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红十字会副会长郭美美事件三天毁掉红会一百年
红十字会副会长:郭美美事件三天毁掉红会一百年
11月5日上午9点，企业家论坛，数百名记者打开会议资料时发现，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的名字赫然在列。记者们一阵骚动。
下午3点，赵白鸽作为嘉宾出现在会场，并作了“慈善革命：都是‘郭美美’惹的祸？”的主题演讲。
发言没几分钟，赵白鸽就主动提及“郭美美事件”，并表态“要深刻地反思”。她回忆着红十字会作为“百年老店”的荣耀，同时也坚定表态，红十字会需要监督，需要改革。
一个月前，她还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一个月后，她走进了正处于“风口浪尖”的红十字会。
赵白鸽的上任会给红十字会带来什么？红十字会该怎样走出“全民信任危机”？就相关问题，《中国经济周刊》对赵白鸽进行了专访。
“郭美美事件”的思考——
“三天毁掉一百年。”
提问的焦点仍然是“郭美美事件”，这也是赵白鸽在上任后必须要解决的首个问题。“一个有着107年历史的红十字会，怎么会在一个小姑娘郭美美的冲击下产生这么大的问题？我很震撼，也在深思。”赵白鸽说，红十字会百年历史的背后，是无穷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是最近十年，红十字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上任后一直在看它的档案，很感动。但是一个都没有被证实的网络事件，却可以用三天就把你打得稀里哗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让社会了解红十字会，提高抗击风险的能力，否则一个观点掉下来，就把我们摧毁了，甚至撕碎了。”
了解首先从定性开始，赵白鸽不厌其烦地纠正每一个记者的提问，“红十字会不是慈善机构，而是人道组织。慈善讲的是非战争状态下给予的救济，人道指的是包括灾难、战争所引发的战争救援、救助和救护，范围更宽泛，这也是红十字会和一般的慈善组织不同的地方。”赵白鸽遗憾地表示，“红十字会的工作中，救灾及救援占据60%，社会捐助也就是慈善占据40%，大家都在盯着慈善，却不知道我们的救济工作。”
近年来，红十字会不仅完成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国内救援工作，还参与了日本海啸地震、利比亚战乱等国际救援工作，赵白鸽认为，“我们在战争救援中的作用至今没有人可以代替。”但她也坦承，“我们在平时的社会捐赠中做得不好，所以遭到了挑战，这是我们要重点改革和加强的部分。”
回应“乱收费事件”——
“会费是合理的。”
“你们媒体很重要，一个‘大字报’就把我们的青少年运动项目搞停了，这种毁誉是很厉害的。”赵白鸽说。
前不久，“武汉、西安等多地中小学生被要求加入红十字会并缴会费”的报道引发了轩然大波，西安市教育局发出紧急通知：各级学校红十字会组织不得收取青少年运动项目的相关费用，已经收取的一律清退。
谈及此事，赵白鸽不停地叹息。“不了解就发表议论是可怕的，当然，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媒体参与进来，了解我们的工作。”她介绍说，红十字青少年运动是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第三项，目的是培养青少年的责任意识，在美国、英国等都有专门的教育系统从事这项工作。
“孩子参加志愿者活动之后，照顾老人、献血等，就有一个记录，他上好的学校就比较容易，牛津、剑桥都会优先录取本国参与该项目的学生。”赵白鸽认为，最高5元的会费是合理的，因为“社会工作是有成本的”。
“信任危机说明了一个道理，公众的理解和信任是任何一个具有公益职能的机构赖以存在的基础，红十字会想要成功度过此次信任危机，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加强与公众的交流和沟通，让公众了解和理解红十字会的性质和工作，以服务公众和社会的心态，小心谨慎地在各种职能中转换角色。”赵白鸽认真总结道。
实现“公开、透明”——
“监督是关键。”
“可能你以后还会发现，红十字会又出事儿了，又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你会想，老赵都在吹牛呢！”赵白鸽发出爽朗的笑声，“可是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决心是有的，我们正在努力，总有一天能走出来的。”
8月2日，在“郭美美事件”风头正劲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微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正式上线，首次公布了红十字会接收的数十万笔青海玉树地震捐款情况，很多网民查询发现，捐款信息并不完整准确，捐款用途仍然没有说明，捐款总额和使用都缺乏第三方监管。
“在调研中我发现，红十字会每年接收几百万笔的捐款，最高的上千万，最低的几元钱，如何做到资金的来源和去路明晰，做到预算过程科学、执行过程公正、监督过程透明？”赵白鸽说，“这就需要我们对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
她介绍说，目前，红十字会将资金管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投资，用于救助。“这部分钱国家的行政审计非常严格，这一块管得不错。”另一部分是社会捐赠。“既是重点又是难点。”
“社会上批评的不公开、不透明主要集中在社会捐赠上。”赵白鸽分析道，“首先，我们必须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向来实行定向的捐赠。第二，这个钱怎么用？必须要做到决策预算的科学性，不能乱分，保证执行过程的公正。第三，监督程序的透明，在审计后向捐赠人公布。”
在赵白鸽看来，实现公开、透明首先要解决内部管理的问题。“数以百万计的捐款来了以后，如果没有一个现代化的体系，你想要完全搞清楚是很难的，这就是信息化的重要性。”她筹划着建立一个“社会精英智囊团”，吸收包括新闻、金融、财政管理、项目管理等社会各界优秀人才，“来支持我们的信息化，实现我们的项目运作，扩充我们的队伍。”
归根结底，“实现公开透明的关键在于监督。”赵白鸽认为，主要通过四个环节，“第一，政府环节，审计署盯得很紧，尤其是在政府投资、财政拨款的部分。第二，党内监督、纪律检查，我们有纪检委，队伍里还有那么多的党员。第三，新闻监督，通过媒体曝光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虽然影响会不太好，但总比不知道的好。第四，群众监督，包括捐赠人本身，他捐钱了以后，就可以到受益者那儿去了解情况。”
理顺总会、分会关系——
“独立、监管。”
“一个莱温斯基就能把白宫的房顶都掀掉，是吧？”赵白鸽笑着说，“这说明，明确各个层级的职责，在平行和垂直方向都实行问责制度是多么的重要。”
长久以来，红十字会总会和地方分会之间保持着极其微妙的关系。基于历史原因，地方分会一直直属于各级地方政府，总会缺乏对分会的监管和统筹能力，一直是“各自为政”。但在公众心目中，总会和地方分会是一回事。
“我们要理顺红十字总会和地方分会之间的权责关系，毕竟在如此庞大又复杂的组织中，任何一个局部的失误和过错都会影响红十字这个品牌，并给红十字抹上污点。”赵白鸽表示，未来的方向是，地方分会仍然自行运作和筹钱，直属于各级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承担起问责的职能。”人事任用上，“比如干部是五个人还是十个人，我们是没有权力管的，但是资金的用途要有明确的去向查询。”
赵白鸽表示，“我们将来主要在项目管理和社会捐赠上，尤其是下发的这部分资金的管理上加强对地方分会的控制。你要用好了，如果乱用的话，我们肯定找你麻烦的。”
同时，赵白鸽也在推动红十字会总会的管理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发挥总会和直属单位的作用，与国家的事业单位改革结合起来，主要以提高工作效率为重点。”
提及红十字会的“官方背景”，赵白鸽认为，“在新形势下应该建立起与政府更为广泛、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具体于红十字会而言，核心是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重新定位红十字会的性质，平衡公众预期和实际需求。”
在她看来，红十字会与政府之间既不是隶属，也不是对立。“这是国际的通行做法，像盖茨基金等，他们都和政府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可以从政府那里拿到很好的资源。”赵白鸽认为，红十字会是一个独立的人道组织，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是依附于政府而存在的。”“我们与政府、企业、新闻媒体和公民都是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点很重要。”但她也坦承，“处于发育和成长中的社会组织更需要良好的社会支持环境。”
赵白鸽认为，想要彻底地改革，还是需要用法律来实现。“国家不是一直在筹措几个法律嘛，《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等。”
“一谈起红十字会，大家就觉得是垄断的、官方的、排他的，其实不是这样的。”赵白鸽说，“中国地域太广，工作太多了。我们不能搞垄断，也垄断不了。”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第二篇：浅谈郭美美与红会的财政尴尬
浅谈郭美美与红会的财政尴尬
郭美美事件自6月20日爆发以来，不断发酵，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被牵涉进来。虽然真相至今尚未完全浮出水面，但有关机构的躲躲闪闪，成为了压垮公众对慈善机构信任感的最后一根稻草。
20岁的“郭美美baby”、玛莎拉蒂、名包、别墅、“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高调炫富，一系列性感关键词的组合，迅速激起了全民关注。
红十字会因郭美美事件损失多少？
“郭美美事件”让中国红十字会陷入空前的信用危机。
公众捐款大幅减少。据《羊城晚报》报道，深圳市红十字会医疗救助资金专属账号自“郭美美事件”之后，收到的社会捐款几乎为零，除早有合作的一些定向捐款外，一个多月来只有一笔定向捐给巫昌凯的100元捐款。
据统计，去年7月，深圳红十字会共有社会捐款721900元；今年7月的数据为22万元，其中7月才到账的20万元，是今年3月一家公司定向捐给地中海贫血患儿的救助款，剩余2万元为救灾救助款和医疗救助款，直接通过深圳市红十字会医疗救助资金账号“337-010-100-1000-71011”的银行捐款仅有100元，指定捐给巫昌凯。除去早先协议约定的定向捐给地中海贫血患儿的20万元外，深圳红十字会今年7月的社会捐款同比下降97%。
佛山红十字会医院学校近日也公布了资金收支情况，其中显示从去年6月至今年6月，该校共收到社会捐款88.6万元；不过，在“郭美美事件”后，该校从7月至今再无任何捐款入账。
红十字会如何走出迷途。
红十字会并非第一次遭遇信任危机。由于运作不透明，公众即使怀疑，也难以找到实质证据。但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红十字会并非心灵的净土。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一张消费金额为9859元的餐饮发票被曝光，发票开具时间为今年2月28日。6月底，审计署的报告也揭露了红十字会存在的设备采购财务问题。
由于不信任慈善机构，中国首善、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有自己的独到做法。2010年曹德旺给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2亿元，用作西南5省抗旱，他规定只许提3%的费用（通常提10%），而且每家农户领2000元，差错率不许超过1%，6个月完成，否则就不给费用，被媒体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说：“我这件事最漂亮的是用管理的手段来用这笔钱，管理的手段不外是三种，第一种是导向，我提出我的要求；第二个考核手段；第三个激励手段。我要求他公开作业程序，我们慈善事业存在的问题就是不公开、不公平。”
公益组织虽然与企业不同，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同样面临现代企业存在的“代理人问题”。公益组织管理人员接受捐款人委托，去运用资金帮助弱势群体，捐款人的效用函数是资金要用到最需要资助的地方，而且资金运用过程的成本最低。但是，作为“正常人”的公益组织管理人员的效用函数则有不同的变量，他们更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包括工资待遇、职务消费等等。当然，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与企业员工相比，前者需要更高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承诺，但这种社会责任意识并非无条件的，更不能以社会责任来否定其个人经济利益诉求，毕竟，人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有尊严地生活，公益组织工作人员也不例外。
在现代企业中，股东与管理人员利益的不一致，主要通过两个机制解决：第一个机制是“胡萝卜”，给予管理人员一定的股票、期权，使其更有动力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第二个机制是“大棒”，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治理机制，对管理层进行考核和监督，不尽职的高管可能会被炒鱿鱼。
但是公益组织的特殊性，决定了“胡萝卜”和“大棒”都不可行。在捐款人众多且分散的情况下，“搭便车”现象导致慈善机构内部人控制并不意外。解决公益组织的代理人难题，只有通过外部竞争。如果市场上存在众多的公益组织，捐款人自然就可以选择最值得信赖的公益组织。捐款人的资金就像选票，对公益组织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当然，前提是公益组织之间能够自由竞争，如果出现行政垄断局面，竞争机制无从谈起。
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公益组织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赢得捐款人的信任：第一，充分的信息披露，定期公布详细的财务报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年报》公布所有的捐款收入和花销，小到每一个瑞士法郎都统计在内，而且可以在该委员会（ICRC）官网上查到。第二，接受权威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第三，更科学、更有效地运用捐赠资金；第四，可监测的资金投向；第五，邀请具有社会公信力的知名人士加入理事会。这些爱惜自己羽毛的知名人士，是不能容忍不合规的操作的，即使改变不了局面也可以选择辞职。
眼下，中国红十字会遭遇的信任危机，正是来源于运作的不透明：捐款人在红会官网上的捐款查询系统只能查询善款是否到账，而没有善款流向、使用情况；国家审计署每年只对红会的政府拨款一项资金来源的收支进行审计，而不审计募集的善款和层层上缴的会费；中红会不受《基金会管理条例》的约束，每年的财务收支情况、项目执行情况等，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法》只需向理事会报告，而没有向公众公示的义务；虽然承诺“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财务收支情况”，但红会官网上的“统计数据公告”，至今也才披露到2007年。
树荫之下易生苔藓，这是并不复杂的道理。红十字会不愿意提高透明度，正是源于其垄断地位。中国法律规定，民间个人、公司或社团要从事公募性公益慈善事业，必须挂靠在红十字会下面作为二级专项基金，且没有独立账户和法人资格，资金使用受到红会的严格控制。这一制度安排被戏称为“只许皇恩浩荡，不许民间行善”。如果不是李连杰的公众影响力和不懈努力，如果不是舆论压力，壹基金转型为公募的努力也不会在2010年12月成为现实。壹基金身份的合法化，不是中国慈善事业开放的标志，只是一个孤立的样本。垄断的后果是可怕的，正如《南方周末》所警示的：“在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异化为这样一种组织——它与权力体系走得太近，又与商业世界结交甚欢。这几乎让人们忘了它作为民间组织的中立、独立的人道主义初衷。” 虽然红十字会是慈善机构，但我们不能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道德化，认为他们就不需要监督。透明度是对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最佳保护，也是红十字会品牌的基石。7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宣布，经查明，郭美美及其母与中国红十字会无直接关联。无直接关联，不代表没有关联。要想彻底打消公众的疑问，就必须毫无保留地还原真相。否则，面临信任危机的不仅是红十字会，还有中国的慈善事业，甚至整个中国社会脆弱的信任文化。
还原真相，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打破红十字的“垄断慈善”，降低慈善组织的进入壁垒，允许更多竞争，以合理竞争来激励公益组织从善，此乃正途。
第三篇：郭美美事件导致红十字会捐款减少体现了道德的进步
“郭美美事件”导致红十字会捐款减少体现了道德的进步
——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些思考
专业：检验111
姓名：秦华磊
学号：
82111016近年来，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裕，更多公众逐渐参与到了我国的公共慈善事业。大众的全面参与和不同的需求使我国慈善机构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是去年以来捐款减少不是公众道德的退步，这是从社会各层反馈来的讯息，正在以某种形式促进我国慈善机构的改革和公众道德的进步„„
中国的慈善事业有着悠久的传统。汉唐寺院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的长盛不衰；宋代养老扶幼事业的勃兴；元医疗救助的兴起；明清民间慈善群体在中国慈善史上也首屈一指。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孕育了大量弘扬慈善精神的经典篇章。
1949年之后，原来的救灾、扶贫等一些社会福利性工作，基本上是由民政系统的各部门在做，社会慈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上属于空白。到了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为了和国际接轨，国内相继成立了一些非营利性的慈善机构。这些机构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空缺。一个最大的瓶颈，就是目前国家慈善事业的垄断机制。捐赠者的选择范围非常狭小，这显然很难适应活跃的公民社会。
绝对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这句话不但适用于政治领域，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公益领域。拿中国红十字会来说，凭着“仅此一家”的优势，他们表示无压力，权利至大便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长期的监管不力，慈善通道的不透明，办事的效率低下，使得贪污腐败滋长，逐渐地脱离了人民大众，违背了人民的意愿，深陷“郭美美事件”。
2011年6月20日晚，一个叫“郭美美Baby”的微博被人关注，其在微博上的炫富表现令无数网民不满，更重要的是她的微博认证却清楚地写着：“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这使得网友的矛头一下子转了方向，开始从“郭美美”转向“红十字会”。近两年连续出现的种种质疑、案件，已逐渐累加为一场公民对中国红会的信任危机。这件事就是一个导火索，危机爆发的最后一根稻草。公众一生气，对红十字会的品牌形象乃至未来的募捐、慈善公益行动势必产生影响。
事实予以证明，从中国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到中华慈善总会的“尚德诈捐门”，再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中非希望工程”，慈善信任风暴愈演愈烈，慈善组织成为“众矢之的”，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出现锐减。
中国的慈善做到这个份上，何谈道德的进步呢？我想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首先，红十字会捐款减少体现了行业监管力度的加强。近年来，慈善捐款站在了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说明了公众对于慈善事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于一个公开透明的慈善产业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这在反映了群众公共责任感不断上升以及对于慈善产业的监管不断加强。
其次，红十字会捐款减少促进了我国慈善行业整体发展和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不再信任红会，想要表达自己慈善意愿的人会自主选择其他让人信任的慈善机构来行善，打破了我国慈善事业“只此一家”的垄断机制。
最后，越来越多的人捐款向其他慈善形式转丰富了慈善行业的道德意义。说到中国的慈善事业往往会令人想到：大灾来临群众捐钱捐物，巨富一掷千金。但随着传统慈善方式（捐款）信用危机的出现，现代慈善鼓励人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钱物”只是慈善的一种表现方式，行善的方式有很多种，为某个社会组织贡献时间、精力和智慧等都是慈善的表现。
在中国的现行阶段，很多本来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往往被消解为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不可控因素，问题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慈善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如此：某些个人和团体的道德败坏是很难完全避免的，所以在义愤填膺地谴责之后，贪污和挪用却屡禁不绝。在一个不要监督、没有竞争，只讲“良心”、只讲“自我批评”和“自我监督”的环境下，就目前的国情来说，没有任何机构可以防范如此勾当的发生。
所以这不是道德问题，中国的慈善机构也该改革了，相信在公众和国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慈善事业逐步完善体制，必能走出困境，反作用于我国社会文明与道德的进步。
第四篇：郭美美事件导致红十字会捐款减少体现了道德的进步
一、名词解释
郭美美事件：郭美玲，微博昵称“郭美美baby”湖南人。2011年6月20日，郭美玲在网上公然炫耀其奢华生活，并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而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6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称“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无关，新浪也对实名认证有误一事而致歉。
“今天小白限行把小MINI开出遛遛～开着有点不习惯”这是6月21日凌晨，“郭美美Baby”发布的一条微博。早在此之前，据媒体报道，其微博中就已发布了一系列的“炫富”内容。脸庞稚嫩、打扮时髦，再加上名包、名车、别墅，“郭美美Baby”迅速成了网民关注的焦点。
年轻、名车、豪宅……使得网民很难将其与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组织联系在一起。“人家刚20岁就这么有出息”，“红十字会看来真的很有钱”，陆续有网友质疑说。此外，还有网友将其与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联系起来，“建议查查是啥关系”。尽管其认证已被腾讯微博取消，但在个人说明里，“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仍然停留在照片旁边的显著位置。
6月21日早上，腾讯微博上出现了一个名为“郭长江RC-”的未认证微博与“郭美美”互相关注。其发布三条的微博，发布不到两个小时，就引来了诸多网友的口水，不少网友认为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微博。有些网友还在留言中表示：“唾沫淹死人啊，您闺女太高调了。”6月21日晚23时，博主本人“郭美美Baby”继6月19日发了微博后又再度现身，澄清其身份，称自己“所在的公司是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我们负责与人身保险或医疗器械等签广告合约，将广告放在红十字会免费为老百姓服务的医疗车上。之前也许是名称的缩写造成大家误会”。
郭长江RC-”则迅速删除了之前的三条微博，并发布了新讯息，“清者自清，八卦别人的生活真那么有趣吗？偷窥狂可以休矣。”
红十字会捐款减少：根据民政部今年2季度民政事业的统计数据，到今年2季度，全国社会捐款累计达26.5亿元，其中6月份为10.2亿元。
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全国上半年社会捐款数额出现了大幅减少。民政部的相关数据表明，去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捐款为100.5亿元，今年较去年减少了74亿元，降幅达73.6%。
民政部财务司有关人士表示，上述数据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大，主要是因为去年上半年我国发生旱灾、玉树地震等自然灾害，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会捐赠热潮，而今年则较为平静。
但是，记者从民政部的统计数据中发现，今年6月全国社会捐款为10.2亿元，而7月为5亿元，减少了5.2亿元，降幅接近51%。而这一变化，正是发生在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引发慈善信任风暴的背景之下。
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出现锐减。民政部最新统计数据表示，全国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过50%。慈善组织6到8月接收的捐赠数额降幅更是达到86.6%。
从中国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到中华慈善总会的“尚德诈捐门”，再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中非希望工程”，慈善信任风暴愈演愈烈，慈善组织成为“众矢之的”。
据北京市红十字会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北京市红十字会共接受社会捐款28笔，总计15.44万元。其中个人捐款8笔共7495元，较往年大为减少。而北京市红十字会在2008年的月平均捐赠额为124万元、2009年的月平均捐赠额为220万元、2010年的月平均捐赠额为756万元，两相比较，差距巨大。
遭遇“落差”的并非只有北京市红十字会，还有深圳市红十字会。
上述两家红十字会有关人士此前均曾表示，捐赠额锐减和“郭美美事件”不无关系。体现：某种性质或现象通过某一事物具体表现出来。
道德：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
进步：指人或者事物向上或向前发展。引申为适合时代要求，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的。退步意义与之相反。
二、相关资料
中非希望工程：近日，一个名叫卢星宇的24岁女孩，因“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管理20亿元项目资金而成为关注的焦点，并被网友称为“卢美美”。昨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卢星宇本人都发表声明予以回应。
在卢星宇的微博中看到，其身份为“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长、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而关于“中非希望工程”最早可见的报道，要算去年12月末对该工程启动仪式的报道。根据报道，“中非希望工程”项目将在10年内为非洲捐建1000所希望小学，耗资约为20亿元人民币。“中非希望工程”由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将以全球华商的子女为捐赠主体。据了解，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是卢星宇的父亲卢俊卿。而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系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内部会员机构。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其官网回应：“中国青基会与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是公益性质的合作，不是商业合作。到目前，中国青基会没有就„希望工程走进非洲‟向社会公众进行劝募，该项目所有捐款均来源于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会员的定向捐赠。”
相关链接：http://view.news.qq.com/zt2011/zhongfei/index.htm
无锡尚德诈捐门：2011年4月15日，尚德公司向中华慈善总会出具了一份《捐赠书》，承诺向版权协会教委会捐献价值1500万元的太阳能电池组件。捐赠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赠给大赛执行方”。中华慈善总会则收到活动承办方捐赠收据后，向尚德公司开具减免税发票。据慈善界人士说，用捐赠方式冠名的行为，在实际中很普遍，可以鼓励企业的捐款积极性，也使企业获得减免税的实际优惠。此后，罗凡华向中华慈善总会提供了收到捐赠的收据，中华慈善总会则依此为尚德公司开具了1500万元的免税发票。近日，罗凡华却向媒体举报称，尚德公司没有实际进行捐赠，也毫无捐赠意愿，反而骗取了免税发票。
相关链接：http://news.cntv.cn/china/20110805/103406.shtml 明星诈捐门：
成龙：2009年5月11日，成龙探访北川中学时，曾承诺捐献新作《大兵小将》部分票房援建北川中学。2010年3月《大兵小将》在内地共收获1.53亿元人民币票房。9月1日，新北川中学开学，负责新北川中学援建捐赠事宜的中国华侨经济文化基金会，以及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却不约而同透露并未收到成龙当初许诺的捐款。
章子怡：2010年1月22日，一网名为“善款去向”的网友在天涯社区发帖称，章子怡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宣布过的多宗捐助善款，根本没有兑现。随后，网民们启动“人肉搜索”，质疑其善款是否完全到位以及善款去向。更有一位美国当地的网友爆料称所谓的“章子怡基金会”已变成了英语学习班，目前已经“名存实亡”。至此，章子怡身陷诈捐门。中国式慈善（这个很重要）：中国式慈善是指在慈善事业在中国发展遭遇的各种状况。随着国家法律的完善，慈善在中国会有更好的发展。
监督机制
在中国，很多本来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往往被消解为道德问题，因而长年累月得不到解决，因为道德问题是不可控的。慈善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如此：某些个人和团体的道德败坏是很难完全避免的，所以在义愤填膺地谴责之后，贪污和挪用却屡禁不绝。如果身处一个不要监督、没有竞争，只讲“良心”、只讲“思想教育”，只讲“自我批评”和“自我监督”的环境，将没有任何机制可以防范如此勾当的发生；换句话说，这种行为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
慈善机构的建立
其实，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有着悠久的传统。汉唐寺院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的长盛不衰；宋代养老扶幼事业的勃兴；元医疗救助的兴起；明清民间慈善群体在中国慈善史上也首屈一指。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孕育了大量弘扬慈善精神的经典篇章。
1949年之后，原来的救灾、扶贫等一些社会福利性工作，基本上是由民政系统的各部门在做，社会慈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上属于空白。到了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为了和国际接轨，国内相继成立了一些非营利性的慈善机构。这些机构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空缺。其中一个最大的瓶颈，就是目前国家慈善事业的垄断机制。慈善机构门槛太高，审批手续（政府部门主管）和注册原始基金（公募与私募基金会分别为800万与200万）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目前，中国内地正式注册的慈善基金会只有几百家，而只有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等7家慈善机构是捐赠全额免税的慈善组织。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慈善机构获得了政府的特别许可，有权开出能得到政府财政部门认可的捐赠证明，因此捐赠者的选择范围非常狭小。这显然很难适应活跃的公民社会。
权利导致腐败
绝对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这句话不但适用于政治领域、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公益领域。慈善通道不够透明，让人们无法追踪每一笔款物的流向；慈善组织没有独立法人的地位，无法承担独立的民事责任，无法追究其民事诉讼责任；慈善机构必须要有主管单位，这使得其容易受到上级主管者的干预，不排除会出现行政指令挪用款项的现象。
2007年，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副主任邸杰，因职务侵占、贪污、受贿等被朝阳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
2004年，审计署在对红十字总会进行审计时发现，2003年至2004年，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将财政部拨付的用于检测项目的彩票公益金购置小轿车、旅行车63.31万元，列支办公用房租金59.61万元；
2003年至2004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未经批准向有关单位收取使用红十字标志挂牌费、管理费80.73万元；
2000年至2004年，所属机关服务中心在赈灾物资采购中向供货单位收取“服务费”778.93万元，且未纳入财务账内统一核算，形成账外账；
2003年至2004年，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向白血病患者收取“检索相合费”和“管理服务费”81.99万元。
账目的透明性
目前很多慈善机构不乐意把自己的账目公布，因为一公布便有问题存在。比如说工作做得不是很多，但是雇了很多人，花在工资、房租、水电上的钱很多。这样一来，别人就不愿意给他们捐钱，而国家也没有规定慈善机构一定要公布账目。在国内的慈善机构里，有提取不到10%管理费的，也有高达60%多的，但在年检时，后者一样过，并无分别。
慈善机构是没有利润的，而做事是需要成本的，所以重点不在于提取多少管理费，而是这些钱用在了什么地方，是否透明公开。国内的情况是，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等机构，一方面按照公务员管理，有政府划拨的经费，另一方面又提取管理费，而且不对外公布账目，人们自然会有不满。
汶川地震后，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开始注重透明度，因为“公众意识已对慈善体制构成有效监督”。以往，几乎“垄断”着慈善界的几家“龙头”基金，往往只公布“收”，不公布“支”。而此次，针对西南大旱捐赠，中国红基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分批公布了已拨出的超过2000万元捐赠的使用方向，并特别注明“受助对象在领取时，要严格履行登记、签字手续”，以便“进行网上公示和向捐方反馈”。
慈善的效率
汶川大地震后很多人带着一腔热血和大量物资来到四川，却发现有力使不上，不得要领，不知道如何和官方以及其他组织进行协作和对接。这就牵涉如何对慈善事业进行协调和管理的问题。提起慈善，人们往往想起的是扶危救困、善良和同情心，很少意识到做好事也需要效率和管理，也需要专业知识和高素质的人才。
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益组织的运作是具有相当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其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商业公司，同样也追求“投资回报率”。因此在西方，将商业领域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引入慈善事业，摆脱以往的“施舍性质的济贫院方式”，以投资来解决根本问题，进而凸显自由、个人价值以及企业精神早已深入人心。
哈佛商学院的管理学大师迈克·波特认为，由于管理不善或者花钱不善，人类浪费的善款不下数十亿美元，很多慈善活动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为了改变这种现象，波特认为慈善活动应该向商业活动学习，很多慈善家已经在谈论“投资”、“风险慈善”、“市场导向”等术语，这些词原本属于商业领域的概念。只有引进这些概念，慈善才会变得更为有效。
因此，很多成熟健全的非营利组织，其运作与商业组织无异，甚至也会开展一些“赚钱”的经营活动。2004年盖茨基金会就被中国证监会批准成为中国股市的合格境外投资者，或许盖茨基金会现在已经持有了多家中国公司的A股股票。但是它的赚钱和盈利组织的本质区别在于：所获得的收益必须被运用于公益的用途，而不是用于投资者的分红。而盖茨基金会的CEO帕蒂，过去是微软的一员大将，负责2000多人的互动媒体部门的运作。而在中国，官方慈善机构往往成为官员退休之后的安置场所，很少有人意识到对慈善进行有效管理以及培训、学习的重要性。
因此，国内的慈善机构应该从此次捐款中看到效率和专业化对于“做好事”的重要性，改变过去只凭一腔热情就能做慈善的刻板印象。显然，花钱和赚钱一样需要智慧和能力，慈善是一门专业。中国人的慈善观：
先“发迹”再捐赠
中华民族是有爱心和慈善传统的民族，从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尊老爱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扶贫济困的传统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但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影响，遵循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在这种儒家的伦理体系下，不难看出，只有在最大限度的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或者是财富的追求，也就是最大化的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后，才可以去“平天下”，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去帮助别人。
“捐钱物”才是慈善
慈善行为的体现并不是只有捐钱捐物这种方式。现代慈善鼓励人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钱物”只是慈善的一种表现方式，行善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成为志愿者，为某个社会组织贡献时间、精力和智慧等都是慈善的表现。但是有数据显示，在中国，这种常态性的志愿者占的比例并不多。
帮“熟”不帮“生”
代慈善也绝对无“远近亲疏”之分，也就是对于受助对象“平等”的态度。慈善行为会有特定的捐助区域和救助对象，但这种区域的划分和救助对象的确定不会受“地缘关系”、“亲缘关系”及与自己熟悉程度的影响，而是会在“普世”的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对于有需求的受助对象，尽可能的做到一视同仁。
比如比尔·盖茨的慈善。比尔·盖茨基金会围绕着“健康”的理念，在有需要的国家，为有需求的人群提供服务。但从上述亿万富翁捐赠的事迹中我们看到，捐钱行善的受助对象都是“乡邻”，这虽然也是一种慈善，但笔者更愿意称之为中国传统意义的慈善，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慈善。
记得在本世纪初，曾有机构做了一项跨越20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这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到“在路上遇到向自己求助的陌生人时如何做时”，选择“绕过去，不理睬”的人占了近一半的比例；而选择“给予帮助”的人占了百分之三十多。但在问到“如果您周围的同事、同乡、同学、朋友需要帮助．您是否会给他们帮助”时，回答“会给予帮助”的占了百分之八十多；回答“不会”的还不到百分之十。
可以看出，超过八成的人愿意对自己熟悉的人提供帮助，而只有近三成半的人愿意对不认识的人提供帮助，看来不仅仅是富翁，中国普通人的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都脱离不了某种程度的“关系”的影响。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在分析2009年上半年的中国的捐赠特征时，也有个很有趣的发现：捐赠者，尤其是小额的捐赠者，“更重视的是对身边困难人群的救助”。
中国毕竟是个“人情”社会，很多的社会组织愿意利用与富人的地缘关系来筹款，贫困地区的领导干部也愿意利用与富人的这种关系让富人回乡投资或者捐款。这种中国特色的慈善方式，短时间内是不会改善的。
相关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3482588.htm#3
三、立论
郭美美事件导致红十字会捐款减少体现了道德的进步
2011年6月20日，一位来自湖南的网友“郭美美baby”，在微博中，毫不掩饰的展示自己的名包、名车、别墅„„并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而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网友不禁对中国红十字会产生疑问：我们的善款到底哪去了？此后，经过多方面的澄清，郭美美事件仿佛已经“盖棺定论”。但是民政部统计数据表示，2011年全国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过50%，6到8月额降幅更是达到86.6%。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出现锐减。红十字会有关人士表示，捐赠额锐减和“郭美美事件”不无关系。
今天辩题的主体是红十字会这类的慈善机构。那么今天我们分析辩题的时候，就不应该只谈社会道德，更应该深化到行业道德的范畴。所以当我们剖析中国慈善事业的特点的时候，我们惊讶的发现：郭美美事件导致红十字会捐款减少体现了道德的进步。
首先，红十字会捐款减少体现了行业监管力度的加强。近年来，慈善捐款站在了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从中国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到中华慈善总会的“尚德诈捐门”，再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中非希望工程”，慈善信任风暴愈演愈烈。慈善组织成为“众矢之的”，其实正说明了公众对于慈善事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于一个公开透明的慈善产业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这在反映了群众公共责任感不断上升以及对于慈善产业的监管不断加强。
其次，红十字会捐款减少体现了行业自由竞争水平的提高。因为郭美美事件而导致的捐款减少，加深了慈善事业内部的行业竞争，促进了行业整体发展和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想要进行慈善行为的人自主选择慈善机构进行慈善行为，其实相当于打破了慈善事业“只此一家”保护膜，将其放置在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中，不具备行业道德的慈善组织被淘汰，具备行业道德的慈善机构得到发展。这无疑，使得慈善事业的行业道德水平有所提高。最后，捐款向其他慈善形式转丰富了慈善行业的道德意义。众所周知，说到中国的慈善事业往往会令人想到：大灾来临群众捐钱捐物，巨富一掷千金。但说来说去，离不开一个“钱”字。而慈善就等于捐钱捐物的思想，在中国人心中似乎已经根深蒂固。但随着传统慈善方式（捐款）信用危机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入到了其他的慈善方式上。2011年，青年志愿者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总规模超过15万人；全国各地新建结对农民工子女学校3.2万所；结对农民工子女730万人；参与工作的志愿者436万人。越来越多的慈善形式正在进入民众的视线，这无疑也丰富了慈善行业背后的道德意义。
所以，我方坚持认为：郭美美事件导致红十字会捐款减少体现了道德的进步。
三、要点
（1）要在产业道德层面上来谈，但并不避讳谈个人。首先要明确，捐款不捐款，捐款多少并不反应一个人道德与否，否则捐款就变成了道德胁迫，在道德胁迫下的捐款已经脱离了善意的初衷，就算不上慈善事业，而是单纯的花钱买一张盖着道德印章的门票罢了。其次，对方的观点很有可能是：真善是不会因为外界影响而改变的自己善意的初衷的→真善是进步的→这个行为没有反应真善。有几种反驳方式：①我们其实还是在做慈善，只不过方法变了一下而已（从一家慈善组织转投另一家，从一种慈善形式转投另一种„„）②虽然我们不应因为外界的影响而改变善意的初衷，但是我们起码要保证善意的初衷不会助长恶意的结果（也就是好心办坏事，或者好心不办事）。③直接从逻辑反驳。必须要在个人方面取得胜利，争取打对方的脸，推荐二辩的质询或者三辩的再陈述用大块时间系统地谈一谈个人层面的问题。
例——
反：对方辩友，我们认为因为外界的影响，某人就不行善举了，是伪善。就像因为郭美美事件影响，哪怕红十字会澄清了没问题，我也不捐款。这本身就是道德的退步。
方法1，正：对方辩友，您有可能只看见了我没有捐钱给红十字会，但是您有没有看到我通过电视台直接捐款给了白血病的患儿，没有看到我参与了义务献血，没有看到我去西部进行义务服务。所以说，在外界的影响下，我只是选择了更好的方式在行善举。
方法3，正：对方辩友，我做善事的初衷并没有办，只是我起码要保证，我的良好的初衷能够得到一个善的结果而已嘛。要是我明知捐的款有可能进入了贪官污吏的腰包，还去捐款。那我岂不是助纣为虐？这恐怕与您方说的道德进步相去甚远吧。
方法3，正：对方辩友，是不是只要外界对我行善举有影响，那我的善举就不是真善了？按照您的逻辑，那是不是国家倡导大家见义勇为也是道德的退步？因为有的人，有可能就是在国家的倡导下，行此善举的哦？
（2）至于产业层面怎么谈，其实谈的就是慈善作为一个产业的发展。行业道德的发展是这个产业发展必要的一部分。只要言之有理，一般意义上的行业发展都可以归结到行业道德水平的提升。
同时，要把行业道德水平的进步标准定得低一些。比如，以前没有监督，现在群众自发监督，群众自发的监督效果怎么样咱们不管，只要是有一点点进步，那就是行业道德水平进步的体现。
（3）郭美美事件，不是本次辩论的核心问题，应该一笔带过。郭美美是男也好，是女也好，跟本次辩题都没有关系。你只需要知道郭美美事件，是一个引发民众对于红十字会产生不信任的原因就好。
（4）最后，升华可以谈谈中国民众的慈善观；讽刺一下中国式捐款；或者谈谈社会问题给产业结构的深化带来的问题和契机；乃至可以扯到拜金主义。
第五篇：案例分析报告_郭美美事件引发红事会信任危机
案例分析报告
郭美美事件引发红十字会信任危机
学号：***10 姓名：侯丹妮
案例简要：
2011年6月20日，微博上有一名叫“郭美美baby”的女孩在网络上大肆炫富而引起众人的瞩目，因为其顶了一个“红十字商会总经理”的称号，将中国红十字总会卷入了一起舆论漩涡之中。公众和传媒顺藤摸瓜，挖出了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及相关人员之间真假难辨的诸多内幕。尽管中国红十字总会和其他涉及的个人和组织纷纷发布了各种声明，试图澄清事实真相。撇清与郭美美的关系，但是面对强烈的质疑，这些声明能起到的作用十分微弱。最终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内部腐败，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爆发。危机公关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出来。而红十字会在此次危机事件中采取的一系列危机公关并不尽如人意。通过“郭美美炫富”的事件案例进行分析，论证企业应该重视公关危机的处理，在危机到来之时做好内外公关，将危机转化为契机。
案例分析：
一·公关目标：
公关目标是指组织通过策划和实施公关传播活动所追求和渴望达到的一种状态或目的。是公关关系全部活动的核心和公关工作努力的方向。而此“郭美美炫富”事件的公关目标就是要消除事件对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的不良影响，努力树立红十字会的正面形象，总的来说就是要让国家有关部门满意，让媒体满意，让工作信任。二·红十字会危机公关情况分析
危机公关是衡量公关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企业等其他组织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措施；选择有效的危机公关才能争取最短时间化解危机，化解危机为机遇。
（1）及时发布有效信息，化解公众敌对感，红十字会在此次危机中，反应不可谓不快，但是为什么仍在长时间处于被动局面？及时发布信息只有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发布信息除了及时，必须要有效，只有及时与有效结合，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红十字会意识到事件的重要性，在第一时间发布声明，问题在于，所发表的声明中急于撇清与郭美美的关系，而面对公众与传媒的质疑确没有任何解释，使问题越描越黑。相对而言，几年前发生在蓝月亮的荧光增白剂危机中，蓝月亮在第一时间发布其产品所含荧光增白剂符合行业标准，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与此同时发布相关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辅助证明产品的安全性。在及时发布信息之后，最大程度保证舆论的平衡，避免出现导向完全一边倒的最糟糕情况，避免公众情绪的短时间内转向对敌态度，引导其保持中立观望的态势，为企业下一步危机公关争取时间。
（2）抢占制高点，建立话语的权威性。在这次红十字会的危机中，红十字会可能也想着借助权威媒体为自己说话，于是在6月28号召开媒体通气会中邀请了六家权威媒体：央视，新华社，人们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过，问题在于，只邀请了六家，而且这六家顶级媒体官方背景太浓厚，难免被外界解读为“铁哥们”的关系会。这不仅仅公众不会买账，更不买账的是被拒绝在门外的其他媒体记者，非但没有借助这些权威媒体的公信力来争取公众的信誉，反而进一步刺激媒体的兴奋点。于是乎，又是一片口诛笔伐。
（3）信息覆盖要全民化。在危机的信息沟通中，在正负面信息的攻心战中，你不在的地方就是别人的地方。无论是时间上还是容纳信息的媒介上，单位内的信息容量是一个饱和度，能大范围覆盖信息，挤兑负面信息，释放负面信息密度，减少公众接触负面信息的机会和事件，与此同时通过红十字会正面信息强化公众对红十字会的利好情绪。网上遍布都是不利于红十字会的言论，红十字会公关危机时刻，并没有相应的发布大信息量的正面内容，让公众无法产生利好情绪，进一步红十字会信任危机。三·启示：
网上的指责仍未平息，这个时候如果红十字总会能够根据媒体报道以及网络上的疑问，围绕公众最想知道的核心问题，做有针对性的解释说明，就能让公众感受到红十字总会的诚意，也才能获得信任。让民众感到到诚意，也与信息发布和公开的方式有关。公共关系危机相应对除了需要声明，更需要证明。面对公共危机，当事方首先需要第一时间通过声明做出澄清，表明立场，稳定人心，在声明中也要避免自说自话，最好能拿出来自权威第三方的依据来证明事实。在声明发布之后，要迅速组织更充分的依据和第三方证言回应公众质疑。当然，如果当事方确定存在不当行为，就应该诚实面对，承认错误并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以求公众谅解。
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微博，论坛，博客，社交网络等媒体。公关危机已经常态化，面对危机，奉行“鸵鸟政策”，轻视舆论或者压制舆论只能使自己的危机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妄想通过一纸声明就能平息舆论也几乎不可能。公关关系说到底是人心工程，危机公关的根本还是通过事实证明自己，并赢得舆论和公众的支持。组织如能在经营过程中，建立起良好的声誉，那么在抵抗危机和应对危机之时亦能得道多助，反之，公关危机很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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