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税务改革

第一篇：经济全球税务改革

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以及国际分工的不断扩大和深化，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企业跨国经营活动日益增多，交易复杂程度大大提高，市场在全球的资源配置中将发挥基础性作用。新的经济环境客观上给各国税收制度带来了重重压力。我国已加入WTO，作为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经济中的一员，研究符合经济全球化要求的税收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对一国税收制度的内在要求

1．税制法治化要求。在经济全球化下，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允许商品、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生产要素的跨国自由流动要求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各国必须遵循公认的贸易规则。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国际贸易组织，同时也是世界上惟一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为促使国际贸易自由化，它制定了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透明度原则。根据透明度原则要求，一国税制必须符合：(1)统一性要求，即在成员国领土范围内管理贸易的有关法规不应有差别待遇，即中央政府统一颁布有关政策法规，地方政府颁布的有关法规不应与中央政府有任何抵触；(2)公正、合理性要求，即保证税务行政管理行为的公正与合理，规范执法，建立一套对税务行政行为的审查和纠正机制，使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在税务机关发生争议，能得到切实、有效的法律救济。随着税制透明度的加强，不但国内纳税人将更多地利用税法保护自身的利益，国外纳税人也将对依法治税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依法治税本身就是国际市场准入原则的要求，因为只有依法治税才能保证非歧视原则和公平原则的实施。

2．税制的国际化要求。经济全球化下允许商品、资金、技术、劳动力等更自由地出入，使各国经济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这种贸易自由化的国际倾向，对一国税收制度的国际化、标准化提出了客观要求。所谓国际化、标准化税制就是在税制结构及税收管理等方面充分尊重国际惯例，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同时，强调税收公平和“国民待遇”原则，确保较高的税收效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专家对国际化、标准化的税制提出了若干指标。其一是集中指数，即绝大部分的财政收入要集中到几个主要税种来体现，主要包括进口税、货物税(有选择地征收)、一般销售税(包括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财产税；其二是税率消失指数，即实际的税率与法定税率尽可能接近；其三是明确性指数，税率档次要少，边际税率不宜过高，税率明确；其四是成本指数，即税收优惠和减免应尽量地减少，以减少税收管理成本；其五是实施指数，即税种覆盖要尽可能全面，税制的实施应是彻底和具有效率的。国际标准的税收征管制度应符合：第一，纳税人应根据税法规定自觉、切实履行纳税义务，对纳税事项自行计算、自行申报和自行缴纳。第二，税务机关执行严格的纳税监督和检查，并有权采取合适的强制措施对纳税人实施征收管理。第三，征收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技术，提高工作效率。第四，纳税人对税收征管产生异议时，有权要求复议乃至诉诸．法律。政府有责任保护纳税人依法纳税的权利。第五，建立广泛的信息网络，加强国际税务联系与合作，防止国际逃避税行为，保持税务信息的相互提供。

税收国际化的基本内容体现了一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税收优化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税收改革的过程中应更多地考虑与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惯例接轨。

3．税制建设的市场化要求。经济全球化要求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要求商品、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能够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这就对各国税收制度设计提出了“中性化”的要求。税收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的扭曲作用，充分消除阻碍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税收障碍。但是，实践证明，市场机制尽管对资源有效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自身存在的缺陷并不能实现各种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税制不可能完全中性，它又需要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利用税收杠杆来矫正市场的缺陷，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特别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就更需要主权国家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更加倚重运用税收工具减弱经济全球化对本国内部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谋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

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税制改革趋势

1．逐步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为消除高税率对投资与生产的干扰，提高公司投资能力，加速资金流动，从80年代中期开始，各国开始降低所得税税率。在进入21世纪之际，美国的减税方案，又一次在其他国家产生了强烈反响，各国相继公布了连续几年的中期性持续降税计划。如德国2001—2005年，将把公司所得税率从40％降至25％，法国自2000年开始降低公司所得税实际税率，主要是降低公司所得税10％的附加税率,2001年降到6％,2002年降到3％,2003年全部废除。另外这种降税浪潮同样涉及到发展中国家。

2．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负。个人所得税从80年代起也一直处在下降通道。各国的做法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降低边际税率简化税率级次；二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额，缩小税基。美国国会2001年5月通过布什总统提出的减税法案，宣布未来10年内将减税1．35万美元，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并简化税率级次，最低税率当年由15％降到100／o；到2006年最高税率从39．6％降到35％，未成年子女的税收抵免额从500美元，提高到1000美元。德国2001—2005年间，最低税率由22．9％降到15％，最高税率由48．5％降至42％，基本免税额由年收入13499马克提高到15011马克。

3．实行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趋于一体化。目前多数国家对个人和公司实行独立课税，即对公司税和个人税并行征收，对股息的经济性双重征税基本上没有消除，这也是美国、荷兰、卢森堡和瑞士等国家的现行做法。在“合并课税论”尤其是“单一个人税派”的观点影响下，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缓解或消除这种重复课税，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一体化。

4．普遍开征增值税。在世界税制改革运动中，各国在以“降低税率”为主要措施对所得税制进行改革之外，还集中讨论并采取一些谨慎的步骤改变税种组合。这种税种组合的改变，通常是指所得税向一般消费税如增值税转变。据IMF统计，截至2000年，世界上开征增值税的国家已达100多个。而且大多数国家倾向于选择税基较窄的“消费型”增值税，基本税率也有提高的趋势。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趋势倘若持续下去，那就不是整个消费税种内部的此消彼长的问题而可能真的变成增值税对个人所得税的削弱甚至取代。到目前为止，尽管美国尚未实行增值税，但是美国目前正在酝酿的对企业课征的统一税就是间接加法的增值税，而对企业课征的储蓄无限减免税．正是直接减法的增值税。如果这些方案在美国付诸实施，在联邦政府层次上，美国有可能成为一般消费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5．社会保障税发展迅速。从发达国家看,OECD国家的社会保障税占国内总税收的平均比重；1955年为14％，1965年为18％,1975年为22％,1985年为23％,1995年为25％；1995年以后此项比重超过30％的有法国43％，荷兰42％，德国39％，日本、奥地利西班牙36％，比利时33％，意大利32％，另外OECD国家社保税在总税收中比重变化显著，1965年社保税(19％)比个人所得税(26%)低7个百分点，到1994年，前者(27%)几乎赶上了后者(28％)，其中16个成员国的社保税超过个人所得税。美国从1993年起社保税已成了联邦税收的头号税种。从发展中国家看，社保税发展也非常迅速。

6．反避税条款更趋严密、科学。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传统意义的国家”不再存在，资金、技术、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哪里成本低、利润高就流到哪里去生产。公司的设立有了更多的自由，特别是有形和无形的跨国交易可以在国际互取网上进行，使按交易发生地课税变得复杂和困难。这意味着对政府来说征税将越来越困难。对公司和个人来说，逃避税收变得越来越容易。国际逃避税的经常发生迫使各国税务当局，从税收立法到税务征管都不断推出新的反避税措施。可以想象，在各国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加强反避税工作后，各国税制中的反避税条款将更趋严密、科学。

三、中国现行税制存在的问题

对照经济全球化对一国税制的内在要求和世界各国税制改革趋势，比较和分析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尚存在以下问题：

1．税制结构不合理。首先表现在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不合理，间接税比重过大，负担过重，直接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偏低，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其次，税种功能缺位，社会保障税至今没有开征，使经济全球化后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公民权益缺乏保障。再次，税种设置重复现象仍存在，企业所得税、房产税、车船税等目前仍实行两套税制，税种重复设置不仅造成征税复杂增加税收成本，更重要的是导致内外税负不公。

2．税收制度设计上与国际规则和惯例存在差距。一是现行不规范的生产型增值税，与世界上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存在差距，不利于发挥增值税的中性作用，让国内产品彻底地以无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也不利于固定资产投资；--是内外有别的税收政策，使外商投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妨碍了内外的公平竞争；三是缺乏公平的分类课征的个人所得税与公平规范的综合税制存在差异，使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难以适应全球化过程中跨国纳税人的收入增加及收入多元化的要求，削弱了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功能。

3．税收优惠政策较为混乱。(1)税收优惠政策缺乏统一性，不符合公平原则；(2)优惠政策导向不明，不符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3)优惠手段单一，间接优惠政策少；(4)优惠政策散乱，变动频繁，稳定性差，缺乏系统性和稳定性，透明度低，不利于操作和执行。

4．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税收立法级次偏低，税收法制建设不完善。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税收基本法，目前实行的税收法律、法规大部分都是由国务院、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暂行条例或草案，这不仅直接影响税法的等级效力和稳定性，而且容易造成各种规定相互抵触和税法的不严谨，导致执法的随意性。另外法律虚置问题严重，对某些问题虽有规定，但规定不明确，执法者难以掌握，造成执行不统一；或者规定与现实脱节，在执法实践中难以操作，造成执法不严肃，直接影响税收执法的透明度。

四、适应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税制改革建议

1．建立适应国际规范的税制结构。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主体税种为增值税、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增值税主要体现组织收入功能，所得税主要体现经济调控功能，社会保障税主要体现稳定社会的功能。我国应适当降低流转税的比重，提高所得税的比重，开征社会保障税逐步建立以增值税、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2．深化流转税改革。(1)增值税：扩大征税范围，把原来征收营业税的建筑安装、交通运输等劳务划为增值税征收范围，以解决增值税和营业税的交叉征收和税负失衡问题；尽快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以彻底解决重复征税和因资本有机构成不同而引起的税负失衡问题，使国内产品真正以无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公平竞争。(2)消费税：调整消费税的征税范围，非消费品和普通消费品应停止征税；提高奢侈品、高档消费品和高消费行为的税率；改价内税为价外税，由生产环节改为零售环节征收。(3)关税：逐步降低关税水平，合理调整税制结构，适应国际贸易发展需要；取消不适当的减免税，扩大税基；正确、灵活的运用关税手段，既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又要适度保护国内产业。

3．按国际规范完善所得税制。(1)企业所得税制：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按国际惯例，以法人为标准界定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纳税人，一律征收个人所得税，避免重征漏征现象，考虑到世界各国降低所得税税率的大趋势，我国企业所得税率明显偏高，应适当降低。统一内外企业的税前列支标准和优化税收优惠政策，以利于企业间公平竞争。(2)个人所得税：实行按年课征的综合所得税制；逐步扩大征税范围，对股票转让等金融交易所得和农业所得纳入征税范围；费用扣除实行税收指数化；根据世界税制改革趋势，实行适度的超额累进税率，级距不宜超过6级，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建立规范、严密的个人收入监控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体系，完善代扣代缴制度。

4．调整税收优惠政策，营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1)对税收优惠政策单独立法，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规范性。C)以国家产业政策为导向，从区域优惠、直接优惠向产业优惠、间接优惠转变，鼓励对先进技术企业、知识经济产业以及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鼓励对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的投资。(3)借鉴国外规范化的税式制度，把税收优惠纳入国家预算的总体规划，在一定数量总额限度内调整税收优惠的结构，使税收优惠规模更趋合理，减少其对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宏观调控能力造成的不利影响。

5．深化税收征管改革。(1)加快税收征管现代化建设，使税收征管跟上经济国际化、现代化的步伐。加强研制开发网上税收征管系统，实现征管业务网络化操作，推行电子申报、网上申报、非现金结算等方式，提高征管效率。(2)建立健全反避税制度，提高反避税水平。(3)加强国际间税收合作与情报交换，共同防范和打击国际逃税避税活动。(4)优化纳税服务体系，实行公开办税，加大依法行政的透明度和依法治税的力度，为投资者提供明确的信息和优良的税收环境。

6．加强税收法制建设。尽快制订税收基本法，完成税收基本法立法程序；规范税收实体法，尽可能通过法律来固定成熟的税收实体行政法规，提高税收立法的层次和效力；完善税收程序法，明确对市场经济中有关行为税务处理，防止因税法规定不当而导致税收流失。完善立法的同时，尽快清理废除或修订与国际规则或惯例不相符的税法，并做到税法透明公开。

《2009年经济全球税务改革》来源于，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欢迎阅读2009年经济全球税务改革。

第二篇：浅论改革税务体制的思考

[摘 要]目前，我国涉税犯罪案件由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管辖。公安机关因其“以块为主”的横向管理体制和不掌握纳税信息资料的先天不足，出现了受理案件渠道不畅、侦查协作机制不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不衔接和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严重等侦查体制上的弊端。要走出当前涉税犯罪侦查的困境，必须对现有涉税犯罪侦查机制进行改革。建议建立一套单独的税务警察机构，以从根本上消除当前侦查体制上的弊端。

[关键词]税务体制；涉税犯罪案件；税务警察机构

一、当前涉税犯罪的现状

当前，我国偷税、抗税、骗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税收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在数量上居高不下，且有不断上升趋势。其中恶性案件明显增多，犯罪手段呈多样化趋势，查处难度也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

1．涉税犯罪数量增多，涉案金额巨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涉税案件发案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单个案件的涉案金额，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万元，发展到现在的动辄几千万、几亿甚至几十亿元。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每年涉税犯罪案件只有200多起。而2005年1月到10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涉税犯罪案件达9481起，涉案总金额110.5亿元，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掌握的涉案金额在l亿元以上的案件就有37起，这些案件涉案价税总额达124.27亿元。自1997年公安机关依法开始侦办涉税犯罪案件以来，至2005年7月，共立涉税犯罪案件87 325起，涉案价税总额1889.63亿元，平均每起案件涉案金额216万元，通过查处各类涉税犯罪案件，直接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08.74亿元。

2．发案面广，地域跨度大。一方面，涉税犯罪案件涉及的地域范围广，在全国的各个地区都有案件发生。就连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新疆、西藏等地也屡见不鲜，而且涉案金额与发达地区相比也毫不逊色。另一方面，涉税犯罪在纳税人的日常税务活动中发生的频率较高。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点没有在公安机关的立案统计中得到充分反映。但有人曾做过专门调查：抽取200户企业、80户个体工商户、80户纳税个人作为样本，统计表明，能够自觉依法正确纳税的，企业所占比例为30.5％，个体工商户仅为12.5％，纳税个人为26.2％。也就是说，只有极少部分纳税人能够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正确缴纳税款，而大多数纳税人没有依法纳税。在涉税犯罪案件中，跨地域作案的现象也非常突出。在偷税案件中，嫌疑人常采用外出异地经营等方式偷税；在逃税案件中，嫌疑人常把资金、产品、生产设备等转移到外地以逃避追缴税款；在骗税案件中，嫌疑人常通过不同的渠道从不同的地方取得出口报关单、收汇核销单等实施骗税；在涉票犯罪中，特别是在增值税专用发票启用以来，大量的跨地区购买、出售、虚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不断涌现，使得涉税犯罪案件跨地域作案的趋势更加显着。

3．犯罪主体多元化，单位犯罪突出。混合型、团伙型、专业型和流窜型是当前涉税违法犯罪主体的主要特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所有制形式多元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主体日益多样化，法人与自然人共同构成犯罪主体，个人与私营、集体、国有以及股份制等不同经济类型经营单位共同从事涉税违法犯罪案件的数量逐步增多，犯罪分子拉拢税务干部共同从事涉税犯罪案件增加，涉税犯罪的主体由单一型向混合型转变。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在内的，各种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自然人，及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内的，各种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经济成分、不同业务类型的法人都纷纷出现在涉税犯罪案件之中，使涉税犯罪案件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4．犯罪手段智能化、多样化。智能化主要表现在犯罪手段具有专业性、高科技性、隐蔽性和反侦查性。随着国税部门全面取消手工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防伪税控管理体系的逐步

完善，目前违法犯罪分子把作案重点转向利用虚开农产品收购单、废旧物资收购凭证、运输发票、海关出口货物完税证等“四小票”进行偷税、骗税。在行业偷税手段上，经常与行业营销策略、经营方式紧密结合，形成了较为固定和模式化的行业偷税手法。如商业销售行业中的经销商和营销商之间利用代销返利策略，大搞收人体外循环；超市行业通过操纵或改写计算机后台数据、出售购物卡或租赁柜台收入不入账等形式隐匿收入等。多样化主要表现在犯罪手段从无资金往来、假票虚开，到有资金往来、真假票虚开并用；偷税案件从简单的开票不记收入到利用他人为自己虚开专用发票；从将收人挂在往来账上到资金流动、货物流动全部体外循环；从简单的收取折扣到各种各样的返利；从母子公司互相开票、少报多抵到利用第三方背书转让、实行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落地”传递；从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少缴、多抵税款到假报出口骗取出口退税等等，犯罪手法不断变化、交替使用、复杂多样。

5．多种犯罪行为相互交织，侦查、定性和适用法律难度大。在现实生活中，涉税犯罪案件往往不是单独出现，而是与其他多种犯罪行为一起出现，导致多种犯罪行为相互交织，给侦查和案件行为的定性增加了困难。特别是对于骗取出口退税和涉票犯罪来说，更是这样。犯罪案件所涉及的环节多，犯罪实施的难度较大，通常需要多人分工，在不同的环节进行犯罪活动，犯罪活动可能分别触犯不同的罪名。如在骗取出口退税案件中，犯罪分子为了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能会触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为了取得收汇核销单，需要从黑市套购或骗购外汇，可能会触犯非法经营罪或骗购外汇罪；为了取得海关报关单，可能会触犯伪造公文、印章罪等。在涉票犯罪中，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用于抵扣税款的，可能构成偷税罪；在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环节，可能触犯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环节，可能会触犯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还有个别税务、海关、外贸和银行的工作人员与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内外勾结作案，这时还可能触犯贿赂罪、贪污罪、渎职罪等。这些犯罪与涉税犯罪相伴而生，增加了对涉税犯罪行为侦查定性的难度。

涉税犯罪案件严重地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打击涉税犯罪，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而涉税犯罪的以上现状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个高效的涉税犯罪案件侦查机制。

二、当前税侦体制的现状

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涉税犯罪由检察机关管辖，而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涉税犯罪案件的管辖权全部转移到公安机关。与此相应，公安部于2004年发布了《公安机关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具体规范了公安机关对涉税犯罪案件管辖的分工。

目前。涉税犯罪案件由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管辖，有些地方还从刑侦部门抽调精干力量，并引进一批税务专门人才，在经侦部门之下设置了税侦机构，专门负责对涉税犯罪案件的侦查。近年来，公安机关与 税务等部门积极配合，努力加大对涉税犯罪的打击力度。自1997年以来，公安机关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打击涉税犯罪专项行动和专项治理9次。在日常的侦查办案和这些专项斗争中，公安机关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对涉税犯罪的打击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涉税犯罪屡禁不止，甚至越禁越多。公安、税务等部门多次研究探讨，寻求解决的办法，并提出了诸如加强税、警协作等改进措施，但效果却不理想。究其根本，主要原因在于当前涉税犯罪的侦查体制与我国国情和当前涉税犯罪现状不相适应，必须改革现有的涉税犯罪案件侦查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当前涉税犯罪案件侦查的困境。

三、当前税侦体制的弊端

在目前我国的涉税犯罪案件侦查制度中，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是侦查的主体，但却存在不掌握纳税人日常纳税资料的先天不足，其税务专业人才的配备也与税务机关有较大悬殊，而且也不具有追缴税款入库的权力。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与税务机关的协作、配合，但不同业务类型、不同任务目标、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的两个部门，在协作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不便。特别是公安机关以地方政府领导为主，而税务机关则以垂直纵向领导为主。在这种体制下，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两部门之间完全的“协作”，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具体来看，当前涉税犯罪案件侦查制度主要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

1．公安机关受案渠道不畅。侦查机关不占有纳税资料导致不能及时主动发现案件，是现在的涉税犯罪侦查制度中最大的弊病。刑侦部门之所以能迅速发现刑事案件线索，一方面是因为普通刑事犯罪都是自然犯，具有强烈的反社会性，人们对其危害的认知能力较强；另一方面是因为其拥有很多发现案件的手段，有一整套的支持系统，包括户籍制度、派出所日常工作等，都可为刑事案件线索的发现提供资料。而在涉税犯罪案件中，这些主动发现案件的手段都因不享有纳税资料而失去了支持。

如经嫌调控，是指公安机关在对经济犯罪迹象和经济犯罪嫌疑分子进行基础业务性调查中，发现经济犯罪案件或线索的情况。而对纳税人的基础业务性调查通常是税务机关的职权范围，公安机关在立案前进行的基础性业务调查缺乏法律依据而且容易过多地陷入经济纠纷。另外，公安、税务两部门重复对纳税人进行日常调查，会加重纳税人负担，影响纳税人的正常生产经营。特行管理，是指公安机关在对特种行业进行审批、登记、年检和监管检查中发现经济犯罪案件或线索的情况。对涉税犯罪而言，特种行业不应再局限于刑事案件的旅馆业、修配业等特种行业，而应指减免税企业、出口报关行业等涉税犯罪高发的行业。而对这些行业的审批权，通常都不属于公安机关，所以沿袭以前思路的特行管理不能够满足今天涉税犯罪侦查的需要。特别是选案分析。所谓选案分析是指公安机关通过计算机、人工或者两者相结合，将各类与案件有关的经济信息、数据进行归纳分类，按照法律的要求，运用事先设定的指标和程序进行对比、排列、组合、甄别和判断等分析处理，从大量的活动中发现异常，进而筛选出最有可能属于经济犯罪的事实及其嫌疑人。这是发达国家早已投入使用的一种有效的发现案件的手段，事实证明，是一种挖掘、发现经济犯罪线索，选择并确定侦查对象和范围，有效地调配使用警力的非常重要的工作方法，是经济犯罪侦查情报信息资料的深化和活用。但这些都有赖于全面、系统的信息资料，如纳税人税收申报资料、纳税人购销货资料、企业生产经营资料、车站码头货物运转资料、银行资金周转资料、纳税人所属行业价格水平、行业平均利润率等多项数据资料，这些庞大的数据资料在目前的制度下无一为公安机关所掌握。不享有纳税资料就意味着选案分析等许多有效的发现案件的手段不能得到实际运用，致使作为涉税犯罪案件侦查主体力量的公安机关不能及时主动发现涉税犯罪案件线索。

在目前的这种制度影响下，公安机关办理的涉税犯罪主要来自于税务机关移送。即税务机关在日常的税务监管中，在税务违法案件稽查过程中，发现纳税人有偷税等税务违法行为时，对其进行调查处理，并把其中数额较大、情节较严重、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2005年全国税务部门立案检查的企业总共达48.55万起，而2005年1月到10月，全国公安机关仅立涉税犯罪案件9481起。诚然，两数据之间的差异主要与税务违法和涉税犯罪两者之间立案标准不同有关，但也说明税务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案件移送机制尚不健全。一方面，税务机关

不愿向公安机关移送涉税犯罪。很多地方的税务机关认为公安机关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会侵害税源，影响以后的税收收入，所以有的税务机关出于保护税源的目的，往往以罚代刑不移送案件，甚至刻意隐瞒涉税犯罪案件。另一方面，税务机关通常根据行政法规进行税收行政管理，对涉税犯罪罪与非罪的认定标准不熟悉，由此导致了税务机关对于案件是否构成犯罪，是否需要移送，判断不清。这就致使很多税务机关移送案件被公安机关以不立案退回，造成了税务机关的误解，打消了税务机关移送案件的积极性，更进一步减少了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数量。此外，税务机关在移送案件之前都需要经过调查分析，以判断是否达到移送标准。但由于其执法手段缺乏足够的力度，而且在调查时往往不注重保密工作，常常错过移送的最佳时机，以至贻误侦查战机和暴露侦查意图。

税务机关查处税务违法案件依照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些法律中有些规定不细致全面，给实际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除银行、车站、码头、机场、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外，并没有明确规定其他相关单位(包括其他行政执法、行政事业单位)或个人不配合税务机关检查应负的法律责任。所以出现办案人员到其他单位取证，要求出具证明时，相关单位怕有损于自己的业务关系而借故领导不在或财务人员有事等理由为难税务人员，造成调查取证困难，而税务机关对此却缺乏必要的强制手段。税务机关查处税务违法案件依照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暂行条例和暂行规定，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章、办法和地方政府依法授权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但这些法规在立法形式上有其不稳定性，在适用效力上有其局限性，在执行当中刚性不足，法律效力低下。致使负责处理税务违法案件的税务稽查机构，在对税务违法案件进行查处时，其行政执法手段缺乏足够的力度，导致税务行政执法机构发现案件的能力不强，不能及时发现案件移交公安机关；或在发现案件以后的税务违法案件行政调查过程中，没有有效的手段及时查清案件事实，不能及时控制税款；甚至会打草惊蛇，使以后的公安机关涉税犯罪刑事侦查陷入被动局面。

2．侦查人员专业素质不高。涉税犯罪案件的专业性较强，现有公安经侦民警警力短缺，队伍素质参差 不齐。以队伍来源看，有部队转业的，有刑侦部门选调的，有大专院校毕业分配来的；专业人员较少，受专业培训较少，以前几乎都没有从事过涉税犯罪案件侦查业务，普遍缺乏税务专业知识和技能。对于涉及到税务专业知识的案件，往往不能独立开展侦查，而需要税务部门参与侦查的全过程，从而引出协作上的矛盾和造成人力资源上的浪费。

3．协作机制不完善。公安机关作为刑事司法机关，在涉税犯罪案件侦查中主要承担着打击涉税犯罪，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正常有序运行的任务。主要通过发案率、破案率等指标来评价其工作成绩。税务部门是税务行政管理部门，承担着税款的征收管理和税务违法案件的查办工作，其主要任务是保证及时、足额征收税款并上交国库。上交的税款和罚没款项的多少，标志着其工作质量的好坏，决定着税务工作人员的收入多少和职务升降。所以公安机关工作的直接目标是把凡是符合涉税犯罪立案标准的事实侦查清楚，并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而税务机关工作的直接目标是征收应纳税款，追缴欠税，并对具有税务违法行为的纳税人处以罚款。这些不同的利益点致使税务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本身怀有天生的排斥。公安机关目的在于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必然对纳税单位的正

常运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势必减少以后的税收收入，影响税务机关今后的工作，其必然会影响公安、税务之间的协作配合。两部门之间协作的唯一共同点在于追缴税款，而这恰恰也是两部门发生分歧的原因所在。税务机关认为追缴欠缴税款是税务机关的职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规定，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执法部门追缴的税款，应由税务部门人库。而公安机关则认为既然是涉税犯罪，那么所涉及的税款应该是涉案赃款，应该由公安机关收缴。而且根据司法程序，公安机关移送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公安部门追缴的税款应随案件移送至检察院、法院，经法院判决，才能确定应缴多少税、如何缴税的问题。所以这也造成了公安、税务协作上的障碍。

4．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侦查工作。1994年我国进行了税制改革，确立了分税制的税收征管体制。分税制是指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根据各自的职权范围划分税种和税源，并据此确定各自的税收征管权限。从此，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税等部分税种就成了地方财政的直接收人，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也部分纳入地方财政。这些税种税款收入的增减直接影响着当地的财政收入。于是，有些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考虑，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党政领导直接插手涉税犯罪进行行政干预。只允许税务机关按照税务违法案件进行行政处理，追缴税款，处以罚款，以增加财政收入，而以支持地方产业，维护大局稳定为理由，阻挠公安机关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5．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不畅。在当前的制度下，税务违法案件由税务机关调查处理，涉税犯罪案件由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管辖，当税务机关在税务征管过程中发现涉税犯罪时向公安机关移送。但目前案件移送却没有完善的制度可以遵循，导致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不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涉税犯罪案件的司法机关提前介入问题。在查处税务违法犯罪案件中，提请司法机关提前介入，特别是公安机关的配合介入，是确保税务违法犯罪案件得到及时查处的重要手段。而提前介入的时机、程度、方法及操作程序等需要进行规范，但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尚未出台一个规范的、明确的税案司法提前介入的操作性文件。其次，在取证规格上不能很好衔接。有关资料表明，税务机关在涉税犯罪移送中，普遍存在移送案件质量不高的问题。公安机关对税务机关认定的违法事实、证据事实、定性处理等产生异议，因而退查或不予立案的情况比较突出。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现行税务法律体系与刑事法律体系之间、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没有很好地衔接起来，不少规章与规章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在证据采集、应用上存在着差异。税务机关由于受其职责、权限、手段等诸多制约，稽查取证工作存在很大难度，证据收集不到位。对于已经收集到的证据，税务机关行政执法与公安机关刑事执法在取证规格、证据效力和文书格式、效力等方面不衔接，税务机关移送的很多证据材料，公安机关不能直接运用，还需由公安机关重新提取，导致重复取证。第三，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的违法事实认定问题。公安机关在税案侦查终结时，需要对侦查对象的涉税犯罪事实进行专业技术认定或鉴定。从目前情况看，各地对此的操作也存在不统一、不规范的现象。例如，对发票真伪的鉴定，公安机关往往要求国税部门出具证明给予鉴定，作为县市一级国税机关，没有设专门负责鉴定增值税发票真伪的权威机构，根据有关规定，案发地税务部门需到省级以上国税局开具证明，然后持证明到国家税务总局开具介绍信，最后由国家税务总局委托中国人民银行有关科所进行鉴定，并开具鉴定文书，这给犯罪事实鉴定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四、关于税务体制改革的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走出当前的困境，必须针对以上涉税犯罪案件侦查制度的弊端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改革后的涉税犯罪案件侦查体制必须满足这样一些要求：第一，必须加大税务违法案件调查处理机构的执法力度，加强其发现违法、调查取证、控制赃款等方面的能力，为以后的涉税犯罪案件刑事侦查工作做好前期准备。第二，拓宽涉税犯罪侦查机构的受案渠道。一方面，让其掌握所有的纳税信息资料，加强基础工作，增强其主动发现案件的能力；另一方面，规范税务违法案件调查机构与涉税犯罪案件刑事侦查机构之间的案件移送。第三，提高涉税犯罪案件侦查机构工作人员的税务专业素质，使其具有与目前税务稽查机构相当的税务专业水平，增强其自主办理涉税犯罪案件的能力。第四，完善协作机制。一方面减少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打破税务与公安之间的行业界限，加大协作力度。第五，能够有效避免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第六，完善税务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之间的衔接机制，使其在取证规格、证据效力和文书格式、效力等方面能很好地衔接。

不难看出，要满足以上六个方面的要求，就必须完全改变现有的涉税犯罪案件侦查体制。放眼世界各国，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其中通行的做法就是组建税务警察队伍。只有单独设立一支专业的税务警察队伍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以上各种问题。一方面，单独设立税务警察队伍，协助税务机关进行行政执法，或者由其独立承担税务行政执法任务，可以极大地增加税务行政执法的力度和刚性；另一方面，税务警察队伍拥有大量专业人员，掌握大量的纳税资料，专门从事涉税犯罪侦查，为打击和防范涉税犯罪提供了有利条件。重要的是，建立一支自上而下、垂直统管的税务警察队伍，可以有效地防止地方政府行政干预，有效地解决各地区协作上的困难，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在我国设立税务警察机构是解决当前涉税犯罪侦查体制弊端的根本办法。

第三篇：经济全球对民营企业的启示

经济全球化对民营企业的启示

一、我国民营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特征

1.民营企业贸易活动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国际贸易量的迅速增长，我国民营企业的贸易活动已经跨越了国界，正在与各国的企业、市场建立起紧密的联系，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贸易往来必会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反过来国际贸易又会促进我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发展。

2.民营企业生产加工的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实现了跨国流动，这就使得各国企业的生产活动不再孤立，各国企业的生产活动日益形成环环相扣的链条，并使国际分工得以细化和深化。以波音公司为例，其生产的波音787客机，如果按照价值计算，该公司只负责生产大约10%(尾翼和最后组装)，其余部分的生产由遍布全球的40多个企业完成，机翼由日本企业生产、起落架由法国企业生产、碳复合材料由意大利企业生产，其余数以万计的部件则由韩国、南非、墨西哥等国家的企业生产。可以说波音787客机并非完全是美国公司制造，准确地讲是多国企业制造的产品。我国的很多民营企业已经开始从世界各地进行原材料、零部件等的采购，通过这种全球化生产加工模式来降低经营成本，改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3.民营企业经营的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涌现出很多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收购投资所在地的企业的方式，在世界各地建立子公司或分公司，并且都会制订全球战略来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经济全球化使我国民营企业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到产品销售逐步与世界接轨，客观上要求这些企业实施全球化的经营模式来适应这样的发展趋势。

二、经济全球化为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1.为我国民营企业吸引外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经济全球化为我国民营企业吸引外资提供很好的外部环境。经济全球化作为整个全球化发展的基础，使得市场经济在各国家之间快速发展，促进了金融、贸易、科技等在各国间的流通，很多的跨国公司为了降低产品的成本，往往会选择在人工费用较低、生产资料较丰富的地区或国家来进行投资，这为我国民营企业吸引外资创造了极好的外部环境。

2.为我国民营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供良好的机遇

当今世界，科技快速发展，信息迅速传播，特别是对一些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技术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技术的发展速度将会极大地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掌握了技术就掌握了主动权，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民营企业能够以较小的代价从发达国家引进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且这些技术和经验如果靠企业自己研发和积累是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经济全球化能够为我国民营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良好的机遇。

3.促进我国民营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我国的经济正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国内民营企业在追求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时往往忽略了对产业结构的优化，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大，第二产业较弱，第三产业滞后，经济全球化促使我国很多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投资与竞争，这就要求其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来调整投资与发展方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民营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和商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4.有利于我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发展

经济全球化可以实现我国民营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目标，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降低成本，帮助这些企业获得更多利润，进而促进其发展。经济全球化带动了外贸出口，使民营企业可以面向更广阔的市场，这样我国民营企业可以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获取经济利益。虽然经济全球化给民营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但是这也促使我国民营企业加速改革的步伐，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促进这些企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最终促进了我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发展。经济全球化在为我国民营企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是我国民营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营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1.使我国民营企业遭受到激烈的市场竞争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扩张提供了良好契机，这些大型公司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地得到加强，他们凭借自身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会对我国的民营企业造成很大的冲击，凭借其控制的先进技术以及所提供的良好质量的产品与服务，直接与我国民营企业争夺有限的市场资源，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2.容易加大我国民营企业同世界先进企业间的差距经济全球化为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资金、技术及管理经验，这有助于我国民营企业走向世界，但是我国民营企业的经济基础相对较为薄弱，在抵抗商业风险和投融资等方面处于劣势。现在仅仅依靠消耗资源、以低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再适用，科学技术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日趋明显，这就使得技术相对落后的我国民营企业

处于不利地位，并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市场的逐步开放，我国民营企业与实力雄厚的企业的差距将会进一步增大。

3.使我国民营企业更容易遭受其他国家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市场和金融机构有了紧密的联系，逐步形成一个互相依赖、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各国的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已逐步形成一体，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这种资本的国际化也带来了资本风险的国际化，一旦某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很可能就会波及到其他国家甚至是造成世界范围的危机。经济体系这种特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容易引起国际经济的连锁反应。这会使我国民营企业更容易遭受其他国家金融危机的影响。

四、我国民营企业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应该采取的措施

1.我国民营企业应坚定不移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浪潮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国民营企业应顺应这种发展，把握机遇。历史证明，过去的闭关锁国，造成了国内民营企业未能将眼光投到世界领域，未能及时了解所处行业的世界发展水平，国门洞开后，根本无法抵御来自世界企业的竞争冲击，有了这样深刻的历史教训，我国民营企业更应该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发挥现有的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在遇到风险时保持清醒的认识，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发展战略。

2.我国民营企业应当制定合理措施管控风险

首先，民营企业应加强对风险的管理力度，建立起完善高效的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充分利用好利率、汇率风险的避险工具;其次，我国民营企业应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现代企业最为重要的资产不仅仅局限于厂房和设备，还应包括研究成果及知名商标、商誉等知识财产。学习并利用好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利用我国的法律制度保护自身的权利，促进企业的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3.我国民营企业应重视技术研发与管理创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技术研发与管理创新对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作用日趋明显。国际市场的需求在不断发生变化，为了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企业就需要不断地研发市场所需要的新技术、新产品，通过技术创新来获取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我国民营企业需要通过加强自主创新或者是采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来掌握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这样才能在竞争中掌握主动，保持优势。

4.我国民营企业应加强人才培养并形成学习型的组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民营企业正逐步处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环境中。目前企业间的竞争正由产品技术和管理水平的竞争逐渐演变成了企业人才的竞争，企业人才成为企业应对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实现发展目标的首要资源。企业需要根据其发展战略来制定长远、系统的人才培养计划，将人才的培养工作贯穿于企业业务开展的各个环节。将企业建立成一个良好的学习型组织，企业内部应重视人才培养，杜绝形式主义，真正提升员工的能力水平。

5.我国民营企业应转变企业管理理念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赋予了市场竞争新的特点，也对我国民营企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管理逐渐取代传统管理模式。知识管理是以市场为核心，搜集、处理、整合、利用与企业经营有关的知识资源，企业通过将信息中心、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等职能部门进行有机联合，从而使得知识资源同信息、技术和营销等有机结合起来，将企业的知识变成企业的效益。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我国民营企业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应当充分利用这一发展契机，综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和技术的合作与竞争，制定符合企业自身情况的全球发展战略，实现我国民营企业的成长与发展。

第四篇：金融改革和实体经济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更好服务国计民生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不可否认，金融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全局效应，是振兴经济全局的催化剂，若处理不慎也会成为撼动全局的火药桶。因此，国内外经济形势越是错综复杂，经济社会发展压力越是加大，就越需重视金融体制改革的独特关键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将强烈激发我国的经济潜能，大幅开拓我国经济发展空间,创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我国传统的金融体制是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上建立的，它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特点是高度垄断，主要为国有企业服务。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传统的金融体制也开始迈开改革的步伐。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金融体制的改革及金融业的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高度垄断没有完全打破，中小企业金融机构较少，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发展缓慢。这些体制性缺陷，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影响稀缺资金的配置效率，不仅伤害我国经济健康运行，而且威胁到长期稳定发展，所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不容忽视的是，新形势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服务的新要求。

因此来说，一方面要全面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继续推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改革，发展农村型金融组织和小额信贷，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改制和增资扩股，培育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并推动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存款类金融机构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支持，将每年新增存款一定比例投放到农业或涉农领域。同时要加快金融业制度和产品创新，不断拓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升金融活力和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和完善社区金融服务组织体系，深化中小商业银行改革，促进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更加专注于社区居民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提高其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同时要加强宏观统筹指导，营造良好金融环境，要着力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完善监管体系，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是中国迈向金融强国的必经之路。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出台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措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持续加强管理创新、业务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和信息系统创新，形成银行、证券、保险及其他金融业协调发展的社会氛围，推动银行业金融体系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

金融体制改革

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金融体制的改革及金融业的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高度垄断没有完全打破，中小企业金融机构较少，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发展缓慢。这些体制性缺陷，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影响稀缺资金的配置效率。所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

2011年4月份以来，温州接二连三地发生中小企业老板“跑路”甚至跳楼等恶性事件，8、9两个月出现愈演愈烈的局面。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温州最为严峻的形势。

温州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温州“两多两少”纠结：民间资本多而投资渠道少、民营企业多而信贷融资少。从民间资金供给方来看，由于楼市限购、股市低迷、存款负利率，民间投资渠道变得越来越窄，为追求更高的收益率，大量资金流向民间借贷领域;从民间资金需求方来看，借贷主体多是中小企业，在正规金融体制内融资困难，不得不向体制外寻求融资。正是因为民间资金供需双方各自面临的困境：供给方难以获得满意的收益率，需求方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贷款，导致供需双方转向民间借贷领域，较大的供需缺口使得民间资本呈现“高利贷化”。

民间金融的阳光化是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一场攻坚战。

一要引导民间金融健康有序发展，使民间借贷从地下无序的“灰色地带”走向地上“阳光”规范运作。对民间金融不是打击取缔而是规范“招安”，要多疏少堵、因势利导，让其成为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组成部分。对高利率借贷不能让其在“地下”野蛮成长，而应在“地上”理性发展，既要严惩违法违规行为，更要重视民间借贷的法律制度建设、监管体系改革和金融体制创新。

二要引导民间资本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构建草根金融支持草根经济的“门当户对”的金融格局。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社区银行经验和我国村镇银行经验，逐步放宽民间资本组建地区性民营中小银行的限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建立城市民营中小银行，将满足条件的现有民间金融组织逐步改造成规范化运作的民营中小银行，在市场准入和利率方面给予更大的灵活性。卓博教育版权

三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努力消除官方利率和民间利率的双轨制，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善以市场为基础、有管理的基准利率制度，循序渐进地推行存贷款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放开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上下限，减少民间金融“高利贷”化的生存空间。

四要创新金融监管机制，建立分层次的监管体系，实现金融监管的多元化和分层化。要建立地方与中央相关部门的即时信息沟通机制，探索中央监管机构只监管大的金融机构，微小型金融机构放给地方的监管模式。要充分利用人民银行在地市、县的监管能力优势，赋予其对地市、县域内草根金融类中小金融机构法人的监管权力。

发展实体经济（范文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体经济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财富和综合国力的物质基础。发达稳健的实体经济，对提供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更是一个国家应对外部冲击、巍然屹立的关键。

与虚拟经济相比，实体经济往往投入成本较高、产出周期偏长、利润空间有限，更需要得到重视和支持。实践证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炒作资产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扩大社会贫富差距，而且会增加经济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这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提供了深刻的警示。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变化。中国经济要做到“稳中求进”，就必须充分认识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只有壮大实体经济，筑牢经济的根基，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物价总水平稳定和大局稳定这一系列“稳”的目标。只有不断做强实体经济，提升经济质量，才有可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突破,为“进”创造条件。

发展实体经济，要让各类市场要素，特别是人才和资金更多地向实体领域聚集。政策措施要更加有助于发展实体经济，切实减轻实体经济负担，不断改善和健全政府服务，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拓宽投资空间，为实体经济创造良好的运营环境，增强实体经济的吸引力，让人们对做实业有兴趣、有信心。

发展实体经济，要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收入分配要更多地向劳动倾斜，充分利用财政、税收等调节手段，让做实业的人感到有奔头、能致富，促进社会公平。同时，要改变个别领域一段时期以来非理性暴涨、轻易获取暴利的状况，为经济发展及时化解风险，遏制投机炒作。

当前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要和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些传统产业出现萎缩不可避免。壮大实体经济，不能走老路，必须同步调结构、上水平，加快转型升级，下大力气发展国家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加大技术改造以提升竞争力，保持实体经济的长久活力。

强调发展实体经济不是弱化虚拟经济，而是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把握住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扩张。现代市场经济中，实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要发挥好金融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金融创新，增加金融业核心竞争力和服务能力，提高金融监管水平，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实业体系，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住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不断壮大实体经济，就一定能够巩固和延续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发展实体经济（范文二）

近年来，我国部分实体经济领域出现了“脱实向虚”的发展苗头。一些实体企业为了追逐高回报放松主业，转向房地产和民间借贷市场，投机氛围浓烈，这不仅影响了经济健康运行、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也增加了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

由实体经济贫血造成的产业空心化正逐步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潜在风险。具体表现为：

一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受国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难、用工荒和高成本的生存困境，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二是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之间投资回报反差巨大，做实业不如做投机和投资赚钱多、赚钱快，比较利益诱导大量做实体经济的企业将从实业平台取得的资本投向非实体经济领域。三是垄断行业投资无门，竞争性行业过度竞争导致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据社科院《社会蓝皮书(2012年)》称，在温州1100亿元民间借贷资金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投机和高利贷的资金占比高达60%。四是随着企业精英大量移民或外迁，大量实体经济的发展要素流失。

五是企业家实业精神衰退，呈现出“赚快钱”的浮躁、急躁心态。

[措施]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基础，只有筑牢这个根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才能实现，稳中求进才能落到实处。

巩固实体经济基础是避免经济 “硬着陆”的关键。当前要高度重视如何巩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营造实业致富的市场环境，防范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

一要在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同时，要更加重视民间资本投资渠道的拓展，特别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宽实体企业的发展空间。

二要努力减少投机暴利，限制投机暴富，挤压“炒”经济的空间，营造勤劳做实业能富、创新做实业大富的市场环境，高度重视上游产业过度垄断和下游产业过度竞争造成的“两极分化”。

三要推动政府和企业联手应对高成本，防止多种因素叠加，过快推高成本致使大量企业“硬着陆”。积极财政政策要以减税为中心，增加实体企业的利润空间。

四要改革金融体制，放宽民间资本设立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实现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良性互动，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位。

五要通过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支持企业创新的制度体系来解决中小企业“不想创新”、“不敢创新”、“不会创新”问题，扶持企业转型升级，将自主创新的“国家意志”变为“企业行为”。

第五篇：对中国税务改革的看法

对中国税务改革的看法

班级：10营销2班姓名：张文学号：20101508250 2011年两会上有关税收以及税收改革的话题，在全国上下极大地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这种情形的出现，当然是令人欣慰之事。因为，它至少表明，在时下的中国，人们对于税收地位和作用的认可度和重视度，已经有了相当的提升。这无疑是市场经济趋向成熟的表现。但欣慰之余，将能够看到、听到、搜集到的来自各方面的言论加以梳理并静心体味，却不免泛起一丝隐忧之感。

比如，不少人指责当前中国的税负过重，而主张实施大规模减税。但一旦深问，就中国当前的情形论，需要减多少税，究竟要减哪一个税种的税或减哪一方面的税，并且，合理或适当的税负水平应当是多少，它又如何同政府支出水平对接的时候，却往往没有了下文。

再如，提升个税“起征点”被解读为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的一种举措。且不说“起征点”的说法并不准确，严格的说法应当是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但一旦细究，提升“起征点”所惠及的是现行“起征点”——月收入2000元（若考虑到免税项目，则可能达到3000元）——之上的群体，而现实中国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月收入水平并不在此范围之内，为什么要通过提升个税“起征点”而不是通过个税的整体改革给中低收入者减负的时候，似乎又拿不出恰如其分的解释。

又如，许多人对所谓“馒头税”义愤填膺，而要求取消所有针对食品的课税。但一旦被告知，17%的“馒头税”实是增值税，它不仅对包括馒头在内的食品课征，而且，对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要课征，取消馒头税可能意味着全面取消消费品课税，甚至可能牵涉到份额达40%左右的中国税收收入的时候，接下来的论证又戛然而止了。

还如，车船税法的修订，特别是针对汽车排气量大小而适用不同税负水平的内容，先是被当作推动节能减排的一种政策安排，后来在一片质疑、反对声中大步后退的时候，对其目的，又改用减轻居民负担的说法了。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所有这些，客观上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对于中国下一步的税收改革，我们尚缺乏整体考虑和顶层设计。历史与现实一再告诉我们，缺乏顶层设计的任何改革，都难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支离破碎、不成体系。

其实，目前税务改革之所以引起这么热烈的讨论，主要是因为税收涉及到了社会公平，政府清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纠葛问题。

目前我国进行税收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背景因素。

(一)各地方政府违规减免税的现象愈演愈烈

当前，各地为了吸引外资，不惜一切代价，纷纷给予外商各种优惠政策，特别是税收优惠。按照我国现行的税收管理体制，除中央政府有明确授权的以外，各级地方政府均无权制定税收减免政策。然而现实情况是，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越权制定了各种减免税“土政策”，包括纳税前的减免优惠和纳税之后的税收返还，即先征后返，在税歉入库之后，财政进行“退库”，将税款返还给企业。因为某些税种是中央、地方共享税种，地方如果擅自减免就等于变相剥夺了中央收人。这正是由于地方政府违规减免税导致地方恶性竞争，已经严重阻碍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我国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

(二)地方主体税种缺乏，导致地方政府过于依赖非税收人

当前地方税收体系中税种虽多，但缺乏对地方财力具有决定性影响且长期稳定的税种，税源零晕分散，受制因素多，税源潜力小。而且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偏小，地方税的立法权完令集中在中央，省级以下政府没有地方税的立法权，地方政府不能根据当地公共支出需要及本地区域特征开设税种筹集收入，地方政府收人税收依存度过小，地方税收收入远远满足不了地方财政支f“的需要，越来越依赖各种预算外收入以及举债收入。

进行税收管理体制改革将对我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地方政府收入来源，以及对地方税收体系的建立、地方政府调节经济的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一)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所采取的政策将多元化(二)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将规范化

(三)地方政府将建立起以财产税和行为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四)地方政府调节经济的方式将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五）有助于税务公开，避免过度的三公消费，保证政府清廉。还能让民众更好的参与政治生活中，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

而且目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日益凸显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因为贫富差距加大，而一些富人又为富不仁，引发种种不良影响，社会“仇富”问题严重。初次分配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显然不够。收入再分配面临着平衡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艰巨任务。这时就要税收发挥调节居民收入，实现社会公平的功能。这是涉及民生方面的问题。

总而言之，就中国当前的情势而言，税收改革的顶层设计，起码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究竟要定位于怎样的水平？这不仅需要做国际间的比较，还需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不仅要考虑眼下的中国国情，还要前瞻未来的中国走势；不仅要牵涉税收同经济之间的关系，还要联系政府职能、政府支出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不仅要着眼于政府部门自身的需要，还要同包括企业和居民在内的所有部门、所有利益群体的诉求相协调。

第二，中国的税收究竟要被赋予或应担负怎样的功能？不仅仅满足于取得收入这一传统的功能，还是要同时兼顾调节居民收入和实施宏观调控等可称之为现代税收的所有功能。第三，如果要减税，中国的减税政策究竟要落实或归宿于何处？从根本上说来，所有的税收都来自于企业和居民的缴纳。不论减何种税，最终都会增加企业和居民的收入。但不同的税类、不同的税种所涉及的企业和居民群体有所不同，操用不同的减税举措所惠及的企业和居民群体也有所不同，联系到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情势和中国税制体系的前行方向，当前的减税又当以什么样的税类、税种为主并辅之于什么样的举措？

第四，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或基于不同政策目标而选择的税收改革内容固然会有所不同，但当短时的需要同长远的考虑相冲突的时候，究竟是让短时需要服从于长远考虑还是让长远考虑让位于短时需要？如果取短时需要和长远考虑相融合之策，那么，又如何让短时需要的满足不至于损伤长远的考虑？或者，将其对长远考虑的可能损伤减少到最低限度？

中国税务改革是个任重道远的事情，我们要积极关注，积极参与，才能使改革体现民众意愿，达到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