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红利与中国经济新发展[范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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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改革红利与中国经济新发展

论改革红利与中国经济新发展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受益于人口、进出口、土地和改革四大红利,但人口红利即将迎来拐点,进出口红利正在消失,土地红利趋近尾声,只有改革红利需要进一步释放。人口、进出口和土地红利不会迅速消失,经过改革后还能继续为我国经济增长服务。未来5-10年,改革红利将是我国最大的红利,我国潜在的改革红利在于内需红利、城镇化红利和制度红利,这些红利的释放需要一系列的变革,并且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影响,需要统筹兼顾。

关键词:四大红利

改革

经济发展

内需

城镇化

制度 正文:

1.我国改革开放的四大红利及现状

(1)人口红利

近年来年来,我国劳动人口占比持续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在国际竞争中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由于我国处在产业层级较低阶段,劳动人口不需要过多的教育便可进入市场,所以无需提供较高工资,且无需提供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劳动力成本被压低,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和房地产业的成长提供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但是,受计划生育国策等影响,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明显减缓。国内外一些研究机构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将于2015 年出现由正到负的“拐点”。“人口红利”的高峰期将过,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会进入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2)进出口红利

进出口作为近十多年来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盟地区的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的状态,中国进出口面临着增速平台下移的压力,而且可以肯定这在今后几年也将是一种常态。在短时期内,中国进出口增速的持续下滑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进出口红利对经济的驱动效应可能逐渐消逝。(3)土地红利

所谓“土地红利”,是指把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回报。土地红利在过去30 年中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土地红利使得我国工业化进程以低成本方式运行,加速了工业化进程;第二,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收收入切实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弥补了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第三,房地产市场和土地市场互相带动的双赢局面,促进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目前,在地方政府利益的驱动下,土地红利已呈现出日益衰竭的趋势,中央政府将提高征地补偿数额,提高三大生产要素中土地资本的价格,土地红利对中国经济的驱动作用趋近尾声。(4)改革红利

研究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脉络和逻辑框架,不难看出持续不断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最大红利,尤其关键时期的改革,对于国民经济更是具有至关重要的积极效果。改革红利的释放是通过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来实现的。30多年来,我国主要进行了所有制改革和市场机制改革。然而改革进程远未完成,其中,包括市场经济各要素比重、企业制度、对外经济结构、金融市场利率在内的诸多环节,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这种状况也为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2.改革与其他三大红利的关系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几年之内逐步消逝,进出口红利难以为继,土地红利已经衰竭,而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已经迫在眉睫。改革能破除人口、进出口、土地三大红利的瓶颈,或者引导其转型为新的红利,而这同时也是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的一部分。虽然我国人口红利已近拐点,但及时的改革可以延长红利拐点,并促进新的红利产生。首先,要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次,要加快产业升级换代。目前劳动力素质提升的空间和潜力巨大,高端劳动力的成本水平尚处低位,正确处理好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的关系,实现劳动力内部结构调整与经济升级转型之间的有机搭配,将成为人口红利变迁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对外贸易曾经给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但受外部因素影响,短时期内我国进出口红利可能逐渐消逝,导致传统产业的终端需求大大降低,倒逼新一轮产业改革。如果发挥改革作用,产业转型升级成功,未来进出口红利可能会再生。土地资源具有供给弹性低的特点,我国土地资源本身有限,土地出让的无节制增长和粗放利用已使我国土地红利日益衰竭。

3.未来我国的三大改革红利

我国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其效用基本发挥完毕,我国需要继续改革,深化改革。未来5-10年,我国潜在的改革红利在于内需红利、城镇化红利和制度红利,本文对此进行详细分析。(1)内需红利

国外资本和产品对中国市场一直非常青睐,说明中国内需消费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消费有望成为下一个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其次,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大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这很受人瞩目,但更要完善分配制度,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在初次分配时兼顾公平,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转移支付,增加刚性需求者的消费能力。再次,完善我国福利体系。通过制度设计,完善我国公民的四种最基本权利(就业、医疗、教育、住房)保障体系,这不仅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更是将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需求转化为长期内需的保障。

(2)城镇化红利

城镇化红利很可能成为我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我国当前需要加速城镇化建设,释放城镇化的巨大红利,这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比较迫切的改革有三点:一是土地制度改革。只有进行土地改革才能打破城乡二元经济,解决由于土地产权制度而对农村进行的“剪刀差”式掠夺,逐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而且可能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和消费潜能。二是户籍制度改革。这是推进城镇化、释放经济潜能的关键。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大批进城的农民工没能享受到市民待遇,消费需求无法释放。三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必须同步进行,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固本强基,有序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3)制度红利

一种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积极性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发展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创新。另外,内需红利和城镇化红利的释放都有赖于制度红利保障,所以中国改革红利释放严重依赖于制度性红利再造。首先,要做好制度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制度红利释放的战略路径。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其次,要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相关制度出台。再次,要用制度创造机会公平。导致贫富不均的重要原因是机会不均,这需要向利益集团开刀,会遇到阻力,但是势在必行。要深化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破除其在行业进入、资源使用、信贷支持、产品定价等方面的特权,调高其利润上缴比例,公平分配利润,规范国企高管薪酬制度,逐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总体来看,三大改革红利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需要做好规划,统筹兼顾,以最大化地释放改革红利。

参考文献:

1.厉以宁.改革创造新红利[J].观察家,2013(2)2.张飞.释放改革红利需要突破口与路线图[J].上海证券报,2012(12)3.孙长学.借“制度红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稳中求进”推进改革的政策取向探讨[J].中国经济导报,2012(2)

第二篇:改革红利说

改革红利说

2013年03月18日 08:00

来源:《求是》期号:2013/06作者:刘世锦

一、我国经济社会历史性巨变是改革红利的具体体现

中国以往历史和有关国际经验都表明,即使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较好甚至优越,并不一定能够促成快速的经济发展。所谓“资源诅咒”,指的就是有的地方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却长期陷于贫困。关键在于能否有一套好的体制机制,有效组合和利用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进而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出来。改革就是要创造这样的体制机制。而开放则把发展中短缺的产品和要素,如机器设备、资金、技术、管理体制等引进来,使我们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要素走出去,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人们经常能够看到的现象是,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物质条件还是那些物质条件,体制改了,生产效率就得到极大提高。这个“多出来”的部分,正是改革红利。

二、新阶段改革红利要靠“精耕细作”

党的十八大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并列提出的目标,含义深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将会有所变化。

据二战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和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实际判断,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正在逐步转入中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将会使我们面临以往未曾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增长阶段转换期内在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有可能引发增长过程中大的起落,高速增长期潜在的金融财政和产能过剩等风险可能显露;另一方面,新增长阶段虽然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但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更加讲求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在这个阶段,将会涌现出一系列新增长点,包括在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质量的城镇化,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加快发展,在持续技术追赶的同时创新的重要性上升,主要由中等收入阶层拉动的消费升级,更具深度和质量的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如此等等。这些新增长点将打开我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因此,增长阶段转换,增长速度放缓,并不意味着有些人所说的中国经济“衰落”,相反,将会开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新战略机遇期。

第三篇:简单论中国经济展望

刚才xxx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下他有关于教育的中国梦,那么我想说说我自己的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中国梦吧。我觉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是中国老百姓的中国梦。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有了许多非常辉煌的成就,也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这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加快的同时,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社会生活中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更加显现,一些影响社会公平、和谐、稳定的矛盾与问题更加突出,如城乡群众的收入水平总体较低,教育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土地纠纷、就业难、看病难等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些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突破800—1000美元大关,就进入了贫富分化、利益冲突的“多事之秋”,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中国为偶,在快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这本是无法避免的问题,鱼和熊掌从来不可兼得。正因如此,我国在2004年跨进了这一“门槛”之后,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向世界表明了正视现实的勇气和智慧。古语说:“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环境,发展就无从起。从世界范围看,稳定一直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许多国家经济搞不上去,既不是因为缺少资源,也不是因为没有市场,而恰恰是因为社会稳定出了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稳定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先决条件。没有稳定,非但投资者不敢来,企业也没法发展,老百姓更没有安生日子可过,提升内需、经济转型最终都会成为空话。所以,保持稳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非常关键的时期。这既是一个经济社会的“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我们只有维护社会稳定,才能抓住和用好这个关键期,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只有维护社会稳定,才能妥善解决我们面对的各种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只有维护社会稳定,才能化解矛盾,理顺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眼下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人心思稳的新时期。社会稳定了,人们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寻找发展的机会;经济发展了,人们对社会稳定的要求也就会更高。渴望能有一个经济不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的良好社会环境,是中国老百姓的共同期盼

第四篇:我国当前改革红利

材料科学与工程郑坚文2011051469

我国当前改革红利的变化

广义上讲,我国的“改革红利”是指国家通过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给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全部有益成果的总和。除改革红利外,我国另外两大红利分别为“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

在经历了30余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改革的实质性深化在当下却成为一个颇有沉重感的话题。改革走到了“深水区”,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进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会有人受损”的改革事项都已做完,任何一项深化改革的任务都会面临既得利益“固化藩篱”强有力的阻碍。各项改革已深度关联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过去在局部发力寻求突破就可以改观全局的空间已明显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验正集中于“全面改革”这个基本概念之上。现阶段的主要特征,我觉得可以用四句话来描述。“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随,“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总体路线图”与“最小一揽子”改革相配套。

改革能带来哪些红利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使社会财富不断涌流出来。具体来说,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等,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资源配置不断优化,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经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研究表明,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改革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由于工业生产效率高于农业,因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延宕多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这也是众多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另外,在国企的改革方面,经过30年的摸索,当前的改革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末开始的国企改制政策,抓大放小,扶植大型国企,对中小国企则采取“放”的态度,国家不再包养。这为中国经济赢得了制度红利,但红利并不是来源于“抓大”,而是受益于“放小”——无数的民营企业利用这一机会迅速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已超50%、出口贡献超30%、就业贡献超80%。

但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大型国企的不断庞大霸气,相对“放小”的优势,“抓大”的坏处愈来愈明显。

第五篇:浅谈三农的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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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三农的改革红利

浅谈三农的改革红利

2013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作为农业生产大国,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三农建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逐步完善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关键在于三农梦,三农建设的主体是农民,让农民受益获利是改革的基础,也是对三农的反哺。三农梦就在当下,中国梦还远吗?

1.社会救助制度性兜底,建立最低贫困保障线与平均收入挂钩、CPI挂钩、最低工资挂钩的联动机制,每年调整,保障最低收入人群的温饱和教育、医疗、住房以及就业能力。截至2012年底,全国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为109元,年平均补助为1308元,然而2012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农村低保与人均收入之间差距巨大。若参照目前大灾难如四川地震的受灾补贴标准每天10元加一斤粮,结合未来8年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那么全国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最低线为335元,年均补助为4020元,相当于2012年广东农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的38.13%(2012年广东省农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为10542.8元),全国的50%。最低线作为兜底,不足部分补齐,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由政府兜底,这些投入会实现百分百的消费产出,而且绝大部分为五保户、家中无劳动力或纯分散手工农业户,都是需要帮助的最困难群体。

同时建立一个贫困帮助线,例如在全国或当地人均纯收入60%以下,给予教育和医疗的帮助,可减少自负比例等,政府主导,社会帮助。4月11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西南财大课题组详解基尼系数0.61调查过程”一文中提到西南财大课题组负责人甘犁,德国这样结构的国家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都在0.5左右,提高最低工资和所得税对基尼系数影响不大,中国需要的是大规模的二次分配。美国最贫困的20%家庭平均收入是7500美元,转移支付后达到3万美元。中国最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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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的人口1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300元人民币(2012年新的标准)1.28亿人口,按13.4亿人口计,最贫困的20%,大约为2.7亿,基本为3.6亿内纯农业人口的78%,也就是除了农业大户后的小农农业人口,他们迫切需要二次转移致富。如果把贫困线提高到4000元(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估计基本就是这2.7亿人口。按照目前新的最低1000元以上的最低工资,打工人群家庭大部分都在5000元以上的人均收入,因此,他们也有部分属于需要帮助的人群,需要政府引导,社会帮扶。

2.实现农民职业化,现代农业需要职业农民,以广东看,根据省教育厅最新的文件,高中阶段升学率为93%以上,对涉农专业免学费,目前部分地区的农民仍为接受高中教育,也未受过没有受过农业的职业教育,农业现代化也无从谈起。在中新社的报道中曾提到在中国众多欠发达地区农村,青壮年人都外出打工,50岁以上的老人成了农村的主要劳动力。

结合劳动力年龄结构来看,对40岁以下农民,包括已完成高中阶段学习的农民补贴学习农业技术知识和农机知识,不但免学费而且包吃住,吸引农民学习现代农业知识。利用现有农村中小学的教室周末上课和农技站教师资源,平时可以开展户外农业实践和自学。此外,将农民职业教育纳入全民教育体系,开展职业专科培训、教育,毕业时给予相应学历。帮助农民增强农业种植、养殖技术的学习实践,有效提高农民了解使用农机的能力,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目前,中国9亿农民中2.7亿外出务工,参照劳动力的比例,实际上大约5.4亿农民可以算作准城镇化人口或非农人口,其余3.6亿农村人口,大约有1.8亿劳动力,考虑到牧业、渔业、林业等其他就业形态的农村人口,实际有从事以18亿亩耕地的农民大约9000万,人均负责20亩,一家两个劳动力大约40亩,两家就有80亩,大约就是家庭农场的标准,所以如果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现代化,而不是小农经济,目前大约还有4500万劳动力要转出,因此在做好农业现代化和农民职业化的同时,每年要有500万的农民转出。

3.实现农村就地城镇化,西部人口少的以县为居住点,中部以大的乡镇为居住点,东部以万人以上的中心村为居住点,同时对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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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论文 的乡村予以保留。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引导的过程,对以重建、新建、无居所、大翻修的农民居所实现城镇规划建房引导予以补贴吸引。《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乡村就业人员人数为39602万人,2008年乡村就业人员为43461万人,21世纪经济报道《智库建言改变供地方式并征房产税》中提到,现在进城务工农民数量为2.3—2.6亿人,农村人口数量减少,农村居民点闲置用地增加,目前规模达到185万—285万公顷,推进实现农村城镇化,加快土地流转已迫在眉睫。

当农民成为一个职业时,根据均等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效益,人口在5万左右才能达到规模效益,公共服务的社会成本最低,例如水、电、路、医院、学校、市场、社会管理、社区服务等设施,因此应当鼓励引导,而且就地城镇化不会有文化的冲突,以县以下的镇为集中点可以解决征地的土地性质问题,依然作为集体建设用地实现流转,并且这一措施已经在很多省产生了正效应,同时可以避免春节农民大迁徙。

配套地还要在相应较大的居住地建设工业区,一般以县为单位,视人口和当地资源、经济结构设立1-3个工业园区,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形成包括但不限于本地特色农产品加工等的支柱经济。在地级市形成本地特色的工业产业链,在省的范围要组合好经济特色的板块经济,相对全但有特点。同时,县以下工业园区也可以用乡镇企业模式征用土地,避免工业化进程中的土地出让使得农民“被”二次盘剥,让土地的增值受益留在农村、农业、农民。实际上在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大量的进城务工农民离开了农村农业,出现了农村空心化,例如广东清远清新县的秦皇村,十年前村小有98名毕业生,现在不足15名,大部分村民都已经搬迁大桥镇、清新县城或者广州等地,实现了产业转移、人口转移,农田抛荒很多,农田的流转也就有了基础,农业现代化也有了基础,因此工业化带动了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4.实现农民的移动互联网经济推动,现代社会是一个互联网的经济社会,既有微博、微信,又有社交网络、博客;既有电子商务、政府网站又有企业网站、APP应用。职业农民和农民工已经成为移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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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经济的主力军,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人已经遍布10——40岁的人口,甚至已经开始用移动互联网实现了网站建设、电子商务、社交发展、农业信息查询等。百度成为农民的一个重要导师,成为知识获取的一个重要驱动,加上互动的新型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新型农民获取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强,而且形成了自学习能力,在移动电话超过11亿的年代,基本人手一机,在偏远的农村,我们要将碎片化的学习时间和新的技术手段与扶贫结合,从过去的短信帮助跨越到移动互联模式,特别是在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的今天,我们更要发展绿色农业绿色食品,通过移动互联推动发展,既然农民通过他学习受益,又让农业生产更科学,让食品更安全,让环境更美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有保障的食品和蓝天白云。避免在新的城镇化过程中“被”污染。

5.对农村组织再优化,现在农村也出现了村干部的贪腐问题,特别是城中村,因此要对农村的组织再优化,将村民自治组织三重职能向现代组织架构转化,将原来的经济功能转为有限公司,农民成为股东;将原来的自我管理社会职能社会化,向社区服务职能转化;将原来的政权组织向居委会转化。同时对新的组织形态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管理,采用有限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模式,经营班子不再三年一届,使得三年一届的经济组织长期有效避免出现短期行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贪腐个人利益。居委会由于无利益,三年换届不会形成贪腐。社区服务可以形成政府购买或者经济组织内部服务购买的模式也可以改变浪费和不清晰的情况。

稳妥推进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流动迁徙,保障其与当地市民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带动其非劳动力家属的入户迁徙,保障他们在城镇化过程中就地享有教育、医疗、居住、低保、养老等的配套保障体系,让就业地与保障地一致。通过农民职业化和失业农民的补贴培训,确保农业现代化有充足的人力保障,避免出现50岁左右人群是现代农业的主力军。保住底线、以工业化带动实现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利用现代移动互联网跨越式发展,稳妥推进,让三农在改革中获得红利。中国梦,也是三农梦,我们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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