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调查研究

第一篇：浅议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调查研究

浅议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调查研究

2009年，我国养老社会保险个人账户亏空已高达8000亿元，而按照我国现行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我国的养摘要：老金工资替代率约为58.5%，其中20%来自社会统筹，38.5%来自个人账户，显然，如此巨额的个人账户的亏空已对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造成这一严重局面的一个非常关键的

因素就是我国政府的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处置政策存在明显的制度性缺陷。本文将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我国现行的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处置政策的制度性缺陷进行分析，以为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一、我国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产生

为了应付人口老龄化可能引发的养老社会保险支付危机，并充分发挥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各自所具有的优点，我国决定采取部分积累制的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1995年，国务院据此发布《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5）6号]，提出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若干政策措施，并提出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两个具体实施办法，由各地进行试点。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国发（1997）26号]，在该文件中，国务院在总结几年的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到本世纪末，要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用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至此，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形式的部分积累制的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在我国得到确立，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由现收现付制转入部分积累制。而实行部分积累制后，按照当时的规定，通过养老社会保险缴费所筹集的资金在使用时分为两大块，一块进入社会统筹基金，一块则进入个人账户，进入个人账户的资金达个人缴费工资的11%.由于有部分养老社会保险缴款进入了个人账户，结果导致在转制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在原现收现付制下积累的部分养老金权益无法在新实施的部分积累制中找到对直的资金来源，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

二、我国目前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处置方式

1995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并同时出台了两个实施办法，供各省市自由选择。在此通知中，明确规定职工养老社会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社会统筹部分由企业缴费，个人账户缴费则由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并对政策实施前退休的职工（即所谓“老人”），政策实施前参加工作而将在政策实施后退休的职工（即所谓“中人”）、政策实施后参加工作的职工（即所谓“新人”）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办法一规定“老人”的养老金从社会统筹基金中支付，对“中人”则规定其在新制度实施前的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以职工个人账户中的储存额推算出全部工作年限的储存额，但视同缴费年限的对应的资金来源则未作规定；办法二在对待“老人”和“中人”问题上则规定“实行个人缴费制度前，职工的连续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并以此为依据计发基本养老金，“老人”的基本养老金从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中支付。所不同的是，办法一明确规定个人账户按职工工资收入16%左右的费率记入，由个人缴费的全部和企业缴费的一部分组成，另外，企业还必须按“以支定收，略有节余”的原则缴纳工资基数一定比例的费用以组成社会统筹基金，而办法二虽说也规定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但对个人账户的缴费比例则未作明文规定。显然，办法一有利于个人账户的建立，但在养老社会保险支出刚性的压力下，当个人账户规模既定时，地方政府将不得不依靠提高企业缴费率以筹集足够的社会统筹基金，这必将使企业难堪重负。而办法二由于没有规定个人账户的费率，因而，地方政府在面临养老金支付压力时，可以通过缩小个人账户规模从而相应增加社会统筹基金规模的方式来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但也正因为没有明文规定个人账户的费率，就使得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为地方政府挪用个人账户资金或压缩个人账户规模从而缓解养老社会保险资金不足的压力大开了方便之门，使个人账户无法保障，这又有可能使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建立个人账户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危机的计划化为泡影。鉴于上述两种办法的缺陷，国务院于1997年又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该决定明确规定，企业缴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同时规定，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其余部分从企业缴费中划入。随着个人缴费比例的提高，企业划入的部分要逐步降至3%.对待“老人”、“中人”问题，则依然采取从前的措施。

从这两个决定中我们不难看出，政策制定者意图通过养老社会保险统筹基金来解决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问题。在两个决定中都明确指出，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从社会统筹基金中支付，而对待“中人”的视同缴费年限的那部分资金缺口，决定虽说没有明文规定从社会统筹基金中解决，但法律已明文规定，个人账户所有权归个人，而政府又不打算用财政资金来弥补，这个资金缺口显然最终也只有从社会统筹基金中解决。

三、目前实行的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处置政策的缺陷

（一）处置政策的不公平必然导致政策执行难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是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而非正式规则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非正式规则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正式规则一般由国家提供，提供一项正式规则事实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它必须借助强制力来推行，因而要付出成本，而成本的大小则取决于该社会的非正式规则对它的认可程度。如果非正式规则对它认可的程度低，那么，该正式规则的实施成本就高，有时这种实施成本甚至会高到使该正式规则无法实行的程度。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处置政策也是一项正式规则，它的实施成本也与社会成员对它的认可程度紧密相关，而社会成员对它的认可程度又取决于社会成员对它的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维持一个现存秩序的成本反而涉及对现存体制合理性的理解。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甚至当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会使这样的行为合算时——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不幸的是，我国现行的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处置政策的合理性、公正性受到了企业和个人的广泛质疑。现行的转制成本处置政策事实上是要一代人养两代人的老，而且，正如一些养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人员所说：“社会养老保障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出钱的重点是非国有企业”，“先把他们（非国有企业）拉进来再说”这显然有失公平，因而在实施中遇到了广泛的抵制，结果导致养老社会保险统筹面始终难以扩大。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城镇就业职工达24780万人，参保职工11128万人，参保率已高达45%；2009年就业职工达25639万人，参保职工11646万人，参保率为45%；2009年就业职工达26476万人，参保职工12250万人，参保率为46%；而1997年城镇就业职工为17337万人，参保职工8475.8万人，参保率50%，而且，即使在政府的强制力作用下参加养老社会保险的企业，也是想尽千方百计拖缴、欠缴养老社会保险费，不少企业瞒报职工人数，少报工资基数，不少国有企业甚至通过向地方财政借款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方式来逃避责任。而养老社会保险政策执行机构在政策执行阻力重重的情况下，也不得不采取一些不规范的手段来减轻自己的收缴压力，先是对企业采取差额缴拨的方式，结果造成部分企业拖欠或不足额发放职工养老金的情况发生，导致社会不安定；后来，在国家强制实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后，又通过与企业谈判的方式来提高缴费工资基数，在社会统筹基金支付依然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就干脆通过挪用个人账户的资金来解燃眉之急，结果导致个人账户“空账”运行，使国家寄希望通过建立个人账户以渡过人口老龄化危机的计划难以实现。事实上，在政策执行难的情况下，国家试图将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转移给企业和个人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在养老社会保险支付刚性的压力下，国家弥补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缺口的财政补贴也在逐年增长，2009年为408.2亿元，2009年为530亿元，2009年为614亿元，2009年为65l亿元，2009年则高达971亿元。

（二）处置政策的模糊性导致交易成本过高

柯武刚、史漫飞指出：“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和乖僻的个人行为，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预见，并由此促进着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制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通过提供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使人们的行为变的可以预期，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而制度发挥这些作用的前提是它必须具有确定性和一定的稳定性。确定性是好的制度的本质要求。所谓好的制度，用制度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交易成本低的制度，制度设置的目的在于节约交易费用，而交易费用的存在取决于三个因素：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机会主义的存在必然会使交易费用增加，因而，要想节约交易费用，就必须有效地抑制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诺思指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人们的交易事实上是一种博弈，交易双方都希望通过采取有效策略行为来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根据纳什均衡的存在性定理，我们知道，在规则一定时，每一个有限博弈都至少存在一个纳什均衡，既然存在纳什均衡，就意味着存在使交易双方收益都最大化的稳定的策略行为。因此，只要博弈规则一定，交易双方的行为就变得可以预期。但当博弈规则不确定时，交易双方的行为就会变得难以预期。博弈规则对博弈双方的支付函数有重要的影响，当博弈规则发生变化时，支付函数就会发生变化，因而均衡的结果也就不同，人们为使自己收益最大化的策略行为也必定发生变化。规则的不确定也就意味着人们无法准确地知道自己和对方的支付函数，因而也就无法采取稳定的策略行为，人们的行为就会变得难以预期，机会主义行为必然泛滥，交易成本也必然提高。因而，作为社会博弈规则的制度必须具有确定性。

稳定性是好的制度的又一本质要求。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世界是复杂的，人的理性是有界的，为了简化决策过程，人们往往根据习惯采取行动。习惯是非正式规则的重要内容，习惯可以被理解为由文化过程和个人在某时刻以前所积累的经验所决定的标准行为。熊波特认为，若没有习惯的帮助，无人能应付得了每日必须干的工作，无人能生存，哪怕是一天。尼尔森和温特尔认为，一种行为若能成功地应付反复出现的某种环境，就可能被人类理性固定下来而成为习惯。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在某一具体制度下，一定存在对应的纳什均衡，人们一定可以找到一种使自己在该制度下收益最大化的策略，只要制度不变，人们就会采取这一策略行为，这种策略也就容易固定下来成为习惯。但一旦制度变化，这一习惯就会变得不合时宜，为了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人们就必须调整自己的策略行为，形成新的习惯，但如果制度频繁变动，就会使人们变得无所适从，节省决策成本的习惯也就无法形成，没有习惯的参与，交易成本必然高昂，因而，要想节约交易费用，制度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我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转制成本处理政策由于缺乏应有的公平性，因而一开始就显得底气不足，只是含糊地说，退休职工（“老人”）的养老金从社会统筹基金中解决，政策实施前参加工作但还未退休的职工（“中人”）在政策实施前的工作年限视为缴费年限，却只字未提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问题，这就使得政策模糊不清，而政策的模糊不清必然使执行机构和缴费者之间无法形成均衡策略，因而，执行机构和缴费者就必须不停地根据对方的策略来相互调整自己的策略，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差额缴拨，通过商议确定缴费工资基数、拖欠、逃缴、通过财政借款缴费等策略行为即源于此），而这种反复调整的过程必将提高交易费用。

事实上，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社会转制成本处置政策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的产物，政府也只是心存侥幸心理，对其是否有效并没有把握，因而，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当缴费者的策略行为导致政策目标无法实现时，政府就会修改政策，但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政策也就始终处在不断修改的过程中，这就使得人们对未来难以预期，从而增加交易成本。

（三）现行政策扭曲的激励机制将对人们的意识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制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制度的实施需要成本，而意识形态对制度的实施成本有重要影响，因而，意识形态对制度的顺利实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尽管有一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在限制个人行为程度上仍存在着相当的可变性。”如果缺乏意识形态的约束，人们纯粹依靠成本——收益计算来决定自己的行为，那么，制度将难以实施，“但违反这些规则也符合新古典主义者的利益，只要有关利益和成本的个人主义的计算要求这样的行为。然而，这样的行为会导致任何国家政策的不可行，因为这些规则的执行费用即使不确定，至少也会大到足以使制度不能正常运行”。而适宜的意识形态则能有效地抑制人们的这些行为，从而使制度得以正常运行。

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实际上，他们试图去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新的理性”，也就是说，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修正意识形态。我们现行的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处置政策由于缺乏应有的公平性、确定性和稳定性，导致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泛滥，而执行机构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也不得不采取适应性的相机抉择策略，如：当企业瞒报、少报养老社会保险费的缴费基数时，其实执行机构和企业对此都心知肚明，但执行机构不是通过对企业进行琐碎繁重的审计以确定基数，并强制执行，而是通过与企业进行协商来确定双方都能接受的缴费基数。显然，协商的结果与双方的谈判能力密切相关，事实上，这意味着执行机构默认并强化了企业瞒报缴费基数的行为，其结果是使现行政策的实施具有一种扭曲的激励——惩罚机制，即对按政策规定上报缴费基数的企业进行了间接的惩罚，对瞒报、少报缴费基数的企业进行了间接的激励，这种扭曲的激励——惩罚机制必然会使人们诚实守信的信念遭到打击，从而对其意识形态产生负面影响。而不利的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又必将增大今后好的制度的实施成本。事实上，现行的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处置政策已经由于受到人们目前的意识形态的抵制而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如果这种政策还不能及时改变，一旦形成了不利的意识形态，那么，到采取更公平的政策的时候，又必将受到不利意识形态的抵制，又得付出成本，实在是得不偿失。

（四）现行处置政策必然导致对社会保障专职管理部门的制度约束软化

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在运行中有可能出现三种类型的债务，即：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养老社会保险转制隐性债务、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三者的发生机理是不同的，相应地，政府对三者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于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由于是政府对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实行转换所引发的，因而政府应承担直接的责任，政府必须通过财政筹集资金予以偿还。而对于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和养老社会保险转制隐性债务，这类债务不一定真正发生，如果没有真正发生，自然就谈不上什么责任；如果真正发生而转化为现实的债务，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和养老社会保险转制隐性债务真正转化为现实的债务一般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由于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发生转换而造成的；第二种是社会保障的专职管理部门的管理失误而造成的；第三种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引发的。对于第一种情况而出现的债务，此种债务实质上是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政府应承担直接的责任，政府必须通过财政筹集资金予以偿还。对于第二种情况，其直接责任应由社会保障的专职管理部门承担，政府不承担直接责任。对于第三种情况，由于是由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引起的，因而不存在责任主体。不过，对于第二、三两种情况，尽管政府不承担直接的责任，但政府作为一个公共主体，有义务化解公共风险，维护公共利益，因此，在第二、三两种情况下，政府仍应积极采取妥善的措施对债务进行处理，如果其它的措施仍不能有效解决债务，那么政府应承担最后的支付责任。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养老社会保险制度运行中所发生的现实的债务由于其发生的原因不同，相应地，政府应承担的责任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于由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发生转换而造成的现实的债务（即转制成本），政府必须承担直接责任；但对于由社会保障的专职管理部门的管理失误而造成的那部分现实的债务，其直接责任则应由社会保障的专职管理部门承担，而政府只是作为公共主体承担间接的责任。但目前我国现行的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处置政策却使养老社会保障的专职管理部门可以轻易地将自己应负的责任转嫁给政府。

目前，政府并未承担起其应承担的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责任，而是试图通过提高缴费率，通过扩大统筹账户的规模来逐渐消化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这种处置政策的不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政策显失公平，客观上无疑会给养老社会保险专职管理部门造成执行困难，这就给养老社会保险专职管理部门向政府转嫁责任提供了极好的借口，这些部门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自己管理不善而造成的损失说成是政府为逃避应承担的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责任而制定的不公正的政策造成的，从而逃避自己的责任。而在处置政策确实存在不公平问题的情况下，政府对这种转嫁责任的行为也无法深究其责。这种制度约束的软化必然导致养老社会保险专职管理部门的不规范行为的频繁发生，从而给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险事业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四、政府公开承担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责任是明智的选择

事实上，由于现行处置政策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限，我国政府对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缺口的财政补贴逐年迅速增长，既有政府必须承担的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由于社会保障的专职管理部门的管理失误而造成的，政府本想减轻负担，到头来反而还承担了额外的负担。而更为严重的是，政府不但没有成功地转嫁成本，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账面上的部分积累制，实质上的现收现付制；企业负担未减反增；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在职职工未来的养老社会保险权益无法保证；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难以建立；养老社会保险专职管理部门的不规范行为频繁发生等。因此，政府公开承担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责任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第二篇：养老保险转制成本2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后，已经逐渐建立起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混合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在借鉴国外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设计的一种制度。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首当其冲地是新制度所带来的隐性债务显性化的问题，因为这是改革中所面临的第一个障碍，所以处理好与否关系到改革能否前进的问题。

一、转制成本的现状

在“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下，将职工分为“老人”、“中人”和“新人”三类，“老人”是指在新制度实施之前已经离退休的职工。“中人”是指在新制度实施以前已经参加工作的职工。“新人”则是新制度实施以后才参加工作的人。显然，新制度将职工分为三类，有其原因的：解放以来，我国一直是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国有企业职工采取的是“高福利、低工资”的政策，所以职工工资的很大一部分已经以税收的形式上交给国家，或者留在企业中，凝结为企业的固定资产。所以，对“老人”来说，离退休后的养老基金由国家财政收入来解决，是无可厚非的。而对“中人”来说，虽然他们没有自己的个人账户，但是他们也和“老人”一样，是以低工资来换取退休后的养老金的，国家就必须担负起充实个人账户的责任。至于“新人”，如果严格按照新制度——“统账结合”——的方式，至少这部分职工的个人账户是会自动充实的。但是，就目前养老保险改革的结果来看，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账户“空账”化问题。究其原因，就是在新制度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政府没有担负起其责任，以解决“老人”离退休金和“中人”的个人账户“实账”问题。使得养老基金的支付存在很大的缺口。以至与企业不得不将“新人”个人账户中的资金挪用，以解决近期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使得个人账户“空账”问题代代相传，这不就是回到了现收现付的模式，不就是新制度的失败吗？

现收现付制下的养老金债务以隐性方式存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使得隐性债务显性化，在这个时期，已经退休的人员和正在工作着的这一代人在现收现付制下积累起来的养老金权益不再有明确的支付主体。其规模相当于“应付给当前养老金领取人和在旧体制中根据参加工作年数所承诺付给工人的养老金的现值。债务现值的计算方法如果采用终止假定法。按此方法计算结果是，中国隐性养老金债务的规模(按现值算)在1994 年约为19170亿元,只占当年GDP 的40 %多一点。武汉大学的李珍从当年退休规模,当年退休人口平均生命余岁数,“中人”在旧制度下形成的退休金权益规模、人口老龄化和工资增长率等因素入手,综合估算出“隐性养老债务”的规模总量大约在1993 年GDP的50 —60%之间,即15700—19000亿元。何平在其新著《企业改革中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运用精算法,对1994年—2050年间我国企业职工隐性养老债务进行测算,其方法是养老基金缺口总额=“老人”现收现付+“中人”过渡性养老金+“中人”个人账户补偿。测算结果:截至2050 年我国隐性养老债务总额约为2050 亿元。?

很多理论认为，解决个人账户“空账”化问题的办法就是要充实个人账户，在实践中，中央政府也在颁布各项规定，强制企业做到充实个人账户。例如，2001年在辽宁试点，将个人账户“做实”，个人账户的11%是实账，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分别管理。那么如果账户充实了，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吗？ 其实不然，因为新制度实行的是统账结合的方式，按照“中人”领取基本养老金公式：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个人账户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还包括基础养老金和过渡养老金，这些项目也是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才行的。

二、解决转制成本的措施及不足

就目前来说，解决转制成本的措施有：第一大类是依靠养老金体系内的增收节支来消化养老金转制成本。其中包括提高缴费率、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退休年龄等；第二大类是养老保险体系外的筹资方式，其中包括划拨部分国有资产或进行国有资产分割、发行特种政府债券进行债券融资等。2（1）提高缴费率,使企业的负担未减反增

缴费率表示缴费者的养老金缴费占缴费工资总额的比率。一般而言，缴费率越低，则企业的负担越低；缴费率越高，则企业的负担越重。而在2005年之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中规定企业的缴费率一般不得超过缴费工资的20%，其中13%作为社会统筹基金，7%纳入个人账户基金。并且，实际上我国企业的缴费率普遍高于20%，例如，中国劳保部一项企业人工成本抽样调查，1998年全国制造业企业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占其人工成本的17.4%，人工成本相当于成本费用总额的12.9%，企业参加社会保险增加其总成本的2.24%。可见企业缴纳养老保险的费用已经很高，对企业来说，负担已经很重。这样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逃避缴费。据统计，我国养老保险的收缴率成逐年下降趋势：1992年为95.7%,1993年为92.4%,1994年为90.5%,1996年为87.0%,1997年为80%左右。

另外，有研究也表明企业降低缴费率的可行性。原国务院体改研究所与安泰国际保险公司曾就中国养老保险问题进行研究。表明，政府承担“老人”、“中人”所有债务，企业缴费率可以减低到8%，加上个人8%，总缴费率为16%，相当于保证60%左右的养老金替代率。

因此，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初衷是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如果提高缴费率无疑是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与目标是相违背的。同时，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降低缴费率具有可操作性。

（2）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举步唯艰

目前的养老保险覆盖面过窄，主要集中在城镇的国有企业内。究其原因是，由于国家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初衷是通过建立新制度，来使国有企业摆脱传统的、沉重的企业保障包袱，以建立和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所以国有企业者认为，应该让非国有企业一同来分担这个包袱，如非国有企业即使无退休职工也应当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而非国有企业则认为，国有企业的包袱是历史包袱和体制包袱，没有分担包袱的义务。因而对养老保险持有保留态度。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办法，困难重重。因此政府出台规定，强制征缴的范围：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其中2005年的《决定》第二条就规定，统一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政策，以非公有制企业、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为重点，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

（3）国有股减持，实践中困境重重

早在199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2001年22号]）实行国有股减持，即向社会公众及证券投资基金等公共投资者转让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以国有资产的变现收入充实养老金基金，关键是市场条件成熟与否以及相应的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是否能够及时跟上的问题。但是实践并没有理论进行的那么顺利。国有股减持过程一波三折（2001年第一次实施，2001年10月暂停；2002年再次实施减持，2002年6月再次停止），而且国有股减持似乎走进了一减股市就“熊”、一停股市就“牛”的怪圈之中。于是理论界又对国有股减持开始持否定态度。

三、解决转制成本的原则及政策选择

（一）解决转制成本问题的原则

养老保险中的转制成本是一个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历史问题,政府作为制度转型的主体,相应的就应该是责任的主体。因此，政府不仅设计和规范养老保险制度转型的过程，还承担一定的财政责任，更为重要的是其主持和维系着养老保险制度的整个运行过程。因此，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的。但是一直以来政府没有明确自己的责任。另外转制成本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财政责任职能“缺位”的一个表现。如1995年，政府也没有许诺承担养老保险的转制成本，还出台《关于严禁将国有资产用于老职工养老保险问题的通知》，足以说明政府在转制成本承担上的“缺位”。所以要解决养老保险的转制成本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明确政府的责任。

同时，要健全养老保险制度的法规。这也是我国解决养老保险制度的前提条件。因为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政府出台很多文件加以规范。据统计，从1986年至2004年，我国颁布的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文件就有300多个，其中养老保险方面的规定占到大部分。但是存在制度数量多、随意性强、变化快的问题。特别是没有形成统一的制度规范，在受历史的职责分工和发展中的新问题的影响下，不同部门之间在对待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保险方面存在着矛盾。主要表现在同时争管、争办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保险方面的事务。同时，中央和地方之间由于政策不统一，而产生矛盾也是屡见不鲜的。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吸取教训，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制化、统一化，厘清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能及部门之间的职能关系。这也是我们解决好社会养老保险问题中的关键一步。

（二）解决转制成本问题的政策选择 1.调整财政支出机构

国家政府应当对养老保险金的缺口提供财政支持。2000年11月，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为日后弥补养老保险不足进行战略储备，起动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财政拨款带来的资金。仅2001年一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就达982亿元，是1998年的5.18倍。1999年政府补发历史拖欠133.4亿元,2000年补发历史拖欠38.48亿元,2001年补发历史拖欠14亿元,2002年补发历史拖欠3亿元。特别是2005年，各级财政积极调整支出结构，不断加大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资金投入力度。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的养老保险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从1998年的20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545亿元，地方财政也增加了投入。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规约束，造成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提供资金支持方面，责任含糊。导致中央财政的负担过重，而地方财政负担过轻。因此，中央应该出台相应的法规，规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提供资金支持方面的比例，做到责任明确。

2.划拨国有资产

转制成本是政府在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但是，由于我国养老保险的特殊性，即在计划经济时代，采取的“高福利、低工资”的政策下，凝结在国有资产中。那么现在要解决转制成本，通过划拨国有资产的方式是无可厚非的。其中就有通过国有股减持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不少困难。但是并不能因为暂时的问题就否定国有股减持在推动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作用。因此，依据现有政治法律制度和经济条件，首先，应当公开披露国有股减持的必要信息，尽快制定减持的基本方针和计划，以稳定市场，增强投资者信心。其次，在减持模式选择上，应该以私下市场模式为主，但必须进行公开市场的局部试点，以期形成较为成熟的流通模式。最后，在利用私下市场模式过程中，应该充分发展控制权市场，将国有股减持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改善结合起来，提高公司质量，为后续的上市流通奠定基础。3

3.发行认购券

采取发行认购券的方式来解决制度改革中的转制成本问题的国家中,成功者以智利为代表。该国采用认可债券作为对职工的补偿，即偿还了政府对职工的养老金欠帐，又未使财政负担过重。同时该做法具有较高的透明度，政府负担清晰。但是，我国在借鉴该做法时，也应该根据具体的国情。例如，①发放的认帐券，应该记在养老保险补偿基金的帐户上，与人人帐户基金进行严格分离。②认帐券的偿还应该主要通过国有资产的变现收入、划拨国有资产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持。

4.加快经济的增长

转制成本可以通过国民财富的存量调整来解决，当然也可以通过国民财富的增量调整来解决。因此，可以保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从而增加国家的总产出，来弥补养老保险改革中的转制成本问题。当然，这条途径经历的时间会较长。但是其效果已经通过智利的成功经验得到检验。那么，如何保持高速增长，就需要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不断地提升我国产品的竞争力。

总起来说，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转型过程中，解决转制成本的可能途径有上述多种，但是这些措施的实施需要以更合理的制度环境为依托，和政府真正承担起支付转制成本的责任，变被动支付为主动支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三篇：中山市城乡居民养老情况调查研究

中山市城乡居民养老情况调查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家庭结构的缩小，老人养老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养老最终成为了很多老人不可避免的选择。我国的养老院起步较晚，为了减轻家庭养老的负担，提高养老院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满足养老院老年人的多种需求，吸引更多老年人选择社会养老，本文基于2017年中山市老年人养老情况调查数据，对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及其原因进行分析，为推动社会养老健康发展提出建议。

中图分类号： F84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457（2018）04-0220-001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的人口发展趋势。目前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并且正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在“4-2-1”的家庭结构模式日益显现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在这种情况下，由机构养老提供养老照料的养老模式成为不少老年人养老的替代性选择之一。然而，老年人对机构养老这一模式的需求意愿到底如何？又有哪些因素影响到老年人机构养老的需求意愿？机构养老模式应如何完善自身？这些问题的研究，既关系到养老机构的建设规模，也有利于针对目标人群的特征建设适宜的养老机构，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1]。本文通过2017年中山市老年人养老情况调查数据，对此上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中山市各镇为单位随机抽5个镇，再从各个镇中随机抽取57个老年人共285名作为调查对象，共计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50份，有效回收率87.72%。

1.2 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自行编制调查问卷

问卷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身心健康状态、日常生活照料服务需求等方面内容。现场调查过程由统一培训合格的调查员负责组织与质量监督。

1.3 统计学处理

用excel建立数据库，所有数据录入和核对完成后，使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2.1 个体特征

本次共调查了285名60岁以上老人，收回有效问卷250份，其中男性128名（51.2%）；女性122名（48.8%）。60-64岁的81人，占32.4%，65-79岁的133人，占53.2%，80岁以上的36人，占14.4%。农村老龄人口占总数的56.5%，城镇老人占总数的38.9%，暂住人口占总数的4.6%。仍未结婚的有9.2%，初婚有37.6%，再婚有30%，分居有16.8%，配偶离世有6%。文化程度较为分散，其中仅有0.8%文盲，15.6%为半文盲（识字但未上过学），21.2%为小学学历，28%为初中学历，25.6%为高中学历，8.4%为大专学历，0.4%为本科及以上学历。

2.2 经济来源

对于经济来源的渠道和数量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很重要的因素。经过调查发现，62.8%的老年人主要经济来源为子女。32.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e蓄生活。这类老人一旦患上重大疾病，也许就会急需用光，没有了支撑点。还有0.4%的老人是依靠配偶供给。3.6%是有退休金，例如老师行业退休金额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对于这样的老年人，生活多数是怡然自乐的。但是仍然有0.4%的老人无法支撑自己的生活，要依靠政府的救助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2.3 身心状态

被调查的老年人中身体状况很好的占23.6%，一般的占了大多数，为66.4%。对于老年人，过半数的老年人都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排第二。所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水平可以从饮食的角度去提高身体素质从而提高养老水平。一个人的心理对一个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调查发现24.4%的老年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心情愉悦，37.6%觉得生活一般，但仍有29.6%的老年人感觉较孤独。对于老年人这个年龄段，半数人认为子女的关爱陪同是最好的精神慰藉，同时结交同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2.4 养老意愿

被调查者目前养老方式比较倾向于家庭养老，认为能够最大地节省开支。不同类型养老方式受访者对养老方式的满意度不同。社区养老（98%）和居家养老（95%）的老年人满意度均高于机构养老（89%）的老年人。其中仅8%的老年人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2.5 对社会服务的需求

被调查者中32%的老年人非常需要社区提供生活照料等服务，40.4%的老人比较需要社区生活照料服务，27.6%的老年不需要社区提供此类服务。讨论

3.1 中山市城乡居民普遍生活水平不高，主要依靠子女的供给和退休金来支持生活。如果一旦发生重大疾病事故，也许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生活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占了大部分，提高生理需求的满足程度是完善养老制度的重要方向。不容乐观的安老养老状况。现代的老年人，既没有传统社会里凭辈份“倚老卖老”的优势，也没有发达社会中的社会福利优势。相比之下，却存在着年龄、体力、精力等方面的劣势。不少老年人当下的生活处境是比较窘迫的。

3.2 养老机构应该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大多数老年人愿意选择家庭养老或者社区养老，一方面这可能与我国传统思想有关，另一方面，主要是希望能获得子女的陪同或者同龄相知伙伴的友谊，这也反映了当今许多养老机构养老服务的欠缺所在。老年人的心态就如同小孩一般，不应只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卫生保健需求，应更进一步满足多元的心理需求[2]。

3.3 具体的养老工作缺乏政府的支持。现在主要的养老模式仍为家庭养老，应加快推进社区养老或养老院养老等多元化模式，满足养老需求。在被调查老人中，仅8%的老年人愿意选择机构养老，是因为条件较好的养老机构所需费用较高，需具备一定经济条件或养老金支持，养老费用的支付能力是解决养老问题的焦点，也是影响养老意愿的重要因素。应在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同时，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善贫困老年人的生活境遇，为老年人自主选择理想的养老模式提供制度[3]。

3.4 社区养老服务需不断完善。被调查的72.4%的老年人是非常或比较需要社区生活照顾服务的，但是大多数调查者认为现阶段社区主要提供的服务主要有“帮助调节家庭邻里纠纷、组织娱乐活动、提供法律援助等”，而老人最需要的“医护人员上门看病送药”却很难得到满足。

3.5 机构养老的服务管理体系不健全，服务管理水平较差。一个好的养老机构，需要形成一套健全的、具备机构特色服务管理体系，这对于入住老人及其家人、机构、机构管理人员和员工而言都是有利的。养老机构在自我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建构一套合理的包括餐饮与营养方案护理体系、紧急救治技能体系、长期照护服务体系、临终关怀方案、心理解决方案、健康管理方案、慢性病管理方案、餐饮与营养方案或营销管理体系等方面的服务管理体系/方案，使机构能够走上专业化道路[4]。

【参考文献】

[1]张栋.北京市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J]调研世界，2017，（10）：23-29.[2]郝燕萍，王娟.广州市青中年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医药导报，2017，14（24）：70-73.[3]董华蕾.城乡居民养老模式及养老意愿调查[D].泰安：泰山医学院，2012.[4]吴玲芳，姜婷，卢慧.机构养老的发展现状及困境分析――以南京市为例[J].科教导刊，2016，（23）：191-192.

第四篇：城镇职工养老社会保险调查问卷

城镇职工养老社会保险调查问卷

浏览次数：299次悬赏分：100 | 解决时间：2010-11-14 10:36 | 提问者：sally0526

本次调查只是为个人做学术调查提供数据及参考依据，希望通过此问卷收集上海市社会保险的运行现状的资料。本调查表不用署名，各种答案没有正确错误之分，只需按照您的实际情况回答每个题目。对本问卷中所含一切信息，调查者个人承担完全保密义务。

对您的合作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如无特殊说明都是单选题和填答题，请在所选的答案的字母序号上打“√” 或填上相应的答案。）

一、基本情况

1、您的性别是？

A 男B 女

2、您的年龄是

A.18－30岁B.31－40岁C.41－50岁D.51－60岁E.61－70岁F.70岁以上

3、您的学历是？

A.小学及以下B.初中C.高中或中专D.大专

E.本科F.研究生及以上

4．您现在或曾经所在单位的性质是：

A．机关事业单位B．国有企业

C．私营个体企业D．自由职业或无业

4、您参加工作的时间是？

A 一年及以下B 一年至五年C五年至十年D十年及以上

5.您的月收入水平（元）

A1000以下B1001-2000C 2001-3000D3001-5000E5001以上

5、单位是否为您办理了应当加入的社会保险？

A 是B 否C 不清楚

6、单位是否按月足额为您缴纳了社会保险费？

A 是B 否C 不清楚

7、单位办理社会保险的情况，对您工作安全感的影响？

A 影响很大B 影响一般C 没什么影响

8、除社会保险外，单位有没有为您办理商业保险？

A 是B 否C 不清楚

9、您是否希望单位为您办理商业保险？

A 是B 否

二、养老保险

1、您认为参加养老保险是否有必要？A有必要 B无所谓C没必要D其他

2、您是否参加了养老保险：A是B否(选否请回答2a)

2a您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原因：A 收入偏低B 对政策不了解C 采取其他养老方式D其他

3、您对养老保险政策是否了解? A 不了解B一般C熟悉 D非常熟悉 E其他

4、您是否投资了其他方式的养老保险？A 没有B 购买了保险公司的商业养老保险 C 其他

5、您认为所交的养老保险金所占工资比例是否合理？

A很合理B 较合理 C一般D 不合理E极不合理

6、您认为现在的基本养老保险是否能满足你的老年生活需求？

A 基本满足需要B 足够了，还有节余C 不能，待遇水平太低D 其他

7、您本人或家中有老人正在领取养老金吗？A有B无

8、您本人或家中老人月领取养老金（元）？A 1000以下B 1001-2000C 2001-3000D 3001以上

9、您本人或家中老人对现在的退休金是否满意，能否解决基本生活需要？

10、您认为目前养老保险运行工作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多选题）

A 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偏低B 养老保险费偏高C 养老保险制度衔接不到位

D 养老保险服务不到位E 其他

11、您认为目前的养老保险运行工作最需要在哪方面进行改进？（多选题）

A 适时调整养老金待遇水平B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力度C 提高养老保险服务水平

D 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运作E 政府不断提高养老保险投入F 加强养老保险宣传

第五篇：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在养老方面结合浅谈

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在养老方面结合浅谈

论文关键词：养老保险 商业保险 结合论文摘要：老有所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现实问题，然而我国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问题加剧，社会养老保险正面临着资金短缺，覆盖范围窄，保障水平低等严峻的考验。因此探讨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在养老方面的结合对于缓解社会保险压力，减轻政府负担，提升我国社会总体保障水平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面临的问题

（一）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带来的新挑战

根据已公布的中国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不难看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2010-2020十年间平均每年将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速达到3.28%，预计到2020年老龄人口总数将达到4.37亿

[2]。离退休人口的增加速度高于在岗职工的增加速度，领取退休金人口的增加速度超过缴纳养老金人口的增加速度。老龄化的日益加剧势必会造成养老金支付出现缺口，中央财政便会面临着资金压力。

（二）城市化发展导致农民失地对养老问题提出新要求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农村人口占比明显高于城市人口，因而老龄化问题也呈现出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征，超过60%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村地区人口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非常微薄且不稳定，大部分农民没有退休金，养老主要依靠的是土地。近年来城市化发展迅猛，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一大批农民因而失去了土地。虽然土地被征用，但是农民真正得到的补偿微乎其微，导致农民的利益严重受

损。农民失去唯一可以依靠的土地而得不到补偿，养老更是遥不可及。从理论上说农民失去土地不再是农民，应该纳入到社会保障范畴，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短期内这些失地农民是不会被纳入到保障范畴。因此这些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必须得到妥善解决。

（三）我国目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存在先天缺陷

我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1]，也就是指养老保险计划分为两部分，一是社会统筹部分，二是个人账户部分。然而这种运行模式至少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个人账户实际是空账，由于我国一直在经历着各种改革，改革必然会因触及到既得利益获得者而付出高昂的成本，因而由于一些历史问题遗留了一些债务，这些债务没有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政府只是以社会统筹账户中的资金来偿还这些债务。从而造成社会统筹账户不足以支付目前的退休金，个人账户的保费收入就被“透支”了，随着支付压力的日益增加，社会统筹账户透支个人账户日益严重，最终导致个人账户实际是空账。二是覆盖范围难以扩大，目前我国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狭窄，城镇只有部分人口被纳入，农村接近于空白，这也是由当前政府财力决定的。对于一些未纳入而有能力购买养老保险的人口商业保险便可以成为一个较好的替代品。

二、我国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在养老方面结合的必要性

（一）增加保险覆盖范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两者相结合保险是社会的稳定器，基于前述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存在的覆盖范围小等问题，发展商业保险能够增加保险覆盖范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商业保险在投保和支付方面不受身份的限制，在岗不在岗等方面的限制，可以将社会保险中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简单化。商业保险也能够集中经济单位的资金，通过集中管理更好地使资金保值增值，进一步强化保障功能。商业保险还能够参与社会管理，社会救助等公共活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商业保险能针对投保对象进行个性化的设计，以尽可能满足消费者各个层面的保障需求。总之商业保险弥补了社会保险供给的不足，有利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二）充分体现保险公平与效率的原则要求两者相结合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注重公平原则，通过国家强制力实现社会收入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有利于低收入者，也就是缴纳的保费高的并不一定能拿到高的退休金，这样就可能出现少缴费多收益，多缴费少收益的情况，这主要是出于兼顾公平的考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主要是社会扶助性质，可能对投保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而商业保险不仅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还能够兼顾效率。商业保险的费率杠杆能够克服劫富济贫或劫贫济富，多缴费多收益，少缴费少收益，实现真正的公平。商业保险公司是企业法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商业保险公司通过吸引客户投保聚集资金，并通过专业的投资管理队伍对资金进行最优配置，更好地实现保费资金的增值，兼具公平与效率的商业保险更能激发人们的投保意愿，从而实现保障范围的大幅提高。另外随着老龄化的加快，国家养老压力越来越大，商业保险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政府的压力。

三、商业养老保险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充作用分析

（一）保障作用和范围的互补

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只能向参保退休人员提供最低保障待遇，也就是当地平均工资20%左右。社会养老保险投保金额和给付金额都有一定的限制，保障作用非常有限，其根本目的只是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一旦碰到患重疾，老年人的生活将会陷入困境，除此之外，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获得更高水平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养老保险恰能较好满足人们的需求，弥补社会养老保险的不足。商业养老保险中投保人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决定保额的多少，商业保险的给付标准依据被保险人的投保额度而定，缴费越高，保额越高，给付越多，充分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商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作用更强，范围更广，成为整个社会养老保险的有力补充。

（二）养老金的互补

目前我国企业的平均缴费率为23%，高于世界其他各国平均水平的10%[4]，从而导致企业倾向于逃避缴纳养老金或者拖交养老金，使得养老保险金无形中减少了。另外，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的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由于历史遗留的负债需要用社会统筹账户的资金支付，另一方面退休人员急剧增加，领取的养老金数额也在不断增加，使得社会统筹账户入不敷出，为了能够支付当年的基本养老金，政府就动用了个人账户的资金，最后导致个人账户实际是空账运转，无法积累养老金。而商业养老保险是现代化的公司治理模式，拥有强大的管理团队，它能够使保户上缴的保费实现最优配置，从而获得较可观的回报，进而积累更多的养老保险基金，能够有效解决因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上涨带来的基本养老金偿付不足的问题。

（三）实施方式的互补

社会养老保险是一种强制性保险，它是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施，规定凡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数额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具有强制性和非营利性。商业养老保险则是一种自愿性和盈利性的商业行为，它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约定投保险种，保额和期限等等。是否投保和投保多少都是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没有任何强制性。这两者的互补既能满足社会稳定需要，又能给社会成员自由选择的空间。

（四）职能的互补

由于社会养老保险主要体现的是公平原则，属于政府职能，主要是对低收入者的扶助，保费资金产生的收益不是最主要的目标，更多考虑的是稳定的回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投保人的意愿，对缴纳保费高的个体可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对待。在提供基本的养老保险领域政府只能比不可少，但是这种完全依靠政府推动的保险缺乏利益驱动。而商业养老保险的运营就是一种市场行为，主要依靠市场经济规律驱动，投保人可以为自己购买更多的养老保险从而给自己的晚年提供充足的资金。这两种职能的有机结合既能保证利益驱动的商业养老保险正常运营，又能提高保险的保障程度，实现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因此，在基本的养老保险领域政府职能应该为主，在补充养老保险领域应该以市场职能为主。

四、促进商业保险在养老方面的发展建议

总之，我国社会养老保险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而商业养老保险正好能够补充社会养老保险的不足，因而应该促进商业保险在养老方面的发

展。首先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商业养老保险利国利民，既可以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又可以提高人们老年生活质量，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政府应该给予大力支持，如适度地减税等。保监会应该制定和完善保险法，使商业养老保险更好地推广应用。其次政府应该加强宣传，使人们具有一定的保险意识，增加人们对保险的认识，使人们从旧的攒钱养老的观念解脱出来，积极购买人寿保险。三是保险公司应该针对不同人群的特点开发出相应的寿险产品，提供不同层次的补充养老保障，还可以全面设计覆盖住院医疗、意外伤害、死亡伤残等风险保障，满足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参考文献：

［１］季晨.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协调发展问题浅析[J].当代经理人.2006(6).［２］刘静，赵晶.发展商业养老保险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J].科技创新导报.2010(5).［３］唐金成，陈嘉州.论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互动协调发展[J].西南金融,2007(7).［４］徐静.发展商业养老保险 完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J].浙江金融,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