始后上海房价每年涨幅均在20%左右，而且到2004年底左右出现了疯狂上涨却给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上海房价的非理性上涨中伴随着投机炒作气氛增长，让上海许多居民陷入房价上涨所带来的恐慌之中，甚至一些居民盲目参与到房产投机之中，对这群没有投资能力的居民产生了投机风险。而那些希望购房自住者则面对高涨的房价和增长的空置率只能望房兴叹，由高房价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开始出现。生活在上海的居民到2005年后幸福感由于房价因素的影响已经降低许多，甚至一些有一定收入水平的白领也为高房价所迫选择租房或透支自己的购买力买房，成为了负债之翁。所以，房价影响下的上海居民幸福感下降可想而知。因

此，住房问题已经成为关系上海居民幸福感的最大因素。在大城市房子成了束缚每一位渴望有一所自己房子的奋斗小青年。由此可见，房价的上涨对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不可小觑。

一、造成房价上涨的原因有哪些呢？

近日，中国建设部部长表示，导致房价上涨的原因主要有四点：土地供应减少、投机性买房增加、开发商囤积住房和部分城市保障型住房建设滞后。

在以上四点中只有第一点和第四点是房价上涨的原因，其余两点是房价上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假如房价不涨，有人会炒房子吗？同样，如果房价下跌的话，开发商也不会捂盘惜售的。当然，房地产投机与开发商的囤积行为一定会加剧市场的供求失衡，导致房价上涨加速。

首先，看信贷过度扩张对房价的影响。信贷过度增加通过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影响房价。

从供给的因素看，宽松的信贷政策助长了开发商捂盘惜售的行为。2008年初之所以出现以万科为代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大幅度降价促销行为，主要原因是这些企业存货多、资金周转出现问题。自2008年11月份中央开始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紧张情况很快得到了缓解，使不少大型开发商捂盘惜售。在房地产市场，开发商是主动定价者，买房者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当开发商有了信贷资金的支持，在市场定价过程中更加主动，住房价格必然上升。

土地的供给同样受到信贷政策的影响。在宽松的信贷政策刺激下，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形成融资默契：将各种国有资产组装成融资平台，从资产总量看，这些融资平台数量巨大，从财务指标看基本符合商业银行的贷款条件，加上各地方财政的隐性担保，商业银行愿意将巨额的资金贷给这些融资平台，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在今年新增加的9万亿贷款中，有5万多亿贷给了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地方政府由于有融资的便利，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程度降低。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反常的现象，在房地产市场火爆的2009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面积下降了20%多，有些城市的土地出让面积只完成年初计划的50%左右。由于土地需求增加而供应减少，使土地价格迅速上升，各地都出现了所谓的“地王”现象。而土地价格的上升必然助涨房价的上升。

从需求的角度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了住房的需求，尤其是按揭贷款的优惠利率下调到历史最低水平时，买房者的还款负担大大降低。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唤起市场对于货币贬值的预期，买房成为富裕阶层保持财富的一种选择。随着信贷的高速增长，我国今年的货币供应增长非常迅速，广义货币供应已经接近30%，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国货币数量增加了三成。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使市场上通胀预期明显加强。明显的标志是：

1）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快速回升，新发行的公司债券的收益率快速提高，由2008年底的5%左右上升到目前的8%左右；2）狭义货币供应量迅速上升，M1已经从2008年底的10%增长到目前的33%，上升了20多个百分点。存款活期化说明老百姓将资金选择存定期的意愿快速下降。买房成为一种无奈甚至是恐慌性的选择。

同样，2009年快速增长的信贷推高的股市价格，股市上涨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房地产的需求。股市的繁荣对楼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的市场对楼市的需求，当投资者账面财富迅速增加时，其中的一部分财富会转化为楼市的需求。因此，股市的繁荣会刺激楼市，股市最火爆的时候往往也是楼市最火爆的时候。从年初到10月底，股票流通市值增加了6万多亿元，总市值增加了10余万亿元，这其中有部分财富会成为房地产的购买力。另外，股市的繁荣为房地产类上市公司融资提供了便利。在最近几年的股市行情中，房地产一直是被热炒的板块，房地产类上市公司通过增发股票融资非常受欢迎。这些上市公司通过高

价发行股票得到巨额的融资，然后再用这些资本买地，因此，股市上涨会推高地价，而地价上涨又推高房价。

除了这些根本原因，有些主观上的原因也是占一部分的。

1、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对于房子和家的相关性。

2、旺盛的市场需求

3、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

二如何抑制房价过快增长？

有人反映还没到一个月这房价又涨了一千多我怎么才能追的上你，为此温家宝总理提出四项措施：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加快棚

第二，要鼓励居民购买自住房和改善性用房。但与此同时，要采取措施抑制投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的住房必须坚持安全、经济、适用和省地的原则，特别要重视中小套型和中低价位房屋的建设。

第三，要运用好税收、差别利率以及土地政策等经济杠杆加以调控，稳定房地产的价格。

第四，要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打击捂盘惜售、占地不用、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的行为。我觉得只要政府有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统筹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制定长远的规划和政策，使我国的房地产有一个稳定发展的局面，这是可以做到的。

以上措施摘自新华日报

价上涨了，上涨的很离谱，国家出台了好多抑制房价上涨的政策，为什么不见效？我觉得促使房价上涨的核心原因在于国家政策的失误-------取消了单位自主建房这一关键政策。要抑制房价上涨，允许单位自主建房，并完善相关政策，这样可以有效抑制房价上涨。

单位自主建房政策取消，官商勾结倒卖土地，土地价格疯涨，强迫拆迁，搜刮民众财富，导致通货膨胀，房价泡沫增加，政府完全负主要责任。

允许单位自主建房，房屋成本大大降低了，建房利润开发商拿不去，这部分福利居民享受了，相当多的居民有房子居住了，不再到开发商那里买房子了，这样开发商建的房子购买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需求降低了，开发商也理智了，房价就降低了。

政府应当考虑公众的利益，开发商是少数的少数，住房是民生的大问题，即使单位没有土地，单位征地建房，成本也比开发商的低许多，我相信政府会觉醒的，不允许单位自主建房这一政策的确失误了，希望能尽快更正。

三．实践感悟

为什么多少个他们为着房子而奔波着？房子代表着什么？一个温暖的家，生活的落着点，自由的空间，心灵的寄放地，还是习惯性牵挂的地方。每个人心中都有答案。有人为它付出整个青春汗水，有人为它丧失良知，迷失自我，疯狂，犯罪。房价问题已经成为民生关注的Hot Issue。但愿我们的政府能真正将这个问题落实，不要颁布些有名无实的文件，而要去真正着手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