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根本出路

第一篇：县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根本出路

青龙镇“解放思想、再创辉煌”征求意见

县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根本出路

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五大内在矛盾：工业化与农村经济的矛盾、边缘化与山区经济的矛盾、市场化与小农经济的矛盾、瓶颈化与规模经济的矛盾、特色化与资源经济的矛盾。这些矛盾根源于工业化过程中城乡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根源于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弱势地位。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出路，一是靠国家在制度和政策上提供发展的条件，二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因地制宜推进工业化，逐步改变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弱势地位。

张柱

第二篇：县域工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

县域工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

省委、省政府领导多次强调，县域工业经济发展必须把结构调整摆在主线位置，调整所有制结构，调整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和产品结构。江油市近五年的探索与实践证明，结构调整的确是县域工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结构调整抓好了，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深化企业改革是最大的结构调整江油在县域经济发展进程中，长期“命系长钢”，1994、1995 年，因长钢的“红火”，江油荣登全省经济十强县行列。从1995 年开始，受国家紧缩银根和市场变化的影响，以长钢为代表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大受冲击，江油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因此一落千丈，并被挤出了全省“十强”。同时，经济运行质量低、效益低下、工业企业所有制格局不合理、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也开始显现出来。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江油市委、市政府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工业经济始终是江油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要加快发展，重返十强，优势在工业，关键在工业，希望也在工业。1998 年初，新一届市委、市政府确立了工业兴市发展战略和重返十强的战略目标，一场艰难的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攻坚战帷幕拉开了。江油被绵阳市确定为两转试点市。利用这一机遇，按照两个百分之百和两个转变的要求，江油对全市市属工业企业通过股份制、租赁、兼并、收购、破产等形式进行了全面改制，仅1998 年一年，就相继有60多户工业企业进入破产程序。通过近5年时间的深入改革，江油市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改制面达到71％。在改制中，政府用向社会转让国有资产收回的国有资本，妥善地解决了原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通过全面改制，江油民营经济由1992 年占市域经济的10％上升到了2001 年的80％以上，依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业的市域经济格局基本形成。培育优势企业群体是调整技术和产品结构的有效途径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影响，原来的国有、集体企业普遍存在技术落后、层次不高、产品档次低、成本高而缺乏竞争力等状况。同时，一座城市命系一个企业兴衰的教训，让江油人更感到壮大一个群体的重要。因此，从1998 年起，以抓大扶强、技术创新为主要特点的培育优势企业群体攻坚战在江油全面展开。市委、市政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市场前景看好、企业资产规模大、能够对财政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的一批企业给予重点扶持：一是全部剥离这些企业的社会职能，使他们能够轻装上阵。二是在用地、税收、规费等方面给予让利优惠，放水养鱼，让企业有扩张发展的余地。三是建立市级领导定点联系和挂牌保护制度，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四是坚持搞好厂区周边环境整治，保证企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优势企业群体调整技术和产品结构的力度。招商引资促进结构调整在江油的经济结构中，农业偏重、重工业偏重的问题曾经十分突出。为了加速调整这种经济结构，并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江油市把招商引资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江油市建立了全员招商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全程追踪机制，采取项目招商、敲门招商、代理招商等办法，全方位、宽领域、多形式地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同时，江油市通过加大投入，着力改善投资硬环境。5年间，江油市共投入12．6 亿元用于以交通、通讯、城市建设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成立了江油市行政服务中心，对原有的899项行政审批项目以60％的幅度进行砍减，让投资者办事方便称心。如今，在江油市已经形成了人人都是招商环境的氛围。招商引资的成效是非常明显的。5年来，江油市共协议引资39亿元，实际到位15．5 亿元。招商引资带来的不仅是量的巨变，更有质的飞跃。5年来，江油市利用中药材种植优势，引进深圳华辰药业公司、四川制药公司等，带动医药行业的发展；挖掘原有的饮料生产优势，引进沱牌集团、广东健力宝集团，壮大饮料行业；发挥电力优势，引进了河北邯郸炉料厂、辽宁营口宝成铁合金厂，使江油铁合金再现辉煌；依托九○三科技优势，引进广东超声股份有限公司，填写江油电子行业的空白。这些项目的成功引进，解决了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中资金匮乏的瓶颈问题，优化了工业内部结

构，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县域工业再次焕发生机。大刀阔斧的结构调整，不仅使江油走出了“命系长钢”的怪圈，改变了“单一支柱”的经济结构，更使江油工业经济步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快车道。（作者为中共绵阳市委常委、江油市委书记）左代富

第三篇：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发展方式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其影响

从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行发展方式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或矛盾。

（一）内外部经济不协调。突出表现在贸易顺差的持续大幅度增长和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累积上。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对外开放战略的长期有效实施，也不利于国内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容易引起国际贸易纠纷和遭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二是发展成果的共享性较差，资源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三是造成流动性过剩，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形成不利影响。

（二）消费与储蓄关系失调。长期以来，由于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消费率一直相对较低，储蓄率一直相对较高。分析本世纪以来中国国内总储蓄率上升的源泉，一个显著特点是，从2000年到2008年，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的储蓄额占全国增加值总额的比重都上升了，分别上升了5.49、2.55、7.77个百分点。从中可见，中国国内储蓄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企业储蓄和住户部门储蓄。

（三）传统竞争优势减弱的同时技术进步推力不足。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提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由过去几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的转变，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已经开始逐步减弱。二是随着中国资源价格改革不断深入和环保力度不断加大，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也在逐步减弱。三是随着中国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模仿、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空间越来越小，由后发国家地位所决定的低成本适用技术优势也在逐步减弱。

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并成功应对资源环境方面的严峻挑战，最关键的，就是要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步伐，通过增强创新能力，使技术进步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中逐步发挥主导作用，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和升级。但总体来说，中国经济仍属于粗放式增长的经济，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突出表现在两点：一是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规模上的大国地位不甚相称。二是创新能力仍然不强。

（四）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增大。中国人口规模比世界上现有56个高收入国家的全部人口之和还要多出3亿多。如此规模的人口进行现代化，相当于把过去一两百年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历程在中国重演一次，而中国既不具备发达国家在发展早期所具有的相对宽松的国内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也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开拓殖民地获得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正赶上世界范围新一轮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客观上使中国面对的资源环境挑战更为严峻。

（五）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较大；二是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发展不足。

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体制性矛盾及其影响

中国发展方式存在的上述问题，既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有关，也与中国国情特点有关，但最关键的，还是与中国经济体制存在的缺陷有关。因此，要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最重要的，就是要准确把握这些深层次体制性根源，深刻分析其影响发展方式的路径，找到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突破。

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四个体制性因素，一是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未能充分反映其稀缺性和市场供求状况。二是社会性规制制度不完善、政策执行不到位。三是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不完善，体系不健全。四是国有企业现行制度安排存在缺陷。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国有企业一方面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成本甚至是零成本获得这些资源，形成竞争优势，获得超额利润；另一方面，获得利润后又不向全民的代表者政府支付红利，而是留在企业进行投资，成为企业储蓄，从而既导致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又导致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不合理。

体制性因素对发展方式的具体影响机制则包括：

第一，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影响机制。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不相协调问题的体制性根源主要是两条，一是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问题，二是社会性规制不到位问题。

第二，对技术进步推力不足的影响机制。导致技术进步推力不足的体制性原因，除资源和要素价格不合理、社会规制性政策不到位等导致的节能降耗减排创新需求和动力不足之外，还有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不完善。

第三，对内外经济不协调的影响机制。资源价格不合理、社会性规制不到位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这三个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中国产品的不完全成本和竞争力虚高，而这正是内外经济不平衡的主要诱因。

第四，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影响机制。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群之间收入差距大；二是基本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不完善、体系不健全，不仅均等化程度低，而且水平标准也与中国现有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不相适应。

第五，对消费储蓄不协调的影响机制。储蓄与消费关系失调直接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居民消费倾向降低；二是收入分配体制有问题，企业收入份额增加多，居民收入份额下降多，制约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主要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不健全、保障水平低、居民在消费方面存在后顾之忧等相关。而收入分配不合理、企业比例上升、居民比例下降，则是上述四个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转变发展方式的政策建议

针对发展方式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深层体制性缺陷，“十二五”时期应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产业中高端竞争力、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和节能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战略重点方面，取得突破。同时，要着力的政策重点包括：

第一，不失时机地推进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方面的基础性作用。首先，要加强对非传统资源的产权界定和保护。其次，要进一步完善中国资源税费制度，改革计征办法和征税标的，合理确定税费标准的调整机制；并参照国际经验，立足国情，改进资源税费在不同利益主体和不同利用相关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再次，要着力推进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生态环境以及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体制改革。

第二，切实加强对资源、环境、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社会性规制，正确和有效发挥政府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方面的作用。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有关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重点解决法律体系不健全和标准不合理的问题。其次，增强社会性规制执法的约束力和严肃性，特别要避免短期调控政策考虑对规制政策的影响，或将社会性规制政策作为短期调控政策加以使用的做法。再次，要进一步规范和发展信用评级、调查审计、认证认可、公正仲裁等专业性中介服务，充分发挥其在增强社会性规制政策有效性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后，要把对资源环境、质量安全等的管理纳入对各级干部的考核当中，从体制机制上保障相关法律法规得到切实贯彻。

第三，着力完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改变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状况。首先，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改变那种把社会保障仅仅视为一种社会福利的观念，充分认识社会保障对于扩大内需、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增强经济整体竞争力等的积极作用。其次，要以实现基本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着力提升统筹层次，努力改变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不接续的状况。在这方面中央政府尤其要发挥主导和关键作用。再次，要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制定和相关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改进中国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在公共服务事务方面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各地政府都有充足收入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最后，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立法的层次，增强相关法律的权威性，使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提供有法可依。

第四，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剩余分配机制。要积极探索完善国有企业利益分配的有效途径。建立国有资产（国企股份、国有土地和资源等）及其收益补充社保基金的长效机制。同时，将国有企业利润按合理比率进行“分红”，上缴国家财政，彻底改变国有企业实际上在无成本地使用国有资产的状况。调整国民收入和国有资本收益的分配结构。

第五，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强化政府在非商业化基础知识领域的作用，弱化政府在应用技术和商业化技术领域的作用，相应改革政府研发经费投放机制和政府科研机构。真正确立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

位，通过开放市场准入，“逼迫”企业创新；通过加速折旧等政策，扶持企业创新。积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创业，在创业中创新，充分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改革大学和科研机构，使其在竞争中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切实承担好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有的作用。

第六，制定并实施合理的消费政策，促进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消费模式。一要完善消费品价格政策体系。二要完善税收体系。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大幅度提高筵席和奢侈品税率，变消费税主要从生产环节征收为流通环节征收。三要建立或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手段，严厉制裁过度占用和消费重要资源、尤其是过度占用和消费土地、水等不可贸易资源的行为。

作者：张军扩 侯永志 刘培林

第四篇：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

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

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而且是一些基本的难题。目前农村大多数劳动力仍然从事农业，收入的源泉也主要是农业活动；而中国的农业又受人多地少之困，难以开展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技术落后，人均劳动收入也非常低；扩大农业产量，市场容量又有限，价格下降使农民收入不能提高；遇到天灾，价格上升，产量却下降，收入也不能提高。结果，城乡收入差距过去一个阶段具有拉大的趋势；收入不平等造成的社会问题(包括由地方政府“乱摊派”、“乱收费”所引起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成为今后发展的一个潜在隐患。

所有这些问题似乎形成了一个怪圈。而最重要的是，想在与农业有关问题的范围内做文章以求解决以上的问题，目前看都是难以奏效的，或者是难以实施的。我们不妨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第一，关于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许多人都认识到家庭经营规模小、效益差是当前中国农业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组织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在五亿劳动力、九亿人口仍然依靠农业为生的情况下，少数人的“规模经营”，意味着多数人“无地经营”。因此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口的问题、一个就业和收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也就是在许多人离开土地之前，这个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在某些沿海地区，正是由于人走了，规模经营才开始实现了)。

第二，很难靠提高农产品高价来维持农民的收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在加入wto，进一步加入国际市场的前提下，维持这种高价已经成问题，更不要说再进一步提价了。而且从国内市场本身的供求情况看，目前的市场价格在相当一段时间可能都难以持续提高(不因进口增加而趋下降已经不错了)。人为地提价，只能使供给扩大而迫使市场价格下降。在这里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尽快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保持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我们还不能人为地把农产品价格维持在大大高于国际价格的水平上。这是因为，食品价格是决定非农产业劳动力成本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成本越高，我们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越低。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劳动力成本较低这一比较优势，进一步提高农产品价格对我们的经济整体发展是不利的。国际上一方面有人希望中国开放农产品市场(主要是农场主集团)，而另一些人(主要是工业集团和劳工组织)则巴不得中国封闭市场，搞“粮食自给自足”、“自己养活自己”，因为这样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就会因农产品成本的提高而提高，对他们的竞争力就被削弱，他们的就业就可以保住。都是有他们的利益在背后的。而比较符合我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能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作法是，将农产品价格维持在现有水平，当需求扩大时，如遇供给不能跟上的情况，就靠扩大进口来弥补不足(目前我国进口粮食只占总消费量的1左右，进行适当调整而又不损害“粮食安全性”的余地还很大)。但是显然，在农产品价格问题上作文章，已经不能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其他产业的问题。

第三，土地承包制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不能变。与规模经营相关的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这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一些争论。但是，就目前土地收益状况和农民收入结构而言，农户承种的那一小块土地，已经不是“高收入的来源”，而是“社会保障”(“保命田”)。有了这样一块强制性地不可出卖、不可转让(当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转租)的土地，至少为农民提供了基本收入源泉，在农民无法找到其他收入更高的工作之前(如进城务工或乡镇企业)、或者又失去了收入较高的非农就业的时候，可以有一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避免中国陷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城市贫民”问题，在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多数农民已经在非农产业中获得了稳定的就业之前，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不应发生重大改变的。而从以上三个“不是出路”的问题的分析中，我们也自然可以看到出路何在：中国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即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产业化，或称“农民的非农产业化”，也就是多数以至绝大多数农民(80以上)最终都能在非农产业(工业、服务业等等)中获得稳定的就业。说到底，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使多数农民不再是农民！依赖于土地的人少了，土地的使用和农业的经营才能更有效率，农业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农产品的价格也才能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应有的变动，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从专业化、大规模的农业经营生产活动中获取更高的收入，农业和工业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真正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一定要超越农业的范围、超越农村的范围、超越农民的范围加以思考，反倒应该更加关注、更加

第五篇：解决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的关键

“加快城市发展有利于缓解中国经济增长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有利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必须把发展城市经济，扩大城市就业，服务城市居民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向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从市场化的大背景看，靠提高农产品价格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在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后，受到市场的制约；离土不离乡发展乡镇企业，失去了原有的体制灵活的优势。”这是在“２００３年中国·吉林城市发展与合作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研究员反复强调的。

发展城市经济与解决“三农”问题是并行不悖的。经过２５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市经济飞速发展。但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逐步积累，逐步暴露出来。比如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协调等等。缓解这些矛盾，从根本上说需要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特别是加快城市发展。

近些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十分重视“三农”问题，也收到了一些成效，但问题并没有缓解。从表面上看，“三农”问题核心在“农”，但实际上，关键在城市经济的发展，在非农产业的发展，在农业劳动力能否尽快从农村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下，受到技术、资金的制约。但“三农”问题不解决，农民收入就难以提高，农村市场就难以拓展，整个消费、投资规模就会受到影响，与此相应，城市经济中一些产品和企业的生命周期会缩短，资源的利用率会降低，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只有城市经济大发展，才可能吸纳大批农村劳动力，才可能反哺“三农”，使城乡经济同步协调发展。

１９９９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今年以来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目的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手段仍然是发展城市经济。在西部大开发中，以线串点的开发战略，实质是以西部的重要交通干线和大中城市的开发为重点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主要是在大中城市间推进的。加快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一方面增强这些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一方面提高这些城市的吸纳人口与就业的容量，必将为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东、中、西部的差距发挥作用。另外，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也同样是发展城市经济。通过提升传统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传统产业焕发新的活力，使这些城市摆脱困境，增强老工业基地自我发展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发展城市经济，吸纳农村转移人口可以从根本上降低人口出生率，提高人口的素质。因为农民进城后，生育的机会成本提高，哺养能力增强，生育管理更为严格，有利于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

加快城市发展，首先是要发展城市经济，扩大城市就业，服务城市居民。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建设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城市建设要做到规划适度超前，建设循序渐进，因地制宜，讲求实际，注重实效。不可超出财力、物力限制，盲目攀比，贪大求快，急功近利，拔苗助长。不要寅吃卯粮，卖地圈钱，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把培育产业，为企业创业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市场的繁荣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城市发展必须与区域经济发展有机结合。以城市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以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催生出更多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和城市带。

城市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无论是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住宅建设，还是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发展事业的建设都需要突出人本主义，以一切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不可舍本求末。

加快城市发展必须深化体制改革，正确处理城市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继续探索深化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为人口与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充分就业创造制度环境。运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建设中的投融资工具，发展ＢＯＴ、ＡＢＳ等建设融资手段，吸引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能够由市场运作的，一定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不能由市场提供的，政府必须充分发挥作用。要加强政府规制，规范市场运作，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