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政治体系改革关系

第一篇：中国经济、政治体系改革关系

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关系

内容提要：任何认识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中国的改革，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作为依据的。三十年的改革的特点是：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同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政治体制改革紧随经济体制改革而推进。未来改革的趋势表现在：影响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因素日益增多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发展

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国拉开了改革的帷幕，一段史诗般的辉煌历史自此展开。在改革的推进中，始终伴随着一个讨论的议题，即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三十年改革的历史和成功经验，为重新理解二者关系提供了现实注脚。反思、研究经济、政治改革关系的历史演变和未来趋势，对于推进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毛泽东说，事物间的诸多矛盾中，总是存在着一个主要矛盾，只要这个矛盾不解决，其他矛盾就不可能根本解决。主要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擅于抓住每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擅于发现主要矛盾的转移、潜在的主要矛盾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水平和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性质和变革。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前提和基础，生产关系都是建立在一定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合的时候，它就会有利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形成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两大规律。这两大规律，对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什么要求呢？

首先，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具有各自独立的内涵，因而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在重点、措施的选择上，提供了空间。经济体制通常是一国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及运行方式，是一定经济制度下国家组织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具体形式或者说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即是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进行的改革。政治体制指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和实施形式,是管理国家政治事务的规范体系，其次，经济、政治体制及其改革的相互联系，要求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同步性。从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上看，改革有一个总体性、全局性的整体目标。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都是总体改革中的部分，都要服从而不能脱离整个改革的全局，两种改革必须一致。80年代，中国曾经有启动过政治体制改革，后来发现因为经济的过于低下，导致人民的基本生活和国家的基本建设都得不到保障，使得社会容易陷入不稳定，经济问题成为了当时表观的主要矛盾，因此中国暂时搁浅了政治体制改革，希望首先快速提升经济实力，而邓小平指出经济发展的解决途径，也就是潜在的主要矛盾，正是经济体制改革。于是中国首先是进行经济特区试点，而后将成果和经验推广到全国，用了30年的时间，取得经济建设的光辉成就，完成了过去资本主义社会20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

政治经济改革要协调，重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这深刻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依赖和配合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战略意义：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力保证；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自身合法性、合理性的证明，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检验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效性。从近几十年世界的发展过程审视，许多国家，由于经济的混乱而导致政权的更迭、政治格局的变化甚至全局性政治**，说明了经济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紧密而内在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二者这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趋势要求：决策者需要有科学把握宏观、全局的能力、吃透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能力、面对复杂形势以及诸多矛盾和问题及时判断、解决的能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联系加强，既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同步发展提供了机遇，但由于成本增加、风险加大，也为改革的可能性“失误”带来更多的“出场”机会，更对决策者的决策能力和把握全局的智慧，提出了挑战。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指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努力与我国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个重要论述，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力保证。改革三十年，我们都是把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任务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后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中每一次认识的深化推动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关系上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使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密不可分。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为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也迫切要求政治的支持和推动，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提出了直接而具体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构成我国改革的重点，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改革实际状况所决定的。我国虽然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这一国情特点制约。从改革提出的背景看，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虽然搞了几十年，但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由于经济体制上追求空想化的“一大二公”，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出现严重脱节，再加上“文革”**的破坏，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已面临崩溃的边缘。根据现实我们党所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应也就突出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因此，重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客观根据作为支撑的。三十年来，我们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一改革重点，我国经济才形成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推动了政治、文化体制的改革。苏联之所以在改革中走向崩溃，就是因为在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时放弃了经济体制改革，错误的选择了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结果导致指导思想上的混乱、党和人民思想上的迷茫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崩溃。可以说，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路向选择，使我们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最后形成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以劈山开路的气魄，一路凯歌的塑造出中国辉煌的三十年。

影响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因素日益增多。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与世界形成一种“共损共荣”的关系。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维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但中国长期以来实施的投资加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战略，经济基础较差。再加西方一些国家和势力故意打压，这些因素为中国的发展增加了相当难度。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国的政治发展不仅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与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国际上的民主化浪潮，为我国民主政治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但我国制度与它们不同，西方国家又为了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加紧了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推销，并在价值观、文化观等方面强化了对中国的侵蚀，从而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由于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增添了“不确定性”。比如，对于改革的认识，对于中国发展形势的判断，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对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前景的预测，不同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对于如何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对于改革步骤的选择和改革道路的确定，增加的许多不确定性影响甚至干扰因素。因此，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步发展，由于诸多因素的混合效应影响，既为改革路向选择增添了难度，也对决策者在复杂环境为中国改革的把关定向提出更高的智慧要求。

第二篇：政治政党关系

政治关系之我见

政治文明是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其形成和发展受社会政治环境、历史传统、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文明包括政治理念文 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法治文明等内容，其中政治制度文明具有核心地位。在现代社会，政党制度作为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方面，与政治文明关系十分密切。本文 试图就中国政治文明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相互关系作相应的理论探讨。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在近代的转型孕育了中国近代政党的诞生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是华夏先民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适应于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一种文明形态。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在近代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冲击使之发 生了转型。一是强调儒家政治取向的经世思潮得到发展,二是现代化历程的被动开启严重挑战了传统秩序,三是以契约论和民主理念作为合法性理念和政治价值理念并与天命理念和民本理念基本对立或格格不入的西方政治文明的引入和传播。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迅速发展，为政党的建立扩展了群众基础和领导骨干。1905年成 立的中国同盟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革命纲领，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已经建立 起统一的政党。改良派和立宪派也加快建党步伐，积极谋求政党地位的合法化。流亡海 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积极筹划建立正式的政党组织。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 宪，促进了国内外立宪分子的建党活动，先后建立了帝国宪政会、政闻社、预备立宪公 会等，并组织发动了数次请愿运动，要求开放党禁、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然而19 11年4月首届责任内阁成立，立宪派大为失望，遂成立宪友会与钦选议员在资政院中展 开斗争。随后，清政府颁发了所谓《实行宪政谕》和《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 》，从而取消了对政党的限制。虽然政党的合法化过于迟缓，但毕竟突破了传统政治文 明对政党的敌视，树立起一种全新的观念，推动了政党的发展，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 党制度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历史选择

中华民国时期上承传统封建君主专制，下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政党 组建、分化剧烈，活动异常频繁的时期，实践过多种政党制度形态。中华民国确立共和政体，初年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当时党人一致认为政治竞争的 理想模式是两党竞争，并开展了组建两大政党的活动，但未能如愿，最后有多党参加了国会竞选。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决心重新建立一个革命的党来重建民国。他倾向于用一党制 的新思路代替多党竞争，但并不排斥进步党派。后来他接受了苏俄和中共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进展。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等以实行“训政”为名，强化一党专制，确立起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虽然被迫在党禁方面有所松动，设立了国民参政会，推行所谓战时体制，但这些变化实际上包含着国民党“以党渗政”、为实行宪政后继

续维持事实上的一党制作准备。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 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反动面目迅速暴露，其法西斯统治，遭到中国共产党和绝大多数中间党派坚决反对，最终丧失了在大陆的政权。这表明排斥其它党派的一党制，在中国也缺乏合适的土壤，同样不适合中国国情。与上述情况完全不同，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开展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中普遍建立起“三三制”政权，与其他党派开展合作,创造出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多党合作制的雏形。在随之而来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紧密合作，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发挥了直接的作用。这说明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模式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适合中国的国情。

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承担了艰巨的任务，建立民族国家政权的过程与革 命的过程同社会淘汰性选择政党和政党制度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合而为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经过革命的洗礼而形成，它显示出不同于别国政党制度的自身特色，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一是有助于避免多党竞争政权造成的无序状态和资源浪费，减少政治成本；二是有助于多个党派群策群力，共同进步；三是验证并强化了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政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框架是在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步形成，而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框架得以建构起来，则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 确立为基础的，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探索。

在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过程中，中国发展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多党合作的体制 和运作机制。目前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17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有9位；在29位全 国政协副主席中有14位；还有14位担任国务院部委或直属局的副部长、副局长。全国各 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担任县(处)以上的党外领导干部达9000多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其运作主要包括政治协商、合作共事、互相监督等多种形式，而且这些形式已经 相当制度化。其中，政治协商不仅包括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等，而且包括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 邀请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的代表人士举行民主协商会、座谈会、谈心活动等；合作共事不仅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吸收各民主党派的部分成员到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而且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召开全体会议和有关会议讨论工作时可视需要邀请有关民主党派人士列席、政府有关部门可就专业性问题同民主党派对口协商等多种形式；互相监督也体现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合作关系，民主党派可通过政协各种会议提出建议、向政协会议提出议案、政协委员视察或举报等形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尤为值得指出的是，全国政协与全国人大同时召开会议(新闻媒体一般称为“两会”)，已经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 党与八个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内容和

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总原则，规定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和合作共事 的各种形式和具体安排。可以认为，这个《意见》包含了对十六字党际关系准则的确定、民主党派政治价值的肯定和多党合作运作机制的制度性规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四条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将政党制度纳入了宪法的框架体系。

四、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有效途径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的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但直接增强我国的政治实力，而且影响到经济实力、外交实力、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提高和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任务，现在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这显然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必将对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包括两方面的价值理念：一是在政治领域中表现为保证 和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在社会领域中表现为为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创造政治条件。

在多党间形成核心与合作模式而非竞争模式是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长期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突出特色。无论是根据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来完善政党制度，还是通过完善政党制度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都必须从加强和改善执政党、参政党及其党际关系三个方面来进行努力。首先，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第二，要更充分地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功能。这主要应从两个方面来作出努力：一是民主党派自身要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对成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基本国情教育，增强党派成员的政党意识和参政意识，加强与所代表阶层的实际联系，提高利益代表、聚合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并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机关建设、做好组织发展工作、积极发挥基层组织作用等方面着手，健全组织体系，提升参政议政的实力和水平；二是充分利用保障民主党派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规定，通过发挥民主党派成员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加强民主党派成员在政协中的协商与监督功能、保证民主党派成员在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中有职有权、完善中国共产党所邀集的各种协商活动等，拓展民主 党派参政的空间，增强民主党派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第三，要进一步优化党际关系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既强调共产党的领 导，同时又充分肯定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这种党际关系既是中国政 党制度的特色，也

是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

众所周知，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最终要从这些党的奋斗目标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中国各民主党派所高度认同并作为共同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党际关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的进一步优化。因此，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采取切实措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制，这必将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的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王邦佐等编著：《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茅家琦著：《晚清史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梁》，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4]宋春主编：《中国的政党》，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5]杨幼炯著：《中国政党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6]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至四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7]邱钱牧主编：《中国政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8]窦爱芝编著：《中国民主党派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9]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国革命与民主党派》，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10]殷啸虎著：《中国宪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1]王永祥著：《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2]徐矛著：《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13]朱汉国著：《中国政党制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4]宋春 刘志超主编：《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5]萧超然主编：《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6]王邦佐主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7]《多党合作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学院：化生学院专业：08化学姓名：林温琪

学号：0810010052010年12月23日

第三篇：探讨改革思路把脉2014年中国经济形势

探讨改革思路把脉2014年中国经济形

势

作者：时间：2013-12-27浏览次数：320 次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办的“2014中国经济形势解析高层报告会”12月21—22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致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张国宝、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分别作主旨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出席会议并主持。

在为期一天半的报告会上，来自中央各部委的官员和专家学者深入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探讨深化改革的思路和举措，把脉2014年中国经济形势。

陈昌智在演讲中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内涵丰富，充分展示了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化改革的坚强决心和巨大勇气。从中也可以发现，改革覆盖面广、重点突出、时间明确，改革的力度空前。

陈昌智说，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让全社会感受改革带来的新变化、新机遇，凝聚改革共识，增强改革信心。此外，要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根本上说还是发展的问题，《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为全面深化改革明确了着力点和突破口。

李伟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正在倒逼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未来全球经济的缓慢增长将可能延续较长时期，中国外需超常增长的“风光”不会再现；围绕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技术竞争越来越激烈，经济转型升级是中国在竞争中取胜的根本需要；人口年龄结构正在经历转折性变化，靠资本高投入、劳动力充足供应且低成本实现增长的模式难以维持；国内的环境污染已经逼近人民群众可承受的极限，推动集约发展、清洁发展事不宜迟；中国正处在由上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过渡的时期，产业结构升级是大势所趋。

李伟认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必须不折不扣地落实三中全会的各项决策部署，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转变发展观念，正确把握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其次，处理好短期政策目标和长期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三，将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任务；第四，以科技创新引领和支撑经济转型升级；第五，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张国宝在主旨演讲中，对中国能源形势、能源战略、能源改革做了全面阐述。他认为，为了使改革顺利推进，也为了使改革少付出代价，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仍然是今后改革采取的有效方法。按照这个精神，能源体制改革要先易后难，首先从取得共识的地方入手，对于暂时取得不了共识的地方，应该创造条件或者深入研究争取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对于明年的经济形势，张军扩在演讲中分析称，总的来讲，明年需求环境与今年大体相当，不会比今年有明显改善，但也不会恶化，基本保持稳定；外部环境将有所改善，投资增幅略有回落，消费保持基本稳定；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略低于今年；宏观政策总基调为稳中求进、改革创新。

朱光耀在主旨演讲中分析了明年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主要包括：明年1月1日美联储将对已实施五年的量化宽松政策进行调整；世界经济贸易格局或重塑，主要指

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贸易谈判和跨大西洋贸易谈判可能会在明年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国际金融监管体系规则或有重大变化，主要指银行大而不倒的问题、影子银行问题以及衍生产品的跨境交易问题；欧元区在统一金融监管方面2014年或取得重大进展等。

阎庆民在主旨演讲中提醒中国银行业要关注五类潜在风险。主要包括：产业政策调整带来的风险、金融市场深化改革带来的风险、地方债务传递的风险、类金融机构传染的风险以及银行业内生的风险。他表示，下一步，要继续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继续推动银行业的全面改革；继续实施行之有效的监管政策；继续坚持风险为本的监管导向；继续发挥市场的约束作用。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形势，刘世锦在主旨演讲中称，我国经济仍将处在一个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到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他说，中国经济要争取尽快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形成一种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即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而经济要想实现中高速的稳定增长，就要通过深化改革来促进。

杨学山在主旨演讲中，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进行了展望。他表示，当前，面临人口增长和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需求的满足方式和产品的生产方式需要转变；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的要素和模式依旧，但依存的经济活动空间已发展到信息物理空间，商业模式、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新业态和产业之间的连接模式都在转变中。要把握方向和规律，结合国情和当前关键问题的求解，统筹谋划、区别对待、务实与前瞻结合，用改革开放的思路主动推进产业发展转型升级。

商务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王受文，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党组成员郑京平，中国证监

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等官员、学者也分别在报告会上作主旨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作会议总结。

此外，本次报告会后，还进行了两场专题会议，分别为全国政策咨询信息交流与协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第一次工作会议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型城镇化、房地产发展趋势对话会议。

第四篇：200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评述：改革如影随形

200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评述：改革如影随形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３日电（赵承、杜宇、张晓松）如果说宏观调控是２００４年的关键词的话，那么改革无疑是与之如影随形的另一个亮点。

回顾过去的一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专家说，没有宏观调控，就不会有今天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没有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出现充满活力的经济局面。

在宏观调控中深化改革，在改革中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中国不但缓解了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更为持续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体制基础。

把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紧密地结合起来

２００４年的宏观调控，重点之一是控制固定资产的过快增长。２００４年的体制改革，最大的动作之一是酝酿十几年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出台。一个是控制，一个是放开，两个相反的指向，凸显了这一年既抑制增长中的不健康因素，又激活增长中的市场化因素的政策取向。

如果按照传统的观念，在政府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重要时刻，推出投资体制改革是不可思议的。这确实需要巨大的气魄和胆略，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超艺术、强大能力和坚定信心。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说，中央反复强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标本兼治，把加强宏观调控同推进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实践中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消除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没有停步，而且在加速推进。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在加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方面，既运用财政政策加大了对农民的各种补贴，又在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了逐步取消农业税的改革措施。

在粮食供求出现新情况的背景下，从今年起，国家开始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让市场价格信号引导粮食生产，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正在建立起来。

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重要时刻，推出投资体制改革。改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制为核准制和备案制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正在逐步消除盲目投资扩张的体制性因素，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更强的内在动力。金融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农村信用社改革扩大试点范围，从体制上为发展农业提供资金保障。截至９月末，已有１０家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挂牌成立，经批准筹建的还有１４家。

税收制度改革迈出新步伐。出口退税机制进一步完善，东北老工业基地８个行业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正式启动。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效明显。今年５月，国务院又取消和调整了４９５项行政审批项目，从而使国务院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一半。

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进价格特别是电价改革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创造出既快又好的经济局面

盘点２００４年的经济，最大的亮点之一无疑在农村。我国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出现了“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好势头。

今年河南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总产量比去年净增７００多万吨。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幅８年来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首次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

农业大省河南，是中国２００４年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今年全国粮食增产形势已成定局，一举扭转了连续４年减产的局面。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达到了１１．４％的高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专家说，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得益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仅农村税费改革一项就使我国农民“减负”３０％以上。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主要财务指标已达到或接近国际上大型商业银行的水平，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取得良好成效！”这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１１月３０日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积极准备上市工作，并将按国际上市标准择机上市。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引起了世界金融界的瞩目。

截至今年１０月，国资委已与１８７户中央企业签订了２００４经营业绩责任书。中央企业负责人任期考核工作已正式启动。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与此相对应的是，今年前十个月，４７４户国有重点企业在电力、煤炭、石油石化和外贸等行业的拉动下，产销加速增长，实现利润５１８２．６亿元，增长４８．３％，增速比前三季度加快３．４个百分点。

速度增长较快，物价温和可控，就业继续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良好。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中国今年经济的评价。前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同比增长９．５％，没有出现大的起伏。在投资增长逐步回落的同时，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全国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城乡居民收入都有大幅度的提高。

在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作用下，中国经济动力源源不断。

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大起大落的体制性因素

投资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压力较大、能源供应紧张，２００４年经济发展中暴露的问题，无一不能寻找到体制的弊端。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在这轮投资高增长中有明显的表现。尽管地方政府直接投资的领域越来越少，但可以通过在土地、政策优惠上开口子，促进投资的增长。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政府定位和职能问题，还有政绩考核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经济调节的功能增强了，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还不到位，政府职能转变与经济体制转型存在着时间差。

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投资盲目扩张和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问题，根本原因是体制不健全，法制不完善，增长方式粗放。这些问题的解决单靠经济调控是不够的，必须从改革入手，从根本上消除体制性、机制性弊端，建立长效机制。否则旧病复发的可能性就会一直存在。

近一年来反复出现的煤炭与电力的价格争端，也在于电煤定价体制存在着问题。经济专家指出，不从体制上解决这些问题，永远理不清电力企业和煤炭企业的关系，只能加剧电力与煤炭供应紧张的局面。

２００４年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凸显出改革的紧迫性。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确实做到有保有压。着力从改革的角度，解决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深层次矛盾，将会成为明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研究院的专家认为，今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实施后，需要抓紧修订完善配套措施，重点是明确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权限及规范各自的投资行为，促进社会投资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

加快公共和垄断部门的改革。对公益部门可以放松投资管制，引入社会竞争，但必须加强政府监管，防止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继续深化电力、铁路、电信等垄断部门的改革，政府从依法管理、提高信息透明度和价格监管等方面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管理。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改革，都需要向纵深推进，推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新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是，也经历过起起伏伏。在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的实践中深化改革，破除经济发展的障碍，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大起大落的体制性因素，将是中国经济保持持久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完）

第五篇：论改革红利与中国经济新发展

论改革红利与中国经济新发展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受益于人口、进出口、土地和改革四大红利，但人口红利即将迎来拐点，进出口红利正在消失，土地红利趋近尾声，只有改革红利需要进一步释放。人口、进出口和土地红利不会迅速消失，经过改革后还能继续为我国经济增长服务。未来5-10年，改革红利将是我国最大的红利，我国潜在的改革红利在于内需红利、城镇化红利和制度红利,这些红利的释放需要一系列的变革，并且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影响，需要统筹兼顾。

关键词：四大红利

改革

经济发展

内需

城镇化

制度 正文：

1.我国改革开放的四大红利及现状

（1）人口红利

近年来年来，我国劳动人口占比持续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在国际竞争中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由于我国处在产业层级较低阶段，劳动人口不需要过多的教育便可进入市场，所以无需提供较高工资，且无需提供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劳动力成本被压低，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和房地产业的成长提供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但是，受计划生育国策等影响，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明显减缓。国内外一些研究机构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将于2015 年出现由正到负的“拐点”。“人口红利”的高峰期将过，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会进入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2）进出口红利

进出口作为近十多年来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盟地区的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的状态，中国进出口面临着增速平台下移的压力，而且可以肯定这在今后几年也将是一种常态。在短时期内，中国进出口增速的持续下滑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进出口红利对经济的驱动效应可能逐渐消逝。（3）土地红利

所谓“土地红利”，是指把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回报。土地红利在过去30 年中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土地红利使得我国工业化进程以低成本方式运行，加速了工业化进程；第二，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收收入切实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弥补了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第三，房地产市场和土地市场互相带动的双赢局面，促进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目前，在地方政府利益的驱动下，土地红利已呈现出日益衰竭的趋势，中央政府将提高征地补偿数额，提高三大生产要素中土地资本的价格，土地红利对中国经济的驱动作用趋近尾声。（4）改革红利

研究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脉络和逻辑框架，不难看出持续不断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最大红利，尤其关键时期的改革，对于国民经济更是具有至关重要的积极效果。改革红利的释放是通过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来实现的。30多年来，我国主要进行了所有制改革和市场机制改革。然而改革进程远未完成，其中，包括市场经济各要素比重、企业制度、对外经济结构、金融市场利率在内的诸多环节，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这种状况也为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2.改革与其他三大红利的关系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几年之内逐步消逝，进出口红利难以为继，土地红利已经衰竭，而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已经迫在眉睫。改革能破除人口、进出口、土地三大红利的瓶颈，或者引导其转型为新的红利，而这同时也是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的一部分。虽然我国人口红利已近拐点，但及时的改革可以延长红利拐点，并促进新的红利产生。首先，要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次，要加快产业升级换代。目前劳动力素质提升的空间和潜力巨大，高端劳动力的成本水平尚处低位，正确处理好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的关系，实现劳动力内部结构调整与经济升级转型之间的有机搭配，将成为人口红利变迁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对外贸易曾经给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但受外部因素影响，短时期内我国进出口红利可能逐渐消逝，导致传统产业的终端需求大大降低，倒逼新一轮产业改革。如果发挥改革作用，产业转型升级成功，未来进出口红利可能会再生。土地资源具有供给弹性低的特点，我国土地资源本身有限，土地出让的无节制增长和粗放利用已使我国土地红利日益衰竭。

3.未来我国的三大改革红利

我国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其效用基本发挥完毕，我国需要继续改革，深化改革。未来5-10年，我国潜在的改革红利在于内需红利、城镇化红利和制度红利，本文对此进行详细分析。（1）内需红利

国外资本和产品对中国市场一直非常青睐，说明中国内需消费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消费有望成为下一个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其次，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大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这很受人瞩目，但更要完善分配制度，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在初次分配时兼顾公平，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转移支付，增加刚性需求者的消费能力。再次，完善我国福利体系。通过制度设计，完善我国公民的四种最基本权利（就业、医疗、教育、住房）保障体系，这不仅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更是将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需求转化为长期内需的保障。

（2）城镇化红利

城镇化红利很可能成为我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我国当前需要加速城镇化建设，释放城镇化的巨大红利，这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比较迫切的改革有三点：一是土地制度改革。只有进行土地改革才能打破城乡二元经济，解决由于土地产权制度而对农村进行的“剪刀差”式掠夺，逐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而且可能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和消费潜能。二是户籍制度改革。这是推进城镇化、释放经济潜能的关键。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大批进城的农民工没能享受到市民待遇，消费需求无法释放。三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必须同步进行，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固本强基，有序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3）制度红利

一种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积极性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发展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创新。另外，内需红利和城镇化红利的释放都有赖于制度红利保障，所以中国改革红利释放严重依赖于制度性红利再造。首先，要做好制度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制度红利释放的战略路径。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其次，要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相关制度出台。再次，要用制度创造机会公平。导致贫富不均的重要原因是机会不均，这需要向利益集团开刀，会遇到阻力，但是势在必行。要深化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破除其在行业进入、资源使用、信贷支持、产品定价等方面的特权，调高其利润上缴比例，公平分配利润，规范国企高管薪酬制度，逐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总体来看，三大改革红利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需要做好规划，统筹兼顾，以最大化地释放改革红利。

参考文献：

1.厉以宁.改革创造新红利[J].观察家，2013(2)2.张飞.释放改革红利需要突破口与路线图[J].上海证券报，2012(12)3.孙长学.借“制度红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稳中求进”推进改革的政策取向探讨[J].中国经济导报，2012(2)