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书笔记之《古书通例》和《目录学发微》
读《目录学发微》及《古书通例》有感
余嘉锡先生于清末出生于湖南常德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平生无书不读，一生致力于对古典文献学、目录学、史学的研究。先生终生笔耕不辍，著有久为学者所称道的《四库提要辩证》、《世说新语笺疏》、《目录学发微》等多部学术著作。《目录学发微》是近代目录学书籍中创作较早而又极有系统、颇有创建的一本书，对目录书籍的源流、各书体制的得失利弊都有详细的论述，《古书通例》也是先生重要的学术著作。下面我就具体谈谈读完此书得体会与收获。
该书开篇谈到目录学之意义与功用的时候，说到“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以前在读《诗》大序的时候只注重看了它的内容，了解了其中所讲的《诗经》的功用，即便是学了文献学这个专业，也并未将之与目录学联系在一起，一直以为《七略》是目录学的起源，读了书之后才知道，《诗》、《书》之序，只是目录学的萌芽，而《七略》是发展的比较完备的目录了。在了解了目录的含义之后，再回过头来想想，《诗》大序在一定意义上的确是目录。这给我的启发就是要善于把学过的东西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有新的发现。
先生在讲到著书目的的时候说道：“有目录之书，而无治目录学之书”，这一句话就点明了此书的性质和主要内容。在先生看来，目录学之书，更是一部学术发展史，对于单纯记录书名而没有解题的流水账式的目录很不赞同，比如荀勖的《中经簿》；对于有解题但解得不好的也不欣赏，比如王俭的《七志》，缺陷就在于详撰人物事迹而少所发明。对于各种各样的目录，先生将之总结为三类，并分别指出了功用。对于有小序的解题书目，其作用在于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对于有小序而无解题的，其作用在于穷源至委，竟其流别，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于小序解题皆无的，其作用在于举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这样的总结条理清晰分明，对初学者来说十分有用。
在先生总结的篇目的作用中有一条是断书之真伪，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有比较细致的论述，他根据前人对古籍进行辨伪的经验，进一步总结了十二条方法：1 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与内容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 5 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 6 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 7 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 8 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其书中所言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
对于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次序问题，我想应该颠倒一下比较恰当。如果在不知道何为目录的前提下就先看到了目录学的意义及其功用这一宏观概念，未免有头重脚轻之感，所以我觉得应该先从细微处着手，先弄明白什么叫目录，再去
了解宏观的目录学。
目录之名起于刘向、刘歆校书之时，通用是在晋以后。目是指篇目，录则是指篇目和叙言。若写在本书之内就叫做录，另外编成集子就叫做《别录》。录根据侧重点的不同，又可以分为目录、叙录。历史上也有将录当成目的，《论衡·案书篇》中就记载：“六略之录万三千篇”。实际上刘向校书录书的时候只有六百零三篇，此处说万三千篇，是指有一万三千卷书，是误将卷认成篇。不仅古人会犯这样的错，我们现在读书时也会对于篇和卷的关系产生疑惑，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引起注意。读了《校雠广义》之后，我对篇、卷的关系才算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程先生指出：篇、卷，是古代计算书籍的起讫单位。这个单位有两层含义，一是表示意义上的起讫，一是表示这些意义所依附的物质的起讫。古书著之简册者为篇，写之绢素者为卷。在以竹简为载体的书中，篇既是意义上的起讫单位，又是物质上的起讫单位；在以布帛为载体的书中，篇是意义上的起讫单位，理所当然的失去了作为物质上的起讫单位的意义。卷为物质上的起讫单位，但是不少书一篇即为一卷，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作者也会考虑到内容上的起讫与物质上的起讫的一致性，因此卷在客观上有时也含有作为内容上的起讫的意义。在以纸为载体的线装书中，篇为意义上的起讫单位，册为物质上的起讫单位，卷则可兼有两者的性质。后来还了解到将一篇分为数卷的做法是起于汉代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将录错认为叙，如《世说·言语篇》注引邱深之的文章录，而《文学篇》又引作邱深之文章序，就是将叙与录错认为一回事。刘向所编的书目，目在叙之前，体质变更后，序在目之前，所以也叫序录，但与刘向的本意不同。还有一种说法叫录目，因为原本目在序后，既然已经将录认成了序，那么再叫做目录就不妥当了，于是改为录目。所以，辨析清楚了几个概念以后，我们应当知道：录是诸书之叙，目录为篇目而非书名。
叙录，又称提要或解题。目录中凡是其功能在于帮助读者了解一书的内容、价值以及作者生平事迹的介绍性文字都可以叫做叙录或者提要。但区别在于，叙录是用来介绍一书的主要内容的，而书目之序是用来介绍群书之概略的，因其所介绍内容的不同也有不同的分类。首先是全目之序，这是介绍整个目录的说明性文字；其次是大类之序，这是介绍目录中每大类的说明性文字；第三是小类之序，这是介绍目录每小类的说明性文字。不管是哪一种叙录或书序，基本上都会有四个内容：论述书籍的功用，阐述文运的源流，考辨在学术上的得失，以及通目录之义例。叙录经过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镕铸材料，独立成文的综述之体；二是编次材料，述而不作的辑录之体。综述体的提要除了条其篇目外，大致都包括三个部分：一为谈该书的校雠状况，二是介绍作者，三为辨误。对于叙录的作用，余先生认为有三点：论考作者之行事，论考作者时代以及论考作者之学术。论考作者行事这一点，早在在《别录》编著时，作者就将史书当中有对应人物的传记的部分尽数录入该书，称为附录。但《四库提要》中就没有这样做，只是指出“事迹具某史本传”，但一定会写清楚的就是名字爵里。《四库提要》的优点在于考据，但由于不著录事迹，所以辩证的地方就仅限于名姓爵里。对于论考作者时代这一点，余先生对刘向父子介绍作者时代的四种方式总结的很好。他认为，将其做官的经历叙述清楚则时代自明；若作者不明或没有作者，也可以根据书中记述的内容来考订著作时代；第三种比较简单直接，即直接记叙作者的生卒，并详细著录著书年月；第四种长于考据，就是在不知道作者时代的情况下，取书中所引用与后人所称叙，以著其于某时，断定是在某人之前或是之后，以此参互推定。
在本书中，余先生将篇目的功用概括为三点：第一，篇目俱存，则古书的原貌可窥之一二；第二，篇目若在，即使书中内容亡佚，根据书目也可知一二；第三，篇目在，可帮助辑佚。程千帆先生在《校雠广义》中对此也有论述，但总结的更为全面，两者参互比较，可以了解的更全面。程先生所提出的便稽检、免错乱、防散佚、考分合、辨真伪是余先生所没有总结到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考分合这一点。程先生说，别裁是书籍著录的重要手段之一。所谓别裁，就是裁篇别出，即将一部整书中某些具有独立性、独立价值的部分抽出来作为一部独立的书处理。我认为在读书的时候，应该把性质相同的书进行联系或比较，这样不仅能丰富知识，也可以拓宽思维。程先生还总结了一点是显内容，这与余先生的第一点虽有重复，但程先生在讲到此处的一条引文让我明白了古人校雠书籍的惯例，也解开了读书时的困惑。他引得是章学诚的一句话，章学诚说：“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雠，即以篇首字句为篇名。以前读《论语》的时候常常比较困惑为什么篇名不是概括整章内容而是篇首的两个字，现在才明白，这两个字不是著者写的，而是后世的校雠家为了校书时有所区分才加上的。
余先生在对版本序跋这一章进行总结的时候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考订之文，尤重证据，是故博引繁称，旁通曲证，往往文累其气，意晦于言。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再怎么谨慎都不为过，但在写文章论述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要站在读者的角度上多考虑，尽量将文章写得平实易读一些，切不可为了卖弄自己的学问旁征博引，将文章写得晦涩难懂。文章论证严密但又不要繁杂难懂这才是比较好的。这一点韩高年老师在授课也曾多次对我们强调过。对于论证严密这一观点，赵逵夫老师曾跟我们说过，在解释问题时，一定要注意将问题解释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没有任何挂碍，哪一方面都要能解释的通才行，切不能将问题解释的在有些方面说得通，在有些方面又说不通。这让我觉得，做学问固然重要，但要掌握做学问的好方法更重要。
在讲到目录学源流考的时候，我了解了在刘向刘歆校书之前，汉高祖、汉武帝时期早在就曾组织过校书活动，而刘向刘歆只是总校群书、勒成目录的创始者。西汉校书，曾在几个朝代连续举行，但所校书目偏而不全，规模不大。汉高祖校书时，韩信校兵法，萧何按秦时的律例法制作律九章，张苍定章程；武帝时置博士弟子并举行藏书写书之事；宣帝时后仓在曲台校书，著有《曲台记》；直至成帝时，才由刘向刘歆父子典领雠校。但许多书包括史书中，对高祖武帝时期校理兵书一事都未记载，余先生在书中对这一点有明确的辨误。在讲到晋至隋时，我了解到谢灵运亦曾校书，另有殷淳、王俭也都校过书并留下了目录。但《隋书·经籍志》及《旧唐志》著录的，都只有王俭一家而已。对于这两个记录不全的现象，我产生了疑惑。为什么同时代的校书现象会记录不全甚至许多书中不曾记录？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明白。
中国的古书，流传至今的最少也有五万种以上，而且通常看来，时代越久远，问题也会越多。虽然这些问题前人亦有考证，但仍旧不够全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了解古人的著作体例。余先生在这本书中，专从汉魏以上的古书中举例并总结出通例，详加阐释，对我们读书有极大的帮助。在这本书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古书书名之研究这一部分。书名常常能反映出很多情况，比如作者的本名、字、号、室名、官名、居官所在、写作和出版时间等许多问题。春秋以前，没有私人著书，流传到后世的都是官书，所以这类书都冠以官名。先秦的许多经典都会摘取篇首二字为书名，有时也摘取篇中字句为书名。如果全书只有一篇，那就以篇名为书名。对于书名，应该注意两点。一是同书异名，再就是同名异书。同书异
名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文质互易，古人起的名字大都比较简朴，而后人起个华丽的名字来取代；其次就是偏全互代；再次就是增、删、改、易。引起这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多，比如书商为牟利刻意改名，随意妄造胡乱改名，出于忌讳改名，著录疏忽导致改名等等。相比较之下，产生同名异书的的原因就比较少，大致有三种：偶合，故同以及内容相同不宜改名。
纵观全书，文字典雅，论证严密且无不举出充分的例证，旁征博引，材料极其丰富。对于一些因材料缺失导致无法论证清楚的问题也会一一说明，绝不信口开河。另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在于，全书逻辑严密，每一块大的内容虽独立成章但又有内在的联系，整体上井然有序，条理分明。这本书使我受益良多，不仅从知识上弥补了我很大的缺失，也从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等多方面给我以很大启发。读完全书，对余先生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前辈在资料缺乏条件困苦之时尚能勤勉治学，成就卓越，我辈安能怠惰而不思进取焉？这就是我读完这部书的收获与感想。
第二篇：读书笔记之
读书笔记之《思考的力量》
房明
在读此书之前一直也很喜欢思考，读完这本书之后更感觉思考的力量是强大的，读这本书告诉我该如何去思考，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更让我认识到处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大众媒体主流的时代，很大一部分的人缺乏了独立思考的空间，而大众媒体的主流思想左右着我们的思考。特别是作为21世纪的中国青年，我深刻感受到同属于这个时代的人正慢慢失去思考的能力，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书中讲到成为一名公正的思考者需要有理性的自主，理性的真诚，理性的谦恭，理性的正义，理性的执著，理性的公正，坚信推理，理性的勇气和理性的换位思考；结合自身的感受，觉得理性的勇气和理性的执著是最难做到的，因为理性的勇气要求我们要有愿意挑战信念的勇气，而这种做法往往可能由于公众对于不墨守成规而特立独行的人的惩罚会很重。而理性的执著更要求我们要穿越复杂与挫败前行，要不顾旁人的无理反对，始终坚持其合理的原则，为达成理解或洞察，能清楚地意识到，要处理并解决混乱无序及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所以要做到公正的思考的是很大难度的，书中还教我们怎么样进行自我的思考锻炼，这个比较难理解，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实践。我觉得这是一本好书，应该慢慢品读，对于其中的思维训练更需要长时间的实践。
第三篇：读书笔记之
读书笔记之《普通教育学》
10教育学田文群101201016
《普通教育学》是赫尔巴特的代表作，是他的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它被认为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部具有科学体系的教育学著作，赫尔巴特也因此被认为是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在《普通教育学》这本书中，我认为赫尔巴特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主要如下：真正的教育
赫尔巴特认为没有管理的教育不是教育，只有管理的教育也不是教育，由此可见赫尔巴特对管理是非常看重的。他认为“儿童管理的目的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现在和将来对别人与儿童自己造成危害；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不调和斗争本身；最后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社会参与它没有充分权利参与却被迫要参与的那种冲突”。而儿童管理的措施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监督以及权威与爱。但管理并不是教育，管理具有强制性，而教育虽然是严格的，但并不是生硬的，“教育者在教育中不太会突然地对学生提出他们很不愿意接受的要求与顽固地忽视学生的愿望，使教育变得像管理一样具有强制性”①。由此作者引出了真正的教育。赫尔巴特认为真正的教育即不应过度，避免使用一切不必要的强制手段，另外因为人的追求是多方面的，而教育要为儿童的未来着想，教育的目的就应该也是多方面的。教育的目的应分为未来成人的意向的目的和道德的目的。意向的目的即成长着的一代人的内在的和明显地表露出来的活动力与敏捷性的总和，因此人们都必须热爱一切工作，每个人都必须精通一种工作，由此作者提出了平衡的多方面兴趣，即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道德的目的就是培养儿童的道德。真正的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多方面的，应该避免侵犯儿童的个性，应培养儿童的多方面的兴趣。
2教学
何为教学？赫尔巴特认为教学是作为经验与交际的补充的。为什么教学是经验与交际的补充呢？首先，赫尔巴特认为交际容易在感情范围内留下缺陷，而经验容易在知识范围内留下缺陷，教学可以弥补这两者的缺陷。“交际在小小的感情范围内留下的缺陷与经验在巨大的知识范围内留下的缺陷，对于我们来说几乎是同样重大的；无论在这方面还是那方面都必须同样的欢迎通过教学来加以补②充”。其次，“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交际将一切民族联结在一起”，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核心不能卓有成效的通过经验与交际来培养。而教学一定能较深入地渗透到思维工场中去”③。最后，作者认为只有教学才能做到平衡地培养广泛的多方面性。
赫尔巴特认为教学的基础是多方面的兴趣。他指出兴趣来源于使人感兴趣的活动和事物，它是同“欲望、意志和审美有共同之处的，是同漠不关心相对立的”。兴趣与欲望即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的联系是：兴趣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欲望。“尽管当我们发生兴趣时内心是积极的，但在兴趣未转化为欲望与意志之前，我们在外表上却一直是消极的”。“假如心境变化得使心灵在更大程度上向往未来而不是现在的话，并且假如存在于期望中的忍耐消失了的话，那么兴趣就可能变①
② 《普通教育学》第30页《普通教育学》第64页
③ 《普通教育学》第68页
1兴趣并不支配其对象，而依赖其对象。欲望是为欲望”④。两者的区别在于：○
2“兴趣处于单纯的观望与着手进行之间”支配其对象的。○，“兴趣在观望中形成，还停留在被它观望到的现在的对象上”。而“欲望，当它想着手行动的时候，它力争把握它还不占有的未来的对象”。多方面兴趣的产生需要经历四个阶段：清楚、联合、系统和方法。而教学的意向的目的就是培养人的多方面的兴趣，因此赫尔巴特把教学也分为与达到多方面兴趣相同的四个阶段：清楚、联合、系统、方法。另外赫尔巴特认为教学过程的完成大体上具有三个环节：感官的刺激、新旧观念的分析和联合、统觉团的形成。与此相应，他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单纯的提示教学、分析教学和综合教学。他认为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教学任务以及学生的心理活动状态等都是不同的，由此教师应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他认为教学的一般结果是心灵的充实，而心灵充实的质量可以通过学校对人的培养的目的以及结果来加以保证。“学校就是闲暇，而闲暇便是审思、鉴赏与
⑤宗教的共同财富”，而思辨与鉴赏是生活的两个主宰，由此教学将学校与生活
联系起来。赫尔巴特认为我们要培养的思辨与鉴赏并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也不是为了学校，而是为了使人从宗教中解脱出来。教学的结果应该接近于性格形成的结果，使儿童获得意志的坚定性。只有这样儿童的心灵才有可能得到充实。2 训育
赫尔巴特把训育当做教育的主要部分，目的是培养“性格的道德力量”。那么什么是道德性格呢？
赫尔巴特认为道德与性格紧密相关，道德是性格的最高原则。道德可以分为道德的积极部分和消极部分。赫尔巴特认为对一个行为进行判断，这一判断就是道德的积极部分，但如果这一判断与原本的性格相背离，那它对于性格来说就是消极的。“判断自己的举动本身是积极的，但是这种判断对于那种与判断提出的要求不相一致的性格来说就是消极的”⑥。而性格是意志的坚定性，是寓于意志之中的，表现为决意要什么和决意不要什么。性格分为客观部分和主观部分。前者指已经具有的意志，它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性格特征。后者指人产生的新的意志部分。二者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二者一致，就会加强性格的力量；反之，则会损坏性格，使之分裂。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性格的客观部分上，使之慢慢得到陶冶与提高。从而道德教诲所具有的调整力量才能取得效果；在此基础上，主观部分才能接受教诲，才能完成对道德性格的修正与完善。而性格的1行动是性格的原则：性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有：○性格就是意志的坚定性，2思想范围对性格而行动从欲望中产生意志，因此行动对性格的形成必不可少。○的影响：行动包括内心行动和外部行动，人的内心活动在思想范围中都有它的基点。并不是所有的思想范围都能过渡到行动，所以思想范围为性格造成了限制。3素质对性格的影响：○赫尔巴特的素质就是心灵稳定性的程度，而心灵稳定性的程度能对人的欲望，进而对人的意志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性格。那么训育到底怎样培养人的性格的道德力量呢？
训育就是对青少年的心灵产生直接影响，即有目的地进行培养。训育具有普遍的和特殊的两种应用。它可以对学生的思想范围的形成产生协作作用，可以帮助形成性格。它的特殊的应用在于它可以培养五种道德观念（内心自由、善良、仁慈、正义与公平），而通过这五种道德观念的形成，可以使学生形成正确的道④
⑤ 《普通教育学》第59页《普通教育学》第113页
⑥ 《普通教育学》第125页
德性格。由这两种应用可以达到培养儿童的性格的道德力量的目的。赫尔巴特认为训育与管理的区别在于管理的目的是使学生遵守秩序，而训育是要对学生的心灵产生影响，有目的地进行培养，训育在管理之后进行。训育与教学两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不同之处在于训育要对学生的意志进行培养，而教学要对学生的多方面兴趣进行培养。教学应在训育之后进行。、纵观整本书，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赫尔巴特对教师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要求，提出教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或管理或教学或训育的措施，因此有人说赫尔巴特把教学当做一切以教师为中心的，但我不这么认为。虽然赫尔巴特一直都是在对教师做出要求，但这一切都是为了学生，学生还是教学的中心，这可以从他把培养学生的多方面兴趣以更好的适应未来职业的需要作为教育的可能的目的中看出。虽然赫尔巴特的观点存在一些缺陷，例如他过于强调教师的权威作用，而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他认为教师的有意识的形成可以造就儿童的好的性格，但却忽视了儿童的态度对性格形成的作用，但他在当时那个时代提出这些观点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他是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教育学应该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来论证教育学的实际问题。他提出了形式阶段教育理论，有利于教师的有系统的教学，为近代教学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还提出了“无教学的教育”、“无教育的教学”等著名的教育原则。他在书中提出的许多的教育原则在当时是没被采用的，更没被实现，可这不代表着他的教育想法就是错误的，他的许多的教育方法是在我们现在的教育中都应该被采用的，我们应该辩证的来看他的理论，批判继承，加以实际运用，对现在的有缺陷的教育加以改造，培养学生的“多方面兴趣”。
第四篇：读书笔记之
读书笔记之：《第二十二条军规》
——虚幻的军规，真实的残酷
第一次看到《军规》是看电影《隐形人》的时候，一位优秀的高中生做着贩卖论文的勾当并将其“非法”所得藏入这本书中，电影对其的特写镜头以及中文字幕勾起了我的兴趣，利用暑假读完此书令我感触颇多。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本长篇巨制，我花费几个星期才将其读完，对其情节没有过多感受，相反众多的人物角色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才是最大的看点。尽管身处二战背景，但在“皮亚诺扎”岛上，军队似乎并不急着结束战争，同样的，小说也内有用太多笔墨描绘战争，相反却是立足人性，反思自我。
疯子，荒诞
由于这是一部恢弘巨制，所以我只能从其高频词汇对其进行剖析，“疯子，荒诞”便是第一组。
小说开始便是主人公约塞连大喊着“疯子”，他认为所有人都是“疯子”，约塞连他不在意他的军衔，不在意他的收入，他只希望可以快点回国，不幸的是他所在的飞行大队的长官卡思卡上校一心想当将军，于是肆意增加飞行次数，由原来的四十增加到八十，约塞连对其难以忍受，于是用尽各种办法进行抵抗，博洛尼亚轰炸是最典型的一次，他不明白为什么仍有人愿意不断飞行只因长官的私欲。
战争的炮火不仅寝室人的肉体更折磨人们的精神，尤其是旷日持久的战争末期人类求生欲望空前高涨的时期，此时却不断被要求继续冒险，很难想象人们会做出什么样疯狂的事。幸运的是，约塞连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同样也是不幸的，因为他认为所有人都疯了。私欲，荣誉
文中三个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卡思卡上校，谢思科普夫少尉（中将），米洛司务长。三者皆以荣誉为名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在战争中他们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也不是最后一个。不过这三人却各具特点：卡思卡不择手段，谢思科普夫愚蠢却运气好，米洛则赚钱有术。三者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于战争本身并无任何感想，但对其带来的机会，谁也不肯放过。战争已接近尾声，人们都开始为自己做打算，战争的残酷不只在于其炮火，也在于其带来的稍纵即逝的机会，这种机会如同毒品一般让人欲罢不能，也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每次大战过后对于人类生活、科技各方面也都是全新的机遇。也因战争，我们的价值观等人文领域的东西也在不断改变。
“第二十二条军规”
打引号表明其特殊性，小说随叫《第二十二条军规》但其出场次数不过四次，都是约塞连想要回家并欲打破军规时出场（最后一次不是），所有人都清楚这条军规不过是虚幻的，但只要有人想用，它依旧有效，即使拿不出文件，之前列举的种种行为皆因它的存在。作者创造这一条军规的目的也十分明显，人类生活中的种种不和谐，都是源于这种不合理、前后矛盾的制度，约塞连无法改变只能逃避。但又因矛盾的制度它并不“存在”，所以可以想象，其实往往给自己造成困难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轻信和懦弱。
好友的不断逝去最终令约塞连明白只有靠自己逃离这个小岛才能最终得到解脱，他放弃了消极抵抗，撕毁了那令人作呕的协议，也不在想着装病那个蠢主意，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作者的构思巧妙，一个极其巧妙的伏笔，以及约塞连最终借此方法逃离苦海，这个伏笔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对它大篇幅的描写以及最终不动声色的揭露。
战争离我们远去，但文章留给我们的反思不止于战争，更多于生活，类似的“军规”生活中比比皆是，以中秋月饼为例，人们一方面追求着食品包装的精美，另一方面却又对高昂的价格表示愤怒，商家正如战争固然可恶，可反过来，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点责任吗？面对此情相信我们会比约塞连更无奈，让我们最后伴随着约塞连飞往瑞典的旅程，在小说的留白上展开自己的想象。
高二（8）班俞皞哲25
第五篇：诗经发微
《关雎》发微
摘要：《周南〃关雎》作为国风乃至整个《诗经》的首篇，其经典的爱情主题和华美的词句已然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虽然其诗只有简简单单的四章八十字，但是自其诞生起，古今学者就对《关雎》的诗旨做出艰难的探索，而本文旨在梳理《毛诗序》、《诗集传》、《诗经原始》等古代对诗经进行阐释的重要著作来对《关雎》思想和诗旨的研究。关键词：关雎
诗旨毛诗序
诗集传诗经原始
《诗经》又被称作《诗》或者《诗三百》，由于儒家思想在西汉武帝时期被立为官方哲学，《诗》作为儒家经典读物被列为学官，立博士，从此《诗》被上升为“经”的高度。已然成为了儒家的学者必读的经典文本之一。虽然历来很多学者对《诗经》“风”、“雅”、“颂”的解释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有不少学者是同意《诗经》当中“国风”的作品是写得最好的作品。《论语·八佾》中虽然提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但孔子并没有对其诗旨进行明确的解读，从而为后世学者对《关雎》诗旨的面貌做出了锲而不舍的探究埋下了伏笔。
在秦汉之前，虽然有人对《诗经》进行解读和评价，但数量极少且往往是对整个《诗三百》进行总体评价，很少对其中的某一首诗歌进行点评。这些零星的评价散见于《论语》、《孟子》、《礼记》当中。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①，“温柔敦厚，诗教也”②等等。
还有一本书不得不提的就是《春秋左氏传》，虽然《左传》的成书年代存在比较大的争议，但是绝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和孔子几乎同时的左丘明，在《左传》里面就引用了大量的《诗经》的句子，如《左传·隐公元年》在评价颍考叔时用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的这些引用往往是“断章取义”，即将引用的句子从原诗中脱离出来，仅仅表达这一句诗的字面意思，从而和引用者本人的观点相契合，这些解释通常和原来在诗中的解释是没有太大关联的，有的甚至和原来诗意是完全相反的，从而成为了古人想阐述某种观点的工具。
总之，秦统一之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先贤们对《诗经》的关注较少，并且往往是片面的，笼统的，这主要和儒家思想在当时并没有被全社会所接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毛诗序》对《关雎》的解读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钳制百姓思想，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发生了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并同时颁布挟书律，除了医学、农学、占卜等有关生活资料的书外，其余的书一律民间不得收藏。《诗》作为儒家“六艺”（诗、书、礼、乐、春秋）之一，自然避免不了这一次文化的大浩劫。到了汉代，因为承袭秦朝制度，挟书律依旧保持了下来，直到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西汉政府终于宣布废除秦始皇焚书时颁布的《挟书律》，使得长期受到压抑的各种思想和文化艺术得以正常发展。虽然《挟书律》被废除了，但汉初统治者皆采 ①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为政第二》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礼记·经解》 ③孔颖达《十三经注疏·诗经·大雅·既醉》 用黄老之术治国，道家思想才是官方哲学，儒家思想以及儒家典籍没有遭到统治阶层的重视，直到武帝即位，才开始重视儒家，将儒家经典立为博士。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儒家经典的传播受到了极大的阻碍。要么转入地下偷偷传授，要么凭借一些高寿的儒家研习者靠记忆复原经典，很多儒家学者凭借自己的理解渐渐《诗》到了汉代就形成了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四家诗派。
据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记载“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我们从中知道诗在传播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都失去其本来的意思，只有鲁诗较为靠近《诗》的本义。三家诗曾经显赫一时，在今文经学占主导的西汉都曾经被立博士，到了后世因为种种原因，三家诗先后失传。我们今天所读到《诗经》是毛亨，毛苌传的所谓“毛诗”。毛诗采用了一篇大序对整个《诗经》做了主旨的概括，并针对每一首诗前面用小序进行直接点出其诗旨。《毛诗序》开篇就对《关雎》的诗旨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①天下而正夫妇也。”也就是说本诗的诗旨是赞美天子之妻有美好的德行，教化天下，为天下是夫妻伦理关系树立起榜样作用。将《关雎》的诗旨解释为“后妃之德”，《毛诗正义·周南关雎训诂传第一》将这个道理解释的非常清楚“王之齐正天下得其道，则述其美，雅之正经及宣王之美诗是也。若王之齐正天下失其理，则刺其恶，幽、历小雅是也。诗之所成，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诗之道则兴，幽、厉不用诗道则废。”这样将《诗》和政治牵上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满足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自然就沦落为统治者进行文化思想统治的工具，但是从一个方面来说，《毛诗序》还强调“未识不善，则不知善为善；未见不恶，则不知恶为恶，太平则无所更美，道绝则无所复讥，人情之常理也。”因而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社会伦理道德方面，汉人对《关雎》等诗有关政治教化色彩的解读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就像《毛诗序》所说的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②
至于谈到《毛诗序》对《诗三百》的诗旨“美”“刺”学说的渊源，笔者认为首先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孟子就已经在注重《诗》的教化作用，除了上面引出的《论语》和《礼记》当中的话，在《论语·阳货》中提到“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同样在《阳货》中又提到“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在《孟子·万章上》也提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足以表明汉代学者解诗如此看重教化自然有他们本身的问题，同样也和孔孟评价诗歌的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我的恩师刘松来先生还分析了汉代学者解诗重视政治教化和历史化的阐述方式其他两个原因 ：一是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历史化的阐释方法是先秦史官文化发达的必然产物。另外，偏重于政治教化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和历史化倾向，是入学在汉代上升为官方学术的过程中，时代政治对《诗经》阐述提出的必然要求。③
①②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周南·关雎训诂传第一》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周南·关雎训诂传第一》 ③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下册285~288页
二、宋代朱熹《诗集传》对《关雎》的解读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给毛诗作了注（就是通常所说的郑笺），使得毛诗盛极一时，到了唐代另一位著名学者孔颖达写成了《毛诗正义》。唐高宗永徽四年，朝廷将《毛诗正义》颁布天下，每年明经都为必考科目。所以宋代以前几乎是没有人敢非议《毛诗序》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宋朝。根据清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录·诗论提要》中提到“南宋之初，废《诗序》者三家，郑樵、朱子及质也。” 郑樵的代表作《诗辨妄》没有能够流传下来，同时和王质相比，朱熹的学术地位显然要高很多，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朱熹的《诗集传》对《关雎》的诗旨的解读。
朱熹在写《诗集传》的时候初稿全部遵从《小序》，后来受到郑樵《诗辨妄》的影响，在《诗集传》的二稿中改为攻击《毛诗序》，方玉润《诗经原始》援引朱熹对《毛诗序》的批评 “《小序》大无义理，是后人凑合而成，多久诗中採摭言语，不能发明大旨。”同时他还指出“大率古人作诗，其间以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性情，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作美刺说，将使人意思尽穿凿坏了。”朱熹对《毛诗序》的攻击无疑是比较尖锐和严厉的，他对《诗三百》作者作诗的缘由“感物道情，吟咏性情”的说法是符合“诗言志，歌咏言”①的诗歌创作传统的，这比《毛诗序》仅仅从政治教化等方面解释诗歌从而完全歪曲诗歌作者原来创作意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至于为什么到了宋代人们开始攻击《毛诗序》的“美”“刺”的政治教化，台湾著名学者李家树学者做出了如下的分析：“尤其是唐代有了佛经的雕版以后，到了五代，刻了《九经》和《文选》等书，北宋时期又刻了《十五史》和诸子等书，学者得书方便，见多识广，更易比较研究；同时受了禅宗‘呵佛骂祖’的影响，敢对学术界的权威人物和著作怀疑，结果宋代的疑古运动蓬勃地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②
朱熹作为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他对《诗经》的理解自然有自己的看法，他的《诗集传》在给《关雎》作注的时候，提出“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③朱熹同时指出“君子”就是指“文王”，那么“淑女”就是“太姒”。朱熹断定《关雎》是宫中之人所作，是有他的根据的。因为周代的礼制较为森严，什么人根据什么身份用什么物品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关雎》提到君子想要通过“钟鼓乐之”和“琴瑟友之”自己心仪的那位女子。在当时钟鼓只有天子和诸侯能用，东汉的经学大师郑玄在《仪礼注疏·乡饮酒礼》中就讲到“钟鼓者，天子诸侯备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这就是说能用得上钟鼓的人，地位至少在诸侯之上。”而在殷商末期，文王姬昌虽然对商纣王称臣，但是实际上周的实际统治面积也不小，《孟子·公孙丑》上提到“文王以百里”，因此说文王姬昌为一方诸侯一点都不为过。在朱熹看来诗中既表露出来自宫闱的迹象，而文王又为一方诸侯，《关雎》的诗旨自然而然的就和“文王”扯上了联系。进而把文王和太姒的结合标榜为天下夫妻的楷模。
朱熹在《诗集传》中除了论证出《关雎》的来源，并对孔子“《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进行了一番评论。
①②《尚书·尧典》
李家树《<诗经>专题研究·美诗？刺诗？淫诗？情诗？——社会转型与<诗经>的诠释问题》第197页 ③朱熹《诗集传·诗卷第一·国风·关雎》
愚谓此言为此诗者，得其性情之正，声气之和也。盖德如雎鸠，挚而有别，则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见其一端矣。至于寤寐反侧，琴瑟钟鼓极其哀乐而皆不过其则焉，则诗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见其全体也。①
朱子在上面的一段评论中，先后提出了《关雎》体现了诗歌内容的性情之正，以及作者本身思想的性情之正。那么和为性情之正呢？朱熹认为“思，便是情性，无邪，便是正。以此观之，《诗》三百篇皆出于情性之正。”②虽然这和孔子提出的“思无邪”是有相契合的地方，但是需要提出的是，朱子改变了以往仅仅从诗歌内容本身来谈义理，率先提出了诗歌作者本身思想是否纯正的观念。
三、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对《关雎》的解读
《诗经》研究到了清代，学者们对千百年来一直只注重《诗经》政治教化功用而歪曲诗歌本义感到极为不满，因此很多学者站出来试图从文学角度重新对诗经进行阐释，恢复到作者创作诗歌的本义，因而很多学者对《毛诗序》及《诗集传》提出了批评。清代姚际恒曾经尖锐的批评到“汉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③。一语中的的指出了汉代千方百计的将《诗》与“美”“刺”说或者和某些史实附会在一起，而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诗集传》又常常凭空捏造出什么“文王之化”、“太姒之德”之说的错误。
清代研究诗经代表作品是崔述的《读风偶识》，姚际恒的《诗经通论》，以及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因为《诗经原始》成书较前两部作品比较晚，并且《诗经原始》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姚际恒的观点，所以笔者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对《关雎》的阐释。
方玉润在解诗的时候仿照《小序》在每首诗前也用了一句话对诗歌进行解释说明，例如在《关雎》题目下面后缀上“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也”。本来这句话是从《毛诗序》脱胎而化出来的。其原文是为
《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④
很明显方玉润在《诗经原始》当中自己给诗歌作“小序”的时候也是参考了《毛诗序》的说法，保留了他认为的合理成分，而把他认为的《毛诗序》附会所谓的教化之辞尽行删去，这样诗旨就显而易见了。
除了用了自作“小序”用一句话来点名诗旨外，方玉润在诗歌后面的说明文字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小序》以为“后妃之德”，《集传》又谓“宫人之咏太姒、文王”，皆无确证。诗中亦无一语及宫闱，况文王、太姒耶？窃谓风者，皆采自民间者也，若君妃，则以颂体为宜。此诗盖周邑之咏初昏者，故以为房中乐，用之乡人，用之邦国，而无不宜焉。⑤ ①②朱熹《诗集传•诗卷第一•国风•关雎》 《朱子语类·卷六十五》342页 ③姚际恒《诗经通论·自序》 ④刘松来《诗经解释·毛诗序》252页 ⑤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71页
从上面的一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信息：第一、方玉润认为《毛诗序》和朱熹《诗集传》对诗歌的来源出自于宫廷当中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第二、方玉润认为所谓“国风”的诗歌应该都采自民间，如果说是美“君妃”的诗歌，是应该放到“颂”当中去。第三、这就是一首非常普通的描写平民百姓嫁娶的房中乐，从而完全剥离了她神圣的经学外衣。方玉润曾经感叹道“‘三百首’多少好诗，纯被此种迂儒说坏，能不令人扼腕！”①可见他对以往学者仅仅从政治功用的角度解读《诗》的痛恨至极。
《诗经原始》中保留了较多前人的研究成果，方玉润对前人的研究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比如早在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当中就已经表明了“此诗只是当时世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以见嘉偶之合，初非偶然，为非偶然，为周家发祥之兆。自此可以正邦国，风天下，不必实指太姒、文王”。②方玉润则认为“此说驳《序》、《传》可谓祥且明矣，及其子诠诗旨，则仍不离世子娶妃之说。夫世子为谁？妃又为谁？”③可见方玉润是坚决反对将《关雎》诗旨强行附会到确定的某些人身上的，从而打破其民歌的性质。
虽然《关雎》外面那神圣的“经”学外衣已经渐渐的被歌颂人类真性情的文学所取代，但是学者们仍然没有停止住对《关雎》诗旨研究的脚步，自从以姚际恒《诗经通论》和方玉润《诗经原始》提出《关雎》是咏叹初昏者以来，一度被当时社会所接受和称赞，到了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傅斯年的《诗经讲义稿》也同意这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毕竟还是有一些无法解释通的问题。第一、就是朱熹提出的钟鼓的使用时有严格的阶级限制的，一般的老百姓是难以接触到的，那么他又如何运用到婚礼场面当中了。第二、根据《仪礼·士昏礼》的记载，在周代结婚时不能用乐的。那钟鼓之声显然放在歌咏初昏者是不尽合理的。根据这两条，当代学者推翻了以往的解读，认为所谓《关雎》，“这一切快乐而感人的场面仅仅是他（君子）‘优哉游哉，辗转反侧’时候的美丽意淫”。④究竟这种解释是否完全正确了阐释了《关雎》的诗旨，或者还会出现新的不同的解释，这需要学者们继续努力探求。
参考文献
1、（唐）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中华书局.1996
2、(唐)孔颖达.十三经注疏.仪礼[M].中华书局.1996
3、（宋）朱熹.诗集传[M].中华书局.1984
4、(清)方玉润.诗经原始[M].中华书局.1992
5、(清)姚际恒.诗经通论[M].中华书局.1994 ①②李家树《诗经专题研究》转引自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六》37页 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74页 ③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74页 ④苏缨《诗经讲评·风人深致》9页
6、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7、李家树.诗经研究[M].西安文艺出版社.1995
8、傅斯年.诗经讲义稿[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