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是农业现代化

第一篇：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是农业现代化

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是农业现代化

多年来，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在关心农民收入增长。经过多方努力，农民平均收入的确也有了明显提高；这两年的收入增长速度还超过城市居民。今后如何保持目前收入增长的势头，很多人提出了一些办法，其中包括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办法。提出这个意见的有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也有像袁隆平先生这样的农业科学家。笔者以为这种意见值得商榷。农产品价格当然对农民收入有影响，但农民收入增长需要在价格相对稳定（大体和通货膨胀率接近的价格增长率）的条件下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提来实现，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要靠农业现代化。

现在统计农民收入主要考虑四个部分，分别是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大略用经济学知识分析就可知道，不会发生后两项收入成为大部分农民的主要收入的情形。目前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在一半左右，这种情形与我国经济结构有关，也与统计方法的某种不足有关。如果一户农村人家的主要劳动力用大部分时间从事非农产业，只用零星时间种了几亩粮食，他们还能算农民？从长期的专业化发展趋势看，农民收入将只计算以农业为主业的真正农户的收入，脱离农业的劳动者所得到的收入将不会再算成农民收入。按以上分析，考虑农民收入增长这样一个长期问题，应主要分析农户的家庭经营收入，而且是与农业有关的家庭经营收入。

如果做一个一般性调查，就会发现农民的单个工作日报酬其实并不低，但因为大部分农户每年的实际工作日很少，他们每年的总收入也就很少。在我国粮食主产区，如果一户农民种8亩大田作物，实际工作日大约是60个，按这几年的各种条件，大约会得到纯收入6000元，折算成日工资是100元。如果家里有4口人，每年人均收入1500元，自然是很穷的。如果两个劳动力在城里总共工作700个标准工作日（考虑加班等因素），每个工作日80元，总收入就可观了。不难理解，如果农户不是种8亩大田，而是100亩（现有技术条件下毫无问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要实现这个目标并非天方夜谭。通过城市化，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村土地通过流转，集中到专业农户手里，而专业农户通过采用现代化手段，形成规模经营，这个目标就实现了。农民收入增长就要靠这个办法。

如果不靠上面讲的办法，靠农产品涨价来提高农民收入行不行？我看很有局限性。第一，农产品价格受国际竞争影响很大，我们的价格涨起来了，国际上别人的成本低、价格低，农产品加工企业就不采购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价格也涨不了。第二，财政受不了。现在的支农资金如果算大口径，已经占到农业增加值约25%以上了。第三，从国民福利水平提高来说，一个国家国民的吃饭综合成本应该不断地有所降低才好；价格下不来，吃饭成本就高，建立一个创新型国家就是空话。创新通常发生在吃饭成本低的国家。第四，如果换个思路，由政府高价购粮，低价补贴消费者者行不行？当然更不行。这样做意味着国家要大规模介入农产品流通，甚至要恢复计划经济体制，后果将不仅导致效率降低，还会带来不公平，因为穷人和富人一起补，穷人相对吃亏。第五，如果一味涨价，农民在其有效工作日低于城里人有效工作日的情况下就富裕起来，其实也是另一种不公平。

解决所谓“三农”问题，还是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并借助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让农民变为专业农户，在庄稼地上、在牲畜圈里忙起来。这个话丑，但道理正确。

第二篇：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与出路

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与出路

赵君、刘涛

在农村发展这个问题上，国家一直在强调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从“多予、少取、放活”到“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再到《决定》中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的指导思想，国家一直在关注农民增收问题。但是从现实来看，农民增收依然困难重重，原因何在？出路何在？

一、税费改革带来的增收难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工业化体系的完善，国家开始采取“以工补农”的政策：实行粮食直补、降低和取消农业税费，使得农民的处境得到较大的改善，农村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好局面。时过境迁，几年后我们发现农民增收的空间是仍非常有限，“谷贱伤农”的局面屡次出现，甚至出现了“农田丢荒严重，政府须予重视”的呼吁[2]。诸多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制度变革忽视了农民的需求及其造成的意外后果。俗话说：兴一利必生一弊，取消农业费税通过减负来增收，虽然既可以减轻了农民负担，又能够增强了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产生诸多弊端，其致使基层政府资源短缺，被迫精简机构。导致地方基层组织难以有效运转，不能提供必要的农村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不足，农民的生产成本提高，农民负担重新反弹。取消农业税使得在农民增收和减负空间都十分有限，这种情形下，国家再考虑增加农民收入就落实到资源投入上。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开始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其实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转移支付，首先由于转移经费漏洞太大，“瞄准率”太低，效果并不明显；其次，最为关键的是公共品供给方与需求方的错位，部门就可能在提供农村公共品时，从自己的偏好出发，比如优先建设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通过粮食直补、农资补贴等方式投入虽可以直接解决农民的货币需求，增加农民的收益。但是这种增收的比重是微弱的，根本不能解决农民为孩子的结婚、教育以及自己养老的巨大开支。此外，农民的村庄共同体意识也在弱化，农民将更加“原子化”，村庄的人情味越来越淡。这极大降低农民在公共品供给上的合作性，在北方尤其体现在高成本的小水利设施盛行，农民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直接降低了他们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中国乡村虽然并不完全是“被土地束缚的乡村”，但是毕竟中国还有9亿农民，有无数的村庄，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积极的发展战略、快速的制度变革必会破坏其已然形成的结构。

二、农民话语权的缺失

在现代国家建设的道路上，体制的变革是不可或缺的，加之变革又在混乱的转型期，各种利益团体必然会有意无意的抑制处于底层农民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的缺失是一直影响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最重要原因。这里所说的话语权，主要是指农民在政策的知情权、发展的决策权、管理的参与权、利益分配的监督权和公平的诉求权等五个方面，充分、真实、公开地表达自己意志和想法的权利。农民话语权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应该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但由于压力型体制中主要以政绩为主的评价机制严重压制了农民的话语权。尤其在一些富民政策中，地方政府不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不以农民需求为本位，而是以政绩取得的多少为意志。如对大棚蔬菜、烟草种植、果园扩建等“诱民致富”的政策实施中多强行摊派任务，根本不考虑农民的实际需求，致使政策变形走样，实施的结果就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由于不注重征求农民的意见，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诉求，使得新农村建设偏离了中央要求，甚至有的地方通过非法圈占土地搞开发，滥建示范园区，结果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资源资金，造成不少农民失去土地，失去生活依靠。很多农民不满地方政府的做法去反映问题，但是由于农民话语权缺乏保障，改革中的既得利益群体为维护自身利益，一定程度上压缩农民参与空间，使得下情上达存在严重的阻塞，问题严重的地方甚至引发了诸多群体性事件。

除了变革对农民话语权的制约外，市场机制也在侵蚀农民的话语权，无论是作为弱势的农民还是符号化的农民工，都没有足够的可以与市场上其他阶层谈判的能力。最为明显的就是对粮食价格的担忧，粮价的微小波动都会对农民造成极大负担，从今年的经验来看，一旦市场控制了粮价，就很容易下跌。而农资价格却在不断攀升，这使得农民苦不堪言。为了提高农民收入，各级政府也很重视稳定农资价格，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农资价格上涨过快，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在市场中话语权过弱。农民话语权很大的国家，几乎很少存在农资价格上涨过快的情况。如日本，就是靠农协来增加农民的话语权。日本农协组合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龙头企业”，不仅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一系列服务，还为社员销售农产品、购买生产资料、仓储和加工服务、进行质量管理和市场谈判等。日本农民组织化程度高，农协掌握了70％的农资销售渠道，因此农资的价格由农协决定，这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农民话语权的增强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农民增收的出路

其实各国的历史都存在相似性，都经历百般挫折才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只是中国由于工业化的积累，使得农村起步较晚。于是在工业体系完备后，国家开始全力发展农业，各种现代性因素也随着乡村社会的打开而进入，当前的乡村社会正在发生快速变迁。农民的消费水平开始附着于全国性市场体系，消费开支和消费欲望都在增长。但是农民的收入依然薄弱，根本难以应对快速增高的消费水平。因此，如何在整个国民经济年增长率持续高涨的同时，使仍占64％的农业人口的收入稍有提高，这是个既现实又极有战略性的问题。针对两大制约农民增收的外部性问题，采取以下措施很有必要：

首先，当前改革引发的农村发展困境需要极力改善，这种困境是转型国家难以避免的，然而对于市场对农民的种种侵蚀，国家还需要加大支持力度，从治理结构上完善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国家支持不要仅仅以资金补贴到户或者转移支付的形式实现。因为资金转移到户只是增加了农民个体的收入，而且这种收入对农民来说非常少。转移支付虽然可以解决公共品供给问题，但是难以避免基层政府的截留。因此最为根本的还是需要考虑服务型政府的建立，真正的改变政府“守夜人”与“撞钟者”的角色。这里，乡镇政府并不再仅仅扮演一个消极无为的消极行政者的角色，而要承担起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者、发动者、组织者和服务者的功能，如让农民的合作组织能够免税地进入这些尚能产生利润的领域，给农民提供一定分额的资金作为基金，循序渐进地开展各种自助活动，等等。

其次，需要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一事一议等制度建设，在村民选举和公共品供给上真正可以使农民自主表达意见。在农民意愿能够充分表达的同时，使村庄干部可以代表农民的意愿，在各项政策的落实中以农民的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促进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此外，要加大法律的宣传力度，强化农民的法律意识，使农民的权利可以得到畅通表达。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避免在土地开发、市场交易中受到的不必要侵害。最后，落实这些策略的根本就是要使农民具有话语权，要增强农民的这种表达权利仅靠制度完善还不够。历史证明，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才有真正的力量，农民组织起来也是让农民拥有话语权的最有效办法。组织农民就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树立起“要发展就必须自己帮助自己”的理念，利用各种传统的村社组织资源走向自助和合作化之路。例如开办乡村老年人协会、加强文化建设等方式增强村民的连接性、合作性，以组织本身的努力来增进成员的利益，通过合作的规模经营生成规模效益。这样，农民就可以在市场中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农民的话语权才可以切实的保证，农民增收的目标才可以在局促的空间中实现。

作者简介：

赵君，郑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副研究员。刘涛，郑州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究人员。

第三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问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有一个大体的先后顺序。最早是农业问题，即如何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之后是农民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的问题；最终是农村问题，即大规模开展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观察，目前可能正处于由解决农业问题向解决农民问题转变的关键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资本“下乡” 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下降

农民纯收入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4年，这一数字还是60%。5年时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这符合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通过家庭经营中获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倾向性问

在2008年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经营所得最终占到可分配净收入的70.6%。这一比重在2003年为74.3%，2000年为77%，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各种留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来投资者分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下降趋势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绍兴市数据显示，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资本不足 阻碍农民合作获取经营利润

在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获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单个农户却缺乏必要的资本，从事经营的领域逐步收窄，大量资本趁机“下乡”，资本获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规模养殖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1996年规模饲养量在全行业的比重还只有6.3%，2006年达到50%，2008年已超过60%。大多数规模养殖的是资本主导企业形式的养殖。真正农户主导的、家庭形式的所谓散养户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户逐步被迫退出畜牧业经营。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出售畜禽产品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资本逐步占领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要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留给农民，要让农民首先能够在农村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都明确限制资本进入农村占领农民经营领地。要解决单个农户资本不足和农业经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学习日本、台湾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要通过机制创新，让合作社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守住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要让合作社有能力获取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再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把这部分利润转换为农民的收入。

从数量上来看，近两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16万家，比2008年年底增长90.8%；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但是，合作社发展质量还亟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还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资本获取经营利润。当前，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合作层次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局限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真正能组织农户统一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的为数不多，能开展农产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数。二是合作机制不顺。合作社内部规范的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健全，社员不太愿意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合作社对社员的民主权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积极性不高。农民入社动机不强，退社较为随意。入社后参与活动较少，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场交易量，一些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小于与非社员的交易量。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它是产生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原因。只要合作社无法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它就无法获得这部分收益，分给社员的也就不多，农户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农户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且随时可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这样的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不大，且随时面临解散的危险。由此可见，合作层次决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响到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合作积极性的提高。而合作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

推动合作社发展，要在加强政府服务、培养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合作社能够占有足够的资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进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才能够拥有为社员谋利的手段。为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好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推动产业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结合。

交易份额认购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合作社同样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经营困境。这迫使它们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在发展合作社时，首先要确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规模，再据此确定所需资金数额，然后把加工规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额（deliver share）。社员入社时按规定必须认购交易份额，并同时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资，通过调整比例，使得社员出资额之和刚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资金数额。交易份额规定了社员交售给合作社的产品数量，社员交售产品总数刚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规模。如果社员当年产出不够，允许其从市场购买予以补齐；如果超出，超过部分由合作社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购。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就可以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建立起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资金利用机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额的同时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资金，借此购买固定资产，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业务。有了固定资产后，合作社就可以进入金融体系，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创办或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铺设销售网络，获取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合作社利润按交易份额分配给社员，由于交易份额和社员认购资本额成正比，按交易份额分配也相当于按认购资本额分配。合作社通过参与加工和销售，扩大了社员合作的范围，也提高了社员分红回报率，增强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社员认购交易额的积极性增加，反过来又保证了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只有为合作社经营提供足够的、可支配的资本，才能够帮助农民利用合作社实现对资本的集体占有和控制，才能够帮助农民占据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并获取更多的收入。通过努力，目前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完全能够得以止住。单此一点，农民收入每年就能够增加0.5%。如果再能够把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农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唯一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换言之，必须保证农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长速度。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通过合作社实现收入每年增加3.5%，对完成全会规定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员出资的数量始终从属于交易份额，而交易份额取决于农户生产的规模和与合作社的惠顾额，社员同时作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特征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引入资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农产品生产的合作，是劳动的合作，而资本的合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增值为导向的。

第四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

第五篇：企业转型是发展的根本出路

7月15日，昝局长的报告围绕企业转型展开，我们认真学习和领会领导讲话 从以下方面进行了学习和落实。

一． 对农村支局发展方式转变的认识

转变农村支局发展方式，探索农村邮政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市局把万亩示范田创建作为转变农村邮政经营模式的重要抓手，深入推进“以邮政万亩示范田为基地，以合作社社员为纽带，以自主开发邮政综合信息管理系统为支撑，以产品作保证，以服务为手段，以活动做抓手”的农村邮政综合经营新模式。对内改变了员工传统的业务宣传和营销方式，有效凝聚了农村客户资源，让员工集中精力做好服务，进一步融合了邮政与农民的关系；对外帮助农民增产增收，邮政在政府和农民心目中的地位实现了明显提升。万亩示范田的创建，为全国邮政探索农村邮政新路子提供了借鉴，引起了集团公司市委市府的高度重视，万亩实验田创建初见成效。

二． 城区网点发展模式的转变

城区网点形象和竞争力提升，并且对县局主要营业网点进行装修改造，在新建网点中设置大客户室和理财室，增加自助设备布放。

三． 营销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

全市营销骨干规模不断扩大，营销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四． 社会代理渠道建设稳步推进

全市三农服务站保持1700处以上，建设酒水代理渠道2000处以上，建设便民服务站2300处以上。全面启动了与交通局的战略合作，并就代理汽车票、报刊零售进车站等内容达成协议。积极开展与供电公司、公交公司、广电局的合作谈判，逐步叠加公交IC卡充值、代收有线电视费等便民服务功能。

转型必须有实质性进展，才能开创邮政事业新局面；不能仅限于表面文章，而要突破性进展，这需要一代邮政人共同努力。否则，创员工幸福、企业和谐就是一句空话，只有大家心系一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机要通信分局

2012-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