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级法院判决书--经典案例

第一篇：上海中级法院判决书--经典案例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7）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16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1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2

法定代理人杜某1，杜某之父

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洪华，上海九州丰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梅某

委托代理人李洁，那仁朝克图，上海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杜某1，杜彦文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07）闵行（民）初字第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7）闵民一（民）初字第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7年5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杜某1，杜某2系父女关系（杜某2尚未成年），本市闵行都市路3800弄**号别墅产权属杜某1，杜某2所有。2005年9月，上述别墅装潢，杜某1委托其开办的“上海市尤启彤设计装潢工程有限公司”的手下徐某施工，张某采购建材和收货，朱某负责工程监理（其中张某系“上海师尤启彤设计装换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和材料采购员，朱某系公司的工程监理，徐某系工程队队长）。装潢工程开始后，上述三位代理人按他们在装潢公司中的工作习惯，由张某负责向供应商订购工程所需材料，并确认质量后签收，徐某不在现场时，由施工人员代签收。梅某系建材供应商，与“上海尤启彤设计装潢工程有限公司‘素有建材买卖业务关系，张某受委托后从梅某处订货，并与梅某口头约定：石子（包括瓜子片）4元/包，黄沙3元/包，象牌水泥20元/包、九五砖0.45元/块、八五砖0.18元/块、多孔砖0.5元/块、白石子20元/包、路边侧石12元/块、广场砖38元/平方米。梅某送货至本市闵行区都市路3800弄243号后，分别由张某，朱某，徐某签收，其中徐某及与其一起施工的周某签收的最多，2005年12月30日至2006年6月19日，梅某送至施工处的货物合计：石子（包括瓜子片）1250包，黄沙2500包，种草泥沙4.8吨、象牌水泥490包、路边侧石6块、3.多孔砖 1

500块、八五砖1200块、九五砖1900块、广场砖413平方米、白石子15包，合计货款39,951元，杜某

1、杜某2雯迟迟未支付梅某钱款。为此，梅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杜某

1、杜某2立即支付40,461元。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杜某1将其别墅装潢工程委托徐某施工，委托张某采购建材，委托朱某负责工程监理，特别是供货商送达工地的材料由谁签收，杜某1事前没有告知梅某，梅某也没有法律上的知晓义务，这种对代理权的外部授权内部限制，不具有对抗相对人的效力；梅某作为买卖关系的相对人，其只知道徐某等三人系杜某1的委托代理人，从而发生买卖关系。其次，证人也证明各代理人当时系杜某1开办的的装潢公司的工作人员，梅某系装潢公司供货商，本案采购，收获均按公司与供货商交易的习惯进行，装潢公司从未提出异议。综上，杜某1认为其没有授权徐某收货，不认可徐某及其手下装潢工人签收的送货单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委托人认为代理人超越代理权，或代理人存在其他损害委托人的行为，委托人可向代理人追索，但不得以此抗辩相对人。本案买卖关系中，代理人张某与梅某协商定价，故对代理人张某确定的单价予以采信。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于二00七年四月六日作出判决：杜某

1、杜某2应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梅某货款39,951元。案件受理费1,628.44元，由杜某

1、杜某2共同负担。

原审法院判决后，杜某

1、杜某2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徐某没有得到上诉人的授权，其行为也没有的到上诉人的追认，故是无效的：代理一方与被上诉人梅某内外勾结，串通一气；要求对水泥和工程量进行鉴定和评估。请求撤销原则，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梅某辩称：其将货物运送到上诉人施工处，其不清楚上诉人与其代理人之间如何授权，上诉人应当支付货款；上诉人要求鉴定和评估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原审判决正确，要求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的事实无误，本院应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杜某

1、杜某2的产权房进行装潢施工，其在原审中已

认可其委托徐某，张某，朱某三人，作为其工程的代理人，故上诉人认为代理人的行为没有得到其授权和追认，无效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张某系上诉人的代理人，故原审法院将张某与送货人梅某协商的定价作为计算货款的依据，并无不妥，且上诉人未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申请鉴定和评估，依据不足，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原判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98.78元，由上诉人杜某1，杜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身判决。

审判长王启杨

代理审判员周寅

代理审判员陈 莉平

二00七年六月八日

书 记 员强斐

第二篇：房地产公司稽查案例判决书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庐行初字第00032号

原告：安徽省高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稻香楼9号蜀山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综合楼七层，组织机构代码61030114-2。

法定代表人：王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孙潮群，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陶扬，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合肥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432号，组织机构代码78652113-0。法定代表人：朱才群，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俞勇，该局案件审理科科长。委托代理人：孟超，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安徽省高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程公司）不服被告合肥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市国税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一案，于2014年3月6日向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市国税稽查局提出管辖权异议，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将该案移送至本院审理。本院于2014年4月9日立案受理后，于同年4月14日向市国税稽查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刃及委托代理人孙潮群、陶扬，被告市国税稽查局的法定代表人朱才群及委托代理人俞勇、孟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市国税稽查局于2013年10月23日作出合国税稽处（2013）2010号税务处理决定，认定高程公司于2011年2月至4月取得的上海天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极公司）开具的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经证实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高程公司申报抵扣的税款11284.22元依法应于认证抵扣当期转出进项税金，故限定高

程公司于15日内到市国税稽查局将税款11284.22元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进行

相关财务调整，同时将调账情况函告市国税稽查局，逾期未缴，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市国税稽查局于2014年4月22日向本院提供了以下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证据以及法律依据：

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叶环建”虚开销项汇总及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本案所涉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

司法报告书、刑事判决书，进一步印证本案所涉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

询问通知书、税务检查通知书、税务事项通知书、税务处理决定书以及送达回证，证明市国税稽查局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7号）。

高程公司诉称：2011年，高程公司从网上联系到天极公司，于2011年2月和

3月与天极公司以网签形式分别签订了三份购货合同，货款由高程公司以转账方式全额汇给天极公司，货物和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天极公司通过快递方式邮寄给高程公司。同年3月和8月，高程公司将三份增值税发票向主管税务部门申报认证，在核验税票之后办理了抵扣。后上海市金山区国税稽查局认定该三份增值税发票为虚开，市国税稽查局据此向高程公司下达了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高程公司取得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违法，要求高程公司缴纳已经抵扣的税款11284.22元及滞纳金。高程公司与天极公司系正常的贸易往来，税票取得合理合法，市国税稽查局认定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市国税稽查局作出的合国税稽处（2013）2010号税务处理决定，退还高程公司缴纳的税款11284.22元；本案诉讼费由市国税稽查局负担。高程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

1.合国税稽处（2013）2010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证明市国税稽查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高程公司的合法权益。

2.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务局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高程公司就市国税稽查局的税务处理决定履行了行政复议前置程序，符合起诉条件。3.产品采购合同三份、记账凭证、交通银行结算回单复印件、增值税发票三份、产品入库单五份，证明高程公司与天极公司关于元器件的采购系真实贸易往来，取得的三份增值税发票合法，不存在违法事实。4.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企业网上认证结果通知书、企业网上认证结果清单，证明高程公司就三份增值税发票向税务主管部门纳税申报，并通过认证准许抵扣，说明此三份增值税发票真实合法，高程公司不存在违法事实。市国税稽查局辩称：

一、高程公司取得的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为虚开发票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全国的发票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依据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发票管理工作。高程公司取得的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均由位于上海市金山区的天极公司所开具，上海市金山区国家税务部门依法有权对本案所涉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属虚开作出认定。根据上海市金山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于2013年6月3日出具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高程公司取得的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为虚开发票。

二、市国税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适用法律准确，依法应予维持。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7号）规定，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且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对购货方不以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论处，但应按有关法规不予抵扣进项税款或者不予出口、退税；购货方已经抵扣的进项税款或者取得的出口退税，应依法追缴。2.《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9条规定，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综上，高程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高程公司对市国税稽查局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市国税稽查局提供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高程公司取得三份增值税发票系善意取得，不存在违法行为；另外，市国税稽查局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尚未生效的情况下作出税务处理决定，系程序违法。

市国税稽查局对高程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

1、证据2和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虚开的，不能抵扣，已经抵扣的进项税款应依法追缴。

因高程公司对市国税稽查局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市国税稽查局对高程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也无异议，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确认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查明事实如下：

2011年，高程公司通过网上联系到天极公司，分别于2011年2月和3月与天极公司以网签形式签订了三份购货合同，货款由高程公司以转账方式汇给天极公司，并通过快递的方式收到了货物和三份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该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均由天极公司开具，分别为：发票代码3100104140、发票号码20304860、价税合计46518元；发票代码3100111140、发票号码01869585、价税合计1180元；发票代码3100111140、发票号码01869586、价税合计19344元。同年3月和8月，高程公司将该三份增值税发票向主管税务局申报认证并当期抵扣。

2013年6月3日，上海市金山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向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务局出具《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证实高程公司于2011年2月至4月取得的天极公司开具的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虚开。2013年6月18日，市国税稽查局向高程公司出具询问通知书和税务检查通知书，并于同年7月2日向该公司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高程公司其取得虚开的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2013年10月23日，市国税稽查局对高程公司作出合国税稽处（2013）2010号税务处理决定，决定对高程公司抵扣的税款11284.22元予以追缴。高程公司不服，向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务局提出复议申请，该局于2014年1月24日作出合国税复决字（2014）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市国税稽查局的税务处理决定。高程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市国税稽查局作为税务机构，依法具有作出税务行政处理的执法主体资格。经上海市金山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查证，高程公司取得的由天极公司开具的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虚开增值税发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九条规定，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该条款是对不符合规定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得抵扣税款的规定，而不考虑受票方主观上有无过错。

高程公司作为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其凭收受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依法不能获得抵扣进项税款，已经抵扣的进项税款，应依法追缴。高程公司认为其与天极公司之间系真实的贸易往来，其取得天极公司开具的三份增值税发票不存在违法事实，针对此种情况，市国税稽查局在没有证据证明高程公司知道所收取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他人虚开的情况下，按高程公司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适用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2000）187号文件规定作出追缴抵扣税款的决定并无不当。

庭审时，高程公司对市国税稽查局提供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表示无异议，而该通知单是市国税稽查局作出合国税稽处（2013）2010号税务处理决定的事实依据，叶环建案的刑事判决生效与否与市国税稽查局作出本案所涉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无必然联系，故高程公司关于市国税稽查局在叶环建案的刑事判决未生效的情况下即作出税务处理决定系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市国税稽查局作出的合国税稽处（2013）2010号税务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凿，执法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适当，高程公司诉请撤销税务处理决定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市国税稽查局认定高程公司系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在《税务处理决定书》中使用“违法事实”一词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安徽省高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安徽省高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 燕 审 判 员

胡世中 人民陪审员

张长粹 二〇一四年六月六日 书 记 员

郭芳兵

第三篇：上海闽行区不当得利判决书

上 海 市 闵 行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闵民一（民）初字第1 2 6 3 4号

原告沈国荣，男，1 9 6 2年8月3 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东长治路。委托代理人陈秉恩，上海币江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怡君，女，1 9 5 4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唐山路。委托代理人陈维平，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国荣与被告黄怡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以被告经常居住地在本院辖区内移送本院。本院于2 0 1 1年8月2 9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袁洁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国荣之委托代理人陈秉惠，被告黄怡君之委托代理人陈维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国荣诉称，2 0 0 9年9月5日，原告受案外人刘征（暨原告外甥，定居在澳大利亚）的变托，至交通银行汇付给告（被告系刘征岳母的朋友）166, 500元，请被告转交给刘征。经查，被告没有转交。故原告认为被告无因占有原告的钱财，属不当得利，要求被告返还原告166, 500元。被告黄怡君辩称，原被告原本不相识，被告与案外人刘征的岳母陆文娟系朋友关系，原告系刘征的舅舅。2 0 0 8年陆文娟向被告借款1 7万元。因陆文娟与刘征夫妇均在澳大利亚生活。2 0 0 9年，陆文娟电话告知被告其女婿刘征在上海有一笔动迁款166,5 00元，其用该笔动迁款偿还其向被告的借款。被告当初要求以陆文娟本人的名义归还上述借款，但是陆文娟表示外汇汇兌成本高，故最终被告同意以刘征的名义还钱，并将工商银行的帐号告诉了陆文娟，陆文娟就将刘征的身份证、委托书复印件寄给了被告。后来在交付钱款过程中，因原告没有工商银行的帐户，所以原告至被告位于颛桥的冢中取得了被告交通银行的帐户，于2 0 0 9年9月初将钱款汇到了被告交通银行的帐户内。被告确实收到了上述钱款，但是被告从未去过澳大利亚，其儿子也在上海工作，不存在帮助原告将钱款带给刘征的可能。原告主张的上述款项系刘征的动迁款，该钱款系刘征为其岳母还债。现在是因为刘征夫妻感情出现矛盾，才提起了本案的诉讼。被告不存在不当得利，所以不同意原告的诉请。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沈国荣于2 0 0 9年9月5日通过其交通银行帐户转帐给被告166, 500元。现原告以诉称理由诉至本院。以上事实由个人转帐回单及当事人的陈述所证实。

本院认为，构成不当得利的要件是，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原告将166,5 00元转帐给被告，但交付钱款本身并不表示原被告之间已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原告对于交付的金额和交付的对象均是明确的，不存在误解或者过失，原告认为被告未完成其委托事宜，对此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原告认为被告收取原告钱款丧失合法依据，并构成不当得利之诉称理由尚未完成举证责任。原告之诉请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沈国荣之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8 1 5元，由原告沈国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袁 洁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王俐娜

律师评析：

我国法律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只有两个条文，《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根据以上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应为：（1）取得不当利益；（2）造成他人损失；（3）得利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中，“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应由哪一方承担，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理论上对证明责任分配存在认识上的分歧。

我们认为让原告承担“没有合法依据”的证明责任是有法律依据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可以得出不当得利诉讼中由原告承担“没有合法依据”的证明责任的结论。由被告承担“没有合法依据”的证明责任，实质上是倒置了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而举证责任倒置需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该条规定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该条规定只能是一个有限制条件的例外，不能随意滥用。首先是无司法解释或法律规定方可适用，而根据《证据规定》第二条可以确定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该条件并不具备；其次是必须依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适用，如前所述，不当得利证明责任加给原告没有不公平；最后法院还必须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适用，不当得利诉讼中原告实际上的举证能力未必弱于被告，原告作为财产起始的控制方，其自己的行为致财产发生转移，某种角度讲举证能力应强于被告

第四篇：判决书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3）南刑初字第300

号

公诉机关南京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被告人张伟，男，1982年9月26日出生于安徽省肥东县，身份证号码***853，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告人张伟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于2013年1月21日经南京市白下区公安局决定被取保候审，同年2月25日被南京市白下区公安局刑事拘留，3月8日经我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南京市白下区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南京市白下区看守所。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南检刑诉〔2013〕7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伟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于2014年8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伟出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1月6日、8日，被告人张伟两次与王胜、李豪等人一起吸食冰毒并在吸毒后驾驶车辆。1月9日下午15时许，张伟与王胜、李豪在肥东县长临河镇全胜村张伟家老宅中再次吸食冰毒。17时许，张伟驾驶悬挂皖ADY520号牌（假车牌）的本田雅阁轿车携王胜、李豪、牛兵、牛宁沿环湖北路由东向西行驶返回合肥。当行至滨湖湿地森林公园东侧约500米处时，张伟驾车越过道路中心双黄实线逆向超速行驶，迎面撞上正常行驶的皖BL7719号桑塔纳轿车，致该车驾驶员张龙及车内乘员汪清、胡萍、曹喜、杨龙五人全部当场死亡，皖ADY520车内乘员王玉胜经抢救无效死亡，李豪、牛兵、牛宁及张伟均受伤。

经鉴定：死者张龙、杨龙系道路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合并胸部损伤、多发伤死亡；汪清、胡萍系道路交通事故致胸部损伤合并颅脑损伤、多发伤死亡；曹喜道路交通事故致胸部损伤并多发伤死亡；王胜系道路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死亡；六人的损伤死亡成因均符合道路交通事故所致（车内损伤）。被害人李豪、牛兵、牛宁的损伤程度均属轻伤，符合交通事故车辆碰撞所致的损伤特征。被告人张伟的损伤程度属重伤，符合交通事故车辆碰撞所致驾驶人位置损伤的特征。南京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下大队认定，被告人张伟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伟无视公共安全，吸毒后驾驶机动车逆向超速行驶，造成六人死亡、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张伟辩称：我前两次吸毒后开车没发生什么事情，但我没有想到最后一次开车会造成这么大的事故。我要是知道我吸毒后开车发生这么大事故，打死我也不开车了。

经审理查明：2013年1月6日、8日，被告人张伟两次与王胜、李豪等人一起吸食冰毒并在吸毒后驾驶车辆。1月9日下午15时许，张伟与王胜、李豪在肥东县长临河镇全胜村张伟家老宅中再次吸食冰毒。17时许，张伟驾驶悬挂皖ADY520号牌（假车牌）的本田雅阁轿车携王胜、李豪、牛兵、牛宁沿环湖北路由东向西行驶返回合肥。当行至滨湖湿地森林公园东侧约500米处时，张伟驾车越过道路中心双黄实线逆向超速行驶，迎面撞上正常行驶的皖BL7719号桑塔纳轿车，致该车驾驶员张龙及车内乘员汪清、胡萍、曹喜、杨龙五人全部当场死亡，皖ADY520车内乘员王玉胜经抢救无效死亡，李豪、牛兵、牛宁及张伟均受伤。

经鉴定：死者张龙、杨龙、汪清、胡萍、曹喜、王胜六人的损伤死亡成因均符合道路交通事故所致（车内损伤）。被害人李豪、牛兵、牛宁的损伤程度均属轻伤，符合交通事故车辆碰撞所致的损伤特征。被告人张伟的损伤程度属重伤，符合交通事故车辆碰撞所致驾驶人位置损伤的特征。南京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下大队认定，被告人张伟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上述事实，由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的证人王俊、王丹丹等人的证言，被害人李豪等人的陈述，被告人张伟的供述，公安机关调取的户籍证明、抓获经过、苏打水瓶等书证、物证，江苏全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等相关鉴定意见，出示了本案的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一系列证据予以证实。

以上证据，均经法庭举证、质证，来源合法，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伟违反交通法规吸食冰毒后驾驶机动车并逆向超速行驶，迎面撞上正常行驶的被害人驾驶的车辆，造成六人死亡、多人受伤的重大交通事故，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张伟吸毒驾车并超速逆向行驶，并非明知其行为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而是由于之前两次吸毒后驾车均没有发生事故，导致其主观上过于自信，轻信能够避免，而造成此次事故的发生。且事故路段属于新修道路，人少车少，并不属于交通繁华人多车多的地段，被告人的超速行驶并没有与以放火、决水等危险方法有相当的危害性。根据交警现场勘查图显示张伟驾驶的车辆在现场留下了两条分别长10.3米和10.2米的制动印，说明被告人张伟在撞车前实施了刹车行为，其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否定态度，并采取了相应的应急措施，并非无视危害结果的发生，横冲直撞，或事后继续驾车前行，甚至再次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所以张伟的主观方面应为过失。因此对于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张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 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张伟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判决从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羁押一日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次日起10内，通过本院或者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郑星月

审判员

黄 超

审判员

朱继彤

2013年8月15日

（院印）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书记员

王胜男

第五篇：判决书

××省××市××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998］×刑初字第15号

公诉机关：××市××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曾用名，吴××)，男，1960年7月30日出生，汉族，本市人，初中文化程度，农民，住本市××区锦屏镇李圩村。1993年7月15日因强奸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市看守所。

辩护人：王×、李××，×××市新浦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市××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吴××犯强奸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1993年8月31日收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程××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及其辩护人王×、李××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吴××于1993年5月21日夜，乘张××熟睡之机将其奸淫。被告人吴××对其与张××的性行为是张为得钱而自愿与之发生的。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但没实施暴力，其犯罪情节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

经审理查明：1993年5月21日，被告人吴××为贩卖香烟到××区宿城乡东崖层村，当晚该吴留宿于其亲属家堂屋东房。是夜，当被告人吴××得知住西房的张××之夫下海捕鱼后，便于22日零时许，窜至西房，将熟睡中的张××强奸。

上述认定的事实，有被告人吴××供述，且与被害人张××的陈述相吻合，并有［1993］×公物化字第030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证明，以及肖××等证人证言相印证。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乘他人熟睡之机，实施奸淫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强奸罪。××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吴××犯强奸罪，事实清楚，定性准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吴××对其犯罪事实的供述出尔反尔，又辩解：被害人张××与其发生性关系是自愿的，纯属推卸罪责。辩护人关于被告人没有实施暴力行为，亦未造成严重后果，请酌情从轻处理的意见，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为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保护妇女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36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判长：×××

审判员：×××

代理审判员：×××

1998年10月18日

书记员：×××

民事判决书

（2003）香民二初字第878号

原告：方俊凯，男，1954年12月14日出生，住珠海市香洲区香洲凤凰路141号1座1004房，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朱江，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公司珠海分公司（又名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总公司珠海公司、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总公司珠海分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南香里23栋101号。

法定代表人：冯诚，经理。

委托代理人：郭云英，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原告诉被告工程款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胡夏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方俊凯、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朱江，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冯诚、委托代理人郭云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0年7月，被告以武汉地质基础工程总公司珠海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因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总公司珠海公司是被告于93年5月拟变更的名称，未经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故被告以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总公司珠海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被告来承担。根据《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的约定：被告委托原告承担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土方工程单价为18元每立方米，施工完后按实际工程量结算；工程完成到50％时，被告应支付原告工程款30％，完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再付20％，剩余工程款自竣工结算后6个月内付清。2000年9月7日，经被告测量，确认原告完成工程量14142立方米。根据合同约定的单价，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54556元，现被告仅支付了124000元，扣除由被告代缴的税费5091.12元，被告还应支付125464.88元。据原告了解，恒景花园D栋工程已竣工结算,但被告一直不告知原告工程竣工结算的时间,并故意拖欠原告工程款。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工程款，未果。为此，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125464.88元。㎡

原告对其陈述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

一、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公司企业资料查询结果、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1995、1999）；

二、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

三、2000年9月7日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测量结果；

四、清单一份；

五、恒景花园D栋基坑位移监测点布置图；

六、2000年7月26日、8月18日、8月30日、9月25日中国建设银行进帐单及收款人营业执照。

在第一次开庭后，原告针对被告的抗辩提交了2003年6月20日赵文改的证言并申请证人赵文改出庭，本院予以许可。2003年7月31日，证人赵文改出庭作证确认了上述证言的真实性。赵文改2003年6月20日证言的内容是：“武汉基础公司恒景花园土方工程并非我本人施工，而是方俊凯进行施工的。此项工程经朋友介绍我与基础公司交接，当时我没有资金，所以我介绍方俊凯到基础公司签合同。在工程验收土方的签证我当时代方俊凯签了名，不知后来时间长了，遗失了签证单，只交了土方验收单复印件给方俊凯，特此证明”。

被告辩称，一、被告与原告、林泽宏签订的《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是无效合同：

1、根据合同性质可以判断出该合同属于建设工程合同，建设工程合同作为特殊的承揽合同，在主体的从业资格上有更严格的要求；

2、原告和林泽宏是个人，均不具备经营土石方运输的主体资格，因此他们所签订的合同无效，该工程如果要支付工程款的话，只能按成本价支付。

二、原告签订合同后，并没有实际施工。原告并没有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是所签合同的履行者，起在起诉状中声称被告向他支付了124000元的工程款，实际上，除其中的10000元是他的借款外，其余的都是卓建发到公司去办理的领款手续。

三、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实际是由卓建发、林泽宏和赵文改共同完成的，被告已向他们支付了全部的工程款。被告向卓建发支付了129000元，向林泽宏支付了113000元，加上原告的10000元借款，共252000元，已支付了全部的工程款。

四、我方保留进行反诉的权利。综上，原告签订了合同后，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明他履行了合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据此，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为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有：

一、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

二、2000年9月18日的签证；

三、2000年9月7日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测量结果；

四、收据、借据、领据共17份。

被告还提交了《追加原告申请书》一份，请求追加被申请人赵文改、卓建发和林泽宏作为本案原告，理由是认为被申请人是涉诉合同的实际共同履行者。被告提供的《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除合同“乙方”这一部分，其他内容和原告提供的完全相同，原、被告双方提供的合同上“甲方”均为打印的“武汉地质勘察基础总公司珠海公司”，但原告提供的合同上“乙方”一栏为手写的“方俊凯”，被告提供的合同“乙方”一栏为手写的“方俊凯”和“林泽宏”，“林泽宏”的名字写在“方俊凯”之后。为查明是否需要追加当事人，本院通知林泽宏进行调查，林泽宏在调查中表示被告提供的《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也不认识原告，从未和原告一起作为一方和被告签订合同。林泽宏主张该工程是其和卓建发、赵文改一起做的，但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相关的工程签证。

经开庭质证，原告对被告逾期提供的证据表示不同意质证，对证人赵文改的证言没有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如下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一、二、三、四、五、六。被告对上列证据的关联性的质证意见是：

一、证据二不能证明原告完成了涉案工程的施工；

二、证据三、四、五反映的是被告方和建设方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无关；

三、证据六和本案无关。

被告对证人赵文改的证言提出异议：

一、原告应在起诉时针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当时没有提供证人证言，却在举证期限届满的6月20日才提交，应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二、原告申请证人作证不符合法定的程序，其不是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十日提出的，也没有向法院提出书面的申请；

三、赵文改本身作为证人不妥，其证言不足以采信。在庭审中赵文改承认了签证单上的签名是自己签的，这足以证明实际施工人是赵文改，因为作为个人施工，为了避免主体混乱，被告是不允许其他不是施工的人在签证上签名的。赵文改本人从林泽宏手中领取了60000元的工程款。

本院查明：2000年7月，原、被告签订了一份《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合同甲方为被告，乙方为原告。合同约定的工程地点为珠海市香洲朝阳路与情侣路交会处，承包范围为乙方按基坑支护设计图纸开挖土方，工程量为土方约10000立方米，从±0.000起算，施工完后按实际工程量结算，承包方式为乙方包开挖、包运土、包弃土，计费方式为采取单价包干的方式，乙方土方工程单价为18元每立方。该合同还约定了甲方的责任为向乙方提供设计图纸、负责协调与建设方的关系、办好施工许可证、派员到现场进行施工调度等，乙方的责任为组织施工力量、办好挖土、运土、弃土所需手续及承担费用，开挖时按土钉墙施工的要求分4－5层开挖，随坑随支护，服从甲方的指挥安排和调度等。施工期限约定为从28日开始计算工期，25天内完成，若乙方未能按期完工，乙方每延迟一天按本合同造价之千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付款及结算约定为乙方在合同生效时立即自行组织机械和人员进场施工，工程完成到50％时，甲方支付给乙方工程款的30％，完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再付20％，剩余工程款自竣工结算后6个月内付清。本案涉及的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于2000年9月7日完成，建设方和被告共同确认完成的土方量为14142立方米。被告在庭审中亦认可完成的土方量为14142立方米和工程款应按合同约定和签证的工程量进行结算（即14142米3×18元/米3）。被告还在庭审中主张涉案工程在2001年11月份进行结算，工程款为252000元，其已向卓建发和林泽宏支付完毕。

又查明，2000年7月26日，原告用转帐方式通过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特区五邑有限公司的帐号收取被告款项10000元，2000年8月18日、2000年8月30日、2000年9月25日，原告分三次从卓建发处取得合计数额为114000元的支票，该三笔款项亦是用转帐的方式通过特区五邑有限公司的帐号收取。

此外，被告在2003年6月3日的《追加原告申请书》中认为被申请人卓建发、林泽宏、赵文改均是涉诉合同的实际共同履行者。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主张该工程是赵文改完成的。被告在庭审过程中还主张赵文改、卓建发、林泽宏三人都在施工现场施工，因此可以向卓建发、林泽宏支付工程款。

本院认为：首先，应确定关于本案适格的原告的问题。原告提供了其单独作为乙方与被告签订的《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被告提供了乙方为原告和“林泽宏”共同和被告签订的合同，除被告提供的合同多出“林泽宏”的签名外，两份合同的其他内容完全相同。在本院对林泽宏的调查中，林泽宏否认被告提供的合同上是自己的签名，也主张自己从未和原告作为一方一起和被告签订合同。而且，从常理分析，合同上手写一栏的内容难以在没有涂改的情况下删减，却可以添加。因此，本院确认原告提供的合同的真实性。林泽宏既不是和被告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也没有相关的合同和签证可以证实该工程实际是其和卓建发、赵文改一起完成，因此，没有足够证据显示林泽宏是本案适格原告。赵文改没有提出自己是涉诉合同的履行者的主张，也没有证据显示其是合同的履行者。又，亦没有足够证据显示卓建发为涉案合同的签订者和履行者。综上，原告作为合同乙方的唯一签订者是本案的适格原告，被告主张应追加林泽宏、卓建发、赵文改作为共同原告没有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

原告和被告签订了《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该合同中约定的工程现已完成，原告提供的证据已能初步证明其诉讼请求，被告认为该合同实际不是由原告履行的，应提供相应证据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其在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相应证据。原告申请证人赵文改出庭作证，由于原告的申请没有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因此对证人的证言除本院依职权就是否追加当事人进行的程序事项的调查外，其他部分本院不作为定案依据使用，被告的该质证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第二，关于合同的效力问题。被告在明知的情况下，与不具有建筑从业资质的原告签订了《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从合同的内容来看，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而原告根据该合同所承建的工程内容仅包括开挖、运土和弃土，属于建筑的前期工程，技术含量和工程复杂程度都较低，主要是劳务性的工作。而且，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工程量也已为建设方所确认，没有证据显示该工程存在质量问题。《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中虽对企业资质进行了一系列规定，但其属于部门规章，不应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因此，原、被告签订《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亦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为有效合同。

第三，关于结算标准的问题和工程款总额。该合同为有效合同，因此原、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的单价即每立方米18元的标准进行结算。本案涉及的工程量经建设方确认为14142立方米，被告在庭审过程中也对该工程量进行认可，因此，原告主张其已完成的工程量为14142立方米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主张应按成本价支付工程款，但其是在明知原告是个人的情况下和原告签订合同并约定了单价，该单价的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将其承接的建设方的工程的前期部分工作交给原告完成而和原告签订上述合同，如按照成本价向原告支付工程款，不仅违背当事人双方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还会使被告从建设方获取超额的转包利润，因此按成本价向原告支付工程款既没有法律依据，又显失公平。另外，被告在庭审中也表示其向卓建发和林泽宏支付工程款是按合同的单价乘以签证的工程量为标准结算的。因此，被告要求按照成本价支付工程款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工程款为14142米3×18元/米3＝254556元。

最后，关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工程款的数额问题。被告主张其已向卓建发、林泽宏支付工程款共242000元，原告又向其借款10000元，因此被告认为其已支付完毕工程款252000元。但卓建发、林泽宏不是本案合同的履行者，其收款也没有得到原告的委托和追认，被告认为卓建发、林泽宏三人都在施工现场施工，因此可以向卓建发、林泽宏支付工程款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所以，被告在没有得到原告指示和追认的情况下向他人的付款不应抵作其向原告支付的工程款。原告认可其通过卓建发取得三张支票，并以支票的方式转帐收取被告工程款114000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但这并不等同于卓建发是原告委托的收款人。又，原、被告双方均认可2000年7月26日原告从被告处领取10000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据此，本院确认被告合计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24000元，这和原告提供的四张进帐单的数额可以相互映证。原告又认可应扣除被告代缴的税费5091.12元，因此，用总工程款254556元扣除上述已付工程款124000元和代缴税款5091.12元，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125464.88元。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五十四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公司珠海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方俊凯支付工程款125464.88元。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4019元，保全费1147元，合计5166元由被告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付，本院不予退还，由被告在履行上述债务时直接向原告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胡 夏

二00三年八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 丽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