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是扩大内需的关键

第一篇：农民增收是扩大内需的关键

农民增收是扩大内需的关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陈锡文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２００３年会上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我国过去五年的ＧＤＰ年均增长了７．７％，其主要的动因是在于国内投资需求增长和对外贸易量增长这两个方面，而人们所期盼的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农

民的收入增长缓慢，使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撑。也就是说，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对于扩大内需已经构成了实际上的严重制约。

作为农业问题专家，陈锡文对农业和农村的“数字”简直是“信手拈来”。陈锡文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持续了６年，１９９７年，全国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是１２６７．６９元钱，而２００１年则仅为１１６５．１７元钱，减少了８．１％，而我国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总量，２００１年与１９９６年相比，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约２００万人。从收入的角度去看，２００１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比１９９７年人均增加了２０２０元钱，５年之内，用于食品的开支，２００１年人均只比１９９７年增加１０９元钱，显然非常不成比例，仅粮、油、肉、菜这四个大的方面，城镇居民２００１年比１９９７年减少了１３１．２元钱，统计去年年底的城镇人口已经超过了５亿人，如果人均减少１３０元钱的开支的话，就相当于整个开支减少了６５０亿。毫无疑问，城镇居民用于农产品的开支减少，就必然导致了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减少。我国人均ＧＤＰ不足１０００美元，出现如此严重的农产品过剩、价格下跌，最主要的是中国的城镇化明显的滞后，城乡之间的人口分布极为不合理，购买商品农产品的城镇消费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过低，所以才导致了农产品市场比较早的出现了这种严重的过剩局面。可以说，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镇化进程的缓慢，是当前农民增收难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目前的约８亿农村人口当中，有３０００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还有约６０００万人没能稳定地超越温饱水平，２００１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１０００元以下的农户还占农户总数的１０．７１％，而人均纯收入在４０００元以上的农户只占总农户的１５．０７％。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在进一步扩大。２００１年城镇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６８６０元，增长率是８．５％，而农民的人均收入是２３６６元，增长率是４．２％，两者的差距为２．９：１。２００２年更为明显，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７７０３元，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２７４６元，他们之间的比值扩大到了３．１：１。２００２年农民的收入增长率是４．８％，而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率是１３．４％。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前的１９７８年，只有２．５７：１，但是去年已经达到了３．１：１，可能今后两三年当中，这个差距仍将扩大。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上的明显差距，既表明了我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也反映出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之所在。不难看出，如果我国农民的收入和消费达到目前城镇居民的水平，我国的国内市场至少将再扩大数倍，但眼前的实际情况却是由于农民购买力水平低、提高慢，致使国内市场的扩大受到了严重的制约。

陈锡文说，在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进入了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新阶段后，主要依靠农产品增产和提价的办法已经不足以使农民增收，而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结构调整期，在一般加工、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以及在必须更加注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安全生产的社会要求下，乡镇企业已经不可能再靠低水平的数量扩张来实现增长。实际上，自１９９７年以来，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就始终未能达到自己的历史最高水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人口出现了大规模自发向城镇流动的趋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收入，已经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来源。这表明，中国加速推进城镇化的阶段已经到来，自觉顺应这个潮流，就可以降低农民在转移过程中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摩擦，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较顺利地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进一步拓宽农产品的市场容量，同时也使继续留在农村的农民得以扩大耕地的经营规模，在优化品种、提高质量、扩大初级农产品转化和深加工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来自农业的收入。因此，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结构调整，必须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舞台，这样才能逐步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真正形成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国内市场奠定坚实的基础。“好范文”版权所有

第二篇：提高农民专业技术素质是农民增收的关键

提高农民专业技术素质是农民增收的关键

西湖成人学校：陈华光

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而农民增收的关键是提高农民的专业技术素质，它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民的素质和应用新技术的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技能培训是提高农民专业技术素质的首要措施。

我村的“三农”问题其核心是如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而农民的增收与农民个人的素质是分不开的，改进我村的成人教育是提高农民的专业技术素质已成为我村现阶段稳定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措施。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的素质改善（经由正规教育、成人教育、在职培训、健康及营养增进）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目前，我村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9年，其中有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初中文化程度占45%，高中文化程度占35%，中专文化程度占10%，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5%。受过专门技能训练的仅占30%。农村形成了人力资源丰富而人力资本却严重短缺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的增收，只有提高农民的专业技术素质，才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源泉。

（一）农村专业技术投资与农民增收的实证论据

我村农民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和农民收入水平有密切的关系，初中、高中文化水平劳动力的人均收入高于平均收入水平，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水平劳动力的人均收入低于平均收入水平；农村高文化从业者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较大，主要作用有：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高文化程度从业者具有更强的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他

们能够发现机会并抓住机会，从而拓展经营领域；对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人力资本附着、沉淀于人身，人力资本拥有主体流动能力的高低和流动空间的大小，决定了专业技术与产业资本形成合理、高效匹配机会的多少；对改进经营、就业观念的作用。

我对本村劳动力受教育及农村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的关系进行了数据对比分析，农民的专业技术素质提高对促进劳动力就业、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家庭生活水平等方面成效显著；农民户主的教育程度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明显，对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人口计划生育的影响比对子女受教育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一些。

以上分析都验证了农民专业技术的提高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有极大的相关性，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源泉。

（二）技能培训对农民专业技术提高的实证论据

我村专业技术收益率时，考虑了构成农民专业技术的因素，如受教育的年限、经验、工龄、外出前培训、外出时间、健康状况、外出前培训费用等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低于城市职工收益率，教育收益率偏低；外出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低于接受培训的收益率，培训对于收入的影响高于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教育对收益的影响远远低于外出对收入的影响，外出就业相对于其它形式的专业技术投资能够有更高的收益；专业技能培训对于收入的影响高于其它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身体健康状况是决定外出劳动力收入的关键因素；技能培训对农民人力资本提高显著，且对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起关键作用。

我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家庭收入有密切的关系，农村劳动力受教育

程度与家庭收入呈正比例，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培训的等效年限平均每提高一年，可使农民年收入增加180元左右。

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专业技术教育的关系：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劳动力平均收入高于未接受者；家庭中接受培训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平均收入越高；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教育投资收入弹性大于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中接受过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农户其家庭平均纯收入明显高于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农户。

我村专业技术投资的形式过于单一，主要是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发展农村经济。为进一步改善我村专业技术水平低的状况，应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成人教育，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我村自办专业技术培训学校，通过请专家、学者来讲学进行专业指导的方式提高农民专业水平，建立健全农村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农民的专业技术，增强农民的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根据农村生产需求和农民的意愿开设培训班，提高农民学习技能的积极性。

为提高我村劳动力素质和就业技能，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我校按照中央制定《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按照“政府推动、学校主办、部门监管、农民受益”和依托教育机构，就近方便农民，实现稳定就业，促进农民增收的原则，开展农民专业技术培训，其目的就是技能培训在增强农民专业技术中的重要性。为进一步改善农村教育环境，提高农民专业技术水平。通过发展农村成人将会提高农民整体的专业技术水平，这样才有利于加快农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增收的潜力，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

第三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问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有一个大体的先后顺序。最早是农业问题，即如何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之后是农民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的问题；最终是农村问题，即大规模开展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观察，目前可能正处于由解决农业问题向解决农民问题转变的关键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资本“下乡” 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下降

农民纯收入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4年，这一数字还是60%。5年时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这符合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通过家庭经营中获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倾向性问

在2008年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经营所得最终占到可分配净收入的70.6%。这一比重在2003年为74.3%，2000年为77%，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各种留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来投资者分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下降趋势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绍兴市数据显示，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资本不足 阻碍农民合作获取经营利润

在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获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单个农户却缺乏必要的资本，从事经营的领域逐步收窄，大量资本趁机“下乡”，资本获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规模养殖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1996年规模饲养量在全行业的比重还只有6.3%，2006年达到50%，2008年已超过60%。大多数规模养殖的是资本主导企业形式的养殖。真正农户主导的、家庭形式的所谓散养户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户逐步被迫退出畜牧业经营。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出售畜禽产品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资本逐步占领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要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留给农民，要让农民首先能够在农村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都明确限制资本进入农村占领农民经营领地。要解决单个农户资本不足和农业经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学习日本、台湾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要通过机制创新，让合作社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守住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要让合作社有能力获取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再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把这部分利润转换为农民的收入。

从数量上来看，近两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16万家，比2008年年底增长90.8%；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但是，合作社发展质量还亟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还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资本获取经营利润。当前，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合作层次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局限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真正能组织农户统一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的为数不多，能开展农产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数。二是合作机制不顺。合作社内部规范的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健全，社员不太愿意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合作社对社员的民主权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积极性不高。农民入社动机不强，退社较为随意。入社后参与活动较少，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场交易量，一些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小于与非社员的交易量。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它是产生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原因。只要合作社无法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它就无法获得这部分收益，分给社员的也就不多，农户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农户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且随时可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这样的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不大，且随时面临解散的危险。由此可见，合作层次决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响到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合作积极性的提高。而合作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

推动合作社发展，要在加强政府服务、培养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合作社能够占有足够的资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进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才能够拥有为社员谋利的手段。为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好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推动产业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结合。

交易份额认购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合作社同样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经营困境。这迫使它们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在发展合作社时，首先要确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规模，再据此确定所需资金数额，然后把加工规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额（deliver share）。社员入社时按规定必须认购交易份额，并同时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资，通过调整比例，使得社员出资额之和刚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资金数额。交易份额规定了社员交售给合作社的产品数量，社员交售产品总数刚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规模。如果社员当年产出不够，允许其从市场购买予以补齐；如果超出，超过部分由合作社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购。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就可以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建立起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资金利用机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额的同时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资金，借此购买固定资产，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业务。有了固定资产后，合作社就可以进入金融体系，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创办或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铺设销售网络，获取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合作社利润按交易份额分配给社员，由于交易份额和社员认购资本额成正比，按交易份额分配也相当于按认购资本额分配。合作社通过参与加工和销售，扩大了社员合作的范围，也提高了社员分红回报率，增强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社员认购交易额的积极性增加，反过来又保证了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只有为合作社经营提供足够的、可支配的资本，才能够帮助农民利用合作社实现对资本的集体占有和控制，才能够帮助农民占据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并获取更多的收入。通过努力，目前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完全能够得以止住。单此一点，农民收入每年就能够增加0.5%。如果再能够把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农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唯一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换言之，必须保证农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长速度。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通过合作社实现收入每年增加3.5%，对完成全会规定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员出资的数量始终从属于交易份额，而交易份额取决于农户生产的规模和与合作社的惠顾额，社员同时作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特征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引入资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农产品生产的合作，是劳动的合作，而资本的合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增值为导向的。

第四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

第五篇：促进农民增收

白水民间资本助推经济发展澄城六大举措促进农民增收

（记者 王小丽 通讯员 杨娟）作为全省首个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意见》的白水县，今年民间资本呈现出活跃态势，已有48亿民间资本计划投向71个建设项目。白水县圣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二期工程目前正在建设中，这个占地15亩，由民间资本投资2800万元的工程计划建设18个冷库、两个储藏库和加工车间等，用于果品的冷藏和外贸加工，预计6月份就可以投入运营。白水康贸粮食物流、弘海

海洗浴等项目也已开始试运营。这些注入白水民间资本的项目不仅涉足果业、粮食等基础产业，同时也逐步进入白水的基础设施、民生和社会事业等领域。

近两年，白水不断放宽民间投资范围，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县内各阶层自主创业、引导外出打工人员回乡创业，吸引县外人员来白水创业。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性产业、市政设施、公益性事业、旅游开发等领域。开展各类培训活动，提高民营企业主管理水平和市场开拓能力。减免各类税费，帮助企业减轻负担。

据介绍，今年全县民间资本共投向71个建设项目，总投资48.6亿元。目前已有26个项目开工，投资1.97亿元，全部项目有望在明年内完成。

本报澄城讯（通讯员 张建军 记者冯战武）今年以来，澄城县委、县政府结合县情实际，围绕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21%的目标，重点实施六大举措，确保群众增产增收。这六大举措即：深入开展“水利建设年”活动，明确今年水利建设七大重点任务，为促进全县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水利支撑和保障；县财政列出300万元专项资金，加大对苹果新建园苗木补贴力度。截至目前，全县新建果园2.4万亩，占全年任务的60%；对新建标准化圈舍每栋奖补1.8万元，对新建600头

种猪场奖补80万元，进一步增强群众发展生猪产业的积极性，力争年内实现存栏70万头，出栏100万头目标。同时，狠抓生猪产业发展的饲料来源，全面扩大地膜玉米种植面积，积极落实农资补贴等，确保全县18万亩任务完成；严格按照“城乡增绿、农民增收”的方针，坚持经济林与生态绿化并举，全县新发展核桃经济林1.2万亩，绿化道路20公里，义务植树35万余株；抓住农民进城基础在户籍、核心在住房、关键在社保、重点在培训、根本在就业五个关键问题，建立和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等各项相关保障机制，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目前700余人已办理落户手续；积极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春季“百日集中整治”活动，积极推行村、组（巷道）垃圾“户清扫、村收集、镇拉运、集中处理”模式，有效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加快了新农村建设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