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质监部门是否有流通领域行政执法权的调研报告

第一篇：关于对质监部门是否有流通领域行政执法权的调研报告

关于对质监部门是否有流通领域行政

执法权的调研报告

酒泉市质监局副调研员柳渊

当前，质检系统正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结合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的应急处置、特别是质检总局被问责这件大事，围绕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的总体要求，大家都在积极探索质检工作如何定位，如何建立和完善质量监管长效机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深入研讨区域整治、执法打假工作机制，使其更加完善、更加科学，就显得特别紧迫、特别重要。“科学发展要执法，执法工作要科学。”质检系统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法打假工作，本着求真务实的行政执法思路发展，必将对地方经济起到良好地促进作用。看待执法打假要科学，组织执法打假也要讲科学性。从根本上讲，质检执法就是要依法行政，在我们的职能范围内把执法打假工作做得更科学、更有效。过去，职能部门间相互推诿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某些事情没人管，某些事情多头管，政府的行政职能没能得到很好的落实，没能很好地体现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工作理念。近日，本人组织工作人员就质检部门与工商等职能部门理清监管界线的法理依据和标准等争议问题对一些基层单位和企业做了深入调研。

一、关于质监与工商在流通领域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权限众说纷纭

国务院“三定方案（国办发<2001>56、57）”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产品质量监管工作中的职能分工在第一部分的职能调整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将原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承担的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的职能，划归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而甘肃省政府的“三定方案”规定我省县级以上质监部门负责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打假治劣工作。由于国务院和省政府“三定方案”内容赋予质监部门职能上的偏差以及部门利益分割、地方保护等众多原因，质监与工商在流通领域的执法权问题在实践中被简单化为：质监管生产，工商管流通。而全然忽略了“质量监管”这个前提以及具体的职责规定。于是有的地方市场拒绝监督抽查、抵制执法检查；于是有的地方职能部门在与质监职能交叉的领域对销售商说不要理会质监；于是有的地方政府明确表示质监部门进流通是在越位，甚至按照这个被扩大化的解释出台分工意见让质监部门退出流通，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法院甚至判定质监部门对销售商的处罚属于执法主体不适当。例如嘉峪关质监局在流通领域的一起手机质量问题的处罚案件，嘉峪关中院以质监部门在流通领域无执法权判质监局败诉而上诉省高院。在此次调研过程中，针对质监部门在流通领域是否有监管权和执法权的问题社会上普遍有两种声音:第一种意见认为，国办发2001-

56、57号文件是抽象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约束力，行政相对人和各级行政机关都应遵照执行。2001年8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已将原由国家质监总局承担的流通领域质量监管职能划归国家工商总局。省以下质监部门是国家质监总局的下级行政机关，其职能与国家质监总局也相应作了调整，无须省级人民政府再行规定。第二种意见认为，国办发2001-

56、57号文件是调整国务院所属的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质监总局的职能、内设机构、人员编制。质监部门在省级以下是垂直管理的，我省人民政府依据地方组织法制定“三定方案”规定质监部门县级以上负责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打假治劣工作。因此，在我省范围内，质检部门在流通领域有监管权和执法权。然而在我们系统内部也存在两种不同点意见:一部分人认为质监系统人员少、经费短缺，承担起生产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能把好“厂门关”工作量已超负荷运转，再涉足流通领域势必会力不从心，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另一部分人认为质监事业起步晚、底子薄，应该拓展执法领域，积

极增加经费收入，着力加强在流通领域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各种说法众说纷纭，各持一词。

那么质检部门在流通领域是否有监管权与执法权？我认为，在实际履行职能工作中，干过头、没干好和没有干都是不称职的，不应该的。按照职权法定原则，行政执法主体的职权，一般有两种取得方式：第一种是由行政机关组织法规定，以概括之语言，划定各执法主体的职能、职权、活动方式等职责范围，例如国务院、省政府的“三定方案”对质监部门职能、内设机构、人员编制等的规定；第二种是由单行的实体法作出规定，即规定某一具体事项由哪一行政执法主体管辖，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法律法规对质检部门职能范围的划定。下面本人就通过行政执法主体职权取得的两种方式来分析质监部门是否有流通领域行政执法权。

二、对调研中产生的不同观点的分析

针对质监部门在流通领域执法所遇到的阻力以及一些处罚销售商的案件得不到法院支持的情况，质监人找了一些理由为质监部门进入流通领域寻找法律依据，一是认为国务院“三定方案”是在工商与质检总局层面的分工，不适用于地方的质监部门和工商部门；二是监管权与执法权属于不同性质的权力，国务院“三定方案”将流通领域的监管权划归工商，但是没有将执法权划归工商。这两个理由均为我们提供了不错的视角，但是其合理性与合法性还需求证。首先，对于第一个理由而言，根据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国务院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有权对于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的国家质检总局进行机构设置与职责划定，质监部门是省级以下垂直管理的系统，其机构设置与职责必须和总局一致，否则行政机关的上下统一性便不复存在。而且，“三定方案”的文件也下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作为一个行政命令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省实际情况来调整各自辖区内工商与质监这两个职能部门的行政职能。对于第二个理由而言，我们以为，执法权是从属于监管权的一种行政权力，没有监管权的存在就不会由执法权的存在，这一点我们从《产品质量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可以得到证实。这应当是一个无需证立的原则，当然，实践中也出现监管与执法分离的现象，但这已经脱离了常态，也给管理带来了混乱。

（一）、从国务院“三定方案”的角度廓清质监在流通领域的监管权。

1、质监部门在流通领域有计量、标准化等质量监管之外的监管权。国务院“三定方案”在调整职能的规定中是将“商品质量”监管权划归工商，但是，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监管范围并非仅限于质量监管，而且流通领域的商品也并非只存在质量问题以至于可以根据这个唯一性思维将“三定方案”中的职能调整转换解释为“质监管生产，工商管流通”而忽略监管范围的多元性。如果从监管范围的多元性来分析，我们会发现，根据有关的专门法规或者规章，流通领域的生产许可证无证查处、标准化、计量、纤维监督及检验、特种设备、以及3C认证等的监管权理所当然属于质监，而工商是没有法律授权的。或许有人会反驳：无论是标准化、许可证还是3C认证，说到底它还是用来规范产品质量的，因此质监对于流通领域还是没有监管权。虽然说根据《宪法》第八十九条以及《行政处罚》第十六条，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级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是这个反驳在任意的扩大“三定方案”的职能分工范围，似乎更多地在利用“三定方案”来修改众多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对于监管主体的授权性规定，而把本来工商不具有监管权的领域也授权给工商，其理由不具备任何的合法性，而且顺着这个思路来分析，其荒谬性立显：商标难道就不具备质量的因素了吗？驰名商标不正是质量好的体现吗？要知道在立法和司法上，一个法律部门是如何细分出一部部子法的，我们不能用学理上的法律体系去混淆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部门细分。

2、质监部门在流通领域具有专项执法权。“三定方案”将质检总局的十六项职能中的最后一项职能规定为“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同时在机构设置部分将执法监督司的职责规

定为“根据国务院授权，组织、协调全国有关专项打假活动”。比如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由质检部门负责组织协调的食品、棉花等专项打假活动，就属于国务院通过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交给质检总局承办的具体事项。所以质监部门有权在流通领域开展专项打假。针对这个问题，国家总局也作出了多个批复，下面简单摘要几个：2002年9月10日国质检法函〔2002〕629号明确答复，根据“三定方案”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深入开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联合行动的通知》（国办发〔2001〕3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集贸市场专项治理整顿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2〕15号）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旅游市场打假打非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2〕38号），质监部门有权在流通领域进行食品专项执法；2003年7月2日国质检法函〔2003〕509号明确答复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加油站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2〕18号），质监部门有权对加油站进行专项执法；2003年8月13日国质检办法函〔2003〕318号明确指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深入开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联合行动的通知》（国办发〔2001〕3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集贸市场专项治理整顿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2〕15号）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旅游市场打假打非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2〕38号），质监部门可以在流通领域对汽车与摩托车产品进行专项执法。当然，有人认为国务院交办的这些事项都是有时效性的，根据我们对上述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文件的检索发现，有的专项整治是有时限的，而有的则没有，这就需要国家总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对于我们质监部门在流通领域有专项执法权的事项进行清理，以廓清我们质监部门在流通领域进行专项执法的范围。

3、对工商在流通领域的质量监管权与执法权的再解释。国务院“三定方案”在工商职能调整中的其他事项这一部分明确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实施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中查出的属于生产环节引起的产品质量问题，移交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处理。根据这条规定，我们以为引入“环节”这个概念作出以下的解释是不会有任何异议的：质监部门和工商部门在流通领域都具有执法权，其执法权的分工就是质监部门查处生产环节引起的质量问题，工商部门查处流通环节引起的质量问题。什么是生产环节引起的质量问题，什么又是流通环节引起的质量问题呢？我以为，所谓生产环节引起的质量问题是指假冒伪劣产品系生产环节的生产者制造的，流通领域的销售者不存在主动的造假行为，只是从生产者那里进货再销售；而流通环节引起的质量问题是指生产环节的生产的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但是流通环节的销售者将该批产品购进之后再进行造假行为，或者流通环节的销售者完全自己制造假冒伪劣产品。

首先，这一点可以从《产品质量法》中找到依据，该法第二十六条、二十九条、三十条、三十一条以及三十二条明确规定生产者不得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该法第三十五条、三十六条、三十七条、三十八条以及三十九条则明确规定销售者不得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而对于销售者从生产者处购买生产者制造的假冒伪劣产品再销售的行为，《产品质量法》没有规定明确的禁则，只是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此行为应受处罚，按照何条款处罚又未作规定，国家总局发布的《关于实施〈产品质量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销售者的此违法行为对应《产品质量法》的四十九条至五十三条的规定具体适用。

其次，更为重要的依据则是法理上的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理论。主体是法律行为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主体的不同会导致法律行为的定性不同，这一点在刑法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刑法上基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有关于身份犯的规定，比如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和公司、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贿，在刑法上是课以不同罪名的，而且刑罚幅度也是不同的。同样的道理，我在上文提到的《产品质量法》关于生产者和销售者的禁则规定就是对身份违法行为的规定。因此，从这一点而言，“三定方案”中规定“生产环节引起的质量问题”是完全按照构成要件理论从主体上区分的，所谓生产环节引起的质量问题就是指的流通环节出现的具有质量问

题的产品系生产环节的生产者所制造，而流通环节引起的质量问题则是指流通环节出现的具有质量问题的产品系销售者制造。而当下流行的“流通归工商、生产归质监”的观点则是按照生产、销售的产品流程来划分的，其完全忽略了法律行为构成要件理论，也完全忘记了《产品质量法》的规定。

（二）、从甘肃省“三定方案”的角度来看我省质监部门在流通领域的执法权。

国办发(2001)56号文件仅是国务院依据《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对国家质检总局这个国务院直属机构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三定方案”作出了规定，而没有对省级及省级以下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职能、职责作出任何规定。但是，甘肃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关于甘肃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按照《地方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于2001年对甘肃省质监局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即“三定方案”中明确规定(甘政办发〔2001〕36号文件)：甘肃省质监局对市、县(区)两级质监局及其事业单位实行垂直管理，组织查处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质量等违法行为。2003年甘肃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与省质监局联发的甘机编办通字〔2003〕62号文件，对市、县（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分局)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三定方案”作出规定，重新核定并再次赋予各级质监局查处流通领域质量问题的职权。另外，国家质检总局[2003]509号批复在引述国办发[2001]56号文件核心内容的基础上，对地方质监部门有关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权限作出了这样的行政解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其职能可以按照省级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质检部门在流通领域的行政执法权。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质监部门在流通领域肩负有计量、标准化、产品质量、生产许可证及QS标志、认证监管等5个方面、共计40多项条款的监管职权。

在计量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计量法实施细则》及《甘肃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共有6个条款规定质监部门具有对计量器具的许可、检定、制造、修理、销售使用方面的监督管理职能，流通领域中销售、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据、利用计量器具作弊等计量违法行为的查处，如流通领域使用的衡器具、出租车计价器、燃油加油机、水表、电表、燃气表的执法监管，属于质监部门的职能范围。

在标准化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及《甘肃省标准化条例》等法律法规共有6个条款规定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是执法主体，行使标准的制定，组织实施备案，以及对标准实施的监督管理，查处获得认证证书的产品不符合认证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产品未经认证或者认证不合格而擅自使用认证标志出厂销售的行为。查处生产、销售、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产品的行为。如非B型啤酒瓶、公共场所安全标识、建筑用螺纹钢等项目的监督，以及棉花质量监管、服装纤维含量的监管等。

在质量监督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法律法规共有17个条款规定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抽查。抽查的样品应当在市场上或者企业成品仓库内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监督抽查工作由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规划和组织。对监督抽查的产品质量不合格的，由实施监督抽查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依法行使职权。

在生产许可证监管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条例》等法律法规共有4个条款规定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负责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统一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工作。国家对实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的工业产品，统一目录，统一审查要

求，统一证书标志，统一监督管理。

在认证认可监管（“3C”认证）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共有3个条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的授权范围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认证活动实施监督管理。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实施。其他方面：国家质检总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授权发布的部门规章，要求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履行流通领域的执法监管职责。一是三包问题监督：依据《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及配套的规范性文件；二是免检产品监督：依据《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三是中国名牌产品监督：依据《中国名牌产品管理办法》；四是QS及产品标识标注监督：依据《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及《查处食品标签违法行为规定》、《产品标识标注规定》等；五是原产地域保护监督：依据《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六是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监督：依据《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管理办法》；七是产品防伪监督：依据《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法》；八是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督：依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办法》；九是商品条码监督：依据《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十是组织机构代码监督：依据《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

综上所述，从职权法定的原则讲:质监部门在流通领域的行政执法权是毋庸置疑的，但流通领域的食品质量监管权当属工商部门无异，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任何规定的出台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体现着制定者的初衷并具备相应的可操作性，国务院的“三定方案”划分规定的目的是分确两个部门的职能，避免相互冲突，提高行政效率，但是生产和销售本来就是不可分开的,所谓剪不断理还乱，这是规定本身的缺陷所在。在此背景下,相关部门对规定的理解和把握就成了行政和司法的关键。而理解和把握方向和标准是什么？我想，应该除了从规定出台的目的来理解也更应该从这项规定执行效果上来判断。打假如打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只要是老鼠，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不会嫌打它的人多，同样打假是政府职能，无论是质监还是工商，只要是合理合法，老百姓肯定拥护和支持。当然政府的打假活动有严格的规范，这一点自有法规约束，勿用赘言。对售假者而言，质监力量的参与，尤如高悬的达克摩斯之剑，使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违法成本和风险指数，从而法制得到贯彻，公正得以维护，而最终的受益者是消费者。一个透明高效的社会必定是个性张扬、充满竞争的社会，执法也不例外。

第二篇：地税局强化税收执法权监督工作调研报告

国家税务总局提出加强对税收执法权监督，是做好税收工作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关键所在，也是税务部门从严治队的治本之策。税务干部作为国家机关的行政执法人员，其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税收执法权力。能否公平、公正行使权力，规范税收执法行为，直接影响到税务部门乃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关系到组织收入任务的完成。因此，重视和加强对税收执法权的监督，既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需要，也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推进依法治税的需要。近年来，结合税收征管改革，各级税务部门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办法，逐步完善了各项监督制约制度，规范了税收执法行为，有效地推动了依法治税和党风廉政建设的进程。但仍有少数单位和干部对税收执法权监督存在着流于形式、重于应付、疏于落实等问题，导致了各类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本文旨在结合基层税收工作实际，就进一步加强税收执法权监督做一点探讨。

一、当前税收执法权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思想认识不到位。实行税收执法权监督，是国家税务总局在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中提出的，是促进依法治税、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税务系统存在的违法违纪现象的重要措施，是新时期做好税务工作的重要保证。然而，由于思想认识上的不到位，少数单位并未完全、真正地认识和重视税收执法监督这一系统工程的必要性和内在作用。部分干部认为执法监督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事，与业务部门关系不大，只要纪检监督部门加强执法监督就行。甚至还有人认为税收执法监督是束缚手脚，是对执法者的不信任，是对自己权力的削弱，进而对执法监督人员产生不重视、不理解、不配合；而纪检监督干部则认为税收执法监督工作是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事情，工作不能不做，但不能认真去做。监督上级怕打击报复，监督同事怕影响关系，监督下级怕失去人缘，工作上存在畏难情绪。加之个别领导干部没有把纪检监察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对工作往往是安排部署多、检查落实少，疏于管理、淡化责任、措施乏力，使税收执法权监督难取实效。

（二）领导干部监督不到位。权力失去监督，就会导致腐败。加强税收执法权监督，首先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税收执法权的有效监督。一是部分领导干部自律和遵纪守法的意识不强，在工作中不坚持原则，不依法决策，不依法监督，不依法查处，影响了基层干部公开、公正行使税收执法权。二是由于税务部门管理的特殊性，有些领导干部对上级监督鞭长莫及，与同级无利益关系不愿监督，对下级监督检查时发现了问题，也往往是嘴上说说、会上点点而已，不注重真查实究或采取补救措施，造成对税收执法监督不到位，使一些领导干部由小问题酿成大祸患，滑入了一条“违章－违纪－违法”的犯罪之路。

（三）制度落实不到位。税收执法权监督工作的关键在于抓好落实，不抓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再多、再完善的制度也起不了作用。近年来，为进一步规范干部的执法行为，各级税务部门制定了不少管理办法，如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行政执法（管理）责任制，工作目标责任制等，并层层签订责任书，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这些制度都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实用性，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些还是没有真正落实到位，致使对税收执法权监督乏力，导致个别干部纪律观念不强，执法行为失范。

（四）过程监督不到位。过程监督，是正确落实税收执法权的关键。但目前的监督工作还没有深入到税收执法权运行的每个环节和过程。一是当前的执法监督工作主要以聘请特邀或义务监督员、召开监督员会议、设置征求意见箱、向纳税人发放征求意见表等方式来实现外部监督，再加之征纳双方利益关系的存在，来自于纳税人自发的、主动的监督十分缺乏，从而影响了对税收执法过程的监督。二是在内部监督上，监督仅仅体现在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以及专门机关的监督，部门之间、干部之间的监督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还比较缺乏，无具体的操作办法和制度，监督的合力还未能真正形成。三是政策公开不够，透明度不高，信息流通不畅，没有形成内外监督制约机制，存在“暗箱操作”的现象。四是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缺乏专门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配置，日常考核达不到一定的深度，集中考核难以发现违法的细节问题。五是税收信息化建设推进缓慢，计算机未能全面介入税收征管的全过程，以机器管人、机器管税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六是税收法律对执法权力的界限存在弹性和模糊化，税收执法权在实际执行中自由裁量过大。以偷税处罚为例，除追缴所偷税款和滞纳金外，并处以所偷税款50%以上五倍以下罚款。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处以0.5倍罚款还是五倍罚款，都属合法。这就影响了税务部门执法的规范性，同时也给执法监督带来了困难。

（五）责任追究不到位。实践证明，对税收执法权监督能否真正落到实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真正对违法违纪者进行责任追究。近年来，各级税务部门按照行政执法（管理）责任制的要求，修订了相应的责任追究办法，加强了责任追究。但责任追究的力度还不够大，存在失之于宽，对发现的问题不按责任追究办法处理，有的对责任追究仅仅给予批评教育、扣发考核奖金等，没有给予必要的政纪、党纪处理。对相关责任人的追究心慈手软，使税收执法监督陷入形式主义，使责任追究落实不到位。

二、影响税收执法权监督的主要原因

（一）对干部的管理和教育不深不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教育管理，提高税务干部依法治税和依法行政的自觉性，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规范税收执法行为的前提和基础。近几年，各级税务部门通过狠抓行风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大大促进了单位管理水平的提高，但少数单位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教育管理工作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仍是干部执法行为不规范的主要原因。

（二）税收执法权的监督机制不健全。一是对税务稽查、征收管理、税收处罚等重要执法环节的监管不到位，征管与稽查的信息反馈还不够通畅。个别税务干部钻“监管不到位”的空子，收人情税、关系税；还有个别干部在查出企业偷税问题后，搞权钱交易，搞“暗箱操作”，不征或少征税款。二是责任追究落实乏力。对税收执法监督的有效手段就是责任追究，但现行的有关规章制度还没有把税收执法权监督工作真正纳入考核范围进行量化考核和责任追究，真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三是税法宣传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纳税人自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还不强。四是外部监督机制作用发挥不好。税务部门虽然每年都从社会上、纳税人和税务干部内部聘请了税风税纪监督员,但他们的监督作用发挥得不够，有的根本不履行职责，履行职责的往往只偏重于文明用语、服务态度等方面。而税务部门与他们交流沟通的主要方式就是召开座谈会，对真正依靠他们监督干部的执法行为，充分发挥其监督效能，还研究得不够。并且地方人大对税收执法监督还存在“盲区”。

（三）部分干部的整体素质不高。一是少数干部对业务知识掌握不深、不细、不精，政策水平不高，在实际工作中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欠缺。二是部分干部法律知识缺乏，对如何有效防范职务犯罪方面的法纪意识比较淡薄。三是少数干部责任心不强，工作得过且过，敷衍应付，马虎了事，往往造成执法行为不规范。

（四）执法监督人员的监督意识不强。一是受“老好人”、“怕揭短”、“低头不见抬头见”、“你好我好大家好”等传统人文意识的影响，使得执法监督人员的工作理念和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执法监督是“抓辫子”“找岔子”“不合群”，同别人过不去，这就从主观上使执法监督人员不愿从事执法监督工作，执法监督压根就难以深入、取得成效。二是由于现行体制和思想认识上的不到位，当前各级对纪检、监察部门干部的配备考虑不够，执法监督人员专业知识培训欠缺，计算机、摄像机、照像机等办案取证工具配置不全。同时，由于执法监督人员不是税收业务骨干或能手，税收执法实体和程序不是十分清楚和明确，也必然导致税收执法监督的手段乏力、监督形式单

一、监督工作缺位，这就从客观上使得执法监督工作难以规范。

三、加强税收执法权监督的对策

（一）提高认识，切实增强税收执法权监督的紧迫感和责任心。一是增强执法监督的法制意识。加强税收执法权监督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是推进依法治税的重要措施，是实现税收收入稳定增长的有力保障，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树立地税良好形象的现实需要。各级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学习，切实提高广大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法制意识，不断提高监督和接受监督的自觉性。二是强化税收执法监督的责任意识。通过推行税收管理员制度和行政执法（管理）责任制，建立和完善竞争激励机制，落实责任追究等举措，不断规范干部的执法行为，增强执法监督的责任意识，共同防范执法风险。三是强化税收执法监督必须形成合力的意识。建立党组统一领导，“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责任体制，形成“职责分明，岗责一致，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加强教育，不断提高干部的整体素质。一是要加大干部的教育培训力度，打牢扎实的业务功底，切实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政策水平。二是要加强党纪政纪法规培训和警示教育，增强干部自觉抵制腐败的“免疫力”，使大家做到：常怀律己之心，常弃非分之想，慎独慎微慎行，从而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三是要与纪检监察、司法机关等部门构建共同防范网络，邀请他们定期宣讲党纪法规，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岗位的干部就违纪违法易发环节进行自我防范、自我约束的宣传教育，全面提高税务干部的执法能力。

（三）建立内外监督机制，强化税收执法权监督。一是分解执法权力，细化岗位职责。根据对税收执法监督的要求，结合《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修订职位说明书，合理配备干部，科学设置税务管理各个岗位，细化每个干部的岗位职责；明确监督实施的对象，量化考核指标，增强监督的可操作性；大力推行税收管理员制度，分解职责权力，解决好一人多岗、一岗多职的问题；修订相关税收法律制度，设定必要的税收执法复查程序，切实解决因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执法不公、税负不均的问题。二是深化征管改革，建立起分权制约的运行机制。按照税收征管改革的要求，大力推行税收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实行征、管、查“三分离”，推行稽查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四分离”，使权力得到合理分解配置，达到权力制衡，预防腐败现象发生。三是加快信息化建设，建立计算机监管体系。建立功能齐全、信息共享、监控严密的税务管理信息系统，把税务管理的各个环节都纳入到统一的征管软件中，及时监控所有干部的执法行为，达到“机器管人”的目的。四是组织专门机构和人力深入开展行政执法（管理）责任制考核，及时解决各种问题。在考核检查中，既要注意发现征、管、查之间监督制约不到位的问题，又要注意查处干部以权谋私的现象，通过考核质量的提高，促进执法行为的规范，通过执法行为的规范，保证税收征管的强化。五是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要下决心推行“阳光办税”，把税收政策、定额核定、案件查处、办税程序、服务承诺、处罚标准、税（费）标准等一些带有实质性、敏感性的情况向社会全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大力推行首问责任制、一站式服务、办税服务承诺制等制度，规范税务干部的职业道德和岗位职责，遏制税收征管中拖而不办、效率低下、以税谋私等问题。同时，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税务部门与政府部门的联网，顺畅税收政策传递渠道，让全社会享有广泛的知情权。六是加强税务稽查监督。围绕稽查本身的选案、实施、审理、执行四个环节，继续完善各项规范化制度，形成“选案不查案，查案不审案，审案不定案，定案不执行”相互制约的良好机制。把正常检查、专项检查、突击检查有机地结合起来，严肃稽查纪律，进一步完善相互监督制约机制。严格税收执法程序，正确行使税务处罚权，彻底解决以补代罚和以罚代刑的问题。七是强化外部监督力度。要从纳税户各层次中聘请一批敢说真话的高素质人员为税风税纪监督员，并通过座谈、实地走访等多种途径，及时听取、了解干部执法方面的情况和问题。经常走访纪检、监察、公安、审计、政府等部门，了解干部的执法表现，有针对性地做好事前监督。地方人大要增强税收执法监督的主体意识，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制度，结合政府、司法、监察、审计等专项监督，结合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联动，全方位保证税收行政执法公开、公平、公正。

(四)严格推行责任追究，确保执法监督落到实处。对税收执法权运行中的违法行为依法惩处，对执法过错实行责任追究，是加强税收执法权监督的最后一道防线。唯有追究从严，才能奖罚分明。因此，必须以行政执法（管理）责任制为基础，以检查考核为手段，以过错责任追究办法为依据，严格地对税收执法中出现过错的有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一是把握好责任追究的“度”。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责罚相当，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采取不隐瞒、不护短的态度，真追实究，究责到位。做到处罚要有政策依据，不能严之无据，宽之无边。二是应将责任追究与奖励相结合，解决干事越多被追究的可能性越大的问题，要进一步细化过错责任行为及处罚标准，减少责任追究过程中操作上的弹性，使追究结果更加公平、公正。三是要将责任追究与公务员考核、评优推优等相结合，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干部有执法过错行为的，要取消年终评选先进和优秀公务员资格；单位负责人有执法过错行为的，本单位内不得评选为先进集体。四是要加强对各类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做到有案必查，违纪必纠，对违法违纪的干部要严惩不贷、一查到底，按照法律法规该处分的处分，该移送司法机关的移送司法机关，确保监督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第三篇：城市管理行政执发局对城市管理工作的调研报告

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 “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体现”。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居民对于城市文明、整洁、有序、环境优美的程度越来越高，但同时各种深层次的矛盾也逐渐凸现。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对立统一”，“矛盾具有普遍性”，城市管理领域也不例外。城市管理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个全新命题，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充满着矛盾和争议，随着国家和人民对于城市管理的要求愈来愈高，客观上要求城市管理力度上要不断加大，但同时伴随而来的各种矛盾也日益激烈，在城市管理的不同层面，存在着多种矛盾，各种矛盾相互交错，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与我们创和谐社会的要求背道而驰，如何营造文明、整洁、有序优美的城市环境又尽量化解各种深层次的矛盾，这成为城市管理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从城市管理解决问题的方式上看，存在着问题式管理与预防式管理的矛盾

问题式管理是一种后果导向型管理，它把问题的事后处理作为管理的中心工作，管理机构坐等问题产生、媒体曝光、群众投诉、领导批示来安排工作，是典型的应付式短效管理。预防式管理是一种原因导向型管理，它不是把问题的善后处理作为工作的最终目的，而是把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消除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控制类似问题再度产生的措施作为管理的重中之重，它是一种治本型的长效管理方式。但是，问题式管理与预防式管理的区别尽管从理论上来看，是治标与治本的区别，但是，实践中两者却是矛盾重重，一方面，从理论来看，预防式管理无疑是理想的管理模式，但现实中由于现阶段人力物力财力的局限，目前很多管理部门还只能停留在问题式管理的层面，经过长期的努力，我们的城市管理逐渐地实现了问题式管理向预防式管理的转变，做到了问题式管理与预防式管理齐头并进，不治标的治本只是一句空话，不治本的治标目光太短浅，只有标本兼治，才是长远之计，由此可见，问题式管理与预防式管理的矛盾其实是理想与现实、治标与治本的矛盾。

对策：怎样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呢，结合我市城市管理的实际，笔者认为，一是要运用综合手段来管理。在运用法律行政手段的同时，要充分运用经济等手段，真正实现标本兼治。城市形象的竞争就是发展环境的竞争，就是综合实力的竞争，好的城市环境将给城市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比如处理乱摆乱卖问题，在驱赶、取缔的同时，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贸市场和停车场所建设，给下岗职工创造经营场所，引导马路摊点归市、店外摆放入室经营，规范机动车停放位置，从根本上解决严重影响市容的顽症。目前我市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了多处农贸市场，加强了市容市貌专项整治的力度，各种马路摊点、店外经营现象基本得到有效遏制。二是城市管理逐步延伸推进。城市管理要上台阶、上水平，必须由主街路向小街小巷小区延伸、由城区向城郊接合部延伸、由重点时段管理向全天候管理延伸、由单一的市容管理向综合管理延伸。在地域上，应当整治一片、巩固—片，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推进。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抓，不断巩固和扩大成果，做到“全覆盖无缝隙”管理。在时间上，由现在的着力抓违章现象出现较多或特定的重点时段管理到“全天候无空档”的跟踪管理。在内容上，要在巩固市容管理的基础上推进对环保、公安交通、园林绿化等方面的综合性管理。目前我市无论是从时间上、空间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已基本上实现了从问题式管理向预防式管理的转变。三是要建立“三级”联动机制。按照管理重心下移的要求，充分发挥县、镇、社区的作用，把小街、小巷、小区市容市貌秩序管理等工作下放到社区负责。合理划分部门之间的责任区域，严格落实责任，避免出现城市管理部门“眉毛胡子一起抓”和职能交叉现象。城市管理部门要探索建立城市管理高位协调机制，研究城市管理中的重大问题，沟通部门间配合，实现管理无缝对接，真正形成管理合力，提高管理效率。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政策制订、组织协调、执法监督上来，通过完善考核办法、改进考核方式、加大考核力度、严格奖优罚劣等举措，充分发挥乡、镇级人民政府实施城市管理的作用和社区的基础性作用，调动社区等城市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管理效能。目前我市已制定了“门前三包责任制”等多项制度，加大了对县区城市管理的目标考评，充分地发挥了各单位的积极性，目前要通过开展“达标示范小区”、“达标示范街”、“文明社区”的创建活动，发挥乡、镇级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村委会的积极性，进一步使城市管理向基层推进，向街道、社区、小区辐射，提高基层组织和群众的参与度，努力营造创建工作经常化、城管工作社会化的创优氛围，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进一步推进规范化、长效化管理进程。

二、从城市管理的方法和思路上看，存在着运动式管理与制度化管理的矛盾

城市是经济、社会、环境等系统的高度

第四篇：谈基层人大对施法权的监督调研报告

谈基层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

在我国，关于司法权的解释名目繁多，比较一致的是司法权就等于审判权加检察权。最新版的《辞海》是这样定义的：司法权即国家审判诉讼案件和监督法律实施的权力。分审判权和检察权，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实行三权分立制，司法权由法院行使。我国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都对产生它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在中国，许多人往往把司法机关混同于政法机关，所谓的“政法机关”包括了公、检、法、司、安，其实，公安、安全、司法均为行政机关，是属各级政府所领导的部门。有些人列举司法腐败现象时，举出的例子往往不是司法机关所为，就是混淆了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区别。本文所指的司法权即审判权和检察权，基层人大为区、县级。

一、司法权接受人大监督的法理分析和意义所在1、司法权接受人大监督的法理分析。首先，司法权接受人大监督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要求与体现。根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以人大监督为主体的我国监督体系的建立及其完善是国家政体的内在要求，其制度的产生直接来源于宪法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障，而在实践中“以人民代表为基础建立全部国家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键”。因此，人大和法院、检察院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保证法院和检察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切实接受其监督，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意愿，也是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要求。其次，司法权接受人大监督是国家权力运作与监督制度的主要表现形式。权力制约作为权力监督的一种模式很早就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我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在构建本国权力运行与监督制度时，突出强调了人民在国家中的绝对地位，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在司法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主要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进行监督，以防止权力失范，懈怠于行使其权力或过度滥用其权力，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法院和检察院作为这一监督模式中的一方与人大共生于国家制度。司法人员应当积极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主动接受人大的监督并负责地提出合理的建议是其职责中的必然内容，人大积极行使其职责并不断完善监督方式，同样能够对司法权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司法权接受人大监督的主要意义 监督权是宪法赋予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加强人大对“两院”工作的监督权，使审判和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对促进司法工作依法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人大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宪法和法律确定的重要制度。人大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司法工作提出意见，并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缺点和错误，纠正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现象，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有效推动司法工作健康发展，从而促进司法公正。

（二）加强人大监督，有利于增强司法机关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人大代表直接来自于人民，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直接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反映人民的呼声和要求，司法工作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自觉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实际上就是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就是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无疑是群众路线在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反映，其有助于增强司法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

（三）加强人大监督，有利于创建高素质的司法队伍。人大通过强化法官和检察官的任职考试、任前公示、人事任免、述职评议等活动，加大对司法人员任前任后的监督力度，有助于促进被任命的法官和检察官不断提升政治、业务素质，认真履行职责，以正其身，以民为本，正确处理好“为谁掌权、为谁办案”的问题，以良好、公正的形象多办“铁案”，切实维护司法的公正与正义。

二、当前基层人大在监督司法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应该说，近些年来，随着民主法制建设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人大地位的不断提高，区、县级人大在对司法权的监督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认为，基层人大在司法权的监督上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改进的地方。

其一，认识上存在误区。长期以来，方方面面有一种片面的观点，认为监督就是支持，“寓支持于监督中”、“寓监督于支持中”，否则就是“找岔子”，“挑毛病”，“过不去”。片面强调监督的支持作用，尽量回避监督的制约作用，使得人大监督“犹抱琵琶半遮面”，缩手缩脚，畏首畏尾。

其二，监督手段上刚性不足。在行使监督权时，普遍采用建议，意见等温和式的方法，如对质询、特别问题调查、个案监督、罢免等刚性手段运用极少，使得人大监督难免流于形式；另外，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主体、对象、内容、方法、范围等规定的原则性强，在实际操作中随意性、伸缩性都比较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决议和各种审议意见，缺少法律机制保证其贯彻执行，往往使人大的监督权授予无制、行使无规，监督工作也就难有实效。

其三，代表执行职务的社会环境尚未完全形成。尽管《代表法》已颁布10多年，但仍有一部分人对代表法的法定权力缺乏足够的了解，认为代表仅仅是一种形式，又不脱产，无职无权，只不过开开会、画画圈、鼓鼓掌、举举手而已；另外，代表的素质参差不齐，有的代表职务意识薄弱，把代表仅仅当作一种“荣誉”，选举时竭尽全力争当代表，当选后又不认真履行职责；有的代表重本职工作，轻代表工作，在会议审议或视察活动中，认为自己人微言轻，提不出有价值、有建议性的意见。

其四，监督体制尚不完善。我国虽然实行人大监督“一府两院”的政体模式，但实际运行中，人大监督较为软弱，缺乏经常性，科学性。在基层，“两院”对人大的监督大多是汇报性的应付，且存在报“喜”不报“忧”，报“绩”不报“失”，即便如此，人大有可能还点头称是，这样以来，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实际上成为一种摆设，起不到通过监督制约、遏制司法腐败的作用。再则，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自身来说，立案侦察的职务犯罪案件没有外来机关对其监督制约，这其中虽有内部监督制约，但也是有限的，甚至成为空话，实践中职务犯罪案件立案的多判刑的少就是最好的例证，因而在这缺乏监督的权力中发生腐败也是必然的。对法院来讲，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由于我国法律弹性条款多，量刑弹性较大，造成了监督难到位，在办理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仅是被动式的事后监督，这其中因检察机关要花大力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督的积极性，再说，这种事后监督并不是件件跟踪“过滤”，通过“过滤”遏制法官腐败，而是带有“亡羊补牢”性，且这种“亡羊补牢”对法官很难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很难抑制法官的腐败侥幸心理。

其五，监督系统比较封闭。一方面，人大监督几乎是在自我封闭的内部系统进行；另一方面，缺乏与其他监督尤其是与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的配合和协调，缺少社会舆论的呼应和支持。另外，人大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也不尽合理，专业人才相对较少，客观上也制约了监督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加强基层人大对司法权监督的几点思考

首先，人大监督机制，是它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关键。强化人大的监督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一般都有议事规则，定期举行会议，到了会议期就要对“两院”有关工作情况履行监督职能。常委会组成人员一般也不会提出对“两院”工作的不同意见，特别是相反意见，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常的，但有时候由于不了解有关情况，往往提不出意见，就只能例行公事，较为被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工作要动真格，就得变被动为主动，这就要求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在熟悉和掌握有关法律的同时，还得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如果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只能“拍拍手”、“举举手”，不能推动、支持和帮助司法人员进一步把工作搞好。

（二）变一般监督为重点监督。对司法权的监督应放在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或重点问题进行监督，应该把重点放在公正司法和司法公正上。如果群众关心的焦点或热点问题不放在监督之列，不予监督，就会影响群众的情绪，甚至危及团结稳定的大局。人大的监督工作就会同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脱节，影响监督工作质量。

（三）变抽象监督为具体监督。人大的监督不能抽象化，大而化之，为监督而监督，流于形式，而必须根据法检两院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督，根据问题对“两院”工作提出司法建议。通过对“司法”工作的具体监督，就把监督工作的“走过场”、“官样文章”、“卖瓜人说瓜甜”的一类形式主义的东西堵住了。由于人大的监督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指导实践有的放矢，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实际工作，这样才能更有效的加以监督。

其次，人大与司法单位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在人大与“两院”间建立良性的监督关系，需要从监督主体与被监督对象两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从人大角度来说，在监督过程中，人大可以把监督和支持有机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可以做到四个结合：一是监督与支持司法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相结合，人大及其常委会运用审议工作报告、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组织代表旁听庭审、开展执法检查、述职评议等方法，加强对司法权的工作监督与法律监督，对发现的问题，提出监督整改意见，但不作具体干涉，由司法单位按照法定程序和规定组织实施，充分保障司法单位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二是监督与支持司法单位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相结合。人大通过召开会议、深入调研等途径，了解掌握司法单位在审判方式、检察方式、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改革情况，集思广益，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并帮助排除改革中的障碍，积极推动司法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三是监督与提供帮助相结合。人大对“两院”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障碍，尤其是在办案经费、装备建设、执行工作等方面的困难和障碍，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开展调研，帮助解决，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四是监督与建立联系制度相结合。建立好联系制度，不局限于一年一度的人大例行地对“两院”工作报告的审议，根据司法单位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和特点，采用多种形式强化监督。加强人大内司委与“两院”的对口联系，及时了解情况，掌握工作动态和信息；每年召开2-3次人大常委会与“两院”联席会议，通报交流工作情况和工作安排，协调解决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建立完善重大事项报告、审判工作备案等制度，增强人大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从司法单位的角度来说，“两院”应主动、自觉地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在具体工作中要做到三个坚持：一是坚持主动接受监督。及时向人大汇报重大执法活动及办理大要案情况。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召开座谈会，征求、收集由人大代表提出的对司法人员的工作意见，及时整改。在人大代表中聘请执法监督员或特邀陪审员，通过邀请人大代表旁听案件审理或参加庭审等活动，对司法工作进行动态和全方位的监督。二是坚持人大联系制度。采取多方位、多渠道联络措施，不断加强与人大机关及人大代表的联系。建立“两院”与人大的专门联络机构，配备专职人员从事联络工作。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制度，使法、检两院与人大的联系制度化、规范化。此外，还可以通过由“两院”领导当面或书面向人大领导汇报、及时向人大领导送呈阅件、邀请视察“两院”工作等形式，不断加强联络沟通。三是坚持督办制度。认真办理人大机关与领导批件，认真处理人大代表的建议和意见，逐一登记、逐一列入院长、检察长督办事项，并落实到部门和个人，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两院”在办理人大代表交办及其它非诉事项的过程中，严格执行最高司法机关确立的“实事求是、依法办事与严格高效”原则，既依法办事，做到对法律负责，又注重多做耐心细致的说明、解释工作，让人大领导和代表满意。再次，人大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要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价值取向，以实现司法公正为目标，以不妨碍司法人员独立行使权力为前提。在具体工作中，还应注意以下四个问题：

（一）要依法开展监督。监督权是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人大行使监督权的目的是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人大在行使监督权时，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此外，人大还应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行使监督权和集体行使监督权的原则，防止个人干涉司法工作，避免把人大监督司法变成个人或少数人审批案件，使人大的监督成为一种个人行为，影响司法公正。

（二）要维护司法职权。司法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人大在行使监督权时，要避免对案件提出具体意见，干涉司法人员独立审判权。司法活动是一项技术性、理论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行使办理案件是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没有专业知识和经过严格的程序是难以有所作为的。人大可以通过启动监督制约机制，对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进行补充完善，防错纠偏，促进司法公正。

（三）要强化监督力度。人大可以积极探索与纪检、监察及审计等机关联手开展监督的形式，并把人大监督与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作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重点，做细做实监督工作，确保司法人员秉公执法、廉洁办案。但是媒体也可能阻碍司法公正，在其间设立一道屏障还是必要的，若一味地强调媒体的监督，会将“司法拉进社会的同时也把社会拉进了司法”。

（四）要防止偏听偏信。人大在受理公民或单位的申诉、控告时，要避免先入为主，应充分听取司法机关的意见，全面了解案件的情况，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平等受到保护。

第五篇：质监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状况调研报告

近年来，随着国家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深入开展，一大批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得到了有效查处，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正得以逐步建立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因此而得到了有效保障。但整规工作的形势仍不容乐观，究其原因，都与法制不健全和执法不严有直接关系，特别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比较突出，需要着

力加以解决。为此，近期温家宝总理对全国整规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关键在建立健全法制，严格执法。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结合长期从事基层质监行政执法工作实践，就整规工作中质监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现状及对策作以初浅的分析，以期对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能有所借鉴和帮助。

衔接的主要工作

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中，质量技监部门主要承担依法查处生产、经销假冒伪劣产品违法行为的行政执法工作任务。具体来讲，主要是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食品、农资、建材、棉花、计量执法和特种设备等重点产品和重点领域的执法打假工作。在这些执法打假工作中，需要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主要案件，也就是需要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犯罪案件主要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诈骗案件、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案件、假冒注册商标案件（该案件实际主要由工商部门予以移交，但有时会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相竟合）及非法经营案件等。从近几年笔者所在质量技监部门的执法打假工作实践来看，符合上述移送标准，需要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基本没有，主要原因是案件不符合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和条件。

存在的主要问题

就笔者近年来的质监行政执法工作实践来看，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需明确和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行政执法案件的标准和条件（即何种行政执法案件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还不够完善和明确。

当前，涉及质监行政执法需要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主要案件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诈骗案件、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案件、假冒注册商标案件及非法经营案件等。根据现行《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诈骗罪、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刑事立案标准和条件基本上还比较清楚，或者说质监部门对此还有所了解。但非法经营罪的刑事立案标准和条件则极为复杂，目前质监部门对此的了解和掌握还远有差距。而长期以来由于打假的呼声持续高涨、打假的力度不断加强，涉及犯罪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诈骗、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假冒注册商标等行为因易于辨别、判断且公愤极大而被违法犯罪分子所摒弃或转入更为隐蔽的状态，所以此类行为在当前质监行政执法实践中的查处比例渐趋下降。而由于国家“从源头抓质量”指导思想的确立和相应措施的实施，尤其是《行政许可法》、《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认证认可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食品、农资、建材等产品的经营活动必须首先获得相关资质认可（生产许可、强制性认证等）方能从事，所以对这些领域的质监行政执法重点就是审验生产、销售者的相关资质或其经营的产品的相关资质，即审验其是否获取了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等证照，而并不需要对相关产品的内在质量情况作进一步的判定，实际上大多产品的内在质量并非存在问题，关键是未获得国家的生产许可、强制性认证等相关手续。正是上述原因的存在，质监行政执法所查处的无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等案件在确定是否属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范围时就产生了标准和条件较为复杂而无法明确的问题。因为，与之相连的可能是非法经营罪，但非法经营罪的刑事立案标准和条件极为复杂，就目前质监部门的判断能力来讲对此还无法予以明确。所以，亟需对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行政执法案件的标准和条件予以完善和明确。

（二）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还不能适应及时准确判断所办案件是否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形势要求。

刑事责任是最为严厉的一种法律责任，是否给予某种行为以刑事处罚是极为严肃、极为专业的法律工作，需要包含法律素质在内的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胜任。而目前，质监行政执法人员大多非法律专业出身，且素质参差不齐，加之长期从事质监某一类型的单一的执法工作致使知识面窄、思维模式定型，要求其及时准确地判断所办案件是否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显然是力不能及的。具体办案的执法人员如此，作为是否移送的审批人，有关负责人也存在这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当然，由于缺乏对刑事司法工作的了解和相应的实践经历，具体办案的质监行政执法人员也无法全面、准确落实符合刑事司法要求的有关调查取证工作，从而可能使在真正面临移送案件时因能力问题而丧失追诉最佳时机的顾虑无法消除。所以，移送诸多

环节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显然制约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有效开展，而这当中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是最为关键的制约因素。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还缺乏明确有效的的工作机制。

从先前的质监与司法机关的工作联系实践看，大多情况下，质监部门在行政执法工作遇到极大阻力时应请求公安部门予以协助配合，或遇到专项整

治工作任务时，双方各司其职、协同配合。而检察机关则往往是以查办贪污贿赂案为目标主动突击检察，指导帮助行政执法机关提高移送案件的判断鉴别能力和水平的服务性工作则极为薄弱，甚至缺失。至于法院，在发生行政诉讼案件时才可能与行政执法机关发生联系，平时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业务往来。总之，可以说，目前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在有关业务工作的往来上是少量的、即时性的，相互间的工作联系机制是松散的、不稳定的、模糊的。就具体细节而言，行政执法机关在发现有涉嫌移送案件时，向刑事司法机关的哪一具体部门予以移送，移送案件最终审核结果又如何予以反馈等问题不一定行政执法机关就十分清楚明白，刑事司法机关也未必就此类问题向行政执法机关予以告之。所以，工作联系机制方面的缺陷也是制约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因素。

几点意见和建议

针对上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决：

（一）行政执法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刑事法律知识的培训教育。在这方面，主要是加强《刑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及有关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规章的培训教育，使其强化在行政执法过程当中会发生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情况和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是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执法有效性、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制权威必然要求的认识。同时，也进一步明确移送的基本标准和基本程序等涉及具体操作的有关知识，从而促进行政执法机关的移送工作。

（二）刑事司法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有关移送业务工作的培训指导。在这方面，主要是对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和条件以及移送的具体要求和程序等有关内容予以培训指导。因为，不论是从业务工作范围、业务知识和技能，还是从实践经验等诸多方面来讲，对犯罪案件的侦查、审核、认定等工作，行政执法机关都远远无法与刑事司法机关相媲美。所以，这是做好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工作的前提和保障。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应尽快完善和明确。在这方面，主要是由有关机构作为牵头或负责单位，商行政执法机关、刑事司法机关讨论、论证，制定行之有效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建立和形成长期、稳定、明确的衔接工作模式，克服先前即时、松散、模糊的衔接工作缺陷，以有利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这是做好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工作的关键，也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所要解决问题中的当务之急。

总之，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对于严格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司法，有效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制权威，促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意义。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调研和探讨理应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和司法部门的重视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