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第一篇：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问题：

根据2010-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的数据分析，当将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设计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二是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方面。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主要包含生活压力感、生活安全感、社会稳定感、风险认知、幸福感等，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包含个体或群众对社会各方面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对社会行为、矛盾和冲突的应对策略和人际沟通模式等。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感受的生活压力感明显增大，尤其近两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走高，影响到了许多老百姓日常基本生活物品的购买，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其次生活安全感方面，由于受到几乎存在于中国整个奶业的三聚氰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居民民众对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担忧，导致了居民评价的各项安全感基本上处于“比较安全”的水平。市民对社会信任得分仅为62.90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极低信任”的最下限。两年来国家统计局2010年11月11日数据

本文所说的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变迁的表达和展示，也是社会建构的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正因如此，“民意”、“民心” 的重要性总是作为执政者的行政基础不断被提及。可以说，社会心态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要构建和谐社会，没有和谐的社会心态是不可想象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社会心态中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并积极设法引导。

一、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通常把社会心态分为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与价值观念、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策略，但实际上这些内容时刻是融合在一起的。笔者认为，目前社会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社会心态问题。

（一）生活压力加大与社会支持不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0年4月在全国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感受明显，但54.8%的居民表示对于当时的物价水平可以承受，30.5%的人表示“一般”，仅有14.2%的人表示难以承受。2010年10月中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再次进行了类似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分别有49.8%、40.5%和47.7%的受访者表示当前的生活压力比较大或压力很大。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涨、就业难、房价高、看病难等方面。

在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生活压力加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方面，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社会已趋终结，而填补单位社会社会支持功能的公民社会却未见雏形。社会学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可以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社会网络。在恶性压力下如果得不到社会支持，个体会产生无助感、绝望感，产生心理问题或出现极端消极行为。如2010年富士康员工发生连续自杀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前人们获得社会支持最多的是家庭、朋友、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社区、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基本上处于“没有帮助”和“帮助较少”水平。仅仅依靠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支持难以支撑每个人的生活压力。

（二）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并存一方面，不断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使得民众长期处于焦虑状态，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风险意识并不高，导致一些安全事故、灾难频发。

2010年6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12个城市开展公众安全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群众最担心食品安全的比例为72%，担心社会治安的比例为67%，担心医疗安全的55%，担心交通安全的51%，担心环境安全占39%。

一个本不属于热点的新闻受到中国媒体和民众的持续关注，从智利矿难的发生到33名矿工在69天后被成功营救，民众不可能不将之与我国频繁的矿难和高投入的救援和很低的救援成功率相比较。2010年1—10月全国发生矿难22起，死亡人数456人，仅3月份就发生5起，每期最高死亡46人，最低死亡10人，共死亡111人。

当前风险防范的突出问题是对于关系个人的风险意识较强，而对关系到群体或社会的风险重视不够，对于突发的、伤害性大的风险警惕性较高，而对缓释性的、无直接生命伤害的风险防范不足。

（三）社会信任面临困境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社会信任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三市总体的社会信任状况堪忧，社会信任总体得分仅为62.9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低度信任”的最下限。市民的特殊信任程度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不适应以生人为主的工商社会生活，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制度、规则、机构等的信任和对契约、规范等的遵从。

虽然我国的公共权力机构和管理部门的社会信任程度高于其他机构和组织，但市民对这些机构的社会信任评价水平并不算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而市民对商业行业则处于“基本不信任”的水平；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对中央媒体信任程度高于地方媒体。对中央政府的高信赖，仍然是重要的社会整合的心理资源，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较低、社会组织健康成长的环境比较差的现状。在人际信任上表现出传统的人际观念，最信任的是“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其次为熟人、单位同事、一般朋友、单位领导和邻居，最不信任的是网友和陌生人。人际信任退缩在家人密友中，说明信任一般人的风险过大，是一个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问题。

许多人认为，与其说现代社会存在着信任危机，不如说当前社会存在社会信任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社会信任不断降低与社会信任重建艰难。信任可分为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两大类，水平信任是指对周围他人的信任, 比如人际信任，垂直信任是指对层级机构或领导者的信任。第一个困境可以看做水平信任的问题。

社会信任的第二个困境是民主和信任的矛盾。这是关于垂直信任的问题。沃伦指出，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着对权威的监督越多，信任越少。这说明，信任和民主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使得我们难以判断垂直信任高低的优劣。

研究者发现, 信任在个人、组织等不同层次之间可以转移, 人际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层级化社会组织的信任, 比如对各级政府机构和管理者权威的信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组织机构某些工作人员、公共权力机关某些权威的不信任也可能转化为对于机构、行业、组织和政治的不信任。

社会信任重建是全社会的事，既包含了水平信任的重建，也包括了垂直信任的重建。在一定意义上，垂直信任的重建更为关键，直接影响到水平信任的建立。公共权力执行者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失信不仅仅造成成本增加，而且也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的失灵，交易将无法进行。

（四）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不同步根据调查，目前百姓觉得幸福和有尊严的比例约为7成多。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2010年8月的调查中，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比例为14.9%，认为自己“比较幸福”的比例最高为59.2%，两项相加得到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得幸福的居民比例为74.2%； 13.6%的人选择了介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说不清”；但9.8%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2.5%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倾向于不幸福回答的比例为12.3%。

我们看到调查中七成的人感到幸福，但是，我们知道幸福的人数再多也抵消不了不幸福的人数，而反过来，很小比例的不幸福人群可能会消减很大的总体的社会幸福。另外，幸福不等同于幸福感，使人民幸福并非单纯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那样的话，社会政策可能还没有心理辅导和宗教教义更立竿见影。对于社会来说不可能做到使人民绝对的幸福，因为幸福是非常主观的个体感受，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幸福也包含了客观的成分，社会约定俗成地对于人的生活状态是否幸福有大致的评价，政府就是要为社会的大众提供满足幸福的基础方面，换言之，就是消除那些可能使人民不幸福的社会因素，比如贫困、失业、不安全、灾难、不公平、社会秩序混乱等。

（五）底层认同可能导致群体极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动相对剧烈，社会阶层的差距也逐渐拉大。然而，多年来，中国居民的阶层认同特点变化很小，居民的阶层认同偏低，多数人自我认同为中等和中下等。我们要警惕底层认同产生群体极化现象。

2007年一位记者要写一篇《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一个月时间采访了50位他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人，但令他困惑的是这些人几乎都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甚至一些国家公务员也这样认为。多年来的调查都是类似的结果，好像这种阶层认同已经定型化，阶层认同一直偏低，出现了较大比例的底层认同。

这种现象可能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低有关，较低阶层向较高阶层的流动机会越来越难，而长期处于低社会阶层的人在预期与现实的距离长期得不到拉近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对社会不公平的看法，体会到一种人生的“挫败感”。

从2010年3月23日到5月13日，短短50天时间国内接连发生6起针对幼儿园或小学学生的恶性凶杀案件。这些血案的凶手的行为都属于报复性的攻击行为，也就是具有受挫经历的人在一些刺激因素激发下采取攻击他人的行动。除了警惕产生“挫败感”后的极端行为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惨案后的社会反应，许多人流露出对于行凶者的理解和同情，只是觉得他们不应该把孩子作为报复对象，而应该针对贪官。这种同情心态的出现与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相同的“挫败感”有关。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把自己的不成功归因于社会的不公正，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他们更容易同情有挫败经历的人。

共同的底层认同会逐渐形成一种底层群体的群体心态。美国心理学家桑斯坦认为，“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们尤其可能会走极端”。也就是说，在群体中更容易强化原来的态度倾向，造成明显的一边倒，加强原来的态度强度，可能出现风险性更大的决定。我们看到一些所谓“无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由具有共同态度的人聚集逐渐使得决定和行为极端化，逐渐失控的。

（六）群体性怨恨可能成为社会情绪“我爸是李刚”，这是2010年最触犯众怒的一句话，这个事件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反映了一个突出的社会心态——“群体性怨恨”。这种“群体性怨恨”是“官民冲突”和“贫富冲突”的反映。

近年来民众的不满情绪，主要存在几个指向对象，一是对于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一是“为富不仁”的商人，还有一个是针对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以及造成这些不公平的公共权力机关。

在最近山西一对警察夫妇在家中遭杀害的案件中，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这对警察夫妇的宝马车和巨额财产。2009 年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的“邓玉娇案”、2010年“凤凰少女跳楼案”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案件一发生民众就表达了对司法机关的不满。这些案件本身可能属于个案，但这些案件背后所投射出的社会心态更令人担忧。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是，用个人的不满解读发生的事件，表达出对于司法部门、公共权力机关的不满情绪，形成群体性怨恨。

群体性怨恨与社会存在的不公平、个人发展困难、个人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等因素密切有关。调查中发现，高考制度被认为是最公平的，其次是义务教育，而城乡之间的待遇被认为是最不公平的。除“高考制度”和“义务教育”处于“比较公平”水平外，其他方面都处于“比较公平”和“不大公平”之间。民众对“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满表达的正是对于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

一些现象被解读为“仇富心理”，但根据我们调查的结果，虽然民众对贫富差距加大不满，但并不存在所谓的“仇富心态”。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列入富豪榜的人受到明星一样的追捧。也就是说，民众的怨恨针对的是富人的不良行为。

要特别警惕这种“群体性怨恨”扩大化为整个社会的情绪。

（七）利他行为的主动性、习惯性不足2010年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的灾难让民众看到了许多感人的助人故事，但发生在2010年下半年昆明、青岛、南京、北京等地区的“血荒”却拷问了我们社会的利他行为和鼓励利他行为的机制。

从调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特点，一是大事件激发下的利他行为踊跃，二是经过组织的利他行为仍然是多数，也就是利他行为缺乏主动性。

社会的慈善观念还需要逐步树立，鼓励利他行为的社会制度和机制还没有建立，社会存在一些不良的风气有待消除。我们看到民众对于一些富人、名人、企业捐赠金额表达不满；把慈善仅看成是富人的事情、别人的事情的自我排除现象大量存在；一些企业的慈善行为成为一种表演和形象推广；甚至出现所谓的“诈捐”……

（八）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渠道低效易导致极端行为的产生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和冲突不断暴露，但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旧矛盾和冲突，目前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

措施不得力的问题，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

2009 年全国共发生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沟通和上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全国调查发现，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多数的策略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和“没有采用任何办法”。尝试解决问题策略中用得最多的是沟通策略和上访策略，即“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和“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在医患冲突、劳资冲突中使用得最多，比例分别为33.5%和29.2%。采用上访策略最多的是遇到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问题，比例为26%。对抗性策略极少使用，但少数人在认为个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会使用，如遇到司法不公、医患纠纷、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损害时，有人采取暴力反抗，比例分别仅为2%、1.6%、0.8%、0.8%和0.1%。

不难发现，对于各类矛盾广大民众的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从一些发生的激烈冲突和演变为恶性事件来看，许多当事人都是在尝试了多种解决策略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的。在一些较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最该起作用的法律途径被弃用或使用率低，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被采用最多的沟通和上访途径对于解决问题的效果很有限，这就造成许多人的极端行为，如系列校园惨案中许多人采取了暴力攻击的手段，一些人采取暴力、自焚的手段应对强制拆迁。

原因：

1.文化断裂与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断裂，西方文化与部分西方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譬如体现在“家庭与婚姻观念”和“中西方节日特别是中国传统节日的观念”等等，使许多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陷入了一种“纠结”和“无所适从”的境地之中。

2.当代中国之发展：当代中国之发展日新月异、成效显著，然而，飞速发展的背后难掩其问题重重：诸如发展不平衡（地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等）；发展模式单一和不稳定；发展中急功近利之思想盛行；社会竞争不公平、激烈和失业率高等。在这样的一种大社会环境中，许多年轻人特别是身处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总难免产生迷茫和担忧的情绪，然拘于当下社会和大学之现状却又多少无可奈何，这样“对当下状况之不满，对未来生活之迷茫”的现状让他们多了焦虑、浮躁，少了冷静、憧憬。

3.个人因素：当下中国社会，人民物质生活已非常丰富，然这些丰富的物质对许多青年人特别是像如今许多涉世未深的中学生而言却成了对他们的极大的诱惑，他们往往溺于享受和消遣这些新奇的事物，这方面的事例诸如“网瘾”、“网恋”等等不甚枚举。最终，他们耽搁了自己的学业，缺失了对自己的精神生活的关注和照看，而出现了对当下生活的浮躁和对未

来生活的焦虑等等不良心态。归根结底，则是这些人缺乏对自我的约束和律省、对未来生活没有明晰的理想和目标、意志力不坚定等等。

第二篇：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就业压力、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安全网脆弱、社会冲突事件等

社会建设包含的内容：一是发展社会事业 社会事业是关系人民群众基本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公共事业

二是优化社会结构 建立同我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会结构

三是完善社会服务功能 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在我国正在凸显

四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健康的社会发展

社会建设重点解决的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建设最重要的领域，主要是三个方面，即基本民生建设、社会安全建设和 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建设，三者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

十六大以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 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面临不少问题，突出的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 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 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 众生活比较困难。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大局。同时，人民群众在新的发展阶段，期待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对教育、卫生、社会 保障、公共服务、生活环境以及个人全面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社会的公共需求 快速增长，也更加需要加快社会事业发展。要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

第三篇：论我国当前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论我国当前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社会心态问题，影响着人们对待社会的态度。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发展的黄金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这必然会带来不同社会阶层以利益为核心内容的矛盾更加复杂化。社会心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形态，给创新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社会心态是社会状态的反映。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心态最主要的变化实际上就是把利益分配的旧机制打破了。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很多人因工作、生活、前程、财富，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紧张不已的焦虑症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心态。而且，社会心态中不公平感增强，弱势心理在社会各阶层滋生蔓延，不同社会阶层、群体都存在着特定的压力感，社会诚信缺失带来的心态变化不容乐观，社会“群体性怨恨”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认为这就是当前我国普遍的社会心态。

产生当前社会心态的主要原因，首先来源于经济上的不公平感。经济上分配的不平衡、不公平、不合理，当然会导致不公平感，甚至于仇富、炫富。计划经济时期，大家都是同一个级别，同一个待遇，一看工龄就知道你拿多少钱，平均主义“大锅饭”，虽然穷但基本没有差别；而现在大家已经相互不清楚收入有多少，特别是我们国家东中西部地区、城乡、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拉开了，所以大家有比较强烈的经济上的不公平感。

其次，来源于社会上的不公平感。比如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公平；公有单位编制内外身份不同导致的待遇不同；腐败分子权钱交易，少数官员目中无人、欺压百姓；还有人们常说的“官二代”、“垄二代”、“农二代”等社会阶层固化，这种不公平感自然就会产生。

第三，文化上的迷茫空虚感。主要是缺乏主流价值观，不知道哪个方向是对的，哪个方向是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没有建立健全，且远未深入人心，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在这种文化空虚迷茫的情况下，焦虑浮躁、抱怨冷漠、“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等不良心态就必然产生和蔓延。

第四，政治上的失望感和无助感。部分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得不到及时帮助，找不到有效畅通的渠道来表达，因此有失望感、不信任感、无助感。近年来，一些地方强拆民居，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缺失，政府管理上一些信息、政策不公开、不透明等，当然会使部分人产生不信任感，甚至仇官恨官，只要是官方说的一概不相信，先骂了再说。

所以，从以上四方面找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焦虑浮躁、抱怨冷漠、仇富恨官、群体性怨恨等社会心态了。

面对当前的普遍社会心态，我觉得应该从一下几点予以解决。

1经济层面，就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社会分配关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建立健全，加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这肯定有利于淡化仇富的心态，有利于老百姓心态平衡，也有利于今后经济精英按照正常合法合规的渠道赚钱。

2社会层面，要进一步消除社会不合理不公平的弊端，重点是抓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时，要继续抓好就业，如果大家有活儿干，有饭吃，就不会出现中东那种情况，包括英国最近闹事，也基本上是失业、半失业、移民的孩子在那儿闹。还有就是要继续打破社会层面的二元结构，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化，让贫穷家庭和低收入阶层二代、三代有人能够上升到社会的中上层。

3文化层面，一是要从娃娃抓起，幼儿园、小学得搞出有针对性的、浅显易懂的、培养好品德的教育材料，持之以恒抓下去；二是要抓精英共识的形成，核心价值观一定是上口、好记、入耳、入脑、入心的东西，首先要为精英们所认可和接受，进而能够逐步推广到广大人民群众中。

4政治层面，可以由浅到深，首先公开“三公经费”这个事要抓到底，同时进一步抓好反腐倡廉；还有就是人事制度、干部制度的改革，将真正有能力的干部选拔出来。

今年3月，“社会心态”被历史性地写入“十二五”规划。党和政府把“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纳入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中。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社会心态会越来越理性平和，人民生活将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第四篇：我国当前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

我国当前利用外资中存在的问题

（一）外资质量不高

一方面，外商为了保持其技术垄断优势，将高端核心技术控制在自己手里，或是向我国输出已经失去竞争力或正在普及和标准化的技术，即使转让了部分高精尖技术，往往要附加各种

[6] 限制性条款，不利于我国技术提高

另一方面，我国存在只重技术引进，不注重引进技术的消化创新问题

（二）外资结构不合理

我国外资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1.从外资来源来看，在国际资本流动中，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是国际投资的主体，而从流入中国的外资看，我国外资来源主要集中在香港、日本、台湾等亚洲国家或地区，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我国的投资所占的比例不高。

外商投资来源过于集中在某些亚洲国家，不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整体提升。

2.从外资的产业构成来看，我国急需发展的农业利用外资额最少，而工业中制造业利用外资比重最大，另外服务业中房地产利用外资的比重也很高。这种外资结构的倾斜加大了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偏差，使三次产业之间发展水平与国际竞争能力的距离扩大，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了负面效应；

3.从外资的地区分布来看，我国东、中、部地区相比较，无论在外资使用量方面，还是在外资规模和效益方面，三者都有很大差距。这样的区域失衡状况容易加剧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造成更大的不均衡，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平衡发展

4.从外商投资形式来看，我国外商独资化趋势明显，合资企业比重下降，且在中外合资企业中，中外方控股比例失衡，或由外方绝对控股或外商独资

而外商独资企业大规模进入国内市场，必然对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构成威胁，而且外商可能会滥用优势垄断地位，损害公平竞争以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从长远来看，这将会削弱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

5.从外资利用形式来看，外资并购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外资并购的领域多涉及制造业、流通业、高科技产业等，部分产业涉及国家安全，如果我国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企业被外商控制，则不利于我国对国民经济的调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还可能导致我国经济的动荡，并引发新的危机。

当前中国货物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我国出口市场上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低价竞销现象严重，外贸经营秩序亟待改善

2）货物出口经营方式粗放，低价格、高物耗、数量扩张的出口模式未能根本改变

3）出口高度依赖发达国家市场

4）外贸顺差激增，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加大

5）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我国货物出口贸易影响愈益严重

1)较高的贸易依存度

2)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

3)贸易方式不合理

4)工业制成品竞争力不强

5)农产品深加工不足

6)机电产品技术含量不足

7)纺织品、服装所占比例大，价格低。对策：产业高新化

市场多元化

以质取胜

第五篇：当前社会心态分析

当前社会心态分析

社会心态是指一定社会环境条件下，社会成员对社会生活现状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反应，具有显著的大众性和弥漫性。近年来，全国发生了多起针对儿童、女性或其他无辜群众的暴力伤害事件以及其他社会性事件。这类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社会心态的角度来看，心态失衡、不良情绪得不到及时宣泄、悲观厌世、进而产生报复社会的心态是其共同的特点。这些事件频发，从一个侧面说明，重视社会成员心理和谐、优化社会心态，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只有真正重视和搞好社会建设，并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才可能实现，人民生活才会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一、社会心态问题表象

1、生活压力加大与社会支持不足

在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生活压力加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填补单位社会支持功能的公民社会却未见雏形。社会支持是一个可以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社会网络。在恶性压力下如果得不到社会支持，个体会产生无助感、绝望感，产生心理问题或出现极端消极行为。如2010年富士康员工发生连续自杀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当前人们获得社会支持最多的是家庭、朋友、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社区、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基本上处于“没有帮助”和“帮助较少”水平。仅仅依靠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支持难以支撑每个人的生活压力。

2、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并存

一方面，不断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使得民众长期处于焦虑状态，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风险意识并不高，导致一些安全事故、灾难频发。一个本不属于热点的新闻受到中国媒体和民众的持续关注，从智利矿难的发生到33名矿工在69天后被成功营救，民众不可能不将之与我国频繁的矿难和高投入的救援和很低的救援成功率相比较。当前风险防范的突出问题是对于关系个人的风险意识较强，而对关系到群体或社会的风险重视不够，对于突发的、伤害性大的风险警惕性较高，而对缓释性的、无直接生命伤害的风险防范不足。

3、社会信任面临困境

我国的公共权力机构和管理部门的社会信任程度高于其他机构和组织，但市民对这些机构的社会信任评价水平并不算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而市民对商业行业则处于“基本不信任”的水平；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对中央媒体信任程度高于地方媒体。对中央政府的高信赖，仍然是重要的社会整合的心理资源，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较低、社会组织健康成长的环境比较差的现状。在人际信任上表现出传统的人际观念，最信任的是“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其次为熟人、单位同事、一般朋友、单位领导和邻居，最不信任的是网友和陌生人。人际信任退缩在家人密友中，说明信任一般人的风险过大，是一个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问题。

4、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不同步

根据调查，目前百姓觉得幸福和有尊严的比例约为7成多。我们看到调查中七成的人感到幸福，但是，我们知道幸福的人数再多也抵消不了不幸福的人数，而反过来，很小比例的不幸福人群可能会消减很大的总体的社会幸福。另外，幸福不等同于幸福感，使人民幸福并非单纯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那样的话，社会政策可能还没有心理辅导和宗教教义更立竿见影。对于社会来说不可能做到使人民绝对的幸福，因为幸福是非常主观的个体感受，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幸福也包含了客观的成分，社会约定俗成地对于人的生活状态是否幸福有大致的评价，政府就是要为社会的大众提供满足幸福的基础方面，换言之，就是消除那些可能使人民不幸福的社会因素，比如贫困、失业、不安全、灾难、不公平、社会秩序混乱等。

5、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渠道低效易导致极端行为的产生 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旧矛盾和冲突，目前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措施不得力的问题，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2009 年全国共发生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沟通和上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不难发现，对于各类矛盾广大民众的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从一些发生的激烈冲突和演变为恶性事件来看，许多当事人都是在尝试了多种解决策略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的。在一些较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最该起作用的法律途径被弃用或使用率低，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被采用最多的沟通和上访途径对于解决问题的效果很有限，这就造成许多人的极端行为，如系列校园惨案中许多人采取了暴力攻击的手段，一些人采取暴力、自焚的手段应对强制拆迁。

二、基于目前社会心态的建议

1、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既是涉及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和生活的问题，又是涉及社会成员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问题，是影响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我国民生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表面化和显性化，仍然是影响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切实加强以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加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领域的改革，促进社会心态良性发展。

2、人性化的工作制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只有社会成员具有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才能对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才能不断增强；从人的工作积极性和敬业爱岗精神的形成来看，只有人在具体工作中形成了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才能形成持久的工作积极性，才能真正产生敬业爱岗的工作态度，才能实现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有机统一，也才能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构建起人性化的工作制度。

3、社区建设与社会工作。社区功能的完善和社会工作制度的形成，不仅关系着我国社会整合功能在社会微观层面的效果，而且关系着社会心态的良性发展。随着我国传统的单位制赖以存在和运作的社会基础的日益弱化，社区日益成为社会基层管理的重要形式。社区建设和社会工作在提升社会组织化程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整合社会资源、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社会情绪的疏导机制。构建社会情绪的疏导机制不仅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内在需要。不良社会情绪需要“出气口”和“减压阀”。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多发时期，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往往透过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等层面影响社会心态。因此，必须全方位拓展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创新化解社会矛盾和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体制与机制，构建起社会成员诉求表达的渠道和网络。当前，需要注意大众媒体对社会突发群体性事件的报道过程中所引起的负面效应问题。大众媒体对群体性社会事件报道中容易产生放大效应和诱发效应。

十八大报告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幅民生发展的幸福画卷。报告指出：“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具体论述了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这五个与人民群众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现实问题，强调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这些令人鼓舞而又实实在在的举措，彰显出执政党切实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这条主线，都以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为目标和归宿。这些都将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大幅提高。

展建军 2013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