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湾金融合作现状与趋势分析
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湾金融合作现状与趋势分析
两岸金融合作交流的历史已久,海峡西岸经济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与台湾进行金融交流与合作,是全国最早开展对台金融业务的地区之一。经过20多年的发展,海峡西岸经济区在台货币兑换、银行业务合作、贸易结算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全国呈先行发展的趋势。
(一)两岸货币通兑方面
2001年,两岸通汇改变过去了以往汇款和贸易结算均采用经第三地银行转汇的间接通汇局面,实现局部的直接通汇。两岸货币直接双向兑换也有了较快
(二)两岸互设金融机构
两岸互设金融机构呈现单向开放的局面。大陆于2003年就批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与香港工银亚洲四家银行赴我国台湾地区设立办事处,始终未获实质性进展。我国台湾地区已有2家台资银行在大陆设立并营业,2家合资寿险公司和1家台资产险公司设立并运营,1家合资寿险公司获批筹建,7家银行、14家证券公司和14家保险公司在大陆设立代表处。2008年11月,台湾富邦金控通过其子公司香港富邦银行收购厦门商业银行20%的股份,成为第一家在大陆营业的台湾地区银行。
(三)金融机构业务合作方面
两岸金融机构间的业务合作取得了一些突破,主要有: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分别与台湾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等四家台资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四家银行的内地台商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祖国大陆的工行、建行、交行、中信和台湾地区多家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两岸快速汇款业务;民生银行与台商远东集团联合发行百货联名信用卡等。
(四)资本市场开放方面
两岸正在逐步相百开放各自的咨本市场。
(五)两岸直接投、融资
两岸投资呈现不对称发展态势,基本上还处于单向或有限的双向状态,一直呈现“只有台商到大陆投资而大陆企业不能赴台投资的单向投资格局”。2008年12月24日,在两岸实现“大三通”后,大陆官方首次出台政策,鼓励大陆企业积极稳妥地赴台湾地区投资。可以预见,两岸将实现双向投资,而且国家开发银行表示愿意支持岛内基础设施建设,参与“爱台十二项建设”。
为解决在大陆的台资企业融资难问题,国家开发银行在原有专项融资支持台资企业300亿元人民币的基础上,承诺在2006--2010年向在大陆投资的台资企业提供300亿元人民币额度贷款,考虑将重点支持一批大陆台资中小企业,帮助其实现转型升级;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也决定在今后2~3年内各自为大陆台资企业包括中小企业安排50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
存在的障碍与问题
一、两岸金融市场开放不对等,交流合作有来无往
目前,大陆对台湾地区金融业务全面开放,而台湾当局对大陆金融机构进入台湾市场基本上采取限制的做法。台湾金融机构可以在大陆设立分支机构,办理银行、证券和保险等业务。台湾方面在入世后,于2003年10月修订
第二篇: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认识与感想
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认识与感想
一、两岸经贸趋势及影响(一)两岸经贸快速发展的原因
两岸经贸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已形成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台湾经济高度依赖大陆市场,大陆经济发展也与台商无法分割。
两岸经贸能够有今天的局面,追根究底,首须归功於两岸政府务实推动开放政策,大陆前领导人邓小平自1979年在大陆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先生自1987年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之后并准许两岸间接贸易及台商间接赴大陆投资,因而开辟了两岸经贸发展的新时代。再者,19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及区域经济整合之趋势,亦催化两岸经贸关系加速发展。而大陆与台湾经济条件互补,加上地缘关系及文化背景相近,更促成两岸间日益频繁的经贸互动。
(二)两岸经贸趋势变化
两岸经贸的密切程度,可以从各项经贸统计数字反映出来:
在贸易方面,大陆已是台湾最大贸易对象、第一大出口地区及贸易顺差的来源。2006年台湾对大陆贸易总额881.2亿美元,其中出口633.3亿美元,进口247.9亿美元,顺差385.4亿美元。从1990年迄今,两岸贸易累计金额达5,613.7亿美元,累计贸易顺差3,290.2亿美元。两岸贸易快速发展,也让台湾对大陆贸易依存度快速上升,2001年至2006年台湾对大陆包括香港出口佔总出口比重从26.6%升高至39.8%。
在投资方面,据台湾方面统计,1991年至2006年台商赴大陆投资累计金额达549.0亿美元,2006年单年投资金额达76.4亿美元;另据大陆方面统计,截至2006年底止,台商协议投资金额1,000.2亿美元,实际到位金额438.9亿美元。大陆佈局对台商的重要性愈来愈高,台商大陆投资占台湾整体对外投资比重,由2001年的38.8%升高至2005年的71.1%。从投资趋势来看,台商投资產业由早期加工型劳力密集產业扩大至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以及内需产业。台商投资地区也从早期福建、珠江三角洲扩张至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及华中、西南一带。
(三)两岸经贸对台湾及大陆经济的影响
两岸经贸发展的影响至深且广。近年来,台湾对大陆出口持续扩张及庞大的贸易顺差,已成為台湾经济成长的重要动能。2006年台湾经济成长率4.62%,国外净需求(出超)的贡献达35%,几乎仰赖对大陆出超的贡献。而台商在两岸进行產业分工,利用大陆作为制造工厂,降低生产成本,并建立全球运筹的企业经营模式,如鸿海、广达、华硕等国际级企业。台湾产业结构也因此快速调整,服务业佔GDP比重愈来愈高,从1991年55.14%大幅上升至2006年73.44%。
另一方面,台商赴大陆投资,将大量资金、技术及管理人才带到大陆各地,带动大陆产业升级,据非正式估计,台商大陆投资实际金额约在1千亿至1千5百亿美元间;常驻大陆台商及眷属超过1百万人,在大陆创造超过一千万个工作机会;对大陆经济掘起及世界工厂的地位具有关键的影响力。而两岸产业分工及贸易发展,将过去日、台、美三角贸易关系,转变为日、台、中、美四角贸易关系;对大陆外贸快速成长及创汇有很大贡献。
二、推动两岸经贸的新思维
整体来看,两岸经贸面对很多新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很多发展瓶颈。要掌握机遇,突破瓶颈,必须有新的思维,本人特别提出以下几个思维方向:
第一,两岸共同面向全球经济趋势。
当前两岸经济发展的最大交集在放眼全球。21世纪是全球化世纪,亚洲经济整合也是大势所趋,这对两岸经济是机会,也是挑战。全球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為中国大陆创造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相较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及德国,大陆有条件、也有更大机会在更短时间内缔造大国经济的优势。相对上,台湾致力参与全球化及区域经济整合,可以突破资源不足及市场规模太小的限制,若循產业全球化模式发展两岸经贸,台湾不必忧虑经济主体性的减弱乃至消失。
换个角度说,全球经济思维就是两岸共创双赢之道。在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架构下,两岸经贸障碍可以自然消除,两岸经贸合作也可以自然发展。要实践这样的思维,台湾应遵循多边贸易体系架构及规范,勇於推动及贯彻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相对上,大陆应协助台湾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运作,在各种制度化安排上(如东协加
一、东协加
三、东协加
六、各种双边及多边FTA或区域性合作),应该包容台湾的参与,让两岸能够共同扮演建设性角色,化解台湾可能被边缘化的疑虑。
第二,两岸共同面对解决经济问题。
台湾内部对两岸经贸的最大忧虑,就是担心台湾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向大陆单向倾斜移动,因此,未来两岸经贸应加强双向交流,从目前单向倾斜发展到双向平衡互动,让大陆观光客可以到台湾旅行,大陆资金可以到台湾投资,大陆技术及人才也能够在台湾发挥效益,不仅对台湾经济发展及活力有正面助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化解过度依赖大陆市场的疑虑。
另一方面,大陆「招商引资」政策对吸引台湾製造业在大陆投资已出现明显的侷限,包括可以投资的新產业愈来愈少,附加价值过低等,必须及早寻求新的突破。本人认为,可长可久之道,应在两岸共同关心的永续发展课题上,包括能源、环保、农村建设、服务业、科技,发展等新领域,扩大交流及加强合作,建立永续合作的互利关系。
第三,政治求同存异、经济互利共生。
两岸应该搁置政治争议,务实发展经贸。两岸因内部政治结构问题,双方政治分歧在短期内势难解决,因此,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必须掌握「求同存异」的原则,搁置政治歧见,务实推动经贸关系正常化。例如有关两岸直航问题,只要将其定位在中性的两岸航线、两岸问题,避开一个中国定义、一中一台、国际、国内等政治敏感用语,双方就容易找到交集,突破瓶颈;其他很多经贸事务也可以循类似途径处理。
在纯粹经济事务上,两岸也要建立协调机制,化竞争為合作。两岸经济关系经过多年的变化,已从互利互补逐渐转变为竞合关系,因此,双方必须本於「互利共生」的思维,建立协调机制,进行多方位合作关系,才能创造双赢的经济发展大环境。
第四,民间为本、务实推进。
企业活力及市场机制是带动两岸经贸发展关键所在。多年来,两岸经贸快速发展,民间企业一直扮演前锋的角色,市场力量引领带动热潮。两岸政府应该正视并珍惜这种难能可贵的成果,持续强化市场机制,激发
民间部门活力,藉以扩大两岸经贸的深度与广度。
两岸经贸关系要长久稳固,也必须本於务实的理念,要扬弃意识形态,也不要过多的口号宣传,各种经贸事务推动,要按部就班,由小而大,由易而难,由简入繁,各种市场游戏规则及制度的建立尤其要重视,例如:智财权保护、投资保障、经贸纠纷调处等制度,都是两岸经贸可长可久的重要基础。
三、感想
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的策划与实施,是新一届省委对福建准确定位、审时度势、殚精竭虑、身体力行,为加快推进中华民族伟大振兴事业所作的英明决策。
“海峡西岸经济区”一词,最早出现于2003年9月省人大十届一次会议卢展工省长首次提出的“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构想。2004年1月省人大十届二次会议上卢展工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阐述了“海西”战略。同年6月,省委在北京召开“海峡西岸经济区”论坛。8月,省委七届七次全会确定“海西”建设战略并作出部署。2005年是启动实施“海西”战略的第一年。当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海峡西岸”正式写入《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年1月12—16日,胡锦涛总书记专程考察福建,指出:希望福建抓住国家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加快发展。海峡西岸经济区在省委的精心策划、中央的大力支持以及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之下,正徐徐舒展她活力四射仪态万方的迷人身姿。这是省委审时度势、谋划福建发展大局、殚精竭虑作出的英明决策,也是福建主动融入全国发展大局、准确定位、为加快推进中华民族伟大振兴事业的世纪创举。
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是相对于海峡东岸台湾而提出的,是以福建为主体并包括周边地区,地域分工明显、经济联系紧密、中心城市支撑、市场体系统一、要素流动集聚,具有自身特点和独特优势的区域经济体。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历届省委在谋划福建的发展中均提出了相应的战略。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大念山海经,建设八大基地”;90年代初期提出“沿海、山区一盘棋发展”;1995年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2002年,提出构建“三条战略通道”的战略构想。这些战略对福建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为改革开放后的福建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新形势下,如何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与全国区域经济以及对台格局中谋求更快更好发展,省委一改过去20多年主要着眼于本省行政区划内经济建设的“行政区自我崛起”的发展路线,致力于走以省际区域对接和区域整合为内容的“经济区战略崛起”的发展路线。2004年,省委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四个三”、“四个二”、“六项举措”(2005年11月省委七届十次全会增加两项)、“九大支撑”和“一个目标”,即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
从“大念山海经”到“山海田一起抓”,从“海峡西岸繁荣带”、“三条战略通道”到“海峡西岸经济区”,省委把“海峡西岸繁荣带”上升到“海峡西岸经济区”,从“三条战略通道”的战略手段通向与扩展到“海峡西岸经济区”这一战略目标,由此形成了更为科学完备的战略体系。这充分体现了新一届省委为谋划福建发展的殚精竭虑与高瞻远瞩,体现了对自身区域在全国经济与政治格局中所处的战略位置的准确定位与远见卓识。
福建与台湾一水相连,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两地联系十分密切,卢展工书记归纳闽台有着“五缘”优势——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并明确指出,要依托“五缘”优势,积极拓展“六求”作为,要进一步突出福建促进祖国统一的强烈责任、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海峡西岸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有助于中央对台工作方针的落实;有助于增强对台湾人民的凝聚力、吸引力,加快两岸统一步伐;有助于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港澳回归、在国家东部已形成环渤海湾、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国家实施振兴东北、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新一届省委寻求战略崛起——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这一重大新举措,将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产生深远影响。它不仅符合国家区域发展的整体规划,使福建为主体的经济区域成为国家又一个极为重要的新经济增长极,更有利于建设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前沿平台。
第三篇:国际警务合作的现状与趋势(模版)
国际警务合作的现状与趋势
[摘要] 在当前形势下,外事局主动适应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工作思路,积极推动对外交往工作由传统的友好交流朝着务实有效的执法合作方向发展,努力实现国际执法为国内执法服务,为维护国家稳定服务。截至目前,在联合国191个成员中,我国已与146个国家和地区的内政警察部门建立了双边关系;在多边合作领域,我们共参与国际和区域组织、国际会议56个。我们继续向国外派驻警务联络官,共向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加拿大、法国、俄罗斯五个国家派驻九人,向美国增派两人。还向联合国五个维和任务区派遣九批60名维和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应联合国请求,我国向海地派遣了第一支由125人组成的维和警察防暴队,掀开了我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篇章,在国内国外引起积极、强烈反响。派遣民事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不仅体现了中国警察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而且表明了中国政府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决心和实力。同时,为进一步加强与国外执法部门的直接联系,将对外执法合作的触角延伸到国外,逐步构筑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网络根据外事局工作的性质和特点,结合外事局青年干部居多等实际,外事局紧紧抓住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这一有利契机,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近年来新增加的维和工作和派驻警务联络官工作,以及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划归外事局,外事局的工作职能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公安对外交往工作跃上了新的台阶,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打击各种跨国犯罪活动发挥了积极
作用。
[关键词]警察 国际警务 现状 趋势
一. 什么是国际警务合作。
国际警务合作的概念,是指“不同国家的警察机关之间,根据本国法律或者参加的国际公约,在惩治国际性犯罪,维护国际社会秩序领域相互提供援助、协调配合的一种执法行为”。其基本特征:一是国际司法合作的主要组成部分;二是各国警察机构在执法领域的一种合作;三是以国际刑警组织为主渠道,协调不同国家之间打击刑事犯罪;四是灵活性与效益性;五是具有国内与国际双重法律性质的执法活动;六是建立在对等互惠基础上的一种协作关系。国际警务合作的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警务合作范围是指国际刑警组织框架内,主要围绕案件侦查进行的合作;广义的警务合作范围是指包括各国间开展的刑事司法协助的有关内容。国际警务合作能是国家之间加强交流,更好的对犯罪的控制和对罪犯的惩罚,有利于维护国际间的和平。
二. 国际警务合作的意义。
1.国际警务合作有利于更好的维护国家的安全
由于有些犯罪份子利用国家法律的有些漏洞而逃向国外,这使得国内有些民众对社会的安全感缺乏,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而进行国际警务合作后,有些逃向国外的犯罪分子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有利于加强人民的安全感和对社会的认同感,所以有利于更好的维护国家的安全。犯罪份子受到应有的惩罚是世界上每个爱好和平的人的共同的愿望,加强国际警务合作就能更好惩罚那些犯罪分子。使全世界的人都感到安全,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人类社会的稳定。
2.国际警务合作有利于打击跨国犯罪活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拓展和深入,一些跨国的、全球性的问题也相继出现。就国际安全而言,虽然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大战的阴霆己经消散,各类传统安全问题的绝对主导地位有所削弱,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世界主题,但来自一些低烈度、非传统的安全领域中的威胁却逐步上升,日益困挠着国际社会。特别是有组织犯罪、恐怖犯罪、洗钱犯罪、毒品犯罪、武器走私、贩运人口、计算机犯罪等等都呈现出跨国化、全球化的新特点。这些新型犯罪活动在全球化肥沃的土壤中汲取了巨大的能量,不仅在空间上向全球各个角落蔓延扩散,而且犯罪组织日益发达健全,犯罪手段日益巧妙高超,破坏力成倍增长,危害全球政治稳定,扰乱国际经济秩序,影响各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世界给过通过国际警务合作能更好的加强合作从而破获一些跨国犯罪活动,能更好的打击跨国犯罪团体,减少跨国犯罪的发生率。
三. 国际警务合作的现状。
1.国际总体的现状
一些惩罚犯罪的国际公约中,对于警务合作和刑事司法协助都作出了规定。这些公约极大的推动和加强了国际社会在禁毒、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等方面的合作,为促进这些领域的司法互助和警务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并且国际间各国都在加强国际警务合作。
2.我过与其他国家间国际警务合作的现状
在当前形势下,外事局主动适应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工作思路,积极推动对外交往工作由传统的友好交流朝着务实有效的执法合作方向发展,努力实现国际执法为国内执法服务,为维护国家稳定服务。在联合国191个成员中,我们已与146个国家和地区的内政警察部门建立了双边关系;在多边合作领域,我们共参与国际和区域组织、国际会议56个。特别是近年来新增加的维和工作和派驻警务联络官工作,以及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划归外事局,外事局的工作职能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公安对外交往工作跃上了新的台阶。仅2004年,全国公安机关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对外工作方针、政策,从公安机关现实斗争出发,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国际警务交流与合作,全年同13个国家签署政府、部门间关于加强警务合作,打击犯罪的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或会谈纪要15个,建立双边警务联络热线20个,同时向国外派出57个警官办案小组,从10个国家和香港、澳门地区递解回犯罪嫌疑人35名,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打击各种跨国犯罪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向国外派驻警务联络官,共向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加拿大、法国、俄罗斯五个国家派驻九人,向美国增派两人。还向联合国五个维和任务区派遣九批60名维和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应联合国请求,我国向海地派遣了第一支由125人组成的维和警察防暴队,掀开了我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篇章,在国内国外引起积极、强烈反响。
3.其他国家间国际警务合作的现状
其他国家也积极的加入国际警务合作当中,在联合国191个成员中,我们已与146个国家和地区的内政警察部门建立了双边关系说明了加入国际警务合作的国家之多。国际警务合作已成为各国对付犯罪外逃的主要方法,从而来惩罚那些犯罪分子。
四. 国际警务合作的趋势。
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形势下,和平、发展、合作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高举的三面旗帜。新世纪最初七年来,世界形势继续发生错综复杂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深入发展,科技突飞猛进,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加快,新情况、新矛盾层出不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国际合作是各国人民的共同使命。面对不断上升的跨国犯罪和国际犯罪活动,仅仅依靠各个国家的司法机关独立实施管辖,已远远不能适应同这类犯罪作斗争的需要。近十几年的事实表明,如果各国仅仅依靠自己独立地行使犯罪管辖,就可能在管辖空间上出现空隙和漏洞,导致某些犯罪分子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同跨国犯罪和国际犯罪活动作斗争,各国司法机关必须开展国际合作,即管辖合作,建立侦察协作机制,无论是本国公民犯罪,还是外国人犯罪,终究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所以各国之间必然会加大国际警务合作的力度。
五. 如何做好国际间的警务合作。
要做好国际警务合作必须加强国际间和作,与其他国家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好的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派遣民事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不仅体现了中国警察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而且表明了中国政府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决心和实力。同时,为进一步加强与国外执法部门的直接联系,将对外执法合作的触角延伸到国外,逐步构筑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网络根据外事局工作的性质和特点,结合外事局青年干部居多等实际,外事局紧紧抓住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这一有利契机,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另一方面,联合国方面应当建立更加完善的国际公约,从而来保障国际国际警务合作的正常有序的进行。
【参考文献】
《国际警务发展趋势》,高级警官培训教程,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涉外警务概论》,向党著,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第四篇:“海峡两岸台湾历史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学术研讨会综述
“海峡两岸台湾历史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章作者:陈于武 作者单位:近代史所 点击: 2400
在台湾问题日益引起国人关注的情况下,2004年12月18日至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海峡两岸台湾历史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共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就台湾史研究提出的历史观等学术问题阐发见解,展开了热烈而又深入的讨论。
台湾史中心主任张海鹏研究员致开幕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台湾史研究中心理事长朱佳木致辞,国台办研究局副局长杨亲华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张海鹏在开幕词中说:“现实的需要,永远是引领学术前进的基本指标。我们只有把台湾的现实情况摸深摸透,才能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合适的正确的机谋与决策。但是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而成的,要深刻了解现状,离不开全面、深刻理解历史。”“希望与海峡两岸各地台湾史学者协作,希望进一步推动国内的台湾史研究,为发展中国历史学的这个分支学科服务,也为解决日益引起世人关注的台湾问题服务。”
朱佳木副院长在致辞中指出:“台湾问题是目前我国国内政治和远东国际关系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台湾问题能否妥善解决不仅关系到我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关系到我国的国防安全,同时也关系到二千三百万台湾同胞的命运,关系到远东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解决台湾问题,需要有关各方决策者的卓越智慧和超常胆略,更需要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努力。而海峡两岸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台湾历史问题的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正是这种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推动和加强台湾史研究,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要了解台湾史研究的演变过程和现状,包括台湾史研究中所体现的一些指导性的观点,如:台湾主体意识问题,台湾人的悲情问题,台湾史与中国史的关系问题,台独史观问题;台湾史资料的分布和使用情况;台湾史研究的今后走势和推进研究的工作建议等等。历时两天的会议有7场报告会,共有 30 余位专家学者在会上做了专题报告,并提交了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开幕式后,6位学者做了主题报告,这些报告从不同的角度,回顾了不同时期台湾史研究中取得的成绩,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台湾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厦门大学陈孔立教授围绕台湾历史研究中的“台独史观”做了全面分析。台湾大学王晓波教授从哲学家的思考出发,对台湾史研究中的殖民地史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厦门大学李祖基教授对海峡两岸台湾史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做了全面回顾与总结。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月红从维护中国历史安全问题的角度对岛内猖獗的“台独”历史观进行了严正驳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对美国“一中”政策的形成与执行过程进行了梳理。张海鹏研究员着重从宏观的角度,从如何对待《开罗宣言》、《旧金山和约》等问题切入,对台湾史研究中“国家认同”与台湾史主体性问题做了阐述。他指出:所谓“国家认同”自然是认同中国,不存在其他的所谓“国家认同”问题。台湾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研究台湾史与研究中国史,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在其他各场报告会上,与会代表围绕台湾历史中有关重大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两岸学者一致认为:海峡两岸关系中的几乎每一个现实问题,都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从历史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台湾历史的发展过程,对台湾历史做全面、细致的研究与探讨,就可以透过表象看清台湾问题的本质。在台湾问题上,历史学家是大有可为的,搞好台湾历史研究,可以对我们了解和认识台湾的社会现实和未来趋势提供丰富的资料和多元的视角。会议的一个焦点是,在今后的台湾史研究中,要大力加强对外国势力干扰台湾问题的历史研究。近代史所研究员张振鲲提出:台湾研究,不论研究其历史还是现实,外国势力的涉入、存在、运作及其后果都是其中的重大课题。会上,三位大陆学者对日台关系现状以及日本对台湾的战略图谋等,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剖析与梳理。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指出:日本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台湾的野心。在台湾史研究中,一要重视日台关系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对台湾的战略政策研究;二要重视在东亚地区、中日关系、中美关系格局下的台湾史研究;三要重视利用日本近年来公开的解密资料。
当前,台湾陈水扁民进党当局大肆推进“台独”,台湾的教育行政部门紧紧跟上,在刚刚公布的《高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草案》中,公然把中国史和台湾史分割开来,把台湾史作为所谓“本国史”,肆意加以歪曲。台湾学者许毓良博士在其《国家图书馆所藏关于清代台湾地图的史料价值》的报告中,以确凿的史实证据论述了晚清光绪时期对台湾地图制作的贡献,对岛内的“台独”狂潮进行了反击。山东大学谭世宝教授在其报告中,对香港出版物中有关中国历史地图制作中的“台独”分裂主义的表现作了揭露。中央党校何仲山教授、《两岸关系》杂志鞠海涛博士对台湾当局利用“省籍”矛盾制造族群矛盾,把“本土化”引向“去中国化”的卑鄙伎俩进行了分析和批驳。复旦大学冯玮教授以《试论“台湾问题”的“历史地位”》为题,对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历史作了回顾,指出“台湾问题”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日本民族主义的产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郝时远研究员、陈建樾研究员就岛内“原住民”问题作了精彩报告,对“台独”势力利用原住民“去中国化”的逆行进行了批判。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生李理对“台独”分子黄文雄的“台独”史观作了实证考察并逐条予以驳斥。
此次会议的另一个焦点是,围绕海峡两岸台湾史研究概况与未来趋势,多位学者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宏观展望。从他们提交的论文来看,海峡两岸的台湾史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和进展,但距离社会需求仍然差距不小,正如张海鹏主任在闭幕词中所言:与日、台两地相比,我国大陆的台湾史研究力量还很薄弱,仅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也应大力加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此次组织发起这样一个学术研讨活动,目的就是交流台湾史研究中的各种观点,分析台湾史研究的趋势,进一步推动和协调国内的台湾史研究。台湾当局以“台独”理论指导台湾史教学与研究,对台湾的台湾史研究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对大陆的台湾史研究也是一种挑战,严谨的历史学家们应该本着历史学家的良知,起而应对,做出我们对台湾历史应有的客观的解读。
此次会议是台湾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学术活动,受到两岸学者的关注与赞赏并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议。台海出版社社长安然把此次大会的召开与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九洲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的出版并称为中国台湾史研究界的两件具有标志性的“旷世盛事”,他还提出今后应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三个层面上推进和加强台湾史研究的发展。与会学者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今后继续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相信经过这样的推动和协调,国内台湾史研究现状必将得到改善,同时也必将增进全国人民对台湾历史与现状的了解,从学术上对促进祖国统一做出贡献。
第五篇:浙江省FDI现状与趋势分析
[摘 要]本文首先从规模、国别构成、产业结构三个方面对浙江省FDI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接下来再从人民币升值、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企业所得税改革和次贷危机等四个方面深入的分析这些因素分别会对FDI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未来浙江省FDI的变化和趋势做出了谨慎的预测。
[关键词]FDI 人民币 劳动合同法 两税合一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浙江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升温,它在浙江经济中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外资经济对浙江省的贡献不仅体现在GDP的增长、而且还体现在其促进浙江省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增强浙江省研发能力等许多重要的方面。总之,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浙江省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变化也将直接影响到浙江的经济发展。因此,对新近出现的一些将会对FDI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将通过对人民币升值、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企业所得税改革和次贷危机等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以阐述他们是如何对FDI产生影响的,并在分析的基础上预测未来一段时间里FDI的走势。
一、浙江省利用FDI的现状分析
(一)浙江FDI的引进规模
2000年以来,浙江省引进FDI规模的增长十分迅速(表1)。2000年,浙江合同利用FDI为25.09亿美元,占全国FDI总量的4.02%,实际利用FDI为16.13亿美元,只占全国总量的3.96%。2003年实际利用FDI金额已经上升到了10.18%,到了2007年,该比重更是上升至13.87%(表1)。此外,浙江省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这八年里,浙江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年平均增长率为37.07%,远远高于全国的10.78%(表1)。表1 :2000-2007年浙江省合同利用以及实际利用FDI情况(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 全国统计年鉴以及浙江省统计年鉴计算所得,“”表示数据缺失
(二)浙江FDI的国别构成改革开放以来,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在浙江投资。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投资金额所占比例较大的有香港、台湾、新加坡、美国、日本、维尔京群岛等国家和地区。其中香港始终排名第一,且实际投资金额远高于其他国家,但其从2005年开始已经呈现下降趋势。日资、韩资都出现持续下降,而来自作为国际避税地的维尔京群岛的FDI却在逐年快速增长(图1)。
数据来源: 浙江统计年鉴以及浙江外经贸网()
(三)浙江FDI的产业结构
从外商直接投资分行业看,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引资成效显著,外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具体来说,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最小,实际金额平均只占实际FDI的0.6%左右,并且相对来说波动不大(表2)。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仍然是最大的,实际金额在2002年达到顶峰,占到实际FDI的86.93%,但从2003年开始已呈现下降趋势,在2007年(1-11月)降为69.3%(表2)。第三产业增长迅速,实际金额所占比例从2002年的11.89%一直稳步增长到2007年(1-11月)的30%,很明显,第三产业是近年来FDI的投资热点。
由浙江外经贸厅《2006年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情况》中的数据显示,2006年浙江制造业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138亿美元、67.1亿美元,分别占总数的72.2%和75.5%,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同时其实际金额相对2005年也到了10.6%的增长率,说明其仍保持较强劲的增长势头。在制造业当中,浙江的五大支柱产业(机械业、电子业、纺织业、化工业、医药业)是当仁不让的外资重点投资的行业,其中机械业的实际投资金额最大(8.7亿美元),所占比重也最大(9.4%),且保持了较快的增长(相对05年增长32.9%)。化工行业的实际投资金额所占比重相对较小(3.5%),并且出现了下降的现象(相对2005年下降14.2%)。2006年浙江第三产业合同外资47.9亿美元,实际外资19.6亿美元,同比增长25.9%和33.6%,分别占总数的25.1%和22%,比重分别提高了1.5和3.1个百
分点。在第三产业中房地产所占的比重最大,占到了实际利用外资的8.5%,且实际投资额也达到了较高的增长率(22.8%)。另外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的实际利用外资增长迅猛,相对2005年分别增长122.9%和92.9%。
表2: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分产业比重(单位:%)
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局网站以及浙江外经贸网(www.xiexiebang.com)。
二、当前影响FDI的因素分析
通过上文对浙江省FDI现状的分析,我们对浙江FDI的过去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世界的发展,我们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其中有一些变化了的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FDI,所以,本文下面将从人民币升值、劳动合同法、“两税合一”以及次贷危机等四个方面分别分析他们对FDI的影响。
(一)人民币升值
以2005年汇改前的人民币对美元比价8.2765:1计算,到2008年4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破7”,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超过18%。在全球关注的目光中,人民币汇率毫无悬念地进入了“6时代”。
人民币汇率升值是影响FDI的因素之一。要分析其对FDI的影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人民币升值对各行业的影响。
首先,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的出口优势型行业将受到直接冲击,包括纺织服装、家电、机械等产品。由于出口贸易一般会签订中长期订单,先协商好价格,而且出口企业往往采用月结或季结等结算方式,那么人民币在对方付款前的升值就会“吃掉”出口企业的利润。为了保住利润,厂商很可能会提价,价格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他们的竞争力。
再来看一下浙江的情况。浙江FDI主要投资的制造业,特别以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为主的行业,其出口的产品的利润也将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冲击。这很可能会使FDI在这些行业的投资速度放缓。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来说,人民币升值与否并不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他们更看重所投行业的市场前景,以及投资环境的是否良好。汇率改革,表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又迈进一步,将增加中国投资环境的吸引力。出于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看好和浙江的优势,FDI会增加对人民币升值收益行业的投资,如房地产、通讯设备等行业。因此,人民币的升值会改变FDI的产业流向,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FDI的总体增长趋势。
人民币升值还会导致直接的结果,就是国际游资会以FDI或其他名义大举进入中国。假设在汇改一开始就以FDI的名义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那么到目前为止,他们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获得了18%的收益。
(二)劳动力成本增加
Leonard K.Cheng与Yum K.Kwan(1999)研究认为,在不受其它因素的作用下,一个地区的工资成本增长1%将减少0.5%的FDI。从《浙江统计年鉴》2001-2007城镇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所反映的情况看,浙江省的平均工资呈逐年上升趋势,除06年以外,其他年份的增长速度都超过10%。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工资的上涨一方面对FDI具有相反的作用,另
一方面也是FDI的作用结果(工资的上涨总体上还是由于经济的增长,而FDI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吴晓波,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