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已丧失“改革红利”（推荐）

第一篇：民营经济已丧失“改革红利”（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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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已丧失“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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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现代工商》2013年第01期

《浙商》杂志日前报道“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研讨会”时，援引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忠明的发言说：“„融资难、税负重、成本高‟，这些都不是民营经济遇到的最根本的问题，民营经济遇到的最大问题是 „改革红利‟正逐渐丧失。”王忠明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证明，民营企业是最大受益者。民营企业要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依赖改革开放的深化。现在民企的生存环境比较艰难，招工难、融资难、税负重、成本高等问题严重。但这些还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根源不在民营企业。

王忠明认为，吴英案出现后，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力挺“留吴英一命”，我赞同张维迎的良知，为企业家疾呼，但是心里有莫名的悲哀。政府最大的社会责任是给民营企业创造有利发展的制度环境，但是目前看来，我们又能够用什么让民营企业安心？

王忠明大声疾呼：“现在的经济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带来的红利，但是现在改革红利已经快被吃光了。再过几年，情况会更严重，企业和政府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根源是体制创新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金融体系垄断程度太高。要解决这个问题，王忠明认为，一是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新36条”细则即将出台，希望能解决投资渠道的问题，将民间资金从魔鬼变为天使；二是融资环境。最关键是民间金融的阳光化，只有通过阳光化才能规范，场外交易无法监管。三是改变用工环境。我们看到农民工用工荒，大学生就业难，这结构性的矛盾要改变。

报道称，在过去的4年时间里，记者对20多个省市自治区对中小企业做调研，发现“僵尸”企业越来越多，都是以实体企业名义融资投向非实业的。中国经济产业空心化出现了苗头，民营经济的前瞻性风险已经出现。

第二篇：改革红利说

改革红利说

2013年03月18日 08:00

来源：《求是》期号：2013/06作者：刘世锦

一、我国经济社会历史性巨变是改革红利的具体体现

中国以往历史和有关国际经验都表明，即使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较好甚至优越，并不一定能够促成快速的经济发展。所谓“资源诅咒”，指的就是有的地方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却长期陷于贫困。关键在于能否有一套好的体制机制，有效组合和利用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进而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出来。改革就是要创造这样的体制机制。而开放则把发展中短缺的产品和要素，如机器设备、资金、技术、管理体制等引进来，使我们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要素走出去，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人们经常能够看到的现象是，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物质条件还是那些物质条件，体制改了，生产效率就得到极大提高。这个“多出来”的部分，正是改革红利。

二、新阶段改革红利要靠“精耕细作”

党的十八大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并列提出的目标，含义深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将会有所变化。

据二战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和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实际判断，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正在逐步转入中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将会使我们面临以往未曾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增长阶段转换期内在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有可能引发增长过程中大的起落，高速增长期潜在的金融财政和产能过剩等风险可能显露；另一方面，新增长阶段虽然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但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更加讲求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在这个阶段，将会涌现出一系列新增长点，包括在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质量的城镇化，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加快发展，在持续技术追赶的同时创新的重要性上升，主要由中等收入阶层拉动的消费升级，更具深度和质量的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如此等等。这些新增长点将打开我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因此，增长阶段转换，增长速度放缓，并不意味着有些人所说的中国经济“衰落”，相反，将会开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新战略机遇期。

第三篇：我国当前改革红利

材料科学与工程郑坚文2011051469

我国当前改革红利的变化

广义上讲，我国的“改革红利”是指国家通过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给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全部有益成果的总和。除改革红利外，我国另外两大红利分别为“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

在经历了30余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改革的实质性深化在当下却成为一个颇有沉重感的话题。改革走到了“深水区”，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进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会有人受损”的改革事项都已做完，任何一项深化改革的任务都会面临既得利益“固化藩篱”强有力的阻碍。各项改革已深度关联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过去在局部发力寻求突破就可以改观全局的空间已明显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验正集中于“全面改革”这个基本概念之上。现阶段的主要特征，我觉得可以用四句话来描述。“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随，“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总体路线图”与“最小一揽子”改革相配套。

改革能带来哪些红利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使社会财富不断涌流出来。具体来说，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等，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资源配置不断优化，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经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研究表明，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改革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由于工业生产效率高于农业，因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延宕多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这也是众多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另外，在国企的改革方面，经过30年的摸索，当前的改革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末开始的国企改制政策，抓大放小，扶植大型国企，对中小国企则采取“放”的态度，国家不再包养。这为中国经济赢得了制度红利，但红利并不是来源于“抓大”，而是受益于“放小”——无数的民营企业利用这一机会迅速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已超50%、出口贡献超30%、就业贡献超80%。

但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大型国企的不断庞大霸气，相对“放小”的优势，“抓大”的坏处愈来愈明显。

第四篇：浅谈三农的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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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三农的改革红利

浅谈三农的改革红利

2013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作为农业生产大国，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三农建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逐步完善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关键在于三农梦，三农建设的主体是农民，让农民受益获利是改革的基础，也是对三农的反哺。三农梦就在当下，中国梦还远吗？

1.社会救助制度性兜底，建立最低贫困保障线与平均收入挂钩、CPI挂钩、最低工资挂钩的联动机制，每年调整，保障最低收入人群的温饱和教育、医疗、住房以及就业能力。截至2012年底，全国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为109元，年平均补助为1308元，然而2012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农村低保与人均收入之间差距巨大。若参照目前大灾难如四川地震的受灾补贴标准每天10元加一斤粮，结合未来8年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那么全国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最低线为335元，年均补助为4020元，相当于2012年广东农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的38.13%（2012年广东省农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为10542.8元），全国的50%。最低线作为兜底，不足部分补齐，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由政府兜底，这些投入会实现百分百的消费产出，而且绝大部分为五保户、家中无劳动力或纯分散手工农业户，都是需要帮助的最困难群体。

同时建立一个贫困帮助线，例如在全国或当地人均纯收入60%以下，给予教育和医疗的帮助，可减少自负比例等，政府主导，社会帮助。4月11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西南财大课题组详解基尼系数0.61调查过程”一文中提到西南财大课题组负责人甘犁，德国这样结构的国家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都在0.5左右，提高最低工资和所得税对基尼系数影响不大，中国需要的是大规模的二次分配。美国最贫困的20%家庭平均收入是7500美元，转移支付后达到3万美元。中国最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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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的人口1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300元人民币（2012年新的标准）1.28亿人口，按13.4亿人口计，最贫困的20%，大约为2.7亿，基本为3.6亿内纯农业人口的78%，也就是除了农业大户后的小农农业人口，他们迫切需要二次转移致富。如果把贫困线提高到4000元（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估计基本就是这2.7亿人口。按照目前新的最低1000元以上的最低工资，打工人群家庭大部分都在5000元以上的人均收入，因此，他们也有部分属于需要帮助的人群，需要政府引导，社会帮扶。

2.实现农民职业化，现代农业需要职业农民，以广东看，根据省教育厅最新的文件，高中阶段升学率为93%以上，对涉农专业免学费，目前部分地区的农民仍为接受高中教育，也未受过没有受过农业的职业教育，农业现代化也无从谈起。在中新社的报道中曾提到在中国众多欠发达地区农村，青壮年人都外出打工，50岁以上的老人成了农村的主要劳动力。

结合劳动力年龄结构来看，对40岁以下农民，包括已完成高中阶段学习的农民补贴学习农业技术知识和农机知识，不但免学费而且包吃住，吸引农民学习现代农业知识。利用现有农村中小学的教室周末上课和农技站教师资源，平时可以开展户外农业实践和自学。此外，将农民职业教育纳入全民教育体系，开展职业专科培训、教育，毕业时给予相应学历。帮助农民增强农业种植、养殖技术的学习实践，有效提高农民了解使用农机的能力，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目前，中国9亿农民中2.7亿外出务工，参照劳动力的比例，实际上大约5.4亿农民可以算作准城镇化人口或非农人口，其余3.6亿农村人口，大约有1.8亿劳动力，考虑到牧业、渔业、林业等其他就业形态的农村人口，实际有从事以18亿亩耕地的农民大约9000万，人均负责20亩，一家两个劳动力大约40亩，两家就有80亩，大约就是家庭农场的标准，所以如果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现代化，而不是小农经济，目前大约还有4500万劳动力要转出，因此在做好农业现代化和农民职业化的同时，每年要有500万的农民转出。

3.实现农村就地城镇化，西部人口少的以县为居住点，中部以大的乡镇为居住点，东部以万人以上的中心村为居住点，同时对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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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论文 的乡村予以保留。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引导的过程，对以重建、新建、无居所、大翻修的农民居所实现城镇规划建房引导予以补贴吸引。《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乡村就业人员人数为39602万人，2008年乡村就业人员为43461万人，21世纪经济报道《智库建言改变供地方式并征房产税》中提到，现在进城务工农民数量为2.3—2.6亿人，农村人口数量减少，农村居民点闲置用地增加，目前规模达到185万—285万公顷，推进实现农村城镇化，加快土地流转已迫在眉睫。

当农民成为一个职业时，根据均等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效益，人口在5万左右才能达到规模效益，公共服务的社会成本最低，例如水、电、路、医院、学校、市场、社会管理、社区服务等设施，因此应当鼓励引导，而且就地城镇化不会有文化的冲突，以县以下的镇为集中点可以解决征地的土地性质问题，依然作为集体建设用地实现流转，并且这一措施已经在很多省产生了正效应，同时可以避免春节农民大迁徙。

配套地还要在相应较大的居住地建设工业区，一般以县为单位，视人口和当地资源、经济结构设立1-3个工业园区，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形成包括但不限于本地特色农产品加工等的支柱经济。在地级市形成本地特色的工业产业链，在省的范围要组合好经济特色的板块经济，相对全但有特点。同时，县以下工业园区也可以用乡镇企业模式征用土地，避免工业化进程中的土地出让使得农民“被”二次盘剥，让土地的增值受益留在农村、农业、农民。实际上在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大量的进城务工农民离开了农村农业，出现了农村空心化，例如广东清远清新县的秦皇村，十年前村小有98名毕业生，现在不足15名，大部分村民都已经搬迁大桥镇、清新县城或者广州等地，实现了产业转移、人口转移，农田抛荒很多，农田的流转也就有了基础，农业现代化也有了基础，因此工业化带动了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4.实现农民的移动互联网经济推动，现代社会是一个互联网的经济社会，既有微博、微信，又有社交网络、博客；既有电子商务、政府网站又有企业网站、APP应用。职业农民和农民工已经成为移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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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经济的主力军，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人已经遍布10——40岁的人口，甚至已经开始用移动互联网实现了网站建设、电子商务、社交发展、农业信息查询等。百度成为农民的一个重要导师，成为知识获取的一个重要驱动，加上互动的新型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新型农民获取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强，而且形成了自学习能力，在移动电话超过11亿的年代，基本人手一机，在偏远的农村，我们要将碎片化的学习时间和新的技术手段与扶贫结合，从过去的短信帮助跨越到移动互联模式，特别是在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的今天，我们更要发展绿色农业绿色食品，通过移动互联推动发展，既然农民通过他学习受益，又让农业生产更科学，让食品更安全，让环境更美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有保障的食品和蓝天白云。避免在新的城镇化过程中“被”污染。

5.对农村组织再优化，现在农村也出现了村干部的贪腐问题，特别是城中村，因此要对农村的组织再优化，将村民自治组织三重职能向现代组织架构转化，将原来的经济功能转为有限公司，农民成为股东；将原来的自我管理社会职能社会化，向社区服务职能转化；将原来的政权组织向居委会转化。同时对新的组织形态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管理，采用有限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模式，经营班子不再三年一届，使得三年一届的经济组织长期有效避免出现短期行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贪腐个人利益。居委会由于无利益，三年换届不会形成贪腐。社区服务可以形成政府购买或者经济组织内部服务购买的模式也可以改变浪费和不清晰的情况。

稳妥推进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流动迁徙，保障其与当地市民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带动其非劳动力家属的入户迁徙，保障他们在城镇化过程中就地享有教育、医疗、居住、低保、养老等的配套保障体系，让就业地与保障地一致。通过农民职业化和失业农民的补贴培训，确保农业现代化有充足的人力保障，避免出现50岁左右人群是现代农业的主力军。保住底线、以工业化带动实现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利用现代移动互联网跨越式发展，稳妥推进，让三农在改革中获得红利。中国梦，也是三农梦，我们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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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以开放红利助推改革

尊敬的党组织：

央行日前出台《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从金融领域“力挺”上海自贸区建设。可以预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全面部署，将为自贸区建设营造良好环境，也将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为我国经济长远发展再造一个“开放红利期”。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历程，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开放红利”助推改革，是一条基本经验。从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深圳经济特区、90年代初浦东开发开放到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都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实践证明，哪个时期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力度更大，哪个时期经济整体竞争力就提升得更快;哪个地区开放型经济体制更成熟，哪个地区的经济就更具活力。目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迫切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为改革提供经验借鉴和活力源泉。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延续平稳增长态势，引进外资也相对稳定。但在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发展面临压力和挑战的背景下，对外开放面临的风险增大，开放的层次、水平和效益亟待提高，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任务艰巨。对此，三中全会作出了相应部署，提出放宽投资准入等重要举措，不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而且有利于吸收国际投资中搭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先进管理经验，进而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的大门将继续对各国投资者开放，同时也为国内企业走出去铺平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这“三个允许”充分体现了国家支持企业加快走出去的导向，必将推动我国对外投资迈上新台阶，实现从贸易大国到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转型升级。

总书记在前不久的出访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引起相关国家的强烈共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扩大内陆沿边开放，进一步为我国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及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带来了重大机遇。随着这些部署逐步得到贯彻落实，一定会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上推进对外开放，进而更好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

汇报人：xiexieb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